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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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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德育教师 素质 发展途径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8.033

Secondary Vocational Moral Education Teachers' Quality Development Approach Analysis Based on Student Scale

LI Xiang

(Tianjin First Commercial School, Tianjin 300180)

Abstract: Morality educ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which requires morality teachers help students to from healthy character on the basis of morality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s in line with social values, ideology and moral codes. The quality of morality teachers will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morality education. The students are the target of morality education. By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the morality teachers can uplift their quality by means of raising awareness of posts and morality, devotion to morality practices and keeping mental well-being.

Keywords: teachers of moral education; quality; development way

中职德育教师的素质体系较为复杂,包含品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团队素质等几个维度,维度间也存在交叉领域,教师在自身素质的提升过程中需要从宏观视角入手,注重不同层面素质之间的相互影响。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素质发展也是有先后侧重的,为了找到提升德育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使德育教师更好地适应中职现阶段德育教学需要,笔者采取针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学生对德育教师各方面素质的评价中窥探出德育教师的素质情况。目的是从学生受众角度,试图发现德育教师提升素质的途径。

1 实证研究概况

根据文献研究和笔者工作实际,自编了包含20个项目的德育教师素质问卷,对笔者所在学校的300位学生施测,得到256份有效问卷,将问卷分为两部分,每部分128份,分别命名为样本1和样本2,前者用以项目分析和探索因子分析,后者用于验证因子分析。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总共可提取三个因子,累计解释了61.426%的方差。说明从学生观感角度讲,学生通常仅通过教师教学过程以及教师对学生的日常管理过程和教师接触,在这些过程中,学生作为一个教学及管理的受众,对德育教师的品德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感触较深。根据项目的内容,笔者将这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德育教师品德素质(F1),德育教师业务素质(F2)和德育教师身心素质(F3)。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结果发现,问卷三个因子的信度在0.7~0.9之间,问卷总信度为0.876。三个因子和总问卷的相关系数在0.758~0.852之间,均为P = 0.000。验证因子分析采用一阶三因子斜交模型对因子进行结构效度的检验,经模型修正后,各项拟合指标均为优良,说明数据和模型拟合情况理想。自编问卷是测量德育教师素质的一个有效问卷。

2 文献研究结论与假设的提出与验证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得到如下观点:其一,中职德育课程教学中感性知识的传授需要德育教师本身以身作则,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典范,这一典范的效应将直接影响到教师的业务水平。其二,中职德育教师的身心素质很多源于教师的品行,德育教师品行端正,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显得更加容光焕发,富有活力。其三,中职德育教师的身心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业务素质,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健康的心理,能为教师提升业务素质提供基础保障。为验证前期的文献研究,笔者提出三个假设。基于问卷数据,笔者对几个假设进行验证,以期望验证前期的研究观点,从而发现提升德育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

假设一:德育教师品德素质(F1)有效影响教师业务素质(F2);假设二:德育教师品德素质(F1)有效影响身心素质(F3);假设三:身心素质(F3)有效影响教师业务素质(F2)。

通过问卷差异性分析,说明基于三个因子,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和不同专业学生并不存在较大差异。然后笔者将因子所包含的各个题项所得分值求和,所得数值为该因子的得分,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对假设一,以F1为自变量,F2为因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以下表格(表1):

表1是回归模型综述表,其中R2系数(R Square)为0.2,说明因子F1能解释因子F2中20%的方差变异。当引入F1变量后,F值增加了63.577,P=0.000,说明该变量的引入在模型中是有意义的,通过方差检验,F1显著地解释了F2的方差变异。

根据表2可以得到回归方程如下:F2=13.821+0.428F1,F1每增加一个单位,F2增加0.428单位,F1能有效影响F2,具体解释力为20%。

对假设二和假设三,以F1为自变量,F3为因变量;以F3为自变量,F2为因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同样得到两个回归方程:F3=11.528+0.210F1,F2=19.950+0.281F3。

综合以上三个回归方程,可以证明笔者提出的三个假设,即因子F1能显著影响因子F2和因子F3;因子F3也能显著影响因子F2。

3 中职德育教师素质提升途径

3.1 教师自身要强化道德和岗位意识

德育教师品德素质(F1)有效影响教师业务素质(F2)。这就需要教师不能单纯地强调教学的完成,而是要将更为宏观的“教书育人”作为目标,强化教师的责任感和岗位意识。通过品德素质的提升带动教师业务素质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中职德育教师的品德不仅仅是教师个人问题,而是关系新时期社会需求的专业技能人才整体质量的问题。中职德育教师要树立“无教之教”、“无言之教”的理念,才能够真正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在德育教师强化道德层面,教师应当在自身教育理念和意识上不断调整,摒弃“教书本”观念,树立“自我教育”理念,只有不断地致力于自我教育,才能教育别人。德育教师应把着眼点放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即便是他人毫未察觉到的言行也决不姑息。同时需要从细微之处着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防微杜渐。持之以恒,秉承教师的责任感,做到终身不改初衷。

其次在岗位意识层面,程朱理学认为“敬业”就是专心致志,早在宋朝就产生了敬业奉献的理念。中职德育教师提升岗位意识,最关键的就是尊重作为德育教学第一线的“岗”,并认识到德育教学的“岗”与其他岗位相较而言的特殊性,看到德育教学在学生三观树立、健康人格树立中的重要性。要真正做到敬业,注重报酬的精神性质,突出自身价值的实现,才能在德育工作中积极主动,开拓进取。“岗位意识”通常和“敬业奉献”紧密连接,德育教师既然要教会学生职业道德规范,就要自身先守好“一亩三分地”,展现出自己对岗位的敬业奉献,奉献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身体力行向学生阐释职业道德的最佳“教材”。

