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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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第1篇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阿拉伯；经济一体化；阻碍因素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77—02
随着冷战时代两极格局的结束，世界经济多元化发展推动着世界政治向多极化转变。“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在包括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国际市场和国界进行扩散的各种现象。”①相对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也随之出现。在一定的区域内，经济一体化使得地理相邻的国家间在经济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多极化与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中东阿拉伯地区在近代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其重要的石油资源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另外还为欧洲的现代化提供了大量原料、市场、资金，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又是东西方经济之间的交通要道。作为一个地理位置、政治以及经济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其应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进行合作与对抗，共同发展世界经济。
一、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最初是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地推动下进行的。1945年3月，阿拉伯国家签订联盟，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其宗旨之一就是各成员国在经济、财政、交通、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密切合作。阿拉伯经济一体化成为其一项重要工作，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有专门的经济社会理事会，由成员国有关部长或其代表组成，致力于实现阿拉伯国家联盟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指定的目标。
1951年，阿拉伯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经阿盟批准通过，阿拉伯国家经济协调合作法律框架由此形成，其中涉及贸易、货币、投资和劳务合作等方面。 1957年，阿盟理事会决定于1964年成立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理事会，负责推动阿盟成员国经济一体化。1964年该理事会批准通过了阿拉伯共同市场计划。“但是由于各成员国在不同领域产生分歧，当时只有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积极响应，使得这一目标最终停留于设想当中。”②
1971年“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在阿拉伯金融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其性质属于地区性多国货币金融组织。该组织属于区域性开发
银行，其目标是以贷款的方式援助阿拉伯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发展经济，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投资，并向各成员国提供咨询服务，协定各成员国制定经济发展计划。该组织为后来中东国家在工业、农业、畜牧业等领域进入实质性合作提供了资金和服务上的保障。
90年代至今，阿拉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1993年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理事会再次强调建立阿拉伯国家自由贸易区。1995年，埃及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经济理事会中提出建立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计划。1997年，阿拉伯各国达成了促进相互之间贸易往来的协定，阿盟在关税同盟，经济一体化，阿拉伯经济自由贸易区等问题上提出了设计方案，计划在2005年实施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协定，2008年实行关税同盟，并最终在2020年实现阿拉伯经济同盟。2005年大阿拉伯自由经济区正式启动并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
二、阿拉伯经济一体化之阻碍因素
“纵观这些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历程，尽管建立了组织机构，签署了实施条文，各国也为之做出一定的努力，但是除了出现局部联合之外，整个阿拉伯世界没有给世人留下经济联合的印象，一体化进程没有实质性进展，签署的各种文件犹如一纸空文。”③阿拉伯各国为阿拉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不断的努力，然而成效甚微，在其中有各种因素的制约，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1.从政治角度看，首先，中东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复杂，相互间存在猜疑及不信任。各国强调个体利益多于整体利益，不受所参加经济组织的约束。这种强调个体利益的模式无法使共同利益得到满足。其次，阿拉伯国家联盟所建立的经济联盟松散，难以约束成员国，虽不停地提出建议，总是一部分国家积极支持，另一些国家态度冷漠，最终导致计划搁置或流产。第三，中东“过去的一体化计划既缺乏公众支持和公众意识，也缺乏各种利益群体的认同”，他们以往的计划“通常是被人们想象成只是为了政治阶层或者某一个经济集团服务，但实际上我们所希望的是所有人都能获利”。
2.从经济方面看，石油经济是阿拉伯国家发展的支柱，但同时也制约着这些国家的发展。中东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将石油称之为是“恩赐的礼物”，而世界称中东为“世界石油宝库”。石油使中东的社会经济发生重大提升，“至1999年，除也门外，其余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在786美元以上，而海湾六国该值均超4900美元以上。”④石油成为中东国家的经济支柱，致使中东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导致产业结构不平衡，主要产油国过分发展石油及其相关行业，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此外，石油经济还导致国家间强弱悬殊，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大，从而导致国家间政局不稳，国家内部社会不稳定。中东爆发的一系列战争，如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及以后的中东战争中，石油都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利益分配不均，使这些穆斯林国家反目成仇，这很大程度影响到中东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油国内，石油收入大多掌握在
少数人手中，而普通劳动人民与那些豪门巨富的贫富差距存在天壤之别，社会两极分化明显，这一不利于国家内部社会的稳定。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综合实践活动 重大关切 热点问题 德育 新挑战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022-02
