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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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创新范文第1篇
中国首部《中医药法》已于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医药法》以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为宗旨[1]。其最大的亮点在于将中医药几十年探索、发展有益的经验、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人民群众对于中医药的期盼和要求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对中医药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风湿病的从业者，本文浅谈在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进而促进中医风湿病学的发展。
1规范风湿病的诊疗行为
风湿病是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经规范治疗多能恢复正常生活。但未经规范治疗危害大，轻者会出现关节痛，影响日常生活；严重者会导致畸形或者残疾，甚至威胁到生命健康[2]。中医药治疗风湿病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并有明显的疗效，受到了广大患者的欢迎[3]。然而不少“江湖游医”抓住患者心理，以祖传秘方、偏方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并私制疗效不确切、毒副作用不清楚的药物，患者受诱骗前往就医，致使病情延`，造成患者健康和财产的双重损失，同时也让中医蒙受不白之冤。《中医药法》第53～59条加大了对中医药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针对非法执业、违规广告等行为制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当然对于确有专长的民间医生，《中医药法》第15条规定经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因此，一方面应当以《中医药法》为准绳打击各种风湿治疗的虚假广告，维护广大风湿患者医疗安全；另一方面要发挥中医药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通过监督与能力提升，方可实现中医风湿病的规范诊疗。
2创新风湿病的防治理论
《中医药法》第3条提出：“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代中医对风湿病的诊疗是百家争鸣，各有长短，应汲取历代中医防治风湿病的精髓，参考风湿病的新进展，依据临床研究成果，对中医风湿病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创新和发展。
2.1痹邪理论中医学称风湿病为“痹病”，历代医家认为其基本病因是正气亏虚，风寒湿邪乘袭发而为病。痹病由风寒湿三气杂合而诱发，还需与五体相合，与五脏之形气相合才会形成痹[4]。其中尤其强调“合”的重要性，不与之相合则不为痹。合于皮肉脉筋骨则分别为皮痹、肉痹、脉痹、筋痹、骨痹（五体痹），合于五脏则为心痹、肺痹、肝痹、脾痹、肾痹（五脏痹）。上述是中医对风湿病病因病机的传统论述，有学者提出“痹邪”致病理论[5-6]，认为脏腑亏虚，营卫之气不和（负责防御机能），遭风寒湿等外邪入侵，两者“相合”，形成新的病理产物――“痹邪”，此痹邪又成为致病关键因素；由于它是由正气与外邪“相合”而产生，与防御因子在“形”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不易被机体的防御因子识别，加之赋予外邪特性，无孔不入，或痹于脏腑而致五脏痹，或痹于五体而成五体痹。
从免疫学角度看，风湿病多由自身抗体介导的各种免疫复合物，沉积在组织及器官诱导免疫炎症而致病。痹邪类似于自身抗体，外感风寒湿后，引动伏留体内的痹邪，致使津停为湿，湿聚为痰，血滞为瘀，邪郁化热，形成内生痰、湿、瘀、热等病理产物混杂（类似抗原抗体复合物），侵犯脏腑而致病。发于皮肤类似硬皮病，发于肌肉类似多发性肌炎，发于肌腱类似强直性脊柱炎的跟腱炎，发于血脉类似血管炎，发于骨类似骨关节炎。风湿病属于系统性疾病，可累及内脏，如肺间质病变、肺动脉高压、肝功能损害、蛋白尿、胰腺炎等，与中医的五脏痹类似。可以说“痹邪”架起了中西医沟通的桥梁，是中医风湿病病机理论的创新，这一理论也获得很多学者的支持[7-8]。
2.2痹邪论治
2.2.1扶正祛邪风湿病多以外感风寒湿邪为始动病因，形成的痹邪可伏留体内，每遇外邪反复发作。临床上不少控制稳定的风湿病常因感染而复发，长期的免疫抑制剂治疗又可使免疫功能下降，容易感染，导致风湿病的控制难度加大。外邪侵袭是首因，故及时解表祛邪是治疗的首要任务，《伤寒杂病论》记载了系列方药，如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桂枝芍药知母汤等[9]。对于深伏于内的痹邪，除祛风除痹从表而解外，尚需扶阳气，充腠理，缓缓蒸发，通畅营卫，致风湿尽去。四神煎是代表方剂，该方重用黄芪补气发汗，使深伏于内的痹邪随汗而解，丰富了汗法应用[10]。此外，玉屏风散、黄芪桂枝五物汤、补中益气汤等均为益气扶正之品。气虚伤阳者致阳气虚弱，扶阳医家郑钦安认为阳气不足，百病重生，代表方剂如乌头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吴生元[11]善用川乌、草乌治疗风湿病，独树一帜。
2.2.2调理脏腑调理脏腑可祛除痹邪，一方面是因为痹邪可侵扰五脏，如狼疮性肾炎，风湿扰肾是其重要病机，从风湿扰肾角度论治可为肾病的辨治提供新思路[12]。另一方面通过恢复脏腑功能，提高正气抗邪能力，以改善人体免疫功能的紊乱状态，减少风湿病的复发。此外脏腑功能的恢复促进了气、血、津液的运行与代谢，有益于痹邪等病理产物的消除。例如，临床上抓住口干、眼干是干燥综合征的主要症状，认为肝胃郁热是该病的重要病机，采用清胃泻肝、撤热存津法治疗，不仅有不错的临床疗效，而且部分患者的抗核抗体、抗SSA抗体、抗SSB抗体等能转阴[13]。王承德[14]提出“痹必夹湿”，认为痹始于湿，病机于湿，变生于湿，治难在湿，强调治疗风湿病应首重脾胃，以健脾化湿为治疗大法。焦树德[15]认为肾督阳虚是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病机，根据临床症状提出了以补肾祛寒治�短牢�基础的补肾强督治法。金实[16]认为津液输布失常是干燥综合征的关键问题，提出从宣肺布津论治干燥综合征。上述均是通过审证求因、谨查病机、明辨脏腑而祛除痹邪的。3发挥中医的临床优势
3.1以循证医学彰显中医临床优势《中医药法》第41条提出：“加强对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重大疑难疾病、重大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以及其他对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科学研究。”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和发扬光大的源动力、生命力和推动力[17]。中医风湿要走向世界，首先要依靠有疗效优势的临床研究，不能自我陶醉。然而历代医家对中医的疗效更多地基于个体诊治经验，无统一标准，严重影响了中医临床疗效的评价和技术推广。目前，中医风湿的前瞻性、多中心、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迫切需要加强中医风湿病的循证医学研究。也有学者认为中医是辨证论治（个性化治疗）不适合循证研究（标准化治疗），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鉴于风湿病以慢性病为主，多具有基本病机，围绕基本病机（共同规律）是可以开展临床疗效评估的，只有将多中心的随机对照、队列研究等引入中医风湿病的临床研究中，才可能获得疗效的确切证据，才能让医生心里有底，提高诊疗的自信心，尤其是年轻医生。
3.2借鉴精准医学理念发挥中医临床优势精准医学是以实现精准的风险预测和精准的疾病分类、诊断及治疗，制订具有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为目的。加强中医药的精准医学研究，是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18]。为此需要借鉴精准医学的思维开展风湿病的中医临床研究，以弘扬中医药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如痛风急性期以湿热证为主，为了证实我科痛风合剂的疗效，我们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结果发现其有效率为94.36%，显控率为66.19%。从显控率看，仍有30%的患者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传统中医更多地将疗效不佳的原因归咎于医生的辨证问题上，这是片面的。现代化学药临床疗效有异质性，中药也应当存在类似的差异，这是被中医临床忽视的关键问题。为此我们选取痛风急性期患者以痛风合剂进行治疗，开展了自身前后对照的疗效观察，以显控率为标准分为2组，对疗效影响因子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筛选疗效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痛风并发症、治疗前使用非甾体抗炎药、饮酒频率、发作频率和红细胞沉降率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文章待发）。提示临床上对伴有上述影响因素的患者，建议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或者说筛选出痛风合剂的适宜患者，减少治疗的盲目性，逐步实现痛风的中医分层治疗，这即为我们基于精准医学理念开展的新探索。
