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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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智慧生态环境 作用机理 宁波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空间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伴随而来的是，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一系列问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如何协调发展，且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是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可持续发展考虑，人类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城市发展新思维，并陆续进行了实践。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和政府对于生态城市理论内涵的界定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且各国在城市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在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各有侧重，但是在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仍然缺乏理论和实践论证。

国内众多专家学者提出，“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使城市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还为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机遇，谋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成为了当前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中之重。

研究概况

环境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人类社会以自身为中心，认为环境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的外在载体或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用科学术语表述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是人类的环境。人类环境一般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称为地理环境，即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大气、水、土壤、生物和岩石等；社会环境则指人类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为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文明水平，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人工环境，如城市、乡村、工矿区等。

生态环境最早组合为一个词需要追溯到1982年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由黄秉维院士提出的概念，最后形成了宪法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由于当时的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没有对名词做出解释，所以对其涵义一直争论至今。

如钱正英院士（2005）转述黄秉维院士后来的看法，认为生态环境中环境污染和其他的环境问题都应该包括在内，不应该分开。杨士弘（2003）认为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马世骏、陈德辉（1995，2000）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提出，生态环境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综合，以及主体对象和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王孟本、邬江（2003，2005）着重强调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王如松（2005）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及万物生灵得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必要条件。以上观点都在一定层面上认同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它不是生态学和环境学的加和而是融合。

陈百明（2012）根据对宪法第二十六条中关于生态环境涵义的解读，以及这些年来使用生态表征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经常被作为褒义形容词的实际情况，将生态环境定义为：不包括污染和其他重大问题的、较符合人类理念的环境，或者说是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

观点综述

从环境到智慧城市的不同阐述中，有其共性，论述如下：其一，各种学术观点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来谋求对概念的阐述和解析。其二，各种学术观点基于对追求人类理想状态的层面，对相关理念进行了解析。其三，各种学术观点都是基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和相应的科技水平对概念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其四，各种学术观点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本。

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们对概念中包含的技术应用侧重点不同；二是不同的概念在应用上形成了从模糊到具体，再到更具体的层面。

智慧生态环境的内涵与外延

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智慧生态环境应该定义为，不包括污染和其他重大问题的，以人类与环境关系为主导的，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生态系统各要素做出智能的响应，且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

近10多年来，资源、环境、生态等一系列由城市发展而导致的问题日渐突出，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世界银行指出，环境危机每年会消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12%，这其中绝大部分环境损耗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所致。

智慧生态环境的外延，从空间范围上来说，智慧生态环境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范围进行阐述才更有意义，且这些空间范围必须抓住具体的空间范畴来进行针对性研究，可以具体到一个国家，也可以细小到一个城镇、乡村等。从时间范围上来说，智慧生态环境不能不顾地区发展的实情，盲目的以环保为中心，摒弃经济发展；反过来发展也不成立，必须结合某个空间范围具体实践阶段，以区域内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状态为目标，有条不紊的开展相应的工作。从技术范围上来说，智慧生态环境必须正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为主导，重点在于增强生态环境各要素的智能响应能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弹性自调节功能。

智慧生态环境的三大环境构成

（一）城市生态环境构成

生态环境要素是基于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的要素。可以细分为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两大类，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土地、矿物、海洋、河流、阳光、大气、水分等天然物质要素，以及地面、地下的各种建筑物和相关设施等人工物质要素。

杨上弘（2003）等认为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以人为主体的环境系统，那么，城市生态环境可以根据人类活动的参与程度分为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工生态环境。相关分类表如表1所示。

（二）智慧生态环境的三大环境构成

基于生态环境概念发展起来的智慧生态环境，不仅需要继承生态环境的特性，同时也需要结合智慧生态环境的内涵，加入自己独特的要素，从而形成智慧生态环境的构成体系。

从图1可以看出，智慧生态环境要素构成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类、智慧信息技术等四大类要素组成，参考表1的具体分类，每个大类要素又可以细分成众多小类要素。

对比表1所示，可以认为社会环境对于城市人工生态环境的概述更适合课题的研究，因此，后续研究以社会环境来替换对城市人工生态环境的描述。

智慧城市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针对包括政务、民生、环境、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活动在内的各种信息需求，提供智能化响应和智能化决策支持的信息服务，智能化信息服务是智慧城市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从信息的特性来看，围绕着智慧城市的建设，由各种智慧信息技术挖掘的信息，靠着信息的作用机理，又形成了一个围绕着人类作用的环境，可以称之为虚拟空间，该空间充斥着智慧生态环境方方面面的信息流。

