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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效益债券;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投资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5-0054-07
近年来,跨政府、市场和社会部门的合作与协调,越来越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社会问题的出路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效益债券( SocialImpact Bonds,SIBs)作为一种跨部门协作的产品化的社会筹资机制受到全球广泛关注。自2010年在英国率先从思想走向实践以来,SIBs迅速扩展到全球多个国家,成为社会创新和社会投资的热点领域。英美等国家以SIBs推动社会创新的实践,为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社会效益债券:一种跨部门合作的社会筹资机制
(一)社会效益债券思想的诞生和实践
1.什么是社会效益债券
社会效益债券(SIBs,在美国多称之为Pay for Suc-cess Bonds,即效果付费债券)是一种政府与社会筹资机构、社会服务提供者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者相互合作的社会项目筹资模式,旨在促进社会项目筹资,提升社会服务的有效性。
SIBs以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为目标,由与政府签约的社会筹资机构(SIBs Delivery Agency/SIBs Contractor/ln-termediary)发行债券,由私营部门的机构或个人投资者认购。该债券募集的资金投向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等社会服务提供者,由其在合同期内针对政府约定的社会问题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政府最终依合同约定的社会效果达成情况来支付债券的投资回报。21其运行机制,参见图1。
2.SIBs思想的诞生
SIBs的思想和实践,最早都诞生于英国。英国也是近年来全球社会投资和社会创新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SIBs是英国政府部门和社会部门密切合作的产物。
2007年,当时服务于英国阿育王组织(Ashoka)的亚瑟・伍德(Arthur Wood)基于“或有收益债券(Contin-gent Revenue Bond)”的实践,最早提出了SIBs的思想;埃德蒙・科廷(Edmond Curtin)律师撰写了SIBs的最初合约条款,青年基金会(the Young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杰夫・姆根(Geoff Mulgan)建议,将这种融资模式称之为“社会效益债券”;此外,英国首相社会行动顾问委员会(the Prime Minister's Council on Social Action, Co-SA)的戴维・罗宾逊(David Robinson)和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以及新慈善资本(New Philanthropy Cap-ital)的马丁・布鲁克斯(Martin Brookes)等诸多人士都参与其中,共同推动了SIBs这一创新的社会项目筹资模式的诞生。
3.彼得格勒镇短期服刑者干预服务债券:全球第一个SIBs实践
2010年9月,英国“社会金融”(Social Finance,SF)启动了全球首个SIBs试点项目,将SIBs的思想成功转化为实践。该项目旨在通过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综合性干预服务,降低英国剑桥郡彼得格勒镇(HMP Pe-terborough)监狱刑期不足一年的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再犯罪率。此前,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支持,这类服刑人员出狱一年内重新犯罪的比例高达60%,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SF是一家2007年成立于伦敦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连接投资与非营利部门,为社会项目快速持续地筹集所需资金。CoSA成员罗宾逊和惠勒都是SF的理事会成员。
基于这一“债券”,SF成功地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巴罗・吉百利慈善信托基金(Barrow Cadbury Charitable, Trust,BCCT)等17家投资机构募集了约500万英镑,项目合同期为六年。基于该款项,SF组织建构了一系列针对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的干预服务措施(称之为One*Service),帮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降低再次犯罪水平。对于具体社会干预服务,则由签约的圣伊莱斯信托(St. Giles Trust)等非营利组织来负责提供。由戴维・罗宾逊牵头的顾问团队指导和监督项目的运行。
按照合同约定,如在合同期内项目的目标群体(3000名彼得格勒监狱的男性短期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与对照组相比降低7.5%或以上,投资者则可依降低的比例最高可获得年息13%的投资回报。这些投资回报,最终将由英国司法部和大福利彩票基金(Big LotteryFund)来支付。
作为一种创新的社会项目筹资实践,彼得格勒镇短期服刑者干预SIB是SF、英国司法部、非政府的投资者、大福利彩票基金、社会服务提供机构、彼得格勒镇监狱以及评估机构等多元主体在协商基础上建立的复杂合约体系。在这一合约安排下,日标群体(短期服刑人员)是直接受益者,他们得到了多个专业服务组织提供的契合其多元需求的综合性社会服务,支持他们更好地回归社会。政府则将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服务的投资风险以及管理社会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转移给发行机构SF和非政府的投资者,根据合约,只有满足绩效标准,政府才需支付本金和额外投资回报:而非政府的投资机构(本项目中主要是慈善基金会)则获得了一个平衡社会使命和财务收益的产品化的投资项目。需要强调的是,信任在这个结构中的作用、兰德公司欧洲分部(RAND Europe)的访谈表明,对于发行机构SF及其委任的专业服务机构的信任,是这些非政府的投资者愿意投资该SIB项目的重要原因4;这凸湿了SIBs发行机构专业声誉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这个结构的巧妙之处是,它既降低了政府公共财政的风险,又支持了财力薄弱的社会服务机构。具体而言,一方面,按效果付费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因社会服务项日失败而导致的财政损失风险,另一方面,尽管SIBs整体上是一个按效果付费项目,但对于社会服务提供机构而言,它们在提供服务时,已经从SF获得了从非政府的投资者处筹集的资金作为工作资金,无须为该项目垫付资金;这一点对于资本实力有限的社会服务机构至关重要。参与主体的多元,要求有一种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使各方竭诚努力,并把失败的风险降到最低一这里,参与全球第一个SIBs项目的服务机构,都具有非常出色的过往服务绩效记录,项目失败可能带来的声望损失,促使其依然会努力做好服务;而SF作为项目实际的组织者,赢得声誉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可以看出,彼得格勒镇SIB对于政府、发行机构SF、私营投资者以及社会服务组织都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求多方共赢。这是这一结构最值得称道之处j
4.SIBs在全球的扩散
SF在彼得格勒镇推动的SIBs实践,很快吸引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创新人士的关注。据英国SF统计,截至2014年8月,全球共7个国家先后启动了25个SIBs项目(见表1),募集资金总额超过l亿美元;其中,美国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服刑人员回归社会项目是截至目前两个规模最大的项目,筹资额分别达到l,350万美元和l,800万美元。此外,世界范围内已提出了超过100个SIBs项目建议书,为下一步发展做好了项目储备。
(二)社会效益债券的潜在价值及其批评
近年来,吸引私营投资者以公私合伙制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而SIBs这种新的投资产品的诞生,则进一步拓展了私营部门对公共领域的投资范围――从有形的基础设施项目,到无形的社会服务领域。SIBs综合考虑了政府、专业社会筹资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服务提供者的利益,从筹资人手,实现了各方资源优势的整合,促进了多方参与,最终形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合力。
1.促进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
SIBs至少可部分实现社会项目风险从政府向私营部门投资者的转移,从而促进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 Upstream Prevention),避免当危机发生时政府才介入所造成的巨额财政和社会成本。尽管对社会问题进行上游干预比后期补救的成本低得多的观点已逐渐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但政府通常还是选择在社会问题出现之后才进行补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早期社会干预项目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预算约束下往往难以提上政府议程;而提供社会服务的NGO大多数并不具备资金实力与政府签订基于绩效的合约,并承担上游干预项目的前期垫款和失败风险。而SIBs模式引入了私营部门资本来为提供社会服务的NPO提供资金,只有当约定的社会产出实现时,政府才需依合同约定付款。这种结构设计降低了政府决策时面临的财政风险,有望推动政府对早期社会干预项目的投资,扩大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
