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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垄断到定价权,还需要护城河的持续保护,市场不会凭空给任何一个玩家让出定价权。什么样的公司能形成护城河?同赢家通吃型公司相似,需要用户黏性、规模效应、技术壁垒。
网络效应把用户黏性架空于产品内容之外,让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拴住用户。即使有一天我们对微信的功能不满,也不会舍弃它。因为我们对于微信这个产品的依赖,是基于背后的社交网。这种强用户黏性下,微信将互联网最常规的变现形式――电商、游戏、广告一股脑推出,就是一种典型的定价权。
规模带来资本效益。公司业务运作不是相互区隔的,新进流量都能关联到全体业务的协同,而不是只局限于一个部分。规模越大,公司整体影响力就会越大,定价权越强势。天猫、京东等电商是典型代表。
技术先人一步,目的也就是建立技术壁垒。这一点很好理解,只有你能做的事,你的发言权肯定是最大的,用户(包括供应商)对你的定价权出现异议的可能性很小。搜索引擎是典型代表。
没有建立定价权的可能,高估值就会虚掉。映客、花椒等直播公司,可能并不符合赢家通吃、获取定价权的条件。直播行业是轻社区重内容,看客完全没有通过相互的社交网形成对平台用户黏性的可能。相反,主播一走,用户很容易流失掉。
而在规模效应上,基于网红组合模式的直播平台,本质上也是一个个区隔的空间。大主播让平台大挣一笔,小主播却不断让平台亏损流量费。整个平台享受不到观看人数、主播入驻数量带来的好处。大部分直播平台,目前都处在亏损状态。
至于技术壁垒,直播平台就更谈不上了。所以,这些70亿元、100亿元的估值,因为定价权的低可能性,估值虚高得并不符合底层逻辑。
除了直播行业,即使像小米这种大规模的智能硬件公司,本质上还是在依靠人口红利、消费升级进行扩张。一旦这种模式走到尽头,小米获得市场定价权的难度将会更大,估值的空间就会收窄。
毫无疑问,赢家通吃是建立定价权的重要路径。但这不是唯一的路径,只要能实现定价权,其他逻辑也未尝不可。
关键词:品牌;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观察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关系表现在:区域品牌较好的地区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也较好,反之,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往往落后。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强势品牌越多,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则所创造的国民财富就越多,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品牌塑造是密切相关的[1]。
一、文献综述。
波特(1998)认为,区域品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产业群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产业集群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获得交易成本、外部经济和创新等方面的竞争力。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区域经济效益的提高,区域品牌效应凸现,提升区域品牌就势在必行了。波特(2002)又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簇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簇群,带动区域周边地区的发展。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品牌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国内已有许多研究。孙宏杰(2002)认为,区域品牌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品牌效应,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产业产品的主体和形象,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夏曾玉(2003,2004)通过对“温州现象”的考察,分析了建设区域品牌的好处以及温州建设区域品牌的经验。陈方方(2005)强调,地域品牌有识别、搭载、聚集、刺激的经济效应。何铁(2005)指出,品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吴程或(2005)认为,区域品牌可以增强区域的核心竞争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能够形成地域分工与产业分工的有效结合,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武跃丽(2005)认为,区域品牌比单个企业品牌具有更持续的品牌效应,更强大的吸引力,在对外宣传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肖志明(2009)从品牌带动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通过晋江品牌带动经济增长模式,找到品牌带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品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区域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至今还没有系统化,尤其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品牌带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应展开清晰、彻底的研究。所以实施品牌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时展和经济转型的紧迫要求,构建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振兴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
二、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机制”一词的含义为[2]:事物在内因与外力共同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原理及其表现形态。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机制是区域品牌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产生的一些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因素共同起作用,以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区域品牌,使区域经济和区域品牌共同持续发展。
1.区域品牌的内在带动机制。
(1)外部规模带动机制。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首先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后经克鲁格曼等学者的完善而得到发展。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认为[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业规模较大的地区比行业规模较小的地区生产更有效率,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该地区厂商的规模收益递增,这会导致某种行业及其辅助部门在同一或几个地点大规模高度集中,形成外部规模经济。通常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企业中,多数的企业规模比较小,内部规模经济难以观察,然而,由于分工的不断外部化和专业化生产的深入,各个企业的生产都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和特定的经济环节,产品和服务可以同时满足其他厂商的需求,区域品牌的外部规模经济也就显现出来。相对于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对于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2)空间集聚带动机制。
