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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可以说除腐败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有效解决途径
中图分类号:TM7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5-0314-01
作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其中公共产品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在三农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非常不足,这也极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而在我国政府仍是主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努力加大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各项资金投入,同时积极创新融资方式,努力拓宽融资渠道。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中的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财政投入不足
从新型政府管理的理论知识方面来讲,国家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来源。尤其是近些年来,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投入持续扩大。但即使这样,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政府财政投入在农村整个GDP中所占的比例还是远远比发达国家低。从整体上讲,目前国家财政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融资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同时,因为国家财政主要利用国家财政拨款与国家资金补贴的方式来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必须经过多级政府部门才能自中央到达基层政府,其间就很容易发生各级政府部门擅自截留资金或者私自挪用资金的问题,从而导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国家财政支持到位率低,真正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资金是少之又少[1]。
(二)农民集体投资有限。
农民集体投资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农村,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的经济收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集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投入资金是非常有限的。
(三)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差
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机制可以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用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极为缓慢,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差,一般都存着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机构工作效率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缺点,从而导致农村资金不断大量外流、农业担保发展滞后的问题。
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问题有效途径
(一)增强国家在农村各种基础设施上的资金支持
要增强国家在农村各种基础设施上的资金支持,政府必须适度调整自己的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投资方向,财政支出分配中的”重城镇轻乡村”状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从而不断增加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融资力度,加快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财政体制改革,健全与完善政府财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持续投入机制,依据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进一步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公共财政体制,持续增强国家财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上的各项投资性支出,并将受益范围扩至全国的农村基础设施,避免单个地方受益。另外,明确划分各级政府所享有的事权范围,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供给责任进行合理分配。依据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广大农村地区的各项基础建设资金供给应当由中央政府进行资金划拨。对于例如交通设施、供电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等一些明显带有“外部效应”的大规模、区域性设施,则主要从地方财政中划拨,同时中央财政给予适度的补助。而对于一些乡间公路、乡镇水利工程等受益范围较小的各种农业基础设施,则由地方政府独自出资[2]。
(二)调动农民集体投资的积极性
农民集体投资虽然有限,但是只要充分调动农民集体投资的积极性,还是能进一步扩大农民集体投资额,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入的。为此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尽力在农村实施一事一议”的制度。虽然该制度在实践中有一定的自身缺陷,但仍然是现阶段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融资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一事一议”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广大农民所具备的的知情权利、各项参与权利以及相应的管理权利与督查权利等进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调动我国广大农民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融资活动。同时政府也要对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行为进行鼓励,并制定出相应的支持政策以及各项鼓励措施,给予相他们一定的的税收减免。另外,政府还要不断改革与农村基础设施有关的各种产嘀贫龋在投资人即是受益人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农村基础设施的产权。
(三)完善农村金融服务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一般包括政策性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服务以及合作性金融服务。它们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现代化农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农户的金融需求也向多层次性变化,为此农村金融服务必须改变以前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服务机构工作效率低、金融体制不完善的缺点,不断革新金融内部体制,推出更能满足现代农村金融需求的种种金融产品,从而避免农村资金外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必须全面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各种优势,大力引导商业性金融服务机构以及合作性金融服务机构支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活动。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问题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普遍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融资方面存在着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村民集体投资较少、农村金融服务单一等问题。为此相关工作人员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解决途径,从而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问题,增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持续有效供给,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通过调研,同学们加深了对农民和农村的认识,他们在思考,农业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却还在承受着最大的辛苦和劳累,同学们也希望能再有机会与农民的充分交流,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切实地了解、反映三农问题,为问题的解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此次调研,对于村落和被调查人完全采取了随机取样调查,保证了数据采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调研团虽然结束了在xx的调研活动,但为了保证调研的可比性和普遍性,调研团的成员又决定加印问卷返回各自的家乡,展开追加调研,为此次调研能真实地反映问题增加素材和数据。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党的十六大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将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认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就没有全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有近2000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子女闯天下,老人守 空巢。生活孤独,缺乏照顾,却时刻挂念儿女,这就是农村留守老人的缩影啊。然而,在外务工的子女普遍地只把赡养义务理解为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忽略了对父母精神上的嘘寒问暖。留下的是踽踽独行的老人每日不断地守望家门,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自己孩子早日回来。这让我想起之前我们走访的那些老人,每一个都是蹒跚而行,有的由于年老身体不适还要照看自己的孙子。儿女离开,孙子尚小,为了整个家,不得不自给自足。一辈子就这么辛劳度过,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这真是做儿女的悲哀!