2.实现更为综合有效的社会服务提供
SIBs发行机构作为项目统筹者,可基于目标导向、整合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等力量,为目标群体提供更为综合、有效的社会服务,这比单一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能更好地满足需求。以SF为例,为降低短期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其建构的The One * Service体系,启动之初即与圣伊莱斯信托、奥米斯顿儿童和家庭信托(Ormiston Children and Family Trust)、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Sova四家机构签约,分别为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提供从监狱到社区等不同阶段的社会服务”;而后,SF又依项目运行需要,增加了数家新的服务机构。The One*Service的综合干预服务取得了显著效果――英国司法部2013年6月以来的再次犯罪季度统计数据显示,彼得格勒镇监狱释放的服刑人员再次犯罪次数在试点期间下降了11%,而同期英国全国同类服刑人员再次犯罪次数上升了10%。
3.推动社会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
SIBs在资本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搭建起桥梁,在为私营部门投资者提供了兼顾财务收益和社会价值的新投资产品的同时,有效地缓解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过程中普遍面临的资金瓶颈,从而促进社会服务和非营利组织发展。一直以来,慈善捐赠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每年全球慈善捐赠和政府救助预算的总体规模仅在十亿美金量级,而要应对诸如气候变化、饮用水缺乏、教育和卫生等社会问题,则需要万亿美元量级的投入,因此,仅靠慈善和政府救助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而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2011年的规模已达到212万亿美元。引因此,即使引入百万亿美元规模的私营资本中的一小部分,都可极大地缓解社会项目资金不足问题。从全球来看,兼顾财务收益和社会效益的社会投资者,包括高净值财富个人和家庭,以及机构投资者正在兴起。SIBs提供了一个私营投资者可以规模化投资于社会项目的金融产品。规模化、可持续的私营资本的引入,使非营利组织能更好地专注于服务递送和创新,而不是将时间花在筹资上。这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和社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SIBs作为一种跨部门、创新的社会项目融资模式,从全球范围来看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将其潜在的价值真正转化为现实,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优化;而社会问题上游干预项目效益的长期性和外溢性,更增加了对SIBs的成本效益评估的挑战。马里兰大学的凯尔・麦凯(Kyle A.McKay)即基于对服刑者干预项目的直接成本效益测算对SIBs的价值提出了挑战。他提出,SIBs模式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总体上是昂贵而又具有风险的:复杂的合约设计和缺乏有效的次级市场,使项目风险从政府到私人投资者的转移是有限的;干预项目本身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收支平衡,复杂的项目设计和评估则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预算负担;而对于作为政府按效果付费基础的效益评估的可靠性和价值,本身也要打个问号。尽管麦凯的评估方法尚待商榷,但其研究的确指出了SIB实践过程中须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社会效益债券发展的国际经验
(一)SIBs适用的社会领域:理论与实践
1.SIBs要满足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种创新的社会项目筹资方式,SIBs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万金油”。基于其结构性特点,SIB能发挥作用的社会项目,要满足一些基本的准则:(1)具有足够高的净收益水平,从而能满足私营部门投资者对投资净收益的要求;(2)具有可度量的效果,且产出与该项目的综合干预措施密切相关;(3)项目启动前能清晰地定义干预人群,从而有效避免干预项目出现撇脂(Cream-Skimming)行为,确保针对整个目标人群提供综合服务;(4)效益评估必须是可信的,这需要基于随机实验或准实验的评估技术;(5)如项目失败,须不至于对目标人群产生过高危害。当然,一个追求绩效而又信守合约的政府、具有公信力的SIBs发行机构和独立评估机构,以及发育良好的社会服务组织,对于SIBs项目的成功也是极为重要的。
2.SIBs试点项目分布
具体到当前的实践,全球已启动的25个社会项目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社会问题领域。(1)公共安全和累犯问题,继英国之后,美国启动了多个这一领域的SIBs项目;(2)长期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问题,英美两国均已启动;(3)“无业青少年”(NEETS,Not in Edu-(ation,Employment or Train)失业问题,这是目前SIBs项目启动最多的领域;(4)儿童福利问题,正呈现出向老年人、卫生和减贫等领域扩展的趋势。
(二)推动SIBs发展的政策措施
如前面所论及,SIBs这种跨部门的社会项目筹资机制的创新,是一个政府、社会和市场密切合作的结果。在发展SIBs过程中,政府、SIBs发行机构、私营投资者、社会服务提供者和干预对象等关键主体,共同构成了SIBs的生态系统。政府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引领全球SIBs发展的国家的经验来看,可以说,没有政府部门的广泛支持,就没有SIBs的诞生和成长。在宏观上,英国政府将其在社会投资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为市场管家(MarketSteward),凸显最佳实践、识别发展障碍,采取行动促进更广泛的市场参与。具体而言,英美两国政府对SIBs发展的支持主要包括财政、知识和配套政策三个方面。
1.财政拨款支持试点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财年预算中建议拨款1亿美元用于全美SIBs类项目的试点;2014财年为此拨备了3亿美元的预算;英国内阁办公室(UK Cabinet Office)和大彩票基金2014年将拨款6千万英镑支持SIBs相关领域发展,设立2千万英镑的“效果筹资基金”(Outcomes Finance Fund),用于支持和推动公共部门开展SIBs项目。
2.开发知识与工具
早在2000年,英国财政部(HM Treasure)成立一个称之为“社会投资特别工作小组”(The Social InvestmentTaskforce)的独立机构,专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释放私营资本的新资源来应对经济衰退,以及如何运用企业家精神将追求财务回报和社会回报结合起来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中很多政策最终都转化为英国政府的政策。2012年,英国在内阁办公室中设立了社会效益债券中心(The Centre for SIBs),这是一个专门为促进SIBs发展成立的多学科的专业团队,旨在通过在线、会议和研讨等方式增进政府部门对SIBs的理解,以更好为其发展提供支持;该机构还与诸多社会领域的研究机构合作,开发出诸如SIBs模板合同(template con-tract)和知识宝箱(knowledge box)等相关工具,从而降低SIBs项目开发的知识门槛和成本。
英国政府的“社会效果基金”支持的所有社会项目,都必须向其报告绩效评估数据,为解决当下和未来SIBs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促进跨政府部门合作积累知识。为促进SIBs全球经验的分享,2012年11月,英国内阁办公室与牛津大学主办了全球首次以SIBs为核心主题的社会投资国际研讨会,来自10多个国家的70多位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专家参加了研讨会;英国还利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轮值主席国的机会,主办厂“八国集团社会效益投资论坛”,建立了社会效益投资特别工作小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Taskforce,SI-IT),完成了一系列政策研究报告,进一步促进了包括SIBs在内的社会效益投资知识和经验的分享。
3.实施配套政策
英国将SIBs发展置于公共服务转型、促进社会投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行动框架下来思考政策设计,力图将公共服务开放、税收激励、环境营造、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融资与支持等战略措施整合起来。
