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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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1篇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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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2篇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现象。一种经济理论在放宽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往往是检验该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之所以对现实世界能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是因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确定现实的研究方向。但是，由于一个系统性完整的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涉及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并没有建立起来，以其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替代传统贸易理论的高度，相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而受到了传统理论的批判，如：对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过于敏感，将商品的价格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而内生地决定，以邻为壑的利润转移政策，完备信息需要，资源配置的紊乱以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等。

其实，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经济可以看成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个特例，它的比较优势原则仍是世之公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此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认为资源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干预。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争论的实质就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干预只会产生经济扭曲，经济问题只能靠市场解决；而干预主义认为扭曲来自于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进行纠正。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问世，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重要性，摆脱了纯粹自由主义的阴影。事实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始作俑者就是最市场化的美国，而日本和韩国钢铁、汽车、计算机产业的壮大发展，“波音－空中客车”的博弈佐证了该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会产生重大的理论发展，进而代替传统贸易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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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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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J].经济研究，1995,(7):67-73.

[6]李俊．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局限性[J].国际贸易问题，1994,(4):1-5.

[7]赵英军．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对政府作用的重新定位[J].国际贸易问题，1996,(3):25-28.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并购动因；阻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5-0062-04

一、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合理有效的并购作为提升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被各大金融机构广泛采用，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第三次并购浪潮。

从1994年改革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寻求并购的机会，较有代表性的有：2007年建设银行并购美国银行（亚洲）；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08年北京银行收购廊坊市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以及本文重点分析的案例——中国平安收购深圳发展银行。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还不是很成熟，金融环境也比较复杂，如何才能成功进行并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分析成功并购案例的动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引导正在进行或未来将要发生的并购向成功发展，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银行并购的动因进行分析。

二、企业并购理论与我国商业银行并购动因分析

通过并购取得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并分散风险通常被认为是银行并购的最重要动因。银行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其本质是一种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那么就可以从企业并购相关理论出发来分析银行的并购动因。这些理论主要有规模经济理论、市场势力理论、协同效应理论等，下面依次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银行业并购的动因。

（一）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业的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形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经济现象。同样，银行的规模经济可以反映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之间的变动关系。

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银行通过并购可以将被并购企业同类业务合并，快速地扩大业务规模，人员数量和机构网点也随之迅速增多，从而有效降低单位运营成本、增加单位收益，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

（二）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因经常是由于可以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度，同时可以通过并购竞争对手减少竞争、增强本企业在市场中的控制力，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垄断性质的利润。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其并购的动因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该理论来解释。

商业银行是依赖于公众而生存的提供信用的企业，而强大的规模、众多的营业网点和雄厚的竞争力是商业银行被客户信任的基础。对于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来说，通过并购进入新的地区或增加营业网点必然将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增加市场占有度，获得更多的利润并减少风险。对于国内的中小股份制银行来说，由于知名度低、竞争力弱，导致规模效益不高、发展客户困难、抗风险能力较差，发展潜力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通过并购提升自身的规模是一条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协同效应理论

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并购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它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体现在效率的改进上。协同效应是指两个企业并购以后，其产出比并购前两个企业产出之和大，即“1+1>2”的效应。同样，银行业的并购也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即并购能够提高参与银行各自的经营绩效，使并购后银行的总体效益大于参与并购银行独立运营的效益。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具有“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及“财务协同效应”。下面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银行业并购是如何产生协同效应的。

首先是经营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自于并购双方地区、业务和客户等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并购可以使并购银行打破进入障碍，实现跨地区、跨业务领域经营，降低单一经营的风险，并且可以共享客户、知名度等资源，降低经营和营销成本，从而发挥经营协同效应。

其次是管理协同效应。某些银行可能会因为管理效率较差而无法充分发挥所拥有的资源，因而如果两家管理效率不同的银行合并，即在高管理效率银行兼并另一家低管理效率银行之后，通过业务整合、管理人员的交流可以产生“管理溢出”，使低效率的管理得以提高，额外的管理资源也得到充分利用，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以产生银行业并购的管理协同效应。

最后是财务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可以取得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如果两家银行分别拥有更为充足的资金和更多的投资机会，并购之后就可以更为合理地安排投资计划，通过几乎零成本的内部资金流动，使资金从低回报高风险项目流向高回报低风险项目，从而提高总体利润。另外，银行并购后起到共同保险的作用，降低合并银行的现金流波动，因而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和成本。

