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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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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调查

产业链调查范文第1篇

该团伙共19人,其中,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1人判处缓刑,5人判处管制1年,1人免于处罚,9人不予,2人另案处理。

本刊记者前往再次调查发现,随着高科技器材门槛降低,各地不断涌现的作弊团伙很容易就掌握新技术,并且借用网络,形成舞弊集团化、产业化链条,其范围早已超越目前防控系统的地区限制。

湖南省一位教育官员称:“要保证高考这个当今社会程序公平底线的公正性,需要跨地区的雷霆整治手段。”

守卫最后底线

2009年6月7日晚,新化县公安局110接到匿名举报:“新化县有高考舞弊团伙。”电话来源显示是娄底市区的公用电话,显见举报人之谨慎。新化县教育局随后也接到举报。

新化县公安局局长张建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此后,县委组织相关部门开会研究。“会上有同志认为各地都有这种情况,这并不是新化一个地方的事情,因此不能捅这个马蜂窝。搞不好会成为舆论焦点,政治风险很高。”张建成说,“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坚决地查,我们参会的人有一个共识:高考是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我们必须还社会一个公平,哪怕承担政治风险,也要调查。”

会后,新化县领导向娄底市领导进行了汇报,也取得了坚定支持。湖南省副省长郭开朗也表示:彻查到底。张建成说,当时他们对整个案件处理的精神是:狠狠打击,但避免成为社会焦点。

案件侦查的事实证实了与会者的判断:这不仅仅是单独发生在新化县的事情。

6月7日当夜,湖南省和娄底市各调一台无线电监控车赶到新化县。张建成则连夜调集了全县最有经验的40名民警,分成10组。次日,这批精兵监控重要考室及考场周围,调查可疑人员。6月8日上午,办案民警查获了三名舞弊考生,缴获无线耳塞、口腔骨感传导器、可读信息笔等物,“上午,监控车发现了传递答案的无线电信号,但是无法锁定具置,下午又发现发射信号,但仍无法锁定。再过十分钟就考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也是作弊最猖獗,信号最强的时候。”

在考场,警察根据经验发现了两个可疑人员。

另一名参加监控的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在最后十分钟,他们监控到这样的信号:“各位同学,现在开始播答案!”而且,信号很多。

这个时候靠监控车已经没有办法,必须立即动手。张建成下令立即控制可疑人,这些可疑人员发现警察走向他们,立即就跑,但很快就被抓住。警方当场查获低频对讲机和发射器。这种对讲机可以对抗电子信号干扰。

警方马上对嫌疑人突审,嫌犯交代他们在一家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作为指挥室,警方在那里当场抓获三名操作信号人员。此后,办案民警于6月9日凌晨在涟源抓获4人,6月9日下午,在长沙抓获4人。之后,在岳阳等地将其他团伙成员陆续抓获。

商业项目计划书

这个舞弊团伙的操作者是新化籍的刘平、刘武两兄弟,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有―份完整的项目策划书。”一名办案人员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刘平、刘武两兄弟完全将高考舞弊当成一个商业项目,招揽生源、购买设备、窃取试题、组织答题、选取传送点、传送答案、收取费用,每一步每一个小细节都安排了专人负责,最后这一团伙达到19人。

整个“项目”周密程度显示了刘平、刘武较高的组织策划能力。为了“工作需要”。他们甚至购买了一辆汽车。警方现场查获赃款50万元。

根据线索,新化县公安局迅速侦破了另一个高考舞弊团伙。这个团伙以张祥为首,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其发展的考生分布广泛,在新化、冷水江、涟源、沅江等地都有考生参与。张祥团伙实行地区负责制,每个县市由一人负责,张祥负责总协调,通过网络联系考生。

但张祥团伙“卷子来源不正”,他们没有拿到真正的试题,因此就从网上拿了一份答案,发送给各位考生。仅仅考了一门,就被舞弊考生发现异常,于是,张祥等人停止舞弊,迅速撤退。该案目前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办案人员介绍,两团伙共有涉案人员31人,为了突破高考“六道防线”,这两个舞弊团伙从2008年底和2009年3月就开始策划组织,多次到北京、武汉、长沙等地采购器材,不断进行试验,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防范措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反复评估风险后制定了详细操作方案和工作计划。