(1)推动社会投资银行等专业机构发展。2007年,来自英国政府、金融和社会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创立了专业机构“社会金融”(SF);2010年,SF将SIBs从理论走向实践,而后在英国SIBs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咨询和组织者的角色;英国贸易投资署大力支持专业机构的海外拓展,SF的业务网络已拓展至美国等国家。2012年4月,英国支持设立的世界首家社会投资银行――大社会资本(Big Society Capital,BSC)是重要的政策举措之一;BSC筹资6亿英镑,用于支持社会投资发展,其中包括了专门促进SIBs发展的“结果基金”(Results Fund);在定位上,BSC主要投资于社会投资机构而不是具体社会项目。
(2)简化社会投资手续。启动“挑战文牍主义(Red Tape Challenge)”计划,减少过于繁琐的监管对社会投资的束缚。 2014年1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宣布,英国政府已超越了它提出的识别3,000个需改进或废止的管理条例的目标,每年将会节约8.5亿英镑,其中截至当时已废除或简化了800项管理条例。
(3)以孵化器支持社会创业。2012年英国设立了投资与合约就绪基金(Investment and Contract Readiness Fund),规模为1千万英镑,为有潜力的初创社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英国还设立了社会孵化器基金(Social Incubator Fund),规模为1千万英镑,支持社会孵化器发展,为创立小型社会企业、培育社会服务机构做好服务。这两个基金相互配合,为社会创业服务。
(4)对社会投资实行税收减免。在2014年财政法案中正式引入《社会投资税收减免法案》(Soc.ial Invest-ment Tax Relief,SITR),对SIBs等社会投资给予所得税减免、资本利得税递延和免征等税收优惠,以增强社会领域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三、推动中国社会效益债券发展:意义与策略
(一)中国发展SIBs的意义
旺盛的社会服务需求和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基本矛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熟人社会向城市陌生人社会,从封闭向开放的大转型过程。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快速改善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逐渐显性化。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通过上游干预来减少社会问题产生,避免社会矛盾扩大化,已逐渐成为理论界和政策实践中的共识;刚性的社会管理,正转向更加包容的社会治理。与此同时,伴随着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社会服务的需求将会空前强劲。扩大社会服务供给,促进服务均等化,已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在提供社会服务和对社会问题进行上游干预过程中,我国目前面临着地方政府资金趋紧和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等挑战。
首先,地方政府资金趋紧。地方政府担负着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责任,但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和房地产市场走低,地方政府收入增长也趋缓。同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巨大且将集中到期,使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在地方财政趋紧的背景下,提高社会服务资金的利用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作为社会服务主要提供力量的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社会服务市场尚未真正形成。这严重影响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简称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政府购买服务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英美等国家兴起的政策工具。其有效性要同时满足四个方面条件:(1)所购买之服务有较厂一的消费市场;(2)政府有购买意愿;(3)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4)服务能较为准确地评估。简言之,就是要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服务市场。与英美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发育时间短,数量少,规模小,资源和社会服务能力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购买服务项目为主的政府购买服务难以通过社会组织间有效的竞争来提升资金利用效率;同时,只有少数有规模的社会组织才有幸获得地方政府的服务购买合同,不利于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快速发展。
再次,项目失败风险的挑战。在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项目失败的全部风险;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模式下,政府在法律上将部分风险传递给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但由于多数社会组织受资金实力所限实际承担风险能力不高,政府事实上仍是重要的风险承担者。为规避风险,政府购买服务多在成熟的社会服务领域,以服务数量而非社会效益为主要衡量标准,缺乏投资于具有一定风险的预防和早期干预服务的动力。而通过预防和早期干预减少社会问题产生,恰恰是降低社会成本的治本之道。
而SIB可以SF等社会筹资机构为金融中介,将政府、私营资本和社会服务组织连接起来,基于目标人群的需求来设计综合性的社会服务方案。不同的社会组织,不论规模大小,只要具备专业服务能力,都有机会参与到综合提供的某一环节,或提供某一具体服务。这样就免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在购买服务过程面临的难以找到合适的服务提供组织的问题。鉴于此,中国目前需引入社会效益债券,这既是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扩大社会服务供给的需要,又有助于培养社会组织,促进社会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发展社会效益债券的策略建议
2014年9月21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提出,要“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举债采用政府债券方式,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偿还”。这一文件明确赋予了地方政府为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融资的权限,为SIBs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但要将SIBs从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政府更多支持措施。
1.重视知识积累,支持相关领域研究
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SIBs作为一种创新的社会项目筹资方式,是高度知识密集型的。从社会干预项目的选取,到绩效指标的确定和合同起草,以及后期的绩效评估,都需要以专业知识和经验作为指导。世界上首个SJBs项目经过18个月的准备才正式推出,足见其对涉及多方的合约沟通技巧、金融知识和特定领域专业知识的高要求;政府支持专业机构来开发SIBs的合同模板、知识库来降低业界开发SIBs项目的门槛和成本,也是英国政府推动SIBs发展的重要成功经验,
政府应以财政或民政部门为依托,搭建SIBs研究平台,整合相关研究力量,推动相关研究。重点是国外SIBs成功案例分析、程序和方法译介,以及契合中国实际的知识库开发等。此举将会大大加速中国SIBs发展历程,降低实践风险。
2.支持地方试点,推动官产学研合作
SIBs项目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服务组织、效果评估等问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应借鉴奥巴马政府和卡梅伦政府的做法,中央政府出资,设立支持SIBs试点的专项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地方试点项目的方案设计和项目执行的资金配套,以此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开展SIBs项目试点。
要发挥试点项目在模式探索等方面的社会效益,促进试点过程中的官产学研合作,组建专业咨询团队为项目提供顾问服务的同时,及时将试点过程积累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纳入到知识库和工具箱中,为进一步扩大试点、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在这方面,英国在彼得格勒镇短期服刑者干预服务债券中建立专业顾问团队和在我国在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过程中建立新农合专家组的经验值得借鉴。
3.培育中介机构,促进SIBs市场发育
