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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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然哲学　量子革命　系统辩证法

关于20世纪科学革命，有人说只须记住三件事：相对论、量子革命和混沌学（系统科学中最突出的新分支）。正是这三大科学革命为人类建构全新的自然图景（也就是新颖的自然哲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里所谓自然哲学是指人对自然的哲学反思。自然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自然本体最一般的性质和人类的世界图景。

一

自然哲学在哲学史上有过两个全盛时期（古希腊及近代机械论），只是在谢林、黑格尔之后衰落了。由于20世纪三大科学革命的强大影响，自然哲学正在当代复兴起来，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我们先从三大科学革命说起。

首先要提到的是相对论革命对改造人类世界图景的贡献。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中，时空性质依赖于参照系等概念是对“观察无关性”的经典信念的初次冲击；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把引力场（它具有整体全息相关性）确立为新的“独立的实在”，这是对牛顿的实体观的又一次打击。接着要论述的是量子革命，它比相对论革命更为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世界图景。因为1925年以后所创建的量子力学进一步使笛卡儿与牛顿以来的主客绝对二分原则、实体主义原则乃至严格决定论原则都受到猛烈冲击。最后要强调的是系统科学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近半个世纪系统科学的蓬勃发展表明，从总体上说，系统自然观集中体现了当代自然图景的精华，因此系统自然观几乎成了当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代名词，贝塔朗菲称之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20年代所出现的怀特海的“机体论哲学”则是这种自然哲学之先声。

当代的系统自然观借助于维纳的控制论(1949)、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1948)、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1969)和哈肯的协同学(1971)等理论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机体论和内在目的论的自然哲学。〔1〕控制论通过对“动物（即生命系统）和机器（即非生命系统）的通用规律”的研究表明，自动机器通过反馈调节机制可以表现出与神经控制同样的合目的性或规律。[1]维纳在《控制论》中对牛顿的严格决定论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肯定了统计力学家吉布斯把偶然性引进到科学中来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并突破了目的论与机械论之间的两极对立。莫诺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1971)一书中，则用生物微观控制论表明，借助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层次的反馈机制以及微观-宏观相互作用，完全偶然的基因突变最终可以纳入物种进化的必然轨道；耗散结构论表明，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开放系统可以通过非线性正反馈机制的作用表现出有序化和合目的性；协同学还进一步发现序参量是整个自组织过程的主宰如此等等。总之，所有这些自动机器和自组织理论都表明，无须超自然的神力和神秘的“生命力”，自然系统也象自动机一样可以凭借内在机制的作用呈现合目的性。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认为宇宙＝巨大的超级自动机的“机械论”是对的，而非神学性的宇宙“内在目的论”也是对的。从历史上看，牛顿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哲学的否定。现在，我们的立足于系统科学的新自然哲学则应看作一种“否定之否定”。它是对机械论与目的论自然哲学的更高的辩证综合。

当代自然哲学（它以系统自然观及其系统辩证法为核心或灵魂）最有革命性的一个方面，也许表现在反严格决定论和对偶然性客观意义的新认识。直到现在为止，一般人都相信“近似决定论”：只要近似知道一个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初始条件就可以足够好地计算出系统的近似行为。可是混沌学中著名的“蝴蝶效应”，即系统演化进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却断然否决了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的任何翻版（如“近似决定论”）的有效性。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在1961年发现，实际上长期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对于严格确定的气象方程组，初始条件的小误差，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诸如珞珈山的蝴蝶拍拍翅膀那样的初始小扰动，经由地球大气系统中的逐级放大，最终可能在南美洲引起大风暴。这种由决定论引出来的混沌，对经典观念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混沌革命加强并深化了量子革命。

通过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协同学乃至混沌学的研究，现代科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偶然性在自然界具有不容忽视的本体论地位，以及研究偶然性的内在机制的重要性。为恩格斯赞同过的黑格尔关于“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2〕，第562—563页）的辩证论断，得到最新自然科学的支持。正如马克斯·玻恩在《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1951)中所注意到的，量子世界是由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其中机遇是有规则的。同样，在哈肯的协同学演化方程（如福克-普朗克方程和郎之万方程）中，决定论力项与随机力项是共同起作用的。在混沌理论中，混沌本是由决定论规律引出的内在的无序和不规则性，然而对混沌吸引子的相空间图解研究却表明，即使混沌也有精细结构，其中机遇也是有规则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作用的深层非线性机制是可以认识的。从量子力学到系统科学的研究表明，概率统计定律是比严格决定论定律更好的认识工具，但原有的“大数定律”与“统计平均值”等概念对于描述偶然性已经显得太粗糙了，非线性数学该出阵参战了。因为唯有借助于非线性数学才可能认清偶然性起作用的深层结构机制。

当代自然哲学中的系统整体论思想也是相当有革命性的。自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以来，“整体＝部分和”的公理已经成为背景知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也是牛顿的机械论自然哲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它与实体主义、还原主义相协调）。然而，一般系统论中的贝塔朗菲原理“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却断然取消了欧几里得的公理，以整体论取代了机械论的还原主义。量子力学中的全域相关性和粒子物理学中的新奇现象（“基本”粒子分割到一定限度，将出现“部分大于整体”的佯谬）以及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性（卡普拉《转折点》，1989）都支持贝塔朗菲的系统整体观。

总之，以现代物理学与系统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革命已经引起了人类自然图景的根本变革，人们有理由期待一种浸透着量子力学辩证法和系统科学辩证法精神的全新的自然哲学的出现。

二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自然哲学的主要疑难及其可能解法的讨论。

鉴于机械论自然哲学所遇到的困难，当代自然哲学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如下：1.自然本体的性质问题。物理实在究竟是孤立的实体还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存在？“潜在”是否也是物理实在的基本形态之一？究竟是否存在终极实在？2.物理实在所遵循的规律究竟是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的？自然系统究竟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所支配的？偶然性应当具有怎么样的本体论地位（是否应当有）？3.所谓“观察者侵入物理事件”的实质是什么？主客二分的合理界限是什么？4.系统整体论与还原主义孰是孰非？5.目的论的新解释问题。自然系统本身能有目的性吗？能代替上帝作为选择主体的地位吗？目的论是否真与机械论势不两立？它又如何与神学划清界线？下面我们将依次详细分析这些问题：

1.自然本体或物理实在的性质问题。

牛顿机械论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或实在观的要害就在于实体主义。一切物理实在被认为都有实体性、实存性，自然被等同于实体的集合（简单相加的总和），一种在绝对空间构架中的机械性的存在物。然而，在新的原子科学中，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实体实存”原则已经失效。明确的电子“轨道”或光子“路径”等经典性观念在量子力学中是不允许的。电子实际上以“电子云”方式存在着，它并没有绝对分明的轮廓，而且只是或然地显现出来。如“测不准关系”所要求的，电子的位置与相应的动量具有天生的不确定性，决不可能同时有确定的值，因而人们决不可能同时测量到其确定的值。所有这些事实，如果从牛顿的经典本体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潜在性”观念完全没有地位。

实际上，现代物理学家海森伯在批判牛顿机械论实在观的基础上，确实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更广义的“潜在”实在观。他根据量子力学事实总结出，潜在是介于可能与现实之间的物理实在的新型式，它被认为特别适用于微观客体。海森伯尖锐地指出：“在量子论中显示的实在概念的变化，并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继续，而却象是现代科学结构的真正破裂。”（〔3〕，第2页）“几率波的概念是牛顿以来理论物理学中全新的东西。……它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潜在’(potentia)这个老概念的定量表述。它引入了某种介乎实际的事件和事件的观念之间的东西，这是正好介乎可能性和实在性之间的一种新奇的物理实在。”（〔3〕，第11页）“事件并不一定是确定的，而是可能发生或倾向于发生的事情便构成了宇宙中的实在”。（〔4〕，第177页）

