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障监察调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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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监察调研课题范文第1篇

1.1就业机会歧视

目前，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直接对农民工城市就业进行行政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如政府允许和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和职业清单。在这种职业保留和劳动用工限定的制度下，农民工大多只能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脏、累、差等行业的工作。(2)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歧视性收费。农民工离开农村时要交费办理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等，还要交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公粮水费和三提五统保证金。此外他们在城市还要交费办理暂住证、健康证等。这些歧视性收费提升了农民工的就业门槛。(3)对城市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特殊优惠政策与措施，造成了竞争环境的行政干预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业，是一种变相的和更为隐蔽的保护本地居民就业排斥外来劳动力的间接性雇佣歧视。

1.2就业收入歧视

所谓就业收入歧视，是指有相同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对农民工的就业收入歧视主要体现在使农民工被迫接受低工资和同工不同酬。在调研中发现，接近半数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大大高于平均的劳动时间，而他们的收入却大大低于平均收入，被调查对象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数占到了七成以上。这造成了劳动与收入的极大不对等。

1.3就业权益歧视

由于农民工身份归属的悬置，同样情况下其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如拖欠克扣工资、工时过长、劳动条件差、基本人权问题受到损害等。调研中发现，在许多企业，对农民工并不是按月支付工资，而是每月只发少量的生活费，全额按季度或者年末结算，企业常以这样的方式拖欠农民工工资。调研数据显示，只有三成被调查者中没有出现曾被拖欠过工资的情况，这是对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对农民工就业权益损害和歧视的最直接后果和体现，是农民工城市贫困和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激化。课题组对农民工进城——工作——受害——犯罪的过程相关调研发现，城市居高不下的农民工犯罪更多的是一种“收入自救式犯罪”。

1.4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歧视

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城市福利制度是按城镇正规就业模式设计的，由于农民工多数在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就业，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镇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之外。农民工没有工作可干，不能被计入失业范围，没有权利找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帮助，也难于享受劳动管理部门提供的支持和服务；农民工无权享有城市住房改革中的任何优惠政策，即使购买商品房。也很难有市民一样的银行按揭贷款待遇。

尽管社会保险已逐步开始吸收这一群体，可是参保数量却仅占极小的比例。农民工在经营活动、年龄、地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不考虑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殊需求，仅仅是简单地将他们吸纳到原有体系中，使得许多相关规定并不适用。所以从形式上看，目前农民工虽获得了参加保险的支持，实际上却由于缺少细致的、有针对性的设计而在操作上存在许多难点。

2当前农民工就业待遇不公的原因分析

2.1歧视的直接根源：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派生出的户籍制

我国是在资本稀缺的发展阶段上推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政府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投资成本，首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收购、运输和分配，以低价获得基本农产品，并以低价分配给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和城市职工，这样政府将压低重工业发展成本的负担转嫁给了农业部门和农业生产者。另外，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户籍制应运而生，通过户籍制限制农民的居住地和务农身份，有效地将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从而相应地建立起城市福利体制。除了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一系列排他利之外，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是这种福利体制的核心。

2.2歧视的制度基础：户籍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衔接不顺

歧视的制度安排框架中，户籍制度的形成、强化、松动和改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互相影响、共同变化，使得户籍制度不仅被赋予了权利和经济的内涵，而且直接演变为一种区别对待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符号，在此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紧密相连的就业规定、社会管理与福利等政策成为对农民工身份歧视的具体制度安排。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义务教育、职业培训，还有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与户籍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偏向性使得农民工就业待遇歧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3歧视的消除障碍：法律、司法以及行政救济的无力

我国《劳动法》第12条平等就业条款只是反对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和”的就业歧视，但并未规定基于“社会出身”的歧视，对农民工的就业待遇歧视并未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另外，根据我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就业歧视。同时，现有民事法律也没有对就业歧视作出具体规定，受害人无法依法提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外，受歧视农民工还无法获得充分的行政救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了9项具体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但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规定为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之一，加上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有关就业歧视的规定分散在各种法律法规中，就业歧视现象并没有得到各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应有重视。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少、力量弱与劳动监察面广、任务重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就业权益的维护尤其困难。