3.2 积极投身道德实践

德育教师品德素质(F1)有效影响教师身心素质(F2)。这就要求德育教师积极投身道德实践,正确健康的行为是教师道德素质的外显形式,同时这种行为也带动了教师身心素质的提升。教师只有广泛投入到道德实践,用道德来调节现实中与其他教师的关系、与领导的关系,以及与学生家长的关系等,在不断的道德实践基础上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德育教师只有在充分的德育实践和教育教学实践中,才能够发现品德素质中的不足,通过发现与修正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教书育人的魅力,使德育教师的道德修养日趋完善,道德境界不断得到升华,身心得到发展。

德育课程的特殊性就在于德育教师教学的最高境界是教师与学生在灵魂与人格层面互动。要实现这种互动,德育教师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这显然进一步拉高了对德育教师的要求,德育教师做不到是空讲,教师做得到才能讲得生动,知行统一才能真正起到以德育人的目的。

3.3 德育教师需要不断调整自身,保持良好的心境

德育教师身心素质(F3)有效影响教师业务素质(F2)。这就要求教师积极调整自身心态和教学理念。当代中职教育凸显与普通教育体系差异化的就是“实践性”,转变“填鸭式”教育的陈旧理念,树立生本位理念。这种教学理念的调整要作为各方面素质提升的先导,使得德育教师形成新的教学观。这就要求德育教师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自己,培养良好的个性和心境。

首先,德育教师要学会正确地了解自我、控制和把握自我,增强责任感。中职学生处于三观与人格树立的关键阶段,德育教师对其三观形成的影响和人格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进而影响学生的一生。因此德育教师无论是在授课过程中还是在校园中的行为中都要谨言慎行,严以律己。同时德育教师也要在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毅力,用自身的行动去感化学生。

其次,中职德育教师要注重自身个性品质的培养,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好的心态,不畏压力。教师本身正确的职业观和道德观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引导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品格。教师的以身作则能够向学生展示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岗位、面对自己的人生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培养乐观向上、正直无私、谦虚善良的优良性格。

参考文献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理论 经济史 制度理论 中国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38-04

一、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回答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也必须对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结构变化作出解释。诺思认为,经济史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吴承明先生也指出,“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我们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历程进行客观翔实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对经济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马克思、熊彼特、库茨涅茨、舒尔茨等学者历来都将历史看作理论灵感之源。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非相互包含或融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时,非常强调要重视逻辑的方法,重视经济关系的抽象和理论概况。同时,希克斯也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应该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开展研究,在经济发展史中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验证。

首先,经济史是经济学实证经验的源泉。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其方法的本质简单说来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征和优势:一方面,经济史可以为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提供更可靠的经验实证;另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理论提供更符合经验事实的假定。经济史所提供的大量经验和事实,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实证范围,为经济理论的实证性验证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而这些通过经济史学家提炼和抽象所得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经济学模型的实验检验和理论修正,从历史和现实中抽象和完善理论。

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假设研究的起点。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建立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一种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然而,任何一种假说或理论,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其赖以成立的正确性也会失去其原来的真理性,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大厦的摇晃。如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来过分强调其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假设和命题的谬误,以至于面临众多的尴尬和挑战,如“黑箱子”。诺思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而熊彼特也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再者,经济学对经济史进行规律性指导。经济学是对经济史的抽象概况,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解释经济史之前,需要一个概念基础”,而这个概念基础是由经济学提供的。经济学对经济史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各种可用的理论模型,如熊彼特的创新模型,诺思的制度分析模型以及罗斯托的起飞模型。还有就是,经济学中的各种分析工具都可以用于经济史学的分析研究中,如计量经济学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等。所以,不断引进和运用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不仅可以对史料加以重新的归纳、组合和整理,而且能够对重大历史问题总结出一本规律。

所以,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经济学要主动求诸经济史检验和修正其理论假设,是经济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经济史的任务,不仅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的证实性材料,而且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假设。正如诺思所指出的:经济史的“研究目的不仅要解释经济的过去,而且也要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提供一个分析架构使我们能了解经济变化。”从经济史角度来讲,经济史的“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即从时间上解释经济结构和实绩的演变,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和阐释历史研究。经济史要利用经济学的理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理论模型来分析和阐释历史,实现经济史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而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历史突破,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二、制度理论分析框架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产权明确和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运作,偏好、技术、禀赋和制度构成经济主体行为的既定因素,被视为四个基本的外生变量,排除了制度或组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分析体系,逐渐受到质疑。因为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动力既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这种理性人的“非理性结局”正是由于组织和制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博弈论经济学家所长期恪守的“理性经济人”这一维度,将会被人类社会实存的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和社会博弈分析和建构所取代。这就使得西方学者不再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将组织和制度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并形成目前学术界对制度和制度模式研究的四大流派。

一是由凡勃伦(T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Commons)、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阿里斯(Clarence E.Ayres)、法格・福斯特(John Fagg Foster)、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马克・图尔(Marc R.Tool)等人发展起来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也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学派,这一流派的分析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派从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即凡勃伦注重制度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把制度的发展看做思想意识演进的结果。康芒斯所解释的制度是指“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使之遵循一定的规范。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在众多的社会集团之间广泛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而冲突的各方又都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相互冲突和依存要得到协调,就需要秩序,即通过集体行动为冲突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而这种“行动规则”有来自经济、法律和伦理等方面,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律对利益各方的调节机制。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斯所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心理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二是由科斯(Ronald H.Coas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诺思(Douglass C.North)等人所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人们一般将交易成本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关于认知、意识形态与路径依赖的作用等这四个研究领域都归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科斯强调市场制度和企业组织对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作用,也是有效率的产出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常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过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在其三部曲中所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制定者是国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研究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并用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探究和解释了“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

这种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分析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其研究领域也就限定在了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产权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无法解释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的起源。另外,尽管诺思等人对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及翔实的历史实证来分析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而这个被诺思所认识到但反复强调的对意识形态、文化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预期研究的困难性解释,在20世纪80、90年代后被另一个学派所发展。