总之，海森伯认为量子理论意味着实在观念的革命，牛顿机械论的实在观念已经失效。他举例说，几率波、量子态、电子轨道等都与统计期望值相关联，表示倾向性的、潜在的物理实在，这是物理实在的新形式。

现代粒子物理学的新假说把潜在性观念发展到海森伯本人始料所不及的程度。乔弗利·丘(Geoffrey Chew)著名的粒子靴绊学说[2]，断然否定了终极实体的可能性，揭示了自然本体的自助的、生成的本性。按照我的看法，它使系统实在论与系统辩证法完全本体论化了！由于任何粒子都可以充当基础粒子，用以构成其他粒子，因此说穿了没有任何一种粒子是真正的“基本粒子”，这就是所谓“基本粒子并不基本”。从根本上说，自然界不可能还原到任何一种或几种终极的实体。说一个质子可以由中子和π介子所构成，或者说它是由Λ超子和K介子所构成，或者说它是由两个核子和一个反核子所构成，甚至说是由场的连续质所构成。所有这一切可能性是同样真实地存在的。应当说，所有这些陈述都同样地正确又同样地不完善。因为真实世界等于所有这些潜在的“可能世界”互相叠加的总和。借用日本物理学家武谷三男的话来说：“作为终极要素的实体——基本粒子本身也是相互流动地相互转化的。这件革了以前的物质观，显示了辩证逻辑的正确性。”（〔5〕，第28页）

我们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自然本体的物理实在究竟是否可以归结为互相孤立的实体？还是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依赖系统场境的整体全息相关的存在？在对著名的EPR假想[3]的实验检验中所表现出来的量子关联（即远距粒子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西莫尼(A.Shimony)所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验结果正在开始阐明哲学问题的非凡时代”。而今最新实验结果表明，两个相隔几米且又没有彼此传递信息机制的实体可能被相互纠结在一起，即它们的行为可以有极显著的相关性，以致对其中一个实体进行测量将瞬时地影响到另一个实体的测量结果。这个新奇的实验结果断然否定了爱因斯坦等人(EPR)的预设（即“空间上远隔的客体的实在状态必定是彼此独立的”），却符合量子力学的系统整体观。正如玻尔所注意到的，量子现象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在关联是不可消解的。量子现象的整体性不允许人们对它作机械的切割并把这种切割物认作它自身。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量子力学的整体实在观是与系统整体观相通的，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相互渗透，量子革命与系统科学革命相互支持。因此，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晶，新自然哲学主张，物理实在的部分性质取决于整体，取决于系统的内在关联，从根本上说，自然本体是整体全息相关的存在。

2.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疑难，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

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机械论自然哲学的“严格决定论”预设，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学中也已经失效。人们向来认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支柱：这就是严格决定论。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见解，最典型地表现在拉普拉斯杜撰的那个精灵故事中，据说这个精灵（超智慧者）知道世界现况的一切决定因素，因而能够无歧义地得出世界在过去或未来的其他一切状态。这个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的理想实验正是严格决定论的化身。可是，现在在微观领域里发现了与这种严格决定论原则相违背的种种反常事实。简略地说，热学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表明，气体分子运动是包含不确定性的自然进程，由于初始条件捉摸不定，单个分子的运动状态成为纯粹的偶然事件。分子运动论乃至统计力学的建立表明，概率统计定律也是自然描述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形式。

强调概率统计定律重要性的科学思想反映到自然哲学中去，就成为“统计决定论”。其要旨可概括如下：对于一些包含不确定性的自然过程，虽然严格决定论不能直接应用，但若应用统计方法研究大量单个偶然事件的平均行为，却可以找出明显的统计规律性。换句话说，这些自然过程在统计平均意义上仍是决定论性的。这是决定论的弱化形式之一。

统计决定论的科学基础在于经典统计力学。统计力学的基本出发点则在于，认为尽管大量分子的集团行为满足统计规律，但从底层基础而言，单个分子（单个过程）仍遵守牛顿定律，满足严格决定论。这样，统计决定论并不把不确定性归因于基础规律的不同，而是把它归因于初始条件的难以捉摸（即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因此，统计决定论只是严格决定论的补充形式。

然而，将概率统计观点真正贯彻到底，最终导致量子物理学的兴起，而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则使严格决定论沦为无意义的空想。

在现代科学家中第一个对“非完全决定论”（即under-determinism，这个词的不恰当的替代词是indeterminism，即非决定论）有十分清醒认识的是哥廷根学派的马克斯·玻恩。他在名著《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中对非完全决定论作了比其他量子物理学家（如玻尔、海森伯等）更为系统和透彻的分析。通过对玻恩文本的适当解释、调整与转译，我们可以提炼出对当代自然哲学极有价值的内容和决定论／非决定论问题的辩证解。〔7〕

非完全决定论的最主要或最有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与量子力学相应的概率决定论。其要点如下：(1)单个（量子）过程内在地是几率性的、非决定性质的；(2)“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8〕，第9页）(3)机遇律是自然律的终极形式，偶然性有规则，“它们是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表述出来的。”（〔8〕，第7页）

关于自然界究竟是由必然性还是偶然性所支配的，是决定论性还是非决定论性的那个争论，波普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云和钟”。“云”就是天上的云，代表极端不确定性，它非常不规则、毫无秩序又有点难以预测；“钟”就是家家都有的时钟，代表高度的确定性，它非常有规则、有秩序又是高度可预测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一端变化莫测，另一端高度精确。一般的自然事物往往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波普用“所有的云都是钟”（当然也可以说“所有自然事物都是钟”）表示决定论，用“所有的钟都是云”（当然也可以说“所有自然事物都是云”）表示非决定论。波普终于认识到，人类理性需要的是“处于完全的偶然性和完全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中间物，即处于完全的云和完善的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6〕，第239—240页）这种完全的偶然论（非决定论）和完全的决定论的中间物，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作“非完全决定论”，它意味着对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与机遇的某种辩证综合，这就是当代自然哲学对这一争论所作的正确解。以上我们是借用M.玻恩与波普的话，经校正、转译纳入自己的概念框架，并用以阐发自己的“非完全决定论”观点。〔7〕

现代生物学和生物微观控制论也为非完全决定论提供新的佐证。莫诺在其名著《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中，从分子生物学的材料出发，有力地抨击了严格决定论，并为恢复偶然性在自然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付出极大的努力。莫诺是这样说的：

当偶然事件——因为它总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掺入了DNA的结构之中，就会被机械而忠实地进行复制和转录，……从纯粹偶然性的范围中被延伸出来以后，偶然性事件也就进入了必然性的范围，进入了相互排斥、不可调和的确定性的范围了。因为自然选择就是在宏观水平上、在生物体的水平上起作用的。自然选择能够独自从一个噪声源泉中谱写出生物界的全部乐曲。（着重号为引者所加）（〔9〕，第88页）

莫诺这段话应当看作关于生物自然界的非完全决定论，关于极小几率的偶然事件向极严格规律转化过程的生动说明。特别是最后那句话是说明生物界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式的绝妙比喻。当然，由于莫诺有时十分不恰当地将严格决定论与辩证唯物论混为一谈，应当注意他的言论本身具有两重性。（〔10〕，第324页）

非完全决定论的内容还由于系统科学的兴起而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加强。有人因之称作系统决定论。其要旨可概括如下：

一般的自然界的复杂系统（在自然哲学中姑且撇开社会系统），不能由它的构成要素和子系统通过简单相加和线性因果链无歧义地决定其整体功能和行为。但系统的存在与演化仍有相当确定的规律可循，机遇与因果共同决定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因而系统在整体上仍有决定性。

