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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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第1篇
一、流动人口违法概述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行政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在异地居住的人员。国外一般称为人口流动。而流动人口犯罪，也就是流动人口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在异地实施的犯罪是相对于户籍所在第人口犯罪而言的。
流动人口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稳定的社会秩序，给社会治安带来压力，还严重的侵害了人民人身、财产权益，降低了公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
二、流动人口违法的现状和特征
流动人口犯罪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具有其内在规律和特点的。
（一）流动人口违法率高。有统计显示，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来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为非本地户籍人口所为，杭州外来人口犯罪已经突破了90%，深圳近10年来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非深圳户籍的分别占到98%以上。[1]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流动人口已占据主导位置。
（二）流动人口违法类型呈多样化发展趋势。西安市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乡边缘区域中，制假、贩假、盗窃、抢劫、、凶杀、诈骗、贩毒等几类案件最为突出，犯罪率较高。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大和疏于管理，、、赌博、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绝。[2]
（三）流动人口违法组织性、团伙性强。流动人口相同的地缘感、乡土观念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出于“哥们儿”义气互帮互助，共同犯罪。“如河南虎岗乡李排村砸车窗犯罪群体、贵州稳坪镇爬阳台盗窃犯罪群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地域性犯罪群体作案大约能够占到所有刑事案件的30% ～40%。”[3]
（四）流动人口违法时间、地点具有固定性。一般而言，上下班、节假日期间是流动人口犯罪的高发期。在这些时间段内，人们大多专注于消费、娱乐而放松警惕，流动人员则乘其不备实施犯罪。而为了便于逃跑、提高成功率，往往会选择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如车站、码头、繁华闹市。
（五）违法目标的随意性。大多数时候，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采取东游西荡的形式搜寻犯罪目标，作了案即跑，见机销赃。而且作案的目标相当随意，既可能是见财起意，也可能是见色起心，随时间、环境发生变化。
三、西方犯罪原因理论
（一）犯罪人类学。以恩里科・菲利的犯罪原因三元论为代表，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和社会因素三类原因引起。他将犯罪原因归为以下三类：第一，人类学因素，包括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法律地位等；第二，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土壤的肥沃程度和分布等；第三，社会因素，包括人口数、移民、宗教等。【4】该理论表明各类因素的相互聚集、不同影响直接影响了犯罪的形成。
（二）犯罪生物学理论。包括遗传生物学研究、体质生物学研究。现代犯罪遗传生物学研究认为，犯罪人的犯罪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遗传负因，例如父母、祖父母的精神病、智力低下、性格异常、异常染色体等，使犯罪人在这些遗传负因的作用下形成不良的或者的人格，由此引发犯罪行为。[5]
犯罪的体质生物学学说从犯罪人的身体素质方面探讨生物、生理因素与犯罪人的关系。德国精神病学家恩斯特・克雷奇默在其《体型与性格》中对不同体型的人有不同的人格和气质特点的研究中认为，瘦长型体型的人较多实施盗窃和欺诈，健壮型体型的人较多实施侵犯他人人身的犯罪及性犯罪，另外内分泌异常、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学习能力缺失等因素与犯罪有联系。体质生物学研究摒弃了隔代遗传观点，用更为发达的体质要素来分析犯罪原因，更具有科学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并不是所有类似体质的人一定会实施该类犯罪，这只是一种通过对犯罪现象归纳总结出的原因特征。
（三）社会心理学理论。此理论主要以美国现代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埃德温・哈丁・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为代表，他认为犯罪是在与他人交往中习得的，犯罪人对犯罪行为的学习主要发生在亲密的人的群体中。而萨瑟兰确立的犯罪后天习得论，修正了人是环境被动产物的结论。在他们的理论中，更强调了人与人相互心理影响对犯罪形成的影响。
（四）现代犯罪社会学理论。大致分为五个理论群：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犯罪生态理论，以紧张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理论，以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为代表的社会过程理论，以激进主义犯罪学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以犯罪一般理论和相互作用理论为代表的整合理论。尽管各种理论具体表述不同，但具有一致观点：第一，犯罪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犯因性的社会条件造成的；第二，犯罪行为的模式与犯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和年龄密切相关；第三，社会变迁与犯罪行为有关；第四，技术的发展及社会制度对犯罪有重要的作用；第五，群体之间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犯罪的发生有重要影响。[6]
四、我国流动人口违法原因分析
（一）社会环境因素是促成违法的外部原因，如社会条件变迁、群体影响。笔者认为，犯罪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坏境。如抢劫、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与社会的经济状况相联，、等性犯罪受到社会不良风俗、习性的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其职业特点提供了机会，这都说明了社会客观环境对犯罪起着直接的作用。
（二）生物因素为违法意识的形成提供生理基础。笔者认为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在于有意识、有思想、有主观能动性，其行为一般都有目的性、选择性，在犯罪或不犯罪面前，他们完全有意志支配。所以生物因素只是对某些犯罪人犯罪意识的形成起着推动的作用。
（三）违法心理因素是犯罪的根本动因。现实生活反映了几乎所有犯罪心理都是在追求欲望中形成的。人的欲求包括衣、食、住、行等一级生物和生理需求，还包括安全、归属、独立、自由、荣誉等更高级需求。人们在寻求或低或高的欲求中，采取不同的方式或守法或犯罪。
犯罪原因是犯罪研究中最为根本却又极为复杂的问题，社会、生物、心理等因素混杂，加之犯罪本身的多样化，使得犯罪原因更加复杂。笔者希望通过对西方犯罪原因理论的简述及分析研究犯罪原因对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以期对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韩伟清等.触目惊心的外地人犯罪现状，[EB/OL]2010-09-08。
[2]王桂平、杜跃平、李祯：《西安市城乡边缘区域的特征与发展前景分析》，《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7）。
[3]王大中.流动人口犯罪问题透视[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5）。
[4][5]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M]，2006年版。
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户籍改革制度 人口流动 影响
一、户籍制度改革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使原有的城乡户籍之间的限制被打破，农村户口与外地户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农村及外地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更加明显。而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进程无功的流动人口在住房、衣料、就业以及教育等方面所能享受到的待遇也逐渐向本地居民靠拢，这对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更加有利。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3年，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达到1.34亿人，并以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的速度不断增加。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户籍制度改革下，我国农村人口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流动趋势。