大量中小企业在大城市的近郊区或中小城市(镇)集聚成群,空间上的接近使经济活动高度密集。从硅谷到中关村,从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到深圳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从娱乐业、金融业、酿酒业、冶炼业到高科技产业的集聚,都是因为有某种或某些优势资源的存在,这些优势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农产品、矿产资源、水陆交通的便利)、人文资源和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等,这些资源是企业集群在某地诞生的个性化条件。另外,空间集聚不仅带来生产上的外部经济性,而且还产生智力与管理外溢。例如:对于集聚的企业,即使自己不进行科研开发,也可以因久居此地而享受智力包括隐性知识外溢带来的好处,如:由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集聚使当地企业技术进步比其他地区的企业更快,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使区域品牌企业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3)整体优化带动机制。
整体优化效应是指群体内各组织由于增长上的协调而产生的收益。区域品牌的特性表明,集群区域品牌是一个天然的区域创新系统,在某一区域的机构集中能够形成一个共享的文化与学习区域,产生一个学习与知识传播的网络,积淀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系统的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进步。如作为高技术集群区域品牌的典范,硅谷因其知识密集、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鼓励冒险并容忍失败的氛围、开放的商业环境、产学研的互动、政企与非赢利机构的合作、专业化的商业服务机构、高质量的生活等特点而被誉为“技术进步的源泉”。
2.区域品牌的外在带动机制。
(1)关联带动机制。
区域品牌形成的基础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一般都有一个主导核心企业,通过该主导核心企业的衍生、裂变、创新与被模仿而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区域品牌。一个区域有某个领域的产业或企业出现,随即与之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的原材料、零配件供应、产品制作、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就会在空间分布上不断地趋向集中,汇集于区域的各企业,通过合作与交流,寻求规模经济,寻求互动式学习和创新,寻求在产业价值链上新的机会和更有影响力的竞争位置。
(2)扩散带动机制。
区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与区域外围之间通过双向联系来获取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料、燃料、劳动力和技术,同时也为其他区域提品和服务。区域品牌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会形成对原材料、零部件及辅助产品等的较高需求,从而刺激相关部门的建立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4]。
3.不同类型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机制。
(1)由特色资源、技术工艺形成的区域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
地理气候、地貌条件和文化特质、传统工艺是很难移植和模仿的,有些区域品牌的形成在于其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或是因为悠久历史的特色技术工艺,如新疆哈密瓜、杭州龙井茶、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等。在特定区域内,基于当地独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人文环境或特色技术工艺,围绕某一主导产品或产业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步树立起来能代表本地区特色的品牌。这种具有特色竞争优势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它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5]。比如河南信阳毛尖、福建安溪“乌龙茶”和“铁观音”系列、浙江安吉白茶等。这些地方借助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茶文化促进茶产业发展,并通过区域品牌效应在市场上实现品牌对产品的增值作用。
(2)由产业集群形成的区域品牌的带动机制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区位特征、资源共享特征),使区域内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形成区域品牌的特色和竞争优势。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产业品牌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模仿的。这些具有特色的产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应,他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三、发挥品牌效应,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树立用品牌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
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品牌主导。我们对于世界经济强国的了解和认识大都是从品牌开始的。
通过波音、通用、微软、可口可乐、沃尔玛,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强大的美国;通过奔驰、西门子,我们认识了德国;通过三星、现代,lg、了解了韩国。同样,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和市场的渗透、占有和垄断,也是通过这些品牌实现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品牌的好处,他们高度重视品牌战略,许多国家把品牌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始终把打造品牌作为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战略,坚持不懈地围绕自己的品牌来提升产品质量,培育企业文化,提供优质服务,推进自主创新,最后形成今天的世界性影响力,这一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此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产业龙头、产业链条、产业集群,树立用品牌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2.搭建用品牌整合资源的平台。