3提升农民工就业待遇公平度的对策建议

3.1清除制度障碍

针对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过渡性，国家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应当有近、中、长期对应之策。在近期，各级政府要认真清理歧视农民工的政策法规；尊重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解决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应着眼于长期的就业能力补偿，而不是制度性保护，使他们接受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正常成本。同时，政府部门使用农民工要率先垂范。在中长期。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反歧视立法，建立反歧视专业机构处理歧视问题。

3.2增强法律援助

首先，要尽可能将反农民工就业歧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促进平等就业的法律。已有的法律规范，对什么是就业歧视，由谁来认定就业歧视，受就业歧视侵害的人如何获得救济，实施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都未规定。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以保障基本人权。

其次，要规范城市雇主的行为。规定雇主在雇佣农民工时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不能及时得到工资时。农民工应得到补偿，为继续做好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各地劳动保障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对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加强日常巡查和专项监察，对侵害农民工权益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实行重点监察；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政策调整，要在政策出台前后广泛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

3.3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的平台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开放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二是在就业培训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职业技能和法规政策培训；农民工可以同等条件参加本市职工技术晋级考试，合格发给技术等级证书。农民工通过自学达到合格以后，在学费报销、晋级、奖励等方面应和本市职工享受同样待遇。

三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中的一部分是未来的流动人口，让流动民工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在提高未来流动人口的素质。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

四是要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优先解决最紧迫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障。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保险续保、城乡接轨、部分统筹金可以随个人账户转移等政策。对符合条件、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应纳人大病救助体系和城市生活最低保障体系。

3.4营造平等对待农民工的社会环境

劳动保障监察调研课题范文第2篇

（一）全面完成就业再就业目标任务。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不低于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其中，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要将上述目标任务进行层层分解，逐级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保持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

（二）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做好就业服务工作。完善再就业援助制度，广泛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落实好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再就业。全面完成并轨任务，解决好并轨人员就业、劳动关系、社保关系接续等问题。建立就业再就业资金使用管理“以奖代补”机制，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开展政策落实情况的联合检查，推进就业再就业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统筹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新成长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再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等专项就业服务活动，推进服务措施和政策的落实。

（三）做好职业培训工作，提高劳动者就业和创业能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大力推行技能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推广现代企业培训制度，加强技能实训平台特别是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完善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提高技能鉴定质量。组织实施好“新技师培养带动计划”、“城镇技能再就业计划”、“能力促创业计划”和“国家技能资格导航计划”。实现创业培训40万人，再就业培训400万人，新增技师和高级技师32万人。通过东部工程探索素质就业的路子。

（四）切实加强失业调控工作。探索加强失业调控的新措施，推动建立失业预警机制。指导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做好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工作，推动“就业新起点计划”试点的实施，积极帮助更多失业人员再就业，维护职工权益。

二、做好社会保险各项工作，确保社会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

（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年力争实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95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13亿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12亿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0.7亿人。

（六）加大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巩固确保发放的成果。继续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巩固成果，不发生新的拖欠，努力创造条件补发历史拖欠养老金。全面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稽核工作，提高基金征缴率，保持基金增长态势。

（七）继续做好国发〔**〕38号文件贯彻落实工作。全面落实实施意见。做好养老保险计发办法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完善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相关政策，规范个人账户基金归集和管理流程，推动试点地区逐步提高个人账户做实比例，将既有基金支撑能力、又有试点积极性的省份纳入试点范围。做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落实好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实施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指导推动企业年金规范健康发展。切实加强养老保险精算工作，为完善制度提供技术支撑。

（八）稳步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作。结合事业单位改革，研究制定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指导试点省份在测算的基础上，制定好本地区的试点方案，及时研究试点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九）做好失业保险工作，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提供再就业服务。进一步落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在有条件的中西部省份选择一些中心城市进行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加强与就业服务工作的配合，健全完善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机制。积极推进失业保险基金在设区的市实行全市统筹。

（十）启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精心组织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切实加强医疗保险管理能力建设。多渠道落实参保资金，着力解决困难企业和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做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工作。加强生育保险服务管理，规范生育保险给付和经办管理程序，推行生育医疗费用由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办法，加强生育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

（十一）加大工作力度，做好工伤保险工作。以建筑等高风险行业和大中城市为重点，进一步做好工伤保险工作。加强工伤保险基础管理，完善相关政策标准，加强对各地工伤认定工作的指导，抓好新《劳动能力鉴定标准》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加强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管理。继续做好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的试点工作。