（一）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加
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人口的流动规模及流动速度均在不断增加，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2011年的流动人口总量接近2.3亿人，这一数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7%，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比例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0%，而且随着户籍改革制度的不断深入，相信农村人口流动的数量以及所占比例还会不断上升。
（二）人口的流动方向向发达城市集中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的流动方向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随着我国城市结构的调整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口目前的主要流动方向想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集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城市转移，这就带动了大量中西部流动人口的回迁，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外省务工人员的涌入。预计未来10年，我国重点发展的城市以及城镇化区域将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方向，届时预计将会有超过50的新增流动人口集中到这些区域内。
（三）流动人口以务工为主要目的
2010-2011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从普查的结果数据来看，我国外出经商务工的流动人口总数达到约1.51亿人，因其他原因流动的人口达到约7021万人。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主要以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占到了流动人口总数的50%以上。另外，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上升为2.63亿人，相比上年出现了3.9%的增幅。
（四）流动人口倾向于落户城市
根据相关的报告内容显示，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中，其中约有30%左右的人在城市中居住的时间超过5年，且每年回老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成员为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及老年流动人口的总数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在流动人口中，约有70%左右的人员通过租房居住。居住和子女教育问题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流动人员也更加倾向于定居于城市中。
二、人口流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加，这为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但是这也为城市社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城市中流动人口规模的激增，导致部分城市中的公共资源难以合理分配，尤其是住房问题，大量外来人员对住房的需求，必然会导致城市中房屋出租价格的攀升，同时外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城市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对城市社会的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这些人群收入低、工作不固定，而且没有固定居所，这些人员集中的区域，往往频发治安事件，对城市治安问题带来了严重影响。另外，农村青壮年向城市的大量流动，产生了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对待上述问题，应该建立完善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逐渐放开县级县以下建制镇的落户，原则上，有稳定工作和住所的领取居住证人口均可选择申请落户。同时，进一步放宽地级城市户口迁移政策。对流动人口数量特别庞大的地区，可以根据流动人口的条件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通过合理的控制，引导流动人口的合理分布。通过建立完善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保证流动人口的权利，并逐步实现自由迁徙，并加强执法监督，依法保护流动人口的权益。另外，以居住地为基本单元建立流动人口基础信息库，从而为流动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能够使相关部门更加全面掌握流动人口的信息，提高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最后，应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推动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平衡发展，提高流动人民的安定性，对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结束语
户籍改革制度的不断推进，有效推动了我国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和流动速度的增加，这使得之前，流动人口流向集中以及流动人口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是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并引发了空巢老人以及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对此，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促进人口流动的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第3篇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城市经济增长；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6-0020-02
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步伐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熟，城市人口大量地流入和流出，形成大型的人口流动潮。广东省在2011年的GDP为52 673.59亿元，高居全国各省区市经济产量的首位，同时广东省在2011年拥有常住人口
10 430万人，是全国各省区市人口集中程度最大的省份，也是全国各省区市中流入人口最多的省份，这种巧合关系让人们对人口流动潮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各种遐想。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就曾在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将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相结合，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分别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的工业部门，其中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为城市工业部门中扩大再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人口迁移模型中证明了影响农民做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决策的是对城乡收入的预期差距，在存在很大城乡差距情况下，即使城市中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民也会具有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倾向。
