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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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走向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经济集中/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反垄断立法

反垄断法的产生，在于不信任过分集中的经济力量；反垄断法的核心在于反对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由此揭示了反垄断法与经济集中之间有着某种深刻的关系。在反垄断法发展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各国主要致力于通过反垄断法的国内实施来控制国内的经济集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合并的迅猛发展，国际范围内的经济集中日益严重。从一般集中角度考察，早在1980年时，3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25000家子公司（25%以上）的销售额就达26360亿美元，大约为所有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8%。[1]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也是相当惊人的，在全球范围内，一些跨国公司占据了整个行业的重要地位。例如，30多家跨国机械公司占据了国际机械市场份额的70%；20家跨国电脑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世界的计算机市场；而在国际商用飞机市场，则只有美国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两强争霸。（注：此组数据引自1994年1月19日《中国税务报》，1997年7月25日《南方周末》，1999年4月8日《国际商报》。）这样，反垄断法所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已从国内竞争走向了国际竞争、从国内经济集中转向了国际经济集中，随之，反垄断法近几十年来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集中体现为“把规制的重心由国内经济集中转向国际经济集中”这么一个发展趋势，即反垄断法内国控制日益弱化，国际控制日益强化。

一、反垄断法发展趋势之一：内国控制的弱化

反垄断法内国控制的弱化是指各国从现实出发，逐步放松管制，放宽反垄断法的实施，使得包括国内企业合并在内的许多垄断行为很大程度上趋于合法化。例如，波音公司合并麦道公司（美国）、迪斯尼公司合并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克虏伯公司合并蒂森公司（德国）、汽巴嘉基公司合并山都士公司（瑞士）这样的合并大案，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都得到了支持，这充分说明了反垄断法内国控制的日益弱化。反垄断法内国控制的弱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充分实现：

（一）从结构主义走向行为主义

反垄断法有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之分。依结构主义的方法认定提议中的企业合并是否是垄断性合并时，仅要求审查市场集中度和参与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如果市场集中度迅速上升或者参与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过大，那么就被认为是垄断性合并而遭禁止。很明显，这种单纯以结构主义方法认定垄断性合并是相当严厉的，近乎于有罪推定。按照这种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不仅禁止了一些大的企业合并，而且对一些中小企业市场上的企业合并（如1962年的“布朗鞋公司案”）以及一些大企业仅提高了一点市场份额的企业合并（如1963年的“罗姆·凯布尔斯案”）也坚决予以制止。实际上，市场的高集中度和若干企业的高市场份额可能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获得的“竞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效率垄断地位”，但当竞争对手一旦开发出类似产品或掌握了同样的技术或利用自己的技术取而代之的话，那么该优势或迟或早将被打破。[2]因此，单纯以市场结构为标准来控制企业合并有着相当大的缺陷。美国自1974年“合众国诉通用动力公司案”开始，表现出了摒弃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走向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的趋向，市场集中度和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而仅是确定市场势力的重要标准。[3]1984年美国司法部一个合并指南，彻底抛弃了单凭市场结构认定垄断性合并的有罪推定原则，指南认为，判断企业合并是否限制了竞争，除了市场份额和部门集中度外，还要考虑市场竞争条件的变化，包括新技术的开发、企业的资产状况，以及合并后的经济效益等。1992年的横向合并指南进一步降低了市场集中度在判断垄断性合并中的地位，把它与潜在的反竞争效果、市场的进入、效率和破产并列为判断垄断性合并即“合并是否会产生或者加强市场势力，或者推动行使市场势力”的五大判断标准，行为主义色彩越加浓厚。

国内经济走向范文第2篇

在2011年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格外引人瞩目。2011年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圆满闭幕，会议明确提出了2012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宏观调控的重点也将从去年的“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转向了今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稳定价格总水平”已不再处于突出位置，凸显政府稳增长的决心。经济增速放缓，”稳增长”是重点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 1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8.9％，增幅为两年来新低；整体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下降，从2010年第四季度的9.8％，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9.7％，第二季度的9.5％，再到第三季度的9.1％。不少机构普遍预测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面临着“保八”甚至“保七”的严峻挑战。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首席宏观经济研究员许江山表示，“GDP连续四个季度的增速下滑或许只是初幕，2012年经济增长才会受到真正考验。因为作为‘三驾马车’中对经济增长起到真正贡献的进出口和投资在2012年都非常不乐观。