（十二）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强农保基金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业务经办能力。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

（十三）开展社会保险规范化、信息化和专业化建设。优化经办业务流程，制定经办业务标准。完善社会保险统计指标体系，加大联网

数据整理力度，推进经办业务管理、数据采集、信息传递、查询服务的网上办理。逐步实行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研究制定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试行标准，普遍开展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做好9个地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管好用好试点资金，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继续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进一步扩大社会化管理服务覆盖范围，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积极开展老年护理服务和退休人员公寓建设试点。

三、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

切实维护基金安全

（十四）组织开展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教育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及基金管理监督的法规，充分认识基金是社会保险的“生命线”，基金纪律是“高压线”，形成人人关心基金安全、重视基金安全、维护基金安全的社会氛围。

（十五）加大基金监督检查的力度。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57次常务会议精神，认真整改审计检查和内控检查发现的问题。配合审计署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的全面审计工作，对各项社保基金管理情况进行自查，及时纠正问题，进一步规范基金管理。组织进行社会保险费征缴情况专项检查。对典型的举报案件直接进行查处，加强举报案件查处情况的跟踪检查。

（十六）完善基金管理监督制度。研究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和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检查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监管。建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对各项业务、各个环节实行全程监控。研究制定社会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披露社会保险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落实要情报告制度。

（十七）进一步完善基金监管工作机制。省级普遍建立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定期研究工作，解决问题，加强对社会保障政策执行情况和基金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队伍建设，推动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调整充实专业人员，从组织上保证基金监督工作的开展。

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十八）全力以赴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加强工资宏观调控。层层落实清欠任务，做好工资历史拖欠的认定工作，督促相关企业制订清欠计划和具体解决办法。建立定期报告工作制度，按月统计汇总各地清欠情况。推进工资保证金制度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建立欠薪保障制度。狠抓最低工资制度的贯彻落实。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加强企业工资宏观调控和监管，完善并严格实行垄断企业工资总额控制制度。

（十九）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活动。继续推动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确保实现各类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加强对劳动用工的宏观动态管理。继续做好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中的劳动关系处理工作。启动实施集体合同制度覆盖计划。继续加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先进企业和工业园区创建活动，将创建活动与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加强工资支付保障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及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将创建活动推向深入。

（二十）加强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劳动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各省会城市及其它中心城市要积极创造条件，率先建立实体化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建设。在企业聚集的乡镇、街道和工业园区，积极推进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尽快形成多层次的劳动争议调解网络。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改进处理程序，改革办案方式。

（二十一）积极推进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健全劳动保障监察组织网络，提高监察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的劳动保障监察维权工作协调机制。不断创新劳动保障监察管理和执法模式,积极推广“网格化”和“网络化”劳动保障监察。继续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各项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重大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制度及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利用12333劳动保障咨询电话，进一步畅通咨询、投诉、举报和权利救济渠道。

（二十二）认真做好维稳工作，及时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进一步规范办信接访办法，健全预防处置机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监控。对发现的隐患要及时认真分析，做出准确判断，对可能引发集体上访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下大力气做好农民工工作

（二十三）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继续开展“春风行动”，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服务。落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计划”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全年培训800万人。

（二十四）扎实推进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进一步加强劳务输出示范县建设，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组织开展劳务品牌推荐、评选活动。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二十五）做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工作。进一步实施“平安计划”，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继续推进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积极促进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工作。研究制定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办法和经办业务规程。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人数达到2800万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3600万人。

（二十六）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重点开展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劳动用工情况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等专项执法检查活动，严厉查处严重超时加班和劳动条件特别恶劣的问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制定《关于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指导意见》。

（二十七）继续普遍在市一级建立农民工协调机构。组织开展农民工统计指标体系等基础性研究。继续做好涉及农民工的各种专题性工作，努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关心、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社会环境。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年工作要点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六、加强基础工作，促进劳动保障事业健康发展

（二十八）加快劳动保障立法进

程。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社会保险法》及《残疾人就业条例》、《工伤保险条例修正案》等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的修改工作。组织有关方面起草《企业工资条例》草案，修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二十九）加大执法监督和普法宣传工作力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入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的各项制度。建立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机制，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复议听证制度、调查制度、和解制度、重大案件备案制度和行政复议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积极推动普法工作，增强普法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三十）推动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计划的组织实施。制定和落实好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方案，强化目标责任制，做好“十一五”规划主要指标的分解特别是约束性指标的地区分解。采取切实措施，促进重点工程投入等保障措施的落实。组织实施**年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计划，加强对各地执行年度计划情况的调研和检查，促进年度计划的落实。