4创新抗风湿中药的研究思路
医院制剂是根据医生和患者需要配制的制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19]。近10年来，院内中药制剂大幅萎缩，严重制约了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所幸《中医药法》第31～32条为院内制剂指明了方向，如国家支持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向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配制等。风湿病属于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研发中药新药周期太长，院内制剂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开发抗风湿院内中药制剂要选准方向，首先，川乌、草乌是治疗风湿痹病的重要药物，其药性大辛大热，可以驱下焦之阴，而复上焦之阳，临床散寒止痛疗效显著[20]。然而它们都具有一定的毒性，这种毒性受产地、炮制、药物配伍等影响，正是担心其毒性，临床医生使用很少，即便选用剂量也很小（3～9g），可能达不到治疗目的，以致这一有效的抗风湿方法遭到埋没。乌头汤是治疗风湿寒痹的经典方剂，如能深入研究乌头汤药效成分、毒性成分、含量检测、药效剂量、中毒剂量、药动学、药代学及质量控制等，则有可能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制剂。其次，虫类中药（如蜈蚣、全蝎、蚂蚁等）具有钻透剔邪、搜风通络、消肿定痛的特性，因此凡属顽痹，必借虫蚁之类搜剔窜透，方能使浊去凝开，经络畅通，邪蠲正复[21]。这类药物相对乌头类安全性高，可以开展虫药小复方与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比较研究，有可能挖掘出与DMARDs疗效相当的药物。最后，祛风湿中药有上百种，每味中药又含有几十至上百种成分，因此，挖掘抗风湿中药的小分子单体成分或有效部位意义重大。目前，中药有效成分化合物库已经建成，相关研究技术逐步成熟[22-23]。风湿疾病靶蛋白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因此完全可以采用化学信息学技术，如分子对接进行中药有效成分的筛选，然后可在细胞模型上进行高通量的验证，进而在动物模型上开展临床前研究[24]。若人们能成功研发出新药，必将对风湿病的治疗产生深远的影响。
5风湿病中西医结合的创新探索
《中医药法》第38条指出：“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中西医结合基本原则是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争取理论上的结合[25]。DMARDs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RA）的主要药物，然而起效慢是其不足；在治疗早期，如何迅速改善患者关节肿痛是RA治疗中的疑难问题，常用非甾体抗炎药或小剂量糖皮质激素，由于胃肠或心血管不良事件而受到限制[26]。另外还有少数患者虽经足量、足疗程治疗，甚至炎症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依然存在关节肿胀。临床上我们常用加味四神煎进行治疗，该方重用黄芪为君，补气发汗，鼓动卫气，驱邪外出，辅以远志、石斛、牛膝、金银花，气足汗出，使深伏于内的邪气随汗而解。我们评价了加味四神煎治疗RA急性活动期的临床疗效，在常规DMARDs基础上，配合加味四神煎治疗，疗程1个月，结果发现加味四神煎能明显改善RA的临床症状，这就为加味四神煎联合DMARDs治疗RA活动期提供了临床依据（文章待发）。
以系统损害为主的风湿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中、重度患者常需要激素治疗，糖皮质激素为肾上腺皮质所分泌，从激素的作用及副作用分析推断其具有“纯阳”之性。生理剂量下有“少火生气”作用，在超生理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此“纯阳”之药易“阳盛耗阴”，出�F食欲亢进、面赤身热、心烦少寐、盗汗、舌红、脉细数等阴虚火旺之象（激素副作用）[27]。伴随着激素的减量，由于助阳作用力减弱，易出现肾阳亏虚之证，表现为形寒怕冷、面浮？白、肢冷便溏等症状。现代研究表明，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可引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抑制，导致肾上腺萎缩，而在激素减量至维持期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可能是疾病易复发的重要原因[28]。因此，辨证论治应抓住肾虚这一关键问题，着重调整肾之阴阳平衡，以“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法干预激素副作用；“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法促进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恢复，以提高撤减的成功率，称为补肾序贯疗法[29]。大量的基础研究表明，滋阴泻火药可减轻大剂量激素引起肾上腺皮质抑制；在激素撤减过程中，温肾药可促进肾上腺皮质恢复[30-32]。我们在临床上采用补肾序贯疗法为激素的安全应用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这就是将HPA轴与肾虚在临床应用上的理论融合。
中医药发展创新范文第2篇
【关键词】集团企业资金管理状况资金管理模式分析 创新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达的信息技术和有效的资源配置，使竞争进一步加剧。集团企业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愈加突出，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已成为多数企业集团的共识，并日益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研究的焦点，探索处于国际市场的发展环境，借助发达的
信息技术，采取有效的管理方法，促使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模式符合企业的市场变化和战略发展方向。
一、 集团企业资金管理状况
组织层次复杂，管理链条过长。从宏观上看，我国企业还面临尚不发达、不够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在这种环境下难以有效地监控集团内部成员企业的经营活动。目前集团资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信息失真，难以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由于集团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或公司内的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和不集中，或者由于集团公司管理技术和手段落后，信息衰变程度严重，导致集团公司的高层决策者难以获取及时、准确、完整的财务信息。信息的不透明、失真，还侵犯了政府、公司股东、债权人、公司员工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影响政府宏观管理和社会监督的效果。很多集团公司的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有些集团公司资金的流动与监督控制严重脱节，此外某些集团公司中，对子公司的监控约束机制不完善，造成集团公司整体资金管理混乱、资金运作效益低下，甚至导致公司资产遭到严重侵蚀。
2、资金运作效率低下。
集团公司资金集中管理的需要和内部多级法人子公司资金分散占用的矛盾已成为现阶段集团公司财务资金管理中最突出的问题。企业内部资金整合不够、散乱，使资金运作效率低下。
二、集团企业资金管理模式分析
集团企业资金管理模式有传统的统收统支、拨付备用金等管理模式和现代较流行的结算中心、内部银行和财务公司管理五种模式。
（一）统收统支模式
统收统支模式是指集团一切现金收付活动都集中在企业的财务部门，各支机构或子公司不单独设立账号。当集团公司把下属公司看成本中心时，多数采用该种资金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企业全局收支平衡的实现，提高资金周转效率，便于控制，但不利于调动各层开源节流的积极性，从而影响集团企业经营的灵活性，降低了财务活动的效率。它属于一种绝对集权的资金管理模式。
（二）拨付备用金模式
拨付备用金是指集团公司按照一定的期限统拨给所属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一定数额的现金，备其使用。待到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发生现金支出后，持有关凭证到集团公司财务部报销以补足备用金。这种资金管理模式是集团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和事业部采用的资金管理模式，适用于生产不同产品的下属公司和资金流量较大、但流动规律性较差的下属公司，属于一种资金有限集权管理模式。相对于统收统支而言，拨付备用金方式尽管依然是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但具有了一定范围的灵活性。