上述并购理论对银行并购动因的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都具有局部性，只能从某种角度解释并购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次银行并购是非常复杂的，往往要综合考虑以上各种理论，而且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合理。

三、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的动因分析

作为迄今为止A股史上最大收购案——中国平安收购深圳发展银行，是银行业并购的典型案例。下面对其并购动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并购过程

2010年9月1日深发展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组预案。根据该预案，中国平安将以其现在持有的90.75%的平安银行股权和26.92亿元现金（该部分现金等额于平安银行约9.25%股份价值的认购对价），认购深发展本次公开发行的约16.39亿股股份，增发完成后中国平安将控股深发展52.4%的股权。最终深发展完全控股平安银行股权，而平安集团则取得深发展的控制权。

2012年1月19日深发展和中国平安同时公告，深发展董事会审议通过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方案并同意两行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完成吸收合并后，平安银行将予以注销，深发展将更名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股份的动因

1. 实现综合金融战略目标。“保险、银行、投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是中国平安的综合金融战略，而并购之前中国平安仍以保险业务为主，其对中国平安的贡献接近80%。按照2009年中国平安年报，银行业净利润在中国平安中的比重仅为7.5%左右，平安集团要想实现多样化经营目标，加强银行业务刻不容缓，而最快的途径就是并购。中国平安之所以选择深发展，是因为在拥有全国性银行牌照的银行之中，只有深发展的股东是有退出意愿的新桥投资，这为并购提供了可行性，加之中国平安之前就持有深圳发展银行接近5%的股份，对其资产状况、经营成果等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就使得深发展成为中国平安并购的绝佳选择。据有关机构初步估算，并购之后中国平安业务中银行成分占比将上升到 30%左右。

2. 发挥规模效应。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后两家金融机构合并资产规模高达1.27万亿元，一跃成为超过万亿的上市公司，在资产规模超万亿元的11家上市金融机构中排在第八位，其中的银行业务规模在国内上市银行中跻身前十。两家金融机构联合以后总资产增加、规模迅速扩大、营业网点覆盖面增加、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因而总体效益将会大于两家单独金融机构产生的效益之和，从而有效地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3. 增加市场占有度。并购前，中国平安的银行业务远远跟不上集团的发展要求。资料显示，并购前平安银行仅在深圳、上海、厦门等7个城市拥有60多个网点，规模和营销能力有限，市场占有度比较低。经过此次并购，深发展将为中国平安增加14个新城市的分支机构和282个网点，平安银行的营业网点将完整地覆盖东部沿海地区，网点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平安银行业务的营销和拓展客户的能力。可以说，这次并购使得平安集团的银行业务有了质的飞跃，知名度和竞争力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两家银行合并必将吸引更多的客户，使得合并后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地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增强了抗击风险的能力。

4. 发挥协同效应。零售、理财和信用卡业务一直是平安银行经营的重点，也是其相比其他中资银行更为擅长的方面，而深发展在贸易融资和创新性融资产品等业务上发展趋势良好，两者联合可以形成业务上的互补。在两家银行整合后，中国平安可以为合并后的银行提供足够的战略支持，在全国很多大中城市中，深发展营业网点布局同平安保险业务有很多重合点，中国平安手中拥有的保险客户资源以及强大的营销网络将为银行业务的发展提供雄厚的基础。业务互补、区域交集和客户共享将为联合带来良好的经营协同效应。深圳发展银行诞生时间较早，近几年发展很快，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和出色的管理团队，这次联合将会给平安银行带来更多新的管理思想，形成管理上的协同效应。

另外，此次并购不仅通过经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业获利，并购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以及证券交易等方面的规定也给企业在财务方面带来种种效益。

四、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因素及改进措施

目前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存在一些阻碍商业银行并购活动的因素，下面仍以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为例，对这些阻碍因素进行分析：