他们的作弊手段都是从网上查找资料得来,通过网络联系厂家。刚开始,他们从厂家订货做了一个背心,将作弊器材放在背心里,但试验后发现无法通过检查,最后才选定了最有效的骨感传感器。这一骨感传感器放在牙齿里面,躲过了金属探测器,可谓“武装到牙齿”。

教师角色

舞弊团伙的“目标客户”主要是成绩不好但家境较好的考生。

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新化一中历史老师、高三班主任陈三清进入视野,2009年6月15日,新化县公安局将其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7月15日被批捕,8月25日被取保候审。

在本刊2009年8月1日的首次报道中,舞弊案参与者介绍说,当时被捕的陈三清是舞弊案的核心人物,“陈三清一共购买了100套作弊器材,卖给学生每套2万元,此外,每科答案信息还收取数千元的费用。”

新化县检察院确认的案情与此不同,并确认刘平、刘武才是舞弊案的总策划者和组织者。该检察院2009年11月20日书面认定的事实经过如下:2009年4月份的一天,陈三清联系了刘武,想通过舞弊帮助参加高考的儿子提高高考成绩,并两次预付刘武8000元作弊费用,其间,陈三清参加了刘武等人组织的考前培训,并答应解答历史题目,此后,在刘平、刘武团伙舞弊期间,陈三清在家中提供了历史答案。

购买答案、参加舞弊培训、参与答题。新化县检察院认为,陈三清实施了《刑法》第282条规定的“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但系初犯、从犯,且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视为犯罪情节轻微,免除处罚,不予。”

新化县一中校长谢彦兴向本刊记者介绍说,1999年,陈三清进入新化一中,次年开始至今,均担任班主任。案发至今,该校停止了陈三清的上课安排。至3月2日,新化县教育局和新化县一中尚未对其作出行政和纪律处理。

陈三清向本刊记者表示,他在2009年8月份之前的行为表现是“一个做了错事的父亲”。

漏洞

根据新化县法院春节前的判决,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2008年下半年开始,刘平、刘武商定策划高考舞弊,2009年4月从长沙一电子市场购买了75台接收器(包括无线耳塞)、28台发射器、4台手机。高考前,两人陆续组织了17人加人舞弊团伙,分工负责作弊流程各个环节。

此外,刘平,刘武联系了50余名考生,每人收取4000元定金。刘平、刘武安排5人进入新化一中、十五中、八中等考点进行考试,其中两人是应届生,三人是社会考生。这五人在考试途中分别将语文、数学、文科综合、英语四门科目的试题或者答案抄在草稿纸上,在考试结束前将草稿纸带到厕所里交给等候的刘平等三人,三人将试题或答案用手机拍照后传给宾馆里接收人员,然后组织人答题后将答案以手机拨号方式发送给考点周围等候的团伙成员,他们再通过发射器向考场内发送答案。参与作弊的考生直接用无线耳机收听。

该案涉及的作弊考生按语文5000元、数学6000元、文综5000元、英语4000元的标准支付作弊费用,除了定金外,每门考试前将余款打入账户。

最终,新化县法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进行了如下判决:刘武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刘平判决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团伙中另有5人判处管制1年。1人免除处罚。此外,根据新化县检察院的决定:陈三清等8人不,两人另案处理。

“这个案件值得解剖,今年高考要做好防控准备,要加强监控,比如去年厕所成为漏洞,短波监控成为漏洞。同时,要加大打击力度。”张建成说。

产业链调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水稻种子;价值创造;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2-0482-06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Value Creation of the Seed Chain:

Taking the Rice Seed Chain as an Example

CHEN Xin-xin,LI Yan-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value creation about the domestic rice seed industry based on the former study of composition of rice seed’s value elements was built and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main links of the rice seed industrial chain was ma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core value, internal general value, appearance, brand, advertising and service accounted for rice seed’s total value of 35.90%, 20.36%, 9.86%, 13.10%, 8.62% and 12.16%,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ink, production link, agency link and retailing link accounted for the seed’s total value of 35.64%, 30.49%, 17.74% and 16.13%, respectively.