具体地说，系统演化的主要机理就在于机遇性涨落、反馈和非线性作用。人们常喜欢将借助于系统科学特有的资料所认识的辩证法，称作“系统辩证法”。系统科学从自己的角度阐明了因果与机遇、决定性与随机性的辩证法：自组织系统作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以偶然的随机的涨落为诱导，通过正反馈和非线性放大，某一涨落在矛盾竞争之中取得支配地位，成为序参量，于是使系统的演化纳入必然的轨道，建立时空、功能上的新的有序状态。系统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在自组织动力学机制的解释上是高度一致的：当自组织系统处于不稳定点时，系统内部矛盾全面展开并有所激化，与各种子系统及其要素的局部耦合关系和运动特性相联系的模式和参量都异常活跃，各种参量的涨落此起彼伏，它们都蕴含着一定的结构与组织的胚芽，为了建立自己的独立模式并争夺对全局的支配权，它们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与对抗，时而“又联合又斗争”，最后才选拔出作为主导模式的序参量。非完全决定论在协同学的描述系统演化的数学方程中也得到反映。如郎之万方程（描述布朗运动的）和福克-普朗克方程中，概率论描述与因果性描述共处于一体，随机作用项与决定论作用项被综合在一起，偶然性与必然性因子被综合在一起。从自然哲学看，它们体现了机遇律与因果律的辩证综合。

3.物理事件与观察的关系、主体-客体相互作用问题。

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客观事件与任何观测无关”的自然哲学信条，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学中同样也正在失效。正如海森伯所指出，经典物理学的真正核心，也就是物理事件在时间、空间上的客观进程与任何观测无关的信念，由于许多量子实验的发现而受到冲击。而现代物理学的真正力量就存在于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那些新的思想方法之中。因此，再指望用新实验去发现与观测无关的“纯客观事件”或不依赖于观察者和相关参照系的“绝对时间”，就无异于指望极地探险家在南极圈尚未勘查过的地方会发现“世界尽头”，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第4页和第9页）对原子、电子那样的客体的任何一次射线照射或观测都足以破坏其初始状态，而且由于或然性和不可逆性，这种状态不可恢复。

玻尔为量子力学所作的“互补性诠释”中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是：观察者（主体）与被观察者（客体）之间的严格划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实际过程中两者处在紧密相连的相互作用之中。无论是纯粹的“主体”即可以）“无干扰”地进行观察的观察者）或是纯粹的“客体”（可以绝对隔绝外界作用而界定被观察系统的孤立状态）概念都只是经典物理学所作的理想化，而这两种理想化既是相互补充又是相互排斥的。〔11〕这就是玻尔著名的“我们既是观众（观察者），又是演员（被观察者）”辩证论断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从当代自然哲学的眼光看，这是很自然的：人（观察者）本来就是自然（被观察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只能用一种内在化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而不可能象上帝那样用完全超脱的外在化眼光看自然，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如罗森菲尔德所指出，所谓“观察者介入原子事件进程”的局势，容易产生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被败坏的假象，因此我们必须与机械论和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划清界线。罗森菲尔德本人正是以辩证法为武器在与机械论和唯心主义划界的过程中阐明了观察者与物理事件的辩证关系的客观性质。（〔12〕，第140页）海森伯说得很分明：“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并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3〕，第22页）可见，“客体行为与观测有关”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客观实在而接受主观主义。

4.系统整体实在观问题。在阐述以上各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阐明了整体实在观的基本观点：“整体不同于各部分机械相加的总和”。自然本体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存在、处在相对相关中的存在，是整体全息相关的实在。正如D.玻姆所指出的，按照量子概念，世界是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的，其中即使是每个部分内在的性质（波或粒子）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场境。其实，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只能作为参与者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用内在化的观点来理解自然本体。只是在系统及其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视的情况下，还原主义才是近似地有效的。

5.自然本体目的性的（自组织解释）问题。简单地说，当代自然哲学的目的论观是亚里士多德内在目的论的复活和发展，是现代系统科学目的论观的升华。宇宙象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系统（包括生命系统和非生命自组织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过程的合目的性可以通过自然本身的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得到合理解释。〔1〕

例如，自然选择的实质问题是由生物哲学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生物控制论的初步解答，关于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机制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偶然的突变为素材，通过反馈调节的最优化控制机制。艾根的超循环理论则进一步明确，在大分子的自组织阶段，在生化反应的超循环中选择价值高的突变不断通过过滤和正反馈放大，形成功能性的组织，强化、优化并向更高水平进化。这里，一方面自然选择表现为自然本身的纯物质性的有规则的相互作用过程，但它不同于牛顿的机械因果性模式，因为其中突变与选择机制、机遇与因果是辩证地联合起作用的；另一方面，尽管它排除了自然神力的干预，却仍然是合目的性的过程，因为它有自引导的、自动调节的功能（使物种或分子拟种适应环境）。这样，按系统辩证法重新解释过的合理的目的论又能与神学划清界线。

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20世纪早期的相对论量子论革命向统治思想界长达二三百年之久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提出了全面的诘难和挑战，并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当代自然哲学正是在克服旧自然哲学的危机，在回答新兴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诘难和挑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20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科学群为代表的新兴科学的迅速发展，丰富了当代自然哲学的内涵，加速了人类自然图景革新的步伐。

总起来说，当代自然哲学的核心观点，可以简要地重新概括如下：

1.自然本体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在关系中生成的、流动的实在，作为孤立实体的终极实在根本不存在，“潜在”是物理实在的一种新形式；2.自然系统遵循非完全决定论（即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中间物），它是由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此两者互斥又互补。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是：它是自然本体本质中的一个规定、一个方面和一个要素。偶然性存在精细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由混沌革命所发现！）。3.物理事件与观测有关，人作为自然系统的一分子只能用参与者的身分和内在化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绝对的主客二分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系统整体观在总体上比还原主义更为合理，不过为了进行精细的研究，有节制的还原主义仍是必不可少的和有启发力的，两者其实是互斥又互补的。5.自然系统的合目的性可以按自组织观点得到最合理的解释，目的论与机械论也是互斥又互补的。

最后，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偶然性的恰当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迄今仍有不少读者受过时的哲学教科书的影响，把偶然性当作一种外在的、主观的、局部的、非本质的和不稳定的或暂时的东西。其实这种看法有违辩证法的本意，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它属于机械论的范畴。通过对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机遇或偶然性在本体论中恰恰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普遍的、本质的和永久性的成分。借用列宁论“假象”的话来说，偶然性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个方面和一个环节”，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机遇与偶然性是客观的并且具有自己的非常独特的规律。在新自然哲学中，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把偶然性看作必然性的“补充形式”的外在化理解，而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机遇与因果相互联结、相互渗透，辩证地融为一体。在非完全决定论中，偶然性恢复了它本来应有的本体论地位，机遇与因果，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几率或统计性乃至“混沌吸引子”为中介辩证地联结在一起。在相空间中混沌吸引子的精巧的无穷嵌套的自相似结构，精确而形象地展示出系统演化过程中机遇与因果如何联合起作用的深层非线性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对自然本体辩证内涵的认识。

应当说，这是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对矛盾辩证法的一项贡献，它们本应是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桂起权：《目的论自然哲学之复活》，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7)，并收入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一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3〕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海森伯：《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5〕《武谷三男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6〕波普：《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7〕桂起权：《非完全决定论：因果与机遇的辩证综合》，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2)。

〔8〕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桂来权《析量子力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玻尔互补性构架之真谛》，载“哲学研究”1994(10)。

〔12〕罗森菲尔德：《量子革命》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注释：

[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实秋在《远东英汉大辞典》中，将控制论(cybernetics)译作神经机械学。

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2篇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

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 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3篇

