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系的意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市场体系的意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市场体系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 正 文】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日本学者致力较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施坚雅（G.W.Skinner ）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China，3 paper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3 （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The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nal Economy:Their Structure　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等。）。80 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诸多教益与启迪。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做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注：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 个等级（前引书第158页），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 不过笔者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这是与施氏划分的又一区别。）。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流通枢纽城市的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钞关税收总额的90％（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1是清代前期运河、 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 沿海与长江合计， 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1.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

分类

康熙25年　 雍正2年

乾隆18年

嘉庆17年

全国关税总额

122.0万两　151.5万两　459.6万两

481.0万两

运河诸关税额

61.6万两　 61.4万两　 150.5万两

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50.5%

40.6%

32.8%

29.1%

沿海诸关税额

18.2万两　 20.3万两　 103.2万两

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14.9%

13.4%

22.5%

36.9%

长江诸关税额

37.3万两　 48.7万两　 114.6万两

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30.6%

32.1%

24.9%

28.0%

三者合计

117.1万两　130.4万两　368.3万两

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96.0%

86.1%

80.2%

94.0%

资料来源：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2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 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瓷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借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 000余两，居全国钞关之首。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粮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以上，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不如明代，该关税收大体保持在5—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对临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濒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故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2万余两，是全国钞关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当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注：雍正《北新关志》卷三《禁令》。）；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在4 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 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 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哔叽、羽毛、纱缎、棉花、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 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年间再增至89万余两，而实征税额则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注：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 000余两， 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 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注：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从南方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瓷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西藏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注：许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注：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钞关中惟一设在长江上的。 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 000 两，天启时为57 500两。至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 000余两， 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 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粮食和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注：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国都，永乐迁都之后降为陪都，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皇室和政权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营丝织业在清代迅速发展，丝织品销行全国，成为堪与苏、杭并称的三大丝织城市之一。凭借长江水运之便，南京也成为南北、东西商品转运的枢纽。清代户、工二部均在此设关，西新关征百货税，龙江关征收竹木税。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陕、江苏、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两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会馆，总计达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略论》、《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均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开放之后，逐渐为海运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势；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水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兴起。实际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在明代，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注：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 900余两。 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似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总计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 540两， 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

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2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 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嵩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州　县

税额(两)

占总额%

福山县

12123.596

28.67%

即墨县

8736.552

20.66%

胶　州

6071.469

14.36%

掖　县

3602.23

8.52%

海丰县

2025.3735

4.79%

利津县

2018.04

4.77%

黄　县

2011.405

4.76%

荣成县

2004.219

4.74%

蓬莱县

1503.108

3.56%

文登县

904.23

2.14%

诸城县

502.69

1.19%

海阳县

402.44

0.95%

宁海州

304.31

0.72%

日照县

71.028

0.17%

总　计

42280.69

100.0%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 而以福山为最。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第22页。）。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瓷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 —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州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绸缎、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等，而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农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 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 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等地的集市也在发展。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有22 000— 25000个，清末可能超过30 000个（注：关于集市的各项数据， 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 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 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得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 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贩运路线是从城市—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注：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特色，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乃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四、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禁止放任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2）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非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

市场体系的意义范文第2篇

2010年3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广西桂南片区，负责A市日常销售管理工作。调换片区早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攻占市场的一些成功经验让我有些大意。然而这次的大意，却是让我吃尽了苦头。

到达A市后，我与负责A市的销售经理小黄照了面。寒暄过后，我们回到了正题，就是关于A市的市场情况及开发策略讨论。经过仔细了解过后，我们面临的市场有很多问题，市场的快速开发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原来在此之前，A市曾经由经销商吴老板接手，市场占有率及销量在公司里都是名列前几名的。可后来因为市场跟进维护不到位及前任经理和吴老板的沟通不到位，在市场开发策略上产生了一些分歧。所以，吴老板最后还是放弃了A市山城啤酒的经销权。此外，A市的重要地位不可小觑，广西市场的老大漓泉啤酒在A市设置重重障碍，令很多外来品牌无法进入。即使能进入的，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最后销量不理想，还是要草草收场。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开始整理了头绪。市场开发固然很难，但是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开市场，分割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市场的防守再完美也有不足之处。于是，我决定和销售经理小黄先对A市场进行走访，彻底摸清市场情况之后再决定市场开发策略。