（三）结算中心模式
结算中心通常是由集团为内部各子公司设立的，主要办理内部各成员或子公司现金收付和往来结算业务的专门机构。可设立于财务部门内，也可作为独立运行的职能机构。这种模式适用于集团所属法人企业的资金集中管理，也适用于集团内部的项目部或非法人经营机构，甚至一些关联企业。结算中心方式并不意味着将各子公司的全部现金集中到资金总库，而是关于资金动员、资金流动和投资等决策过程的集中化，各子公司拥有较大经营权和决策权。
（四）内部银行模式
内部银行是将社会银行的基本职能与管理方式引入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内部资金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进行企业或集团内部日常的往来结算和资金调拨、运筹。这种模式适用于具有较多责任中心的企事业单位、集团企业、中型实体性企业、事业单位和控股型总公司等，一般不推荐小企业或责任实体少的企事业单位使用。设立内部银行是在集团内部的资金管理中引入一种模拟的银企关系，集团与各分子公司是一种贷款管理关系。
（五）财务公司模式
财务公司是一种经营部分银行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经营范围除抵押放款以外，还有外汇、联合贷款、包销债券、不动产抵押、集团企业理财及投资咨询等业务。财务公司大多是在企业集团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作为企业集团的子公司而设立的，还负担着集团公司的部分银行职能和理财任务。见下图：
财务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与其他集团公司的子公司的关系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市场竞争关系。另外集团对各子公司的现金控制是通过财务公司进行的，集团经营者不再直接干预子公司的现金使用和取得。这种资金管理模式适应于对集中控制要求不高的集团企业。
（ 六） 分析评价
以上五种集团资金管理模式均有其存在意义和价值，分别针对企业集团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规模来设计，加强对集团资金的科学管理是其核心内容。但各种模式各有利弊，各集团企业需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要求来考虑选择资金管理模式。它们之间的对比分析如上表所示：
三、集团公司资金管理模式创新与启示
目前，国外集团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企业已普遍采用资金集中管理。国外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主要有委托贷款模式、资金池模式、资金集合模式、资金管理中心模式等几种模式形式。随着各方环境的变化，网络银行的出现与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外汇资金管理等等也将对集团公司资金管理模式的影响进一步加深。虽然国内企业集团的部分资金管理模式与国外的趋同，但两者仍在运用广度和深度、运行机制、政策法规限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比较分析，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促进我们的资金管理模式更成熟完善。
从国内外资金管理模式整体来看，国内的统收统支模式和拨付备用金模式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国外基本不采用；国外企业集团采用的委托贷款模式在国内作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对国内企业集团办理，但是这种方式手续比较繁杂，因此在国内不作为企业集团主要的资金管理方法；资金集合模式在国内应用比较广泛，但一般不单独采用，国内集团企业往往将这种资金集合与资金结算中心结合在一起使用；资金池模式在国内刚起步；国外的资金管理中心从事的业务是国内资金结算中心内部业务部分，国内的资金结算中心与国外相比功能更为强大；财务公司在国内外都有采用，国外的财务公司比国内的更成熟、完善。国外的资金池模式要求开立虚拟性质的“现金池”总账户，总账户与子账户之间、各子账户之间均不涉及资金实物转化，而国内的资金池则是开立实际的“现金池”账户，涉及资金实物转化并且集团
总部未进行利息分摊，增加了成本。
西方国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有准确的功能和业务定位，一般是结合本集团的产业特点，以服务为宗旨配合集团的战略来定位自己的金融运作，通过特色服务树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同时，西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直都非常注重信息化在经营管理、业务流程中的应用。多
年来，他们不断摸索和实践，开发各种管理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与之相比，我国财务公司信息化手段的应用程度还比较低，与国内金融同业相比，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各集团企业在外部环境、内部资本结构、管理要求和集团控制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由此导致企业集团出现不同的资金管理模式，但本质都是为实施科学高效的资金管理。
中医药发展创新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医药；创新路径；原始创新；中国学派；全民健康高速公路
1 知识创新的两条路径
通过对中医药的知识性质、自主转型以及未来社会形态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从知识的性质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医药在思想、方法、效用、价值等方面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库，蕴藏着无穷的潜力，而且其本身就是知识社会和未来健康社会“发展的一个正式构成要素”，是建设“知识共享”和“健康共享”目标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从基础着手来规划战略发展，将为发挥中医药的创新潜力铺垫通衢大道。
从笔者阅读过的关于西方学者和中国人自己的著作中，笔者可以作出下面的初步综合判断：以知识的性质作为标准，客观知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即将过去，应用意会知识主宰未来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随着知识观的变化，人类的精神世界将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通识”将代替“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带动和促进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普及和应用，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药知识通过再认识的转化，将全面实现价值再现。由此我们看到，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战略路径已经清晰。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执行的中医药知识创新路线实际上是按照将意会知识明晰化的路径开展的，其基本特征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对中医药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分析和“重建”。从实践结果来看，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与生俱来的“知识缺陷”，人们并没有通过这条路径取得根本性的理论和技术创新，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困惑。
实际上，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藏象、经络、精气神以及中药的性气味理论是以宇宙创生的规律为核心构建起来，并对其加以阐释、摹拟和利用的，属于意会知识。 而对这种知识的认识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贯通，外在工具只能是辅的，也只能是工具。在达到工具的极限之后，人们只能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思维突破极限而获得新认识，这个创新过程既是意会知识明晰化的过程，在更基础的意义上也说明明晰知识实际上决定于意会知识。因此，对意会知识的认识、教育和应用是把握知识创新规律的关键，而对中医药知识体系来说，这个原理即是本体知识的显现，通过意会而获得关于整体的知识。