据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6420.6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2.5%，外贸进出口总值刷新年度历史纪录。贸易顺差1551.4亿美元，比2010年净减少263.7亿美元，收入14.5％。

“出口增速持续回落，而2012年增速的回落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欧美的实体经济增长或其内部经济结构调整都将进一步抑制中国出口。从长期来看，我国出口的增速都将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中。因而，长短周期的叠加，预示着2012年我国的出口形势必然严峻。”许江山还表示，2012年投资增速的下滑也是国内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国内经济的诸多矛盾都将在投资上得到反应，并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如果说2011年的“稳”字重点在于抑制通货膨胀，那么201 2年的“稳”则注重于调结构，维持经济平稳增长，防止中国经济出现过大的起伏。随着2011年1 2月CPI同比上涨4.1％，较11月回落0.1个百分点，创15个月以来新低，并表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在通胀压力减轻的情况下，2012年“稳增长”的经济政策透露出国家不愿意国内经济过快下滑，将把调控重点放在防止风险和波动上，因此，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主要会通过财政减税、增加信贷投放等方式，减少中小企业的负担，给予货币政策更多弹性调整的空间。

货币政策将适度放松

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许江山表示，“货币政策的转向会有一个过渡期，在2012年上半年，主要以政策态度的变化、政策预期的变化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为主，利率不会出现调整。”

分析人士认为，2012年的货币政策应解读为“中性偏松”，在保经济的目标明确后，银根松动的脚步会加快，预计近期可能再次下调准备金率，不过由于通胀水平仍有可能反弹，大规模的释放流动性可能性不大，以适度、灵活微调为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在基调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开始预调微调，央行将在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下，做一些阶段性、结构性的放松。

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肖本华认为货币政策将以定向宽松为主。“只有严格执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才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若只采取简单的全面宽松则无法保证流动性有效流向中小企业。”

国内经济走向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汇率制度改革；货币政策

作者简介：赵鹏(1976～)，男，河南郑州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132-04　收稿日期：2008-06-06

一、加息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两难困境

我国自2004年陷入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与保持人民币不升值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困境，困难首先来自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一)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从实际上看，我国采取的是有浮动的准固定汇率制。当人民币汇率与经济运行相背离、和市场预期发生较大偏差时，人民币就产生了贬值或升值的压力。自2003年始，市场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人民币产生了很强的升值预期。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美元贬值。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财政赤字导致了连续多年美元对其它世界货币的不断走软。由于人民币实际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准固定汇率制，所以人民币对其它主要世界货币随美元一同贬值，因此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因此高涨。

2　购买力平价显示人民币低估。购买力平价从长期决定着两国货币的交换比率。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测算结果包括：任若恩估算1991年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水平为1美元等于1.41元人民币，郭熙保估算1994年的这一水平为1美元等于2.26元人民币，易纲和范敏估算1995年的这一水平为1美元等于4.2元人民币。由于涵盖了被统计的GDP中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目前被认为最权威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由世界银行进行的。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指标》，2001年人民币购买平价水平为1美元等于1.9元人民币(杨长江，2003)。

也就是说，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即使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因素，人民币仍然严重低估了。

3　长期国际收支顺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外部均衡的基本格局可以用“双顺差、高储备”来概括。除个别年份。这一国际收支格局基本上都保持不变，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始终保持双顺差状态。这种持续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形成了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长期超额供给，给人民币带来了最直接的升值压力。

4　预期因素。我们在前面讲过，在固定汇率制下，超额的外汇供给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会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然后再通过基础货币投放造成物价上涨，最终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由于国内已经出现了持续的物价上涨，所以人们认为国家会继续采取措施抑制国内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最可能包括：一是使人民币汇率在更大区间内浮动从而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二是提高名义利率，改变实际负利率的状态。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案，都会强化升值预期，带来更多的资本流入。

综合以上诸多原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非常强烈，以致于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急剧增加，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困扰。

(二)固定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受到的冲击

从1994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经历了从经济过热到通货紧缩再到如今投资过热的大幅波动，尤其在1997年还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人民币汇率除了在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以外，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始终稳定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此在1999年将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列入固定钉住制。