在国内，王德等在研究1985~200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人口流动的关系中，得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对我国十几个省的GDP产生平均1.5%的贡献；段平中在其人口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其过程存在一种收敛性。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很好地阐述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统一证据支持了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个论点。但这些研究大都专注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城市之间的平行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也缺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但在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除了由产业特性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有由政策偏向、机会倾斜等引起的城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匀。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样，这种城市区间的经济不均匀发展也会引起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经济欠发达城市地区的劳动者会产生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的高收入差距预期，从而衍生出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流动的倾向。这部分人群的流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今暂未得到论证。本文将以广东省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结合人口流动的心理要素来分析其原因。
1 实证建模
1.1 样本数据的选取
人们通常由于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学习培训、搬家迁移、婚姻关系、亲友收纳等方式由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而形成人口流动，在此过程中，由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变化更能反应其对城市经济建设的长期贡献作用，因此本文采用户籍迁移人口作为标准界定流动人口，并选用广东省2011年统计年鉴中2010年的各市数据进行分析。
2 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
3 结 论
①广东省人口因素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关联。由表1可知，无论是流入、流出还是本地的人口，与广东省城市经济产量之间的关联度都超过0.7，达到较高的关联水平。就流向而言，流入人口都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成为城市各类行业的劳动主体；同时，人口的向外流出也缓解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降低了福利分享规模，提高了流出城市的边际生产力；本地人口作为城市的源动力，对城市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②留在城市内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离开城市的人口的贡献水平。广东省中留在城市中的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 245、0.8 683和
0.7 214，高于流出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0.7 184。留在城市中的人口通过提供劳动力和带来消费和投资等对城市经济比较直接的贡献，比离开城市人口创造的缓解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和福利分享规模的间接贡献更具有长远而深刻的推动作用。
③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从表1结果来看，不论是省内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还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都高于本地人口的贡献水平，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本地人口在进取心和奋斗欲望等心理因素上都差于流入人口。一般来说，本地人口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本地人具有稳定的未来环境期望，且这个优势越明显，其创造能力越差。相反，外来人口本着为了能改变现状和衣锦还乡的淘金理念，迸发出热情与创造力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
④省外流入人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的贡献水平。表1中，省外流入人口对于广东省城市的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0.8 683，远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流入人口0.7 245的贡献度。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流入人口在心理因素上的冲劲通常会因机会成本的增加而增加，而这种机会成本往往和城市的地理距离及经济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其返回原城市的成本越大，其冲劲越强。其二，广东省作为中国历来的经济大省，其本地人的从商意识很强但是对教育的关注并不高，尤其与山东、江浙等重视教育的省市差距明显，因此，从重教育的外部省份流入的人口在知识积累方面相对本省人口更具有优势，对如今知识化社会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实证结果证明，人口流动尤其是省外流入人口对广东省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本文认为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增长，取消户籍限制制度等人口流动的约束和限制势在必行，才能引导各省区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以更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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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人口流动；地区差距；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C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027-07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低，这客观上说明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三大地带间的分布差距也较大，总体上来看，流动人口大都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发生转移，这也造成了我国流动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的事实。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我国经济增长 的事实已经为我们证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肯定可以对人口的流动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大多数流动人口选择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只有少量的人口流动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给人的印象是，因为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影响了人口流动地区的选择，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最想知道的是，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不均衡趋势是否是构成我国地区差距形成格局的原因之一?②如果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分布不均衡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③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究竟产生多大程度上的影响?本文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敛”理论来研究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
1 “收敛”理论及其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应用
经济工作者们在研究我国地区间收敛的时候一般将地区收敛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其中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体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其中，β收敛是相对产出增量（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的，σ收敛是相对产出存量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的。