Key words: rice seed; value creation; industrial chain

种子是农资中的核心产品,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种子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国内外农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种子产业要发展也就意味着其种子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提升,也即是要提高产业链的创造能力。但目前,有关种子产业链的研究还较少,只有少量关于产业链利润分配的研究。本研究以水稻种子产业为例,在总结相关文献[1]的基础上,确定水稻种子价值构成要素,通过构建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评价模型并展开具体评价,测量产业链行为主体的价值贡献,探讨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规律,为提高中国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能力及价值管理水平,进而提升中国种子产业整体竞争力提供参考。

1 研究动态

1.1 产业链及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理论综述

产业链理论源于西方。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早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分工理论被认为是产业链思想的起源。国内对产业链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傅国华于1990年在研究海南热带农业发展问题时最早提出支柱农产品“产―加―运―销”或“产―运―销”的产业链,目前产业链研究扩展到包含能源、文化、建筑、服装、生物技术、医药、旅游、现代物流等的广泛领域。

美国学者Larry[2]最早为种子产业链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种子产业链是受政府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的一个组织种子生产和流通的体系,它对各类种子质量进行严格的试验。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关于种子产业链价值属性方面研究大都集中在价值分配上。比如国外学者Kothandaraman等[3]对玉米种子产业链的价值分配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影响企业获取价值的诸多因素,如制度环境、国家政策、市场需求、企业战略决策、替代商品情况等。此后,李艳军等[4]以油菜种子为例,发现了种子经销环节利润率过高的现象。黄钢[5]以及张雨[6]通过对水稻、玉米杂交种子产业链的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目前看来,针对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的理论研究不多,孙丽[7]和冯思思[8]分别以油菜和番茄为例对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育种或研发环节对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创造贡献最大,然后依次是生产开发、批发和零售环节。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种子产业链以及种子产业链的价值属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但对于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的研究并不多见,针对水稻等粮食作物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的研究更是极少。

1.2 种子价值构成要素的理论综述

种子价值要素是构成单位种子总价值的主要元素或对种子价值增长有贡献的因素[9]。目前,国内外直接针对水稻种子价值要素构成的研究较少。有部分学者结合对农户的调查,从农户视角对种子价值要素进行了提炼。比如,刘锐[10]认为,影响农户购种行为的因素依次是种子质量、种子价格、品种和品牌。此后,李艳军[11]通过对农户的调查发现,油菜种子的价值要素主要包括种子质量、品牌、服务和销售宣传。在此基础上,孙丽[7]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指出,油菜种子价值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内在核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品牌、种子外观、广告促销、技术服务六大类,其中内在核心价值对农户购买决策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品牌;而对不直接影响其收成和收入的因素如种子外观、促销、广告、技术服务等看重程度相对较低。此后,李艳军等[12]通过对番茄种子的研究提出类似观点,认为番茄种子的价值要素包括内在核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服务要素、外观形象、品牌要素及广告宣传。

本研究根据蔡玲新等[1]基于农户角度对水稻种子价值要素构成的分析,将水稻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部分,其中内在价值包括内在核心价值和内在一般价值2个要素,外在价值包括外观形象、品牌、宣传保障和服务4个要素。本研究采用的水稻价值分类见图1。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思路

以水稻种子产业链的终端产品水稻种子及其所附着的品牌、宣传保障、服务等为产业链总价值承载物,结合文献分析,得出终端产品的价值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按照价值要素对总价值的贡献,各环节对每一价值要素的贡献,各环节对产业链整体价值创造的贡献的顺序展开分析。

2.2 问卷设计与样本

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水稻种子价值六大要素分别是:内在核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外观形象、品牌、宣传保障和服务。根据当前中国种子产业的现实状况将种子产业链分为研发、生产与开发、和零售4个环节。以价值要素及对总价值的贡献、价值创造环节及对价值要素的贡献为主线设计问卷。问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务,以及被调查者所在公司的名称、地址、注册资本和主营业务等方面;②水稻种子各价值要素占种子总价值的比例,以及每个环节对各价值要素的贡献度,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课题组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对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及江苏省的种子企业(研发与生产环节)、县(市)级种子商及乡镇零售商进行深入访谈和调研。本次调查共获取研发与生产商问卷48份,县级商52份,乡镇零售商12份。为保证调查结果有较高的信度,对被调查人员的选取设置了条件。种子生产研发企业一般选取经理及以上职务的人员为调查对象,他们对种子行业及所在公司的总体情况有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而其回答有一定的可靠性。对种子县(市)级商及乡镇零售商一般直接对其负责人或店主进行调查。其中,商样本中,30~45岁的约占80%左右,大专以上学历约占79.3%,这部分人文化程度较高,由于正值中青年,他们有着创业的激情,善于观察,干劲充足,工作经验也非常丰富,对种业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与思考。乡镇零售商也都集中在中青年,文化程度与生产商和县级商稍有差别,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零售商约占31.8%,但他们都多年从事种子销售工作,经验丰富。