晚上，会议结束之后我回到了住所。时间还早，我对当天和小黄交谈的话仔细的回想了一遍。有时候，往往很小的细节便能决定成败，这次的大意便是失败的开始。此外，还做了市场工作计划，是关于市场开发的步骤、日程、车辆及人员调配等具体事宜。

随着气候的逐渐转暖，市场销量逐渐回升，A市的开发工作也被提到了公司备忘录中，所以备受领导关注。能否打好这一仗，是与今年桂南区销量大大挂钩的。阳春三月，虽然不是很热，我们却顶着大太阳进行了工作。

三天之后，我们已经对A市的市场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市场调研与排查。主要是对A市市场容量大小、市场份额、竞品价格体系分析、产品结构、经销商实力、二批商网络及终端进店政策等进行详细调查。虽然情况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对于这一仗还是有一些希望的。漓泉在A市的防守固然很严密，但是还是留下了不少的“盲点”。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整合资源，充分利用这些“盲点”，慢慢做实市场，相信市场是可以慢慢打开的。还有，前任经销商老吴虽然放弃了我们的产品权，但是却是时时关注我们的产品及市场进度，对于经销商二度接手经销权还是很有希望的。

于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便是放在了原来之前的经销商老吴的身上。老吴的情况我还没来之前是有所了解的。他眼光独到，市场操作手段老成，资金实力及终端网络在A市更是“高人一筹”，唯一不足的就是他的脾气太差。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约他见了一面。希望和他好好解释，让他继续做我们的啤酒经销商。约会之前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准备，甚至我还准备启动我的上司——分公司的老总出面沟通。然而接下来的约会中却让我大跌眼镜，会议上，老吴对我们的解释似乎没有放在心上，而是很爽快的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答应我们第二天打款拉货！不过前提是先让我们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市场问题，如新品进入老产品的消化、返利结算、瓶盖结算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们算是倾尽全力解决——A市算是有救了！

按照惯例，我们是现货先款的。到了第二天，我亲自去了一下老吴的公司。表面上是跟他沟通一下市场消化情况及下一步的开发工作，实际上是催他打款拉货，只要货铺到了市场上，收回资金才可以放心。因为前期的市场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吴老板推辞马上打款拉货，但是承诺问题解决马上兑现他的承诺。市场的遗留问题并不是马上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旺季马上就要到了，新产品的进入刻不容缓。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先拉货再打款，对经销商老吴信用我们还是放心的，毕竟他做我们的啤酒已经2年多了，信用额度很好。

跟公司打了报告之后，到了第四天我们给经销商老吴发了10000件货，因为隔了一段时间市场上没有供货了，对于市场的消化能力及接受能力还需要有待验证。此外，由于是赊账，公司的最大政策也就这么多。好在经销商老吴还很配合，接到货品之后马上组织人手进行铺货，不到三天，10000件货品马上铺到了几个县城及以下乡镇，未分到货的县城及乡镇都催着老吴拉货。为了表示诚意，铺货完后马上向公司打了30万货款，并打算继续赊账要求公司先拉货品，完后再结算。

市场体系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市场调查营销体系占优决策

市场调查是伴随着近代商品生产而出现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市场调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随着社会经济脚步的加快，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市场的信息对于每一个商家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产与消费必须相互结合，产品必须符合顾客的要求，因此，商家只有充分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购买能力与购买行为等，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市场调查的出现也正是迎合了这一要求。厂家们时时刻刻都迫切需要了解市场行情的变化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了解市场需求，挖掘市场潜力，降低生产成本，这些都需要科学的市场调查。

市场调查是为了满足营销需要而进行的调查活动，在市场营销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作用，针对营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对消费者营销环境市场运行状态营销效果等进行系统的调查，为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市场调查就应该是方法科学操作透明的，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在商业中，一些行为虽然合法但却被认为是错误的，引发了商业团体或专业机构对市场调查中的道德问题的关注。

在这里根据道德问题涉及的双方，市场调查行业的道德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调查提供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道德问题