摘 要：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是近代经典物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科学史却把这一成果全部归功于牛顿，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在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之前罗伯特・胡克在这一方面也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然而却与跨时代的科学发现失之交臂。为此，从万有引力提出的背景、产生的过程以及罗伯特・胡克的贡献来重新诠释这一伟大科学发现，揭示其发现的本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罗伯特・胡克；万有引力；贡献

一、“万有引力”提出的历史背景

17世纪最有权威的宇宙论，首推法国笛卡尔的天体演变涡旋观念（太旋涡理论）。他认为以太是一种没有重量，非常稀薄的连续流体，物体作用通过以太挤压来传递，天体在以太中运行不会受到任何阻力。他想象在以太中的粒子不断调换位置，作循环的旋转运动，结果就会形成物质的涡流。如太阳是一个大旋涡的中心，巨大的旋涡推动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各个行星则是较小的旋涡中心。他第一次依靠力学来解释太阳起源的以太旋涡模型，丰富了物理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对反对经院哲学和推动当时自然科学前进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由于经常停留在直观和定性阶段，不从定量的实验事实出发，所以一些具体结论往往会有很多缺陷。后来许多天文学家对宇宙中的星星进行观察，探讨宇宙留给人类的奥秘。经过开普勒认真的观察记录，并对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做了仔细分析，于1609年发表了《新天文学》，阐述了开普勒第一、第二定律，在1619年发表的《宇宙谐和论》中，详细阐述了开普勒第三定律，彻底地摧毁了托勒密关于宇宙繁杂的本轮体系。牛顿也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篇的结论中指出，笛卡尔的假说（以太旋涡论）“是完全与天文现象相抵触的”，它所导致的是一场“混乱而非对天体运动的理解。”[1]后经天文学家在不断研究中发现，天体现象不能用漩涡理论来解释。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定义3中说：“物质固有的力，是每个物体按其一定的量而存在于其中的一种抵抗能力，在这种力的作用下物体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态或者在一直线上等速运动的状态。”[2]则他说这种力同惯性没有什么区别，可称作惯性力。惯性是物质的最重要属性，物体本身不能改变自己的状态，这是牛顿力学的基本出发点。既然如此，那改变状态的能力就只能到物体以外去寻找了，于是就进而提出了力的概念。以此对天体的演化过程的研究成了科学发展的需要，开普勒、布里阿德、波列利、惠更斯、罗伯特・胡克和牛顿都不同程度的从力的角度相继解开了天体运动之谜。

二、万有引力理论产生的过程

力的产生原理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曾认为力是产生非自然运动的原因，但他认为力的作用只有在互相接触时才能传递，所以对于彼此相距很远的天体来说，这个力是毫无用处的。[3] 这是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对力的思考，当时由于对力的科学理论没有形成，只是简单地看到生活中的机械力。开普勒依据第谷提供给他金星的资料，经过一次次分析计算发现，行星在通过太阳的平面内沿椭圆轨道运行，而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就是行星运动第一定律，又叫“轨道定律”。当开普勒继续研究时，“诡异多端”的火星又将他骗了，原来，开普勒和前人一样都把行星运动当作等速运动来研究的。他按照这一方法苦苦计算了1年，却得不到结果。后来他发现，在椭圆轨道上运行的行星速度不是常数，而是在相等时间内，行星与太阳的联线所扫过的面积相等。这就是行星运动第二定律，又叫“面积定律”。开普勒又经过9年努力，找到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太阳系内所有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同行星轨道半长径的立方之比为一常数，他发现了行星之间的“调和定律”。开普勒虽然解开了许多天体的运动之谜，却未解开天体运动力学原因这个谜中之谜。[4] 继开普勒之后，这个问题也逐渐引起了科学家的重视。1645年法国天文学家布里阿德提出“开普勒力”同与太阳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这儿的“开普勒力”只是太阳对行里的作用，而不包括行星对太阳的作用。[5]当时的科学家没有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只看到力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没有发现力的相互作用。到1666年意大利科学家波列利在研究行星与木星卫星运动时指出，天体之间存在着某种使它们相互接近的重力，其力大小同距离成反比。1673年荷兰的科学家惠更斯在研究摆的过程中，提出了向心加速度公式，若把这个公式同开普勒第三定律结合起来，就会推导出向心力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结论，但他最终没有能迈出这一步，因为在他看来向心力与吸引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但最接近万有引力理论的要算与牛顿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他认为物体的重力，就是地球对它的吸引力。这是罗伯特・胡克首次提出吸引力这一概念。

三、罗伯特・胡克对万有引力所作的贡献

罗伯特・胡克在力学与行星运动方面花费了许多心血，早在1661年，虽然他没有机会和苹果有过亲密接触，但胡克凭借其在科学上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引力和地球上物体的重力有着某种本质的联系。1662年和1666年，他曾分别在山顶上和矿井下用测定摆槌周期的方法做实验，试图找出物体的重量随离地心距离而变化的关系。他认为物体的重力，就是地球对它的吸引力。[6] 因此，他得出物体同地心的距离不同，它的重量也将不同的想法。他曾登山、下矿井想用实验来证实这个想法，但没有成功，因为山的高度与矿井的深度，同地球的半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674年，罗伯特・胡克在《试证地球的运动》中，详细阐述行星运动理论的成果：他认为，地球和地球上的物体之间肯定有某种吸引力，如果没有这种引力的话，那么地球在自转的时候，这些物体就会像雨伞上的水珠一样，因旋转而向四周飞散。后来他提出了关于引力的三条假设。第一，一切天体都有倾向自身中心的吸引力，这种力又作用于其他天体，从而指出了引力作用的普遍性。第二，作直线运动的任何天体，在没有受到其他作用力使其偏斜之前，继续保持直线运动不变；受到其他力的作用时，它的直线轨道就会倾斜，沿椭圆、正圆轨道或某种复杂的曲线运行。这就指出了吸引力向天体运行轨道的联系。第三，物体离吸引中心越近，所受到的吸引力就越大，具体数量关系尚待实验中解决。

1679年，罗伯特・胡克找到了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但他还是想把自己的研究设想与牛顿切磋一下，在1680年1月6日寄给牛顿的信中，罗伯特・胡克讲到了引力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概念，但是当时他在信中说得比较模糊，并未将这一理论加以量化。事实上，胡克与牛顿的这次通信在科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节。牛顿虽然从不肯承认从罗伯特・胡克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但明察秋毫的科学史家则认为罗伯特・胡克的信件给了牛顿关键性的帮助。但是，罗伯特・胡克直言不讳地纠正了牛顿的错误，自认为胜出一筹的他在得意之下还把牛顿的错误在皇家学会大肆宣扬，而这有些过火的行为令牛顿十分恼怒，他认定罗伯特・胡克此举是存心炫耀，并有意让他在大庭广众下出丑。1684年，罗伯特・胡克和牛顿之间的科学“战争”再次升级，他们分别试图证明平方反比的引力导致椭圆轨道（即ISL定律）。他们争相宣布自己的胜利：罗伯特・胡克骄傲地宣称他证明了这一点，但未拿出结果，还说要等别人的努力都失败后才肯把自己的证明公布出来。牛顿也说他早就证明过这个定律，虽然当下同样没拿出任何证据，可几个月后，牛顿发表了著名的《论运动》，这成为后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前奏。 1686年，牛顿完成扛鼎之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于4月把原稿交给皇家学会。他在书中公布了万有引力定律，因此在和罗伯特・胡克的“口水战”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虽然由于经费问题以及牛顿和罗伯特・胡克关于万有引力定律发明权的争执，皇家学会未能安排该书付印。但牛顿的朋友哈雷深知该书的价值，于是决定出钱替牛顿出版这一巨著。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后，直拗的罗伯特・胡克还是要求牛顿承认，是他优先发现平方反比定律的，起码要在书的前言里将他对牛顿启发的“功绩”提及一下。由于没有得到牛顿的有效回应，罗伯特・胡克在1693年的皇家学会会议上再次正式提出他发现万有引力的优先权。面对罗伯特・胡克如此接二连三“不识相”的行为，牛顿暴跳如雷，他一直认为万有引力完全是个人的发现，所以一气之下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大部分涉及对罗伯特・胡克的引用都通通删掉，剩下少数实在无法避免的，用词也从“非常尊敬的胡克先生”变成不顾基本礼仪的“胡克”两字。得益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在牛顿强大话语霸权的压力下，可怜的罗伯特・胡克至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1703年3月3日，罗伯特・胡克在落寞中去世。在他死后不久，由于在科学上的成就卓著，声名显赫的牛顿登上了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宝座，这也导致了罗伯特・胡克在后来的科学史上更没有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和承认。因为随后，或许是出于大权在握的原因，英国皇家学会中的胡克实验室和胡克图书馆都先后被解散，罗伯特・胡克的所有研究成果、研究资料和实验器材也被分散或者被销毁。没多久，这些属于罗伯特・胡克的成果就全都消失在历史深处了。罗伯特・胡克死后甚至连一幅画像也没有留下来，据说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但也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正是精通权术的牛顿利用职权有意毁弃了他的“敌人” 罗伯特・胡克的遗物，作为对他最后的报复。所以英国科学史专家贝尔纳认为，万有引力的基本概念是属于胡克的，但他缺乏牛顿那样的数学才能和逻辑推导能力，所以没能明确提出万有引力的公式。如此一位天才人物就这样与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失之交臂，甚至致死都没有得到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哀。后来库恩将这个时期发生的科学革命“视为一系列发生在具体科学内部的、在相当程度上相互独立的较轻微革命的综合过程”。在这个综合过程的诸多较轻微革命中，都有罗伯特・胡克这个科学天才的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2] 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3] 林德宏著：《科学思想史》，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8第97页。