（三十一）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统计工作。探索开展社区劳动保障情况的统计直报，充分利用金保工程获取统计数据，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劳动力调查、农业普查、城乡统筹就业等统计工作，研究开展农民工调查工作。

（三十二）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力度。强化政务公开意识，全面推动政务公开办法和制度的落实，发挥政府网站、电话咨询中心和媒体的作用，提高政务公开的快捷性和有效性。

（三十三）加快金保工程建设步伐。按照“完整、正确、统

一、及时、安全”的要求，加强省市两级统一的劳动保障数据中心建设，完成示范城市的评估和验收。抓好全国统一应用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推广工作。完成各省与所辖各地市的联网，实现部、省、市网络的三级贯通，推进联网应用，开展异地业务应用系统建设试点工作，推动和规范12333劳动保障电话咨询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系统建设。

（三十四）继续做好政务信息和新闻、宣传、出版工作。拓展信息来源渠道，突出政务信息促进劳动保障中心工作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劳动保障工作网的使用效率。加大宣传工作力度，落实新闻发言人定时定点新闻制度，继续做好政策宣传和典型宣传工作。做好劳动保障报刊和图书出版发行工作。

（三十五）加强劳动保障科学研究工作。着重加强对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农民工问题等重大课题的研究，积极有效地发挥科研理论的重要作用，使科研课题在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两个方面有新的突破。按照国家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制度改革的要求，建立劳动保障科研项目库。

（三十六）加大干部培训力度，推动劳动保障系统能力建设。针对劳动保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干部队伍状况，以劳动保障业务和公共管理为主要培训内容，加强对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厅局长和地市劳动保障部门新任局长的培训。

劳动保障监察调研课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18-02

一、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现状

自从《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事件层出不穷，劳动者因该法受损害的情况加剧。中华全国总工会早已于2007年12月5日举行的《劳动合同法》宣传专题新闻会上，通报了当时三类典型的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和《劳动合同法》的行为：劝说、辞退甚至胁迫职工辞职；逆向派遣；一次或分批进行较大数量的裁减人员。虽然《条例》也已于2008年9月18日颁布实施，但是 “用人单位规避或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现象还普遍存在”[1]，而且规避行为的花样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强。诸如：（1）欺诈、威胁或者利诱职工自动离职法；（2）反向劳务派遣法；（3）关联公司签订合同法；（4）规章制度订立程序形式化法；（5）签订完成生产任务期限合同法；（6）签订空白合同法；（7）合同岗位和工作地址无限化法；（8）突击性分期分批裁员法；（9）利诱员工选择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法；（10）不能胜任工作泛滥使用法；（11）诱骗职工自己辞职法；（12）合同工资签订最低法；（13）解除合同后拖延交接法；（14）劳动关系劳务化法；（15）金蝉脱壳装死法；（16）关门逼客法；（17）毁灭有利于职工证据法；（18）调换工作岗位逼人走法；（19）不让员工加班法[2]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没有哪一部法律的颁行像《劳动合同法》这样受到如此挖空心思地规避，耗费国人的心机和智力，规避手段之多之精之巧，规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足以载入立法史册[3]。虽然中国已形成了以《劳动合同法》为核心，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重要配套行政法规及以《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等行政部门规章、以《深圳经济特区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若干规定》（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就和谐劳动关系立法的地方法规）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为配套的逐步完善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体系，但该制度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加上法律执行力不强及维权途径不足，使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活动更加泛滥。因此，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进行充分有效的法律规制已成为目前中国劳动合同法律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原因分析

（一）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不完善

第一，相关法律规定缺失。首先，劳动合同法律法规都未明确界定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效力。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进行规制的基本法是《劳动合同法》，该法仅在第67条禁止了一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虽然《条例》第28条、第30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无效的两种情形，但并没有囊括所有的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且其立法层次不高，对于司法实践没有约束力。其次，关于带薪年休假的问题，目前的两个文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对不少问题的规定仍不够明确，比如说根据员工的社会工龄来界定员工年休假的天数，但员工的社会工龄怎么界定？又如，连续工作满十二个月以上的享有年假，但其中的连续工作十二个月到底如何理解？还如，用工单位和派遣机构如何承担连带责任等等。第二，地方性法规很不统一，解释混乱，难以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活动进行统一的规制。正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律制度自身的缺陷，这才给了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者以可乘之机。这也是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