SIBs发行机构等中介组织在SIBs债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专业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项目的成败。例如,在彼得格勒镇短期服刑者干预服务债券开发和运行过程中,SF处于连接政府、私营投资者和社会服务组织的枢纽地位,既是项目主要设计者,又是资金筹集者,既是综合性干预服务的设计者,又是整个项目运行的协调者;SF整合了来自政府、金融和社会组织的优秀人才,形成了多元、专业的优秀团队,满足了SIBs项目各种复杂的能力要求。同时,只有培育出一定数量的中介机构,才有望形成竞争性的SIBs市场。具体到。中国,政府可以简化SIBs创办手续、提供启动资金、减免税收等方式对SIBs中介机构予以支持;建立SIBs中介机构较之传统金融机构较低的准入门槛和更灵活的监管框架。
【关键词】社会管理 创新 公民意识 培育
公民意识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关于自身的国家主人地位、应享受的权利、履行的义务的自觉认识,并按照法律和道德要求,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意识。近几年来,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意识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通过社会管理的创新来塑造公民的意识形象,构建公民的品质特征,这是社会发展的主观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所要进行的必要研究课题。社会管理创新并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够实现的,要找到创新的突破口来进行战略性的突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社会管理的创新离不开公民意识的培育,同时由于公民意识的培育,社会管理创新也会得到提高与进步,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进行公民意识培育,这是符合国情,符合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符合我国当下社会的发展需要。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足够信心与恒心,需要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助协作来完成。
一、公民意识的内涵
不同历史阶段,公民意识的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公民意识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公民的主题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前提与基础,拥有了公民身份与资格,不以为你拥有公民意识,只有当公民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作为一名国家公民去参与社会活动,可以使用社会道德去约束自己与他人的情况下初步拥有了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本质内容即民主法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文明,更是一种价值,失去了这一意识形式,不能组成“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是一种人民当家做主,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和社会的一些事物与活动,在明白什么是公民简单的自身修养外还要关注现代国家运行机制的特点,如文明礼貌、明白什么是民主选举、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国家本质等。参与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关键内容。参与意识强调公民的积极主动性、广泛性和有序性。它也是衡量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参与了社会生活,才能让公民在参与过程在理解自身的身份与地位,可以将其他意识全部完整结合起来,促进公民意识的和谐发展,体现公民意识的重要作用与深刻意义。公民本来就与社会息息相关,离开了社会连公民都算不上,可以认为,社会上意识是公民意识的主要承担着。
二、公民意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选择,两者具有相互协调促进的关系。公民意识是社会心理和思想承担。随着社会发展,公民意识也会得到提升和发展,社会管理创新是公民意识培育的重要路径,而公民意识的培育也对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培育。利益是驱动人们进行活动的根本原因。公民在复杂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必然要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和行动来维护与实现自身权益,在此过程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制意识、政治意识等都会得到提高并逐渐加强。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向开放性社会进行转变,社会管理业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而来的就是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提高,公民开始理性的思考问题,主体意识不断加强,可以积极表达自己的追求,主动参与政治过程,不再被动服从于政府的政策条令,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政治输出是否复合自己利益。
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向导。公民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都得到提高,这也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然后果。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带动下,公民意识已经趋于明确化和清晰化,由此可见,公民意识与社会管理存在一种密切联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改变完善。以公民意识为导向,以人为本,可以估计公民更加广泛的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来。以公民意识为导向,准确理解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内容,把我社会管理创新的芳香所在,设计合理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框架。
培育公民意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经之路。社会管理创新其中一条路径就是公民意识的培育。公民的意识主要涉及到国家、政治、政府、自身利益等方面。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时期,公民意识的提高可所谓是微乎其微。现在社会管理的创新主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一次冲击,以塑造公民意识为必须过程。,是构建和谐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政治体系成熟和社会科学管理的标志。我们可以期待完善的公民意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发挥重要影响,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新模式。
社会管理创新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提高环境条件。社会管理的创新必然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社会主义体质逐步健全,民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公民素质的大幅提高。而这些改变与完善恰恰可以积极推动公民意识水平的提升。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公民意识培育的经济基础,这对于公民意识的培育气道的是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体质的完善是公民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公民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除了积累政治知识,还可以对自身的政治地位,权利和义务有了自觉认识,促进公民意识的形成。
三、结语
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公民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公民意识是最最核心的内容。社会管理创新在本质上也是政府和国家的自身管理改革,改革难免会对各阶层的利益造成损失,这就严重阻碍了公民意识的培育。总之,无论是社会管理创新还是公民意识的培育,最终目的都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对公民意识的培育采取积极的态度,保持高度警惕,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防范。
参考文献:
[1]冯留建.公民意识新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2]朱晓宏.公民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关键字:金融创新;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基金