3 水稻种子产业链价值创造的实证分析

3.1 各价值要素对种子总价值的贡献率

通过让被调查人员对6种价值要素分别占种子总价值的比例进行估计,测量各要素对总价值的贡献。具体测量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内在核心价值是各环节均比较看重的要素,而外观形象及广告宣传并不是很关键。同时采用方差分析来判断不同环节的调查对象对于各要素对种子总价值贡献的评价是否有显著的差异(表3)。

由方差齐次性检验可得,除外观、品牌、宣传保障要素之外,其他要素的方差是齐的,因此可做进一步的方差分析(表4)。

由表4可知,不同环节的调查对象对内在核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服务各要素对种子总价值贡献度的评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即他们的评价比较一致。对于种子外观、品牌、宣传保障要素,本研究采用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分析,在方差不齐的情况下也可以比较均值,分析的结果显示研发厂商与商、商与零售商以及厂商与零售商之间的评价差异不是特别显著(在显著性为0.01的水平上),即厂商、商和零售商对于外观、品牌和宣传保障要素占种子总价值的比例的评价没有差别,因此可以采用均值来表示外观、品牌和宣传保障对种子总要素的贡献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内在核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外观形象、品牌、宣传保障、服务占种子总价值的比例分别为35.89%、20.41%、9.90%、13.11%、8.69%、12.20%。因此其重要性排名依次为内在核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品牌、服务、外观形象、广告。

3.2 产业链各环节对种子各价值要素的贡献率

分别将每一个调查样本评价的各环节对各个价值要素的贡献率进行归一化,同时乘以该样本评判的这一要素对总价值的贡献度,以此数据为基础,并以不同环节的调查对象为分类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环节的评判较为一致,并没有高估自身所在环节的贡献,也没有低估其他环节的贡献。因此,可以用均值代表不同评价主体评价的各环节对各价值要素的贡献度。

1)各环节对内在核心价值的贡献率。不同主体对于各环节对内在核心价值贡献的评价归一化之后的均值见表5。由表5可得,研发环节、生产与开发环节、商环节和零售商环节对内在核心价值的贡献分别为52.28%、26.20%、11.69%、9.82%,即研发环节对种子内在核心价值的贡献最大。

2) 各环节对内在一般价值的贡献率。不同主体对于各环节对内在一般价值贡献的评价归一化之后的均值见表6。由表6可得,研发环节,生产与开发环节、商环节和零售商环节对内在一般价值的贡献分别为41.98%、38.75%、10.48%、8.79%。

3)各环节对外观形象的贡献率。不同主体对于各环节对外观形象贡献度的评价归一化后的均值见表7。由表7可得,研发环节、生产与开发环节、商环节和零售商环节对外观形象的贡献分别为23.61%、45.44%、18.85%、12.10%,即生产环节对种子外观形象的贡献最大。

4)各环节对品牌价值的贡献率。不同主体对于各环节对品牌价值贡献的评价归一化之后的均值见表8。由表8可得,研发环节、生产与开发环节、商环节和零售商环节对品牌价值的贡献分别为23.25%、32.23%、24.97%和19.55%,即对品牌价值贡献最大的是生产和开发环节,其次是商和研发环节,零售商环节的贡献相对较小,但是各环节对品牌价值的贡献度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大,即各环节对品牌的构建都比较重要。

5) 各环节对宣传保障价值的贡献率。不同主体对于各环节对宣传保障价值贡献的评价归一化之后的均值见表9。由表9可得,研发环节、生产与开发环节、商环节和零售商环节对宣传保障价值的贡献分别为13.88%、33.25%、33.32%、19.55%,即生产开发与环节对宣传保障价值的贡献最大,其次是零售商环节,最后是研发环节。