（二）法律执行力不强

造成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在客观上，地方上普遍存在劳动保障执法、劳动争议仲裁人员不足的情况，如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只有137名专职劳动保障监察员，却要负责对近50万户企业、69万名从业人员的监察任务，全市只有3名专职劳动仲裁员，每年要处理劳动争议案件3万多宗，执法部门没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在主观上，劳动合同法律实施恰遇经济滑坡、企业经营困难之时，不仅许多企业有抵触情绪，一些地方政府也存在顾虑，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4]。而且明知违规企业还顶风规避《劳动合同法》，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违规成本太低甚至不被追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剖析的所谓“三类行为”中，“华为事件”被视为有特殊性。但在其他已知的规避《劳动合同法》的案例中，也还没有一家企业为违规付出成本。甚至有部门将企业规避《劳动合同法》约束之举简单归结为“对法律的误读”，让规避劳动合同法律的行为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破窗效应”。另外，执法监督部门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未能进行有效监管，使得执法腐败仍在盛行，也使得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泛滥成灾。

（三）维权途径不足

首先，虽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用人单位不法侵害时，可以申诉、提起仲裁或诉讼，但是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不能深入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准确理解相关立法，另一方面作为受害主体又具有分散性：其他受用人单位侵权的劳动者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也难以举证和认定。其次，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劳动者的权益侵害保护意识很弱，在全球金融危机、就业危机的影响下，为了获得工作机会谋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用人单位不公平的用人条件和待遇，不能也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权。最后，在包括“辞职门”在内的诸多劳资事件中，由于工会发育不良，工会组织的形式化、虚拟化、边缘化、去功能化，使得工会往往监督不力，无奈缺位。在这种状况下，仅靠法律和劳动部门的规定和调节，博弈难免是失衡和不充分的。

三、反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对策

能否准确、有效地反规避或应对规避，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有助于防止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促进贸易的发展，反之滥用反规避措施也会使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因此，反规避需要讲究对策，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

（一）完善相关立法

首先，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必要将规避和反规避行为从单纯的执法判断上升到完备的立法规范。倘若需要对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行为作出列举并予以治理，则这项权力是交由劳动保障部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作出，还是更适合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或立法机关制定？假如从更高位阶的法律层级效力来讲，中国立法法也可以考虑将如何规制规避法律的行为纳入调整视野，在有关法律适用的章节中作出原则性的规范及基本标准。这将更有助于指导法律或行政法规在调整此类活动中所应掌握的尺度和余地[5]。这是从根本上遏制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的立法出路。其次，应适时修改《劳动合同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法律应该是明确的、简洁的，让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的。然而有那么多的法学家站出来说明不要误解《劳动合同法》，这也恰恰说明了这部法律至少在表述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引起误解有深层次的原因，但在立法技术上也是存在欠缺的[1]。因此，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可对社会工龄、连续工作十二个月等含义不清的词语作出具体说明；还可对法条作限制性的解释，如，应明确用工单位仅和派遣机构连带承担有关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加班限制和加班报酬、安全和卫生、反就业歧视、休息休假等与其行为有关的连带责任。最后，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本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时，应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根据当地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及劳动者就业的特点，在遵循《劳动合同法》的前提下，制定出既有利于落实该法，又有利于促进当地人员就业、经济发展和劳资和谐的具体细则，从而提高该法的可操作性和适宜性[4]。

（二）加大执法力度

反规避也需要讲求执法艺术，不能搞那种“我说你是规避就是规避”，认定企业或公民是否存在规避法律行为，同样应当遵循严格条件：一是由谁认定，这不仅需要由权威的执法或司法部门出面，同时其自身也须持有一定的得以反规避的法律依据；二是怎么认定，这则需要依照明确规范的法律程序及判断标准，而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擅作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既不让恶意规避者“逍遥法外”，也不能“乱扣帽子”损害公民企业的正当利益[5]。为确保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在客观上，地方上应解决劳动保障执法、劳动争议仲裁人员不足的情况。对规避法律者应发现一宗，追查一宗，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在主观上，应建立良性的权力运行机制并不断完善；严于治吏，规范执法行为，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特别是执法监督部门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监管，加大反腐力度，净化执法环境。

