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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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条件；适用性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述

战略性贸易政策论者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理论境界上的，他们用国家之间在自然环境、技术、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由于贸易能改善贸易双方的资源配置状况并使双方的国民福利得以提高，所以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选择。但现实的情况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减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这种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前提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结构处于“次优”境地。适当的政策干预，指的是战略性的政策干预，由于国际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

市场份额对各国企业变得尤为重要，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根据对手行为调整自己的战略，可以使本国经济福利最大化。

战略性贸易理论有两个分支——“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性的贸易政策可将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使本国受益。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倡导者布兰德(Brander)和斯潘瑟(Spencer)，借助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结果和手段，创造性地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补贴对于生产和出口的影响，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外部经济”理论是把政府战略性的贸易干预政策看作是追求外部经济的手段。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扶植与保护那些能够产生较大外部经济的产业，即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这些产业由于具有外部性，而这个外部性不能被企业所享有，因此单凭企业的自我决策不能使企业发展到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模。这样，政府就要通过补贴等保护行为使企业发展到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模。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由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建立在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之上，其研究也普遍针对具有众多规模经济产业的发达国家。对于其是否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因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就其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来看，还没有达到历史上发达国家的那种自由竞争程度。总体来看，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不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市场特征。在这种发展阶段，市场不完善的最大特点就是竞争不足，市场未发育完全。但是，以上分析并不等于说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根本不适用，它只是指出了其实施的局限性而已。我个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措施，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其幼稚产业（即民族工业）也有战略性产业的某些特征。但是以往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理论只强调静态的比较优势，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要实现“赶超”，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扶植本国的战略性产业，从而谋求后来居上。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实用性分析

第一，经济体制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国内市场容量及资源条件都为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供了必要前提。一方面,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已经拥有较为独立的市场权利,并追求较为独立的经济利益,其生产经营活动已纳入市场调节的轨道；另一方面，我国已基本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日益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使产品的转移更为便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更小,同时能够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主体行为会日趋规范，市场体系也会更加健全，这将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推行创造更好的体制条件。

第二，市场结构条件。在分析市场结构时，我们用市场集中度这一最基本的指标来反映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程度。一般而言，市场集中度越高，寡头企业支配市场的能力就越强，寡占特征越明显。若以CRn指数为衡量指标，根据美国学者贝恩的定义等级进行划分，中国列入寡占行业的大类企业有4个：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及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已存在一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并且具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第三，规模经济水平。从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虽然总体的规模经济水平高低不等，但是寡占行业还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的，其规模经济水平也高于其他行业。根据“2000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数据可知，2000年，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有39家，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有11家，化学纤维制造业有11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35家。由于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工业区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分割现象，无法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差距，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提高寡占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同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市场需求的环境下，充分利用我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实现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张。

三、政策建议

第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大特色就是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通过政府的贸易干预来攫取和转移外国政府的利润，充分发挥产业间的国际竞争潜力，为本国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产业政策上,可以将那些具有潜在竞争优势、有较大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利益的产业确立为目标产业,如半导体、飞机、钢铁、汽车和化工原料等，从战略高度对它们进行保护与扶持,并且要有意识地鼓励我国厂商大胆进入一些有待开拓的高技术产业,如电子通讯等。同时要在这些产业中实施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的政策、专业化分工协作政策、行业进入壁垒政策、促进企业兼并联合政策,实现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化。在产业发展上,政府一方面要维护有效竞争,防止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保持行业内的竞争活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大的现状，在选择战略产业时要兼顾就业规模的扩大，尽量使规模投入增加的就业人数多于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相对减少的就业人数。

在贸易政策上,要在产业政策的目标产业中主动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保护和扶持一些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以获得潜在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例如：在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的行业,对国外进口可以施加适度的关税实施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转移利润。在国内为完全竞争、国外有垄断力量的行业,也可以采用战略进口政策,从国外企业抽取利润。对于国内外均为寡头垄断,本国出口较多、出口竞争激烈的行业,可以实施补贴的战略出口政策;对具有寡头特征、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国内外企业在本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争夺激烈的行业,特别是一些国内尚不成熟的新兴产业,可以采取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战略,以带来长期动态收益。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制度分析。我们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合的市场主体，进一步完成市场体系，健全价格机制，树立法律的规范机制，加大市场秩序的改善；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水平。引入制度分析，会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需要政府了解大量的相关信息，整个国际市场的信息，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和发展潜力的信息，等等。针对这一点，我国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对企业建立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防止企业非生产性寻租行为的产生；加强民主建设，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避免滥用政府权力和腐败的滋生；加强政府的能力和工作效率，真正为本国的企业量身定做，制定符合本国产业特征和实力的对外贸易政策。