品牌的基础是企业和产品,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重视品牌的培育和研发,加大品牌创新推广的投入,不断开发出掌握核心技术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应市场需要的品牌产品;对于企业现有的品牌应该进一步巩固提高,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鼓励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的生产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等多种途径进行品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着力打造区域经济的旗帜品牌。
以知名品牌企业为龙头,以标准化生产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品牌规模效益,把现有品牌进一步做大、做优、做强,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品牌走出省门,争创中国名牌和世界名牌,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通过授权生产、授权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实现快速的品牌扩张、规模扩张、市场扩张。如吉林化纤“白山”牌商标被认定驰名商标后,大力推进商标许可使用,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因此,广泛深入地开展品牌建设研究和交流工作,搭建品牌建设的公共平台,为充分发挥优势品牌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奠定基础,继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整体优化区域资源,奠定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基础。
区域品牌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在市场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定位的实质就是将区域品牌放在目标顾客心目中给它一个独特的位置,由此而形成区域鲜明的品牌个性。[6]由于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每个区域的禀赋是不同的,每个区域的优势也各有千秋,因此区域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准确定位。区域定位的基础是区域最具优势的资源,优势资源是区域品牌的成因之一。由于区域品牌的培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规模性、低消耗、可持续性的特有资源才是优势资源。在培育区域品牌选择重点产业时,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些建立在可持续性的优势资源之上且具有发展潜力、竞争优势明显、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重点扶持。
4.发挥品牌效应,推动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品牌之所以对任何企业都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的品牌效应。产品品牌的声誉一旦树立起来,就会通过消费和流通领域的传播,迅速扩大产品的影响力,赢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只要产品质量信誉不受损害,它的影响力及其经济效果就会长期持续下去,以至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品牌的信誉可以由一种产品放大到一组产品,产品的卓越形象可以放大为企业甚至地区的形象,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也起到了乘数作用。由于品牌产生的扩散、持续和放大效应机制,刺激市场需求,能给企业带来一连串的利益。市场营销学认为,当品牌被公众认可后,就成了一种载体,在此基础上,利用其品牌效应,将其做强做大,形成品牌企业和集群品牌,就形成了品牌经济。
总之,只有通过积极培育区域品牌、全国品牌乃至国际品牌,才能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占据国内外高端市场才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发挥品牌市场带动作用是振兴经济,提高国力的必经之路[7]。
参考文献[1]马志强。区域形象—现代区域发展的品牌和魅力[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5.
[2]孙日瑶。品牌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48.
[3]刘阳。中国品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156.
[4]熊爱华。区域品牌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中的磁场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08,(8)∶176.
[5]王秀海,区域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d]。硕士论文,2007∶5.
发展并不相互排斥
城市规模的扩大更有利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
另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
城市发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非农就业的创造源泉。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而城市化速度应该多快,城市体系如何合理化却是争议的焦点。
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
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比如,上海市的落户实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评分资格,并且打分向高学历、重点高校(如211高校,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学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倾斜,而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更多地分配给了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在这些企业内部,指标也往往分配给了技能水平相对更高的劳动力。
由于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的城市发展目前普遍存在着集聚不足,而非集聚过度的问题。
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人均实际收入的上升;而如果城市人口规模过大,由于存在拥挤效应,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反而会降低人均的实际收入,因而只有在最优的城市规模下,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
由于户籍等制度长期构成了对于城市扩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过于本地化,城市规模过小,因而无法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优势,限制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因此,在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集聚不足而非过度的现实下,盲目限制城市发展,并且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会带来较大的效率损失。
城市规模的扩大更有利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