国内专家学者认为，“智慧城市”可以应对城市不断增长、资源日益短缺的内在需求。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们普遍认为，保护生态减少污染，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政府的事，更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大家都应该成为生态环保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人深受环境的影响，抛开环境论述人类的作用，意义和效用不大，必须强化环境的建设作用，进而通过环境影响人，在彼此的互动交互中，将智慧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到底。

结合上述论述，基于与人类互动的密切程度，可以将智慧生态环境的三大环境构成具体分成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虚拟空间环境等三大类，如图2所示。

智慧生态环境三大构成环境作用机理分析

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决定了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必须对智慧生态环境的三大构成环境进行分析，搞清楚彼此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而在后续建设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利用新一代智慧信息技术，给智慧生态环境建设带来智能响应，方便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和执政理念，进而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快实施生态环境改善和保护的步伐，对于浙江宁波智慧生态环境建设而言，同样适用。

（一）三大环境围绕着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布

从图2可以看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是虚拟空间环境，接下来是社会环境，最后是自然环境。人类是一个大的概念，包含多种分类。从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角度出发，课题组将人类分为政府和居民两类。作为居民代表者的政府，根据居民反映的需求，加上自己的意志，对自然环境进行了过度索取。作为生产和生活直接承受者的居民本身，在享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忘记了节能环保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遭受自然环境报复时，只能将满腔怒火倾泻到政府身上。作为代表者的政府，“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执政思维，如何做到既能发展经济，又能克服自然环境的保护成为了政府迫切需要改善的执政问题。

“适者生存”这一理念早已耳熟能详，人类在满足自己需求的过程中，不断的挑战自然环境的极限，人类早已将“适者生存”抛之脑后，能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自然，使之符合自己的意愿。按照趋利避害的观念，人类通过社会环境的改造，直接施加于自然环境，进而获得自己在物质和精神财富上的满足，丝毫不顾及或者说，一点也不愿意去考虑自然环境的弹性自调节能力。

因此，如何做到平衡人类需求，成为了保护宁波生态环境的根本。平衡不意味着压抑人类追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需求，而是如何做到改变人类只知向自然环境索取，不懂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

（二）虚拟空间环境影响着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知

如图2所示，从平面上来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反馈的信息要想被人类彻底感知，必须通过虚拟空间环境进行交互。从立体上来看，虚拟空间环境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作用，具有一种次序的效果，即虚拟空间环境依赖于社会环境反馈，而社会环境依赖于自然环境反馈，通过层层过滤，最后汇集形成虚拟空间环境信息。

从动态效果上来看，要想实现人类彻底的认知生态环境，必须对生态环境的各个环境构成进行全面覆盖。这就意味着，环绕人类周围的虚拟空间环境必须覆盖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即人类必须借助更先进的智慧信息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行感知，进而在获悉全面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快速、及时、准确的反映，保护好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

利用智慧信息技术监控和改造生态环境，可以很好的使相关利益方，及时的溯本追源，查询导致环境破坏的责任方。从信息的获取、传递和反馈功能来看，这样的技术结合只能是一种事后追查，只能使人类陷入被动的反应状态。可以借助智慧技术对社会环境的主动深入，尤其是对造成自然环境可能恶化的重点要素，如城市化、乡镇、产业、社区等风险点进行主动探查，可以在事前获悉自然环境有可能破坏的原因，及时的追踪处理，将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保护自然环境的弹性自调节功能。

根据智慧生态环境建设的研究内容，浙江宁波在建设自身的智慧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正视智慧技术有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即借助科技的力量，在物质和能量方面加大对生态环境的索取，造成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因此，浙江宁波在建设智慧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清晰的知晓，使用智慧信息技术对自然环境作用的目的是什么？对社会环境作用的目的是什么？对虚拟空间环境作用的目的是什么？当目的明确之后，人类才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做得更好。

（三）社会环境借助城市化、产业化的力量直接导致自然环境发生变化

从逻辑上来分析，社会环境基于自然环境之上，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工环境。人类为了追求更高的目标，借助于自身依赖的社会环境来实现，而社会环境则又向自然环境进行了索取或过度破坏。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环境成为了“因”一环，而自然环境成为了“果”一环。智慧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相关方应该把侧重点放在改善社会环境上，而不是放在改善自然环境层面上。

作为生态环境构成要素之一的社会环境，包括了城市、乡镇和产业。浙江宁波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原来浙江宁波占地范围较小，到如今，已经包含了北仑区、江北区、江东区、鄞州区、镇海区、慈溪市、奉化市、海曙区、宁海县、象山县、余姚市等11个区县市。随着城市都市圈建设的兴起，可以预期的是，浙江宁波的城市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城乡之分逐步被打破，重新被整合。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城市面积范围扩大、原有自然景观被人工改造、土地性质被改变等，浙江宁波一系列的自然环境随之发生变化。