在市场调查中，调查提供者经常隐瞒被调查者真正的调查意图，因为如果被调查者知道了调查的真正目的，他们就不会以一种公平的态度来回答调查问题，那么得到的调查数据也带有主观色彩，不能全面反映客观事实。因此，调查提供者通常都会隐瞒真正的调查意图。举例来说，一个金融机构对自己在一个给定的市场区域内的形象及其主要的竞争对手的形象颇感兴趣，它委托调查公司进行一次营销调查。在调查公司进行调查过程中，他们通常给被访者一个研究是关于什么方面的说明，而不会提到该金融机构。研究行业的经验表明，告诉受访者主办机构的名字后不会得到对那所公司公正的评价。

同时，被调查者也会对调查提供者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及不客观的问题答案，因为被调查者担心自己真实的个人信息透露给对方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的忧虑也不无道理，现在存在调查提供者为了个人的利益将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以高价卖给调查购买者及委托调查提供者的公司厂家。这样的情况让被调查者很伤脑筋，他们将成为调查购买者进行潜在推销的客户。为此，他们会提供不真实的信息造成市场调查的失真。针对上述现象我们建立一个博弈模型。

我们设博弈双方为调查提供者和被调查者，他们的支付矩阵表示为以下形式:

根据划线法可知，该博弈存在两个纯策略均衡：（9 ，9）与（7，7）。还可以计算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平均利益比7与9更低。毫无疑问，结果是（9，9）优于其他均衡策略。那么（9，9）是否是进行博弈的最合理的预测结果呢？如果在博弈之前，双方不发出任何信号，都只知道“对方是个理性人”这样的单纯信息。而且得益矩阵完全已知，由于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得益最大，（9，9）的得益使得它有可能成为聚焦点。但是从风险占优得角度来考虑，按调查提供者的观点，隐瞒比不隐瞒更“安全”一些，因为调查提供者只要选取了隐瞒这个策略，不管被调查者如何行动，自己都能够获得7的回报。但是当选择不隐瞒，尽管他可能获得博弈的最高得益9，然而也存在一无所有的可能（当被调查者选择隐瞒时）。从这个角度分析，调查提供者会选择隐瞒，同理推倒出被调查者也同样会选择隐瞒。（7，7）则是要优于（9，9）。

那么从聚焦和风险占优得出了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如果在博弈之前，博弈双方预先进行交流，双方透露给对方都有不隐瞒的信息，那么就会增加双方选择不隐瞒策略的信心，使Pareto最优均衡（9，9）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调查提供者和调查购买者之间的道德问题

营销调研信息经常被用于做出重大的决策，决策的结果通常会影响公司将来的发展。调查购买者当然希望调查提供者供应真实的调查结果。但如果调查提供者知道对方的意图并想在今后获得营销调研服务就会更改结果或者扣留部分资料，来符合调查购买者的意愿。维护调查的真实性已经成为调查行业中最重要的道德问题。

三、被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道德问题

在市场调查中，调查机构会根据调查目的的不同采用多种调查方法，抽样调查应用的比较普遍，抽样调查中也有很多方法，其中的小组访谈法就很有可能出现问题。小组访谈法是将一些被调查者聚集到一起就某个专题进行讨论，被调查者可以选择说假话也可以选择说真话，建立两个被调查者的博弈模型：

可知，从个人理性的角度出发，该博弈的结局是甲乙双方都选择说假话，那么这样的市场调查就会失去本身的意义。

以上的三种类型就是市场调查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策略应对，减少道德问题的发生，使市场调查顺利进行，保护每一方的利益，让市场调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克雷普斯:博弈论与经济模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7

市场体系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呼气;吸气;歌唱

呼吸是发声的基础。有气才有声,有声必有气。悦耳动听的声音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气息运用的基础上,没有良好的气息运用基础,就难以学好声乐。对于声乐初学者来说,如何学会正确地吸气,并运用到歌唱中去是最关键的。对于初学声乐的人除了要讲清楚气息的重要性以引起其重视外,剩下的就是让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的学会用气,最后能够使其明白什么样的气息和什么样的声音相配合,这样才可能使其在以后自己的练唱中一步一步学会辨别和协调,随着气息的灵活运用和其它技能的完美协调,悦耳的歌声就能发自自己的口中。