三是阿罗(Kenneth J.Arrow)、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等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交易费用和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角度对制度作用和选择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作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其中两位,其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已经逐渐受到重视,其理论被继承和发展为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相呼应的新凯恩斯主义流派。阿克洛夫继承阿罗所提出的保险市场上的败德行为效应,发展了柠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效应。而这些由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发的效应,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将其扩展为一个信誉模型。这一系列的“信息不对称”研究,将心理和社会因素引入经济研究中,来解释诸多市场机制和经济制度出现的原因,从集体惩戒角度即不遵守社会习俗会导致足够的声誉损失或违背成本的增加,为社会习俗的长期存在找到经济原因的分析,也为人们对市场行为规范的遵守找到了“非个体行为最大化”的多重均衡解释。而这种“不对称信息”研究的分析框架逐渐被众多研究者所推崇和拓展,用以分析诸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用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四是由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宾默尔(Ken Binmore)、萨金(Robert Sugden)、杨(H.Peyton Young)等人建立的博弈均衡制度分析方法,并被格雷夫(Avner Greif)、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历史制度分析理论或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鉴于历史的制度分析作为目前制度经济史学领域的主要分析范式,其理论建构和分析方法及研究领域的扩延,被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所广泛关注,日益成为现今制度经济史分析的传统分析模式。

三、制度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与促进下产生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被普遍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中,从而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应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为新经济史学家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方法、分析工具和研究体系。此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史结合而成的理论,即“制度经济史学”。

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的制度分析”这三个阶段。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得源于新经济史学革命的发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以计量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方法和工具,以历史上特定的经济制度――市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经济交换关系、经济效率和增长。其对历史上的大量有关价格、数量以及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外生变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拓展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而后,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逐渐被得以重视,并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是诺思教授,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对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瑞夫在分析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时,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将国家作为唯一的制度来源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即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与者各方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各种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等理念下,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结果,它最主要的性质就是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

格瑞夫在给出了明确的制度定义后,对比分析了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商人,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二者不同的制度选择。分析得知,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其在选择海外关系和内部关系模式时,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纵向”的模式,而这些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相反,马格里布商人则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而这些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畅通的信息网络,及相关的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的制度保障,促使其形成了保险制度、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以及股票市场等相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社会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制度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文艺,但同时也阻碍了其相关市场制度的产生和国家法律的强大。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格瑞夫对影响制度选择与变迁的非法律因素的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重点引向了缺少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条件下的自我实施制度,将非正式规则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提上了一个更重要的台阶,注意文化信仰在制度模式选择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我国长期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而历史的制度分析领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青木昌彦以博弈论为起点,以东亚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作为典型案例,来研究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把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他用“共有信念”概括了诺思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解释,从而扩展了“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将制度的本质定义为能被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等相关性领域所有相关人所感知的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现。即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此外,青木昌彦运用进化博弈思想解释了制度演化中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问题,因此历史和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相同的市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安排会出现差异,同一文化背景下,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会出现不同的制度选择。青木昌彦根据博弈的性质和对应的适当的均衡概念以及均衡达成的方式,确定了制度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管制制度、社会规范、规则和惯例。按照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的作用是制约参与人的行为,通过协调人们的理念来控制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作为制度,共有理念引导着参与人在多种可能性(即多重均衡)中抉择,朝其中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在此意义上,不论共有理念是管制性的、规范性的还是认知性的,制约都是其内生特征。制度通过对均衡状态的简要表征来协调参与人的信念;在一个信息非完备和非对称的世界里,制度又协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

历史的制度分析,将研究重点放在自我实施的制度(下转第41页)(上接第39页)上,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强调制度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认为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后果。制度概念范围的扩大,为明清时期各大商帮在缺乏民商法等“第三方”强制制度情况下,所依据不同的地缘文化、而选择的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戒机制制度模式的选择和实现方式方面的分析拓展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四、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

中国经济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之后,各家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探究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其中,将西方经济理论引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发展经济史的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探讨和研究方向。特别是,西方制度经济史的兴起和发展,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其中,以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更具有特色。

晋商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理论分析模式,对晋商的经济活动、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制度经济史的分析,建立一个晋商制度分析模式。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晋商制度安排、配置与变迁的理论框架。将晋商的盛衰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因、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运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对大量可靠的史料进行了理论分析,使晋商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晋商研究还应用历史的制度分析的理论分析模式,历史经验的归纳分析法、博弈论分析法,通过委托中的晋商信用研究、晋商金融信用的演进研究、资本运营中的信用关系研究以及晋商信用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构建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分析模式。从产权结构、交易成本来研究晋商的信用制度,以及晋商信用的基本模式与实现方式,变迁过程及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5.[美]道格拉斯・C・诺思.时间过程中的经济业绩.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8.[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9.[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伦理学;工程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中图分类号:FO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7-0011-09

一、前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纯技术性的、无关乎价值观的科学,它只关心方法手段而不关心基本目的。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被抽象为“一般均衡”这一概念,而个人选择则被约化为以谋私利为目标的极大化原理。不过,这种观点是将本来非常复杂的社会事实过于简化了。由人类互动形成的经济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选择问题,因而这种分析注定是要脱离实际的。事实上,即使从增进福利水平这一狭义经济目的上理解,经济学也必须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即工程学和伦理学是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关涉到的两个内容。正如森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把伦理学内容包含在经济学对象之内,就意味着对经济学的特性应该有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解:它不仅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而且包含了人类在社会持久方面的动机和批判的问题。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并主张舍弃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但实际上,这是难以做到的。正如哈丁指出:“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而且,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它也会不由自主地由“是什么”的命题滑向“应该是什么”的命题。譬如,作为经济学三大研究内容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其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应然性内容:一方面,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同时,也必须考虑为谁生产。而为谁生产,则已经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另一方面,决定生产什么的因素是人的效用,而效用是主观、不可比的,因而也必然会涉及到效用的取舍问题。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显然,由于经济学所内含的这两方面内容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所对应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中,主要涉及财富应该如何分配以及贫困、异化等问题,它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因而更偏向于规范的分析,需要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在研究生产力的技术关系方面,主要涉及资源如何更好地配置,它更偏好于基于效率的实证研究,从而比较适合抽象研究。