产业的发展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而推动起来的，浙江宁波的产业发展布局，从原有的港口城市到港航物流集散中心、临港大工业，再到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浙江宁波自然环境的变化。作为物质和能量需求大户的产业，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环境压力。

浙江宁波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发展对宁波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其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性是，二者都压缩了浙江宁波自然环境的空间，对自然环境都带来一定的破坏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城市化进程对自然环境改善的要求比产业对自然环境改善的要求更大，城市化进程不仅承担着生产区域对自然环境的索取，更承载着生活区域对自然环境的索取。二者的交织效果叠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建设浙江宁波智慧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必须对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目标清晰界定，避免为了发展而发展，进而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更多破坏。

（四）自然环境仰赖于社会环境的停止扩张而维持自身脆弱的平衡

从静止的观点来看，如果把自然环境比作一个边界，人类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的不断扩张，破坏程度直至与自然环境重合，进而自然环境完全变成社会环境，人类失去自然环境的保护，成为发展与生态失衡的受害者。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不满，体现在执政部门获悉的突出环境问题投诉上，对于生态环境而言，这些突出问题恰恰构成了宁波智慧生态环境的环境因子构成。建设智慧生态环境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自然环境而人为盲目的建设，而是为了更好的获悉造成已知自然环境因子失衡的原因，通过相关智慧技术获取的信息流的传递，使相关利益方及时获取预警信息，采取必要的手段，及时改善宁波自然环境中处于失衡状态的环境因子的弹性自调节功能，在人类的帮助下，使自然环境能够回归自然，从而按照自身的运作规律进行弹性自调节，给人类以青天绿水的回报。

人类之所以无视自然环境的报复，推动社会环境对自然环境的不断侵蚀，根本原因在于人类通过虚拟空间环境获得的信息认知度不足，对社会环境是否能够满足自身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能力的判断力不够，进而推动了社会环境的不断扩张。当招致自然环境的报复时，人类依托有限的信息资源，又开始了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口号之称的行动，加速了社会环境掠夺自然环境的边界。

对于浙江宁波建设智慧生态环境而言，必须借助新一代智慧信息技术，通过虚拟空间环境的信息流，获悉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方面足够决策的信息，借助科技的力量，提升社会环境系统中各构成要素效率的提升，进而促使更多的社会环境资源让位于自然环境，加大自然环境的生存空间，保护自然环境的弹性自调节功能。从而使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能够有各自的独立空间，相互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钱正英.建议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提法[J].科技术语研究，2005（7）

2.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M].科学出版社，2003

3.马世骏.马世骏文集[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

4.陈德辉等.从生态系统理论探析生态环境的内涵[J].上海环境科学，2000，19（12）

5.王孟本.生态环境概念的起源与内涵[J].生态学报，2003，23（9）

6.邬江.探讨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的内涵[J].科技术语研究，2005，7（2）

社会环境概念范文第2篇

1、自然环境就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自然环境不等于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是指那些直接和简接影响人类社会的那些自然条件的总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自然条件对社会发生作用，自然环境的范围会逐渐扩大。然而，由于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是不可能膨胀到整个自然界的。

2、自然环境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定的生态环境、生物环境和地下资源环境。

3、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劳动，加工和改造了的自然物质，创造的物质生产体系，积累的物质文化等所形成的环境体系，是与自然环境相对的概念。社会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又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所以也有人把社会环境称为文化-社会环境。

（来源：文章屋网 ）

社会环境概念范文第3篇

近年来，各地审计机关纷纷探索开展绩效审计与效益审计，我们从各地审计信息中可以看出，有些地方的审计机关绩效与效益的概念界线模糊不清。如对某银行、医院、公司进行绩效审计，又如对某局某委某办进行效益审计等。目前一些地方的审计机关仍在没有搞清“绩效”与“效益”的概念的前提下，在苦苦探索绩效审计与效益审计。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绩效与效益的概念界线问题作一个浅议。

什么是效益，这个概念早已有明确定义，广义地说所谓“效益”就是一种比较,就是一种在投入和产出之间所进行的比较。“效益”这一指标，最早出现于产业领域的考核，随后广泛应用运用于各种各样的企事业领域。到了当今社会，“效益”这一指标已是无处不在。如人们现在常说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边际效益”、“相邻效益”等等。

