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清明的来源和风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决议,将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就让我们从这首节气歌开始,在岁月流转中,感受时光之美,找回生活瞬间的微妙幸福,体会阴晴雨雪、花开花落的人间好时节。
节气之首立春日
2月,虽然在广袤的北方,仍然是冰天雪地,但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已经到了,从这一天一直到立夏,是为春季。
古人将立春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蜇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说的是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万物正在无声无息中萌动,天空地上都将出现新景象。
如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少有往日的浪漫情怀:在漆黑的夜晚辨识星空,在满天的繁星下展开想象。给自己一个短暂的空隙,从手机屏幕中抬起头来,将目光越过璀璨的街灯仰望夜空――如果你有兴趣,便会发现从立春这天开始,满天星辰在不知不觉中变换了位置。比如耀眼的北斗七星,那斗柄由北指转向东指,正应了一句古语:“北斗东指,天下皆春”。民谚说:“立春一日,水暖三分”、“立春三日,百草发芽”。春天,是充满生机的季节,立春,是充满希望的节气。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在立春。人们很早就格外看重立春这个日子。在这一天,古代帝王要举行隆重的迎春大典。两千年前的《礼记》中就记载着:“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在民间,百姓则在立春日喝春酒,吃春饼,打春牛,一些地方还有“咬春”的风俗,吃个生萝卜,消食防病。千百年形成的风俗,有些至今还在乡村沿袭,成为一种立春文化。时至今日,这样的节气风俗仪式虽然不多见了,但立春时节,人祈求五谷丰登的愿望还深深烙印在心里,因为,这个节气依然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只是从外在的形式转为内心的祈愿。
立春,表示着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农民将作各种春耕备耕的准备,虽然随着科技进步,一些农产品已突破了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但在广大乡村,人们依然会跟着节令的步调春种秋收。民谚说:春打六九头。立春过后,春风徐来,漫过原野,大地将渐渐丰盈,人们的日子也愈发生动鲜活起来。
雨水降临
如果说立春是春天的“序曲”,只是刚刚春意萌发,还会乍暖还寒的话,那么雨水便进入了春天的第二乐章“变奏”,人们会明显感到田野一片生机,正是九九歌中“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时节,农民就要闹春耕了。
交了“雨水”,意味着冰雪将去,雨水渐渐多了起来。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雨水”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降水量有所增加,如果冬季雨雪偏少,“雨水”正是浇灌返青水的好时节,正应了这样的民谚:“雨水有雨庄稼好,大春小春一片宝”、“正月里,雨水好;二月里,雨水宝”。
自古以来,人们便祈求风调雨顺,并传诵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周公太平之时,雨不破块,旬而一雨,必以夜”。想要雨,天就下雨,十天下一场及时雨,还在夜间下,这样的太平世界,真是太美妙了!可是,现实生活那有传说的这般美妙,常常有旱涝灾害的发生。在古时,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只好祈求神灵,还想出许许多多“祈雨”的办法,如晒龙王、盗龙王等等。雨水节气大都在元宵节前后,人们在红红火火闹元宵时,总怀着对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美好祝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古老的“祈雨”活动已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成为我们对历史风俗的一种缅怀。
天一生水,东风解冻,散落为雨。在这个一看到雨水这两个字眼就心生温润的节气里,让我们走出门户,到旷野里感受“草色遥看近却无”朦胧,感受绿意一点点由近及远,如雾般弥漫开去的生动。
“惊蛰”的学问
“惊蛰”之名,很有意味。二十四节气的名字都有所表示,有的表示气候,如雨水、大暑等;有的表示季节,如立春、立夏等。而惊蛰则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以动物习性表示的节气。“惊蛰”,两个汉字并列着,即神奇地构成了生动的画面和无穷的故事。你可以遐想:在远方一声初始的雷鸣中,万千沉睡于幽暗的生灵被唤醒了,它们睁开惺忪的双眼,不约而同,向温暖的太阳敞开了门户。
“惊蛰”节气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桃始花”。“惊蛰”前后,在北方大地一片灰色的色调里,一簇簇新绿和盛开的桃花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不仅桃花,在“惊蛰”这个充满生机的节气里,草木、庄稼、小生灵……仿佛就在刹那间,一切该醒的都醒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在说到惊蛰节时,写到:“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时节开始有雷,蛰伏的虫子听到雷声,因受惊而苏醒过来,结束了漫漫的冬眠。古人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桃始华”即桃花开放,“仓庚鸣”即黄鹂开始鸣叫,鹰少了,鸠(布谷鸟)多起来,总之惊蛰是到了桃花盛开、黄鹂鸣叫、布谷鸟飞来的时节了。这样的情形年年轮回,千百年间在中国的大地之上流传至今,令人满怀着对四季轮回的期待。
不过,对农民来说,“惊蛰”有着更加具体的含义。作家许俊文在其散文《有一些路你并不清楚》中这样讲述:“在豆村那一小块土地上,假如你是一个热心农事且细心的人,自然会发现季节隐秘的路径。我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季节的路,更清楚庄稼的路,说的玄乎点,他有第三只眼。可不?当豆村的最后一场雪还没有化净时,我祖父就把生产队长章一哲叫到跟前,说,该整玉米墒了。祖父指着地面上一粒粒新鲜的泥坨说,蚯蚓都翻浆了,你懂不?节令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人不知道,可蚯蚓知道。节令的路就在这蚯蚓头上,眼下,春天离地面也顶多一指深。”
许俊文所说的“节令”,就是节气的气候和物候:桃花开放、大雁南飞……动植物对节气非常敏感,所谓“人不知春草知春”。如果我们回到单纯自然界一个物种的状态,那么蚯蚓知道的路,我们一定也知道。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当那一丝丝春意钻过山石的缝隙,被我们感知到,那一瞬间,不需要日历,不需要节气,我们能肯定:春天已经到了。
阴阳相半的春分
春分有两重含义,一是这天太阳光直射赤道,世界各地昼夜时间相等。另外一重含义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正当春季三个月之中,平分了春季。由此看来,春分既指春之半,也含着昼夜等长的意思。讲究天人感应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讲:“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自古民谚也说:“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经过一冬的枯寂,微风徐来天明艳,柳漾花讯春意闹。眼下,春正卯足了劲儿赶路呢!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春分节气很是重要。由于二十四节气和农业以及大自然密切相关,人们对一些节气便赋予某种祭祀意义,带有自然崇拜的色彩。史书记载,周朝便有春分日“祭日于坛”仪式。从那时起,春分“朝日”仪式就一代代传承下来。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便有这样的记载:“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明、清时代的祭日场所在北京的日坛,时间定在春分的卯刻,每隔一年由皇帝亲自祭祀,其余的年岁由官员代祭。
民间自然也有许多讲究和风俗。旧时,官府及民间都要祭社神祈求丰年,社神就是土地神。过去不论大小乡村,村中心都建有社坊,供奉土地神,人们在敬神娱人的热闹中,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类活动,都被称为社戏。说到社戏,鲁迅的小说《社戏》中在赵庄看戏的情节,描写的就是春社日前后看社戏的事。时至今日,在一些乡村仍沿习在社坊看社戏的风俗。锣鼓管弦的伴奏,响遏行云的唱腔,这些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原生态腔调,是对被节气追赶、难得消停的乡亲们的最好慰藉……每当最后一声戏腔带着他们的祈祷在天地间回荡,乡亲们会带着满足、带着对土地的感恩投入到又一个四季轮回的劳作之中。
春分有一项人人喜欢的民俗活动,那就是放风筝。蜇伏了一个冬天的人们尤其是孩子,哪还能按捺住走出户外的急迫心情,早已将一颗满怀期待的心随着各式各样的纸鸢,在晴空中自由的放飞!这样的图景,让人想起清人高鼎《村居》诗:“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以前的孩子都是自己动手做风筝:家里用坏的竹帘、几张麻纸、一撮细线、再用少许白面打点浆糊……旁边的小伙伴们叽叽喳喳争论不休,制作的过程充满了童趣和欢乐。然后到野外把自己亲手做的风筝放飞上天,那颗不安分的心也早已跟随着融入蓝天。