第三，利用WTO有关条款和规则保护自己。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利用WTO规则来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反倾销、反补贴等保障措施是世贸组织赋予其成员在产业发展受到进口产品损害时可以运用的合法保护措施。我国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优惠条款,尽快使被保护的战略性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肖慈方.国际贸易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2］张玮.国际贸易［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胡昭玲.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4］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09).

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微型金融；小额信贷；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7-0033-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结构的变迁，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要中介机构的商业银行与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在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一系列的风险，既有商业银行在进入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微观风险，也有资本市场在面对商业银行的融入进程中所面对的宏观风险。认清风险，同时找出一条降低、化解风险的道路，能有效提高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融合。加快金融体系现代化步伐。

一、我国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现状分析

自从1983年国务院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在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经历了扩大发展、深化改革、改革攻坚等阶段。据统计，在我国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超过80％。

对资金有需求的企业通过向商业银行进行借贷来达到间接融资的目的。即使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企业仍然是以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为主要融资渠道。因为相对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而言，间接融资具有社会安全性较高、保密性较强、可以及时解决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等优点。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制度的逐步健全和融资企业需求的变化，直接融资凭借其筹资规模和风险度不受金融中介机构资产规模及风险管理约束、具有较强的公开性、在市场竞争中优化资源配置等优点，在市场中所占比重呈上升之势。

作为以直接融资为主要特征的资本市场，随着传统业务的进一步优化，相关业务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也为商业银行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使其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合作前景更加广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购买和持有各种有价证券来优化其资产结构。使商业银行便于在充分兼顾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争取最大限度的盈利。因此，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开始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参与者。截止目前。我国共有14家商业银行在A股市上市，其中7家银行在H股上市。

特别是在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9年我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和积极地货币政策，使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贷款余额由2009年初的32万亿元猛增到年末的42.56亿元，同比增长32.99％，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这时，商业银行就可以借助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增加其资本充足率。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依托资本市场，完善其自身功能，逐步完成由“信用和支付中介”向“全面金融服务机构”的转变，进而丰富了资金清算结算、金融资源配置、金融风险管理和国民财富管理等方面的功能。

但是。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在组织结构层面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势必会给二者带来运行机制的变化，产生新的风险因素。在银证融合的情况下，在金融业传统风险因素之外。还可能由于金融体系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产生风险分布和作用机制方面的变异。例如，以信用风险为主要风险特征的商业银行，将可能产生其他类型的风险取而代之。此外，资本市场在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和庞大支付结算网络的商业银行进入后。任何商业银行出现风险，势必会影响到资本市场上银行板块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资本市场的波动。从下图可看出，沪深300指数变化趋势与银行股指数相似，且略微滞后于银行股指数。

二、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所面临的风险

(一)商业银行上市导致的风险

商业银行上市面临的首要风险就是能否成功上市，即上市失败风险。引发该风险的关键性因素就是IPO定价难题，如何合理确定IPd价格对商业银行具有重要意义。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股票IPO定价主要被两个方面决定，一是股票的内在价值，二是合适的IPO发售机制以充分发掘市场需求。由于计算模型的局限性和上述因素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上市过程中的IPO定价可能存在抑价现象，一旦出现定价不合理，就存在着不能实现新股销售的既定目标，难以满足筹集资的需求，导致发行失败的可能，最终付出高昂的成本。

其次是声誉风险，即在上市过程中，商业银行所出现的意外事件对自身的不利影响。商业银行同其他上市企业一样，将成为投资者所关注的目标，同时外部审计、评级机构的进入。将会使信息披露大大增加，导致原先潜在的问题得以暴露。虽然这些问题的暴露能及时化解商业银行的潜在的风险，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问题的暴露必将削弱对该即将上市商业银行的信心，进而影响对其股票价值的评估。最终也波及到上市的成功性。