那，什么又是“绩效”呢？它与“效益”概念又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说说“绩”字，“绩”字成绩也。例如学校衡量一个学生的学习结果好差的指标叫学习成绩，学生的成绩是校方规定达到的一定的值，达不到就不能及格。企业公司衡量一名员工、政府部门衡量一名公务员的工作成就称之为“业绩”，员工长期连续达不到企业公司规定的业绩值，就有被炒“鱿鱼”的可能，而国家公务员长期连续做不好本职能的工作就应换岗或降职使用了。衡量一级政府及政府机构部门的施政结果好差的指标就应称之为“政绩”，即——施政成绩。nbsp;而“效”字，在这里指的是“效能、效果”和“效应”，非直接指“效益”也！一级政府及所属的政府机构部门施政结果好差，就直接影响着所主管的这个地区或某个领域的行政“效果”和社会“效应”的好差。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个地区或领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其他各种“效益”。nbsp;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绩效”与“效益”的性质是不同的，“绩效”指标，是管理者人为制定的一系列考核目标，也就是上一级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对所属的下一级政府和下一级部门制定的一系列目标考核指标，这些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下一级政府和下一级部门的“绩效”状况。其性质是人为属性。

而“效益”指标是反映社会中一个实体（可以是经济实体也可以是社会公益实体）通过自身运作所取得的成果，这个实体在运作过程中，受到其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影响，他必须遵守社会运行法则，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使自身能够和谐的良性运作取得效益。一个经济实体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必须满足自身内部管理条件和外部社会环境条件，才能取得，缺一不可。而一个社会公益事业单位要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同样，必须满足自身内部管理条件和外部社会环境条件才能取得。其性质是自然属性。由此可见“绩效”与“效益”是两不同的概念。

当前，各地审计机关都在积极深入地探索开展绩效审计和效益审计，若不能搞清什么是“绩效”，什么是“效益”的概念。在开展这两项审计中是要走弯路的。因此，在制定审计项目计划时，就必须首先确定要审的项目，是“绩效”范畴，还是“效益”范畴。然后，再确定是开展绩效审计还是效益审计的工作方案，这样才能确保审计目标的准确性。

社会环境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维果茨基；中介；语言；最近发展区

一、社会文化理论

以Vygotsky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知识的建构应在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下，以语言和社会活动为中介，强调社会环境在人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阐明认知与发展的关系。Vygotsky（1994）用文化历史发展观研究人的心理，开创性地揭示了心理发展的两条基本规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而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过程结构最初必须在人的外部活动中形成，随后才可能转移至内部，成为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结构，即内化的过程。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认知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中介。中介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由生物因素决定的低级心理机能（包括听觉、视觉、自然记忆等）会被保持并发展成更复杂的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高级心理机能（包括逻辑记忆、有意识的注意、概念思维等）。在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环境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是通过高级文化工具（语言、计算和逻辑等）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符号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拥有的最普遍、最强大的工具。它是人类用来连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过符号工具人类调节和有意识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赋予的心理机能。

2.2 内化。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的发展中，这种从社会的、集体的、合作的活动向个体的、独立的活动形式的转换，从外部的、心理间的活动形式向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转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心理发展的一般机制――内化。内化是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内部心理机能的过程。正是通过内化，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以及人与文化产品间的活动才转化为大脑内部的活动。

2.3 语言和思维。维果茨基（1962）指出，语言对认知发展具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传承中成人将生活经验和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经由语言传递给儿童；其二是儿童以学得的语言为工具，用于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义，他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即语言具有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功能。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思维源于合作性的对话，当这些对话被内化为“内在的语言”时，即从外部的活动向内部的心理过程转化，学习者就能够用“言语思维”独立地去表达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识更丰富的同伴帮助下才能表达出来的意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对话，学习者获得新的处理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模式。

2.4 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存在两种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指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两个发展水平的界说，维果茨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这一概念。其意指认知发展真实水平与认知发展的潜在水平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维果茨基认为教学不要面向儿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儿童的明天，也就是说教学应当走在发展前面，引导发展。

三、社会文化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语言的习得与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局面，为外语教学带来了种种启示，对在课堂上培养学生通过使用语言来学习语言的能力以及交际能力有着深远的知道意义。

3.1社会文化环境与外语教学相结合

教师应把语言课堂看成是外语教学的社会环境，努力营造与现实世界相吻合的课堂氛围，为学生提供使用语言的情景和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在语言的交流中学习和使用语言。通过社会情境的营造，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