一般地,我们可以把不涉及价值判断的资源配置问题看成是依赖于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涉及价值判断的分配等问题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的。显然,工具的使用往往离不开目的的设定,因而这两方面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认为,公司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但实际上,这个信条本身也是一个关于商业活动应该如何行事的规范性命题,它规定了企业治理的基本方式。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要把这两方面内容割裂开来,并将其研究内容内缩于工程学这一个方面,以便采取抽象的逻辑处理分析:在一种十分简单的行为假设下,探寻最有效的达到外界给定目标的手段。然而,无论是在解释、预测,还是指导社会实践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都产生了相当多的问题。究其原因,影响经济现象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人类行为的动机也是丰富多样的。这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社会历史因素、国家政治因素、文化伦理因素,乃至自然地理因素等。因此,基于抽象的理性分析,根本无法揭示真实的世界;相反,它依赖于研究者非常广博的知识素养。

二、经济学研究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

经济学要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揭示其产生的原因,而这又是服务于提高人类福利这一根本目的。显然,经济学要探究如何实现福利增进的途径,其研究就必须包含这样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即技术关系方面。主要是探究如何更有效地配置稀缺性资源,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它关涉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问题。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即社会关系方面。主要是探究如何更有效地分配创造出来的财富,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它关涉到特定个体福利的提高问题。

关于经济学的这两方面研究内容,实际上在经济学出现之初就有学者提出了,并一直受到经济学大师们的强调。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就曾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而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则把这两方面的内容区分得更为明确:“制度学是人和人的关系,而工程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程师关于财富的概念派生出了所有有关所有权经济的东西,而所有权经济是关于各种权力、义务、自由以及承受风险的演化之历史和制度的经济。”

正因如此,雷斯曼曾指出,经济学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研究,但也是关于人和人的研究;两者一起,而不只是绝对的配置,划定了可以被经济学家正确地称为自己的领域。事实上,基于这两个方面内容的考虑,博学的经济学大师森将经济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二是工程学。关于经济学内涵的这两方面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任何经济学分支都不能舍弃伦理学内容

事实上,尽管现代学科已经高度分裂了,但是,无论哪一个具体学科分支都不能完全忽视这两方面内容的任何一方的。尤其是,经济学要探究人的经济行为以及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按照白暴力等人的看法,整个世界可以区分为自然世界和人本位世界,其中,自然科学所探究的世界是自然世界,这里没有“主体”,一切都是物质及其运动的形式;相反,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世界是人本位世界,即在人类看来,这个世界中的人是主体,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之外的物则是客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研究人类生存为目的的经济学所无法回避的,这一点也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例如,生物学家哈丁强调:“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而布隆克则指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那些方法的限制下来促进目标的设定。”

显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价值判断就是

伦理问题,如梁漱溟所说:“是关系,皆伦理。”事实上,《说文》中就写道:“伦,辈也。”也就是伦理关系,古代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就反映了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既然人类的经济行为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一定的伦理价值,那么,经济学也必然包含了伦理学内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是更重要的方面。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包含了伦理学内容

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专注于自然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张撇开伦理因素而强调所谓的价值中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实证经济学胜过规范经济学的老生常谈的主张。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仅仅是一种天真的主张”。布伦南和布坎南就指出,主流经济学喜欢拿鲁滨逊的故事切入他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因为,鲁滨逊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决定在各种竞争性的用途中如何分配自己稀缺性资源(包括时间)。但是,这种分析思路用到社会问题上时,就忽略了构成社会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现实中的人所要面临的各种制度的约束要比自然界的物质约束重要得多。

另外,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不否认,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应用。尽管一些学者把应用政策经济学视为实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是,根本上就没有纯粹的实证分析和纯客观的应用研究。因为,纯粹的实证分析仅仅告诉“是什么”,而根本无法提供政策建议。相反,任何政策建议都是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产物,都渗透了研究者的价值观。如,“那些主张特殊的经济政策(例如,私有化、解除管制,等等)的人,就是在主张并宣扬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用政策经济学本质上更倾向于属于福利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例如,科兰德就强调,应用政策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公开他的“社会目标、现存制度的价值以及政府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因此,经济学的实践性也离不开价值判断。正如森指出:“这些事实是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

(三)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该书将经济学科和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了。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济学科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甚至直到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还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荣誉考试中的一门课程。例如,亚当・斯密就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课程,也没有教过经济学课程;相反,他是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所写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道德情操论》。大河内一男就写道:“当斯密执笔时,必有人在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不以这种社会人和由他们构成的人类社会为前提,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经济理论与经济伦理――虽然斯密本人使用这一概念――二者是不可分的,对于斯密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经济理论离开经济伦理不可能得以形成,而经济伦理离开经济理论所指示的方向,则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力量。”

此外,以后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明确无误地表明,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那些经济学大师所长期关注的。哈耶克就指出:“在英国这个经济学长期领先的国家,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而且至少在过去,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当然,哈耶克把李嘉图和马歇尔视为仅有的两个例外,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算是例外:第一,尽管李嘉图开创了经济学抽象分析的路径,但他也非常关注分配问题,因而在他的学术中也暗含了对人的关注,这体现在他的制度改良主义态度上。第二,马歇尔本人也是非常关注人的福利,其理论也是与实践密切相关,并一直强调生物学是经济学的麦加。因此,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崛起及其演变,现代经济学家才最终把自己的精力限制在理论的精炼上,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已经越来越狭窄,经济学家的视野也越来越狭隘。但是,这既非经济学的原本特色,也非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而是特定阶段的一种异化状态。如森所说,与经济学家相关的事物,其范围十分狭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针对当代经济学家的。

(四)伦理学与工程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

尽管基于个人的理论素养、偏好,以及社会环境的要求的差异,那些伟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重点往往各有不同。如亚当・斯密、施穆勒、约翰・穆勒、马克思等比较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魁奈、李嘉图、瓦尔拉斯、古诺等则更重视经济学中的逻辑和工程问题,但是,他们几乎都同时关注伦理学和工程学两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他们的理论体系。究其原因,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经济学毕竟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的现实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