十报告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联系更加密切，而文化多样化与社会信息化则使地球村进程向纵深挺进。全球政治合作与竞争并存，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犬牙交错。传统大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中的优势在悄然变化。非西方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政治发生微妙的交替。信息化技术使得全球互动可以足不出户，而且，由于Google Chrome等软件的应用，语言的障碍也在逐渐消失。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这种情况下，如何更新中学德育教学，培养具有全球观、全局观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把综合实践活动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努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根据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全球发生的深刻变化，寓德育教育于探索学生重大关切问题的综合实践活动中，是应对该挑战的有效新途径。
一、新形势下中学生德育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1.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给德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随着人们社会水平的提高，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对精神生活产生更高要求。若是没有正确的引导，精神生活贫乏。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容易导致青少年为寻求刺激走上错误的道路。
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到来给德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信息技术带来的网络变革为青少年了解未知世界，为全球化资源信息共享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网络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分辨能力不强，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侵蚀。网络时代学生学习和认知的交互性，开放性，创新性等新特征决定了新的学习方式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德育教育思维方式的改变。
3.教师自身更新跟不上时代要求
教师接受新知识，信息跟不上学生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与时代脱节，不知道学生关心什么，兴趣所在，找不到着力点，教育方式方法陈旧等，容易导致教育流于形式或者效果低下。
二、学生关切的重大问题的寻找
摸准学生关切的重大问题，是有效实施德育、发挥四两拨千斤功能的前提。根据学生的特点，下列问题可能是学生的兴奋点所在。
1.国内外时事热点
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微信等方式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关心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及社会时事热点问题。如全国“两会”，争端，朝美关系，PM2.5，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等。
2.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
青年学生有旺盛的求知欲，对新兴科技和前沿研究有强烈的好奇心，科技发明，转基因技术，艾滋病研究进展，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都是学生们关切的问题。
3.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
（1）新课程改革。从教育观念到教育方式，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学习方法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新课程改革能给学生带来什么，能让学生获得什么，能否促进自身的终身发展，这都是学生关切的问题。
（2）心理健康。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情绪不稳，承受能力差，在加上学习的压力，很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处理不及时或不恰当就会造成人格不健全，性格缺陷，学习障碍等心理疾病。
（3）智育与德育关系。面对升学的压力，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能力显现出极大的推动力，导致现代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重智育，轻德育。青少年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建立之初怎么正确看待智育与德育的关系尤为重要。
三、如何寓德育教育于探索重大关切问题的综合实践中
1.及时收集国内外重大关切问题，设置议题
气候变化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发生现象背后的思考。如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的影响：物种数量的变化，物种形体的变化，身体素质下降、成长发育迟缓，物种进化规律出现异常，泥石流、海啸、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再如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与担忧。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但是危机过后，还留下了一些问题。这次的死猪已打捞干净，但是它还会不会卷土重来？猪的死因？为什么今年会有如此数量巨大的死猪，而以前没有？源头政府是什么原因没有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死猪？由此还引发一些相关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与人类生活关系如此密切，为什么大规模的水污染，雾霾等环境问题还是频繁爆发，而且还是在上海北京等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中环境保护问题及社会责任感教育：大规模污染事件发生，相关单位相互推诿作为普通民众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正确的判断力：死猪大规模病死的原因，是否会造成水质的微生物污染问题又涉及自然科学知识。
2.融德育灌输于重大关切议题的探讨中
德育教育承担着提高人的素质的任务，科学素养的培养依赖于基础教育。科学素养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一个人对待科学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科学素养的培养不仅使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其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结合当前世界发生的最新的重大的问题引导青年学生们进行形式多样的研究及探讨活动。通过对重大关切议题的研究与讨论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创新思维、综合能力与科学素养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德育教育与之有机结合，将科学的思想、方法、技术等注入德育教育，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教育素材。重大的社会问题，前沿的科学热点研究是学生们关心的问题，也因其挑战性而对中学生具有强烈吸引力。用社会责任感、科学的魅力感染青年学生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3.不断提高综合实践课教师素质是保障
教师素养高低直接决定了教育质量的高低。教师的学习能力和对重大关切问题的敏感嗅觉、融会贯通能力是其中关键。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师人格力量的引导作用。教育专家成尚荣认为教师是一门课程，是一本书。要让学生从教师这门课程和这书中，读到知识，懂得道理，汲取力量，学会做人。
