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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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1篇

一、新兴经济体崛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新特征

首先，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1世纪头10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南高北低”的走势，即发达经济体仍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主要增长点。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将维持2.5%的增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均将达到6.5%的高增长。

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国GDP最新排名统计，截至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算，中国为5.75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万亿美元，位居第八；俄罗斯1.48万亿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万亿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据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预测，到2018年，“金砖国家”的GDP有望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新兴经济体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次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达沃斯年会上，有关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崛起的话题成为论坛热议的主题。而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对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偏转的趋势增强。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使其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强。2011年4月金砖国家首脑集聚中国海南，正式吸纳南非加入金砖阵营，金砖国家实现首次扩容，金成员国由原来分布在三大洲扩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广泛，更加充满活力。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严重冲击

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经济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向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战后多年形成的美国经济一“伤风”、世界就“感冒”的单极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出现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和实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显现。尤其是随着亚洲地区消费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有欧美强、亚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变。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其突出表现：一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进口需求和海外投资方面正在改变过去的被动地位，开始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二是在近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陷于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如火如荼地发展，国际贸易形式更加多样。三是经济全球化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亦加剧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机遇和挑战。

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体制机制的变革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酝酿调整成员国金融权力结构。涉及全球经济问题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提供周全的解决方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和参与已经日趋重要。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历经波折，终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整个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升至47.19%，后者确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兴国家等在内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三、西方主导的传统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课题。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呈制造业上升态势，但它们在高端产业、金融业、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资金、人才与教育、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尚无绝对优势。即使块头最大的中国，目前总产值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赖美国市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仍保持一定的扩张势头，但仍无力抵销美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乡差距过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在它们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依赖西方。在最终消费市场缺乏有效话语权，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尽管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要以美欧市场资本价格做支撑。

其次，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难以取代。应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胜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国原则制定的、实现美国经济“霸权”体制。虽然该体系确立的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但美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改变。目前，美不仅在各项经济指数方面领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赖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牟取实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在规则制定方面的绝对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这一比值为64.97%，与危机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为国际储藏货币，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主要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也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揽子货币中占40%的比重，无论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再次，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近年来，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争取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这种努力仍然处于量变阶段，实现质变的条件尚不具备。虽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一改变不是光靠某一单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就能简单决定的，而需要整体综合实力的质变去改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方能实现。为此，我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主动进取，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也要积极寻求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交会点联手推进。同时还要提防美利用经济霸权地位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共同离间和干涉。

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现已是GDP总额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外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一般分类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据人均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统计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9年的发展指数为0.772，世界第92位，属于“中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38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体”，离上中等群体平均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从20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看，中国内地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位于所统计的182个国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中国的研发投入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0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而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投入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其中美国长期处于2.27%水平，日本则超过3%。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据中国《教育蓝皮书》2010年发表的数字显示，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计算，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医疗卫生设施严重滞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9年4月的报告，中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经合组织国家此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13%。现代化水平弱势仍然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国2006年的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8，而世界现代化水平指数平均值是53，中国排在第59位。

从中国经济发展布局看，结构性问题还很突出。产业结构不平衡，中国在第一、二产业集中了过多的劳动力资源，中国至2008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1%。而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高达49%，且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且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中国目前服务业只占40%，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65%。另外，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按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高于法国的0.327、瑞士的0.337、美国的0.408等发达国家，也高于罗马尼亚的0.315、马来西亚的0.379、印度的0.368等发展中国家。说明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9，贫富差距跃居亚洲第一，全球前25位。从贸易结构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中消耗资源和人力的货物贸易比重大，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贸易比重小。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外贸；新格局；实施方案

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国际经贸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在，以全球化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模式被区域合作所替代。正是基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显著变化，由我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便孕育而生，并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与实施，我国外贸的新格局也就逐渐的显现出来。但这时也需要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无论从商流数量和结构都与过去的贸易结构存在不同，那么新格局是否会增大我国外贸的交易成本（学习成本），以及新格局下新增利润能否抵消这一交易成本，并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等。不难发现，这是许多同行所未能引起重视的方面。因此，外贸新格局的形成不仅为我们的外需拉动提供了机遇，也为我们的贸易模式调整带来了挑战。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让位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外贸需要与新格局相适应。