但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却给我国的货币当局带来两难。1997年美元升值和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周边国家货币相继贬值，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国内的部分资本通过一些渠道流出境外。而这时我国国内经济处在抑制投资过热后适当放松银根的宏观政策时期，人民币存款利率连续7次下调。不断下降的人民币利率加剧了资本外逃。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被迫在外汇市场抛售美元，这样又缩减了基础货币的投放。银根的被迫紧缩直接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与消费低迷，增长速度减缓，失业问题加重。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国内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逐渐显现，国内经济于2003年出现拐点。在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下，CPI呈现持续上涨态势，持续多年且有加速迹象，这使得货币当局不得不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予以干预。然而由于美元相对其他主要世界货币大幅贬值、中国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以及人们对央行将运用加息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因素，人民币表现出很强的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被迫大量购买美元，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从而造成人民币的大量投放，而这又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三)走向浮动是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必然选择

克鲁格曼(1998)在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提出了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又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这三个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两个，不可能三者得兼。“不可能三角”直观地表达了模型的结论，如图1所示。

图1中三角形的三个角点分别表示自由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及汇率稳定这三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宏观经济目标。如果实现了自由的资本流动，可以实现国际金融一体化，提高资本在国际间的配置效率，货币政策独立则意味着货币政策自主于外部因素，可以有效地针对国内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波动进行调节，如果实现了汇率稳定，则可以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如图1所示，在货币独立、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流动之间，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必须得放弃三个目标中的一个。

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清楚地表明：(1)要想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就必须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2)如果一国在保证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又要稳定汇率，那么它只能放弃货币政策自，不过这只在理论上成立，因为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再大，与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风险在一国货币贬值时尤为可怕。一旦一国的中央银行为维护固定汇率而耗尽外汇储备却无法扭转国际投资者的本币贬值预期，不仅汇率无法继续稳定，而且由于外汇储备的消耗导致国内货币供给锐减，对经济的破坏巨大(许文彬，2003)。(3)要想实现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国家需要严格的资本管制。克鲁格曼为亚洲金融危机

后东南亚各国开出的加强资本管制以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的药方就是以此模型为理论基础。

我国接近上述“不可能三角”的右边所描述的状态，汇率保持稳定、资本半自由流动，但丧失了一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虽然资本流动仍受到严格管制，但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经常项目可兑换、贸易依存度的日益提高以及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投资者(QDII)制度的推出，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流出我国的难度在逐渐减小，规模日益扩大，于是货币政策受到外部的冲击也越来越明显，国内经济受外部因素干扰容易大起大落，不利于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另外根据我们对固定汇率制下利率对汇率影响的讨论，维持固定的名义汇率效果有限，因为在资本流动条件下实际汇率会随着国内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在新近的一个研究中显示，153个国家1970年～2001年的数据显示，真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有限浮动汇率制度地区平均值位于第一，同时有限浮动汇率制度下通货膨胀率最低(Reinhart et al，2004)。以此看来，有限浮动的汇率制度在实践上有一定优势。所以比较来看，人民币汇率在国内经济条件成熟时向有限浮动的汇率制度调整是比较好的选择。

(四)利率市场化和放松资本管制也是完善传导机制的需要

为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冲击，仅仅调整汇率制度还不能完全解决利率、汇率传导不通畅的问题。利率和汇率的相互作用能够促使市场自动达到重新均衡，但这必须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体系基础之上。这其中至少包含三个条件：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国内利率市场化和能够反映真实供求的外汇市场(田文锦，2004)。

由于我国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市场体系尤其是资金市场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所以也不具备上述理论中所要求的相互传导的条件和基础，因此很容易使我国陷入内外经济不均衡时无法自主调节的情况。国际收支的长期不平衡与缺乏灵活的汇率、管制的利率以及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不无关系。

二、汇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及放松资本管制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汇率浮动必须在国内经济条件成熟时才能进行

外部均衡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面临的四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其含义在于实现国际收支的合理结构。而我国长期以来都在维持着这样一个不均衡的国际收支结构。这种收支格局有它深刻的国内经济背景。

1　人民币官方汇率的决定――边际换汇成本。总需求不足与生产相对过剩一直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难题，它的根源还在于制度因素。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完成，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政府行为和政府职能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包括国有银行改革在内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没有彻底实现的条件下，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仍然患有“投资饥渴症”，过度的投资和重复建设极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从而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无效供给。另一方面，由于三农问题恶化，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产品结构不合理，广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强化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相当部分的社会潜在需求无法转化为实际有效需求，因此相对过剩的国内产品只能以低价向国外输出(潘英丽。2004)。