再次是商业银行是否具有长期的抗压能力，来应对上市过程中所面对的法律风险压力、财务管理压力、公司治理不完善和自身股价不确定波动的压力。上述压力将贯穿于整个上市的过程中，具有持续性，因为商业银行从开始准备上市到最终上市通常要经过数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一旦出现违反法律法规、财务欺诈、股权结构不合理、私自挪用信贷资金造成股价波动等问题，将会受到来自司法、行政监管力量的干涉与惩罚，造成投资者对其综合经营能力的质疑。

最后是商业银行再融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矛盾争端及负面影响。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尚未建立完善的金融法规和监管机制，不少国有企业上市的目的仅是为了“圈钱”。而非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融资平台。而我国现有银行业正处于迅速扩张阶段，对资本金需求旺盛，融资需求缺口较大，这些现状导致部分投资者会担心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的目的性，以及相应产生的再融资风险。

(二)商业银行进入股票市场后面临的风险

商业银行成功上市、进入股票市场后，面临的首要风险当属股票市场的风险，主要包括股票资产波动风险、融资融券交易风险和间接性融资的违约风险。

股票资产波动风险即商业银行股票价格下跌的风险。当商业银行持有股票资产，且当其长期、持续下跌时，商业银行必须要提取足够的资产损失拨备，以覆盖风险。如果持续时间长、金额巨大。商业银行必然会面临连续的经营亏损，与此同时，亏损程度还将会随着股价的下跌而加大，导致恶性循环，形成商业银行的投资风险。

融资融券就像商业活动中的赊买赊卖一样，如果到期时买卖双方能按约定，补足货款或商品，那么这笔交易节约了现金，也促进了商品流通。但如果不

能则信用链条发生断裂，会引起连锁反映。造成市场混乱。目前由于我国股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投资理念尚未成熟，众多投资者将其视为短暂的投机市场，这就导致融资融券交易风险凸显。

此外，商业银行上市之后，自身原有的潜在风险仍不可忽视。到目前为止，不管商业银行进行怎样的创新改革，其以信用为基础、以经营货币借贷业务为主营业务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尽管伴随着商业银行创新，各类新的风险逐渐显现，但其信用风险仍然是最大风险，需要防控，不可能因为商业银行上市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截止2009年末，我国损失类贷款余额627.9亿元，较2008年末上升了58.1亿元。损失类贷款的上升，说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仍有扩大的可能。此外。涉及到资产与债务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处于被动调控的利率风险和商业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等同样是商业银行需要长期面临、防控的主要风险。

三、资本市场在接纳商业银行后存在的宏观风险

在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相互融人的过程中，除了要认清商业银行面临的各项微观风险外，更要对资本市场需正视的宏观风险进行分析，只有通过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防范对策，防患于未然。

第一是金融体系风险。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同属于金融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对接融合极有可能引起一个风险共振，也有可能将银行业的风险演化为金融体系风险，进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一部分非系统风险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加大国民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上市不用于其他行业，它的资本在随股市涨跌而变动的同时，放贷能力也随之改变，进而又作用到股价的变动上，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循环体。例如。股市景气，则股价上涨，银行的自由资本增加，放款规模可能扩大，进而影响股价的上涨；相反，如果股市低迷，则银行的自由资本也将缩水，在悲观情绪的影响下，银行的放款将会更谨慎，规模会缩小。这样更将促使股市的萧条。

第二是政策性风险。政策性风险主要来自国家的宏观政策变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主要分为直接政策风险和间接政策风险。商业银行作为一类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企业。受国家政策性干预较强，特别是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资产占比较高(参考表2)。国家一旦对存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及浮动空间、备付率、信贷政策等做出变更，各家商业银行必须接受并执行。此外加之非金融领域的政策调整导致交易生产经营状况出现的劣变，共同作用在商业银行上，必然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资产价值，反映到股票的市值上，最终作用到整个资本市场。

第三是银行危机将对资本市场形成巨大冲击。通常商业银行股票盘子大，金融股所占市场价值比重高，所以商业银行经营的是否稳健，其股票表现是否稳定，将直接关系到股票市场的运行与稳定。例如，深圳发展银行于1998年在A股上市后，曾长期居于A股市场龙头地位；2006年中国银行上市后占据上海市场权重第一的位置。因此，银行一旦发生危机，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之大是难以预测的。例如前不久发生在美国银行的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便引发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