一、问题的提出

结合本文主题，以下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1.外贸国变化对我国外贸结构的影响

与我国传统贸易伙伴国不同，“一带一路”战略驱动下的区域贸易主要集中在我国与西亚、中亚、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贸易。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所聚集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来看处于中下水平，且国内面临着大力发展民生工程的内在要求。从而，也就与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即外贸主要以基建产能输出为主线，并结合信息化时代的消费需求特征，向沿线国家输出移动终端产品。由于沿线国家具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所以向他们进口的产品也主要集中来能源产品领域。

2.外贸结构调整对供应商体系的影响

不难理解，随着区域市场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便使得国内供应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我国的传统国际贸易中，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如服装、玩具、日用品之类。但在“一带一路”战略驱动下的供应体系则集中在了要素市场范畴，并以为基础建设相配套的方式提供订制化生产与供应。目前，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输出主要为“高铁”。因此，围绕着高铁建设所需的原材料，便成为了当前供应体系的商流主体。

3.供应商体系变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供应商体系变化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这一问题，其在于两点：第一，区域市场需求特征导致产品结构升级。第二，国际竞争压力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因此，面对“一带一路”战略下所形成的外贸新格局，我国从根本上所要完善的工作，便体现在优化国内的产业布局，并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提升要素市场环境下的产业结构。

二、适应外贸新格局的路径思考

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路径思考：

1.认识到外贸新格局形成的趋势

外贸新格局的形成趋势具有内在的经济规律性，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结果。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在美国的阻碍下趋于势微。从而，以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贸战略成为了当下的最优选择，为此，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随着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外贸联系，沿线国家的内需结构便成为了我国的外贸结构，从而其趋势是具有经济规律性的。

2.厘清外贸新格局产品需求特点

在与西亚、中亚地区的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外贸联系时，需要厘清他们的产品需求特点。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上述地区和国家的轻工业发展水平较低，但在制造业上却存在着比较优势。在地缘政治影响下，该沿线国家往往以发展军事工业来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但并没有在关系民生的基础建设领域有大的作为。为此，这也构成了我国外贸新格局产品的需求特点之一。因此，这就为我国新时期的外贸工作提供了思路。

3.推动国内产能结构调整与优化

毫无疑问，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仍在于消化我国过剩产能。但在消化我国过剩产能的同时，还需要与沿线国家的内需结构相适应。现实表明，目前我国要素市场上的资源指向型产业结构并不符合沿线国家的内需要要求，因此，在区域市场的需求导向下就应调整和优化我国的产能结构。结合当前所开展的供给侧改革，应以推动装备制造业为发力点，围绕着装备制造业来提升中间产品的综合质量。

4.提升我国新兴产业的竞争能力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阶段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并行，从而沿线国家的消费者对信息化产品的需求意愿也十分强烈。信息化时代我国成功在弯道超车，从而就应在提升我国新兴产业的竞争力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智能、移动通信等产品的外贸活动。

三、实施方案

根据以上所述，这里以同俄罗斯的外贸活动为例，进行实施方案设计：

1.调研俄罗斯外贸相关信息

根据俄联邦海关局公布数据，2013年俄外贸总额8442亿美元，同比增长0.3%，外贸顺差2086亿美元，同比增长0.5%。其中，俄与非独联体国家外贸总额7294亿美元，同比增长1.6%；与独联体国家贸易总额1148亿美元，同比减少7.5%。同时，对俄罗斯的主要外贸伙伴国进行分析，从而寻找到我国与之进行外贸的比较优势。

2.突出关系民生的工业产品

根据调研所获得数据可知，近年来俄罗斯与非独联体国家的外贸出现增长态势，而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却出现了下降态势。出现后者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外，实则还与独联体国家间的产业结构趋同有关，这样就难以在外贸中获得比较利益。为此，我国应大力发展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民生的工业产品。如，小轿车整车、动力机车等。由于俄罗斯近年来的贸易呈现出顺差的态势，所以他们在采购上述产品时具有一定的潜力。

3.提升食品加工业综合品质

从与俄罗斯开展外贸的主要国家中可知，大量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我国与他们之间就在区域市场中形成了竞争关系。尽管我国在食品加工业领域存在着比较优势，但从食品加工工艺、食品安全管控等诸多方面还是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下需要不断提升国内的食品加工业综合品质。根据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应将提升面食的加工综合品质放在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产品的成本优势已逐步丧失，这就我国在非价格竞争上具备优势。