中图分类号:C913;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55-06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保体系产生了对金融资产、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与此同时,作为金融危机的扩展与延伸,欧债危机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新思考。可见,社会保障改革已与金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理应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综合考量。因此,研究金融创新对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社保完善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
金融与社会保障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融合、协调发展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对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一个运行平稳、产品多样、风险分散的金融市场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社保引致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进一步促进社保体系完善,如此的良性发展将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社保引领金融市场发展
社会保障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参与,推动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首先,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从而可以为金融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社会保险基金可以提供稳定的投资资源,其负债期较长,可预见性极大,能提供相当数额的长期资金,是稳定的投资来源,有利于扩大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改善资金结构。最后,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倡导市场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有利于引导市场投资行为、改善市场结构和提高市场有效性,有利于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技术提高。
(二)金融反哺社保体系完善
一个运行平稳、产品多样、风险分散的金融市场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第一,金融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保险基金收缴、发放、结算、保管等中介服务,是实现社保资金有效管理的关键节点[1]。第二,金融机构是社会保障资金运营管理的核心部门,是社保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必然途径。第三,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机制,能够化解和分散管理的风险点,极大的提升社保基金风险管理水平。第四,社会保障发展引致的金融创新也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产生极强的反向激励,是社会保障体制创新的较强动力。
二、社保发展问题与金融创新机遇
近几年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尽完善,特别在基金缺口与筹资渠道、基金规模与保值增值、覆盖扩面与统筹层次、需求增加与服务滞后、体制缺陷与历史重任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亟待寻求社会保障发展的金融“解码”。而对金融体系来说,这也是创新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一)基金缺口大而筹资渠道窄
基金缺口与筹资渠道的矛盾主要是指当前我国社保水平低、基金缺口大,而同时存在筹资渠道狭窄,很难提供充足、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以提升社保水平、弥补基金缺口的现象。
表1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当年GDP比重
1.基金缺口较大。近几年来,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制度基本覆盖全国,各项保障待遇的标准也有大幅度提高,但始终无法掩盖我国社保总体水平仍然偏低的现实。如表1所示,截止2011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支出占GDP比重仍不足4%。即使是全口径统计的社保支出也远不足GDP的10%,与发达国家动辄25%以上的水平相比,属于极低型。与此同时,长期存在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也在以极快的速度逐年扩大。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2.5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空账额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2.23万亿。而社保制度征缴扩面的迅速铺开也加剧着收支缺口增大的风险,这无疑将进一步加重养老金的支付负担。
2.筹资渠道有限。与之相矛盾的是,当前的社保基金筹资渠道依然面临较大局限。为了弥补基金缺口,除了财政拨款、企业缴费、个人缴费这三个常规筹资渠道之外,政府在减持国有股、提高征缴率、发行彩票等辅助渠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填补社保基金的缺口还有很大距离。截至2011年底,财政资金累计拨入4919.79亿元,累计转持境内国有股份1036.22亿元、境外国有股份542.79亿元,还包括900多亿元的彩票公益金[2]。可见,国有股减转持资金量相对巨大的基金缺口依然杯水车薪,而发行彩票(以及建立社会保障捐赠基金)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数量也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可以说,现有筹资渠道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难以弥补社保基金的巨大缺口。
3.金融创新需求。如何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跨越式增长己成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项关键而复杂的任务。在筹资渠道建设方面,金融以增发国债的方式筹集社保基金为很多学者提倡,但政策偿债的最终资金来源是税收,将来债券兑现必定加重后代的经济负担。也有学者认为未来不应再对社保基金进行大规模直接投入,而应依靠其自身投资收益来扩大规模。
(二)基金规模大而收益低
基金规模与收益的矛盾主要是指随着基金滚存余额的不断扩大,天文数字般的社保基金实现保值增值的压力也随之加大,这与当前社保基金投资范围窄、投资收益低下形成鲜明对比。
1.基金规模迅速扩大。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规模快速增长。如表2所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每年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最快可达49%。按照这个增速,可以预计社保基金规模在2012年将突破3万亿元。到2020年,也就是实现覆盖城乡目标之后,基金结余甚至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届时,如此庞大的基金资产将如同今天的外汇储备一样面临极其严峻的保值增值形势。
2.基金收益明显偏低。基金积累的内在要求是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效益的最大化。2012年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基金自2000年成立以来,累计投资收益额2845.93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8.40%,较同一时期2.43%的年均通货膨胀率高出近6个百分点[3]。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保基金会管理基金资产相对五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总额的比重不仅较低,而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至2011年已不足30%(表2所示)。因此,社保基金会管理基金资产收益率并不能代表五项社保基金年均收益率。同时,8.40%的年均投资收益率水分也较大。如表2所示,近十年,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当期实现收益率超过8%的年份仅有3年。如果抛开2007年高达38.93%的年收益率,社保基金会管理基金资产年收益率将只有5%左右的水平。这与基金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3.金融创新需求。在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中,国债、股票、基金、金融债及企业债的投资比例低得惊人,仅有3.55%。其余皆为活期和定期存款,投资模式极其单一(见图1)。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为保证基金的安全性,结余大部分仅限于存入专业银行或购买国债。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制于制度不尽完善和金融工具极不发达等因素,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保基金的投资需求[4]。因此,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亟待拓宽,这也将倒逼金融行业进行体制创新。