第四是信贷资金流入资本市场所产生的风险。具体可以解释为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后，会直接推动资本需求的增强，当其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将助长甚至引发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泡沫现象，危及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由于金融传统与法律规定的不同，各国对商业银行直接投资股票的限定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尽管政府及相关金融监管部门长期禁止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但是在市场实践中曾多次出现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案件，

四、如何防范、化解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各项风险

在商业银行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并与其融合的过程中，要想防范、化解所面临的微观风险及宏观风险，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商业银行自身所具有的各项潜在风险，与此同时，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梳理健康的投资理念，建立一个健康、长期、可持续的融资平台：其次是研究如何防控二者融合所面临的各项风险。

(一)降低商业银行自身风险

降低商业银行所带有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潜在风险，在此将其简述为以制度防范为主，技术防范为辅，同时将二者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制度防范的要点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恢复和加强市场约束、监管约束、银行同业协会约束与银行内部构成的由外到内的风险防范体系。主要工作为：(1)进行产权制度改革；(2)完善内部控制制度；(3)恢复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技术防范的要点在于与制度防范相结合，通过风险防范手段的改进，建立不完全信息下的风险机制，在具体风险的管理上，应在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防范策略。

(二)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本市场。是促进资本形成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紧紧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不断拓展资本市场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式和途径。毫不动摇地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2010年年初，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提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创新，支持经济发展”。其中在对“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详尽论述中主要包括：加快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烷善市场化运行机制：健全上市公司并购和退市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渠道和方式：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市场“三公”秩序，引导和规范市场健康发展。

(三)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第一是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完善国内对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融合的相关立法，对商业银行上市行为制定相应的法律约束。此外，政府、金融相关监管机构制定对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详尽的监管细则，同时还要密切联系国内外经济、金融动态及市场发展的趋势，明确重点，及时修改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改进监管的方式方法。

第二是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将政府、各监管部门、商业银行、资本市场彼此之间通过信息交流有机的联动起来。例如，各监管部门可以在及时掌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后，相互沟通，及时了解各家金融机构面临的问题。对商业银行、资本市场制定统一的政策制度，使各监管部门在独立完成自身监管职能的基础上，对监管交叉区域或“盲区”完成全面监管。

第三是要深入研究分析金融监管方法，推陈出新。基于理论分析，运用计量方法，结合科技手段，创新模型，尽可能计算出贴近实践、可供参考的风险度量值。通过对风险进行合理的量化。使人们可以更直观的认清风险的危害程度，及时有效地制定出应对方案，最终达到减低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周骏张中华宋清华：《商业银行创新与资本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1。

[2]成思危：《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4。

[3]《2009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杂志社有限公司2009.12。

[4]罗子光：《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其对策》[J].《金融与保险》2009(7)。

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品牌； 品牌危机； 危机起因； 危机管理

一、引言

近年来，企业品牌危机层出不穷，给企业、消费者及社会都造成了恶劣影响。2008年9月，一直有着良好品牌形象的三鹿被查出其婴幼儿奶粉中含三聚氰胺，不久该事件被认定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国务院启动了I级响应机制，三鹿遭遇前所未有的品牌危机。随后，蒙牛、伊利、光明受牵连，被撤销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国内整个乳制品行业陷入危机。2009年全年，享誉全球的丰田先后陷入“刹车门”、大规模召回事件和“爬坡门”，公司因此不得不放弃预期的发展战略，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品牌价值缩水使得公司陷入发展低谷。这两起典型的品牌危机不仅极大地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导致了企业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信誉危机，而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作为近几年来品牌危机事件的顶峰，掀起了人们对品牌危机的又一次研究热潮。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品牌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变得更加严重。创建一个世界级品牌的考验时间已经由过去的20年以上，缩短到3年左右，高速成长的品牌俨然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利器。纵观国内市场，伴随着电视、网络等传播手段的广泛应用，众多企业更加重视品牌的塑造，纷纷采取措施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然而品牌所有者在享受其带来超额利润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遭受着因不恰当的品牌运作方式导致的危害，加之越来越多的媒体广泛地传播企业的品牌事件，品牌危机正愈演愈烈。2004年之前，国内市场品牌危机事件屈指可数，而之后，平均每年有影响力的品牌危机事件就近50起。品牌危机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和信任危机，以及众多的社会问题，不论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和谐都增添了阴影。