[4] 林德宏著：《科学思想史》，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8第97页。

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4篇

古希腊哲学的主题是获得关于宇宙万物的必然性或规律的认识。古希腊早期哲学就已经提出本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被称作“始基”，就是说明世界本原是什么。巴门尼德是本体论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个将“存在”看作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体论思想的形成、繁荣与衰落构成了古典哲学兴衰史的一条主线。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起源于“存在”这个概念，因而该问题是本体论这一概念的问题的核心。

一、巴门尼德的“存在”

巴门尼德他是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哲理长诗一开篇，巴门尼德就借女神之口为众人指点迷津，希望把人们从黑暗带到光明中。我们的认识面对着两条路，一条是“真理之路”，一条是“意见之路”。“真理之路”以“存在”为对象，“意见之路”则以“非存在”为对象。“非存在”不是不存在，而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自然事物。在巴门尼德看来，只有存在是可以思想和述说的，因为它与真理同行。因此，知识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存在之路。巴门尼德把以往的自然哲学都看作是“意见之路”，他现在做的是使哲学走上“真理之路”。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把寻求知识做为最高的理想，但是在自然哲学这一领域却难以达到这个高度，因为它局限于感性的经验和崇尚本原的无定性中，这使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为基础的知识成为不可能。如果说以泰勒斯为首的自然哲学家所追问的是时间在先，那么巴门尼德则扭转了哲学的方向，他追问的是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即“存在”。

巴门尼德关于哲学的研究与论述是希腊哲学的转折点，即便它的意义直到苏格拉底之后才得以显现。巴门尼德他对哲学的贡献有很多。第一，划分了两个世界。即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这为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方向。第二，将“存在”定为研究对象，这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第三，区别于自然哲学家的武断地判定与宣称，他使用逻辑论证的方法，这使古希腊哲学开始向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第四，关于“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这一命题确定了理论思维或者说思辨思维的基本形式。

但是，尽管巴门尼德的思想为后期西方哲学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当时却并没有被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他的思想在当时非常新颖、深刻，但与自然现象的千变万化相抵牾，所以，他的思想就很难被同时期的哲学家们所接受与理解。

二、苏格拉底的概念论

苏格拉底对本体论哲学的贡献在于他将巴门尼德所确定的一般的原则落到了实处，将它具体化为“是什么”的问题。

关于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在苏格拉底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自然哲学其实就已经陷入了困境。而苏格拉底用“德性即知识”来阐述获得知识的可能性，而以“是什么”的问题讲解获得知识的具体途径。

根据柏拉图的记载，关于苏格拉底的对话大多是以追问“是什么”为主题，例如，什么叫作勇敢，什么是节制，而什么又是正义等，但他追问的并不是具体的和特殊的事物，而是其本质。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要求认识的是一事物成为其自身的本质，他所理解的知识是对事物普遍的本质认识。在柏拉图记载的关于苏格拉底与智者希庇亚讨论美是什么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二者分别代表理性和感性，当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问题集中在“是什么”上的时候，他就把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在了怎样从感觉经验中归纳抽象普遍概念。

从表面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主要是从逻辑学的意义上区别澄清与道德相关的某些概念，实际上它也是具有深刻的本体论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苏格拉底所提出的“是什么”的问题，为整个西方哲学史确定了方向。同时，苏格拉底对于概念定义的探索也促进了柏拉图理论的产生，不过，他没有将普遍存在的东西从特殊事物中抽离出来，而苏格拉底的这种思想被称为“概念论”。

由此可见，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从“存在”到“概念论”，古希腊本体论的思路是越来越清晰了。

三、柏拉图的“理念论”

柏拉图继续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以及苏格拉底的概念论，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本体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念论。理念的基本定义是“由一种特殊性质所表明的类”，但它并非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实在。柏拉图认为，每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事物是多，理念为一，理念作为万事万物最根本的根据，是最完美的整体。因此，理念不会受到别的事物对其的影响，而且，理念和理念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因为理念是单独的自身的存在，不依靠他物，不变为他物。个别事物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而理念是永恒不变的，是必然的、绝对的存在。在理念与事物的关系之间，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万物的根据与原因，事物是理念的派生物。他通过两种方式来证明理念的派生。

一是分有，一是模仿。分有即具体事物分有同名的理念，模仿则是造物主根据理念进行创造具体事物。二者的区别实际上是有无造物主的区别。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柏拉图两个世界的理论发展了巴门尼德的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所谓的非存在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因此，比巴门尼德的思想更有深度。

柏拉图的思想涉及概念与事物的关系问题。他所说的理念论实际是为了解决知识的问题，但是他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后期柏拉图对他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理念论的矛盾即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对立是无法克服的。晚年的柏拉图虽然苦于无法解决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他认为就知识而言绝不能放弃理念论的立场，因而他更关注的是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尝试进一步说明理念世界的统一性。

四、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是以“存在”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他甚至把以“存在”为研究对象哲学叫做“第一哲学”，后世的人们经常由此出发来确定哲学对其他科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在研究应该如何认识“存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而认识事物的关键在于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能够认识事物的“是什么”，而认识“存在”也应当如此。可是，在实际中我们却不能够像认识具体事物“是什么”那样去认识存在“是什么”。因为认识一事物“是什么”其实就是给该事物下定义，而我们所谓的“下定义”就是通过形式逻辑“种加属差”的方式对其做出规定。所以，我们无法认识存在“是什么”，只能够认识存在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存在的“存在方式”。我们知道存在有两种存在方式，即“偶然的存在方式”与“本然的存在方式”。举例说明“这位老师是有德性的”，“这位老师长得很漂亮”，这些都是表述一位老师的“偶然的存在方式”，因为一位老师的“本然的存在方式”是具有她本该具备的知识技能，至于她有没有德性，长得漂不漂亮，与身为老师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本然的存在方式”就是存在本身必然所拥有的存在方式。于是，亚里士多德就将形而上学的任务确立在研究“存在”的本然的存在方式上，也称之为“范畴”。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关于事物的十种描述方式，也就是十个范畴。这十个范畴是最基本的。在这十个范畴中，有一个范畴最重要，它就是“实体”。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规定，“实体”指的是事物的“是什么”，或者是事物的“是其所是”，相当于我们说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关于事物之外存在着分离的理念的观点，他主张具体个别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后来经过研究，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个别具体的事物还可以再分析，可以分为质料和形式。这就需要再追问在个别事物中，究竟是质料还是形式是第一实体？在具体事物中，质料是处于生灭变化中，因而是不可定义的，而真正定义的是事物中的形式。所以，“形式”是第一实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实体善，唯有理性才能把握善，就其最完满的状态而言，理性与善是同一的，当然唯有神是这个同一。尽管我们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实体的学说称为“神学”，但他所说的“神”并不是后来基督教的人格神，而是指最高的实体、最完满的现实性、最高的目的。