（三）扩大维权途径

劳动者“理性维权”的前提是国家必须提供一条畅通有效的维权渠道、一个严格高效的执法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虽然破除“暗招”，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实施细则或规章、文件等措施来弥补完善，但除了法律的强力规定外，劳资双方的充分博弈也是一个重要途径，这方面，工会作为劳动者的维权组织，应发挥其协调作用，要协调各部门各工会一致反对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行为。

参考文献：

[1]课题组.广东省《劳动合同法》实施影响调研报告[J].宏观经济研究，2009，(1):36-42.

[2]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之“贱招”拆招[EB/OL].百度:东阿吧贴吧，2009-01-03.

[3]樊华.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缺陷与解决路径[J].法治研究，2009，(2):65-73.

劳动保障监察调研课题范文第4篇

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与完整，直接关系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如何管好用好社保基金，是全国上下十分关注和十分突出的课题。然而，社保基金监管，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性工作，而是一个系统的管理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需要全社会全方位地进行监督，才能奏效。为此，笔者认为，社保基金监管必须坚持五管齐下，做到五个强化： 一、强化社保机构的监管 社会保险机构是社保基金主管职能部门，社保基金能否管好用好，直接取决于社保部门管理工作的好坏。因此，各级社保机构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与监管。要全面落实《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各项规定，切实搞好扩面征缴工作，严格抓好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制度，强化社会保险稽核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认真审核缴费单位的缴费基数，不得不核、少核、漏核，努力提高征缴率。凡是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对拒缴、瞒报少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要依法处理；对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追缴力度，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收尽收。对参保对象要建立缴费记录，建立个人保险帐户，并保证其完整、安全；对参保对象和离退休人员以及其工资基数增减变化情况要及时进行检查和核对，严格新增离退休人员的审批，加强动态核查，严防弄虚作假、虚报冒领。 二是要广泛深入地搞好调研工作，不断创新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统筹考虑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坚持覆盖广泛、水平适当、结构合理、基金平衡的原则，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加强管理，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三是要全面提高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水平。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险经办能力建设，加快社会保障信息服务网络建设步伐，建立高效运转的经办管理服务体系，把社会保险的政策落到实处。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完善管理制度，制定技术标准，规范业务流程，实现规范化、信息化和专业化管理。同时，要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强化税务部门的监管

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是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因此，税务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应重点放在强化社保费的征收方面。这是决定社会保障工作能否正常开展的关键环节，没有收就没有支，也就没有保。 一是要树立正确观念，强化税务机关征收主体地位。要坚决克服“代征”社保费的错误认识，树立税务机关就是社保费征收主体的正确观念，发挥税务机关的征收优势，加强社保费征收管理。要积极推动税务机关社保费全责征收工作，坚持以组织社保费收入为中心，围绕“夯实基础，规范管理，强化主体，提高效率”的工作思路，组织做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管理工作。要树立正确的社保费收入观，依法征费，应收尽收，不得不征、少征、漏征，既不人为调控社保费收入，也坚决不收“过头费”；在征收税费过程中发现应当参加社会保险而未参加的缴费单位，应当督促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及时通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二是要加强费源管理，努力提高监控水平。要有计划地定期开展费源调查工作，全面掌握社保费费源分布情况；要强化缴费人户籍管理，逐步建立户籍档案，对缴费人实行动态管理；要建立重点费源监控制度，随时掌握其费源变化情况，对重点费源实行重点管理；要利用税务机关的征管优势，不定期对缴费人数、缴费基数等申报资料进行检查核实，着重解决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认真核实参保户数和参保人数，凡与缴费基数相关的项目，如缴费人数、缴费工资总额等，都应严格、仔细核定，确保真实和准确。 三是要明确责任，大力做好欠费管理和清理欠费工作。要开展欠费清查工作，加大监控力度；要对欠费和欠费人合理进行分类，实施动态的分类管理，对欠费数额较大的重点欠费人，实施跟踪管理，定期追欠；要将清欠工作列入目标管理考核，建立清欠目标责任制。 四是要狠抓规范，着力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第一要狠抓管理制度规范。加强征收社保费的法制化建设，强化组织保障措施，完善岗责制度和考核制度，实行税费并举，统一考核，分解任务，责任到人。第二要狠抓征管程序规范。要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明确职责分工，优化业务流程，做到征管程序的六个规范：即规范建档管理程序，规范申报程序，规范征收程序，规范检查程序，规范催缴、处罚程序，规范接受举报及处理程序。第三要狠抓缴费服务规范。牢固树立服务观念，切实维护缴费人的合法权益，不断拓宽服务渠道、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提高缴费服务质量。第四要推进信息化和机构人员建设，提高社保费征管质量和效率。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及应用研究