企业要正确地进行品牌危机管理，就势必要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有深刻的认识，分析品牌危机产生的原因。目前，现有文献虽然对于品牌危机起因的概述较为全面，但对危机起因影响程度的研究较少或主要集中在定性描述上，缺乏对危机成因特征的准确性分析。由此，本文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选取国内品牌危机事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企业品牌危机起因的特征和启示，以求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品牌价值的维护提供参考。

二、品牌危机事件选取及分析

（一）品牌危机事件的选取

根据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等原则，本文选取2004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名牌》杂志公布的年度“品牌危机全回顾”作为原始数据。自2004年以来，《中国名牌》杂志每年均会刊发题为“品牌危机全回顾”的文章，对当年的品牌危机事件做较为详细的回顾和评价。该杂志有着较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其由新华通讯社主管，是专门从事品牌战略研究的工商经济类月刊。自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报道中国名牌现象，传播优秀工商理念，促进中国名牌的创造和保护，展示优秀品牌形象。《中国名牌》杂志以新华社为背景，依托于新华社庞大的信息资源和数千人的记者队伍，能够及时权威、专业、有深度的信息；在公关活动方面，它能够调动全国各地的媒体，拥有做好各个媒体间充分互动的实力。

2004年至2009年期间，杂志共刊登307起品牌危机事件，事件既涉及企业品牌也涉及产品品牌，每个品牌危机事件均包含危机发生年月、危机品牌、危机起源、危机指数、危机简述等内容，其中危机指数由杂志社品牌监测中心根据品牌危机评价系统分析得出，主要指标有危机性质、关注程度、波及范围、持续周期、企业应对、资产损失、品牌减值、品牌恢复等。

个别危机事件中涉及多个行业或多个品牌，文章根据典型性选取其中某一行业的品牌作为代表。例如2009年10月份，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雀巢、壳牌等18家企业涉嫌隐瞒排污情况，遭遇品牌危机，因该起危机事件涉及多个行业的品牌，本文根据典型性选取雀巢等食品与饮料行业的品牌作为代表。品牌危机爆发的因素众多，可能是单一因素，也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便于研究，本文选取危机的主要成因作为危机起因。例如2009年11月份，新闻出版总署叫停网易的美国暴雪公司网游《魔兽世界》的审批，并退回关于引进出版该网游的申请。对此，文化部则表示，按照相关规定，文化部是网络游戏的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终止《魔兽世界》的审批通知是不符合规定的，属于越权行为。此次品牌危机表面看是企业在转交权过程中处理不善所致，但实际原因在于法律环境的突然变化，导致企业难以防备，故文中以外部环境恶化作为主因。此外，本文所指的企业品牌既包含狭义的企业品牌，如宝洁、中国移动等，也包括产品品牌，如海飞丝、动感地带等，如此称谓旨在与城市品牌、国家品牌等相区分。

（二）品牌危机事件分析

本文在对307起品牌危机事件起因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了品牌危机起因相关理论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起因分为总体4大类，具体16类。如表1所示。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企业面临着涉及内部与外部多重利害关系的复杂情景，一个或多个威胁性事件的发生促使了企业品牌危机的爆发。由于诱发品牌危机的因素类型众多，且具体的诱发因素因不同的行业呈现不同程度的复杂性，故本文从危机事件数和危机程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行业进行了举例分析，为品牌危机起因的阐述总结提供依据。

1.品牌危机事件数归类分析

首先，从企业品牌危机的总体起因来看。由品牌资产管理问题、品牌管理策略失误、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和企业外部环境恶化导致的危机事件分别为179起、36起、52起和40起，分别占总数的58.3%、11.7%、16.9%和13%，如图1所示。

其次，从危机事件的具体起因来看。将各因素造成的品牌危机事件数由多到少排列（如表2），产品质量问题、品牌信誉问题、服务问题造成的品牌危机数目分别占24.1%、15.0%和7.8%，分列前三位。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品牌传播策略问题、宏观环境问题等造成的危机数目紧随第三名之后，分别为7.5%、7.2%和6.8%。从早期的秦池、三株，到近年来的三鹿奶粉、丰田大规模召回等事件不难看出，产品质量关系着消费者的切身生命健康，一旦出现问题，会引起消费者极大的恐慌，品牌受到的冲击极大。从大连雪龙冒充奥运极品牛肉、欧典捏造品牌洋血统和劲霸男装入选巴黎卢浮宫等事件来看，品牌信誉是建立消费者对品牌认同和忠诚的重要前提，是品牌持续发展的保证。