自然哲学的基本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运动训练；自然哲学；生命；力；系统；辨证法

对于世间万物的考察，我们总是会问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是一种思辨的方式、探察的途径和认识的基础，任何理念、学问和知识都需要经过这种理性的审视过程，才能最终成为普遍知识得以留存。当我们考察“运动训练学”时，也同样会问到运动训练是什么？它该如何认识？它有什么价值？训练真的存在吗？训练何以可能？……这实际已经让我们置身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中，去理解“运动训练”这个主体词汇的中心意义、实践领域和外在现象。运动训练是实践性、操作性和技艺性的学科，它以“人”为中心进行着实践改造活动，从而使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和行为的人整合为经验的人，通过跑多快、跳多高、力多大、游多远等等现象，反映出人参与运动训练的存在价值。运动训练是一种生成的力量，它实际是一种生产，生产体能、成和荣誉，生产着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尊严和自由。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运动训练与人自然本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人自身能力的某种改造活动，成为运动训练得以长久存在的始因。人的生命自然、肉体自然和能力自然，成为运动训练的活动对象和改造结果，其中必定透射出一种“自然哲学”的总体观念，并成为运动训练实践的哲学基础。

1.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中反映出自然的理念，揭示着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其使命就是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科学意义。“自然哲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主要内容包括自然存在论、自然演化论、自然人化论和自然价值论等四个方面”。自然哲学是本原自然、人工自然和自然人的本质、规律、性质和关系的哲学，围绕着自然科学中的有机联系、动态演化、系统结构、生命发展和自组织规律等理论命题进行思辨、探索、质疑和研究。

自然哲学是运动训练的理论基础。运动训练遵循着自然人的生命发展规律，以整体视角切入到对人竞技能力的改造活动之中，其中力学、生理学、系统学、人学、行为学、组织学、营养学等等，构成了运动训练庞大的学科体系。而在此理论建构过程中，如何建立起运动训练对自然人的辨证哲学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运动训练是对人自然本性的加工过程，所以，自然与人合并为一个被改造的客体，而主体依旧是人本身。在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运动训练完成了对人竞技能力的改造，这不仅使人自然能力提升，同时使人在社会中获得新的生成。在运动训练的实践范畴中，人与自然建立起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人的动物本性、社会属性和主体追求，化解为马克思所提出的“人化自然”观。人生命能力的自我显现形式，在运动训练中获得了认可和尊重，对运动纪录的追求、保持和超越，成为人自然存在的永恒确认。

2.自然哲学的认识：训练缘起

人作为主体存在的认识尺度，对于事物的起因总是会问为什么，这是探索世界的动因，也是人实践改造能力的价值体现。人因何需要运动训练，训练能带来什么，训练有什么价值，这些都牵涉到训练的起因问题，毕竟运动训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人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产物。卢梭谈到：“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现代人和野蛮人进行徒手搏斗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野蛮人将身体能力运用自如，而现代人得了运动缺乏症，在强大的思想背后却是可怕的身体危机。为此，人在社会进程中寻找到唯一拯救的途径：体育，将身体训练作为对抗生命虚弱的唯一救命稻草。

在历史中，希腊区域的克里特、迈锡尼和斯巴达人进行着为军事准备的身体训练，而后这种习俗进入到宗教、节庆和文化领域，并成为希腊人祭祀天神的赛会制度，从而身体训练荣登社会文化的高雅殿堂。为参加泛希腊竞技赛会，职业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出现了，身体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冠军、证明勇气和展现实力。在这几千年的时光流转中，过去的人们与现今的人们都痴迷于对运动明星的崇拜，这其实就是对远古运动经验的回忆。

在此，当我们排除训练、竞赛和荣誉等单一因素，将运动训练设置在生命存在的高度，发现这种身体训练是在为生命抗争所做的必要努力。生命存在的形式是运动的过程，而人却逐渐走向反自然的道路，运动缺乏症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运动训练正是一种补救的措施，即使只局限于少部分人的身体训练，也起到了模范榜样的效应。因此，运动训练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人是自然物，它是自然发展的最高产物，也具备自然物的基本性质”。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人的自然属性和身体的动物本性，身体运动需要时刻牢记，身体训练是寻找野性的唯一途径。于是，运动训练寻找到自然与本性、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传统与习俗、种类与个体需求之问的联系，自立于社会文化的存在空间，成为心灵向往、回归本真、获取自由的自然存在。

自然存在物总是有其道理，它存在就不会不存在。爱因斯坦认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并鼓励在科学研究中运用因果关系来考察事物的各种现象。运动训练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体训练，是对人身体运动能力的训练，它的目的在于体能强化、技能展示，从而获得竞赛成绩、荣誉和尊重。运动训练在人类实践交互活动中产生，是随赛会、竞赛和节庆活动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产物，与杂技训练、舞蹈训练一样，是身体能力的一种本体感知，但又与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舞蹈在于舞动，杂技在于奇动，游戏在于悦动”，而训练本质于身体运动，是对身体能动的实践改造过程，目的在于体能的增长、体质的增强，并以竞赛夺标的形式表现出来。为此，运动训练在知识的领域中，已经获得独立存在的空间，对它的探索成为实践科学的必然选择。

在学科知识分化、细化的现代社会，需要对运动训练理论进行更为细致的认识和研究，用以满足训练实践的不同需求，由此，训练学探索的帷幕才得以真正开启。在本体论中，运动训练各个理论环节的概念、范畴和关系需要得到确立，定义需要得到梳理，是与非的问题需要进行争辩。在目的论中，我们不知道自己能跑多快、跳多高、投多远，人给自身设定的生理极限成为未解之谜。在价值论中，人类面临种群机能退化的情况下，需要用身体运动来延缓这一进程，获得必要的野性回归。在认识论中，我们需要建立运动训练的知识体系，寻找训练原理、规律、方法和途径，用以回答为什么训练的问题。在方法论中，训练实践中的内容、负荷、途径需要明确，训练的器械、数量、程度、步骤、时间和范围需要设计。这些都涉及到运动训练的理论问题，也是训练实践中的知识环节。从早期的《运动员的基本训练》《田径》《运动员手册》，到《训练学》《运动训练分期问题》《运动训练原理》，再到《运动训练学》《项群理论》以及《竞技体育学》的出现，都体现出一种科学探索的趋向，从中都透射出一种自然哲学的思想和人体自然观。

3.自然哲学的基础：训练理论

对运动训练问题的终极探索，人们不可能回避其中哲学问题的辨识，它不仅关涉经验的考察、事实的整理和现象的关系，还包括逻辑范畴确定性的理论问题。运动训练不是机械的刚体运动，而是对象性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能力的集中反馈，需要完成身体内在吸引和排斥能力的统一。人运动的本质，就是在抗拒阻力的过程中产生的，内在矛盾转化为外在表现，外在对抗映现出内在积累，运动体现出物质矛盾对立的关系。训练就是将身体运动的过程系统化、规律化和科学化，使个体经验总结为普遍知识。在自然科学的哲学体系中，康德将一切自然科学原理放置在思维的逻辑原理中，认为“在四类范畴中，量、质、关系和模态之下，必定可以产生出某种一般物质的普遍概念，甚至所有的规定性”，在经验的确定性中，物质体现出绝对的完满性。在对运动训练的认识中，这种从经验知识中产生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自然现象的理论标准，为运动训练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考。