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日益更新，青少年知识面、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加都要求教师不断学习新知识，更新知识结构，才能使自己的教育具有无限的魅力。同时教师专业化对综合实践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根据学生个体实际选择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能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协调学生的意志和行动：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要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不断吸取先进经验融入教学中。教师还需要密切关注周边可利用的教学资源，将其整合到学生综合实践教学中。教师只有终生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不负这个职业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以深厚的文化底蕴给学生以文化的熏陶：以丰富的教育机智给学生以生活的智慧。
在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加速，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产生诸多问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今天，教师要掌握时代脉搏，采用形式多样的德育教育方式，用精湛的专业素养，高尚的师德师风为社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第4篇
我们这里着重就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从理论上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一 、集体行动的逻辑
战后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世界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格局。在这个时期美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说这个作用主要指的是它在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世界经济秩序，无论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建立和维持它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且由于它具有一种“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建立和维持一种秩序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 2 这种努力所付出的成本能否收回并且是否还有经济利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制度服务的提供者控制局势的能力和愿望。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战后世界格局中所出现的这种一个国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局面，正是全局性制度创新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已有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政府状态下的种种问题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加以形象地概括： “如果某一块地属于村镇共有，而村镇共同体中的某一成员突然在这一块地里放牧了比其他同乡多一倍的牲畜，那么，他给共同体每个成员所造成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假如村里有 100 户人家，每一户所受的损失为 1/99 ），然而他从中获得的利益却非常大（营业额增加了一倍）。人们本来可以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告知违章者不应该在牧场上放牧比别人多一倍的奶牛，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户的损失不过 1/99 ），而且这种做法代价太高（如果会议要开两个小时——这是最低限度的时间，如果每个人都发言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就要花 200 个小时，即相当于一个人五周的劳动时间）。” 3
这个例子是产权经济学家们用来说明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及其起源问题的，但是它的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对其略作修改和引伸，用来解释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也是同样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是没有人愿意出头露面来维持秩序的。 4
其实，这样一种制度环境，无论是制止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还是采取正面措施增加公共福利，都会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比如，在上述情况下动员村民进行某项基本建设，以增强这块公地的生产力，也是十分不便的。根本原因是任何人对公益事业所做的贡献，其他人都可以利益均沾，即存在“免费搭车”现象。
产权学派对此开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这无疑是一种选择。把整个公地分成若干小块，使每一小块都有明确的所有者，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的解决。但是这样的私有化，只是将经营公地的一部分成本和收益内部化了。对那些可能同时对大家的利益产生影响的外部事件，仍然不会有人很积极的关心。土地是可以私有化的，但是真正的“公共物品”如社会秩序等，是无法实现私有化的。因此我们更需要一种在共同体中鼓励成员由于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为共同体做贡献的机制。这也是一种私有化借以起作用的机制。
设想另一种情况，土地没有分成小块实行私有化，而是保持公地的完整性，每个村民分得一定数量的股份。并且根据莫须有的理由，每个村民所分得的股份并不完全相同。 5 股权呈现相对集中的情况。 这种假设下的制度环境与上述那种典型的私有化有一个主要的区别。那就是，它更多地保留了制度和秩序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虽然都对这块土地拥有一部分所有权，但谁也不知道他所有的是整个这块地中的哪一个部分。这一点所造成的问题同没有股份化以前的情形大体相同。不同的是，股权相对集中，使所有村民对公地的关心程度和责任感也就起了变化。拥有较多股份的大户，由于他们从秩序中所得到的利益以及在秩序遭到破坏时他们所承担的损失都比别人更加明显，从而获得了维护和改善秩序的内在动力。卢梭在十八世纪提出的关于富人统治的逻辑，在这里仍有它的理论意义。他写道： “富人对自己财产的每一部分都是敏感的，要使富人受损失，那是极其容易的事；因此富人对自己的财产必须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总之，我们认为一种制度，与其说是对他有害的人所发明的，不如说是对他有利的人所发明的，这才是比较合理的。” 6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其中一户拥有 20 ％的股份，其他 99 户共拥有 80 ％的股份。这时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了。如果一项维持秩序的工作需要花费 10 元钱，而它给社会给带来的总收益是 100 元，这在原来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村民进行这项工作，他最后收回的只有 1 元（每人只拥有 1 ％的份额），收益远远低于其成本。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考虑有人召集全体会议来协商成本的分摊和收益的分配，那样做的交易成本和先前是一样的昂贵。但现在有了股权集中的形势，情况就不同了。由这个大户出资提供这种秩序服务，虽然他并不能得到全部的收益（其中有 80 ％被“搭便车者”免费享有），但是他实际收益 20 元，也足以补偿其成本并且还有盈余。至于他能否以服务费或别的什么方式从其他村民那里收取一些补偿，那取决于他的谈判能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谈判费用。但无论如何，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财富的集中使原本无利可图的事情，现在变得有利可图了。这是克服集体行动中“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一个十分便捷的办法。