中医药知识的特殊之处在于处处和时时不离整体，并一直保持整体知识的性质，其创新路径就是以意会知识为对象的整体创新。这条创新路径与单纯追求明晰化的创新不同，它以保持知识的整体性为特征和特色，知识的进步依然离不开整体原理。这是中医药知识最为令人不可捉摸的地方，也是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与客观化知识泾渭分明的地方。一般来说，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在达到整体的境界之后使知识向外在化的方向发展，而中医药知识创新则相反，一直是整体的自我保持和自我区别，从而产生了中医药这个庞大的整体知识体系。由于这个体系具有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它是有选择地吸收其它不同门类的知识进入其中，并不绝对排斥外来知识。不过这个选择吸收的过程表现为明晰知识意会化的过程，不经过这个过程，吸收工作就无法完成。但是，一旦缺少这种创新机制，所谓“开放创新”只是一句空话，这也是多年来中医药知识创新的经验和教训。
当前，关于意会知识的创新规律只是停留在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上，人们注重的是一般关于“悟性”和“灵感”思维的特征，尚没有从明晰化的旧习惯中解放出来，并导致了倾向于否定中医药创新的偏弊。旧的习惯不改变，中医药理论创新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就难以实施。相反，加强对中医药知识之意会性质的理解、学习和实践，才能奠定“大医”的基础，从而根本解决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六名”战略，在“名医、名科、名院、名药、名店、名厂”的培育和建设中，“名医”战略处于核心地位。考察历代名医的成长规律，对意会知识的把握和领会是基础。当前全球正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为中医药现代化及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路径，积累了新经验。借助于意会知识的创新规律，我们就能够正确处理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关系，让中医药精神和形象得到真实和没有“缺陷”的表现。
2 中国学派的崛起
从中医药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黄帝内经》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以哲学思维建构基础理论并容纳百科知识的范例。所谓其中的哲学思维，我们可以表述为以对整体的认识为特征。在这个思维的基础上，《黄帝内经》积极吸收当时学术的成果，包括道家思想、天道规律、阴阳学说、气象、物候、地理等，与长期积累形成的医学经验相结合而成为中医学的原典。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待中医学，人们经常抱怨中医学不进步，多少年都是守着原典不肯丢，所以要硬性地与原典割裂，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但是，由于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医药不能离开原典的原因，因此也就做不到对症下药，至今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其现代化。
荀子在分析当时各个学术流派时曾经指出各家的通病：“蔽于一曲而黯于大理”，即家家皆有局限，不能达到对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要“解蔽”。现在看来，荀子的论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当前主流知识界的最大弊端在于“知识缺陷”，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皆普遍存在，也可以说是科学与人文的割裂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根本缺陷。针对这个缺陷，中医药的现代化已经转变了方向和意义，其自身的现展成为克服“知识缺陷”的一种资源。这样一来，中医药作为一种“通学”，已经具备在开放创新的基础上促进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现实功能，从而使中医药作为知识基础，具有促进全球性知识创新的意义。
虽然这个目标显得非常遥远，但是我们看到，从理论上来看，中医药在科技、文化、经济、卫生、教育、社会等领域已经具备未来学科发展与融合的基础，通过未来社会的知识转型，这个目标将越来越近。问题在于，虽然中医药作为医学的中国学派应当没有疑义，如果我们推而广之，认为这将标志着中国文化医学时代的来临，那么这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质疑。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我们在此不再深究，留待以后讨论。这里只是通过一个现象来说明，即中国的现展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并没有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以中国元素为基础的多学科参与的综合创新，即走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机遇期，对于机遇的表述各个不同，在此也不一一举述。我们看到学术界对中国科技、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等学派的期待已经很久，而这一切都与中国的自主发展相联系。因此，中医药的自主发展必将是其自主创新的基础，而中医药的自主创新也必将引发学科群的创新，从而为中国的自主发展增添动力。从长远来看，中国学派的崛起将是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最大效应，而中国意识的增强也是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时代机遇。
3 全民健康高速公路
2006年，科技部启动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笔者在参加有关筹备工作的过程中，感到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中医药的作用，真正把握中医药的发展机遇，应当根据其自身的理论潜力，按照“大科学工程”的组织原则，设计出能够惠及人人健康的大型研究计划和推广计划，因此就萌发了构建“全民健康高速公路”的想法。这个想法的提出一方面是受到美国克林顿政府关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启发， 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指导方针的领会。而综合起来看，这个想法仍然是中医药思想的战略显现。2003年11月18～19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第219次学术讨论会，就我国中医药现状、中医药研究方法和方向、中医药发展目标等问题以及造成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剖析，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举措。作为会议主席之一的邓铁涛教授以“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为题作了主题评述报告。他回顾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历史及中医发展的坎坷历程和取得的许多成果，分析了目前中医药所处的时代背景，并提出今后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和策略。随后，邓老又提出以中医药思想为指导发展我国健康产业，建立大保健园的建议，在耄耋之年仍然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使人在感慨之余看到了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乐观前景。 基于邓老的卓识，在这篇报告的结尾，希望能够尽量表述清楚隐约可见的战略发展前景，以便为确立国家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提供可能的基础路径。
在当前我国的知识语境中，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成为主流。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笔者深切感到在最本来的意义上，中医药在理论上既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西方依然整体上处于强势的大环境下，援外虽然说必要，但是要真正认识和讲清楚中医药的性质，仍然需要进入自己的理论语境。本篇报告之所以以知识论作为基础，是因为依照波兰尼的知识学说，借助于明晰知识难以进入意会知识的语境，而作为意会知识，对中医药知识的把握仍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道其为意会知识这个阶段，必须通过切身体会才能够跨越知识本身的障碍，进入对本体知识的应用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实际上是对精神的意会，不通过精神本身，人们不可能达到对整体或本体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科学在精神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而中医药恰恰相反，在精神世界里极其成熟和优裕。能否理解中医药知识的这种性质是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的第一步。