（一）政策壁垒

作为新产生的资产规模超万亿元、在中国11家上市金融机构中排名第八位的平安银行，其市场行为必然引起目前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和战略的调整，也可能将银行的单一风险在金融系统内数倍放大，使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控制受到挑战。政府发展金融的目标是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维护竞争格局的稳定。市场参与者行为和战略的调整是否在政府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难以确定。平安银行作为一家混业经营的大型金融机构，金融监管者——“一行三会”将面临着监管的协调和信息交流的新问题。平安银行如何在内部、各个子公司之间形成有效的防火墙进行风险隔离，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存在于并购所涉及到的公司、行业、地域，体现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对股东和未来经营都有影响，从而增加了并购的复杂性和成本。因此必须进行文化整合。对中国平安来说，强势激进的保险文化如何同审慎经营的银行文化相融合，值得探索。

（三）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不同行业企业的组织架构、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不同。这些不同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管理层之间、公司管理者和所有股东，包括政府、客户、雇员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不同增加了并购的复杂性和难度。此外，如何在保持银行业务调整增长的同时，将并购行为所导致的人员流动损失降到最低，是银行业资历尚浅的中国平安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健全商业银行并购的法律规制。制定商业银行并购法，明确规定银行并购的适用范围、并购的效力、原则与程序，主管机构的职责以及并购中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等，为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二，提高商业银行管理水平，加强银行管理理念与文化的创新。我国企业应建设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计划，融合并购企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逐步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以此作为所有政策和行动的前提。

第三，深化我国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打破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相对单一的产权格局，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真正分离。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形成商业银行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结束语

从并购的动因以及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银行业并购是银行发展的必经之路之一。但应清楚地认识到，并购方固然能获得一系列的利益，但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巨大的，并且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因此银行业并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做出并购决策之前，必须谨慎分析。

参考文献：

[1]范如国.企业并购理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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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君璐，满新程.全球银行业跨国并购的特点和趋势[J].财经科学，2006.

[4]崔保军.我国企业并购的特征与思路[J].企业经济，2007，（7） .

[5]胡峰.银行跨国并购理论、实证与政策协调[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6]刘静.强强联合的摩根大通[J].经济导刊，2008，（8）.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移动通信产品迅速 发展 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该产业中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对新产品在该产业市场中的扩散过程和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本文从 网络 外部性方面描述了其扩散的特点和成因,并介绍了国内外在该邻域的近年来的研究概况。

1 移动通信新产品在市场中的产品扩散特点

移动通信产业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7.5%,在国民 经济 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移动通信产业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平台。截至2007年12月,

国内外有关移动通信产业新产品扩散的研究集中于:①产品的 网络 效应特征及其对新产品采用和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②复杂系统,尤其是复杂网络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2.1 产品的网络效应特征及其对新产品采用决策和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新产品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网络效应。如果某项产品的效用随着拥有该产品的用户规模增大而增加,该产品就具有直接网络效应特征(katz and shapiro,1985)。由于直接网络效应来源于不断增加的新用户,因而又称为需求方网络效应。Www.133229.cOM梅特卡夫定律认为网络总价值与网络规模的平方成正比,个体的网络价值与网络规模成正比。swann(2002)却指出,个体感受到的网络价值与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大致呈s型。刚开始网络规模太小,消费者的效用增加很缓慢;随着网络规模扩大,效用值快速增加;当网络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效用几乎不再增加。间接网络效应说明核心产品与互补产品之间的关系。核心产品的消费量越大,与之兼容的互补产品种类越多价格越低,就产生了间接网络效应(katz and shapiro,1985)。由于这种效应来源于供应方,因而又称作供应方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新产品扩散通常出现市场正反馈和锁定现象。加入大网络消费者可以获得较大的网络价值;新用户进一步增加了网络价值,市场提供更多和更便宜的互补品;进一步降低了采用风险,增加了采用价值;吸引更多消费者加入网络。这样就形成了赢家通吃的局面。市场竞争的结果通常是一家 企业 取得很大的市场份额,该企业的产品成为主流产品,即使这种产品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