另外,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社会互动又不断地推动制度的变迁。因此,人类的社会制度无不包含伦理的因素。事实上,制度反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取决于它的伦理观念,而经济制度甚至比其他人类制度更多地受制于惊人的文化多样性。显然,这种文化多样性也就是伦理的差异性。而且,自斯密率先探究内化了社会伦理的人类行为之后,尽管继承了李嘉图路线的主流经济学家逐渐撇开了行为中的伦理关系,但是,仍然有其他经济学家或流派不断地对经济伦理的重要性加以强调。例如,施穆勒就指出:我们称作“经济”的是指由相互联属的个人所构成的或大或小的集体,构成这种联属的因素是心理的、道德的或者是法律的因素,其中,尤其是伦理道德因素应该成为经济学的基础。其实,在历史学派看来,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都不仅是技术范畴,而且也是道德范畴;经济组织不过是为伦理道德规范所制约的一种秩序,经济问题也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如工资就是一种体现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伦理关系的道德范畴。

可见,无论是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那些试图割裂两者的努力本身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如果淡化了经济学中工程领域的研究,往往就会造成在实际问题处理上的无能,而使经济学理论流于道德的说教;相反,如果忽视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常常会使得工程技术的实际效果低下,甚至出现诸多无效和反效的结果,从而造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背离。斯密德曾指出,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都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同样,陈惠雄也指出:“经济学如果离开其他学科,尤其是有关人类行为问题科学的帮助,把人情、伦理统统疏忽,于自身的经济天地,或仅仅借助于数学逻辑而使自己变得更加‘经济’,它将被事实证实是最不经济的。”因此,正如卢兹和勒克斯所说:“只进行纯客观的描述听起来令人敬佩,在物理学这样

的学科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研究人的科学与研究事物的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把两者混淆起来,就往往会把人看成物,而这实际上就成了第一个价值判断。如果社会科学真的离不开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潜在的危险就不是来自于价值判断,而是来自于对那些真正发挥作用的价值观的忽略。”

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知识要求

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全面的,不仅包括如何更理智地利用自然以满足物质的、生理的需求,而且包括如何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满足精神的需求。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促成经济现象发生的人类行动;不仅仅要解释行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揭示人类行为的内在机理。奥地利学派就一直强调,经济理论就应当以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为基础,只有基于真实人性进行逻辑演绎所得出的经济理论,才是可信的。而且,这一点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得到了高度的认同,如经济学之父斯密就特别指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正是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个方面,因此,它对研究者也提出了非常高的知识要求。例如,科兰德就指出,在把经济学应用到实际中时,“经济学家必须考虑模型的所有假设,这些假设是在模型被提出时做出的……应用政策经济学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把实证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转化成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真实世界的政策,并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社会科学的知识要求要远高于自然科学

任何学科所要求的知识类型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两者的要求也很不一样。一般地,自然科学要求的专业基础知识比较多,从而要求更扎实和严格的训练;相反,社会科学需要更广泛而全面的知识,这不是仅仅从课堂上学习就能获得的,更重要的是需要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需要建立在自身博学所形成的个别知识之上。正如哈耶克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兴趣是集中在一般规律上,而我们(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说到底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理论距现实更加遥远――我们的理论在能够应用于具体的事例之前,需要更多额外的知识”,而“在把我们的知识应用于几乎任何具体事例时,我们能够用来研究这一题目的某一门学科中的知识,甚至所有的科学知识,都仅仅是我们思想基础的很小一部分。”这意味着,社会科学注重充分地利用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显然,这体现了知识之间互补和协调的要求,要求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已知”知识领域。哈耶克写道:“科学家们喜欢强调我们知道的东西,这只是在自然领域,而在社会领域,经常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更重要,若继续强调我们知道的东西,便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

(二)经济学的知识要求尤其广博

尽管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但经济学对其理论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往往有更高的要求。究其原因,经济学是一门涉及人类根本利益――物质利益的学科,它与社会实践更为密切相关,经济政策会引发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哈耶克就强调:“经济学家发现,如果他试图从其技术性的知识中推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事务相关的一般性结论,他就必须试图去理解许多经济学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而且,如果缺乏渊博的知识而热衷于现实分析,甚至开出治疗药方,那么,往往会带来或反道德的结果。哈耶克特地告诫说:“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大可断定,如果他牺牲自己的一般教育,专注于自己的学科,他会成为更出色的化学家或生理学家。但是在社会研究中,专注于一个专业却会造成特别有害的后果:它不仅妨碍我们成为有吸引力的伙伴或良好的公民,并且可能有损于我们在自己领域中的能力。一名物理学家即使仅仅是物理学家,仍然可以是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社会最有价值的成员,但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是经济学家,他即使算不上个危险人物,也很可能是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同样,主流经济学的提倡者罗宾斯也强调:“经济学家若仅仅是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碰巧不是天才(谁要是认为自己是天才,那才愚蠢呢),便是个可怜虫……仅仅包含经济学的教育是很不完善的教育。”

(三)经济学大师大都具有渊博的知识

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凡是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倾注很大热情的大师,无不具有广泛的知识。例如,哈耶克就指出:“今天我所接触的大多数问题,既表现为经济学问题,也表现为哲学问题”,而且,“只提到那些最重要的名字:洛克、贝克莱、休谟、斯密和边沁、贝利和穆勒父子、热旺斯和西季威克,最后还有凯恩斯父子,这份名单在哲学家看来会是一份重要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名单,而经济学家也会把它看作是一份主要经济学家的名单。”同样,熊彼特也指出:“亚里士多德与经院哲学家们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单元……自然法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休谟、斯密、杜尔阁、贝卡里亚等人将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熔于一炉是很自然的。”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大师不但广泛吸收当时盛行的理论,而且从思想发展史中吸收营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往往建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特定的社会伦理联系在一起。例如,经济学方法论大师布劳格就指出:“当代的理论解决了过去遗留的问题、更正了过去的错误。如果没有继承过去的理论,当代的理论将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究其原因,这些经济学大师大多数都关注现实问题,希望将经济理论付诸社会实践,积极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提供有效思路和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学者都是“知行合一”的哲人王。这不仅体现在西方的哲人身上,而且中国古代的“博士们”也必须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渊博知识。