我们通过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考察，认为建设以健康为基础的社会是发挥中医药知识潜力的基础路径。作为知识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健康社会也是“另一个世界和社会”，通过价值转型而促进社会的整体转型。本来知识社会已经是对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超越，而健康社会对知识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对知识社会的顶层设计和建设。中医药知识的优越之处是一方面弥补了明晰知识的“知识缺陷”，另一方面保证了人人平等参与的机制，从而为促进知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知识和机制的基础，也为人人享有高水平的健康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虽然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抑制了中医药的发展，但是中医药的根基仍在，一旦觉悟到中医药在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保障中医药的自主发展必然将与中国的自主发展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统一，我们需要设计出促进统一的方案和路径，而全民健康高速公路则是其中的选择之一。当前我国正在下力气解决人民的基础医疗保障问题，从目前的设想来看，我国还是停留在初级保健方面，对全民健康的高水平保障机制尚没有研究。在理论上，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发达国家同样没有解决。责任同时也是机遇，这是中国的历史机遇。
表述这个机遇的最好方式是竞争方式的变化和转型。我们看到，竞争的最后决定因素仍然是内因。由于知识的内源性缺陷，西方知识界在健康方面正逐渐接近中医药的理论语境，但受自身历史的制约，这种接近将是无止境的，除非其彻底实现知识转型，达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在发现自身传统的同时将重新看待中国的传统，而中国的首先觉醒将对未来的全球化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主导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并非不可能。可以想象，这个主导仍然是“协和万邦”式的主导，其在理论模式上与中医学的“心主神明”理论是一致的。而作为基础和表现之一是中国应当负担起对世界健康的责任，并在更基础的层面上首先使中国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健康保障。我们只有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理论、经验和技术与世界共享。
通过《迈向知识社会》，我们看到了信息社会的成功及其局限性，同时也看到了知识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资源的“有限共享”造成的，而要突破这一制约，在理论上应当实现真正的“无限共享”。多年来，我们在研究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时很少看到它的社会学意义，因此无法做到中医药知识的社会共享。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特别狭隘的话，可以认为不是人人自己不能先天享有，而是后天获得性的知识在阻碍先天能力的发挥。《易经・系辞》认为“不疾而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因此，我们提出全民健康高速公路的设想，就是要人们自觉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实现健康的个性化。只有个性化的发挥，才能做到“无限共享”。
按照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阶段，全民健康高速公路的建设将是协调解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等诸多矛盾的现实途径，也是中医药对促进中国发展的基础性贡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而构建“全球健康高速公路”，为中国的跨越发展铺垫实质性的路径。在理论上我们已经具备了“跨越发展”的可能性，只是战略思维的转变需要一个“知识”的过程。《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对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而言，这句话具有根本性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中医药发展创新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大潮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推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基础。实现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关键在于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标准化，促进中医药教育与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相结合，推动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高等中医药院校担负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的重任，必须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积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促进中医药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加速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斗争的经验结晶，在世界医药学宝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人类回归自然、重视天然药物和自然疗法热潮的兴起，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高等中医药教育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在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中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国际化之路。了解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把握其特点与规律，化解其矛盾与问题，提出其办法与思路，对于加快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
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机部分。中医药教育，尤其是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的传统优势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在内，层次、科类齐全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目前，全国拥有独立设置的高等中医药院校44所，另有设置中医药专业的西医药院校75所，非医药院校、研究院所126所，在校生达30余万人。因为高等中医药教育地位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在制订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时，总是把中医药连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作为最有条件首先走出国门的两个领域来规划。高等学校也完全有能力、有责任率先走上世界，实现与国际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交流，并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丰富和发展自己。实际上，我国中医药院校从1957年起就开始招受外国留学生，此后中医药留学生教育规模和范围持续、稳定扩大，目前已有10多所中医药院校设立了承担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国际教育学院，招收的留学生遍及世界各地。留学生教育层次也有了很大提高，学历教育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等层次，非学历教育包括高级进修生、普通进修生和短期进修生等多种形式。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医药学成为来华留学最热门的专业，其规模已牢牢占据我国自然科学留学生教育人数之冠。同时，在走出国门方面，经过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二)中医药国际化