2.企业品牌危机程度分析

有些品牌危机起因虽然造成的事件数较多，但危机程度不大，较易受企业控制；相反，某些危机起因造成的危机数目较少，但对企业品牌的危害较大，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中国名牌》杂志社刊登的各年品牌危机事件均包含相应的危机指数，其表示品牌危机事件造成的品牌危机程度，用来表示事件造成的企业品牌危机程度，而五角星的多少表示程度的大小。为了方便定量分析，本文将实心和空心五角星分别等于数值1和0.5，危机指数根据五角星对应数值求和得出，数值越大表示程度越深。定义危机指数平均值为Ai，危机指数和Si，危机事件数为Ni，其中i取整数，i对应2004年至2009年不同的危机起因，由Ai=Si÷Ni计算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

战略决策失误、财务危机和品牌扩张策略失误造成的事件数虽然只占3.6%、3.6%和1.3%，但对应的危机指数平均值分别为4.59、4.45和4.38，危机程度位列前三。据统计，世界上1 000家破产倒闭的大企业中，约有850家是因战略决策失误所致。因此，战略决策失误一旦出现，对企业品牌的影响就极有可能是致命性的。典型事件如2009年可口可乐收购汇源遭商务部否决，战略扩张失误遭遇品牌危机。其他如宏观环境恶化、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媒体舆论等的危机指数平均值也均超过了4.0，表现出较强的危害性。由此可见，企业内部因素，如战略因素、财务因素、品牌扩张策略因素等虽然不是造成品牌危机的普遍性因素，但却是品牌危害性较大的因素；外部因素（宏观环境因素和媒体舆论）造成的危机事件数和危机指数平均值均居前7名，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媒体舆论强大的传播和影响力，使得外部因素成为危机管理不可忽视的对象。

3.企业品牌危机起因行业举例分析

造成品牌危机的起因众多，类型各异，不同行业之间的危机起因存在异同。由于篇幅限制，文中仅以汽车与零件行业、日用消费品行业为例进行分析。汽车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目前中国汽车年产销量世界第一，国内车企众多，品牌竞争异常激烈。而日用消费品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选择这两个行业较具代表性。

首先，对比汽车与零件和日用消费品两行业危机事件发生次数（如表4所示），前者品牌危机主要起因包括产品质量问题、品牌信誉问题和服务问题，分别造成了48%、12%和9%的事件数；后者品牌危机的主要起因有产品质量问题、品牌信誉问题、品牌传播策略失误及媒体舆论，比例分别是32%、23%、10%、10%。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都是造成两行业品牌危机的主要因素，但同时存在不同点。汽车与零件行业发生39起危机事件，明显高于消费品行业的21起，且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汽车业近一半的危机事件，比例远远高于后者，主要原因是汽车行业的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一旦出现问题更容易引发危机。两行业的危机因素特点与从危机事件角度分析相比，具有一定相似性，即产品质量因素和品牌信誉因素造成了多数品牌危机。其他一些行业如食品与饮料行业、家电业和服装鞋帽业等也都印证了上述观点。因此，品牌危机预警评价应着重考察产品质量相关指标。

表5为两行业的危机指数平均值。其中，战略决策失误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虽然只导致了1起危机事件，但危机指数高居榜首；品牌信誉问题、媒体舆论和产品质量问题及品牌信誉问题等保持了对企业较大的危害性。对比发现，不同的品牌危机起因在不同行业中的危害性有所不同。例如由于汽车是耐用消费品，售价高昂，质量与消费者的生命息息相关，消费者对质量和信誉的关注程度要远远高于日用消费品，出现的质量和信誉问题造成的危机程度自然要高于日用消费品业的品牌危机。