(三)社会保障实现基本覆盖但统筹层次低
社会保障覆盖扩面与统筹层次低的矛盾主要是指社保覆盖人群的极速膨胀对社保统筹管理带来巨大挑战,而当前“碎片化”管理带来的制度缺失将这一矛盾愈发地凸显出来。
1.覆盖人群极速膨胀。按照“十二五”规划对社保发展提出的要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将极速扩大至8.07亿人的水平,较2010年增加4.47亿人,相当于翻了一倍还多。其中新农保增加3.47亿人,达到4.5亿人,基本实现城乡覆盖的目标。可以预见的是,覆盖人群的极速膨胀将对社保统筹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2.统筹层次低,管理碎片化。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省市均实行地、市、县分级管理,呈现“碎片化”状态[5]。在城市化进程及大量流动人口存在的形势下,这种管理方式缺乏统一的征收水平、征收比例,进而也阻碍了社保制度公平的宗旨,社会保障基金从筹集这一关口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基金分级管理,呈现出“各唱各的调”的局面。这种管理方式造成地区、部门间难以协调和集中运营,无法发挥资金的规模效应,同时扩大了社会保障资金投资风险。另外,各部门分别设置管理机构,造成机构重置、人员臃肿、效率低、管理成本过大。
3.金融创新需求。当前,碎片化的社保统筹管理体制面临覆盖人群极速膨胀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而在公司财务制度、信息披露责任、公司治理平衡等管理方式相类似的金融体系,有着社会保障所急需的管理经验。而社保体系特有的金融属性也为借鉴金融管理模式、借助金融创新平台发展扫除了障碍。
(四)需求增加而服务滞后
需求增加与服务滞后的矛盾主要是指社保体系跨越式发展带来的社保服务需求剧增与社保服务供给形成的供需矛盾。
1.社保服务需求增加。在我国社保覆盖面迅速扩大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主体部分,社会保险的承保对象将不仅局限于国家干部、城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是面向全体社会劳动者。伴随着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对象的增加,参保人员的服务需求内容会相应增加,服务要求水平也要相应提高,这无疑加大了经办机构在五险整合经办、个人账户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服务难度。同时,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和标准化的社保建设目标也给我国社保经办工作提出更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
2.社保服务滞后。我国社会保障服务尚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服务模式、服务质量标准、服务机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将愈发凸显。首先,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标准化管理,相关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异地医疗保险费用结算难等问题普遍存在。其次,经办机构网上服务开通比例较低,省级经办和地市经办网上服务开通率分别为64%、44%。经办能力和服务水平远与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社保服务需求和庞大的服务群体不相匹配,导致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低效率。最后,我国的社会保障经办能力还比较低,人员、物力、财力等方面还比较缺乏。“十一五”期间,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编制年均增长4%,同期服务对象年均增长24.7%。工作人员与参保人次的比例,从“十五”期末的1 ∶ 3362上升至“十一五”期末的1 ∶ 6359,远高于国际平均1 ∶ 2000的水平[6]。
3.金融创新需求。我国社保体系已进入高速建设期,但以支付结算为代表的社会保障服务效率有赖于金融服务手段的创新发展。2011年开始,借助银行EMV迁移的趋势,社保金融IC卡发卡规模不断扩大,加载金融功能的社保卡比例逐步提升,成为实现民生保障与金融发展有效结合的标志性工程。不仅进一步提升银行保有资金量,而且社保卡的发行成本问题也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社保金融IC卡的发行为社保整合金融资源、统一信息化服务平台、提高社保服务效率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目前整个社保金融化依然处在建设期,后续真正意义的金融服务功能还未完全体现,未来维护与增值业务开发潜力巨大。
(五)体制缺陷与历史重任
体制缺陷与历史重任的矛盾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已作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制度安排,而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的管理和发展对社会保障体制及时、高效地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形成极大的阻碍。
1.二元结构的体制缺陷。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化发展,导致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明显的二元化现象。截止2011年末,在五项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中,将农民纳入其中并初具规模的仅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项(总覆盖面达到60%),其他四项保险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则较为明显。在《 2011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 》中,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只字未提农村保险覆盖情况,仅涉及农民工参保人数等简单数据。其中,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总人数的9.8%;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6828万人,占参加工伤保险总人数的38.6%;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2391万人,占参加失业保险总人数的16.7%。仅从这一点来看,就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相当滞后,城乡差距依然较大。与此同时,社保体系建设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亟待通过城乡统筹发展来解决。比如,社保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城乡分割及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行政效率低下、制度风险增加等,都迫切要求通过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来化解。
2.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重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稳定收支预期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促进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率的重要条件。社保体系覆盖面越大,制度越完备,功能越完善,居民未来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就越低,就越能起到降低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和促进即期消费的作用。社保体系改革进程中要提高其对增长方式转变的适应性,服务于经济增长,这既是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因此,社保地位已从促进社会和谐的“民生观点”,转变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安排。但正如上文所述,高效的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还需要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敢于消费、善于消费。