这种财富集中所产生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我们把它看作是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制度环境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美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扮演了相当长时期的世界警察的角色，甚至现在也仍在继续。我们通常把战后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从 GATT 到 WTO ），看作推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架构，美国在其中所起作用显然是无法取代的。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美国治天下的合理性来。罗伯特 . 基奥恩等人干脆将美国治天下的逻辑称为“霸权稳定论”。 7
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制度，当然它也要追求一种回报，这种回报就是它所维持的秩序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国的利益。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这样的制度环境注定不会永久性地持续下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环境自身就存在着一种使自己失去其存在基础的破坏力量。
转贴于 二 、不平衡规律的制度性机制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已经有多种解释，这里我们沿着集体行动的逻辑对这种不平衡发展现象的一些制度性机制做一初步的分析。
根据前面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发展的不平衡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并没有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这里我们也并不打算全面讨论不平衡发展的最初基础。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建立在这种不平衡基础上的制度提供机制是不稳定的。把这两小节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要论证的是，发展不平衡形成了“霸权稳定状态”的前提，而“霸权稳定状态”内部却存在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从制度环境的变化过程来看，这种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制度服务的外部经济和弱国的“免费搭车”行为，会慢慢蚕食强国的统治基础；同时，后起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得到的“后起的优势”不仅存在于技术方面，而且也深深植根于制度安排之中。我们上文中所用的例子，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财富的集中是如何有助于制度的创立，同时也向我们显示了这种制度提供机制的极限。在那个例子中，我们找到的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所谓捷径，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大户提供维持秩序的服务，必要条件是，他为此所付出的成本能够由他的收益所补偿。只要这个条件具备，就可以绕开谈判过程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直接使那种由于交易成本的困扰而难以实现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但是，不难看出，尽管大户的成本得到补偿，他付出努力所产生的巨大的外部经济，终将成为动摇他的大户地位的因素。开始时，共同体中其他每个成员从这种外部经济中所得到利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动态地看问题，我们不能忽略积少成多的累计过程。在“霸权稳定状态”下，强国维持秩序所付出的代价，变成众多国家的一个额外利益来源。可以说战后美国的一些盟国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了自己，从而最终形成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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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大户或者强国难道不可以凭借的他（它）的统治地位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那里索取制度服务的费用吗？道理上可以，但经济上往往不可行。首先，制度服务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很难把拒绝缴费者从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这样的维持秩序的服务是由国家提供的，国家有征收税收的垄断权。而在我们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例子中以及在国际社会上，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与主权国家内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者，制度的外部经济，同时由为数众多的共同体成员所分享，每个成员在同一个时期得到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与每一个成员讨价还价只能收取极少的补偿。要将外部经济全部内部化，就需要同所有的成员进行这样的谈判。高昂的交易成本是阻止这种谈判的主要原因。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以税收购买这种服务。我们已经指出这样的机制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在这种状态下的秩序维持机制，是“霸权稳定状态”难以持久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国际秩序必然向多极化过渡的一个制度上的根源。 9
第二、为了维持霸主国的地位，强国通常还要承担额外的代价。因为在国际社会中确定领导地位并使这种地位得以长期维持，需要别国对它的合法性的普遍信赖和支持为基础。这种所谓威信的建立和维持，也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有时甚至要做出民族利益的牺牲。“如果其他国家开始认识到霸主国家的行动是为了谋求私利，并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背道而驰，那么，霸权体系就会大大削弱。如果霸主国公民认为其他国家在弄虚作假，欺骗行诈，或者为维持领导地位而付出的代价超过预期的利益，那么，霸权体系也会每况愈下。” 10
这也正是美国战后在处理国际事物过程中越来越频繁地碰到的一个问题。
同时，随着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作为竞争对手的崛起，霸主国家对它们的容忍也在降低。我们所使用的那个虚构的例子可以继续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提供帮助。起初大户在提供制度服务时虽然也会受到“免费搭车”现象的困扰，但是由于每个“搭便车者”对共同体利益的影响被所有成员分摊之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违章者自己得到的利益十分明显（营业额增加一倍）。当这些惯于违章的成员的实力不断壮大，他对共同体的影响也要随之增大。尤其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这种影响直接作用于霸主国家的份额，是跟霸主国家业已建立的地位密切相关的。由于霸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持的“股份”最多，违章国家所做的任何一件“投机取巧”的事情（尽管不一定直接针对霸主国家），前者所受的影响也是所有成员国中最大的。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霸主国家与它的新崛起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摩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和 70 年代后出现的主要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表现。