(四)知识的狭隘严重伤害了现代经济学

约翰・穆勒很早就指出:“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地理解。”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为追求所谓的客观和科学而逐渐把自己当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从而越来越抛弃了其他人文社科的知识,反而抑制了现代经济学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可以找到了明显的证据。例如,一些经济学者机械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相应理论,在市场机制非常不完善的情况下大肆鼓吹由供求决定的社会现象的合理性,甚至把已经到达危险界限的收入差距扩大也视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从而都是合理的。但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财富分配本身仅仅是特定分配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规章的产物,而根本不是体现贡献的分配正义。

一般地,尽管任何法律往往都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文化习俗,但特定时期的具体法律条文往往是由社会强势者的意志决定,法律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

从而规定了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分配制度。正因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越集中,那么,社会成员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之间的偏差就越大。显然,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正是由于权力日益集中的结果。又如,基于工资不断上升这类数据的简单统计,一些经济学者热衷于为曾被定性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翻案,甚至重新把它称为农业革命。但殊不知,即使工资有了提高,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改善。原因为这些工人失去了传统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即以前有很多不需要购买的生活资料,而现在一切都需要支付货币了。正是因为生活的恶化,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工资基金说”或“最低生活费说”。

可见,由于影响经济现象的因素如此复杂又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研究内容远不止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往往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素养。从某种意义上讲,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例如,哈耶克写道:“在理想世界里,难以想象会有不了解法学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经济学的人类学家、不懂哲学的心理学家或对其他课题一无所知的史学家。”事实上,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深刻烙印的经济学大师无不具有渊博的知识,如亚里士多德、斯密、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霍布森、马歇尔、加尔布雷斯、凡勃伦、哈耶克、森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都只是把经济学当成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例如,孔德及其追随者就坚持认为,社会现象作为一切现象中最为复杂的现象,其主题的不同方面在科学上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因而任何把经济科学从一般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经济学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科学的重新契合,尤其是在对社会科学其他分支领域所积累知识的借鉴和吸收方面。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狭隘性

上面的分析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方面。但遗憾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对已经逻辑性的问题进行思维加工的产物。例如,人们的真实行为中总是掺杂着这样或那样的伦理因素和价值观,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逐渐无视人性中的社会性以及行为中的利他心,并偏重于从自然和技术的观点来研究经济。这样,不但逐渐忽略了经济现象中的伦理因素,而且还进一步地将两者割裂开来。为此,早期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切尔就叹息道:“他们很少意识到:他们成长的环境塑造了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以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无法超越他们所处的环境。”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倾向呢?

首先,从思维基础上看,工程学与伦理学相分离是与“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二元论相适应的。正是基于这种二元论,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和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法则之间有一条明确无误的逻辑鸿沟,任何聪明才智都无法掩盖它,任何空间或时间上的并列也无法跨越它。”例如,基于这种二元论,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不违法,企业任何的逐利行为都是无可厚非的,而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进行伦理道德的考虑则是不合时宜的。例如,弗里德曼就曾宣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在现行游戏规则内提高其利润,而对于其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不良作用和弊端,则最终由法律和法院来负责解决。事实上,在他看来,法律构成了自由企业行为的前提与限制,而经济和伦理往往被当作人类生活中两个根本不相干的领域。然而,正是由于工程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割裂,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内容,从而走上了畸型的发展道路:一是它妨碍了经济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如新古典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内缩在稀缺性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从而导致它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经济现象。二是它所指导的社会实践也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如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企业诚信危机就是一个证据,它不但损害了单个企业的利益,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其次,从社会环境上看,工程学与伦理学相分离是与西方学术的革命性转折相适应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引发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使得研究内容局限于工程学一隅。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使得数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逐渐被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从而使研究方法日益形式化。其结果是,经济学的发展被打上了明显的“印记”:一是由于这些复杂的技术日益代替了以前那种简单的技术,经济学家日益专注于狭窄的技术性工作,以致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专门的、为一般读者所不易懂的学问,而从斯密到穆勒的经济学则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需要经过特别训练就可以掌握的。二是研究范围的扩展与工作质量的提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探究诸如社会自身问题的作者以及追寻诸如社会结构因素这一类问题的学者,与研究诸如货币、利息、就业之类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分道扬镳了。这意味着从今以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越来越分离了。所以,由于这种趋势的持续演变,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对“工程学”的研究,越来越忽视了伦理学的内容。这种“工程学”的特点就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

显然,由于研究对象的内缩,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也逐渐单一化,并最终蜕化为一个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因此,一方面,它割裂了与过去思想的联系,把过去的思想都看成是错误的、天真的、无知的、甚至是愚蠢的,而自认为只有当代经济学才发现了真理。例如,萨伊就质疑:“研究那些很久以前已经被并且应该被的荒谬的观点和教条有何用途?只有那些迂腐的人才会尝试去复活它们。一门科学越完美,其历史也就短暂。”另一方面,它越来越割裂了与现实的联系,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看成是纯粹逻辑的产物,把对尚未解决的悖论的发现和解释视为理论进步的主要原因。例如,斯蒂格勒就宣称:“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仅起微乎其微的、甚至是偶然的作用,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学术共识。即使在某些情形下,最初的环境因素对特定理论具有明显的激发作用,如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但很快专业化的重新表述方式使之远离了当时的情况,直到最后最初情形与理论的本质或使用已经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宣称,为了建立一个普适性的经济理论,就应该与历史和社会环境相脱离。显然,这恰恰是源于这些学者狭隘的知识结构所致。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经济思想发展史中那些代表人物的理论主张与其知识背景就明白了。