另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是高度不均匀的,在一国内部,经济通常集中在由一组城市所形成的都市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2009》在报告开篇即指出,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 5%的陆地区域,开罗以该国总面积的0. 5%创造了整个埃及一半以上的GDP,巴西中南部三个州的生产活动也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这三个州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5%。
城市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集中地,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而城市的规模扩张可使经济从多方面受益。曾有研究显示,城市规模(以城市的 人口数量作为度量)平均每扩大一倍,劳动生产率会相应地提高约4. 77%~6. 39%。
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创造劳动供给的同时,也会由于集聚效应,带来劳动力需求的提高。大城市中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实际上暗含着其后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从中获益的大小可能并不相同。相比于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从中享受更多的好处。既有的相关研究发现,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显著恶化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前景,相反,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在低技能的服务业部门找到了工作。这是因为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计算机主要替代了一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有一定要求的重复性劳动,如打字等,却无法替代诸如保姆、打扫卫生等人工工作和律师、医生等复杂的工作。
目前中国仍然实行着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且本地户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高文凭者倾向,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如果城市经济缺乏“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创新过程从而无法为高技能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大学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供给将偏多,甚至会削弱城市规模对这些劳动者的就业增长效应。而对于低技能劳动者,除了集聚本身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其带来的就业改善外,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生产中的互补性,以及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服务业的高需求,均能为其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
可以看出,城市规模的扩大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为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好处,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
限制城市人口规模,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不少人认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会让原来的城市居民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
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 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不过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
针对这些政策争论,笔者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02年的城市居民数据,中国城市面板数据(1990- 2005)和200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城市规模对个人就业的影响。
其中,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共同收集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年的城市居民相关信息,样本是国家统计局年度家庭调查的一个子样本,涵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12个省级行政单位的70个市、县、镇,包括6835个家庭的20632人。
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创造,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平均来说,城市规模每增加一百万人,个人就业的概率上升0. 660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受益不同,低技能劳动力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受益更多。
关键词:美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温特制/企业重组/经济全球化
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美国的经济实力地位相对下降、日本经济实力相对上升,甚至提出21世纪为“日本世纪”的问题。然而,美国经济在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高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即所谓新经济的良好表现,相反日本经济在整个1990年代的停滞不前,打破了经济学家的预测。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调整期。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转折点?国际经济学界对此有诸多争议。本文主要探讨19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温特制,从微观基础解释美国企业和经济恢复活力的原因,以及在这种微观基础之上引起的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重组。
一 从福特制到丰田制
第二次产业革命建立了现代大工业,此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实行了福特制生产模式(方式),将世界经济推向了新的增长阶段。福特模式的运行主要建立在三个原则的基础上:首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绝对明确:设计人员负责设计,管理人员负责监督,工人只需要完成简单动作;其次,利用泰罗制,将流水线上的分工专业化到最细微的地步,保证每个工人都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完成;第三,寻找最佳的生产模式,无论在设计、生产、管理上都需要寻找最佳的模式,达到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的目的。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大大促进了生产工艺过程和产品的标准化,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工业制成品的大规模生产和群众式消费提供了基础。