尽可能促进出口，增加就业是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但是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口产品，人民币的边际换汇成本就很高，国家为保证出口企业盈利则不得不把外汇名义汇率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就是人民币官方汇率决定的基础。

2　制度变迁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勿庸置疑，FDI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这不仅仅表现在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同时也给中国引入了健全的微观经济主体。外资企业在国有经济因体制原因增长困难时，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因此，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符合改革和稳定的需要。由于受到国内经济条件的制约，政府已经对FDI产生相当强的依赖。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家维持这种国际收支格局是由其可获得的收益与其付出的成本所决定的。国家维持这种国际收支格局可得到的直接收益包括出口过剩产品获得外汇、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间接收益包括拉动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优化国内微观经济主体结构等。而为维持这种格局的显性成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因优惠政策所获取的高额利润、外汇储备因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损失，隐性成本因汇率扭曲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假定间接收益与隐性成本保持不变，我们考察直接收益和显性成本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外汇储备结构以美元为主，投资的也主要是美国国库券和美国国债，大幅增加的外汇储备随着美元不断的贬值和美元利率的连续下调损失巨大，虽然经常项目持续增长，但相对于巨额外汇储备的贬值和投资收益的减少，增长的经常项目差额是比较小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引资政策非常宽松，过多的甚至是恶性竞争式的优惠政策导致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很高。Hale(2003)的研究表明，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为这些公司带来的收益比他们在任何其它发展中国家得到的收益更多。据余永定(2003)测算，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收益率约为13％，远高于我国投资美国国库券约3％的收益率。

不过由于渐进改革还在继续，国内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对FDI的依赖依然很强。如果人民币在国内经济条件不成熟时盲目大幅升值或放开汇率自由浮动，很可能造成中国的通货紧缩、国际直接投资减少、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带来财政赤字、失业压力等许多问题，这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二)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注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改革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市场出清的价格必定会引起效率损失。在官方压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的资金市场始终呈现出超额的货币需求，这说明资金市场未出清，那么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在现实中这种效率损失就主要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

国内经济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彻底改变，就必须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就要求利率必须能够充分实现其价格信号的作用，引导资金的高效率配置。这就是麦金农等在金融深化论中所提到的核心问题――利率市场化。

不过市场化的利率要想充分起到价格信号作用和有效配置资源，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微观经济主体必须对利率敏感。在当前体制下，占有70％以上金融资源的微观经济主体仍然是国有经济部门，它们对利率是很不敏感的，这就意味着只要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法律环境不健全、政府职能不转变，利率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实施利率市场化的同

时，注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改革是相当重要的。

(三)资本流动管制必须循序渐进

虽然国际资本流动是利率和汇率共同调节经济均衡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在国内经济矛盾还未有效消除的情况下，对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放松得过快。这是因为人民币在未来仍存在贬值的可能性，一旦发生持续的大规模资本外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防范意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1　银行不良资产是人民币可能贬值的最主要因素。樊纲(1999)的研究认为包括政府最终负责的债务和银行坏债等隐性债务之后所得到的“国家综合负债率”已达到50％左右。花旗集团2002年的研究更是认为中国政府的“或然性负债”高达1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114.9％。其中银行重组的估价成本为45000亿元，社保基金的估计成本为25000亿元，仅此两项就占到GDP的73％，而当年累计的公共债务和外债分别为15500亿元和15000亿元，分别占GDP的16.2％和15.6％，另外还包括其它债务共9700亿元，占GDP的10.1％。

由于包括社保基金在内的其它各项债务基本可控，那么最严重的问题仍在于国有银行体系。其巨大的不良资产规模存量与不断新生的不良资产增量是国家最大的隐性债务来源。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以上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和软约束贷款。我们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国有经济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就是必需的，那么在未来，新的政策性不良贷款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赵鹏，2000)。

2001年后贷款规模急剧增长证实了以上观点。为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政府放松了金融货币政策，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对投资的饥渴导致了新一轮的贷款规模迅猛增长。而由于新增贷款主要集中房地产、汽车、钢铁等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重复建设也相当严重，而国内消费需求却无法有效启动，所以未来的产能过剩很可能导致新一批银行不良资产的积累。要想根治银行不良资产问题，需要从制度改革的层面去考虑。总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滞后导致的国有银行体系内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是人民币未来贬值的最大压力。