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初学者在呼吸方面的问题有:

1.憋气。在教学中,学生总是担心气息不够,害怕唱高音时没有足够的气息支称。所以总是要多吸气,然后加以控制。但是这种做法有明显的弊端,多数学生在吸气时有明显的吸气动作,而且非常心切,吸气时的动作、声音都很大,像是机器抽进去的一样,使得气息很僵硬。然后为了保持住气息,总是抬头挺胸,身体僵持。在这样的状态下唱歌,很容易导致喉头僵硬,容易有喉音,高音唱不上去。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放松,让身体完全舒展开来,让胸部有一种舒张感,这样的吸气就是适度的。如果吸气后先停住不唱,这时的感觉应当是感觉很兴奋,没有任何压迫的感觉,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歌唱冲动。这样的状态下再开口歌唱,就很容易做到共鸣,高音也相对轻松。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兴奋感觉的培养,把吸气看作是音乐本身的一部分,想要有感情地歌唱,必须先合理地吸气,不要为了吸气而吸气。只有这样,学生的气息才不会僵硬,唱出的音色才会有情感色彩。

2.气短。气短在教学中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演唱者在演唱一个不太长的乐句时往往要换上几口气才能完成,这是因为气息的控制能力较弱,呼气肌强于吸气肌,呼气时吸气肌运动不力所致。我在教学中常采用无声练习,即深吸一口气,上下牙齿合拢发“丝”音慢吐,把气完全放掉;或者让学生在面前点上一支蜡烛,轻轻吹气,把蜡烛的烛头吹歪但不吹灭。通过无声的练习,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气息的协调运用上,在长时间的练习下,用气就会变得自如。

3.漏气。歌唱和教学实践证明,假声发声比真声发声耗气量大,这是因为假声是声带的边缘振动,声门成菱形缝合,通过的气流量大,它是造成漏气的直接原因。唱歌漏气有可能是因为歌唱位置不够高,吸满气之后让学生用鼻子慢慢的将气呼出,体会一下感受。同样在吸满气后,让学生去唱歌,看看他的气息是不是都从嘴里面出来了,气息就像撒口的气球,一泄而光,我想这就是唱歌漏气的原因之一。所谓的打哈欠歌唱的感觉,就是在打哈欠的过程中去唱音,感受高位置的存在。其实道理只是一个,只是需要不断地体会和理解,才会找到一种正确自然的呼吸方法。

4.保持。虽然有的学生在歌唱时也一直在想着像吸气时那样全面地舒展,但胸腹还是保持不住,很快便收缩了,唱起来像刮风一样,气很快就用完了。对此教师需要向学生说明,虽然歌唱中时刻都像吹“气球”一样使胸腹不断地扩张,直到乐句结束,但歌唱发声毕竟是呼气过程,是吸不进气的。只不过在呼气过程中使用了吸气肌肉群的力量与之对抗,不让舒展了的“气球”很快地瘪掉而已,因此实际上不可能越来越大,而是在“且战且退”,但在感觉上要不断地将“气球”吹大,只是由于气息越来越少,胸腹随之才逐渐收缩。但若收缩得过快,气息很快用光,则说明歌唱时没有真正用上吸气的感觉,以致吸气肌肉群的力还太薄弱,与呼气肌肉群之间的力量还达不到平衡。当然还有声带闭合挡气等方面的因素,如果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则需在发出每个音时给予一定的“沉”的力量,以配合声带闭合挡气,取得好的结果。

5.为了将声音送出去,或者为了使声音得到面罩共鸣,有的学生喜欢将气往前推,以致影响咽腔的打开,加重了喉头的负担,难以得到声音掩盖的效果,给唱高音造成了较大的困难。教师应指导这类学生,在歌唱时气息在横膈膜的控制下,从眉心处源源不断地、流畅地向前流出,不仅不应往前推,反而要有往回吸的感觉。好的气息通向头腔共鸣,它的方向总是略靠后的,声音的送出和面罩共鸣并不是靠气息的挤压获得的,而是靠流畅的气息冲击声带发声并得到头腔共鸣后反射出去获得的。尤其在唱高音时,这种往回吸的感觉,除了胸腹有感觉外,甚至会感觉吸气吸到颈后和后背。