春分过后,气温升高,日照时间一天天长了起来。农历二月是杏月,也称花月。古时民间有所谓的“花朝节”,以庆祝百花的生日――给装扮了整个春天的百花过生日,多么有情怀,又是多么富有诗意!
是节气更是节日
“清明”这个节气,表示春末天气由阴雨多云转为晴朗,该忙着春耕春种了。但在人们心目中,“清明”却是个节日。当节气成为节日,便超越了气候和农事,由它最初承担的“提醒者”的角色,演变成了更加深入人心的民俗和文化。
“清明”由节气演变为节日,来源于一个传说: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即将冻饿而亡之时,随臣介子推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后来,重耳做了国君,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重赏了当初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而介子推却背上老母亲悄悄到绵山隐居去了。晋文公听说后,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要找寻一个人谈何容易。于是有人献计,三面火烧绵山,以逼出介子推。但火熄之后,人们发现介子推已坐在山中一棵柳树下死了。树洞里有一封血书,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晋文公见状,恸哭不已。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只能吃冷食,不能动烟火。寒食节的日子大致在“清明”之前的一、二天。寒食节和清明节真正合二为一,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令天下,“寒食上墓”。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就逐渐传成“清明”扫墓了。
被流传得最广的清明诗,便是杜牧的《清明》。因为其中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句,人们普遍认定其为扫墓诗。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解。和西方人带着鲜花不同,中国人上坟时主要是带着酒、肉。祭过祖先的酒肉是有福气的,不能浪费,一定要吃掉,所以从唐代开始形成的“清明”习俗,就是先去上坟,然后把这些酒肉吃掉后再回家。
诗的后半段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结合中国人“清明”的习俗来看,这是违背常理的,如果诗人是去上坟,一定会自己拎着酒。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这首诗,实际描绘了诗人一个人在“清明”时节找酒喝。什么情况下需要找酒喝呢?很可能就是外出,比如郊游、踏青、赏春。所以这么一看,杜牧的诗,前半段描写的是人们“清明”祭祖、扫墓的情景,后半段描写的是“清明”的另一种景象――呼朋唤友,喝酒赏青。一是悲,一是喜,一个清明节如何能将悲喜兼容?这是因为清明节原本是寒食节,寒食要禁火,为防止吃冷餐伤身,所以要出外踏青走动,做些娱乐活动,以锻炼身体。这样便有悲有喜了。
谷雨花事繁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谷雨这个春尾收的十分烂漫――绵绵春雨让姹紫嫣红的花朵在时光的舞台上次第绽放,使得春色愈发撩人。花王牡丹在百花的铺垫后迟迟登场,雍容华贵,上演了深春里的压轴大戏!牡丹雅号“谷雨花”,年年谷雨时节,当令盛开。牡丹和继之而后的芍药声势浩大的开放,更令人有一种春深似海的感觉。
谷雨时节,在广袤的田野上,另一场大戏也在开演,那就是忙碌而有序的春播春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气候温暖而湿润,降雨逐渐多了起来。这个时节,稻麦嫩绿,油菜金黄,大地如画;冬小麦正孕穗、抽穗;玉米、谷子、棉花、瓜豆等一些春播作物赶着节令下种,布谷声声催,节令不等人啊!这紧要的播种时节,怎么能少了“贵如油”的春雨呢!“雨生百谷”,地里的冬小麦和刚刚春播的农作物特别需要雨水的滋润,只有天上下雨,地上的百谷才能生长。
关键词:大学生;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及现状
(一)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
1.重亲情、尚伦理
起源于农耕文明的古代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创造了特有的经济模式,形成了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在特有的社会环境下,中国自古以来奉行以孝为先的价值准则,崇尚忠孝意识,形成孝道至上、礼治为本的伦理道德观,重视亲情,崇尚伦理。“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国传统节日蕴含了厚重的亲情伦理观,表达着人们对亲人、故乡的思念,形成了人们对家庭团圆幸福的文化价值取向。春节是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佳节,身处异乡的游子,无论多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他们回家的脚步。除夕之夜,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聊家常,在欢声笑语中体会亲情的温暖。清明节是祭祀祖先的日子,表达子孙后辈的“缅怀”之心和对亡亲的怀念之情,更是表达了国人“慎终追远”的悲痛情怀。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每年八月十五月圆之日,也是亲人团聚之时,吃月饼,赏月,正是历代中国人Α叭嗽铝皆病钡拿篮米非蟆<负趺扛龃统节日都体现着人们对亲人团聚的美好希冀。
2.贵和谐、亲自然
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国,在古代农耕社会形成了“天人和谐”的价值观念。“和”是中国人民从古至今秉承的重要价值理念,“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目标,也是当今社会着力建构的社会规范。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观念,“‘和’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表现的尤为显著,并成为传统节日文化的内在精神。”
首先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珍视、推崇人际关系的和谐,特别是亲族之间的和谐,我国很多的传统节日都非常注重人际间的交往”。作为中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春节期间亲朋好友通过拜年、探亲访友、互赠礼品等节庆活动,凝聚情感,消除隔阂,增进亲朋好友之间的人际交往,维持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清明节有祭祀祖先和悼念亡亲的传统,身在异地的人们在这天回乡祭祖,家族成员相聚在一起,缅怀祖先,“慎终追远”,在祭祀活动中凝聚宗族情感,促进家庭内部、宗族之间的关系稳定;中秋节以家人团圆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对家庭圆满和睦的美好希冀。
其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节日植根于中国农耕文明,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且中国传统节日大部分都是依靠岁时节令而形成的节日,与固定的节气,四季更替的自然周期规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例如在清明节草长莺飞、万物生长,通过踏青、插柳等活动亲近自然。
3.爱家国、聚民族
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特色标志,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节日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激励人心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传统文化造就了无数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有“大诗人屈原忧国忧民行吟汨罗江畔的身影,有介子推居功无争自敛退隐的风骨,有万众一心驱除鞑虏的民族气节,还有各族人民战胜邪恶、追求幸福生活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提到端午节,人们无不想起那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忠贞铁骨屈原,在国家大义和民族气节面前,屈子怀着他悲壮的爱国情怀投身汨罗江,化作汨罗江的灵魂,与他所挚爱的家国共存亡。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可歌可泣的民族操守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民的士气,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之情。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之情和民族精神,是国家兴盛、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二)传统节日文化的现状