三 、从“霸权稳定状态”向“契约稳定状态”过渡
当前的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正在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现实。那么面对这一现实人们有理由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说财富的集中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话，似乎只有“霸权稳定状态”才是世界秩序的可靠保障。那么，在多极化的格局下，世界秩序又将靠什么机制来维系呢？会不会出现英国霸权崩溃后的那种混乱的局面呢？美国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他们对霸权时代的留恋。比如我们尊敬的吉尔平教授就坦率地说：“我的见解是，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不管人们是否把这种经济看作为某个集团国家所分享的集体商品或私人商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的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11
抛开民族感情等经济学家力所不及的因素不谈，客观地讲，“霸权稳定论”者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片面理解的基础上的。我们在上面着重分析的是，财产或权力的集中如何有利于一个共同体摆脱无政府状态。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非只有一种。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的关键在于克服“搭便车”现象，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方法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只是指出一种在保留“搭便车”现象的情况下，绕过这一障碍，从而保证对集体有利的行为得以发生。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种“捷径”。但是由于它的内在破坏力量，这样一种机制或许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机制。它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才能较好地起作用。
对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难题，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成员之间对违章者的监督费用以及处罚其违章行为的执行成本太高；二是缺乏对集体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激励机制。这两个方面中，前者可以使人们不顾“不以恶小而为之”的告诫，后者则恰好使人们放弃“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原则。做一件对集体不利的事，自己可以从中受益；并且由于集体成员较多，每个成员因此而分摊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局面当然是鼓励违章现象的。另一方面，做一件对集体有利的善事，自己所得只有 1/n ，而其他成员中的每一个所分享的利益也是接近于零。这样的好事即使有心想做，也会因为分散化之后谁都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失去其意义。这个极容易被人忽略的机制，使那些即使很善良、很有公德之心的人们，也会对集体事业存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动机。
集体行动难题的根源如此，那么解决问题根本出路也当然应该从这里寻找。从上面的似乎有些离题的分析中，我们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分散化。因此集体行动难题的严重程度也与分散化程度直接相关。成员越多的集体中，“搭便车”现象就越严重；成员少的集体中情况则相反；而在一种由若干个小集体以“联邦制”形式结成的大集体中，集体行动的难题通常也小于以其他方式组成的同样规模的组织。这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个很重要的推论。 12
小集体所以有效率，是因为成员少，因而集体决策的谈判过程费用较低；同时由于小集体透明度高，容易形成“选择性激励”，
有助于抑制 “搭便车”现象。而在“联邦制”的大集体中，上面的逻辑适用于其中的每个小集体；同时，大集体的决策过程是以其中的小集体为单位来组织的，这同样可以起到节约谈判费用的作用。虽然“联邦制”未必能够使最后阶段的谈判者减少到和小集体的数目一样多，但任何能够使集体行动中所涉及的问题得到充分协商，并且能够使谈判费用减少的制度安排，都将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这里的联邦制只是一个比喻，在一个集体所要进行的决策不断增多时，我们总会发现把问题分解成若干层次，以科层组织的形式加以处理对于节约信息费用和决策成本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在这方面的成功为我们理解其他的组织，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启发。
道格拉斯 . 诺斯曾经指出，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可以为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帮助。亨利 . 勒帕日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更明确指出：“从经济和技术的观点来看，分析民族国家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出现这个现象时使用的概念，和今天人们在解释十九世纪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相对的衰落及现代新式‘经理制’企业和‘多国’企业的出现时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其实任何需要组织的地方，过程所依据的逻辑大都是相通的。那么我们现在以同样的逻辑给“后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做一点评说，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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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多极化格局也正在形成中。这一现实使我们无法依靠象上个世纪的英国统治和二战后的美国霸权所形成的“霸权稳定状态”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新的制度基础只能从集体行动难题的其他解决方案中寻找。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及其同行们就把政治社会的合理基础确定在“社会契约论”之上。那是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而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的制度基础。但在实践中“契约论”的理想总是通过霸权者的掠夺行为来实现的。这是人类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是不平等的结果。这种情况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从上个世纪的殖民扩张到二战后的霸权统治。现在终于朝向“契约稳定状态”发展。这应该说是本世纪国际关系领域中最惹人瞩目的变化。
我们这里所说的“契约稳定状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让度部分主权，形成在部分职能上超越主权政府的国际秩序的协调机制，用以协调和规范全球化条件下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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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集体行动的难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假设“国家是自私的”并不难，应该象假设“个人是自私的”一样自然。那么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大集体“联邦制”构想显然是既能得到理论的支持又正在被实践印证的一个假说。 15