如今,留守老人问题还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但无论如何,他们是为我们的成长付出辛劳的功臣。先在他们已是日薄西山,他们缺乏社会的关爱,承受骨肉两地分离的痛苦。在物质文明逐步走向发达的今天,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是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我们应该理智看到留守老人是社会群体中的弱势者:他们年老力衰,他们动作迟缓,他们招人嫌弃,他们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他们是生活上的低层次者。正是由于这些的特殊性,就决定了他们很难依靠自己安度晚年。因此,这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更需要家庭子女的理解与关心。总而言之,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子女们,挣钱只是一个生存目的,老人则是自己的至上亲人。当有一天老人已不在人世,那时候想着尽孝早己为时已晚!所以,留守老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关心与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快乐地安度晚年。在中央政策的扶持下,很多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以保护,农民基本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农民普遍抱怨种子、农药、化肥、管理等导致种植成本居高不下,中央惠农政策不到位等问题,同时靠天吃饭、种粮不赚钱等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走访中,他们还注意到,一个村子的领导的水平就直接决定了整个村子的发展状况,三农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一批眼界开阔,踏实为民的村干部。见到了农村医疗资源的缺乏、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民居住环境的差乱,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
首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不断的、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才能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要实现农村人口的转移,一方面城市要有足够的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素质,来适应城市里面的工作,农村劳动力素质则关键取决于农村教育水平。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本来背井离乡与亲人分离就是很悲哀的事,再加上在城市身份地位的低下,给农民工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农民工在城市的工资也是最低的,除去生活开支以及两次农忙和过年三次回家的路费,使微薄的收入所剩无几。由于文化水平低,农民工没有法律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外出务工时不会意识到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即使签合同也不了解合同中的内容,以至于很多农民工劳累了一年,到年底却拿不到工资。从心理和经济方面考虑,农民都不愿意外出务工,用濉溪县一位领导的话说就是农民在有饭吃的情况下都不会外出打工,这主要是由农村低下的教育水平引起的。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难提高。
其次,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农业技术很难在农村推广,推广速度慢。农村田地产量低、种植的作物品种单一,再加上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耕地较少,大多数农民只是把农业种植作为一年口粮的来源。在调研中,濉溪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说他们多年来都是冬季种小麦,夏季种大豆,种植方法也从没改变过。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小麦一亩地最多产900斤,价格是7角/斤,大豆一亩地最好能收入400元,一亩地一年的毛收入一千元左右,扣除化肥、农药等,一亩地一年的净收入为500600元,除去家人的口粮剩的就更少了。当问到是否需要农业技术时,他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说书上关于种植、养殖的都看不懂,要政府派人手把手的教是不可能的,农民太多了。第一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来源之一,所起的作用太小,他们不能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应用到生产中。
再次,以农民现在的文化水平很难了解和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打牌、看电视和聊天,但看电视又很少看新闻,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了解国家经济政策的途径。在调研过程中,像社会治安、最低生活保障、环境保护等最常用的词语,都要给他们解释很多,他们才能理解,更谈不上理解国家经济政策的条款了。因此也不知道国家经济政策的引导方向,抓不住致富的机会。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农民参与管理及创新的积极性较低,大多数人都是随大流,不愿意积极的寻求致富之路。
农民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在多数农民的观念中,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上了高中与只上初中或小学没什么区别,还是要回家务农。因此,很多农村父母在孩子上初中时看到孩子成绩不好,想到将来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不如现在就外出打工挣钱,解决家庭贫困问题。即使考上了也不一定有钱去上大学,每年高考后都有媒体报道许多考上大学而又没钱上学的学生,这也影响了农村孩子学习的积极性,造成农村学校较高的辍学率。