科学提升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监控水平的思考

劳动保障监察调研课题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现状是：参保率低，总量偏少；险种不齐，分布不均；政策缺陷，实施乏力；观念模糊，需求不实。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建立平等的、和谐的、全民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现阶段可以选择稳定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和流动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两种模式。

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现状究竟怎样？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险不如人意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和路径来构建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这正是本文所要探索与研究的问题。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现行状况

(一)参保率低，总量偏少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和江苏省劳动保障厅调查资料，江苏省籍农民工约为402万人，占江苏省城镇就业人口的近20%。2005年末全省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是950.6万人,农民工是148.3万人,总参保人数的15.6%,占当年全省农民工总数的16.4%。同年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为43.6万人,占参保职工人数的5.3%,占农民工总数的10.8%。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105万人，占总参保人数的14.1%,占农民工总数的26.1%。显然，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少、比重低。

(二)险种不齐，分布不均

我国目前城镇社会保险的险种有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但目前农民工参加的险种是不完整的，且大部分是被动的。有的由于地方政府社会保险扩面征缴的力度加大，部分农民工参加了养老保险；有的企业出于安全成本的考虑让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真正全部参加所有社会保险险种的农民工是微乎其微。其中，在外商、港澳台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比重较高，分别达到了56.2%、55.5%、46.1%。而在个体、私营经济工作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重明显较低，仅分别为7.2%、9.3%、3.4%；灵活就业的农民工也如此，参加社会保险的比重也分别为10.5%、13.2%、1.5%。

(三)政策缺陷，实施乏力

我国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并没有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各地政府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作为构建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并在具体参保问题上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大部分地区在农民工的参保问题上，采取了与城镇职工实行统一制度，分别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部分地区还制定了允许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一起自主参加社会保险的办法。应该说，这些制度和办法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存在的。主要表现在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缺少针对性和灵活性；参保门槛偏高，超越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且社会保险关系和基金不容易转移，加上部分地区经办机构的利益因素和管理方式，也人为地加大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困难。而政策实施的乏力，一方面是法律依据不足或者立法层次偏低，且缺少强制性措施，另一方面现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根本无力去全面实施。

(四)观念模糊，需求不实

农民工是一个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边缘性群体，或者说是一个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移的过渡性阶层。这一阶层来自农民，而又超越了农民的局限性，其群体特征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他们身上有现代产业工人的素质，但同时也少不了原有农民的影子。就社会保险而言，农民工本身就没有准确的概念，对于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也是同样模糊，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临时观念和短期行为意识。在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眼里，参加社会保险特别是个人缴费部分，只会减少收入，增加生活负担。本来较低的工资收入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和再生产的需要，如果再抽出一部分收入用于不确定的预期，实在难以承受。所以，就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更没有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少数企业甚至出现农民工集体要求不参加社会保险的申请。这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工在社会保险问题方面认识上的误区。

二、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广大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或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济体制，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都被封闭在区域集体经济组织之内。广大农民没有自主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包括寻求就业，外出打工的自由，只是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段历史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其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它的惯性还在继续。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要顺利实现向城市转移，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城乡统筹政策的继续深化，有赖于城市企业的就业需求的持续增长。农民工参加城乡一体化的各种社会保险，同样面临困难和阻力。

(二)户籍因素

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强化了城乡分割，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却没有得到制度的有力保护。而依托在户籍管理上的附加功能，又人为地隔离了城乡劳动者的融合，并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进程。