3.1量的说明

量，是反映事物本质的重要理论范畴，使事物可以通过大小、多少、长短等外在形式进行表象。它是外在于事物的一种存在性质，可以用数字形式进行表达。量是一种可变化的规定性，事物不会因其变化而受到本质的影响，但对事物进行认识，量却给出了具体的参照性，连续与分离、时问和空间、吸引和排斥、增加和减少，都是量所构成的理论环节。在训练实践中，“量”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教练员的训和运动员的练，从“三从一大”的训练实施，到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训练，量是一个连续施加影响的过程，它反映出训练尺度的实际效能。过量导致运动损伤，少量导致训练不足，积极必要的适量和足量才是正确选择。运用训练手段对机体施加影响的过程，人体会产生运动适应性，即在适宜训练负荷下，疲劳与恢复之间产生良性循环，机体运动水平、质量和能力逐步提高，量的改变促使训练发生质变。在运动训练中，时间、空间、次数、重量、距离和强度等量的因素，最终都反映到运动负荷之中，通过量的变化催使竞技能力获得提高。量在时间上连续，在空间上延展，使训练操作的实践手段均会落在量的变化中，量的本性在数字中映显，“量被证明是对质的一种返回”，在量的基础上质被独立出来。

3.2质的解释

质，是与事物具有同一性的规定，是一种纯粹的存在。质用来反映事物的直观面貌，用以解释生成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质是事物普遍性的根据。质和事物的本性相联系，是内在性的反映，是自身的知R属性和形式成因，存在于实体内部的深层结构之中。运动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本性。运动训练以身体运动为基础，同时又以身体训练为内容，在此，质的部分是运动还是训练？这关涉到本学科的基础内涵建设。运动是存在的理由，在身体运动中一切经验性的现象，都转化为学科知识的实践依据，身体运动成为运动训练的内容和表象。训练是存在的根据，身体训练使无规则的运动变成有规律的实践体系，知识最终得到验证和总结，身体训练成为运动训练的主题和理由。身体运动，只要是人活着就在发生，身体内在运动时刻进行着，生理生化、医学保健、营养恢复都以此为对象。身体训练，偶尔局部地进行着，它需要有特定的时空环境，以“完整的人”为训练对象进行，训练的开展需要有外部条件。在运动训练中，运动和训练哪个更为基础和本原？回答是：训练，它是本质和原因。以运动训练作为复合对象来考察，训练体现出质的本真含义。由于训练的存在，身体运动成为研究的对象，训练的制度化、规律化和科学化，使运动训练的价值凸现，训练深入到经验的本质内核之中。

3.3度的考证

度，就是恰到好处，即：尺度，来源于生产关系之中。“度，首先出现在人类的生产一生活中，即实践一实用”，代表着生活经验和技艺创造。人依靠经验存活，“度”与人类生存有关，是对理智的运用。“度”是调整、变化和实践的因素，讲求分寸、火候和程度，在人类实践经验中是认识的一个重要范畴。理性的适宜成为“度”的延伸，“度”就是合理性的体现。在运动训练中，“度”展现出正确性、准确性和适应性，是训练的重要准则，这让训练目标、竞赛成绩成为“度”的结果。赛跑中的起跑、跳高中的过杆、射箭中的靶心、投掷中的角度、游泳中的入水、球赛中的得分和艺体中的柔美，都反映在“度”的实践运用之中，“度”让训练竞赛的感受、经验和认识，成为实践判断的标准。在竞赛规则的约束下，所有运动都是有序进行的，这就需要掌握“度”的原则，并成为实践理性的基础。运动训练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训练方法的选用、训练过程的调控、训练负荷的强度、训练周期的安排、训练恢复的节奏、竞赛战术的制定等内容，都与“度”产生着直接的联系，“度”调整、理顺和巧用着训练中的各种关系。“度”是对训练活动的实践把握，在自由的、动态的和行动的结构中，“度”的理念使训练保持着一种正确性和方向性，让训练走向科学发展的轨道。在人的实践经验中，“度”是运动训练认识的重要维度。

3.4力的表达

力，是自然物质最基本的存在形式，是运动得以产生的始因。“力”在相互关系中得以呈现，而“力”本身却体现出一种无限，成为哲学内在性的依据。“力”是对潜在性的一种发挥，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经常在各种场合谈到：吸引力、排斥力、重力；电力、水力、磁力；记忆力、想象力、意志力；能力、动力、气力等等。力在认识中表达着多样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思维形式。而什么是原初的力，或者力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却感觉到自身认识的局限性。牛顿谈到“理性的力学，旨在研究某种力所产生的运动，以及某种运动所需要的力”。运动现象中的自然力、推动力和生命力，成为自然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运动训练实际就是“力”的反映，在力与力的相互作用中，将运动员潜在的竞技能力给挖掘出来。运动是事物普遍的规律，训练是主体能动的结果，“力”诱导出生命力的无限形式，人体极限能力在“力”中得到证实。“‘力’是生命活动的基础，生命力是人存在形式的反映”。在“力”中，生命形式得到超越，运动训练所追求的最佳成绩、极限能力和运动纪录，就是对“力”的回返，是积极主动的生命力的自我呈现。在运动训练中，对人生命能力的走、跑、跳、投、游、握、攀爬、支撑和悬垂的强化训练，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未知的探觅，生命需要“力”的永恒运转，才能获得主体存在的实在感。在“力”的存在形式中，运动训练获得内在性和外在性的统一。

4.自然哲学的辩证：训练观念

辨证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的理性审视。物质、运动、时空、系统和规律之间，都潜藏着辨证的逻辑关系，技术经验、实践行为和自然本性中，都存在着辨证的思维图景，自然辨证法提升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水平。运动训练是人感性的实践改造活动，在人工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与本原自然的联系，人的身体成为焦点。身体运动和身体训练是运动训练中的实践常态，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在本质与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有序与混沌、对称与无序中，表达着物质内部固有的矛盾变化形态。这些思维范畴的表现，在运动训练中同样也存在感性的唯物空间。“感性的现象不是客观的现象，而仍是主观的现象”。运动训练以感性的实践为基础，在运动的因素和训练的前提中，反映出唯物实践论的理论要求，使存在、变化和运动扬弃为知识的洞见和认识的尺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告诉我们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揭示出物质运动变化的自然规律、过程原则和唯物观点，可以为运动训练理论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运动训练中反映出物质、力和运动的转化形式，辨证分析、系统考察和逐步推演，可以得到运动训练哲学中真的知识。

4.1质量互变的规律

在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中，质是纯粹存在的起因，是物质能够称其为某物的内在规定性。而量则是外在于物质的性质，不作为同一性来规定事物的本身。量是可变之物，质是永恒存在。可是，量通过增加、减少的关系却让事物发生着质的改变，这使得“量成为了扬弃了的质”，质与量之间进行着转化。质与量两者相互否定，又彼此关联肯定，成为辨证运动的结果。由此，恩格斯补充道“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质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量的增减会使得物质发生质的变化，这在运动的形式中最能直接反映出来。在运动训练中，最突出体现质量互变的规律，训练总是通过量的变化，使运动产生质的改变，竞技能力由此获得了提升的空间。在这一规律中，训练通过负荷、强度、频率的变化，进行量的因素调节，而最终却是为了改变质的结果。

