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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战略管理 产业经济学 联系 界限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内企业的组织和战略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但这些研究多数未能从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徐德音、周长辉所做的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评估指出,我国企业战略管理还处于垦荒阶段,其论文带有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思维倾向,学界应该明晰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区别。
本文下面的篇幅将对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内容和演化、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间联系和界限的进行介绍和分析,希望从中探寻出战略管理所应有的视角。
二、产业经济学回顾
产业经济学(也称为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产业经济学源于美国,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产业经济学是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是制订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形成了著名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简称SCP范式。该阶段理论通过分析在市场结构的差异下企业行为对资源配置绩效的影响,从而指出产业组织的发展应当与市场交易的机制相一致。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的初步成熟,产业经济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
第二阶段:1970年至今
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沿以下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另一条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除此之外, 还有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产业经济学”,也被称为“后SCP流派”。
新产业组织学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力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并且不存在反馈线路,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更加紧密的结合。
芝加哥学派注重用严格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强调对理论的经验证明,反对“结构―行为―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强调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反对政府对产业组织实施干预。
后SCP流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该流派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
三、战略管理回顾
战略管理学是管理学中比较年轻的一门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一直依赖案例作为研究和教学的手段,其学术成就并不为其他学科所重视。此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被引入该领域,战略管理学才形成了真正的理论体系,成为一个真正的学科领域。战略管理关注于组织特别是商业企业的发展方向,如何构建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中心内容。
战略管理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至70年代
该阶段被视为传统的战略管理理论阶段,理论的核心是要求企业组织适应环境变化, 组织内部结构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在战略实施过程中, 企业组织结构势必要与企业战略相适应。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为代表的,以产业(市场)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竞争战略理论取得了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流地位。竞争战略理论将产业组织理论引入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之中, 认为企业赢利能力取决于其选择何种竞争战略。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理论集中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这一阶段的战略管理理论更加强调企业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协调; 更加注重企业间的合作,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竞争。
四、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战略管理领域。波特作为一名横跨企业战略和产业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一直致力于为这两个领域架起“桥梁”。他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了竞争战略理论,并取得了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流地位。这被视为是产业经济学对战略管理的最大贡献。
战略制订过程中必须对组织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企业所处产业的情况正是外部环境中最主要的部分。产业经济学提供了系统模型来评估产业中的竞争情况,从而消除了战略制订过程中的一大障碍,为战略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外部环境分析框架。
随着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其研究对象从仅局限于产业拓展到产业和企业内部,这些发展使产业经济学进入到战略管理的核心。产业经济学关于产业结构和演变、产业内企业定位及动态竞争战略的分析框架丰富和推动了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并对竞争战略的选择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支持。与此同时,产业经济学的方法论在战略管理中得以应用。这些都推进了战略管理的理论发展。
五、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界限
从本质上看,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双方思维方式的主要有如下不同点:
1.出发点不同:战略管理从企业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产业经济学则从整个社会出发。
2.着眼点不同:战略管理是在具体企业中来考虑问题;产业经济学则是以企业局外人的眼光来进行分析。