3.金融创新需求。城乡二元体制的惯性依然巨大。其导致的管理分割、政策分割、市场分割等局面亟须改变。但对资源配置本就失衡的农村地区而言,改变绝非易事。金融系统作为资金配置中介,能引导和配置其他资源,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金融发展作为先锋,依靠金融体制创新形成制度突破,清除城乡发展的资源障碍不仅将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环节,更为社会保障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金融创新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五大策略
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已处于加速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化解社保现存矛盾,清除社保发展障碍,推动社保进一步完善,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现实的问题。顺应这一发展需求,金融业需根植于社会保障体制的现实情况,以金融创新的外部正效应带动社会保障体制的创新和完善,确保实现国家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目标。
(一)以金融产品创新弥合社保基金缺口
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大、筹资渠道窄已使得人们对基金缺口的及时补齐带有较大疑虑。破解这一难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内的调整和完善,还应注重借助包括金融创新和金融资源释放在内的制度外创新。一方面调整、缩小基金缺口,一方面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开源节流”的资金积累模式。如将现有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承载的部分功能,纳入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内,通过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来满足这部分的养老保障需求。不仅可以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也对缩小基金缺口意义重大,更是可以长远激励金融产品的深化创新,形成社保发展推动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反哺社保完善的良性循环。对于基金缺口中央财政补贴不足的部分,需要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积极研讨包括但不仅限于发行社会保障专项国债在内的金融筹资方式,及早做实个人账户资金缺口。做实的个人账户资金不会闲置,还可在严格管理下,通过金融投资手段创新用于经济建设,实现保值增值。
(二)以金融投资创新化解社保基金增值难题
解决社保基金低效运作的核心是要解决投资多元化的问题。因此,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创新金融投资手段是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快速、有序地推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完善资本市场避险机制,为社保基金开拓多元化投资提供安全、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于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手段来实现社会保障金融体系的投资管理模式,比如股指期货与融资融券业务,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全面参与,并且不断加大对股票的投资比重。同时,金融当局也应在市场准入、投资管制等方面根据条件适度放宽,使社会保险基金在促进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形成社会保障与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
(三)以金融管理创新助力社保统筹层次提升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已基本建立,但尚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管理模式、管理标准,统筹管理水平仍然较低,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而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类金融系统,拥有极大的管理制度优势。不仅有较为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投融资制度、内控监管制度,更在自我完善、创新发展、服务模式等方面拥有成熟的运行机制。因此,借鉴金融系统的管理经验或者借助全国性的金融平台,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逐步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统一的投资运行机制、统一的服务管理模式,解决社会保障整个流程各个环节的问题,彻底实现和谐社会对社会保障的要求。
(四)以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带动社保服务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建立,社保与金融服务合作创新展现出良好的发展空间。立足民生谋发展,实现市场价值和社会公益价值的结合,这既是金融服务创新的重要来源,也是金融服务创新的根本落脚点。首先,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通过深入参与社会保障工作,发现市场机会,实现自身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其次,强化合规,保障金融服务安全。合规是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一体化、集成化的金融服务产品,承载了客户的身份、社保和金融等大量信息,这对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保服务无小事,合规管理是关键,相关商业银行要进一步落实监管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保密措施,切实维护客户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最后,多方联动,互助合作是创新成功的关键。商业银行通过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的多方联动,为实现社保金融服务模式的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五)以金融体制创新推进社保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二元格局的社保体系亟待通过城乡统筹发展来解决。加强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形成制度整合,是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加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重塑农村金融主体。推进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发展,改变农村金融制度供给模式,形成与社会保障制度有机结合的金融制度体系。其次,实施差别化的城乡金融政策、促进城乡金融协调发展。对农村施行倾斜的政策性金融制度,突破体制障碍,为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创造条件。最后,重视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调。在财政政策上,要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建立规范的地区性金融补偿制度;在金融政策上,要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鼓励多种商业性金融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金融创新发展都是当前的经济热点话题,两者结合更是相得益彰。本文仅从金融创新的视角,对社会保障体制现存的五大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有待分别展开进行详细探讨。虽然社保发展的五大矛盾由来已久,但与金融融合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因此,对社会保障体制发展改革问题深度剖析,并寻求与金融创新发展的有机结合,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重点所在。特别是与当前大力发展的普惠金融、民生金融等类似概念相结合,探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金融“解码”,为社会保障达成“十二五”规划目标进行有益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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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雨欣.全国社保基金十年增十倍 资产总额达8688.2亿元[EB/OL].(2012-06-18)[2013-02-18].http://.cn/china/20120618/1009123389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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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翠荣.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发展[J].财政研究,2005(07):44-47.