1.传统节日文化处于边缘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改变了过去积贫积弱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越来越胜过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当今社会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人们共同处于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难以免受影响,以至于人们在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沉迷物质享受而放弃自身的精神建构;此外,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越来越注重追求个人利益,一切朝“钱”看,物质追求远胜精神追求,导致了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缺失,从而使传统节日文化处于边缘化境地。
2.西方流行文化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成功渗透中国社会,并且西方流行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冲击,西方流行文化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影响持续升温,尤其是以西方节日和中国传统节日的碰撞最为突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有渐渐被洋节喧宾夺主的趋势,与大学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一方面因为互联网时代下,文化多元化深入人心,某些西方节日习俗迎合了当代大学生的需要,也为生活、工作紧绷的人们提供了相聚狂欢的氛围,例如圣诞节前夜的狂欢,送苹果祝平安;情人节的浪漫约会,赠送玫瑰花、巧克力表达爱意等。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崇洋”心理,认为只要是外来的就是好的,更何况在西方影视文化作品的影响下,人们对西方文化有一种仰视的态度,对影视文化上带来的视觉享受充满好奇与赞赏,为他们释放内心的压抑找到合理精神寄托,致使他们盲目的追随西方流行文化,增加自己的“优越感”。
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价值渗透功能
1.在日常生活中崇尚勤劳节俭
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勤劳节俭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节日扮演着弘扬中华美德的作用,在农业文明的逐步演进中,传统节日文化渗透着勤劳节俭的美好品德。传统节日在物质贫乏的农耕年代产生并逐步流传至今,小农人民敬畏自然,感谢自然的恩赐,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人们坚守着勤劳节俭的价值观念进行自我约束,在以“吃文化”为本的传统节日中,更是教育子孙后代秉持克勤克俭的优良风气。“以勤俭节约为荣,以奢逸为耻”,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对大学生进行勤劳节俭的价值渗透,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
2.在待人接物上秉承贵和持中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中庸思想,无论是古代君王先贤,还是现代文人政客都在待人接物中力求贵和持中。论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主张“以和为贵”,崇尚“中庸”。和谐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核心内涵,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春节、中秋节强调家人团圆,寄予了家人之间的思念之情,表达了人们对家庭和谐美满的企盼。人们在安静祥和的节庆氛围中欢庆佳节,享受生活的美好,感受家人之间的温情,体现了人们对美好和谐的生活状态的追求。通过春节走亲访友、拜年祝酒,重阳节年轻一辈会回家看望老人,给予关心等活动,也表现出了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里的那份伦理和谐的观念。
(二)文化整合功能
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整合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重要方面,显著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之情和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此外,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节庆活动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交流整合,传统节日文化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传统节日源远流长几千年,经久不衰,与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竞争力,打造了中国的独特文化品牌,使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永葆活力。
2.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当今西方流行文化的整合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改革开放后,西方流行文化主要是随着欧美影视文化的入侵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进入中国市场的,并且深为部分中国人民追捧,尤其是迎合了大学生需求的大学生主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以“吃”为本源,更多的偏向于物质层面,而西方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精神信仰,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享受。采取优秀的西方文化,摒弃中西文化对立的观念,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促使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当今西方流行文化并行互补发展,形成以中为主的互补的中国特色文化体系,赋予中国文化新的文化内涵,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三)力量凝聚功能
1.传统节日文化凝聚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
中国传统节日不仅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而且凝聚着丰富的民族情感。广大人民在中国传统节日中追求安定祥和、幸福圆满、慎终追远等共同理想,传统节日又扎根于家国亲情、伦理秩序上,因此传统节日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着整个中华民族,体现了中华儿女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春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外出的游子都会踏上归乡之路。在春节期间的普天同庆,所有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守岁、吃年夜饭、放鞭炮,共度除夕,即使是身处海外的华侨,每年春节都会庆贺祖国的传统佳节,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对祖国的无限眷恋。这充分说明了中华儿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漂泊海外,都有着对家的牵挂,都有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对祖国强烈的归属感。
2.传统节日文化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
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秉持着传统的人际交往原则,谦卑有礼,贵和中庸,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情感和家国伦理情怀,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有利于凝聚各社会阶层的力量,增强民族认同感,尤其是听到对中国不好的言论时,更有利于增强社会向心力,维持社会的正能量。通过春节访亲、清明节祭祖、中秋节家人团圆、端午节祭祀屈原、吃粽子等多种节日仪式,传递人世间美好的情愫,“使传统节日超越时空界限,始终发挥着凝聚民族情感、融洽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三、传统节日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对策
(一)学校方面的主要对策
1.课堂上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加强传统节日教育是大学生传承传统节日的重要手段,而纵观当前全国各大高校教育,对传统节日文化的教育几乎是空白。在各个高校中,几乎没有为传统节日文化教育专门开设的必修课程,选修课也是寥寥无几,质量层次不齐。此外,学校领导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教学设计不合理。首先,学校领导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要过分的强调升学率、就业率、发明专利等功利性成果,更应该注重学生的文化建构。其次,学校应该把传统节日文化内容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课程中,加强德育教育。最后,作为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应该充分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然后结合学科特点由浅入深地组织教学。通过讲授富有民族特色的节日来源和风俗习惯,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寓教于乐,在教学过程中唤起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