目前基于高度专业化的主流经济学往往局限于非

常狭窄的工程学领域,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缺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深知对经济学本身的作用和意义的了解也越来越模糊不清。然而,他们却往往不愿承认其研究的有限性。究其原因,如阿克洛夫所说:“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他们认为,经济学能涵盖所有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狂妄的意识,主流经济学往往以社会科学的“皇后”自居。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就指出:“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最怕变成社会学家。”而且,正是基于这种狂妄的意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学教育越来越专业化,而很少强调它与哲学、法律、历史学的关系,而仅仅赋予了数学以决定性的角色。更有甚者,经济学教育也抛弃了自身的历史,或至多将思想史作为较进步理论的前身而提供在教学上的意义,以致阿克洛夫所说,目前“事实上已经找不到通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学生了”。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偏向就是:越来越强调数理模型的构建,而越来越忽视了经济理论的真正目的。同时,那些偏重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被视为异端而为主流所抛弃。所以,科斯感慨说:“一种对真实世界中发生具体事件的蔑视态度,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习惯,且他们自己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主流经济学向来重理论而轻事实。”

事实上,科斯之所以能够跳出教条主义的窠臼而独辟蹊径地提出交易费用学说,就在于他的学术背景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凡是有志于学问的真正追求者,都应该努力从经济学以及其他更为广泛领域的学习中挖掘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把自己异化成为了获得别人“认可”而陷入狭小的模型摆弄之中。一般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于自然科学及自然现象,它需要不断积累起丰富的知识;相应地,社会科学中成就的取得也往往比较漫长。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却是,越来越多的成果主要来自年轻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所建立的数理模型,如阿罗、萨缪尔森、贝克尔、乔根森、克莱茵、卢卡斯、斯彭斯、格罗斯曼、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曼昆等都不到“不惑之年”就名扬寰宇了。显然,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充满了嘲讽。一百多年前,经济学家在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当时经济学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就要遭受非议。但现在,一些人文学科都在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著作如果没有模型和数据,就不成为真正的经济学著作了。在以前,斯密因为博大精深,拥有广泛的伦理学、历史学的知识而备受尊重;相反,李嘉图由于知识短浅,他的抽象演绎法也就广受攻击。但现在,那些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不再称为正统主流经济学家,而那些毕生在搞几个模型的人被吹捧为大经济学家。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盛行数理模型化的研究方式,也正反映了现代学者自身知识素养的狭窄性。

可见,要理解和解决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这必然不是一个基于几个数理模型的理性计算就可以的;相反,它需要用到非常广泛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以及政治的等学科知识。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由于日益局限于工程学一隅而热衷于数理模型的构建,从而忽视了其他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等因素,因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脱节。关于这一点,阿克洛夫就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理论的不幸之处就在于,只有少数结果能使用各种有意思的数学研究。我早先提到的增长理论是另一个例子。出于某种原因,人们竟然写出了上百万篇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其中写得最好的当然很有意思。现在,理性与其理论的情况也有些类似,研究这些东西你几乎用不着数学。这里面惟一有一点点意思的地方主要是它可以作为练习之用。然而,重要的研究和有意思的习作恐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事实上,即使是应用政策研究,也不能局限于数据之间关系的分析。科兰德就对应用经济学和注重检验的实证经济学进行了区分:“应用政策经济学不是对一个理论的检验,而是将对该理论的认识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当中”,这就涉及到理性的个人对具体事例的不同判断;而“为了使学生掌握一般化的模型,从形式上对一般化的模型进行修整以适合特殊的案例,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是个有益的练习,但是对于从事应用政策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它不是一个好方法。同样地,一旦一般化的模型被发展了,对该模型的具体含义进行检验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还不如把它当作教学的练习”。

五、简短结语

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经济行为及其产生的经济现象,根本上就与伦理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凯恩斯甚至指出:

“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但不幸的是,在功能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逐渐将伦理排斥在经济活动的分析之外,以致越来越无法回答自身的问题。古莱曾写道:“当今的经济学说在工作方式与产品分类方面并不像遥远的过去那样,几乎总是与道德准则密切相关;相反,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之中,经济学已变成了最抽象的数理科学以及最实际的应用学科。在方式与方法上,它的成就最大,但在评估目标与理想方面,它却显得无能为力。然而,不管怎样,由发展所带来的新目的问题唤醒了经济学家,使他们又重新注意到已经被遗忘的与道德哲学家之间的血缘联系。”特别是,随着数学开始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越来越被抛弃在一旁,以致经济学说越来越不能整体性地考虑社会问题,甚至不能抓住问题的症结,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越来越下降。斯蒂格勒写道:“随着专业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用令人畏惧的数学技术,结果,经济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进行交流的能力,似乎还不如以前的。”显然,这种状况使得经济学的思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窒息。如阿克洛夫指出:“对最大化的研究引出了一些不足道的习作,当人们用数学等方法来表述这种习作时,它看起来是那样简洁明了,但它不会使人更加聪明,我们总想在分析中有某种能让人稍稍聪明一点的东西。”

正因如此,要求改革经济学思维和纠正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卢兹和勒克斯就写道:价值观“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与大多数人发生着联系,因而最不该忽略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竟然把它排斥在该学科之外达一个世纪之久……如果社会科学真的离不开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潜在的危险就不是来自价值判断,而是来自于对那些真正发挥作用的价值观的忽略”。显然,重新将伦理因素纳入考虑,就是经济学健康发展的合理方向。事实上,巴斯夏很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存在着难以胜数的接触点。鉴于两个真理不可互相对立,因而如果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某个现象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而伦理学家却认为效果将会更好,这时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二位

之中必有一位错了。各门科学就是这样互为印证。”同样,亚瑟・里奇在其2卷本《经济伦理学》中就指出:“经济上不合理的东西不可能真正是人道主义的,而与人类正义相冲突的东西也不可能真正是经济上合理的。”

