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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从经济增长层面看,国际市场对美国、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忧虑的背后,显露出的是对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可持续性信心的衰弱。
美债危机可视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拐点。它用一次全球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示人们,尽管举债度日的模式显然已难以为继,但欧债危机的久拖不决,美国经济仍要依靠“货币幻觉”维系自身繁荣,这不断地表明,这些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并没有准备或是并没有足够的政治勇气打破旧有格局,去寻求新的增长模式。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的3-5年或更长的时间,全球经济可能面临低迷的风险,也不排除重演上世纪90年代日本流动性陷阱一幕的可能,有的甚至认为,全球经济可能呈现“L”走势,即见底后出现较长时间的低迷。
对行进在追求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崛起之路上的中国而言,本世纪头20年千载难逢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遭受到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大挑战,如今又遭遇美国、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的大挑战,最直接的就是可能要面对一个未来全球总需求疲软的大格局,这超出了不少人的想象和预期。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迎击挑战的两难性都考验着我们。例如,QE3或是其他形式的美元宽松货币政策,掀开的会是一个更大的“潘多拉盒子”:美元将进一步贬值,进而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热钱顺风而动,依然坚挺的中国市场可能首当其冲;美债中期贬值之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要面对有效规避“美元陷阱”的难题。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更周全、更策略的政策考量,将是有效阻击输入型通胀、遏止全球热钱大量涌入的一个要素。同时,还需要降低外贸顺差,进而尽量避免增量外汇储备深陷美元贬值流沙之中。
来自多方面的信息显示,一个合理的、更加灵活有效的汇率机制,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中长期战略,目标自然要锁定在有利于谋求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推动人民币从地区货币过渡到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上。尽管实现这样的目标相当不易,也肯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绝不是没有机遇、没有可能。
伴随美国、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欧美在处理全球事务方面的精力、实力会打些折扣,甚至可能出现某个时段、某些方面的收缩,这为所有新兴经济体提供了营造全球多极政经体系的战略新机遇。值得关注也值得珍惜的是,新兴经济体能乘势腾出时间、空间,对快速发展过程中未解决的或是新累积的各种问题进行改革和消化。
[关键词]企业集团全球化经营 现状及对策研究
前言
我国国有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跨国经营的主体应以企业集团为主。企业集团是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一选择是国际经济大环境即全球经济、企业集团自身优势和国内适宜条件所决定的。
1 组建国有企业集团走向国际市场跨国经营客观必然性
从总体上讲,我国国有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跨国经营的主体应以企业集团为主,企业集团是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一选择是国际经济大环境即全球经济、企业集团自身优势和国内适宜条件所决定的(以下把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称为跨国集团)。
1.1 跨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在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加强。许多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已超过了一些中等国家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运输、通讯、技术传播成本的下降,使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化生产大大加强。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按照其自身的发展战略的经营策略在全球范围内融资,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化生产组织者。在21世纪,跨国公司的联合与兼并浪潮将更加汹涌,超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将在世界经济中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世界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依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在国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必须发展跨国集团。
1.2 企业集团作为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跨国经营主体是由企业集团优势所决定的。
我国企业集团,首先是从机械、电子、轻工等部门发展起来的。后来发展到冶金、能源、建材、化工、纺织等部门,现在又进一步扩大。90年代以来,我国一大批企业集团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摸索出了许多重要经验。例如深圳赛格集团通过直接投资、合作经营、收购股权、自主经营等方式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又收购了艺高电脑公司部分股份,开办了以产品开发为主体的善美赛格研究有限公司,在美国开办了太平洋赛格公司,在肯尼亚开办了肯尼亚赛格电子有限公司。海尔集团、TCL等也是如此,成为我国跨国集团的佼佼者。