2.活动中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在高校教育中,更要利用好第二课堂即课外活动的教育引导。高校各社团、部门应积极探索以传统节日文化为主题,融合现代特色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在节日期间,更应该以节日为依托,举办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各色品牌活动,发挥学生自己的实践能力,使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提升自己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识水平。在互联网时代中,微信、微博、QQ和贴吧等社交网络平台的兴盛,为高校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学校应该加快校园网络平台建设比如校园贴吧,学校的官方微博、微信等,宣传传统节日文化,吸引大学生的广泛参与。
3.立足学校教育的同时纳入家庭教育,实现双轮驱动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立足学校教育的同时,加强家庭教育,实现学校与家庭的双轮驱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家庭教育对孩子传统节日文化的教育是一个持续终生的过程。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紧密结合,使节日文化的内涵渗透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父母和亲戚长辈的言传身教,孩子从小的耳濡目染,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感。家庭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传统节日教育的第一平台,所以在启动学校教育的r候,强化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合作,实现互补驱动。
(二)家庭方面的主要对策
1.重视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的教育价值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对于孩子的初步教育要求父母细心的在生活各个方面寻求教育价值的实现。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教育,父母先要养成这种教育意识,同时也要具备认同并热爱传统节日文化的优秀素养。只有父母认同并重视传统节日文化,才可能为孩子的节日文化启蒙教育奠定基础。父母可以通过以故事的形式告诉孩子节日的来源以及节日的意义,并带领孩子参加节日活动,在活动中潜移默化的对孩子进行节日文化教育。
2.营造良好的传统节日文化育人环境
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历来被社会所关注。家庭环境容易对孩子形成价值渗透,尤其是在孩子缺乏理性,认识不足的童年时期。一个家庭环境的好坏对孩子的性格、价值取向以及人生目标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由于父母的溺爱导致孩子成年后独立能力差、面对挫折心理脆弱等严重的脱离社会化现象,最后一蹶不振丧失希望,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案例比比皆是。究其原因,问题的源头还是出在家庭教育上,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没有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使孩子在第一任教育时没有养成符合社会需求的优良品格。而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包含着贵和持中、慎终追远的价值追求,对于孩子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父母可以通过传统节日文化的教育,营造良好的传统节日文化育人环境,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3.家长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曾子杀猪”的故事家喻户晓。曾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诚实待人。同时这个故事也教育无数父母,自己的言行对孩子影响很大。要以身作则,自己的言行要对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待人接物上要真诚,不能欺骗别人,否则会对子女造成负面的价值效应,不利于子女美好品德的形成。家长做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要担负起言传身教的作用。在家庭环境中,家长通过倡导文明的生活方式,正确的价值取向,赏罚分明,通过亲情感恩教育与传统节日文化相整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言传身教的良好教学效果。
(三)社会方面的主要对策
1.政府积极保护传统节日文化
近年来,政府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力度并没有太大加强,每年传统佳节的时候,政府举办的节庆活动还是形式单一,不具品牌特色,以至于不足够吸引人们的参与兴趣。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进一步挖掘各种传统节日中蕴含的内涵,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节日文化,于现代社会主义文化、优秀的西方文化相整合,打造富有的品牌活动,形成以传统节日文化为主的文化产业链。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传统节日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逐渐消亡的民族技艺和风俗习惯。
2.重视大众传媒、善用大众传媒
互联网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快速发展的现代网络媒体具有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方便快捷等优势,在社会舆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现代传媒的受众对象是自发组成的网络群体,网民有言论的自由,这就容易造成对某一问题盲目跟风的不良社会现象,也容易造成反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人们发表不利于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影响,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同时完善相关法律,如有扰乱网络秩序的行为,严惩不贷。此外加强传统节日文化建设,离不开大众媒体的支持和参与。大众媒体应在传统节日期间营造良好的节日宣传氛围,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要摒弃自身缺陷,去娱乐化和肤浅化,认真对待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
3.在传承的基础上,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多元文化的并存,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所以作为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者,我们要在继承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的基础上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广大青年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因此开辟年轻人的文化市场是关键,而广大青年学生作为流行文化和开放思想的受众群体,创新传统节日文化的内容,要符合年轻人的思想特点,紧跟社会发展潮流。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来创新传统节日文化形式,比如古代春节拜年是磕头行礼,如今可以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微博、微信等网络拜年形式,也可以在网络上举办春节祝福语、春联或者最受大众喜爱的春节习俗评选等活动,全国各地的网民聚集在一起,各自发表自己对于春节的看法,吸引民众的参与热情。这些新的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节日文化的新平台,能够激发他们的参与兴趣,增加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
【参考文献】
[1]李大明,传统节日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D].海南大学,2009.