4.培育国内集团化国际公司

加强与俄罗斯和沿线国家的贸易活动，便需要时刻应对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和干扰。诸如在某国的高铁份额被他国抢走，这一事实表明，国际区域间的市场竞争是多元化的较量，但首先仍在于公司本身的实力。因此，需要像中国南北车合并那样，培育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团化公司。

四、展望

顺应时代潮流，以下在三个方面进行展望：

1.个性化定制商品

电子商务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其发展方向是个性化定制，根据需求定制产品，促进商品的多样化发展。

2.众筹融资

众筹融资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又一个方向，是大众创业，可以同时解决创新和创业问题。目前，众筹的方式主要停留在文化产业和公益事业。真正的众筹方式应该是股权众筹，这是电商发展的趋势。

3.跨境电商和外贸

国际竞争力不是由出口决定的，而是由进口决定的。进口可以起到双重作用，一是形成国际上的话语权，二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经济优势。未来外贸发展主要还是在结构方面加快升级，在服务方面提升竞争力，吸引一大批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投资，通过投资带动出口。这就产生了通过跨境电商，实现外贸的需求。未来外贸企业要加快进口和中高端产业发展，逐步形成自己的跨国公司。

尽管本文的视角主要集中在西亚、中亚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但文中所提出的思路仍然对于与东南亚国家的外贸有着启示作用。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我国在实施该战略上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只有本着互惠互利，并密切与沿线国家的内需结构相契合，我国必然会在我们主导的区域经贸战略中获得先发优势。从而，打破由美国试图重新构建的全球经贸格局的束缚。

五、小结

本文认为，当前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无论从商流数量和结构都与过去的贸易结构存在不同，那么新格局是否会增大我国外贸的交易成本，以及新格局下新增利润能否抵消这一交易成本，并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等。通过问题讨论，在以对俄罗斯的外贸为例，目前需要完成：调研俄罗斯外贸相关信息、突出关系民生的工业产品、提升食品加工业综合品质、培育国内集团化国际公司等几项工作。

参考文献：

[1]汪素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我国外贸格局的影响[J].区域经济评论，2015（5）：77-80.

[2]张海霞，李季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环境和我国外贸发展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5，36（17）：1-3.

[3]刘波.“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如何加快外贸发展[J].当代广西，2015（18）：38-39.

[4]王莉莉.与“一带一路”结合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J].中国对外贸易，2015（06）：15-16.

[5]董红，林慧慧.“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变化及贸易摩擦防范[J].中国流通经济，2015（05）：23-24.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3篇

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改变,这一模式至少会持续到下一个五年。同时,亚洲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转换引人瞩目。金融危机骤然降低了亚洲输往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流量;作为回应,亚洲地区间贸易往来得以加强。

世界经济格局推动亚洲向明天的全球经济中心移动,但这不意味着亚洲诸事顺遂,独善其身。亚洲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深层次建立健全债券市场、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审慎宏观调控来预防危机重演。短线行为和纯粹的逐利目标将贻害无穷。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会急剧增加,“新兴亚洲”将日趋成为全球贸易新格局的亮点。

与发达经济体受困于财政困难不同,“新兴亚洲”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在全球资产重新分配中,亚洲会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新兴亚洲”的强劲增长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虚弱相映成趣,展现出一个层级多样、速度不一的复苏图景。

从2008年四季度的资本大量出逃,到2009年一季度的贸易大幅缩水,都佐证了亚洲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组成部分,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亚洲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亚洲还是出口导向。时移事易,亚洲需要转到以内需驱动的模式上来,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和可持续。

尽管努力多年,亚洲仍未在深层次建立健全债券市场,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金融部门改革对亚洲发展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金融部门,这也是亚洲缺失的。在2010年和随后几年中,向新兴亚洲的资本流动会陡然增加,亚洲各经济体需要谨慎处理,拿出持久有效的政策。

重新审视金融危机,决策者可以引以为鉴的是,如何在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二者间把握平衡。2007年年底的情形表明,金融部门过分庞大,陷于自我服务而非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

审慎的宏观调控是摆在所有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几乎所有的危机中都有流动性过剩的身影,因此需要审慎的宏观调控来预防危机重演。我们学到的经验是要反周期操作。

