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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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中印经贸合作的现实意义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使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加剧了两国发展模式之争等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挖掘经济互补性，加强相互投资合作等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体，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518亿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长表示，由于对来自美国产品需求疲软，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旺盛，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贸易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活力。中国和印度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印度力图仿效中国的成功，希望在制造业领域为其日益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中国则试图仿效印度在IT、医药产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亮点，也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应对金融风暴袭击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打压，在此情况下，中印两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恶化。中印经贸合作的主要行为体是企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许多企业收缩生产规模。一些已经上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签署的协议可能作废，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例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印度是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其铁矿石出口的80%销往中国，并占据其对华贸易的70%以上。经济危机使中国钢铁生产大幅下滑，尽管全球铁矿石价格已大跌，但中国企业的铁矿石需求整体萎靡，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印度则求助于对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倾销政策，冲击两国经贸关系。经济危机主要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一）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印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印度对中国的商品准入和企业投资长期持怀疑态度，并频繁采取投资审查和反倾销等措施。相关资料显示，印度对华实施反倾销的数量仅次于美国。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虽然自诩自身增长模式是内需驱动型，一度自认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认为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赶超中国的机会，因为依靠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受到冲击较大。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印度经济也遭遇卢比贬值、股市缩水、企业倒闭、资本流动性紧张等问题。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扶持本国企业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尤其针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倾销行动。特别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后虽对部分产品放宽条件，但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言自明。 　（二） 发展模式之争加剧

目前，国际社会上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盟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兴国家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欧日经济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已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其宗旨是强调市场自由原则，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国模式”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中国模式强调务实，反对意识形态为纲；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强调统筹政府和市场两个大局。“印度模式”与中国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体制下推进经济的自由化，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鼓励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危机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挖掘经济互补性，深化经贸合作

与“安全困境”相比，经济领域的共赢机会更多。中印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互补性强。中国劳动力效率高，印度资本效率高，两者结合将产生“经济增效”作用。未来双方可着重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结构的互补。从商品构成看，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样化，且附加值较高，如重型机械。由于双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及具体产业发展层次存在差异，这种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可以持续下去。二是相同产业内的互补。两国在相似部门如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及纺织业等领域开展产业内贸易也完全有可能。两国可结合自己的发展特色，不断提高各自在相似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同一产业内的互补性。例如，中印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竞争使中国企业从印度进口纺织原料，而自己生产和出口服装。这样，两国通过纺织业内部贸易得以将竞争转化为合作的新机遇。三是IT服务领域的互补。印度软件发达，中国硬件发达，两国在IT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二）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相互投资合作

印度对中国始终抱有戒心，在诸多“敏感”领域对中资企业投资设限。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为疏缓严重的资本流动性紧张问题，放宽部分领域的外资进入限制，并鼓励企业海外融资。2008年10月，印度证券管理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外资最高40%的投资限额规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国外资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将放宽外国资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凡是印度资本占 50%以上的合资企业所建新的企业一律被看做印度企业。按照原来的法规，凡有外资加入的印度企业建立的新企业仍被看做合资企业。按照新规定，所有印度资本占多数的新建企业将不受到政府关于外资对不同行业投资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举措无疑为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提供了机遇，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势必可作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另外，两国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以前大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实力雄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仅塔塔和安巴尼两家家族企业的销售额就占印度GDP约5%。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可凭借雄厚财力，通过注资、并购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快进军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下，许多西方大公司资产缩水，甚至面临破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之前大幅下挫，为中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文富德. 印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及其经济前景分析［J］. 四川大学学报， 2009(4).

［2］齐玮. 印度对外贸易现状与中印经贸关系分析［J］. 北方经贸， 2009(7).