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和中医药国际化是同一进程的两种力量。它们互为基础、互相推动，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了世界。实际上，尽管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潮流，但中医药学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却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有史可查的范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9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东渡扶桑，首次将中医药带出国门。从公元6世纪起，针灸学开始传向国外，先是朝鲜、日本，17世纪后传人欧洲，长期领先于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直到进人近代，现代医学兴起之后，传统医学的地位迅速衰落，中医药学也逐渐沦落为“民间医学”甚至被讥为“伪科学”。近年来，“回归自然”、“绿色消费”成为时尚，天然药物在世界各国开始成为医疗保健的首要选择，中医中药在世界医药市场中重新受到重视。特别是在预防、保健、治疗人类疑难病症方面，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中医药正以其科学价值和确切疗效，不仅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在机遇面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努力使中医药重新走向世界、融人各国的主流社会，并在国际医药保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正在实现从传统医药大国向现代中医药强国的跨越。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科技支撑、文化渗透、医疗服务、产业开发和人才培养是其五大支柱，而人才培养更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基石。在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布局中，高等中医药院校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一方面，他们要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将其输送到国外从事中医药国际化工作，同时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药学;另一方面，还要在各国政府推动下与国外高校合作举办各级各类中医药教育，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培养本土化的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通过这些有效工作，最终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中取得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
二、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关键环节
(一)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提，也是推动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迫切要求。目前，世界上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院校达数百所，为各国培养中医药人才做出了贡献。仅在美国，就有60余所中医学校通过了美国教育部教育评审委员会的认定，拥有在校学生上万名;在欧盟诸国，有全日制中医学校11所、非全日制中医药培训机构近200所，每年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达4万人。即使在遥远的非洲，在我国援非医疗队及华人中医的努力下，也已开始接受东方传统医学，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中国留学，这些国家包括利比里亚、坦桑尼亚、贝宁、利比亚等。但总体看，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标准化程度低下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除港台及少数东南亚、欧美国家外，各国多数中医药培训机构办学层次混乱，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体系互通性不强，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缺乏对学生中医药辨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医药学术交流不足，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极不统一。因此，制定一套包括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中医药教育机构设置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在内的中医药教育标准体系，并逐渐实现与现代医学教育的接轨，已经成为推进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当务之急。实际上，医学教育标准化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就已经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本科医学教育质量保证指南》(gumewpr) ; 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颁布《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 gmer)，对指导和规范世界医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已经出台《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也了《中医学专业(本科)中医药理论知识与技能基本标准》。借鉴这些经验，制定出通用性的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是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奠基之作。2008年11月，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上，我国学者公布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教育标准(草案)》，标志着世界中医本科教育标准化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将依照这一标准进行中医药教育的行业约束，规范中医药教育市场，保证中医药本科教育的基本质量和办学水平。当前的任务，是加快“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工作，并积极开展中医药教育标准的系列化工作，开展国际通用、符合中医药教育需求的教学大纲和基本教材编写工作，开展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中医教育资格认证体系的建设和教育质量评估工作，促进中医药教育在世界范围的规范、健康发展。
(二)中医药教育与文化传播相结合