一、公司+农户模式
案例一:广东温氏食品集团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与玉林市政府合作开展“公司+农户”养殖模式,鼓励当地农民养殖肉鸡,农户付出一定的风险抵押金,从公司获取禽苗和相应的技术支持,由公司统一加工销售后,农户从中获利,公司获取稳定的原料来源,进一步放大了企业体量和盈利能力,政府也实现了农民增收、产业发展的目标。
在这个模式中,公司根据自身对农产品的市场判断,搭建营销渠道,设计相应的种植计划,进行必要的基础建设,提供相应的技术力量支持,对农户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组织农户进行相应的生产。农户参与环节只是在生产本身,即接受公司的培训,生产出符合公司要求的产品。对于政府而言,这种模式有利于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保住土地红线;更好的促进生产技术提升;推动农业产业化实现。对于农户而言,可以获取一定收益保障。对于公司而言,可以有效的降低相应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议价能力;可以获得政府支持,获取经济收益以外的其他收益。
中美嘉伦认为,这种模式下,对于公司提出了较多的资源能力的要求,必须具备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高效、信息/营销渠道广等特点,同时要与地方政府有深入合作,实现产业拉动,确保足够的规模效益才有可能实现良性运转。
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公司从风险角度考虑,投资资源并不多,演变成公司与农户签订协议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进入成本低,组织简单,但是同时也存在安全无保障,原料不稳定,由于门槛低,容易招来大批竞争者。
二、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案例二:南海里水炳昊花卉有限公司
南海里水农民在政府和企业引导下,尝试“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花卉生产,为降低个体风险,农户加入里水镇万顷洋新型百合花专业合作社,入社后炳昊公司为种植户垫资提供百合花种球,指导农户进行种植,并承诺收成之时,会以保底价收购百合花。运营过程中,成本与销售环节的风险都由企业承担,农户只需负责日常管理种植。公司通过花卉销售、旅游观光等形式壮大自身收益,帮助政府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土地集约化利用等目标,而农户有效的避免了较高的投入成本和风险,获取相对稳定和较高的收益。
在实践过程中,为规避公司加农户模式的弊病,出现了中间体——基地。基地是联结农户与企业、市场的有效中介组织,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中高环节,同时也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基地作为公司的方,对分散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从而弥补了“公司+农户”的组织缺陷。同时,基地是农户利益的代表,对于公司的违约行为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分摊诉讼成本比较低。
(一)公司自有基地。企业直接买断土地使用权,将基地农民成为企业工人,实行工厂化管理和种植。这种模式下,通过对整个产业链的经营,解决了履约率低的问题,但投资大,组织难度大。尤其是在土地使用权方面,在实际推动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困难。
(二)合作入股基地。企业与农户达成协议,建立股份制生产基地,是企业与农户在产权层面上的联结。农户更好的分享到了产品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利润,利益联结更紧密,农户有积极性,稳定了契约。这种模式下,农户承担一定风险。
在实际运作中,合作入股除了公司与农户的合作,还有农户自身联合成立合作社,对于农户自身权益起到了一定保障左右。纵观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案例,在承包到户这一原有的生产模式上,推行农户自身联合的合作社,以集体为单位与企业发生经济活动,成为较为普遍的模式。这种模式下,对农村原有的生产资源分配没有产生直接的冲突,更容易得到推行。
三、公司+基地+农户+金融机构+专业第三方机构模式
案例三:金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贵州剑河县政府支持下,组织农户加入辣椒专业合作社,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组织合作社与辣椒加工企业签订回收合同;政府贴息、企业担保等方式,向银行贷款建育苗基地,为农户先借苗,在收购辣椒后扣除苗款;政府组织相应及技术、检测机构和个人参与生产过程管理,鼓励技术人员入股,严格按照无公害蔬菜生产规程指导农户生产,从源头上控制辣椒质量。试行以来,各方均取得了相对好的收益。
为应对上述挑战,一些企业开始尝试产业链的合作,逐步出现了多方合作模式,最为典型的是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基础上,增加了金融机构、专业第三方机构两个环节。金融机构可以为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提供资金、保险等方面的保障,获取相应的收益;专业第三方机构提供法律、技术检测、评定等专业支持,在获取相应收益同时,提高自身行业影响力和权威度;公司在合作过程中承担的风险降低,农户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基地进一步做大,有利于政府部门的产业发展相关政策落实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链条中各个群体间实现了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