[2]张萍.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安徽工业大学,2012.
[3]王学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杨英杰、赵玉宝.四季飘香―清代节令与佳肴[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5]孙卿.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2.
案例:亲人故去不告知
上世纪60年代,王磊到新疆参加支边支疆建设,其间很少与家人联络。2002年,王磊回沪定居。但是,生活琐事导致其与异母的弟弟王平、王阳平日里基本没有来往。
2011年,父亲和继母相继去世,王磊却一直没被告知。为获得祭奠父母的权利,王磊于2013年7月要求王氏兄弟告知父母的具体安葬地点。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磊兄弟系同父异母的关系,应共尽赡养父母之责。故王氏兄弟应该告知其有关父母的安葬地点信息。
案例:私自安葬不留名
张老汉与妻子育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老伴在十几年前去世。2016年元旦当晚,89岁的张老汉突发脑梗,被子女送到医院救治。住院一个多星期以来,子女们轮流陪护。1月9日凌晨,老人去世。当时陪护的长子张兴(化名)没有通知其他兄弟姐妹和亲属,而是自行将老人的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当天上午,其他子女去医院换班时才得知,父亲已经过世,被大哥火化并安葬。
次子张全联同弟妹将张兴告上法庭,他们认为,张兴的举动导致他们未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严重侵犯了他们对老人的亲属权、知情权及祭奠权,故请求判令被告分别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共计12万元。
对于匆匆安葬了父亲未告知弟弟和叔父一事,张兴反而理直气壮,自称是遵从父亲的遗愿。他说,早在1986年,三兄弟就签订了分家协议,因为对当初分家感到不满,弟弟张全曾打过继承权官司,后与父亲再不来往,伤透了老人的心。几年前,老人自书遗嘱,对身后事宜作出安排,明确不通知亲属,不办丧事,直接火化、安葬。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张兴还当庭播放了父亲在2011年时录的视频。视频中,思维清晰的老人对着镜头说:“我死了以后不通知任何人。”
法庭上,一家人针锋相对,说到激动之处,还有家属当庭抹泪。法官试图进行调解,但亲兄弟之间怨气比^大,都不愿意接受。通过他们各自的诉说可以知道,这个家庭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分家析产那年就埋下了隐患。
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被告张兴在父亲去世后,按照国家规定的遗体处理程序,将遗体拉到火葬场进行火化并将骨灰进行埋葬,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并无不当。从我国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看,张兴的行为并未侵犯原告方的权益。关于知情权,张兴并未对四原告刻意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只是未在第一时间通知,原告随后也马上就知道了该消息,不存在对知情权的侵犯。原告在父亲的骨灰埋葬后完全可以去墓碑前祭奠,寄托自己的哀思,被告并未对此进行阻拦,这也不存在侵犯祭奠权的问题。虽然原告的未获支持,但法院还是对张兴的行为予以批评。
案例:骨灰归谁起迷雾
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但老人曾老太过世后,围绕她的骨灰,她的3个孙子和她生前的赡养人几度对簿公堂。曾老太生前曾在香港定居,是独自一人生活。男子黄勇对曾老太多有照顾,与曾老太以母子相称。曾老太去香港居住没多久,即回深圳居住,仍由黄勇及其家人照顾,且后期与黄勇及其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
曾老太去世后,丧事由黄勇操持,骨灰寄存在沙湾殡仪馆,由黄勇办理寄存手续。深圳市殡葬管理所根据当地村委和公安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和死亡证明书,给曾老太办理了火化手续,并与黄勇签订了《骨灰寄存服务协议》。
谁知曾老太在香港的3个孙子因为骨灰归属的问题,将深圳市殡葬管理所告上法庭。3个孙子认为,他们是曾老太的法定继承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殡葬管理条例》,除曾老太3个孙子外,任何其他人均不能作为曾老太的丧事承办人。但深圳市殡仪馆未切实履行对丧事承办人的继承人身份审查义务,导致远在香港的3位继承人未能及时获知祖母去世的消息,亦未参与办理祖母的丧事,现连祖母的骨灰都无权办理迁移安葬手续。他们认为,深圳市殡仪馆在3个孙子多次要求下,仍不同意将曾老太的骨灰交由他们保存,请求法院判令将曾老太骨灰交由3个孙子保存。
曾赡养过曾老太的黄勇也作为第三人参与了此案的诉讼。此案一审开庭时,黄勇称曾老太生前由他赡养,他也答应老人家死后将她安葬。黄勇还称,曾老太去世时之所以没通知她的3个孙子,原因是“联系不上”。
曾老太的3个孙子认为,他们不仅连续3年回乡看望祖母,还承担了为祖母治病支付医药费的经济上供养的义务,祖母的生活来源也一直是他们在供奉。祖母去世时,是黄勇故意不通知并排除他们参与祖母后事料理的。
庭上,深圳市殡葬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曾老太去世后,黄勇出示了公安局和居委会的相关证明,他们是按照程序给予火化的,不算违规。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从社会伦理上来说,现代人更应该提倡“厚养薄葬”,当老人在世时多给予陪伴照顾和关心更加重要。
黄勇则表示,自己给曾老太已经买好墓地,曾老太安葬在深圳,既落叶归根,也不会影响她的3个孙子来祭奠。
说法:争端背后是家庭矛盾
近年来,祭奠权纠纷时有发生。由于在我国的民法中并未明确祭奠权这一概念,公民以祭奠权为由时,法院会按照一般人格权,按《民法通则》中“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以及“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受理。祭奠权涵盖内容比较丰富,包括亲人死亡情况的知情权、安葬权、墓碑署名权、保持墓碑及坟墓完整权等。