训练的目的在于质的提升，即运动成绩的提高，并通过竞技能力的具体改变体现出来。由此，竞技能力中非衡结构补偿、木桶、合金、积木、胶泥等理论模式应运而生，寄希望在量变的不同形式中寻找质变的因素，为训练成绩的提升打开理论空间。在质量互变规律中，为运动训练提供以下理论参考：第一，训练质基点于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训练量取决于运动负荷、次数、强度、时问等因素。第二，训练质变是相对的，可变也可不。而训练量变是绝对的，时刻发生着改变。第三，训练质变是由训练量变引起的，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结果。第四，训练量变是由训练质变推动的，质变是量变的起因，量变是质变的适应。第五，训练质量互变，质变是由量变增减产生的，当新的质形成后又需要与新的量结合，并开始新的变化过程，即竞技能力螺旋提升，在动态变化中追求最佳成绩。运动训练是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人体机能的生物适应性，以自然生命观为前提，考虑训练质与量的互变因素，辨证统筹规划训练安排，从而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4.2对立统一的规律

矛盾的斗争性是世界存在的普遍形式。早期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斗争是万物之父”和“一切皆流”的辨证观。世间万物的存在、变异、对立和生成都有其特定的规律，事物的统一与多元之间是持续运动变化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形式。列宁认为“多样性不仅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它的统一”。多元与统一不是对立存在的范畴，而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互补的状态，多元性离不开统一性的束缚，统一性离不开多元性的衍射，它们相互制约、依存，保证事物合乎规律地生成和发展。在运动训练理论中，一般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在实践运用中就牵涉到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两者对于训练是综合运用，而不能有失偏颇相互曲解。一般训练从整体、总体和统一的方面认识训练规律，而专项训练从部分、个体和多元的视角对待训练原则，使得训练理论既有共性的普遍规律，又有个性的发挥空间，保证了训练理论发展的活力。

在此理论基础之上，人们依据训练内容确立了体能训练、力量训练、耐力训练、速度训练、心理训练等；依据时间设计出周期训练、区间训练、版块训练、单元训练等；依据训练环境创立了高原训练、亚高原训练、平原训练、高温高湿训练等。此外还有训练方法的差异、训练目标的区分、训练过程的监督、训练负荷的调控、训练能量的供给，都需要考虑训练对立与统一之问内外在变化的关系。多种训练理论的互补渗透，不仅丰富了运动训练的理论基础，同时发展了实践环节，使得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依存。如同，有氧与无氧训练是耐力训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二元”之问对立的僵死关系，两者都是促进竞技能力提高的训练形态。在竞技能力中，体能与技能之间也不存在矛盾的对立，更不是形式与内容上的哲学联系，而是与心理、战术、智能并列的基本部分，是实现潜能的因素。训练的统一性要求我们，理性看待系统内的部分，而不能将人体割裂成肢体进行认识，生命的总体性关怀才是训练认识论的基础。在辨证的对立统一观中，机械论不适用于对运动训练规律的把握，矛盾互补的生成变化才是解决方案。

4.3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否定是对肯定说不或无，但是否定之后的生成，却又变成了肯定，于是黑格尔理解为“否定之否定”，这就变成了辨证扬弃的肯定，成为了确定的“有”。“有”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态度，“有”才能显现、察觉和认识，运动训练是一种“有”的形式。而训练该如何“有”呢？自然物质、思维观念、和人工建造中，都没有运动训练得以认识的基础，只能在“人为”的途径中，才能确定训练的由来。运动训练是人实践行为的产物，是对身体进行改造的结果，这一改造的过程充满了竞技能力提升的空问。对肯定的内容进行否定，从而形成新事物的观念，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辨证态度。在否定旧有运动成绩中，创建新的运动目标，获取新的训练成绩，是训练所追求的最佳状态。

训练过程中总是融入这一辨证思想，时刻产生的运动变化，就是对过去运动能力的否定和扬弃，当符合训练规律时，竞技能力进入正循环，成绩提高；当不符合训练规律时，竞技能力可能不增长或负增长，成绩倒退。于是，训练计划必须紧跟训练实际，在动态调整变化中，适应运动成绩增长的规律，以实现竞技既定目标，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生成和运动必然存在着界限。没有一种运动是没有界限的，一切运动都有个目的或终点”。这就是运动变化的起因，当目的达成后新的目的随即产生，于是，训练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轨道之中，否定奠定了肯定的生成基础。在运动训练中，人体不是机械的永动机，运动变化能力的此消彼长时刻发生，这就需要对各训练环节、部分和细节进行深刻的认识，将时刻变化的因素汇集到竞技能力的提升之中，将运动潜能发挥到极致。运动潜能是未开发、未转变和未实现的能力，训练就是为了调遣能力，将其转化为现实的运动成绩。在正、反、合的变化轨迹中，必须重视变化、变易和变动的基础，对训练中变化因素的掌控和调节，是达成新训练目标的条件。因此，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仅是在论述肯定，而且是动态变化中的肯定，将事物运动的固有属性作为认识的基本原则。运动训练本质于动态变化，训练成绩的提高，也是在否定旧成绩的基础中螺旋上升的结果，因此，建立训练逻辑的辨证观显得尤为重要。

5.系统科学的价值：训练思路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固有属性，是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谈到“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运动、变化和联系使运动训练成为一个过程的实体，复杂、矛盾和对立将训练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训练行为涌生为组织化的集合体。训练行为中充满了科学规范和因果联系，并非盲目的、机械的和线性的实践操作，而是灵活、多样、变化和开放的组织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系统乃是事物的质的内在依据和外在表现的统一”。训练系统的层次、Y构、功能、要素和范畴，是相互依赖、联系和作用的因素，使训练显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实践状态。训练的质的表现，来源于系统内在整体性的反应，训练“系统是非孤立性的”，是各种训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训练目的的行为反馈。

系统是事物的内在组织形式，一切事物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运动训练也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是一门完整的实践操作学科，从理论到实践、概念到范畴、本质到现象中，都具有内在的独立性和外在的开放性，集中体现出人实践改造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哲学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运动训练坚持实践唯物论的观点，辨证、批判地看待训练中的实际问题，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训练原则。在对训练问题的普遍认识中，整体和部分、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偶然和必然、支配和服从、有序与无序、合作与竞争、封闭与开放等，都离不开系统理论中的辨证逻辑，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训练实践的系统观得以建立普遍原则，训练目的行为成为人生命行为的一部分。

系统是一个整体模型，但却不是物质形态，不能直接观察到，但却能在理论模型中建构出来。贝塔朗菲在考察系统原理后，建立了一般系统论的自然模型，用以提供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运动训练在其系统中，就存在一般训练理论、专项训练理论和项群训练理论的基本构架，用以解释系统内部的各种理论问题。在运动训练系统内部的实践层面，训练本质（是什么东西）、训练认识（为什么去练）、训练方法（用什么手段）、训练价值（有什么用处）、训练原则（有什么规律）、训练负荷（练多少量）、训练安排（怎么去练）等等，则是将训练操作系统的功能进行梳理，建立理论与实践之问的内容对接。在运动训练系统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揭示训练系统中的层次结构。一，训练形式因。是训练的内在本质，揭示训练得以生成的起因，可以用人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行解释。二，训练质量因。是训练的外在结果，呈现训练过程的外部联系，可以用人生命行为的状态进行描述。三，训练动力因。是训练的存在原则，推动训练发展完善的力量，是训练运动变化的永恒基础。四，训练目的因。是训练的价值依存，指引训练路径选择的方向，是训练追求卓越的目标体现。运动训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处在运动变化的轨迹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持续交换，保证了训练系统的持续运转。运动训练系统是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整体，揭示着训练过程的演化规律，在辨证对立的关联中，体现出整体存在的统一价值。

6.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