(三)法律因素

法律的空白或者疏漏，造成了无法可依，而有限的法律法规，由于执行或者执法不力，致使法律失灵，法规走样，农民工参保处境艰难而且尴尬。我国现有外出务工农民也即农民工已经是数以亿计。但是，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至今没有被现行社会的法律制度所认同和确立。农民工这一群体至今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来保护。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应当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过于笼统、原则，特别是缺少针对农民工权益特点的具体规定，农民工权利得不到有力地维护。

(四)政策因素

现行的政策设计导向，忽略了农民工利益的存在。社会保险政策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缺陷，特别是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支付等环节上的人为障碍，给农民工参保设置了太多的麻烦和不便。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非但不能享受其劳动的成果，甚至无法被城市所接纳而成为城市社会的成员。不论是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安排，还是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法律服务等等，都没有将农民工这一越来越大的群体列入范围。农民工还游离于城市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系统之外。

(五)文化因素

不良或狭隘的企业经营理念，加剧了对农民工的排斥，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破坏了企业文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建立。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意识丧失。对员工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工，不讲尊重，不讲诚信。

三、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目标及基本思路

通过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之所以确立这样的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本身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发展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将农民工的发展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考虑。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走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看，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中国的发展，如果离开农村的发展，就不是真正的发展。

毫无疑问，农民工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并且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显现。可以说，农民工的稳定，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现实，麻木不仁，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做好应对工作。必须将农民工社会保险在内一切事关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纳入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二)两种模式及其险种推进步骤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模式，现阶段可以选择两种模式齐头并进，即建立稳定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和流动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

目前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在所在城市进行过户口登记(现在一般是进行暂住人口登记，而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城市户口登记)且工作单位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我们暂且称他们为稳定型的农民工。另一类是怀揣身份证，工作单位相对不稳定，且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我们暂且称他们为流动型农民工。所以，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分为两种模式。

稳定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可以实施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在内的已经在我国现阶段广泛推行的社会保险，具体提取比例、运行方式、支付标准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但必须做好与城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并逐步纳入所在城市的统筹范围和层次。

流动型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可以采取类似非正规就业或者自由职业者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方式推行，自由参保，自由退保，进退自愿，同时做好此类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的接转工作。

不论是对哪一类农民工，我们的政策设计，都必须激发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让他们看见未来，感受需求，尝到甜头。

在推行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过程中，首要选择是推行工伤保险制度，这也是所有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普遍优先考虑的保险险种。其他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逐步推行。

(三)其它保障措施

1、政府主导，强势推动

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理所应当成为推动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主导力量。政府必须在法律层面、政策层面和行政层面有所作为。在法律层面，要加快立法进程，着手启动和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同时将修订《劳动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政策层面，要尽快研究和制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实施方案和具体办法，具体实施方案和办法要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和准确掌握农民工真实需求的情况下确定。要注意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同时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必备的构件，包括统筹范围、提取比例、关系转移、资金支付、基金运营与管理等等必须作出统一的规定和强制的规范。在行政层面，一方面要强化行政干预力量，保持政令畅通，另一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逐步增加社会保险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的比列，同时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输出地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2、企业跟进，监管到位

对于众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企业而言，需要通过稳定的就业岗位、优厚的工资报酬、完善的社会保险给予广大农民工以最大的关心和体贴。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应对社会包括相关利益方，特别是企业员工承担一种社会责任，这是对社会应该做出的回报，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不能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视为提高用工成本的行为，而应看作增强企业职工的安全感、归属感、忠诚度和向心力，提高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用工的边际效益的战略措施。对于在认识上尚存误区的企业，需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用工，主动为员工办理各种社会保险，及时缴纳各种费用，建账造册，理顺关系。对于少数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规的企业，必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制止和纠正各类违法行为。

3、鼓励参与，政策灵活

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应当作为整个社会保险体系的特别制度而存在，这是我国现有国情决定的，也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必经阶段。在这一阶段或者时期，必须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制定灵活方便的农民工社会保险政策，既要符合农民工的实际利益，又要方便农民工及时参保。要通过提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平台，改进管理服务方式，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参保者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本文就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总体架构提出了两种模式，但对具体细节，比如统筹范围、筹集比列、个人账户设置、保险关系异地转移、基金发放、领取方式等方面未及细化。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难的课题，需要集有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工民意代表等众多群体的智慧和经验之大成。要通过制度创新，理论再造，寻求新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最大限度地唤醒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法律意识，充分调动农民工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