我个人过去的决策者角色和经历也得出这一结论。而在私营部门从业经历中,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能为金融危机防微杜渐。公司,尤其是金融公司一定要有透明度和好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长期的目标。

世界经济已经被不平衡的问题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中既有“新兴亚洲”与发达经济体间的经常项目账户不平衡,也有石油输出国与发达经济体间的不平衡。当不平衡的问题变得大而集中,持久不去,就真的成了难题。

在过去五年中,有一部分国家表现出持续性顺差,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持续性逆差;而在20年前,全球贸易赤字的22%是由排名全球前五位的国家分摊;现在,全球五个主要国家已经占全球贸易赤字的76%,这真正令人担忧。

显然,这需要全球通力合作解决。对赤字国家来说,需要更少的消费和更多的储蓄,以减少进口促进出口;盈余国家则要刺激消费,少出口,多进口以达到平衡。不过,一个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全景必须要考虑到互补性的问题。

世界并非均等发展,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进程与生产产品的环节差异明显。一个例证是,大多数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导,而新兴市场国家则以制造业为先导,这部分地反映了劳动力的全球分工。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4篇

由于多边贸易体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多边贸易中的摩擦和问题，从而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变得困难重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多哈回合谈判的中止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中止，全球经济一体化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与此同时，各成员国为了寻求各自的发展，纷纷采取另一种更便捷、更合理、更有效的合作方式――缔结区域性的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困境。自此，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随之产生了新的变化。

具体而言，FTA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由贸易协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体之间设定自由贸易安排；二是指根据此类协定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彼此之间在实质上取消关税以及其他限制性措施而组成的关税区域。FTA 是区域贸易协定的最主要形式，在向世贸组织通告的并且目前正在运行的所有区域贸易协定（RTA）中，自由贸易协定占大多数。因此，也可以说FTA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FTA主要包括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自由贸易区是通向更高层次一体化和深度整合的一个必然阶段。现有的大多数FTA都是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之后缔结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6年12月，向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RTA总数已达368个，其中已生效的有215个。如果考虑到已生效但未通报的、已签署但未生效的、目前正在谈判的、目前处于磋商阶段的RTA，按照时间安排，到2010年将有约400个RTA生效。其中，90%以上是FTA和区域性的贸易协定，而关税同盟总数还不到10%。

二、全球FTA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首先，随着FTA的迅速发展，全球正在逐步整合形成欧洲、美洲和东亚三大贸易集团。欧洲的FTA以欧盟（EU）和欧洲自由贸易联合体（EFTA）为主要轴心，欧盟是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它计划在2010年以前与北非及中亚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组合。美洲的FTA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最具影响力，目前正在朝着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方向努力。东亚地区的FTA以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进展最快，目前 10+1 已达成协议，拟在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日本、韩国与东盟双边自由贸易区也在谈判建设之中，东亚地区的市场整合已基本完成，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

其次，跨区域的双边或多边FTA层出不穷。近年来，随着FTA的发展，已逐渐打破地域限制，一些国家和贸易集团纷纷开始寻求同有密切贸易或政治关系、重大贸易利益的跨区域国家和贸易集团建立双边的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区。例如，欧盟与地中海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和自由贸易区广泛开展建立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同韩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也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第三，FTA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双边或多边的FTA虽然以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为中心，但在许多情况下FTA所涵盖的范围和所确定的贸易管理体制已经远远超越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许多FTA已不满足于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而是更加强调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近年来FTA内容还包括了许多敏感领域的多种内容，以最大限度地保证FTA的有效实施。

第四，全球FTA发展逐渐转向以签订双边的国家或地区协定为主。目前除少数区域内的FTA外，大多数FTA都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经济联合组织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谈判、协商、意向中的FTA，大多数都是双边性质的。经济水平相差悬殊的国家签署双边FTA也逐步增多，签署双边FTA的基础不一定是经济水平相近，双方经济存在互补性就行。而且FTA的签署不仅重视世界高端市场，同时关注向资源及劳动力密集国家的渗透；不但注重自身发展，同时注意相互促进，使区域内的各经济体逐步走向均衡发展。