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关联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两者的之间的改革、发展、进步、波动均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只有准确了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正确认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相作用，真正理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合共荣，学会利用两者之间的规律避免金融问题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保证实体经济的安全发展、进步。本文将通过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分析论证，浅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法门。

一、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对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国外主流经济学者们还远没有形成共识， 但相关研究和争论是以中立态度进行的。 而在国内， 近些年部分学者采用了一个富有感彩的词―――“虚拟经济”来分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在我国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另一个独特表现。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基础

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是体现两者关系的关键。实体经济是构建金融体系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内容，金融体系的提出与完善离不开实体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金融体系的相关理论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可以说，金融体系的存在依托于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存在，就不能谈及金融体系的存在。

同时，在金融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实体经济所提供的物质、经济基础也是帮助金融体系完善结构、自我发展的基础。在金融体系发展历程中，实体经济决定了其中大量资本的留存与否，决定了投资市场的运作基础，防止资源配置产生混乱，保证市场平衡，维护市场秩序。

（二）金融体系推动实体经济

为了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利用金融体系中的部分支付中介，长期积累有效资本之后，实体经济借助金融体系不断拓宽自身的经济范围，降低金融风险，降低大生产量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保证实体经济完整生产、稳定增长。

除此之外，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需要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纽带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起到驱动作用，推动实体经济资本增长，支撑资金需求，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拓展领域等需求。

（三）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协同发展，就业压力大大降低，资本市场越发活跃，为社会创收大量财富，提升了实体经济的盈余资本。然而，就目前行业现状分析，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仍存在有不和谐现象，如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过分苛刻、中小微企业贷款困难（如额度小、利率高、失败率高等）、金融体系渎职等。这一系列的现象级问题导致企业运营风险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向

（一）实体经济推动金融体系

综合分析当前经济现状，实体经济应积极反思自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认清自身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位置，积极转型，将当前的交易模式逐步转变为未来的自身发展趋势方向，针对自身的市场定位与未来发展，精准判断交易需求，结合市场需求进行自身发展方向的定位工作。实体经济的发展历程也是金融体系的完善过程，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必须紧密联合、相辅相成，将原始资本大量投入金融体系，扩大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助力实体经济进入经济市场，深入挖掘资本需求链，将资本经济的实际需求作为金融体系发展改革的引导方向。

因此，只有积极摆正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在根本上进行实体经济改革，努力让实体经济融入金融体系，深化两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二）鼓励金融体系自由发展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深化金融经济自由发展后，利率的升高会影响储蓄利率的随之上升，进入储蓄之中的资本将会翻倍增加，储蓄规模也将随之大幅度提升。金融模式的自由化可以起到改变融资途径的作用，简化储蓄、融资手续，降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影响力与干预可能，发挥市场的健康调节机制有效作用，降低对政府机构的依赖，更加公平合理的配置市场资本，提高金融领域的监督管理，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平衡性，提升金融市场服务效率，稳定实体经济发展。在改革资本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各个金融机构，完善现有的资本市场，避免经济企业信息出现不正当的传播，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信用机构，为金融体系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支撑，为其提供必备的融资渠道，实现两者的和谐共生。

三、结束语

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密不可分，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石，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助力，两者之间互相推动、相辅相成，避免金融危机、市场波动等危险状况的出现，稳定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正确认识两者关系，主动协调两者关系，让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共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萍.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及其测度指标设置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2（06）.

[2]范柏乃，张维维，贺建军.我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13（04）.

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范文第3篇

曹 彤 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方福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

冯 博 中国证监会期货二部副主任

龚明华 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韩文秀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纪志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林清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 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苗雨峰 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

彭晓光 《环球财经》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建平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汪昌云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 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

王 毅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

王永利 中国银行副行长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

曾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庄毓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大金融”概念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本世纪初期提出，而后在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共同推动下，对“大金融”内涵的阐释逐步丰富起来。特别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从实践角度印证了“大金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大金融”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具体而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至少给了我们三大启示：一是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规律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被长期低估；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

基于此，《大金融论纲—一个全球性命题》（征求意见稿）在对西方金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金融”命题，这一命题有四大内涵，分别是：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和跨文化意识。

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

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

在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内，金融效率性产生活力，金融稳定性产生弹性，危机控制能力保证弹性，这三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一国的金融竞争力。

“大金融”命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需要搞清楚金融体系的效率性、稳定性和金融危机控制能力三方面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构建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形成合理的金融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框架、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构建稳定和效率并重的宏观调控体系。

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出四种趋势：首先，国际金融格局出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其次，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转变；再次，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最后，金融监管走向了宏观审慎。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运用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体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