亲人已故,活着的子女争夺祭奠权难道只是为了寄托哀思?祭奠权纠纷的背后多涉及利益、财产分配不公,父母偏心引发其他子女不满。而老人不能“一碗水端平”的做法,也为子女们关系不和甚至在老人百年之后对簿公堂埋下隐患。
关键词:民间;彩陶艺术;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01-03
从人类开始定居以后,陶器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了,是生活经验和视觉审美的产物,是泥土与火的艺术结晶。民间陶器在中国农村的使用非常广泛,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传统意识的偏见,人们将民间陶器看作“粗货”,其实就是从这些所谓的“粗货”上,可以发现我国民间陶瓷艺术的优秀品质。从原始先民的制陶活动来看,陶器的产生和发展,属劳动者劳动的产物。陶器的艺术价值是从实用价值中产生的,不同的实用功能,产生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从彩陶、黑陶、灰陶、白陶、三彩陶,一直到瓷,历代匠师积累了一代又一代的制陶经验,为人们提供了高质量的日常用品和艺术欣赏品。
一、各个朝代民间陶艺的优点
在民间,传统的制陶技艺有着很多优点,就地取材,粗料巧做,实用与审美的完善结合是民间陶器的突出特点。如传统的四系罐,耳系、口柄与器体本身构成均衡和谐、变化多样的形式,壶肩部双耳或四系的处理,不仅携带方便,还是斟酒的把手。泡菜坛也是生活中常用的器具。如坛的造型具有科学性,表现了制陶艺人的聪明才智,泡菜坛顶部的凹槽是贮水用的,加盖以后,即不再进入空气,能使坛内蔬菜不致腐烂,经贮藏发酵后,便可以制出清香酸脆的可口泡菜了。朴素的生活是陶器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优秀的民间陶器,蕴含着实用、物美而价廉的诸多因素,这正是民间陶器扎根在群众的基石。
从最早的原始社会的陶器,一直到清明两代的瓷器,长近万年,广及全国,几乎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陶或瓷的生产,陶瓷器具遍布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长期根植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从制陶技术发明开始,最早的陶器就是先民们最原始的“民间”创造活动的产物。也可以说陶瓷本来就是产生于民间,民之所造,用之于民,这始终是陶瓷发展的主要方面。而官窑则是建立在民间陶瓷的基础之上,是衍生的产物,在原来民间陶瓷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原有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更加精益求精,不计工本,良匠苦心,在技艺制作方面有所发展和提高,在艺术方面却有所失落和不足,民间陶瓷自身所具有朴素的情趣和自然的艺术韵味,在官窑陶瓷中越来淡薄了。
在官窑陶瓷走下坡路的时候,民间陶瓷却基本上保持着固有的特点。在艺术上植根于民间才会有顽强的生命力。研究中国民间陶瓷,特别是在官窑出现之后的民间陶瓷艺术,对于继承我国优秀的陶瓷艺术传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民间陶瓷认识不足,往往把它称为“客货”,冠以“粗瓷”和“劣瓷”的称谓,而将皇家督办的窑场称为“官窑”,认为那里是烧制瓷器精品的场所。这样,致使许多优秀的民间陶瓷艺术珍品在传统偏见流失,得不地到系统的研究和整理。
从彩陶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在主体器物上进行可触性的雕琢,到在平面上进行可视性的绘画,都是相处具体的造物活动中,摸索出来的形式规律。也正是从这些远古先民的艺术创造中,我们才能体味到远古原始文化观念和民族民俗文化的发端,才能领略到中国先民在泥与火的艺术创造中是怎样完成民间陶瓷这一美的历程的。
从远古的泥质陶、夹砂陶、黑陶、灰陶、白陶、硬质陶到原始青瓷和早期白瓷的出现,唐代三彩、下彩、宋瓷及元明清五彩缤纷的陶瓷彩绘,纵观历代陶瓷艺术发展的历程,可以看见陶瓷艺术植根于民间土壤,含蕴着实用、朴素的构成因素的独特魅力,可以体味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陶瓷艺术的源泉所在,得到发展当代陶瓷艺术创作的启迪。
民间陶瓷是劳动者手制并为自己所用的器物,它自然地流露了创造者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而制陶匠师们所追求的是以纯朴无华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绘有几何纹、人物、动物、花草的远古彩陶、灰陶、印纹陶,装饰与同时代的青铜器异曲同工。两汉时期器物中除壶、罐等日常用具外,还有陶佣、井灶、楼舍等陶器小品,引人瞩目的东汉陶佣以其随意、夸张的手法,体现了民间艺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淳朴的艺术风格。
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禽畜佣中,以河南南阳东汉墓中出土的陶犬最为生动,数量多,形体大,姿态多样,通体多饰黄色铅,形象逼真。这些造型淳朴、神态羽羽如生的形象,至今仍被人们所喜爱。同时期的彩绘陶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彩绘陶器是泥质、灰陶一类的器物,它的最大特点是装饰性强,彩陶一般是用红与黄、黑与白为主混合使用,对比强烈,特点鲜明。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已有一定的规模,并开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其胎质、造型、着色都有很高的水准。当时主要烧制碗、罐、高足盘等生活用具,色已有青色,特别是“土”(也称“泥”)在民间得到广泛的运用。民间艺人直接用一种易熔的粘土为料,施于泥胚上,烧成可呈黄褐色,制作工艺简单,成本较底。
唐代,以越窑、邢窑为代表的名窑产品把中国陶瓷艺术带入新的阶段。而属青瓷范畴的长沙铜官窑的下彩绘瓷器多为普通民间日用瓷,它的装饰纹样题材从单一的褐彩斑点图形到褐绿相间的图形,经历了由偶然性到必然性的发展过程。纹样选材广泛,风格多样突破了以往民间绘画中题材的束缚,而代之以花鸟、山水的主题,透过一幅幅装饰小品画面,我们看到了民间艺人们对丰收的喜悦,对未来幸福的向往。飞鸣自得的幽禽,欣欣向荣的花木,活泼浪漫的戏童,留给人们的全是一个充实、和谐的理想境界!在这里,美学法则、绘画意境、装饰手法已全然巧妙地融进对生活真实情感的表达之中,民间艺术的魅力也正于此。