3.目标不同:战略管理关注于企业的多重目标,经济目标只是其中之一。
4.分析对象和相关假设不同:战略关注每个企业个体的问题,并认为每个个体有其独有的问题,分析基础是“个性化竞争”(distinctive competence);产业经济学则关注整个产业,其假设是产业中的企业除了规模,其他都是相同的。
5.决策思想不同:战略认为领导者个人及更多目标都会影响决策,人是战略管理的中心;产业经济学认为企业基于经济目标,不考虑人的因素。
6.战略管理会考虑到企业要涉足不同产业;产业经济学认为企业的产品是单一的。
7.战略管理认为产业结构是变动的,而且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行为对产业发生影响;产业经济学则认为产业结构是稳定的,对一个企业而言产业结构是给定的,一切决策只能在此范围内做出。
8.战略管理对处于独特环境中的企业个体感兴趣;产业经济学更关注于正常整个产业的结构与绩效。
此外,从学科特点上看,经济学主要是实证表述,管理学则更多注重于规范表述。作为上述学科的分支,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六、结语
由于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两者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同时,随着两个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双方在许多领域将会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战略管理理论的沿承有着清晰的经济学逻辑,同时也受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影响。对战略管理而言,单纯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不足以为企业“把脉开药”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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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农业经济学融入理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旧的条块分割体制下,特别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经济的运行相对地独立于其它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对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封闭的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中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封闭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己经很深入的影响了传统农业经济学,并逐渐地改造了它,农业经济学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正在融入现代经济(2)由部门经济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变。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工来划分的。这种学科划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经济运行状态是一致的。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被冲破,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被扩展为农村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学要继续解释农村经济的新情况,就必须改变旧的研究框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对改革过程的不断跟进和解释中,逐渐朝具有区域经济理论特征的方向演变。
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展开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 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
关键词:航空运输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184-02
一、引言
伴随着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由于行业内外的诸多原因,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对整个航空运输业而言,空域资源不足使军、民航的发展都受到限制,在个别热点地区矛盾有激化的可能;对民航业而言,政府面临着产业组织结构、产业资源配置、通用航空发展路径等问题,企业面临着飞行员紧缺、航油价格高企、航班延误较多等问题,其中个别现象(如航班延误)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正常出行,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不能解决,从长远来说必将制约民航的进一步发展。在民航,乃至整个国家已经日益走向市场化的今天,用经济的观点认识这些问题、用经济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国民航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但由于已有研究成果多针对具体问题,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在如此复杂的问题前力不从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航空运输经济的专业理论,参考国内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民航的特殊文化背景下,建立起适应中国国情的航空运输经济理论体系。这样做才能在兼顾理论体系完整、兼顾航空运输经济学国际性的同时,为我国航空运输业发展真正起到指导、智力支持的作用。
二、我国航空运输经济成果回顾
我国已有的航空运输经济学研究成果:第一个层次:民航企业具体经济问题研究,以民用飞机选型程序研究为代表。此类研究侧重调查研究,以解决现场工作中遇到的具体经济问题为目标,主要应用管理会计理论,强调针对性、现实性和可靠性,突出实用性。第二个层次:行业具体经济政策研究,以“民航专项基金征管改革研究”和“民航专项资金投资机场补贴政策研究”为代表。此类研究多运用比较成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如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学等,结合民航实际情况,帮助政府制订经济管理政策,强调成果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也突出实用性。第三个层次:行业经济理论研究。此类研究较少,以“航空运输经济理论与实践——民航产业价值链研究”、“民航安全经济学应用研究”和“民航便捷航空运输工程研究”为代表,将以往的具体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形成理论逻辑,强调理论性、超前性,并开始尝试指导实践。综合而言,中国航空运输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航空运输领域,资料成果涉及通用航空,侧重解决应用层面的经济管理问题,应用对象既有政府(包括发改委、财政部、民航局和地方政府的对口管理部门),也有企业(包括航空公司、机场、空管局、油料公司等)。
三、我国航空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研究内容探讨