3.2 发挥中介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通过中介来实现，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语言习得也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学习者之间的对话与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对话一样有效果。通过同伴调节学习，学生从与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为彼此提供帮助。而有些非语言的文化产品，如学生档案袋也可以作为中介工具，促使学生建立学习目标，选择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际教学法

交际法强调语言的意义和运用，置语言的流畅运用于首位，要求学生在学习初期就流畅的表达思想，重视言语活动而非语言练习，重视言语的流畅而非语言的准确，语言练习和背诵等从掌握语言形式进而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并不等于己经发展了听说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而且在交际之中，习得语言可以实现言语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直接联系，从而实现活用式掌握外语。

3.4 教学中实施动态评价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存在个别差异和情境差异，即不同个体之间最近发展区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个体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发展区。过去人们把学生发展水平仅仅看作静态的“点”，而最近发展区概念的引入，把学生的潜在水平和现实水平之间的距离作为评价的对象，现在学生发展水平是一个变动的“区段”。因此，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师用发展的观点，了解每个学生所处的发展阶段，评估出学生成绩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续动态的测量方法，让学生发挥潜力，更好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其他心理语言学及二语习得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考虑社会交互和语言发展的关系，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引入社会文化理论，有效的促进学习者第二语言的习得。

参考文献

[1]Lantolf，J.P.& Thorne，S.（2006）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2.

社会环境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可能―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55-02

一、问题提出

京津冀城市群的优化协同发展已成为我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然而，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该城市集群近年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异地城镇化”“大城市病”等问题，使得该城市群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严重失衡。一方面表现为，大量人口涌向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导致其人口和空间规模急剧膨胀，进而使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市政建设与社会治安等社会环境承受巨大压力，社会环境承载力面临甚至超过极限。另一方面，河北省内的中小城市由于缺乏产业与公共服务的支撑，导致这些城市对人口以及高端要素的吸纳能力和社会承载力严重不足（文魁，等，2013）。现有文献对京津冀城市承载力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通过对该地区社会环境承载力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挖掘与测度，有助于京津冀城市群探寻疏解社会环境承载压力与增强承载能力的有效途径，进而对实现城市群可持续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承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体系，由自然环境承载力和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组成。自然环境承载力又叫第一环境承载力，以空气、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为承载载体。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又叫第二环境承载力，主要是以交通通信、水电热管网、学校、医院、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承载载体。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受到自然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实力、社会软环境的双重制约（文魁、祝尔娟，2014）。可见，加快建设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评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测评是实现对该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科学监测，发现短板，进而有效提出解决该地区社会环境超载调控方案的重要前提。

二、基于可能度―满意度分析的社会环境承载力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一）可能度―满意度分析法

可能度―满意度分析法（Possible―Satisfiability Method）即P―S分析法。由王浣尘（2002）根据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创立。该方法把表示可能的有关定量值定义为可能度，把表示可以达到需要的相关定量定义为满意度，把可能度与满意度合并起来的定量值称为可能―满意度。可能度―满意度方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承载力中各因素客观供给的极限承载力与主观需求的最优承载力，克服了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相偏离的矛盾，实现了供给与需要可能的对接。

（二）社会环境承载力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城市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作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考虑影响社会环境承载力的内、外部要素基础上，从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两个层面出发，选取可能度―满意度多目标决策方法，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标体系。借鉴《京津冀发展报告：承载力测度与对策》（2014）中对社会承载力的界定，并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指标的代表性与可比性等原则，本文确定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即：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住房3个二级指标）、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程度、就业程度两个二级指标）、社会公共管理（包括生态环境管理和环境管理两个二级指标）和社会经济因素（包括GDP、公共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3个二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内部要素测评指标体系。此外，GDP总量、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要素作为社会环境的外部影响因素。其中，对于每个二级子要素，均可按照可能度和满意度两个方面分解成两个指标，分别是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总量指标代表可能度情况，人均指标代表满意度情况。

社会环境承载力结果取决于各因素可能度与满意度的结合，以及各种因素可能―满意度所决定的社会承载力的最终合并值。考虑到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城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在进行指标赋值时采用分别预测的方法。需要赋值的包括各项指标可能度和满意度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于可能度的取值，最低值是现状实际值，表示能够实现；最高值依据各地区规划中的目标值。关于满意度的上下限，最低值取当前的人均指标值，表示能够实现，最大值依据各地区相关规划，拟合出的最优人均指标值。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社会保障、社会管理以及经济因素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求和模型计算京津冀地区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

三、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实证预测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城市在2016―2017年间的社会环境承载力进行预测研究。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3―2015年）、《天津市统计年鉴》（2013―2015年）和《河北统计年鉴》（2013―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