2　投资过热带来的生产过剩也会促使人民币贬值。中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为比较明显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我们知道投资具有两重性，它是当期的需求，下一期的供给。如果没有最终消费来吸收本期投资所供给的产品，就会在下一期出现进一步的生产过剩。如果不断地以下一期投资来消化上一期投资所形成的供给，那么在缺乏最终消费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泡沫并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由于在多种原因的制约下，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并且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壁垒的减少，快速增长的进口会进一步压缩国内总供给的有效需求，因此投资过热很可能带来新一轮生产过剩。如果国内总需求无法同步增长，生产过剩会导致通货紧缩和国内物价水平的下降，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预期将可能发生逆转。

三、结论

构建起一个完善的、有效率的、有助于调节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资金价格体系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资金价格体系改革牵涉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保制度等等。同时，资金价格体系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其它方面改革的突破，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体系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些问题错综复杂，都需要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在此不再赘述。

国内经济走向范文第4篇

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郑晓东无疑是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那一批富人，他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经商，现在大都四五十岁，面临“干不动”和“交班”的忧虑。

过去，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推高了中国的资产价格，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人们倾向于拿人民币资产。如今，他们开始担心投资的回报率和财富安全，纷纷把手中的人民币资产抛售，换成美元资产。

看淡国内经济前景

为何资本撤离中国？这背后的情况很复杂，郑晓东选择在此时投资美国资产的原因很简单，“看衰国内经济增长前景”。郑晓东一脸郑重地告诉记者：“一旦情况不好，立马撤。”

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的观点是，中国的富人正在寻求让自己的财富多样化，他观察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投资商业房地产和股票，并在房地产领域进行个人投资，主要是在美国和香港，他认为未来10年可能将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资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或许可以归咎于中国企业家正在走向海外，跨境投资活动增多。今年浙江一位私人企业老板关闭了国内的工厂，转而投资加拿大一家上市公司，一位外资银行家给这位私企老板提供了咨询服务，他对《新财经》表示：“他在国内市场不好挣钱，相比而言，国外的经营环境和资产都比较便宜，有合适的利润空间和投资价值。”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企业是哪个地方便宜、有利可图就去哪里，民营企业关闭潮早已有，而一些大的跨国企业也在撤离，背后的原因，比如投资环境恶化，人力、物流和隐形成本在上升，都在挑战企业利润。”

这位人士认为，过去中国经济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很多企业卖的是海外市场，原本就是微利，一旦海外市场疲软，没有税收优势、产业无法成功升级，就只剩下关门一条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负面影响已经体现在今年上半年银行的财务表现上。

数据说明现实的险峻，中国银行业形势已经从年初的“暴利”走向“危险”境地。根据8月15日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中国内地商业银行第二季度不良贷款余额4564亿元人民币，按季增加182亿元。其间，不良贷款率维持首季0.9%，净息差按季收窄0.1％～2.7%。

在一些富人和企业家想办法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同时，一些境外投资者也正在将资金抽离中国。

今年3月至今，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等世界500强企业将部分产品从中国代工企业撤走；福特汽车公司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中国和墨西哥迁回美国；星巴克把陶瓷杯制造从中国撤回到美国中西部；7月18日，体育服装巨头阿迪达斯宣布关闭在华的唯一全资工厂。

郑晓东分析道：“现在避险需求明显，出于风险多元化控制的考虑，资金将会流入安全的环境。这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现在资金都在从新兴市场流回美国。”

专家分析认为，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强大的出口能力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优势还在，只不过中国的这些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商家转移资产是为了控制风险，降低成本，使利润率不下降。”郑晓东说：“今年5%的企业撤走不做了，明年可能是10%，后年也许30%，到时你会发现突然某一天就到一个经济无法忍受的极限了。”

对美元需求强烈

外汇占款数额变动可窥见资金流动的方向性变化。外汇占款是衡量中国境外资本流入、流出的一个重要指标，流入内地的外汇会被卖给央行。

8月14日央行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较上月减少人民币38亿元，约合5.97亿美元。自从去年四季度起，中国外汇占款即告别月均2000多亿元的持续高增长时代，进入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阶段。

《华尔街日报》的Tom Orlik发现，过去10个月，中资银行有5个月成为美元的净卖出方，在此期间，企业结汇数量仅达到人民币1450亿元，大大少于通过贸易顺差流入中国的外汇结余，相当于人民币9050亿元。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外汇占款持续减少的背后，是因为一些外贸企业减少了与中资商业银行的结售汇活动。