6)各环节对服务价值的贡献率。不同主体对于各环节对服务价值贡献的评价归一化之后的均值见表10。由表10可得,研发环节、生产与开发环节、商环节和零售商环节对服务价值的贡献分别为14.36%、27.16%、29.83%、28.65%,即对服务价值贡献最大的是商和零售商环节,研发环节的贡献较小。

3.3 产业链各环节对种子总价值的贡献率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知,产业链各环节对各要素占种子总价值比例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而且,不同环节对于各环节对各要素贡献度的评价也没有显著差异,即不同环节对种子各价值要素占总价值比例的评价是一致的,不同环节对于各环节对各要素贡献的评价也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调查所得的数据较好。

对于产业链特定环节对种子总价值贡献的计算采用如下方法:首先用归一化之后的各价值要素占总价值的比例乘以归一化之后的该环节对各要素的贡献度,得到该环节对不同价值要素的贡献比例,然后将该环节对所有要素的贡献比例相加。以研发环节的计算公式为例:

研发环节对种子总价值的贡献率=研发环节对内在核心价值的贡献率(归一化)×内在核心价值占种子总价值的比例(归一化)+……+研发环节对服务要素的贡献率(归一化)×服务占种子总价值的比例(归一化)。

由表11可知,各环节对种子总价值贡献的方差都是齐的,可以进行方差分析;表12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环节对于各环节对种子总价值贡献度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在0.05的水平上),即不同类型的样本并没有高估其自身所处环节的贡献,也没有低估其他环节的贡献,因此可以用其均值表示其贡献度。根据上文中的计算公式,可得出不同环节的贡献度分别为:研发环节为35.64%,生产与开发环节30.49%,商环节17.74%,零售商环节为16.13%,详见图2。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水稻种子内在核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外观形象、品牌、宣传保障、服务占种子总价值的比例分别为35.89%、20.41%、9.90%、13.11%、8.69%和12.20%。

2)研发环节、生产与开发环节、商环节和零售商环节对内在核心价值贡献的比例分别为51.36%、28.07%、11.34%和9.23%,即对内在核心价值贡献最大的是研发环节;各环节对内在一般价值贡献的比例分别为42.10%、40.22%、9.78%、7.90%,即对于内在一般价值贡献最大的是研发与生产开发环节;各环节对外观形象贡献的比例分别为20.75%、49.49%、18.24%、11.55%,即对外观形象贡献最大的是生产开发环节;各环节对品牌价值贡献的比例分别为22.40%、33.00%、25.80%、18.80%,即对品牌价值贡献最大的是生产和开发环节,其次是商和研发环节,最后是零售商环节,但是各环节对品牌要素贡献度的差异不太大,即各环节对品牌的构建都比较重要;各环节对宣传保障价值贡献的比例分别为13.13%、32.50%、32.63%,21.74%,即生产开发与环节对宣传保障的贡献最大,其次是零售商环节;各环节对服务价值贡献的比例分别为12.89%、27.91%、30.67%、28.53%,即对服务价值贡献最大的是商,但是生产与开发和零售商2个环节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水稻种子产业链不同环节对总价值的贡献度为:研发环节35.64%,生产与开发环节30.49%,商环节17.74%,零售商环节16.13%。

4.2 建议

首先,种子企业只有充分了解种子价值要素的构成情况,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水稻种子的产量、抗性、发芽率及米质等因素决定了种子的生命,是种子企业取得差别优势的关键。因此,种子企业应该将提升种子的内在核心价值放在首要位置,集中优势资源进行种子的研发和创新;与此同时,辅以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案及以功能诉求为主的包装,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次,政府应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法规以促进种子产业链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根据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匹配原则,承担产业链价值创造的主体在产业链中的获得的利益应与其创造的价值相匹配,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维持产业链健康的运转。而目前的普遍现象是,种子和零售环节利润率很高,研发与生产环节反而过少,这与其创造价值的比例恰恰相反,导致研发环节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动力投入,良种的选育和开发力度不足。作为整个产业链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核心环节,种子研发企业的规模和科技实力直接制约着种子产业的整体价值创造能力和竞争力,研发的滞后会制约整个种子产业发展。因此,政府应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种子产业链各环节紧密协作,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种业集团,从而保证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育种研发环节;同时,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环境,通过减少不规范的竞争和寻租现象,避免种子产业链创造价值的无效或低效漏出,力求产业链价值在真正的价值创造者中被分配。

参考文献:

[1] 蔡玲新,李艳军,俞 芳.水稻种子价值要素构成分析――基于农户角度[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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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艳军, 李崇光. 我国种子经销环节利润率高的原因分析与建议[J].湖北社会科学,2004(9):40-41.