基于“大金融”框架，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路径为：在产业战略上，形成市场化、均衡发展与混业经营；开放战略上，形成开放保护与国家金融控制力；货币战略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战略上，推动建立全球经济网络；城乡均衡发展战略上，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具体而言，产业战略方面，第一，应进一步巩固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努力发展制度健全的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在功能上实现互补；尊重国情和市场规律，构建银行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第二，努力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分割和信贷结构失衡，是隐藏在“国进民退”现象背后的金融制度根源。比照国际经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在2015～2017年之间完成。改革路径应选择：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第三，稳步推进混业经营。中国目前的混业经营程度处于国际较低水平。实证表明，混业经营总体上有利于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综合考虑效率和稳定，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国混业经营的最佳模式。

开放战略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现象，国家金融控制能力衰微，金融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提高名义开放度，控制实际开放度，并在开放进程中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

货币战略方面，应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全球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历史性机遇。中国应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在货币职能上，第一个十年实现“贸易结算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当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个十年实现“金融投资化”，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个十年实现“国际储备化”，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在外汇储备战略方面，争取建立全球经济网络。中国超额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应当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的超额外汇储备管理应遵循外向性、战略性和多元性“新三性”。外汇储备投资应构建有效的全球资产组合。外汇储备应投资于占据产业周期高端位置的产业，瞄准战略性资源产业。

在城乡均衡战略上，要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因为“三农”问题事关改革大局，中国转型过程面临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三农”问题的政治化，使得农村金融越来越成为事关改革全局的战略问题。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现实困境，农村金融亟待“破题”。基于现状和发展趋势，应着力构建“合作性—商业性—政策性”三位一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之一。金融体系的效率可从两方面衡量：一是金融体系本身的效率性，二是金融引导的产出是否具有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市场交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提供创新激励等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银行体系效率的决定因素包括：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一国银行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在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提高一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第二，银行产业发展。银行业效率的提高，需要在保持适度资产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的基础上，防止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和银行危机的发生。第三，制度文化发展。加强产权保护，促进社会信用文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一国银行业效率的整体提升。

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一般因素包括：产品数量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与定价能力，创新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金融市场效率的实现需要国家特定性因素，包括：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应性，与金融制度基础的适应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等等。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稳定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兴衰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稳定的金融体系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常常导致经济增长的中断甚至长期停滞。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竞争力的两大核心要素。

宏观经济层面，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审慎的金融开放有助于金融稳定；产业结构层面，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较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稳定性高；政治制度层面，政府管理能力、司法效率或制度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金融稳定性越高，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稳定性低；金融监管层面，对金融业经营的过分管制不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监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金融稳定性的提高；在风险的传递扩张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司法效率低下的国家，一般性危机演化为系统性危机的概率显著上升。

基于周期性泡沫推动的金融危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全周期视角的危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要点是：在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膨胀和超速扩张是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衰减为代价的；泡沫经济挤出实体部门投资并最终导致这些实体资本灭失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不断增加的金融杠杆、实际贷款利率的上升、实业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表明经济泡沫程度和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大；在泡沫最后阶段，当资产价格上涨超过了信用扩张所能支撑的范围时，资产价格泡沫达到了破裂的临界条件。

危机控制能力与金融竞争力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能很快抑制危机扩散，并在短时间内重返金融稳定和经济高增长的路径，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危机前软弱无力，最终陷入了金融体系失灵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双重陷阱。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应对能力的强弱，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影响一国危机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危机中的紧急救助方案，危机后干预手段和措施的有效性，危机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危机的早期预警机制，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等。

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15种常见应对措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危机应对政策，一些政策措施虽然可以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但却可能导致较高的经济成本或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第二，危机应对的各种政策措施本身就具有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转化为危机成本的一部分，从而延长危机持续时间或增加危机的经济成本；第三，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经济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已经真实地发生，仅通过危机后的补救措施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理性效果。

同时，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主要对危机后的短期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而财政政策则主要作用于危机后的短期经济增长（有助于遏制危机期间的经济下滑）。两种政策刺激或稳定经济的效力都集中体现在短期。过度的货币投放会导致通货膨胀，而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将在危机结束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渐显现。我们认为，为避免大规模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危机消退、经济企稳回升，之前作为“反危机工具”出现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渐淡出。