衡量资本流入、流出的另一个指标是汇率变动。而在美元走强、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背后，是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忧虑的表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2年8月1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3482，再创年内新低，贬值趋势持续。而刚刚过去的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跌了0.88%，创下自1994年以来的贬值最大值。

分析公开数据可以看出，中国2011年的10月、11月和12月，2012年的1月、4月、5月和7月的资金流出尤为突出，引发市场对于国内经济和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忧虑。

花旗银行(Citibank)外汇策略师贺伟晟认为，随着人民币继续贬值，企业选择持有美元的这个趋势在未来几个月不会改变。尽管央行一直在外汇市场上抑制贬值趋势，但不少市场人士判断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还将持续。大唐电信集团总会计师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企业在海外市场都直接向银行贷美元，尽量不拿人民币，“美元在升值，企业当然更愿意拿着美元资产，大型的跨国企业对资金的管理尤其严格。”

“这是趋势性的变化，出口企业向来愿意拿预期升值的货币。”郑晓东担心信贷和房产泡沫可能即将到来，语气异常沉重的背后，是不愿意离开的真实愿望。“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多，结构性难题恐怕短期内也不大可能解决。”

国内经济走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 贸易战略 趋势

一、前言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及时促进政策和制度的完善，运用科学的制度来促进我国国内市场经济的前进，在科学的制度保障下，要将我国的国际贸易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另一方面，要想使我国能够得到不断的经济进步和发展，必须加强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其他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学习，并结合自身实际，将其进行完善，在学习其他国家技术的基础上提高我国的科研能力和水平，运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积极发展。

二、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一）落后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步伐

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我国在进行国际贸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世界市场贸易走向的严重影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促使我国的国内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然而仍然无法彻底改变我国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步伐，使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严重落后于世界经济贸易。同时，在较开放的世界经济市场当中，为了能够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进行国际经济贸易的过程中要采取积极的发展态度，并采用积极的发展方式，将更方面的资金和技术等条件进行充分的调动和利用，促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

（二）无法确定国内经济产业发展趋势

伴随着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出现了越来越明确的世界市场分工和更加自由的经济贸易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极大的扩大了经济全球化涉及的范围，导致当今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加到世界经济贸易市场当中来。不断加强的经济全球化深度，导致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现状会对我国的国内市场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国际市场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各种贸易压力，我国在促进自身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时候无法避免的产生了一定矛盾，其中包括促进最优化在世界资源配置中的实现和对国内经济市场发展进行保护之间的矛盾。同时，区域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在了国际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这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另一种影响。近年来，我国为了能够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市场当中的竞争力，不断提高自身企业的技术和科学水平，同其他科技国家加强了交流与合作，从而加强贸易关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促进共同发展在区域化中得以实现。然而，相应的经济矛盾也会随之产生，因此现阶段，我国必须促进贸易经济优势在我国企业中的体现。

三、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战略方向

我国是资源和人口大国，在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始终是我国最重要的优势。然而现阶段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经济贸易市场当中，这是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影响而导致的结果。现阶段主导地位在市场当中的体现主要是知识产业。所以，我国在促进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必须优化和调整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并结合实际，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企业在市场当中的发展形势，促进对全新的贸易发展战略的探索。

（一）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是我国企业综合能力提高的基础，也是我国企业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条件，还要将进出口贸易之间的联系进行协调。同时，由于近年来出现了国际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来促进和发展本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加强同区域内国家的合作，将他国的先进技术进行充分的学习和掌握，并结合本国实际，对技术实行创新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当中的竞争能力，同时有利于贸易形势的丰富。

（二）促进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完善

我国在进行国际经济贸易的过程中要能够建立科学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够对我国企业进行保护，促进公平性在国际市场经济贸易活动中的体现。所以，相关的法律政策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法律和政策要能够有效的针对国际经济贸易，将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提高国际市场中各项经济贸易活动能够公平进行，减少其他国家在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侵犯和损害我国的正当权益。

四、结论

伴随着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之间的经济都取得了飞快的进步，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我国积极加入到了世界经济的市场竞争当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国国内企业要面临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环境。然而我国要积极抓住挑战和机遇，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学习先进技术，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其进行创新和完善，用技术的进步来提高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当中的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陈曦.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J]. 财经界（学术版），2014.

[2]陈曦.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J]. 财经界（学术版），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