宋代陶瓷对中国的陶瓷发展有着创造性的贡献,承袭了历代制瓷工艺的辉煌成就,使陶瓷艺术走向了它丰富多姿、精美绝伦的成熟期。各地窑址星罗棋布,可谓“瓷国春生,名窑竞芳”,南北方各具特色。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也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和很高的美学境界著称于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民间陶瓷艺术,便植根于这个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并以自身的美学特征和审美特色,自成一脉,发展成为于官窑陶瓷艺术相提并论的独立而完整的艺术体系。概括地说,宋代民间陶瓷艺术是在士大夫文人美学思想影响下,融汇了市井文化的内涵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某些特征而发展起来的。
南、北文化传统和风俗习尚的差异,造就南北民间陶瓷艺术风格的异彩纷呈,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等民间窑场在造型、装饰手法以及制作工艺方面尤为突出,成为宋代民间艺术的典型,充分显示了中国民间陶瓷清新、质朴、豪放大气、磁州窑是北方民窑的杰出代表,并与河南修武的当阳峪窑、禹县的扒村窑、鹤壁的集窑、登封的曲河窑,共同构成了风格鲜明的一大民窑体系,其产品为民间专用,绝大部分品种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食器具、酒具、梳妆用具、灯具、寝具、供器和小动物玩具等,品种十分丰富。
磁州窑的制瓷原料较为低劣,产品胎体粗,因此常运用白色化妆土施于灰色的胎体之上,由化妆土衬于袖下,使粗糙的胎体罩釉后显得平滑柔润,加上黑彩和剔地后花纹与胎地形成的对比衬托,使釉色显得更加亮丽美观。而化妆土的使用,便成为磁州窑独特的加工工艺手段,其装饰题材多取于生活景物,如花卉、禽鸟、鸟戏、婴戏等。用纯熟而又简练的笔墨在瓷坯上作画,画面线条流畅,运笔洒脱、朴实,体现了市民阶层对平凡生活的极大兴趣以及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
以“北有磁州,南有吉州”冠称的江西吉州窑系,是宋时南方著名的民间窑系。以黑瓷最有特色,常以木叶和剪纸贴饰瓷胎,施釉后,烧成的瓷器上树叶脉络清晰,自然情趣浓郁,褐黑色的釉面映衬着一片色调明亮清新的树叶,浑然天成,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意味。剪纸贴花是吉州窑独特的风格,是用剪纸的痕迹。此外,吉州窑和建窑的“黑釉”不出现短碎的长条形。圆形的班状浅灰色调,如满天繁星,被称作“油滴盏班”、“免毫盏”和“玳瑁盏”,这些特殊的带有神秘的釉色在民间瓷器中出现之后又很快被朝庭贵族看中,由于“斗茶”已是上至看家下至民都热衷的一门“游戏”,所以民间黑釉瓷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仪物了。
宋代民间还非常流行瓷枕。陶土制枕入窑高温烧成,早在隋唐时就有发现,至宋已日臻完美并开始盛行。宋代的瓷枕造型十分丰富,有孩儿枕、虎枕、狮枕、长方的几何形枕、椭圆枕等,装饰题材更为广泛,人物、花草均形态生动,情趣盎然。还有“招财利市”枕。招财进宝是民间极为流行的一句吉祥语,民间艺人把它写在瓷枕上,作为一种美好的祝愿和精神寄托。以实用为目的的宋代民间陶瓷,拥有质朴浑厚、豪放自然的艺术特征,宋代文化艺术中风行的平淡含畜之美,又为其注入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磁州窑黑白相映的剔划装饰,耀州窑含蓄清丽的刻花纹样,龙泉窑凝润晶莹的釉色以及吉州窑别具一格的装饰手法,为宋代淡泊素雅的陶瓷艺术风格中融入了清新自然的气息和浓郁的生活情趣,寓情于理、情理交融,把宋瓷的理性美]绎得情趣融融,这就是民间陶瓷艺术独有的魅力。
明代制瓷业继承了宋代制瓷艺术的传统,有很大的发展。青花瓷为这一时期民窑的代表,明代青花瓷形制简朴的造型特点,仍保持宋元时期余风,绘画也用大笔粗画,单纯朴素,所用钻料色调浓郁外往往渗出釉外,呈铁褐色。为了摆脱贫困,民间匠师们千方百计搜索寻官窑的生产技术和资料,提高青花瓷器的质量,从而促进了民窑的发展。此时的一些民窑青花瓷,已达到了与官窑瓷器相提并论的格局。装饰题材来源于生活,无论人物故事、风景、花鸟均能反映平民百姓的爱好与审美习俗,以自然高超的技法表现,体现时代风貌。除了景德镇外,山东、河北、山西、吉林、陕西、四川、湖南、广东、浙江均有青花瓷的烧造。民间青花在艺术形式上是一种纯粹的民族形式,像福建化窑的作品胎釉纯白,山西的法华器均为这一时期的上佳作品。
清代制瓷规模更加扩大,在造型、釉色、彩绘等方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康熙年间民窑青花和五彩器,大多以花卉纹样,飞禽直兽、山水、人物故事为题材,特别是山水画,习惯于用“斧劈皴”的表现技法,人物故事特别盛行,如《西厢记》、《水浒》、《三国]义》中的故事,在画风上深受陈老莲画派的影响,线条老辣,人物面部都有不端正的感觉。除了新彩绘瓷外,紫砂器、玩具、灯具各种釉色均迅速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传统的民间制陶工艺在逐渐消失,但还有一些地方至今还在生产这些普遍使用的器具,它贵在同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山东大鱼盘,既实用又美观,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青花鱼纹似行书,施笔粗犷、流畅、洒脱,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条活泼生动的大鲤鱼,犹如国画写意。安徽界首的剥花陶瓷器,民间艺人根据器皿的造型,在陶胎化妆土上精心刻花、剔花,描绘各种戏曲人物、花鸟纹饰,上釉后高温焙烧,窑变产生奇异的效果,朴实、粗犷,色调明快。还有像湖南铜官的印花绿釉陶,湖北蕲春的剥花罐,四川的泡菜坛,以及新疆、贵州、云南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所生产的民间陶瓷,反映了各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人民的质朴。
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段,陶瓷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具和观赏品,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也在不停地探求新的表现形式。民间陶瓷艺术和其它民间艺术一样,不愧为人类文化的珍贵宝库,它出自民间艺人之手,植根于民间艺术土壤,就地取材,粗料巧做,善于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所需素材。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散发出朴实、浑厚、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时也表现出民间艺术细致、率真、朴素的情感觉受。