这就是通过区域集团化，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化整为零地分层次进行。
战后兴起的地区一体化的运动，在 80 年代以来变成全球范围的一种区域集团化的浪潮。这实际上是顺应了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而在制度上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大国霸权地位的下降，推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缺少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基础。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进展，但是与技术条件以及企业的国际化所形成的强烈要求和可能性相比，国际范围的适应全球化进程的制度创新还显得相对滞后，所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区域集团化的努力，正是寻求避免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制度创新所必须承担的创制成本，这恰好符合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重要推论。那么，如何看待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呢？人们通常是从技术细节上分析两种形式的一体化对贸易和投资的具体影响，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区域集团化的努力由于减少了每一决策过程参与者的数量，使集体的规模变小，为全球化准备着坚实的基础。这正是在多极化条件下，制度环境变化的反映。通过区域集团化，可以逐步创造条件实现从“霸权稳定状态”向“契约稳定状态”的转变。
注释：
1. Karl Polanyi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Beacon Hill Boston.
2. 美国经济学家 Mancur Olson 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许多类似于“公共物品”的生产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参见 Mancur Olson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 Yale University Press. 后来有的学者将这一逻辑成功地运用于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并且使其得到很大发展。参见 Robert Gilpin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勒帕日（ 1985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11 － 12 页。这也是“公地的悲剧” 的另一种变体，现代博弈论中对这一类问题的分析有了更严格的方法。参见 Robert Gibbons (1992). Game Theory for Applied Econom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以及张维迎（ 1996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4.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有些情况下会有“见义勇为者”为此献身。但是把经济制度完全建立在“见义勇为”或者“主人翁责任感”的基础上，没有利益机制作保证，那是靠不住的。即使有可能的话，这个问题也最好由伦理学家去分析，经济学家对此不会有多大的作为。
5. 我们回避了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问题的讨论，原因只是那个问题所占的篇幅将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论文的题目。
6.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第 131 页。
7. 见 Robert Gilpin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03 页。
8. 吉尔平在分析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时写道：当美国发起建立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马歇尔计划，带头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时，它是按照开明的自私自利原则行事的。它从中得到的好处自不怠言。与此同时，不应该忘记，在战后大部分时期，美国为了盟国的团结，忍受了欧洲和日本对它的出口商品的歧视。见《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 107 页。我们可以说维持秩序的服务背后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市场的机制在起作用。不同的是价格是隐含着的，均衡过程来得更含蓄。
9. 造成一个国家经济上兴衰的原因是多样而复杂的，我们这里没有打算全面分析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全部原因，这当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不重要。我们这样做是由本文的重点决定的，同时也是因为我希望特别强调制度环境这个通常被忽略的因素，以便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些引起不平衡发展的其他因素多半是已知的。
10. 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 89 页。
11. 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 105 页。
12. 参见 Mancur Olson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第一章和第二章。
13. 勒帕日（ 1985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92 页。
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范文第5篇
融合·分享 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融合·分享·艺术水立方 本次大展的主题。
由全球74个国家的500多位知名艺术家精心创作，代表了2012这个重要年份人类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准，代表了艺术家所在国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艺术的多元性、文化的兼容性和思想的国际性的600余幅艺术精品将汇聚到水立方，参加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和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北京华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坦博艺苑艺术有限公司、北京千越轩广告有限公司承办，白十源先生策展的第二届“艺术水立方”杯国际书画大展暨“2012（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中国区巡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今人类文明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更加紧迫。打造精品文化活动品牌、创新文化项目运营模式、发现中国文化与世界连接的契合点是举办这次展览的重点。借助“奥林匹克”和“水立方”在全球的影响力，搭建国际性文化展示平台，吸引世界艺术家的目光和参与热情，有助于消除文化界限，为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也为国际优秀文化艺术精品的引进来打造良好和谐的无障碍通道。这批由全球艺术精英历时一年多时间创作和遴选的作品展现了作者对艺术的不懈探索与追求，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热爱与向往，对奥林匹克艺术的崇尚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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