[10] 刘 锐.对玉米种子经销商和种植户购种行为心理分析[J].中国种业,2008(2):34-35.

产业链调查范文第3篇

关键词湖南生猪产业链;组织效率;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TB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37(2013)02-0040-04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生猪养殖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生猪屠宰加工业也在成长壮大,猪肉产业一方面突破了原有的乡土村落组织状态,变为具有现代化内涵和发展意义的利益互动组织,也使不同环节的生产者明确了自己的利益追求,契约成为各环节链接的主要方式,产业链不同环节参与者之间的谈判也越来越注重公平,结成了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生猪产业的组织化水平、社会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提高;成为生猪加工增值,质量溯源体系建立,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组织载体.引领着生猪产业的组织化改造.

湖南省作为生猪养殖大省,2010年湖南省生猪出栏8500万头,湖南省人均生猪出栏量及外销量位居全国第一,全国养猪百强县湖南占14个,养猪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近几年来,湖南省生猪的规模化、工厂化养殖发展步伐明显加快.2010年出栏肉猪50头以上的养殖规模统计,全省有生猪规模养殖专业户26.8万户,其中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专业大户有450户,年出栏万头以上的有 53户.据笔者对80家屠宰加工企业的调研问卷结果,选择养殖大户作为主要上游供应商的占到90.4%.提高上游养殖户(场或合作社)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合作效率成为了提高产业链组织效率的重要内容.

国外学者[1]对农业产业链组织效率做了大量的研究.Buchlin(1993)最先提出合作效率.Den Oudeds (1996)等学者相信农产品链的特殊市场定位以及生产的自然属性能够促进联盟的形成[2].Robert和Christian,(2002)提到影响供应链反应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信任[3].Das和Teng (1996) 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评价合作效率的理论假设模型[4].随着农产品加工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学者也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5-10],谭涛(2004)指出供应链的组织效率可以用合作效率与供应链整体的成本削减二个指标反映[7].吕美晔(2008)构建了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假设模型[8].田露,张越杰(2010)对牛肉产业链的组织效率进行研究[9].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国外对供应链组织效率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对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但涉及到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多[11],且国内对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效率主要是针对东部发达地区,少有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中西部地区的农产品产业链组织效率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差异,发展水平不及东部发达地区高,再者湖南省地处中部地区又是生猪养殖大省,研究生猪产业链的组织效率对于促进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组织效率以及生猪产业链组织效率的提高提供一条思路.

1理论模型、研究方法及样本说明

1.1理论模型及假设

产业链组织效率是指链条上各个利益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协作将产业链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最终促进产业链全体获利.Ellram(1996)指出组织效率的高低决定于合作效率以及成本削减两个方面,同时对合作意向进行研究,认为信任和承诺能够降低供应链的相关成本,使供应链更加具有竞争优势[12].

方程模型对农产品产业链组织效率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影响农产品组织效率的相关因素,笔者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13-15],认为组织效率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合作能力、合作意向、组织强度.同时基于笔者试调研的情况初步提出6个假设:H1:合作能力能提高组织效率;H2:组织强度直接影响组织效率;H3:合作意向会对组织效率产生正向影响;H4:合作能力能够提高组织强度;H5:合作意向会增强组织强度;H6:合作能力对合作意向产生正向影响,并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假设模型.

1.2问卷设计及样本说明

本研究基于上述组织效率的理论模型以及对潜变量的取舍,设计了一份关于湖南生猪产业链组织效率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企业的概况、企业与原料生产者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因素,包括合作能力、合作意向、组织强度.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笔者的亲自调研,首先走访了湖南省乡镇企业局、湖南省商务局了解到湖南省生猪屠加工企业的面上情况,然后考虑到个人的社会网络资源选择了92家企业作为调研样本,在2012年7、8向企业寄送问卷,其中有20家企业是作者亲自上门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访谈,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完成问卷,对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其中有效问卷80份,有效率87%.在调研过程中得到了长沙市、湘潭市、吉首市、娄底市、邵阳市等商务局的大力协助和支持,80个有效样本企业遍布湖南省14个地州市.样本及构成如表1所示.