三、企业品牌危机起因总结

（一）品牌危机大都源于企业自身管理

品牌危机是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关键因素。从图1及表2可以发现，产品质量或服务问题的危害范围最大，31.9%的危机由此爆发。众多企业在追求品牌知名度的同时，渐渐忽视了质量的严格把关或“顾客第一”的服务宗旨，遭受了严重的品牌危机。2009年，全球汽车巨头丰田因过度追求成本而忽视质量，全年召回问题车辆逾800万辆，品牌价值一落千丈，企业深陷召回泥潭。导致危机爆发或难以控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缺乏信誉和诚信，在媒体的曝光下，遭受了广泛的质疑，引起了极大的公愤，极大地损害了品牌的形象。2008年，康师傅企业被迫承认，其矿物质水广告中声称的选取优质水源其实是自来水，虽然企业强调其生产的矿物质水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B10789饮料通则中有关饮用矿物质水品类的定义，但企业缺乏信誉的行为导致部分商家纷纷将康师傅矿物质水下架。同样，经营管理不善或权益纠纷等因素，如不及时处理，在媒体的广泛传播下，同样导致严重的品牌危机。因此，品牌危机的起因主要在于企业内部的品牌管理和其他管理问题，外部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不同行业的品牌危机起因集中在质量、信誉和营销方面

一方面，造成企业品牌危机的原因涉及企业运作中的众多方面，如产品或服务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公共关系管理等。另一方面，企业外部复杂的环境，如行业环境、社会环境等，无不影响着品牌危机的发生。品牌危机的起因呈现内外夹击的复杂特点。不同的行业因为运作方式的不同，品牌危机起因有所差异。尤其是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危机起因差异显著。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不同的行业危机起因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品牌信誉缺失、品牌营销策略三方面，部分行业如汽车和零件行业等因这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品牌危机事件数占比达80%。尽管危机起因总体分布较为复杂，但质量第一、服务至上、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对于不同行业中塑造品牌的企业是共通的。

（三）品牌危机起因的本质是信誉和信任危机

品牌危机的发生是普遍的，即品牌危机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任何企业都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品牌危机。企业在塑造品牌的同时，实质上是在作出承诺。企业不仅要按照承诺的内容为顾客提供价值，同时还要为没有承诺的内容作出努力。品牌的责任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品牌对顾客的责任。企业产品或服务存在安全问题，意味着企业忽视了对品牌最基本责任的承担；企业未按照宣传的标准向顾客提品或服务，意味着企业违背了品牌事先的承诺；产品或服务代言人不恰当的言行，意味着对品牌良好形象宣传责任的忽视。第二种是品牌对社会的责任。企业依靠向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创造着社会财富，同时承担着不危害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社会责任。企业污染环境、无视环保等行为均表明了其社会责任的缺失。此外，品牌营销策略问题中的文化冲突、恶意攻击等行为更是对顾客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双重忽视。即使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或竞争者恶意陷害造成的企业品牌事件，没有得到企业恰当和及时的处理，依然会因为顾客和公众的不信任而使企业品牌陷入信誉危机，最终导致品牌危机。因此，信誉和信任危机是品牌危机起因的本质。

（四）品牌危机起因有向非利益相关者延伸的趋势

依据波特五力模型，企业处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环境：上游的供应者、下游的购买者、行业内的竞争者、潜在的进入者和替代品企业。企业的品牌管理不仅仅是对内部因素的经营，更是对整个行业利益相关者的管理。一方面，企业内部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高层管理者的错误决策，关键人员的变动等成为品牌危机的起因。另一方面，上游供应者的产品质量问题，下游购买者的文化观念冲突，竞争者的恶意攻击等也成为诱发品牌危机的重要因素。其中企业的管理者尤其是最高管理者对企业危机的形成作用明显，决策失误或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的危机事件较为普遍，且一般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品牌危机。行业环境以外，企业还面临着包括媒体、市场监督管理者、其他认知品牌的非消费人群等。媒体的错误报道、公众传言等看似与品牌不相关的事件，也在逐渐成为品牌危机的诱因。因此，造成品牌危机的因素正在向着行业环境以外的其他非利益相关者延伸，品牌危机的管理不仅涉及到产业链的上下游，而且已经延伸到了产业以外。

四、对企业品牌危机管理的启示

（一）政府层面

1.应进一步加快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等标准的修改、制定和实施

行业标准的缺失或陈旧一般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某些行业中的企业为创造可观的利润增长，趁标准缺失之机，夸大自身产品功效或服务档次，涉嫌以欺骗的手段说服消费者，虽然增强了企业品牌的知名度，但极大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不对消费者构成威胁，但是因为标准的缺失和媒体的广泛传播，一旦 “问题”被曝光，短期内便会引起公众的恐慌，企业难以据理力争和恢复品牌声誉，不得已遭受巨大损失以至于破产倒闭。典型例子如，自我国入世之后，一些国际品牌虽然有毒物质含量超标，却能在国内市场盛誉多年，成为国内品牌难言之痛。因此，国家应加大力度加快某些行业标准的制定，维护企业和公众的正当利益。