1.航空运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航空运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航空运输经济活动及其规律。主要研究航空运输产业的经济特征以及航空运输系统包括核心系统及其技术服务保障系统的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规律。航空运输系统分为核心系统和技术服务保障系统。航空运输核心系统的经济活动:航空公司的经济活动;机队配置;航线的开辟和航线网络;航班时刻表的编制;运价的制订;机场的经济活动;机场规模;候机楼容量;机场保障活动;空管的经济活动。航空运输技术服务保障系统:航空运输技术服务保障系统包括航油、航材、航信、航空租赁等经济环节的经济活动。虽然航空运输技术保障活动属于航空运输的延伸互动,但其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规律对航空运输有重要影响,因此也是航空运输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涉及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的经济学不同的是,①航空运输经济学并没有更多的对个体或者是个人做更多的研究,而是更多的将航空运输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转而研究航空运输这样一个产业在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下的经济行为。②航空运输经济学追求的是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效用或满足的最大化。因而航空运输经济学不仅研究航空运输供给和需求的特征以及行为,而且还研究政府的行为,关注点在于资源的配置和优化资源配置。③航空运输经济学是分析现实并且给未来理想一个描述
2.空运输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①航空运输需求分析,在民航运输需求分析方面,民航一直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供给不足,忽视了作为运输服务对象的旅客和货主的研究。随着国家民航运输供给趋于成熟,竞争激烈,研究的首要内容应该是需求分析。本章需要就航空运输市场构成、航空运输需求特征、航空运输客货的总量需求、地区需求和航线需求影响因素等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就航空运输需求函数和航空运输需求预测进行模拟演示。并要求学生掌握不同类型旅客需求价格弹性、航空运输的的收入弹性及其与其它运输方式的交叉弹性等,理解需求弹性与航空运输收益的关系。②航空运输供给分析,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航空运输供给也是学生了解航空运输行业供给水平、布局、结构并通过国内外发展的对比了解我国航空航空运输发展所处阶段的重要内容。航空运输供给具有系统性特征,除了航空公司、机场、空管等核心系统提供供给以外,还有航油、航信、航材、航空维修等技术服务保障部门共同提供航空运输产品和服务,缺一不可。同时,航空运输供给的整个产业特征包括准公共产品特征、产品的不可储存和易逝特征、供给的网络性和趋于垄断性特征等,这些都是对行业进行经济分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把握。③航空运输成本分析,成本分析在航空公司经济学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其成本函数与其生产函数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偶关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供给。航空公司成本按照不同的用途而有不同的划分。掌握航空公司运营成本构成、机场运营成本构成,能够根据成本分类进行国内外典型航空公司及机场的运营成本水平比较,了解航空公司和机场相互合作的经济关系,掌握航空运输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特征,理解航空运输的网络经济性特征以及由此引起的成本降低和航空联盟等航空企业经济行为。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案例可以是本章内容的很好的补充。④航空运输的定价和收入分析,国内外航空运输价格制定的方式及其沿革、航空公司和机场不同业务的自然垄断特征及其不同业务的定价方式、国内航空公司票价的形成机制、航空运输价格歧视与收益管理的思想和常见方法、机场高峰小时定价的等都是本部分要深入研究的。⑤航空运输市场结构与竞争分析,掌握市场结构的经济学计量方法,能够进行国内航空公司和机场的市场集中度比较分析,了解国内外航空公司市场结构及市场竞争行为、企业绩效情况。用航空运输企业之间博弈分析的一般方法,进行航空运输企业的竞争博弈分析。全球航空联盟的现状、趋势、经济驱动可以作为市场结构与竞争分析的案例。⑥航空运输的外部性,航空运输产业有很强的外部性。以民航运输为例,既有正的外部性,也有负的外部性。在正的外部性方面,民航运输业的发展可以支持飞机制造、旅游、物流、仓储等行业的发展,甚至带动地区和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该方面,国内外有很多研究成果,比较权威的观点是英国牛津经济预测研究所(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OEF))所做的研究。报告指出,消费者在民航业每投入1美元,将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7.7美元。关于中国的情况,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的估计,社会在民航运输业的投入每增加1元,将带动GDP增加8.2元左右。而临空经济作为航空运输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近几年来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民航业也有负的外部经济性,特别是环境问题。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时,经济手段是现实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需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近年来,西方国家在民航运输外部成本的估算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学者们探讨用各种方法,对由运输活动所引起的各种噪声、污染物排放等不良影响进行定量计算。⑦航空运输市场的政府政策与管理,比起电信、铁路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航空运输业更具网络经济、自然垄断和公益性等特点,使其在研究航空运输的政府作用方面的复杂性更加明显。本部分研究运输业中的政府行为、国内外航空运输市场的管制和放松管制的发展历程和管理模式、价格、航线、航班时刻、投资准入等的政策与管理。本章要求掌握航空运输产业特征和政府监管及监管演变规律,了解掌握中外航空运输业中的政府行为,包括价格、航线、航班时刻、投资准入等的政策与管理。
3.航空运输经济学的体系框架。综上,航空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如下图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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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锡铎.运输经济学[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
[7]Hollowa.S.“Straight and Level:Practical Airline Economics”[M].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3.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参考文献】
[1]崔保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7.
[3]梁小民.经济学是什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