3结论与启示

产业链调查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 营改增 产业链优化 管理规范化

一、引言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营业税全面停止实施,至此我国全部企业均已实行增值税。本次改革正处于我国经济下行时期,增值税改革不仅降低企业缴税负担,更重要的是政策也肩负着促进中小企业调整结构、促进产业链优化和经营管理、纳税和会计管理规范化的重要作用。

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实力,因而在政策实行后效果不同。在营改增的实施过程中,大中型企业比较规范,减税效果比较明确,但中小企业效果不确定,存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调查分析。

二、中小企业营改增实施效果分析

(一)中小企业营改增后实际减税效果大于预期

这是国家营改增的主要目标。事实表明,营改增也确实达到了其预期效果,原来营业税存在的重复征税(每个环节道道征税)问题,在营改增后实现了每个环节仅对本环节的增值部分征税,进项税金可以环环抵扣,从而达到整体减税目标。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9月18日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7个月营改增整体减税共计2107亿元。此外,8月份全国税务系统组织的税收收入扣除出口退税后同比增长-3.3%,系2016年首现负增长。

通过增值税将一部分经济增长降下来,用于支持对企业的减税,营改增可以对整个社会带来减税,这毋庸置疑,但许多统计数据是针对所有规模企业。实际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效果在减税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是不同的。为此,我们调查分析了中小企业的减税预期和实际减税效果。

我们调查了营改增实施前企业对政策预期,图(1)显示,4%的企业认为收入会增加;45%的企业认为成本会降低;25%的企业认为税负会下降;9%的企业认为会有更优质的供应商;17%的企业预期没有明显的好处。由此可见,企业对收入增加不抱希望,但认为成本和税负会下降比例非常高。

缴税负担的实际变化也是调查的重点。调查显示, 56%的企业的整体税负呈现下降;41%的企业认为营改增后,税负没有明显的变化;3%的企业税负上升(从行业角度看,确实会有部分企业上升,如一些金融企业和建筑企业),但从总体上讲,基本上达到了政策希望减税的目标,见图(2)。

将对政策的预期与实际感受对比可以看出,25%的中小企业预期税负会下降,56%的中小企业确实税负下降。这说明政策减税的效果高于中小企业预期,大部分中小企业正在分享减税带来的政策优惠。由此中小企业就可通过减税进一步推动结构化改革和内部管理完善。虽然也有部分企业的税负没有太大变化,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参与调查的人员,对实际的税务政策理解不够,或对企业的实际经营了解不全面等多方面原因。

总体上看,中小企业的减税效果没有大企业明显,中小企业价值链优化和内部管理改革的步伐要比大企业慢。但政策实施后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有明显改进。

(二)中小企业产业链得到优化

营改增使一部分企业因供应商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重新选择新的供应商,中小企业内部也会因为税收政策的变化重新调整自身的结构,使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得到优化,重塑了抵扣。

1.营改增政策优化了中小企业产业链

调查表明,50%的企业在试图转向一些容易取得抵扣凭证的行业。44%的企业已经觉得需要重整上下游企业了,见图(3)。

这其实是符合本次营改增政策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取得过程,可以看作中小企业重新评价上下游企业资质的过程,重新选择上下游企业促进了企业优化产业链。当然,仍然有6%的企业从未考虑过此事,有可能这些企业的行业并不需要改变,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企业会适时调整经营方向。

营改增中重要的方面是重新选择供应商。调查询问了供应商选择问题。调查发现,22%的企业依据是否能开具增值税发票重新选择了供应商;34%的企业重新选择后,使得大部分供应商可以提供专用发票。31%的企业没有重新选择,只是要求供应商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见图(4)。

调查显示,56%的企业因为发票的原因重新选择了供应商。其实,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企业资质的一种体现。这说明营改增确实推动一些中小企业,选择了资质更好的企业作为供应商,或者说产业链的优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增值税的推行。当然还有一些企业并没有对供应商提出强制开具专用发票的要求。这些企业在管理上应该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的空间很大。