2.2 复杂系统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传统方法的不理想导致学者们开始探索建立新模型来模型化移动通信产业新产品扩散过程。于是许多学者尝试和倡导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新产品扩散,如美国市场学会在2001年推出专刊,主题是“市场中的涌现和共同演化过程”,指出由于缺乏微观数据,对新产品扩散过程微观机制很难有深入理解,也很难解释和验证总量模型参数的含义。schoder(2000)首先回顾了通信服务的特点,指出这类新产品的网络效应特点使得新产品采用动力学行为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反馈作用,作者用频度依赖,即主体采用新产品的概率取决于此刻新产品总体扩散比例,模型化扩散过程,结果表明扩散模式与传统的s型曲线有很大差异,市场存在多个均衡,意味着新产品可能扩散成功(类似传统的s型模式),也可能失败,产品在市场上消失。作者认为,对于网络产品,我们应该预测各种模式出现的概率,而不是以一种确定的眼光看待扩散过程。因此,预测的重点发生变化,作者提出运用平均场方法预测新产品扩散模式出现的概率。hohnisch(2004)运用统计力学中的渗流理论(percolation theory)建立一个解释网络效应产品晚起飞现象的模型,该模型基于元胞自动机上的渗流过程,让新产品价格随时间的变化下降、消费者采用新产品的效用随采用总量的增加而递增,利用 计算 机仿真,模拟了新产品扩散过程。最近对复杂网络的研究表明,网络结构对其上的动力学过程有很大影响。实证研究结果也说明实际系统中的作用网络是非规则的。总而言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方法建立新的扩散模型和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离建立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还有很大距离,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

[1]swann,g.m.p., 2002. the functional form of network effects.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4:

[2]katz, m. and c. shapiro. 1985.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3)

[3]chakravorti, b. the slow pace of fast chang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工序贸易；外包；规模经济；不完全合约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057－05

收稿日期：2010－04－01

全球分工细化使得国际贸易模式不断发生着变化，贸易的对象已经从产品层面深入到了工序层面，探寻工序贸易动因、模式及其利益分配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课题。本文试图在梳理近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回答这些理论问题，并与传统一般贸易理论作简要对比分析。

一、工序贸易的基础和动因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关制针的经典描述为工序和劳动分工给出了一个鲜活的概念。自斯密时代开始，随着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生产流程的专业化分工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从18世纪60年代到如今的200多年时间里，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历程，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也由完全制成品转向半成品甚至是生产工序之间的交换。特别在20世纪末，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Grossman等(2008)为此提出了工序贸易(trading tasks)的概念，是把生产过程看作一系列连续的工序(tasks)，发达国家可以把一部分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它通常表现为指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的低端流程分包给国外的第三方公司，然后再通过贸易完成生产链工序的全过程，应该说它是处于内部化交易与市场化交易之间的一种商业关系。

近年来的文献表明，工序贸易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推进。另一类是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理论融入贸易理论的全球生产组织理论，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大都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当代国际贸易主体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和贸易方式，包括跨国公司纵向一体化生产与外包投资方式选择以及世界贸易模式的转变等，并由此展开一系列有关贸易发展和包括产业转移在内的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

(一)生产国际化、分散化和贸易垂直化：规模经济视角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存在两个具有相同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的国家，经济体之间不可能产生国际贸易(只有劳动一种投入，从而排除了要素禀赋差异的可能)。但根据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模型，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并改进每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他对这个模型的一般化扩展也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出口它具有较大国内市场份额的产品”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这一结论为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简洁而令人信服的证据。

而杨小凯(2001)等经济学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对新型的国际垂直分工与工序贸易形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沿着斯密“市场范围限制分工”的观点，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二为一，并用数学将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必须和较大的市场容量相适应，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得市场的容量有效扩大。因此，随着国际间交易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就会自发形成。不仅如此，不断拓宽的世界市场规模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国际贸易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除了那些天然连续性的工序或者环节无法在空间上分割外，任何存在报酬递增的工序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分布，从而出现了生产的国际化现象，即产品的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实际上是在许多国家分工生产完成的。这就为解释生产国际化、分散化、贸易垂直化的缘由和趋势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

从跨国企业生产角度看，我们知道生产国际化和相关要素的跨国流动受边际报酬高低的影响，它的本质是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地理空间内分工的深化与特殊的区位优势(如地理优势、劳动力价格优势、投资环境优势、特定技术优势、人力资本优势等)相适应的结果。生产国际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垂直型FDI的一体化形式，另一种是国际外包的不完全合约形式。跨国公司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本质上都是由市场规模扩大所引起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使不同的产品或生产工序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垂直型FDI跨国公司的相关生产定位于全球市场，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从母公司或其他第三方进口中间投入品，生产的中间产品或产成品除了满足东道国消费需求外，还要出口到母国和其他第三方国家或地区，因此，这类投资有很强的贸易创造效应。而外包的贸易创造效应就更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规模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最终决定了分工和贸易的模式。