从形态上看，中医药学虽然具有自然科学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表现出深刻的人文学科特征。中医药学以其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坚持个体化辨证论治、求衡性防治原则、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从整体联系的角度、功能的角度、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已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的差异，中医药学与西方医药理论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限于目前科技水平，对于中医的治疗效果、物质基础、作用机理，还不能完全做出科学说明，尤其不能按照西方科学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医药概念体系及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加上以古汉语为基础构成的中医药术语表述古朴深奥，国外的普通学生一般很难理解和领会其中蕴含的博大文化精髓。因此，要实现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有必要将中医药知识纳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推广的大系统之中，逐渐推进世界各国和地区民众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理解与认同。当前，随着我国的迅速和平崛起，东方文化正在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重视，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在世界遍地开花，与中医药一起成为盛开在世界文化园地的两朵奇葩。中医药教育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言教育互相造势、互相推动，使世界各国人民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了解中国古代的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而理解中西医学的差异，信任中医药诊治疗效，让更多有志青年自觉自愿地选择接受中医药教育、从事中医药推广工作。
(三)加速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进程
中医药是我国对外开放中有望取得原始性创新突破、对世界医学乃至科学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为此，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把“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作为重要内容，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列为“优先主题”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中药的新药研发能力已基本形成，中药产业已初具规模。据2006年公布的数据，我国中医药制造企业1 384家，产值1 234. 64亿元，中医药企业的发明专利迅速增加，其数量已与化学药品制造业大体相当。但总体看，我国中医药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制药技术落后，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薄弱，与我国几千年的中医传统和中医药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尽管我国目前拥有各类中成药6 000余种，每年还推出不少新药品种，但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很少。在国际草药市场中，我国中药出口额仅占世界的3%左右，且主要以中药材和饮片为主，中成药出口仅占中药出口总额的15.400。即便如此，对欧美国家，我国的中成药只能以食物补充剂的身份上市。目前，在这一领域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欧洲、日本、韩国，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占有90%的份额。中药产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均一性是进人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不但要选择适销对路的产品，更要加强产品药材的可控化、制剂的现代化、工艺的工程化、质量控制的科学化、安全评价的规范化、疗效标准的严格化和产品包装的国际化等方面的研究，使中药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达到出口国食品及药品管理部门的基本要求。同时，中医药的研发工作还要加强与现代生命科学、生物技术、西方医学的结合，尤其要加强中医药科学原理和机理的研究，加强中医药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推动中医药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此，要积极推进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医院、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共建双边甚至多边的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诊所等，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中医药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能力，取得我国在世界高等中医药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应有的权威地位。
三、推进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一)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要解决高等中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培养一大批胜任高等中医药国际化推广的高水平人才，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的。那些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无不重视国际化通用人才的培养。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美国在其90年代制定的《美国200。年教育目标法》提出要通过国际交流，努力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国际化观念”。在韩国，其“21世纪委员会”提出的教育国际化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国际化的意识，包括提高外国语言能力，增强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加深学生对各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知识的理解，等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晚，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把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中医药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各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中，要努力贯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要求，努力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观念、国际意识，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向全球服务、向全球开放的观点;培养中医药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使其能与外国人和谐相处，尊重外国的风俗和宗教信仰，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法律权威;培养熟练的外语交际能力及对异域文化和国际知识的理解能力，使其在充分了解外国的历史、政治、地理、风土人情等前提下将祖国传统医学成功推向世界。
(二)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