2 我国国有企业集团走向国际市场跨国经营的主要对策
如何把企业集团培育成跨国经营的主体,必须从解决我国企业集团在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人手,针对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如下主要对策。
2.1 制定我国企业集团走向国市场跨国经营的总体战略规划
首先,要认识到发展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是当代生产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参加国际分工,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制定我国发展跨国经营企业集团的总体战略规划,并进一步制定跨国经营的地区、行业、技术、生产和市场战略。其次,建立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作为落实总体规划、协调和管理权威机关。负责制定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宏观上统一领导,管理和协调全国各部门、各行业的对外投资活动。
2.2 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海外投资的各项政策,赋予企业集团更多的自
应对海外投资主体实行倾斜政策。政府应采取重点扶植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开展跨国经营的政策,赋予他们比较完全、充分的外贸自,对外投资自、融资筹资自和审批出国人员、劳务输出自以及其它优惠。如果这些自目前普遍实行上有困难的话,可优先赋予极少数有条件的企业集团。
2.3 促进工贸结合,发展综合优势
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和外贸企业各有优势,二者相结合,就能形成优势联合。这种联合不是行政命令式的联合。而应让不同企业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自然发生联合,实行国有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之间要处理好利益关系。
2.4 合理界定企业集团的规模
企业集团规模不合理是企业集团跨国经营存在的问题之一。事实上,企业集团的规模应该分两个层次,一是产品规模。产品的规模要受到产品的性质特点、销售对象、市场需求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对那些批量小、品种规格多,与人们生活消费相关的产品,规模不宜过大,应控制在适度的规模水平;而对那些投资、批量大、品种规格少、产品寿命周期长的产品,规模就必须大一些。二是经营规模,经营规模扩大的空间很大,企业集团可以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多方位拓展。因此,在界定企业集团规模时,对产品规模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对经营规模要有一个潜在的估计。
2.5 加强培养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
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培养一批既熟悉国际惯例和市场环境,又具有在海外从事经营和管理能力的人才是我国企业集团走向国际市场跨国经营取胜的关健。发展我国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人才。
此次欧盟峰会在召开之前并不被市场看好,会前种种迹象表明,各国的利益分歧依然较大,因此会议的突破性进展,着实令市场大感意外。峰会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欧元区各国在危机面前,能,为大局考虑,达成部分妥协和让步。市场把这次峰会的结果解读为“欧元区走向团结的表现”。
不过,欧元区所面临的挑战,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债务危机的处理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峰会上做出部分让步,但仍坚守反对发行欧元债券的底线。欧洲稳定机制虽能直接向银行注资,但援助资金远不足需求,且短期内难以付诸行动。此外,12 0 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能否力挽狂澜,也存在质疑。从长远来看,原油市场依旧面临欧债危机带来的重重考验。
依旧供需失衡
从供需面上看,目前原油仍处于供需失衡状态。据国际能源署估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每天生产2940万桶石油,即可实现市场均衡,但目前的实际产量超出100多万桶。沙特四五月份日产油量基本保持在1000万桶,为近年来产量高点。
欧佩克维持高产量,主要是为了缓解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原因可能导致的石油供给减少,而短期内,由于伊朗和叙利亚的局势都不明朗,欧佩克的高产量计划仍然有可能维持。美国的原油库存量在5月中旬达3.825亿桶,创22年最高纪录;6月份数据虽有下降,但总体库存仍处在历史高位。
全球经济增速继续放缓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从而影响原油需求,更是中长期内令油价承压的重要因素。欧盟峰会达成的短暂乐观情绪,并不能掩盖欧洲经济的冰冷局面。英国市场研究机构马基特经济研究公司2日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制造业已连续11个月走弱。美国经济同样走势疲软,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如金砖国家等,经济增速也出现放缓的势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 2,创7个月来低点。6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4,创14个月来最低水平。
理念、规划和结构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在发展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同时,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改革在同步进行。以IMF为例,2010年IMF通过改革决议(见表2)将发达经济体的份额整体下降2.8个百分点,投票权下降2.7个百分点,均转让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份额提升2.39个百分点,投票权提升2.26个百分点,达到6.07%,超越德、法、英,跃居第三位。但目前该决议由于美国国会尚未通过,决议尚未生效,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对于推进共同治理的矛盾心理,也反应出共同治理的推进将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