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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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趋同化经济思想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与时代[J].学术界.2009(06).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第2篇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回到原生态的哲学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第3篇

1 《资本论》的贡献

1.1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1.1.1 劳动价值论的形成。

劳动价值论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曾经公开的称赞他是“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1]1662年，威廉·配第在其著作的《赋税论》

[2]中，第一次书面的提出了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分为“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

后来亚当·斯密吸在吸收前人的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以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极大的促进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3]

大卫·李嘉图在研究了已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经济学说，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线，用价值论做主线贯穿于其全部理论之中。他从探讨斯密的价值论开始，选择性地批判斯密在价值论上的错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内容。马克思指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4]

1.1.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的著作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可以将他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是对工人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劳动出发强调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思想作为工人阶级思想代表的体现，亦是站在工人立场批判资本的必然——工人只能以自己的劳动生存于统治之下，也只能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审视其经济地位和关系，这与资本所有者必然要以资本的占有量来评价其经济地位和关系是一样的。

1.2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著作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是从评论18世纪中页的斯图亚特德观点开始，在其著作中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了17世纪中页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在利润形式上考察了剩余价值，而“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且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无偿地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包括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或转化等各项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列林高度评价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在社会经济中通常表现为利润、利息、地租。

1.3社会再生产理论。

“不管生产过程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这样一句话揭示了再生产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资本论》通过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部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无国家干预情况下，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一般条件，还在其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

2 《资本论》的影响

2.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前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创立者，他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来建立起了经济增长模型。菲尔德曼于1928年发表《关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理论》这一文献。“作为一个忠实的者，菲尔德曼是从马克思有名的总生产分类公式开始的：……把这个公式稍作一些改动，就接近于我们根据成本（折旧、工资和薪水以及财产收入）而做的生产配置。”这一历史事件表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先驱，社会再生产理论实际上代表着一个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5年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即经济增长过程。

2.2 动态经济学。

卡莱次基将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就业理论联系起来，先于凯恩斯创造了有微观基础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宏观运行分析的宏、微观相统一的动态经济学，被学界誉为预见了“凯恩斯革命”。卡莱次基的垄断价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中包含的微观基础和动态分析方法远胜过凯恩斯的《通论》。从卡莱次基的理论可以看出他的经济学理论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卡莱次基学习的唯一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罗宾逊，1969。萨伊定律曾经长期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萨伊定律正是詹·穆斯买卖必然平衡的教条。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来证明了商品内在矛盾导致了买卖必然脱节，从逻辑上严密的论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以此为基础否定了萨伊定律和穆勒教条。

2.3 企业理论。

企业不同于市场：企业内服从权威，企业外等价交换。这是两种不同的分工。

交易费用：流通费用、纯粹流通费用。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分工在于节约这类费用。

规模经济：资本通过价格低廉展开竞争，大企业有竞争优势。

企业制度的演进：包卖商—工场—工厂—公司，所有权与职能的分离。

2.4 制度分析。从科斯等人的阅历可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者，大多数受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斯，1991）

2.5 创新理论。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熊皮特）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创新机制的理论。熊彼特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5页。

[2] 威廉·配第：《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第4篇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范文第5篇

一、数学教学渗透德育的价值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迫切任务，也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进行数学知识教学的同时，也须关注数学的人文价值，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品质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纵观古今中外教育，任何学科教育目标，都以德育为首，比如孔子的“六艺”；17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提出了培养具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教育目标；教育家斯金纳曾说：“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这个本质的重要内涵指的就是知识承载的思想、能力、素养品格。这些都要求数学学科在实践中要深入研究数学知识所蕴含的德育价值，也就是说要从数学课程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新课程，实施德育的渗透整合。

1.数学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内容

悠久的数学史创造了许多世界名家，并为数学教学提供了史料和基础知识。同时新教材《函数》、《统计》等模块中大量选入了我国社会建设成就的内容，特别是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方面的数据，内容翔实可信，比空洞说教更具有实际效果。

2.数学教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引导学生实事求是地去认识世界和探索问题

数学课程有它自身的特点：（1）数学能培养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数学教育能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品质。（2）数学知识所揭示的对应统一规律，数学内容所展示的现象和本质关系，数学变化过程中蕴含的量变与质变规律，都体现了事物的运动变化、相互联系等观点，为我们实施数学教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提供了可能。（3）发展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是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教师在教学时要贯穿和体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点，也要善于培养学生的辩证观，能用辩证法的思想组织教学和评价学生。

3.数学教学本身也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有机渗透德育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数学教师必须在“授业”、“解惑”的同时，结合数学学科特点进行“传道”。“授业”与“传道”是每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业务素质和思想品质，又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而培养新一代具有良好数学素养的人才，数学教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学教师应是活教材，结合数学本身，深入挖掘数学知识内蕴的德育内容。实践证明，通过数学具体内容进行德育渗透大有可为，脱离数学本身的特点进行空泛的说教，将会大大地影响教学质量。

二、德育渗透的原则

德育内容应有机渗透到教学上去，让学生接受数学知识的同时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因此笔者认为在数学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应当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第一，有机结合原则。