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来，教育 部先后批准上海中医药大学与英国伦敦都市大学合作举办药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批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合作举办护理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生物技术等专业的本科教育项目，与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医学院合作举办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按教育、医疗、科研三个类别在全国遴选首批 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等11所高校被首批命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交流基地”，使其成为承担国际合作任务，开展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和技术服务等国际合作交流的骨干机构，政府间开展高水平项目合作的平台，以及中医药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孵化源地。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与各国高校在多层面的合作，不断拓展中医药教育的合作空间，不仅与亚洲中医药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高校开展合作，也面向欧美地区和澳洲国家，甚至面向非洲国家开展中医药教育合作。其形式也从传统的以民间、小规模的个体或团体性质的伙伴性合作为主，转向以各国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和高校为主。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高校自身的努力和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推动，促使世界相关国家政府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开放中医药教育市场，帮助这些国家建设中医药教育、考试、注册和认证机构，通过这些具体工作促进中医药及中医药教育事业在各国的兴起。
(三)推进高校的中医药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所高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犷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中医药教育国际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要紧紧围绕中医药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建立健全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一方面，要重视中医药理论与基础研究，在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领域寻求新突破;另一方面，要以临床重大疑难疾病研究为切人点，推进中医药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同时，要努力弘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重视健康产业的发展需求，多学科集成创新推进新药创制。为此，要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学术大师和科技领军人才，积极营造科技创新文化，着力推进科教经、产学研结合，力争在解决中医药关键问题、实现理论与技术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中医药发展创新范文第5篇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重视发展中医药,把握了医学战略前移的方向,强化了健康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曹洪欣委员分析说,“但国内也存在着中医药养生保健与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的现状,肩负着防治重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及突发性疾病的艰巨任务,而且目前规范化的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尚未形成;另外,在如何发挥中医药对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方面还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措施。”
加快中医医疗养生体系建设
曹洪欣委员认为,应充分认识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先进性,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发流行性疾病以及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完善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体系,特别是加强覆盖城乡社区的中医药防治慢性病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实现慢性病防治重心下移、有效控制的目标。其次,构建中医药防治突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机制,保障中医药在及时有效地防治突发传染病中发挥作用,加强传染病医院中医防治能力建设,形成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体系。第三,要加快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将中医药养生保健纳入国家疾病预防医学体系。
曹洪欣委员表示,目前很多媒体开设了中医养生保健专栏,这对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推动中医知识普及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曹洪欣委员也注意到,部分非中医专业的人士也做起了中医保健知识的宣传,目前这种非专业的“科普”宣传比比皆是,且缺乏科学性、知识性与理论指导,甚至常出现明显的、常识性的谬误。这种现状不仅对指导养生保健无益,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声誉。由此,曹洪欣委员认为,中医保健知识的宣传亟需正确与科学的方法引导与普及,否则难以真正发挥中医药对人民健康的促进作用。
“我建议由政府主导,在全面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同时,根据公共卫生和居民医疗服务的基本需要,加大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资源配置。”曹洪欣委员认为,这对调整优化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科普宣传必须专业化,宣讲者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并建立必要的审批程序和机制,杜绝非中医专业人员宣传中医知识与理论的现象,健全中医药医疗养生保健服务网络。”
推进中医药自主创新
目前,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设立了中医药研究专门机构,并迅速加大经费投入开展研究,陆续有产品问世。
曹洪欣委员认为,证实疗效、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特别是坚持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是中医药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建设中医药国家实验室是有效提高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保持我国中医药原创优势的战略性选择。
然而,目前在科技部重点支持的众多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没有一个属于中医药领域,这样就影响了中医药与其他国家实验室的学科交叉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因此,曹洪欣委员建议科技部在加强科研院所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把中医药国家实验室建设纳入规划,重点支持中医药国家实验室、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全面开展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发流行性疾病以及养生保健方法的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保持中医药原创优势与中医医疗保健水平的国际领先地位。
发展中医文化
中医学起源、发展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维护健康、抵御疾病的医学科学。它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人文与生命有机结合的、系统整体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形神统一”的方法论特征以及“大医精诚”的伦理追求,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总之,中华传统文化既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发展中医理论的原始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