产业链调查范文第5篇

显然,乔布斯这个IT达人成功地复制了iPhone的市场狂欢,他正自得地品尝着又一场餮饕盛宴。当超级利润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之时,有人居然想起了这条产业链上被遗忘的中国民工。

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v近日在一份报告中爆料说,苹果付的“中国组装”费仅为每台11.2美元,和最低售价499美元的i―Pad相比,低廉到让人瞠目结舌。

iSupplv的调查还详细显示了iPad的成本结构:所有零部件的成本仅为219.35美元,还不到零售价格的一半,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其中,苹果开发的A4处理芯片每个26.8美元,16G的存储芯片为29.5美元。

iPad最贵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触摸显示屏,由韩国LG公司制造,每个95美元,成本约80美元。苹果要LG为iPad生产1000万个触摸显示屏,订单总价为8亿美元。据测算,苹果带给LG的利润大约为1.5亿美元,LG成为这条产业链上的第2大赢家。

苹果为什么要选中LG作为iPad最重要元件的供货商?LG显示屏总裁权瑛秀在一次股东大会上透露,关键是LG拥有制造触摸屏的平面转换技术(ISP)。这项技术不但、使苹果平板电脑图像清晰、色彩稳定鲜艳,而且有高达178度的宽广视角。配合LED背光显示技术,它能够大大节省电能消耗,使iPad电池一次充电后的使用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

最后的打工者是组装公司。如同其它苹果产品一样,iPad的产地说明是:“加州设计,中国组装。”难道中国工厂或民工也分到了一杯羹?错。

苹果雇用的是数家中国台湾公司。台湾公司在大陆设厂由大陆民工组装,但苹果付出的组装费仅为每台11.2美元,与每台499美元的售价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而且,这个组装费的大头也由台湾老板所得,实际留给内地工人的已经少得可怜。

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去年苹果公司一种带显示屏的MP3播放器的售价为149美元,付给中国的装配成本仅5美元,民工实际到手的工资约1美元,苹果公司所得纯利润高达90美元。

市场竞争法则显示,真正赚钱的公司有两种,一种是品牌效应昭著的公司,另一种是高新技术的拥有者。苹果公司两种兼而有之,是品牌和技术的拥有者。

所以,苹果在iPad的产业链中拿走了利润的最大头(50%以上),韩国公司凭借其掌握的技术也获得了可观的利润(10%左右),台湾公司拿到的只是小头(2%-3%),而中国民工得到的只是一点蝇头小利。

不难发现,在产业链上拥有的原创技术和专利越多,获取的利润也越高。苹果公司与台湾代工厂的利润差额高达20多倍,不知比中国民工的那点微薄收入多了多少倍。

众所周知,中国制造位于产业链的最末端,干了最多的活,吃了最多的苦,挣着最少的钱。在iPad身上,是谁让我们饱尝了产业链末端的苦头?最直接的答案是,苹果公司。为此,一些网民众情激昂、义愤填膺,纷纷指责乔布斯贪得无厌,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待,认为是他制造了中国的“血汗工厂”。

然而,我们为什么不往深里想一想。拥有制造业大国头衔的中国为什么只能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为什么中国的创新研发能力远不如欧美列强,近不如邻国韩国和隔海相望的台湾同胞?

再细究一下,在iPad的整条产业链上,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6个环节,有哪一个是掌握在咱中国人手里?一个都没有。于是。一个更接近问题实质的答案让人不得不承认:让中国人吃够产业链末端苦头的,是我们自己。

君不见,在一些行业和人那里,“山寨”和“忽悠”仍然被秉奉为“创新”。这种“创新”与当今世界潮流的创新风马牛不相及。在那里,他们追求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行独创和对创新的尊重,而是把工夫用在如何变戏法似的掠取别人的创新和知识产权上。

一句话,无论你有多么高科技的东西,我都能立马把你“山寨”了。从山寨手机、山寨平板、山寨笔记本、山寨药品到其他形形的各种山寨名牌,无所不能,无所不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会研发的未必能比会“山寨”的站在更高产业链上;会创新的可能不如会忽悠的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然而,“山寨”和“忽悠”虽然可以风光一时,但其所站的产业链位置,断然糊弄不了别人,只会“忽悠”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