二、民间彩陶的阶段性
纵观中国民间的彩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大的阶段发展:
从新石器时代后,民间陶器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一直没有间断,从原始崇拜的偶像塑像到各种小型的动物、人物,以及以后殉葬的陶俑和民间兴趣的陶器玩具,都从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习俗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变过程。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在早期的陶器中以粗朴的泥质陶羊和陶猪为代表,虽然在制作上不够精细,但已准确地表现了这些动物的姿态和形象。这些陶器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始艺术现象是同一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生活和当时的及图腾崇拜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陶器在一定时期的限制已有定型化倾向,它表明了人们对于陶器共性的认识在逐渐地成熟,实际上是审美意识缓缓地、不自觉地发展的过程。
到了汉代,陶器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品种,从大量的考古资料看,以家禽为题材的狗、猪、牛、羊、鸡占有相当的数量,还有陶制的马车、牛车和船,更衬托得陶犬形象逼真。猪大多和猪圈塑在一起,猪的形象肥壮、姿态各异。
唐代陶器在继汉魏六朝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造型艺术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生产地域广阔,各地名窑兴起,南北技艺交流,民间陶工队伍和宫庭陶器家一样得到迅速的发展。
宋代陶器的物制民间玩具相当繁荣,并有专门从事陶器玩具的工匠群,这些价格低廉、形神兼备的陶器玩具具备了商品的特性,作为货物出售。因此,它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购买群体,这与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和发展和市民阶层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陶器的创作者把[光转向了现实生活,宋代的民间陶不仅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反映了制造者对艺术的感受,他们不再按照某种观念凭空想象,而是用自己的[光观察周边的事物,追随着遍的社会心理进行创作,尤其丰富多姿的生活也为陶器艺术提供了广阔坚实的生活基础。
元、明、清时期彩绘的民间陶器最为多见,它吸收了民间泥玩具的表现方法,用绿红彩、青花料点绘其形象特征,用笔随意豪放,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用陶土做成的小玩具如哨子、小动物、骑马人等也是民间陶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陶器小品造型单纯简练,神态生动。装饰上常在玩具的表面罩白色化妆土,施以釉下彩开脸和勾点符号式的花纹。另外民间青花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丰富而充足的物质世界,而且塑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特色的精神世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青花陶,青花陶是用“苏麻离青”发色的表色,涂在陶器上,它浑厚艳丽,料色透入釉骨,线条往往有深色花纹呈现在滋润白净的底面上,很像中国画在宣纸上所形成的墨晕,再加上错落有致的晕点,不难看出青花瓷是民间艺人画意的痕迹,它的笔墨韵味犹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青花装饰作为一种绘画形式,有别于其它画种,它不仅色调明快,青白相映,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而且画面布局疏密相间,错落有致,有动有静,显示了民间艺人在构思上的扎实功力。内容题材丰富多彩,有的抒情、含蓄,有的写意奔放。在运笔上也十分独到,既有细致的工笔描绘,又有奔放的写意“泼墨”,也的抽象的几何图案的任意组合,变化无穷,使实用与审美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民间青花瓷多采用写意形式进行装饰,除用线外,利用钴料散晕的多变层次,取得水墨画一样的美感。尽管民间青花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文人画,有着本质的区别。文人画所强调的“书卷气”有为个人消遣的特性,大都借景抒情,抒发“胸中之逸气”。而青花瓷伸向广阔的现实生活,分析、研究、概括、提炼、熔铸成一幅社会风俗时尚,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山水、花鸟、文字及吉祥图形,这些画面在器物上的集中展示,构成了民间青花有别于其它瓷器的根本属性--装饰的绘画性。
民间青花陶绘画既追求文人画的意境情趣,以虚与实、干与湿、浓与淡营造出蕴藉雅致的艺术风格,又对形象的意态特征进行繁体的把握。同时不精雕细画,却大刀阔斧地运用夸张的手法,形成粗犷雅致、浑厚朴素、率性挥洒的艺术效果。因此,民间青花是中国陶瓷艺术中一朵夺目的奇葩,在万紫千红的彩绘瓷器中独树一帜,以幽娴静逸而淳朴的格调,显示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三、小结
当我们珍视历史文化宝藏和学习这些丰富的技艺经验的同时,就会从这些平凡的民间彩陶作品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提高和发展当代陶瓷艺术水平。为继承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陶器文化,让它流传、发展,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更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船明.中国美术简史[M]. 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1999:3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