2.完善经济运行的市场体系，为企业创造公平、诚信的品牌竞争环境

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理念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十分不和谐的现象。国内众多行业依然充斥着如月饼行业的陈馅新饼、乳制品行业的三聚氰胺等潜在规则，这已严重破坏了竞争秩序。经济学原理指出，在市场经济交换中，诚实守信、公平竞争自然会成为市场经济内在道德律令和游戏规则，但对于国内非完全市场经济的现状，政府应推动诚信的进一步法制化，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净化品牌健康发展的环境。

3.适时、适当地规范企业品牌营销策略，引导健康的消费理念和文化

品牌给消费者带来功能利益的同时，也带来心理上的利益，并且有时后者远远高于前者。企业品牌策略的运用既是迎合消费者心理的过程，也是影响甚至改变消费者理念的过程。优秀的品牌文化能够引导健康的消费理念，相反，不恰当的品牌营销策略会助长社会不良消费风气。诸如近年来的垃圾食品的过度消费，奢侈品消费的快速增长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监督者，有必要规范企业品牌营销策略，促进市场经济深层次健康发展。

（二）企业层面

1.优秀的品牌文化是谋求企业与社会双重利益的保证

企业品牌文化的形成应该以社会文化为基础，而社会文化形成的基础是大众，因此塑造品牌的过程唯有与大众消费文化相吻合，企业才能顺利发展。优秀的企业品牌文化的塑造应首先明确企业品牌的使命，即企业对于品牌的发展所承担的责任。社会营销观念认为企业在满足消费者需求、取得企业利润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社会的长期整体利益。企业品牌是促销工具，更是一种对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塑造优秀的品牌文化，不仅有利于满足大众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而且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2.长期设立以最高管理者为领导的危机管理小组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和品牌资产管理的企业内部因素，导致了超过85%的品牌危机事件，且因决策失误导致的事件危机程度更为严重。品牌危机爆发的普遍性决定其应是一项日常管理活动，融合到组织管理过程之中，而非“异常性管理”。因此，企业品牌危机的消除关键在于对企业内部管理的改进，应长期建立危机管理小组，在培养全员尤其是管理者危机意识的同时，着重在人力资源、产品和服务质量、财务管理等方面采取管理措施。同时，危机管理小组的建立应以高层管理者作为领导，充分增强危机管理小组的执行力，保证危机处理的有效性，及时消除潜在危机。对于由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品牌危机，一般是难以避免的，企业危机管理小组只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一旦危机发生，及时正确地处理，以最小化危机造成的损失。

3.建立品牌危机事件责任发言人制度

企业违反诚信或忽视履行社会责任的事件，容易受到媒体的传播，进而引起公众的关注，加快了品牌危机的演化和升级。Bradford & Garrett通过实验强调，无论在何种危机情境下，企业“必须”采取“回应”途径。实际上，企业品牌的塑造是责任履行的过程。企业一旦犯错便陷入“沉默”，久而久之，公众便认为企业缺乏责任心。因此，企业应建立危机事件发言人制度，在对危机事件进行预估的基础上，坦诚及时地回应媒体，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应以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的危害为代价，相反，企业应建立起公众的信任，努力提高自身的“正外部性”。

（三）消费者及公众层面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复杂性的增强，品牌存在的基础不仅包含消费者，而且包括媒体，市场监督管理者、合作伙伴、供应商、零售商及其他认知品牌的非消费人群。消费者及公众一方面是品牌文化的接收者，另一方面作为品牌塑造的基础，拥有一定品牌文化塑造成功与否的话语权。企业以顾客和公众为本，同时顾客和公众的理念和习惯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由此，消费者及公众不仅要监督企业的不正当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且要积极追求正确的消费习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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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雷平贤.企业品牌危机预警系统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08:14-15.

［4］ 吴狄亚，卢冰.企业品牌危机防范［J］.管理论坛，2002（2）:44-45.

简述市场体系的构成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