相比较而言，β收敛反映的经济差异主要由“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两种情况，其中“绝对收敛”的基点存在于不同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水平的差异上，而随着较贫穷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快于较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使得具有不同初始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最终都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稳态，这意味着在一个样本或经济群体中，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均等化的趋势，最初贫穷的经济体将增长得更快，直到他们追赶上富裕的经济体为止，从长期来看，达到稳态以后，群体中所有成员的人均收入将相同。而对于“条件收敛”来说，各个成员最终将收敛于自身的稳态，并且其成员之间的稳态可能彼此不同，因此，即便是在尝试之中，不平等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不同经济体的相对位置也会存在下去，换句话说，富裕地区仍将保持富裕，贫困地区仍将保持贫困。“条件收敛”的前提是收敛的发生反映了经济体结构性差异的变动，经济体的福利改善与区域结构性因素的差别密切相关，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变量的外生性。
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学者们成功地借鉴了“收敛（convergence）”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实际中来，本文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也借用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事实上，“收敛”是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学概念，其实质是验证在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人均收入是否会相互趋同。从时间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对收敛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国家间的收敛开始的，国外一般的研究结果大致认为经济增长在国家间具有收敛特征，一般是以“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的形式出现，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长时期的范围内会相互收敛或者趋同［1］。除了研究国家间的趋同外，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收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基于国家内部的区域间具有的三个特征：首先，尽管地区间存在着技术、偏好、制度方面的差异，但相对于国家间的差异来说，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显然要弱得多；其次，要素在区域间要比在国家间更具有流动性，而这可以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最后，各个地区都面对同一个政府，中央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对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变动会产生境况迥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恰恰就是研究者感兴趣之处。
客观上来说，在1990年以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的趋势，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2］，这与林毅夫等人［3，4］的发现稍有区别，林毅夫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1986－1990年间，中国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1990年以后的上升幅度略大，1990年基尼系数只有0.241 4，到1995年已上升到0.274 7。一个比较一致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性。
一般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间经济增长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现象［5］，而从中国经济的整体来看，1978-1990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据此，国内部分学者经过研究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情况之后认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的特征；更进一步，蔡和都阳（2000）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们注意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都存在收敛现象（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但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差距却扩大了，他们在研究中控制了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率等变量后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
2 人口流动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理论回顾
尽管已经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有所了解，但是，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这种收敛的结果如何产生影响我们尚不清楚，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研究文献有很多，但更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探究人口流动是否是构成地区收敛原因的讨论上。
2.1 国外的争论
国外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趋同）影响问题的研究上争论较多。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就非常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但对美国1800-1990年间的州际数据研究后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绝对收敛的特征。此外，Barro和SalaiMartin［6,7］在利用美国1900-1990年的数据，日本1955-1990年的数据，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1950-1990年的数据以及英国1960-1980年的数据作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人口流动不能作为这些国家地区收敛的解释变量。尽管后来Barro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人口流动的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Puga［8］用垄断竞争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人口在自由流动和完全不能自由流动情况下贸易成本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但是却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内（如中国）贸易成本很低情况下，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矛盾。但是，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9］，而恰恰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往往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产生引导性的作用，从而才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后果［10］。
因此，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肯定存在，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影响的原因可能恰恰表现在技术手法上。Taylor和Williamson［11］引进了一个技术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打破了常理，在提出“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收敛情况会怎样？”的问题后，他们研究了1870-1910年发生了大量移民的17个国家的收敛情况，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贡献达到50%，这就说明：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有决定性的作用。
2.2 国内的争论