全球FTA发展趋势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建立FTA作为其对外经贸政策的核心和重点，甚至将区域贸易自由化作为比多边贸易自由化更加优先的目标，一些传统上倚重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也纷纷加入到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FTA可以使本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际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对发达国家而言，通过不断发展FTA才能保持其原有的国际地位。全球FTA发展的结果必然会缩小各国之间的差距，促使各方力量趋于均衡，从而导致新的经济和贸易格局的形成。

三、中国加快实施FTA战略与中国跨国企业成长

FTA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潮流，中国应顺应潮流，加快实施FTA战略。对外，除了能更好地树立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提升自己在地区和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之外，还可以通过加强区域内部经济联系来促进政治关系的稳定，这样不但可以保证与周边各国政治关系的稳定，也可以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更广泛领域被承认。对内而言，加快实施FTA战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要求中国加快实施FTA战略，为企业跨国经营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伊始，由于中国多数企业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经济发展缓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主要是“引进来”。从企业角度来看，许多跨国公司的不断涌入，使中国企业处于国内市场国际化与国际市场国内化融为一体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促使企业只有不断提高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中国企业也因此得以快速成长，许多企业已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积累，具备了跨国经营的能力和实力。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国内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部分行业国内市场的日渐饱和促使企业必须走出去，寻求更大的市场。由于FTA的内容扩大，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缔结FTA意味着企业对外投资就能够获得更多国家的优惠政策和更少的进入障碍，更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快我国对外开放战略重点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另一方面，加快实施FTA战略可以促进中国跨国企业的快速成长。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中国许多跨国企业还无法与其他大的跨国公司相抗衡，仍需不断发展。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FTA，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障碍将会极大地减少，同时获得更多的优惠条件和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获得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商品能够在更广阔的市场低壁垒或无壁垒地销售，从而减小企业遭受各种贸易壁垒的可能性，本国企业由于成本降低、市场扩大、获得规模效应而不断发展壮大。

四、中国应对FTA蓬勃发展的战略和措施

经过多年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战略思想，其总体战略可简单概括为：立足周边，放眼全球。即从周边国家开始，首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政治互信，不断提升区域市场区位优势，为扩大区域经济合作范围提供基础。然后再有步骤、有层次、有重点地打破空间限制，逐步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经贸合作，同时辅以双边FTA为突破口向多边推进，使周边与非周边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协同发展，以此促进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形成。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决定是出于双方加强睦邻合作的政治意愿，更是出于双方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需要，以及对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响应，而且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因为它将为我国建立一个周边地区稳定、经济长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从经济利益而言，如果区域内部包括发达国家，对整个区域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有积极效应的。创建自由贸易区，把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谈判对象，并成为成员，将有助于提高整个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二）尽早推动两岸四地FTA形成，并迅速推进合作方式深化发展。

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是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和格局的变动，两岸四地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制定适当的制度安排，推动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是两岸四地最现实的选择。

（三）先易后难，逐步推进FTA由周边到非周边、由双边到多边的发展模式。

根据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态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预见，中日、中欧、中美的FTA最难达成，其中尤以中美FTA为甚。因此，可以采取先立足周边，建立与周边发展中关税主体间的FTA，然后逐步形成由周边到非周边，由双边向多边，由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推进的发展模式。与周边关税主体签署FTA的主要意义在于，便利周边贸易和投资，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基础；与非周边关税主体签署FTA的主要意义在于，开拓关键产业出口市场，稳固战略性经贸关系，获得多样化FTA经验。同时，与发展中经济体签署FTA有利于与发展水平相近的伙伴深化合作，有利于稳定我国某些关键资源的进口供应；与发达经济体签署FTA则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企业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管理水平的改善。

（四）积极参与、建立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格局。

全球经济新格局范文第5篇

在国与国的经济交往中,受各种因素影响,一国可能会出现本国消费和投资超过本国储蓄的情况。此时,该国就通过贸易逆差向别国借取资源,而国内储蓄资源暂时富余的国家,则出现贸易顺差。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临时性的、交替出现的贸易逆差和顺差,都属于正常现象。

然而,当一国出现持续的、甚至长达数十年的贸易逆差时,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质疑该国的偿还能力,特别是,当这样的国家居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心地位的时候,人们就愈发担心其负债能力的可持续性,以及以它为核心的整个体系的可持续性。这种状况正是人们热议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即美国持续20年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对应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

从历史上看,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有三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显著的失衡。