构建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实际选择？我们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影响金融体系结构，经济发展程度影响金融体系规模。同时，效率和开放是金融结构市场化的两大驱动车轮。

我们发现，在崇尚规则和权威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而在崇尚自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GDP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冲击明显大于银行主导型国家。在金融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中，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金融危机稳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内含着某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

金融体系具有过度周期性，货币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金融创新日益频繁，金融运行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我们提倡建立全面稳定的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纳入金融稳定考虑的货币政策框架等。

“大金融”理论与中国的新型金融发展观

中国的全球金融发展观有四大基础，分别是：第一，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第二，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第三，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第四，文化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体现多元文明共融共治的全球化发展观。

中国“大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货币政策方面，应在盯住通胀和产出的基础上，关注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完善通胀指标统计，为政策决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础。以价格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

金融监管方面，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要结合和配合。金融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统筹协调。

信贷政策方面，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应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总体上应坚持市场化原则，提高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

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结构； 合理值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化，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日趋完善，金融业务与产品不断创新，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金融体系开始由“银行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在这样新的经济金融背景下，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所孕育的一些传统金融监测指标已经无法完整而又准确地反映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之间的关系。2010年，一个用以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新生概念―社会融资规模顺势而生。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分为四大部分：①金融机构表内业务，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②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③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④其他，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等。

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值的判断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包含了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从总量上描述了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融资的状况。另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囊括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囊括了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内涵广泛，统计口径宽泛，从而可以从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子市场的视角描述资金的结构和流向，多层次地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信息，从结构上深入剖析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要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虑。

（一）总量的合理性

从总量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总量的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是其结构调整的基础。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与宏观调控目标保持高度一致。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是监管当局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变革的背景下对宏观调控实践作出的重大创新。所以，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充分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等经济指标的关系密切，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同样的，社会融资规模与CPI的关联性强，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能够影响物价水平。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保持适合的货币流动性，稳定住通货膨胀预期，这样才能稳定物价总水平，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社会融资规模应当顺应宏观政策导向的需要，尤其是与社会融资规模关系密切的货币政策。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一个重要检测指标，扩大了M2，新增人民币贷款等传统金融指标的监测范畴，将监测的范围延伸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拓宽了货币政策的关注面，更为全面而又准确地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总量。对于社会融资规模本身，它的合理值应当符合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定能够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并且能够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推动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推动私人投资的发展，有效增加社会投资总量。

（二）结构的合理化

从结构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结构的合理化。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细致地反映了金融体系中各个不同部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求信息，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就体现了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结构，而合理的资金供给结构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影响消费投资，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有效改善产业、消费、投资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

第二，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突出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扶持。虽然，社会融资规模不仅仅只是信贷市场的反映，但信贷市场仍然是社会融资规模的重点监测对象。信贷市场是服务“三农”的主体，加强“三农”信贷投放，保持合理的“三农”信贷总量以及增速是合理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中，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不同的融资渠道，不同的金融工具给予小微企业以资金支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体现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重点支持。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表内、表外业务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在当前的融资市场中，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迅速崛起，除了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等表内业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金融工具通过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将资金投放到实体经济中，这部分资金也能被清晰地反映在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中，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规范问题，不断出现的监管漏洞，监管盲区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力度，逐步引导表外业务的发展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减少表内业务资金通过不合规的表外业务流入市场的情况，减少干扰金融稳定的因素。

第四，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直接、间接融资之间的关系。面对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直接融资在整个融资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总理就曾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 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通过市场的筛选功能引导资金配置，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进一步满足了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同时也分散了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促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值是满足总量适度，结构优化两条标准的数值区间。（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范文第5篇