(二)从福特主义到温特尔主义：全球生产组织理论的回答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生产发包主体的跨国公司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顾客个性化要求的提高、企业竞争的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强调垂直控制产业整体实物价值链的福特主义不能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要求。从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结构和竞争模式的角度来看，福特主义属于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垂直型结构，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销售，以至售后服务，都是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完成。这个过程中，虽然许多产品具有多节点的价值链，但企业都是以价值链的整体来竞争的，各价值节点对竞争结果影响不甚明显，特别是各价值节点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因此，福特主义在全球生产外包活动中的典型代表依然是汽车工业。

而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生产模式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这种新型的国际生产模式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全球化生产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根据定义，这种新型跨国生产体系是一个企业赖以进行的研发活动、产品设计、采购、加工、销售以及各种支援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曾经是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由此发生的内部贸易带动起来的，但现在更多的是依靠企业之间的协调，对于一个跨国企业而言，它的生产体系包括其子公司、分公司、

分包商、供应商、分销渠道、合资公司以及其他各类的合作安排。以前所有这些组织活动或者经营活动都是在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现在的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令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小型企业也能像大型企业那样进入全球化进程中。与传统的福特主义跨国公司相比，新型跨国生产体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国界企业之间的非股权合作关系，使价值创造过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导企业之外完成，甚至整个企业的经营功能都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来实现，当然，由于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标准，价值的实现依然会控制在主导企业手中。由此看出，不完全控制的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自然成为工序贸易存在的微观基础。

二、不完全合约与工序贸易的模式选择

由于工序贸易理论兴起不久，对工序贸易模式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代表性文献主要集中在运用不完全合约理论解释工序贸易的模式选择方面。

不完全合约是跨国公司进行工序贸易的主路径之一，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贴牌生产(OEM)、许可经营等已经成为这种路径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跨国公司的工序贸易模式离不开合约理论。代表性的合约理论包括经典的委托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不完全合约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一般是指由格罗斯曼、哈特以及哈特、摩尔所建立的GHM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交易费用尤其是专用性投资导致了合约的不完全性，其中专用性投资的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特性是导致合约不完全的主要原因。

Grossman等(2002)、Antras(2003)和Helpman等(2003)把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约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获取中间投入品的所有权安排问题。一般而言，相对依赖性较大的企业，会较愿意维持合作关系，也较容易接受合作伙伴所提出的要求与改变。而相对所有权较为独立的企业，会利用其优势地位要求合作伙伴接受改变。但这些研究在分析外包的区位选择时抽象了企业边界问题，在分析国际生产的企业边界时没有考虑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差异。胡国恒(2004)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完全契约条件下的母国国内生产，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国际生产，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国际生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把纵向生产结构中的所有权和区位问题统一起来，分析全球经济中贸易、投资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机制予以完整的理论解释。模型表明分工结构是决定国际产业布局变动的基本因素，贸易自由化、规模经济和良好的契约环境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量。

Feenstra(2004)、Hanson(2005)以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和中间投入采购的归属为标准，将在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加工贸易模式分为四种，外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中方拥有所有权，外方拥有采购权；外方拥有所有权，中方拥有采购权；中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第一种生产模式的是外商独资企业，第二、三种为中外合资企业，第四种为非外资企业。Feenstra(2004)、Hanson(2005)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说明跨国公司对这些贸易模式的选择。在完全合约下，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第一种模式，或者第四种模式。在不完全合约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与加工企业将分治两项权力，但最为常见的是，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而东道国企业得到中间投入品的购买权。这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合资企业生产贸易模式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工序贸易的经济效应

(一)工序贸易的经济利益

尽管从表象上看，与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相比，工序贸易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贸易形态。然而，从理论上讲，工序贸易并未超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适用范围，只要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加入当代国际分工条件，仍然可以用于解释产品不同工序间的国际分工。Grossman等(2008)构建了一个Trading Tasks模型，将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加入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建立了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和“拓展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而将传统分工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利益分析上。

工序贸易理论模型有两个假设，一是假设现有技术水平下各潜在任务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假设部分加工贸易的运输仍需要费用。他们将需要较低技术水平的任务定义为“L－tasks”，较高技术水平的任务定义为“H－tasks”。发包国的跨国公司可以生产x和Y两种产品，其中x代表技术密集型产品，Y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不同任务所需的要素数量关系可以表示为：aHx／aLx>aHy／aLy，并且规模报酬不变。