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一战”之前。其特征是,全球实行金本位,中心国家――英国通过大量贸易顺差获得黄金(1913年英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其GDP的8.6%),同时,英国又通过投资和借贷的形式将资金输送到贸易逆差国,进而形成相关国家的购买力,以再次购买英国商品。这一过程中,英国在积累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的货币黄金,并同时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第二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及其他老牌欧洲强国因为战争背负了巨额赤字,美国则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并拥有了全球70%的黄金储量。这就为美国随后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至今。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它以信用货币发行换取大量贸易差额,并以资本项目吸收回逆差所流出的美元资金。

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每次全球失衡格局的出现,都是由特定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家的主导形成的。当年金本位下,英国作为中心国家,通过贸易顺差吸收的黄金,又通过资本项目输出到附属国,从而保证其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以最终确保英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发行完全脱离了黄金的约束。美国国内的金融结构变化,也使得美国经济逐渐步入依靠消费拉动增长的轨道。从统计上看,“二战”后,美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80年,劳动者报酬占比最高,达到了68%。而与之相伴的居民个人消费,在总产出中的占比却呈现小幅下降趋势,1981年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仅为60%。但是,随着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利用金融手段鼓励消费,开始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同时,相关产品或生产环节被转移到了更为低廉的区域,从而迅速形成了国际分工的新格局,而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更使得美国牢牢掌握了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主导权。

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结算和储备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美国借助这一机会,通过大量贸易赤字从全球获得更为廉价的商品,同时也向世界输出美元信用。在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

例如,从国际投资头寸情况来看,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净头寸持有方。到2007年底,美国通过FDI吸收资金2.4万亿美元,而同时对外FDI投放3.3万亿美元,FDI净头寸达9100亿美元。

持续的贸易逆差从未真正削弱过美国经济。从美国劳动生产率统计数据来看,失衡格局下的全球分工,使得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明显提升。1992年至今,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36%,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标准差降至1.37%,为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美国通过主导新的国际分工,充分地提升了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和总供给能力。1980年至2008年,美国实际GDP增长年均达到2.86%。1992年以后,美国贸易逆差开始持续扩大,但其后的产出增长达到年均2.96%,甚至高于之前十余年的2.7%。

同时,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在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家对于全球分工格局和增长模式的主导。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心国家,通过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独特地位,通过采购、直接投资和产业链整合等手段,将许多产品或是某些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家,从而提升国内生产效率,并降低美国的消费成本。另一方面,作为储蓄净输出国的中国,其国内持续存在着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加上年轻的人口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使得高储蓄率(同时也是高投资率)一直得以维持。并且,中国需要通过储蓄净输出换取外部信用支持(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资产),从而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环境,这就为美元信用的输出提供了吸纳地,从而使美国主导的经济格局最终得以实现。

贸易不平衡与储蓄-投资失衡之间的镜像关系,决定了仅从储蓄率的角度来考察失衡问题无疑是刻舟求剑。而仅靠汇率调整来理顺全球失衡,更有一叶障目之嫌。或许剧烈的汇率调整能够强行扭转国际失衡格局,但这一方面会对调整国造成剧烈冲击,另一方面,并未消除病根的失衡势必卷土重来。

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也是全球化加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经济受益不小,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对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而言,依托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高度依赖金融体系的支撑,而风险控制环节的疏忽又非常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分工格局下,风险在国际间的传导与辐射变得更加迅速。这次次贷危机所引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与美国信用扩张相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将反复受到冲击;而作为储蓄输出大国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和贸易顺差,始终是经济结构调整必须面对的难题。通过长期顺差积累的外部信用支持如何转化为中国信用的提升,将成为现有经济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

面对失衡带来的矛盾,全球经济有必要进行调整。调整的出发点应该是,不让任何相关方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损失。因此,相关方必须共同行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尤其是美国,更应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必须控制美元信用的无节制扩张。这种控制虽然是针对美元的国际使用,但其根源却在于抑制美国国内对消费的过度依赖。这不仅是平衡全球经济的基础,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控制美国国内的金融风险。

在中国方面,随着国内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开始进入中后期,投资率长期回落必将成为现实,而城市化、工业化之后的中国消费,应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但消费率的增长需要一定基础,其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消费的金融支持,是中国消费增长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美国和中国都应该立足本国,从解决各自国内经济结构问题入手,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失衡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