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与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中的系统性风险不同，后者又称市场风险，是指由共同因素引起的，不能通过多样化资产组合而消除的风险。而对于前者至今仍缺乏统一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大致定义系统性风险为单个金融机构的活动或者局部冲击对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与程度。学术界的定义各有侧重，一些学者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金融部门发生危机和对实体经济的溢出风险。也有学者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受共同事件冲击或者传染过程影响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的状态。Cummins&Weiss强调系统性风险对实体经济以及消费者信心的影响，认为系统性风险是指引发大部分金融体系的经济价值损失和信心丧失的事件，该事件冲击的严重程度能以一个很高的概率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侧重点给出了系统性风险的定义，以上定义虽有差异，但反映出系统性风险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会对整个系统的功能构成影响；二是负外部性较强，会对整个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然能够增进人们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理解和把握，但分析视角基本上都拘泥于金融体系内部，还不充分。从广义角度来看，系统性风险并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产生，在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高度关联的现实环境中，实体经济的失衡最终将反映为金融体系的财务问题，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温床。从全局和长期的视角来看，经济各部门的失衡抑或财务质量恶化最后都会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联系纽带传导到金融市场，从而诱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综上所述，金融监管应该具备更为宽泛的宏观视角，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全局角度来考量经济体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即系统性风险不仅是指金融体系内部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更涵盖由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或者结构变化而蕴含的金融部门潜在系统性风险！唯有从系统性风险的广义视角，金融监管才能具备前瞻性与有效性，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项负面冲击在金融体系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及非金融体系之间不断传导与反馈的过程。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是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不断累积和扩散的过程。

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表现是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崩溃或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信息不完全下的羊群效应、交易者风险暴露的传染效应和投机攻击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主要机制。

信息不完全下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指的是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的影响，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也称为“从众效应”。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进行投资时，由于信息不完全，通常采取观察到的其他投资者所采取的行动。Lux（2006）建立了一个噪音交易者之间的传染模型来描述羊群行为下的动态过程，解释了金融市场价格过度波动的原因。模型通过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变化来描述市场供求状况，而供求状况影响价格的变化，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加速了股市泡沫的形成与破灭。

交易者风险暴露的传染效应。LagunO任andSchreft（1998）讨论了通过交易者风险暴露的传染效应导致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制。在他们的模型中，投资者在第0期将他们的现金投入一个由许多风险投资项目或资产（比如债券）、组成的投资集合，或者投资于无风险资产或消费。这样，通过共同投资将产生一个直接或间接风险暴露网络。如果投资者没有预见到传染的影响，当一个项目或资产失败（即出现特定冲击）时，则拥有该项目或资产头寸的投资者受到损失，他们将收缩他们的风险资产，改投无风险资产，从而减少风险投资项目或资产的资金来源，进而导致风险资产市场的崩溃，形成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投机攻击。由投机攻击而形成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主要产生于外汇市场，特别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国家的外汇市场。以克鲁格曼（1979）为首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固定汇率制下，一国货币受到投机攻击而形成货币危机的机制。当一国出现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如固定汇率制和巨额财政赤字同时存在时，投机者将预期该国货币将贬值，并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该国货币，当该国的外汇储备枯竭时，该国政府将放弃固定汇率，让货币贬值。此后，第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又从其他角度阐述了投机攻击形成货币危机的机制。

三、预防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建议

（一）重视实体部门与金融体系的关联，有效控制实体部门的杠杆率

实体部门的健康运转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因此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首先应从实体部门高负债这一根本原因入手。企业过度负债会带来诸多恶果，一方面会降低企业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 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的攀升会增加其违约概率，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对企业部门特别是房地产部门的高杠杆率必须引起高度警惕，防止个别行业由于巨大的负外部性绑架整个国民经济！除企业部门外，政府部门的过度负债同样不容轻视，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还款来源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收入，潜藏着债务危机风险，通过政策与金融手段双管齐下遏制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冲动"及时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是当前金融和经济体平稳运行的内在要求。

（二）降低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业务的同质化

多样化和异质性是一国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前提。当所有金融机构目标和决策都一致时，会形成共同的风险敞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外部冲击，加之“羊群效应”的驱动作用，流动性会迅速枯竭，市场也将走向崩溃。因此我们认为金融机构间业务同质化和高关联度不仅构成重要的系统性风险来源，而且使得信贷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同质性表现为经营理念、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客户对象等方面的趋同。应当引导和鼓励不同银行根据自身特征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对不同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

（三）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包括央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个三平行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一直以来发挥着专业化的金融监管优势。然而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活动和产品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渐凸显，现有的监管模式逐步暴露出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并存、缺乏明晰度和灵活性等缺陷。为此，应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与央行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与共享，来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效率！应切实加强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和跨部门监管的职能，建立专门负责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防范和早期预警部门，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逐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