数学学科教学任务必须与德育大纲的任务有机整合，让德育内容、过程、方法等完全融化在学科教学中。数学知识、技能是主线索，教师则应充分利用其与德育内容的内在联系，抓准材料，精心设计，画龙点睛，挖掘德育的渗透点实施教育，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还应重视结合实际的应用，紧跟信息时代，不断调整完善现实中显性德育因素以充实数学教学。如圆锥曲线统一定义为：平面内到一定点F和到一条直线l（F不在l上）的距离的比等于常数e的点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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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多媒体《几何画板》进行动态演示，随着e的逐渐增大，椭圆就逐渐扁平；一旦e=1，椭圆就“质变”成为抛物线；越过e=1这个“关键点”，就“质变”成为双曲线，并随着值的增大而开口渐大。因此我们可以把抛物线看成是椭圆和双曲线之间的分界线，这正如零是正数与负数之间的分界线一样。这样处理的目的：帮助学生感知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对圆锥曲线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严谨性与批判性，掌握辩证法，培养辩证思维的素质。

第二，方向性原则。

数学教学中德育渗透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导向，坚持全面发展的德育目标，突出并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坚持面向全体为主线，坚持以高尚的品德、情操和理想信念影响学生，坚持引导学生健康、和谐地发展。

第三，循序渐近原则。

数学教学渗透德育要充分考虑学生年龄特点和认识规律。高中生学习数学兴趣、思维各有特点，故应有的放矢，循序渐进，从实际出发，注重实践，有针对性地进行德育渗透。这样针对性明确，不仅有利于各年龄段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更有利于学生道德选择和判断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认识层次，提高德育的有效性。如《统计》学习中就可以利用生活中吸烟者与肺癌患者的统计案例进行未成年人行为规范教育。

第四，情感性原则。

人的认识活动与情感是紧密联系的。课堂中单纯传授数学知识，学生学习数学兴趣往往并不是很浓厚。教学中渗透德育应注意情感，创设产生情感的环境，促进认识的深化。这就要求数学教师课堂中饱含真情，穿插介绍有关数学史、数学符号、数学思想、方法等的产生和发展等，这些往往可使学生思维兴奋，兴趣倍增。真情是认识转化为行为的催化剂和桥梁，教师有情感的投入，讲述娓娓动听，就会使学生受到感染，激情洋溢，产生共鸣、认同，以至内化。

三、德育渗透整合的途径

品德心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学生思想品德的形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内化过程。笔者以为渗透德育途径最为关键是选择渗透点，准确地发掘教学进程中的德育因素。

第一，以情激情，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

（1）各章节的第一节课学生刚学时，往往充满新鲜感，教师要抓住这个机会，生动、具体、真实地介绍我国古今数学成就，为学生学习数学营造良好的氛围。中国是文明古国，数学成就显著。如计算圆周率，东汉张衡、三国刘徽、南北朝祖冲之等多位数学家为之进行艰苦探索，得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准确的圆周率。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就编著《数学九章》，“杨辉三角”提示二项式系数的规律早西方数学家400多年，祖恒求几何体积的独特创见比意大利数学家早1000多年。近代徐光启、李善兰；当代的华罗庚、陈景润所研究的数学领域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教师饱含真情的宣讲，能够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

（2）组织讲座专门讲

数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多姿多彩的故事史，有数学家呕心沥血孜孜探索的故事，也有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故事，又有我国古代的数学家为人类做出不朽贡献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既能启迪学生的智慧，又能拓宽学生的数学素材，体现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借助专题讲座宣讲，比如介绍数学家的钻研创新精神及目前世界数学难题，介绍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生平事迹，华罗庚学历仅是“初中毕业”，可他深钻细研，成为当代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可激励学生发奋学习；也可介绍数学中的大量的美学原理及数学文化史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等。

第二，探索规律，大胆创新，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实世界的辩证法在数学概念和公式中能得到自己的反映，学生到处都能遇到辩证法这些规律的表现。”这就要求教师不应把辩证法作为外来的东西引入数学，而应从数学内容与方法中发现辩证的因素，在数学中必须充分运用数学本身的辩证因素，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具体可以：一、开展变式习题训练，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在实践中领会；二、设计探索性、开放性问题。教师应大胆让学生去探索规律，多让学生解一些结论并不唯一的开放性问题。

第三，言传身教，渗透科学态度、科学素质教育。

（1）从自己做起。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数学教师首先要有严谨治学的态度，方能教书育人。教学时运用数学语言要准确、精练；板书要有条有理，推理有据，书写规范，时时事事给学生做出严谨求实的表率。

（2）从小事抓起。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一丝不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遇到难题要有坚忍不拔、刻苦钻研的品质。哪怕是学生作业中一个错别字、一个小数点失误也要强调修正，从而一点一滴地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优良作风。学生通过对数学问题的研究，能亲身体验数学研究的乐趣，同时在解题中能体验到“以退为进，逐步调整”等解题策略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自己“能进能退”的开阔心胸，在逆境中分析、研究问题的良好心理品质。

（3）从身边事做起。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仔细地观察身边的物体，从生活中提出问题，收集有关数据资料，启发引导学生讨论、研究，并大胆创新，选择研究性课题，能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学生数学小论文。

第四，借助信息技术，扩大视野，渗透现代科技德育意识。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至今日，已经为数学学科提供了现代信息教育的工具。互联网上一些教育网站中有许多数学教育的素材，特别是能吸引学生兴趣的德育内容。教师应经常让学生领略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文明的便捷，让学生明白只有投身于学习现代科学的热潮中，才能报效国家，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柳斌.中学教学全书（数学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12.

［2］王晓芬，刘国学.点点滴滴润物无声――寓德育于语文教学之中［J］.教书育人，20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