用w和w代表国内与国外的低技术水平工人工资，这种外包的工资关系就可以表达为

w=βt(I)w　(1)

在完全竞争市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应该不大于一单位这种商品的生产成本。一单位J产品的成本是四方面的总和，包括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国内(发包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任务外包给他国工人的工资、国内高技术任务中熟练工人的工资、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表示为

pi≤wai(・)(1－I)+waLi(・)βt(i)di+saHi(・)+…，for j=x，y，

厂商选择将生产任务外包给国内低水平劳动工人时，可能会支付较低的工资水平，但也可能面l临着较高运输费用的问题。将(1)式代人，可得

pi≤wdLj(・)Ω(I)+saHj(・)+…for j=x，y

国内(发包国)要素市场，x、y代表着两个产业的产出，当市场上低技能劳动力出清时，每个厂商在国内完成L／1－I的任务。

那么对于低技能工人和熟练技术工人，就可以推出

aLx(・)x+aLy(・)y=L／1－I

aHx(・)x+aHy(・)y=H

通过以上几个基本等式，Grossman等(2006，2008)将任务外包的低成本效应分解为：(1)生产效率效应，相当于劳动所增加的效率提高，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2)相对价格效应，就是说外包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价格下降，从SS定理可知，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也会下降；(3)劳动力供给效应，外包相当于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劳动供给，他们被吸引到产业生产中去，尽管有可能减少他们的工资。这个模型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离岸外包的现象。在同一文献所做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上述效应的存在。

(二)工序贸易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学者站在发包国的立场，更关注由工序贸易所改变的全球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发达国家工人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影响。Grosman等(2008)的研究发现，在关于外包的讨论中，不仅应该考虑新增海外工人对全球劳动力供应和发达国家总体福利的影响，还应考虑外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另外两种经济效应。首先，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结果

造成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下降，受全球新劳动力市场影响最大的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工资面临下行压力。第二个效应是生产率方面的：任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会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在更依赖于低技能工人的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会产生扩张的动机，低技能员工也会找到生产率和薪资更高的新工作。这两位经济学家估计，生产率效应主导着劳动力供给效应。也就是说，某些产业的转出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薪资水平，实际上还抵消了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带来的一些薪资降低效应。即便更高技能的工作任务成为贸易候选品，这些正面效应仍可能会存在。对于各级技能水平的美国员工而言，外包的性质类似于提高生产率和薪资水平的科技进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工序贸易中得到提高。一是就业扩大所引起的收入提高效应。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目前的基础是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因此，当中国处在为全世界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工序时，全世界的就业机会就或多或少转移到中国来，即使工资没有上涨，由于扩大了全社会的就业面，本身就会带来整体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二是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工资增长效应。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任务，比发展中国家原有的产业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生产任务中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也比以前高了，这也相对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另外，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本身也会带动劳动力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转移，产生一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实际上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一旦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一方面通过产品价格下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具有了增加工资的物质条件，如果其他条件具备的话，工资水平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四、结论与前瞻

较之传统贸易理论，工序贸易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研究对象和前提假定不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研究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起因和模式时，均以最终产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有关工序贸易的研究文献将研究视野由产品层面拓展到了工序层面。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被用于国际垂直生产的分析时，同样将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等因素扩展到各个生产工序来考虑。这种调整使得贸易理论更贴近于现实，但也使该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化。第二，分工基础不同。传统理论认为，决定国际分工的根本因素是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而工序贸易理论认为，无论两个国家的禀赋差异如何，决定两个国家分工的根本原因在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同时，科技进步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可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细化。第三，贸易的利益不同。建立在差别禀赋基础上的传统贸易模式是产品层面的贸易，其利益来源主要是各方现有差别优势的充分实现。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基础上的工序贸易模式是工序层面的贸易，其利益来源主要是规模经济在各个工序环节的充分实现和产品消费市场的扩大。此外，对于贸易经济效应的分析也更加微观化，主要集中在对参与国总体国民福利与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国际间技术扩散的影响以及对世界贸易增长的影响等方面。从研究结论看，工序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其他几方面的经济效应分析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在一般情况下工序贸易对参与国贸易利益、国际技术扩散与世界贸易增长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