6.换气。要特别注意在歌唱中的换气不要吸得过饱、过多,不要有换气的声音。歌唱时的吸气量比生活中的自然吸气量要多,吸气的动作和力量相对而言也比自然吸气大。当然横膈膜下降的程度相应也比自然吸气时深得多。但这并不等于就要多吸气,吸饱气。有的初学者为了能在歌唱中气足、够用,往往错误地认为只要吸得多就能唱得足,一遇到较长的乐句时就习惯性的上胸部和双肩上提,有的甚至脸红脖子粗,力量很猛,声音很大。这样吸气实际上吸得并不深,而气过浅就会造成发声器官的僵硬、逼紧,气息难以控制。换气时声音的出现,是因为在换气吸气时,喉咙扩张空间不全,气息进入时摩擦某些肌肉产生杂音。特别在畅快节奏的瞬间换气过程中,尤其明显。

歌唱的换气也要有音乐和情感。歌唱的换气不仅仅是为了分句,更主要的是艺术表现的需要,应有规律的分句,同歌唱的内容、情感保持一致。要带着情感来换气,做到气断情不断。同时要注意掌握好换气的速度和换气的时值。歌唱换气的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影响歌曲速度的准确性、声音的流畅性和旋律的正常进行。应预先设置好所唱歌曲的每个换气口,结合自己的歌唱能力和技巧,全面分析歌曲,处理、计算哪些地方适合换气和如何换气。在运用“偷气”、“抢气”等换气方法时,如果有些歌曲的乐句之间没有休止符,那么就要靠缩短换气前一音的时值进行换气。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等唱完了前一句的最后拍子再想换气,后一乐句的时值就会被换气占去,拍子就不准了,就会出现节奏问题,导致音乐的流动和节奏的律动受到破坏,艺术效果当然大打折扣。

要想得到优美动听的歌声,气息一定要稳定在固定的位置上,不能有过多的偏离。但这种稳定的气息控制是为了让气息均匀集中地流出去,从而产生有流动感的声音。意大利歌唱家巴拉说过:“正确的歌唱气息象微风拂旗,旗杆稳定不动,风拂旗飘,呼呼作响。”这就是说,“稳”与“动”二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要打好气息运用的基本功,必须掌握二者之间的平衡。“稳”是基础,“动”是结果;既不能“稳”而不“动”,又不能“动”而不“稳”。真正做到“稳”而不死,“动”而不浮。

歌唱时气息的运用是千变万化的,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高度重视,但又不能把运用气息看得那么神秘,只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坚持练习,循序渐进,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使自己的声音获得丰富的气息支持,唱出美好的声音。这样就可以使歌唱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富有感情,才能赋予气息在音乐表现中的真正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歌唱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夏小玲.《歌唱气息在歌曲演唱中的作用》,《咸宁学院学报》,第2004年2月,24卷第1期.

市场体系的意义范文第5篇

——保险市场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体业务发展不平衡，市场垄断程度高，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达85%以上，这种情况与国多层次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及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相适应。二是市场体系不全，机构延伸不到位。到目前为止，江西省保险市场尚未建立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行等其它形式的服务机构，外资保险公司也没有介入。除人保公司、人寿公司机构网络延伸到县级区域以外，太保、平安在大部分地市还没设机构。三是城乡市场发展不平衡，城镇财产、人身保险已有一定的规模，而农村保险发展不力，大多地方还是一块空白。四是业务结构不合理，产品数量少，财产保险公司的险种结构偏重运工、企财险，而分散性险种所占比重较小，从2001年业务险种看，传统险种市场占90.4%，分散险种市场占9.6%。人寿保险在开发险种上各家公司花费了很多功夫，也开发了许多新险种，但总体而言，所提供的险种仍然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投保人多方面的需要。

——保险市场业务尚欠规范。从最近全省开展整顿和规范保险经营行为自查自纠情况反映，保险市场操作未能规范化，存在着无序竞争现象。这种无序的竞争，不仅无助于保险市场的完善，而且有损于保险的形象。上述问题如不很好解决，势必影响江西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江西省保险市场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江西市场体系。完善的保险市场体系是江西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