福特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扩散到欧洲和日本。1960年代,以丰田公司为首的日本制造业根据日本的文化传统和日本企业的特点,将福特模式与弹性生产方式有机结合,改组为丰田生产方式(模式)。丰田生产方式在保留福特方式大规模生产优点的同时,又有效地克服了其缺点。首先,它的工作组织打破了层层管理的模式,发挥人的积极性,所有职工都要关心生产方法、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在大型企业中,职员组成灵活的、自主管理的小组,集体决定如何管理生产或他们负责的工作,设计与生产融合,设计师与生产者面对面的交流。这种组织形式要求工人有多种技能,并把工人当成企业的长期资产,不断投资进行培训。其次,及时适应市场变化,把生产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形成最有效的产出规模。对整个生产过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每个部分都实行零差错,要求企业、供货商和顾客之间信息畅通、关系融洽,彼此之间可以做到“零库存”。第三,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企业与供货厂家建立长期信任关系,互相反馈信息。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网络,从中享受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这种生产方式,吸收了美国的管理概念,将美国的企业策略、产品生命周期、市场分析、经济计量、信息处理、现代广告等,巧妙地与日本的群体意识、忠臣观念、终身雇佣制、重视长远利益等特点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独具日本特色的生产方式,推动了日本大企业在海外的扩张和日本工业的现代化。
但是,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看,丰田制只是福特制模式的改良,两者都属于追求规模(scale)经济效应和范围(scope)经济效应的垂直型结构,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以至售后服务,都是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完成。这个过程中,虽然许多产品具有多节点的价值链,但企业都是以全部价值链的整体来竞争,单一价值节点对竞争结果影响不甚明显,因为各价值节点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因此,福特制典型的代表是汽车工业,而丰田制的典型代表还是汽车工业。事实上在1990年代以前,传统的计算机代表企业IBM,奉行的也是福特制(部分包含丰田制)的生产方式,其生产系统包括硬件、软件、售后服务以至融资租赁等垂直体系。而1980年代日本和西欧各国的计算机企业,都以对该模式的模仿来与IBM竞争。
就在各国企业全力模仿IBM(1980年代日本举国曾以“超越IBM”为目标)的时候,美国的个人电脑突然普及,并改变了整个计算机产业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个人电脑诞生于1970年代末期,1981年IBM推出兼容机后迅速发展,1985年个人电脑的销售量超过了以工业和科研用途为主的大型机。随着微软和英特尔的结合,整个计算机产业迅速从垂直型结构走向水平型结构,市场的领导权从以IBM为代表垂直一体化型企业转向水平分工【注释】王雪佳:《美国新经济与东亚信息产业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王雪佳对本文研究的课题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本文的许多观点借鉴了她博士论文的成果,在此表示感谢。【注尾】,每个水平分工的参与者都专业经营产业总体链条中的一个价值节点(如硬盘、芯片、以致鼠标器等,也可以是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注释】1981年IBM推出的个人电脑,采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公司的芯片作为配置,奠定了整个产业水平化分工的基础。参见王雪佳:《美国新经济与东亚信息产业发展研究》,第98页。【注尾】。因此,从个人电脑诞生开始,计算机产业具备了不同于福特制的水平分工基础。
二 温特制与集聚效应
新兴的个人电脑企业的经营模式与福特制有极大的差别。1980年代后期,在个人电脑行业的水平分工中,涌现出微软、英特尔、网威(novell)、莲花、康柏、戴尔、希捷(seagate)、甲骨文(oracle)、网康(3c)、eds(electronic data systems)等全新的企业,它们在电脑产业总价值链节点中专攻某个领域,经过激烈竞争脱颖而出。如1995年个人电脑销售量超过ibm成为全球电脑业新霸主的康柏【注释】这家诞生于1982年的公司的英文名称compaq由“兼容”(compatible)和“质量”(quality)两个词组成,是当时最快成为全球500强的企业。【注尾】,其主要业务就是制造组装和销售个人电脑,并借此推广自己的品牌。而人们熟悉的微软和英特尔虽然在1990年代后期股票市值高居全球前列,但它们的业务范围极为单一,与多元化经营的垂直一体化的传统跨国公司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整个个人电脑行业的价值链已被分拆成一个个独立的节点,从上游的半导体生产开始(台湾的代工企业又将半导体进一步细分为设计、芯片制造、测试、封装等),到个人电脑的组装、软件开发、硬件生产、乃至打印机、扫描仪、鼠标器等配套产品和售后服务,都成为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有许多专业化的企业在其中参与竞争。这种模式的竞争与福特制时代的大企业之间的综合型竞争完全不同,它在每个节点都会出现激烈竞争,导致整个产业快速升级。相反,奉行福特制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的ibm、苹果电脑,在整个1980年代的发展中对此趋势把握不足,出现了巨额亏损的情况,苹果电脑甚至一蹶不振。
福特制企业追求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个人电脑行业水平结构中强调的是集聚效应(economy of cluster)。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它十分强调各个部件生产商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在这种新产业群聚效应模式中,通过细化的产业分工,每个企业可以专注某一个部件或产品的一个部分,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不同企业之间互相配合,又可以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同时,与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传统大企业不同,整个个人电脑产业链条上各个组成部分有强烈的灵活性,从而避免了传统大企业容易僵化的弊端。于是,个人电脑时代所重视的新消费群体、新科技、新营销渠道和技巧,以及对上市时机和定价的把握等,彻底改变了原来一家供应商主导的局面,一个全新的、水平式的生产结构,成为个人电脑行业最有效经营模式。
1、控制权的转移,能将并购双方的经营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有可能实现规模经营,扩大市场份额,降低投资风险,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等诸多效应。
2、投资见效快。
3、易于进入新领域,克服行业进入壁垒。
法律依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条,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充分披露其在上市公司中的权益及变动情况,依法严格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在相关信息披露前,负有保密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