《语文课程标准》在评价建议中要求:“突出语文课程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要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几方面进行评价,以全面考察学生的语文素养。”“要综合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考试只是评价的方式之一。”所以,作为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试题设计,既要做到符合新课程理念,更要做到有所创新。笔者作为一线的语文教师,以我校七年级语文的一次测试题的创新设计为例,谈谈自己的实践与体会。
首先,在过程与方法方面,改变试题的结构模式,做到有所创新。过去初中语文试题的结构模式多由“积累与运用、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作文”四大板块组成,有的还有“附加题”这第五板块。而我校的这次试题设计把考试比作去参加一次表演,把试题的结构分为:序幕,比一比;第一幕,听一听;第二幕,说一说;第三幕,背一背;第四幕,用一用;第五幕,读一读;第六幕,试一试;第七幕,写一写;尾声九部分,还有引导语和漫画。学生们在生动活泼的引导语的引领下,心情自然会放松得多,思维会更到位一些,答案会写得更准确一些。还有有趣的漫画映入眼帘时,他们会认真地检查试题,此后可能不会忘记做试题要检查的这个环节。这样,试题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就显得新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考试后,笔者询问了大部分学生,他们普遍反映“感觉就是不一样”“很新鲜”“很吸引人的”“挺有趣的”,等等。
其次,在知识与能力方面,试题内容以人为本,渗透社区资源、校本资源和社会资源,力求贴近、反映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注重“读写听说记”的评价,做到有所创新。这方面包含如下三项内容。
一、突显“听与说”的评价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习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因此,试题的第一幕就设置了“听一听,看你能否听出弦外之音”。第二幕就设置了“说一说,看你话说得得体恰当否”。这些试题内容没有呆板的书卷气,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当学生们完成这些题目时,会感觉如同在生活中,就会明白人教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第二单元口语交际的所学——“生活处处有语文”的重要性与实用性,初步学会“听与说”。
二、注重“记与读”的评价
《语文课程标准》这样要求:“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80篇。”“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因此,在试题的第三幕就设置了“背一背,看你积累搞得如何”。在第四幕就设置了“用一用,看你能否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在第五幕就设置了“读一读,考考你阅读理解的能力”在第六幕就设置了“试一试,看你会不会探究”。这些内容都是原试题结构的“积累与运用”和“阅读理解”部分的传承,都是综合考查他们的观察力、记忆力和阅读理解能力的。
三、突显“写”的评价
这里包含了书写和作文两个层面的评价。其一是书写的评价,在试题的序幕就设置了“比一比,看谁的字写得美观,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因为《语文课程标准》这样要求:“在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的基础上,学写规范、通行的行楷字,提高书写的速度。”“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所以,在评分标准中就要求根据卷面书写水平分三档综合评分。其二是作文的评价,试题的第七幕是作文。作文题设计类似于悄然入试的话题作文。读书、听歌、看赛事、看电影电视是现代人普遍的生活内容。能否多角度地观察,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用文章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感情真挚,甚至有创意。这是作文训练的重要课题。
再次,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以学生为本,“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如在完成第2-4题时,学生会懂得什么是礼貌用语,说话要看对象;在完成第9题时,会了解到我校几十年的办学历史,增强他们对学校的热爱;在完成第12题时,他们会懂得珍惜时光,努力读书;在完成第24道开放性题目时,他们学会初步点评家教的方式方法;在完成第35题时,会明白做学问做事要细心认真,否则可能会有不必要的损失;在完成第36道作文时,如果是写奥运题材的,会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如此等等。
社会化城市管理通过采取包括市场化、专业化在内的多种手段,推动了城市管理由自上而下的单向管制向上下互动的和谐共治转变,缓和了城市管理冲突,缓解了政府管理压力,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社会化城市管理代表了未来城市管理的大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充实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内涵,增强社会化城市管理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社会化城市管理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满足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增进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城市化除了身份、空间涵义之外,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涵义,特别是农民到市民的职业、行为和心理转换,都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化城市管理就是要通过相对柔性、温和的渐进方式,逐渐改变新市民传统的与时展不符的生产、生活习惯,进而培育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化城市管理“化”要重于“管”。特别是要避免社会化城市管理异化成为政府推卸管理责任的理由,防止其成为少数企业谋取利益的场所,导致有“管”无“化”或重“管”轻“化”。值得指出的是,政府不仅要成为称职的城市管理者、执法者,还要善于做好城市管理领域的群众工作,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创造性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每个身处城市的居民能够知晓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
二是在动力支持上,社会化城市管理要在强化政府、市场和公众三者互动上寻求更大突破。社会化城市管理包括市场化、公众参与等内容,但又不局限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实质是要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既分工合作、共同参与、各施所长,又良性互动的长效化运行机制。城市管理服务的承包企业在完成既定管理任务的同时,也自然成为城市管理问题的信息发现者和采集者,社会公众在参与城市管理的同时,也在逐渐养成符合现代城市发展的行为习惯,无形中积累和改善了城市管理的社会资本。显然,推进社会化城市管理再上新台阶,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承包企业位处城市管理第一线的信息优势,构筑市场对政府的信息反馈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社会公众的合理化建议,建立民意主导的城市管理互动机制,形成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多重合力。可见,社会化城市管理不应成为政府单纯减负过程,相反更应成为变相主动加压过程,特别是要强化城市末端管理问题的源头追溯机制建设,逐步将大量城市管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是问题定位上,社会化城市管理要在统筹解决城市管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类问题上寻求更大突破。社会化城市管理不仅代表了未来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将伴随城市化进程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不外乎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城市长远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衍生出的复合型城市管理问题。要保持社会化城市管理的强大生命力,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统筹兼顾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层面的问题,研究制定更加综合、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要把立足当前与瞻前顾后有机结合起来,争取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超前谋划和积极应对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惟有如此,社会化城市管理才不会论为一时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