在实践中,当前美国凡是想要得到正式认可的商学院,即想要从AACSB(美国批准、认可大学教学大纲的机构)获得合法性的学院,都必须把经济伦理学列入它们的课程;而“经济伦理学首先必须努力面对的问题是作为(未来的)雇员和经理人我们应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认识世界’。”关于两者的重新结合,凯恩斯在70年前(1930年)就有了深刻的预言:“我认为,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参考文献:

[1体经济学和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白暴力,杨云霞,论价值理论的构成及内容『JJ_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1)。

[6]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7]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8]布伦南,布坎南规则的理由:的政治经济学[A],经济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朱富强,实证经济学中的“致命的自负”:实证分析的合理性、可信性及有用性质疑叨,社会科学战线,2008,(7)。

[10]朱富强,实证经济学是否是一门客观性学科――实证分析中主观性和规范性探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1)。

[11]科兰德,通过数字建立的经济学的艺术[A],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2]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3]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4]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唐纳森,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对企业伦理学的一种社会契约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6]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7]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18]卢兹,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9]哈耶克,自由l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2]布鲁,经济思想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3]施泰因曼,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24]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5]克洛尔,豪伊特,经济学的基础[A],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6]科斯,新制度经济学[A],梅纳尔制度、契约与组织[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7]J・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A],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8]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9]斯蒂格勒,知识分子与市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30]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I,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1]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收入 消费水平 经济结构 投资 GDP

1.文献综述

当前学者对于居民消费水平与居民劳动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量化分析,通过研究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以及居民劳动水平的变化得到如何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建议。邹红(2011)通过建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劳动收入,城乡居民差距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得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劳动收入和城乡经济收入差距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年龄差异和消费观念的不同是影响消费水平差距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通过调整劳动收入结构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该研究仅仅从量化的角度研究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关系缺乏对社会层面的分析。汪伟(2013)分析我国经济低消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融资约束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该学者主要从大型国有企业和小型私营企业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市场中由于融资约束的原因使得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面临着生产资金不足的情况使得企业在进行年度收入分配的过程中以收益留成的方式保留的企业的利润使得居民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最终导致了居民的消费水平的降低,消费能力的下降。但是这种分析方式着重强调了融资约束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贾颖(2012)主要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我国有必要着重扩大内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鼓励居民增加储蓄率,降低负债的比率,而作为发展中国家,过度的依赖出口使得温涛(2013)主要将居民的收入分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然而财产性收入对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最大。转移性收入主要影响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并且东部和中部西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差异,在制定政策时增加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应当考虑到地域差异。目前对于劳动收入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的方面,缺乏对于整体的客观分析,本文将从宏观经济面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全面的分析研究劳动收入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提出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内需的建议。

2.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及影响因素

2.1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目前国际上对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相对普遍的认识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大,本国的消费倾向就越大。国民收入一般是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在我国的国民收入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投资一般以国外投资和政府投资作为投资的两大主角,国外投资一般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决定的,国际经济形势处于成长期时,国外投资一定处于上升的趋势。政府投资一般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形势,当国内经济处于衰退期时,政府会运用财政工具增加国内投资,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因此投资一般取决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二者的共同作用,而政府购买同样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形势,通过逆经济风险进行操作,政府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的衰退。进出口主要是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共同影响,国际市场的经济较为繁荣,必然会使得出口增加,出口出现顺差的形势,国内的制造业供不应求,经济得到发展,但是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从本质上分析都是一种被动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而增加消费可以作为一种主动形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劳动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劳动收入的同时会使得消费者能够最大限度的将这一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存在着劳动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占比逐步下降,例如过去的20年我国的劳动收入占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30%以下,说明我国的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严重不足,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较低直接影响到了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不足导致生产性的资金回流速度降低,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反观西方国家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例都是逐渐的增加,并且保持在50%以上的份额比例。

2.2劳动收入的影响因素

2.2.1收入分配方式

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主要的的收入的分配形式,一般来说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分配方式。目前社会形式主要分为以私有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形式。首先作为西方的私有资本主义形式,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私营业主在生产的过程中拥有了全部的生产资料,也就意味着私营业主在生产分配的过程中拥有了收入分配中的极大地优势,这一优势决定了其收入分配中的主导的地位,而劳动者由于其缺少和私营业主谈判的条件使得在生产的过程中处于收入分配的劣势地位,最终导致其劳动收入受到剥削,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方式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资料是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劳动者地位优劣之分,因此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例较高,但是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一系列诸如劳动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收入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目前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较低。

2.2.2技g进步

技术进步对于劳动收入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当私营业主增加对于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后,新机器和新技术的投入必将大幅度的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社会的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不变资本大幅度提高结果必然是可变资本投入的减少,在劳动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需求的较少必然导致劳动收入的降低。

2.2.3产业结构的变化

最近几年我国一直在倡导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通过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使得我国的经济中心逐渐从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偏向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农业是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我国的传统的农业形式提倡精耕细作,在过去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时代,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劳动收入份额比例也最高。同样第二产业工业在过去同样需要大量的人力的投入,但是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也逐渐的降低,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将经济中心转移到第三产业,只有加快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才能防止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下降。

3.我国消费水平与劳动收入水平的变动关系

针对我国的消费水平与劳动收入的变动关系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一方面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形式决定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将会逐步的上升,其份额比例必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而劳动收入的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消费水平的提升。然而目前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却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形势和收入分配方式仍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消费水平相对于劳动收入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消费观念仍然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

4.政策建议

4.1明确我国的国家形式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资料的公有制,而公有制经济形式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正逐渐的削弱,公有制经济份额已经从70%降低到2016年的30%,而非公有经济形式的比例却逐步的提升,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的渗透淡化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家形式。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当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家形式,明确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优势,逐步的提高公有制经济的占比,从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进而提高消费水平。

4.2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结构性改革进度

在劳动份额占比中,存在着第二产业小于第三产业且小于第一产业的关系,但是经济的发展路径必然是逐步的增加第三产业的占比,然而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经济形式的转变必然要从第一产业逐渐过渡到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为了防止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影响消费水平,必然要加快这两个过程。经济结构的优化必然要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较大的第三产业的占比,增加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从而逐步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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