国内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影响的研究上结论基本一致：认为人口流动确实对地区收敛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效的缩小了地区的发展差距。针对Barro和SalaiMartin的研究，姚枝仲认为美国州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没有成本，而跨国人口流动却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这种人口流动程度的不同是造成Barro和SalaiMartin结论有偏的根本原因。他利用Taylor的技术手段研究指出，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贡献大约为12%，最后他得出结论：劳动力流动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王德等人［12］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法，研究了1985-2000年间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认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使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他们还验证了省际间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形成确实起到延缓作用。针对Puga模型在中国应用的失效，范红忠［13］将其解释为Puga模型假设条件的极端性所致，即Puga模型要么假设人口自由流动（成本为零），要么假设人口不能流动（成本无穷大），而这两种极端情况在我国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基本很少见。刘强［1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规模的劳动力区际流动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Lu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王小鲁［15］ 也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GDP差距。
但是，林毅夫［16］在研究了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后发现，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地区发展差距之间不存在太大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弹性值为0.197），他认为，由于推动地区差距的其他影响力量的存在以及我国对劳动力区际转移的限制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地区间迁移对地区间增长收敛的影响作用是不充分的。
3 我国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检验
显然，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分别得出的有关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产生影响的程度肯定也不同，本文下面的内容将应用要素分析法来检验我国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的影响及其程度。
3.1 “收敛”假设检验的分析模型
要检验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必须要应用到经济增长模型，目前较公认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所谓的四要素度量法，即认为总产出由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投入份额和贡献率决定。生产函数表示为：Q=AKαLβHγ，其中Q代表总产出水平，K代表累计的物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因子。我们承认，国内外在对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关系上尚存在诸多争论，因此，为了验证人口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地带内、地带间收敛特征的关系，我们改造了生产函数的模型，先从简单入手，构造了如下的模型（1）分别对三大地区内部各省份进行回归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是按照李玲(2003)［17］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方法基本与大多数学者的划分相同，因而比较符合实际。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我国三大地带的划分与此种划分方法有较大出入，但是我们不准备按照这些方法重新验证数据结果。
ΔGDPi=C+αln(GDP78i)+βXi+μi(1)
其中，ΔGD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人均GDP真实增长率，ln(GDP78i)表示各省份1978年人均GDP的真实值，代表初始发展水平，其中Xi主要包含有ΔInvesti、ΔLabori、ΔMigrapopi、In(MigraPop78i)、Eastarea、Westarea等选择性解释变量，此外，ΔMigrapopi表示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净迁入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率，1978-2003年期间各省份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变量用ΔInvesti来反映，各个省区劳动力（以从业人员代替）平均增长率以ΔLabori作为解释变量，而用In(Migrapop78i)来衡量人口迁移的初始水平，它具体反映的是1978年各省份人口净迁入数量的对数值，此外，我们还引入了Eastarea和Westarea两个分别反映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那些未被引入的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为常数项，μi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对以上方程的回归，就可以验证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存在，并测算出收敛速度。利用这种方法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Mankiw, D. Romer & Weil等人以及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研究（他们的测算速度大约为2%），但这种方法存在诸多缺陷：忽视参数的非均等性、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测量误差等，在段平忠（2005）的研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并不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性的推动作用，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又知道，人口流动虽然不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却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作用。
3.2 消除异方差后的回归
计算数据见文献［2］中的附表1和附表2。由于我们无法获得1988-1995年间我国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据，因此，在本文的计算中，我们将研究时期分为1978-1987年和1996-2003年两个时期。我们发现，如果采取一定的方式消除这种模型本身的异方差，回归的结果会大为改善，在这里将采用加权回归的方式对模型进行估计。另外，既然已经知道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贡献作用，我们决定用分地区的方式来研究人口流动分地区的不同贡献效应，我们将研究结果放在表1中。
显然，从表1的各项技术统计指标上，我们发现模型的显著水平提高了。进一步发现，回归结果显然仍然支持1978-1987年期间全国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结论：在此期间，全国水平的收敛速度大概为3%左右，而东部、中部、西部的收敛速度分别为2%、7.5%、4%左右，这与前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在此期间地区差距在缩小，但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出现了分化现象。表3的数据还告诉我们，人口流动对全国、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这种负效应对中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再次是全国，但是，人口流动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却是正效应的，这说明，在1978-1987年期间，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的最终受益者。再来看1996-2003期间的情况，首先，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发散的，这说明，不管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扩大，扩大的速度都在2%左右。而人口流动的情况与1978-1987期间类似，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为本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这说明东部地区也是人口流动的最大受益者，这些结论都得到了证实［18］。
3.3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将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与存在人口流动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会发生有趣的变化，我们将这一结果放在表2中。
显然，不管有无人口流动，1978-1987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收敛的（见表3），这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进一步缩小，所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人口流动，全国水平的经济增长应该以2.1%的速度收敛，但是发生了人口流动以后，收敛速度降低了，只有2.05%的水平。这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现实：人口流动对全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达到2.44%，只不过这种影响对一部分地区来说是促进作用，但对另外一部分地区来说却是抑制作用，从而最终降低了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速度，反过来说，就是加大了全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趋异”速度，从而扩大了整体的地区差距。
1978-1987年期间，人口流动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与全国的趋势相同，流动人口对这两个地区收敛效应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02%和23.3%，这说明，人口流动也扩大了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从而使这两个地区内部出现了发展不均衡。但是，我们还注意到，对中部地区来说，有无流动人口的存在对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差别很大，没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4.77%，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7.78%，有无流动人口的影响程度高达63.1%，显然，人口流动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显著地缩小了。
1996-2003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收敛速度也同样受到了人口流动的影响，有无人口流动的影响状况也放在表1中。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在1996-2003年期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无论有没有人口流动都是发散的(见表3)，即：全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在扩大，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差距也在扩大。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77%、-1.34%（东部）、-1.58%（中部）、-3.83%（西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只是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扩大得更明显一些。而在无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63%、-1.60%（东部）、-0.57%（中部）、-3.16%（西部），显然，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较慢，而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扩大得最快。
3.4 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总体来看，在1996-2003年期间，尽管人口流动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但是因为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中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缩小了；尽管东部地区的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加速了；人口流动对全国和西部的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而且也加速了全国和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我们把对两个时期研究的这种结果趋势放在表3中。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散速度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减缓了，这说明，尽管在此期间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在逐渐扩大，但是因为有了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贡献，本地区内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趋势在逐渐缩小，且这种缩小的速度是19.4%。但是，对全国、中部、西部来说，情况显然没有这么乐观。通过表2的数据显示，在1996-2003年期间，不仅全国、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在扩大，而且因为人口流动的影响，这种扩大的趋势在加速。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高度相关，在对1978年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我国的人口流动除了加快1978-1987年期间的中部地区和1996-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并进而减缓这两个地区差距的扩大速度外，对这两个时期的全国、西部地区、1978-1987年期间的东部地区以及1996-2003年期间的中部地区来说，都降低了本区域的收敛速度，即：加速了本区域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这段时间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地，地区差距日渐扩大。三大地带间的地区差距与总体差距的趋势基本相同，在1978-1987年期间，东、中、西部内部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是，1996-2003年期间，中国三大地带内部的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趋于发散的格局几乎一致。这说明：经过2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地区差距、地带差距都在逐渐扩大，国家必须尽早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减缓这种扩大的趋势。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影响的确存在，事实上，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分布的差异变化以及对三大地带经济增长时间趋势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只是这种贡献的趋势是逐渐递减的。我们在对消除异方差后的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贡献效应，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其实对我国的地区收敛影响很大，尽管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但是它为我国地区差距和各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令我们欣喜的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吸引更多高层次的人才参与西部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消除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人口迁移的制度成本将极大地增强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程度，当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与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有关，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将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快城市化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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