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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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贸易的好处范文第1篇
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美国愤怒的不是其在两国贸易中的巨大逆差，而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美国可能希望打击中国出口以放缓中国经济的增速，并通过扩大自己的制造业投资来维持两国经济竞争中有利的地位。
以2015年为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366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50%。但是，中国相当多的贸易顺差并非是“净盈余”，而是作为东亚产业链最后组装车间的角色，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等地区产业链上的企业“代领”了，如果去除这些部分，中国顺差将会大大减少。有机构在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调整后，发现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其实只占美国年度贸易赤字的16%，略高于日本的13%和德国的11%。
美国逆差的主要来源是电子产品，电气设备，纺织品、服装和皮具；家具以及汽车。中国出口美国的电子产品大部分是跨国公司生产并由整个世界的产业链组成，中国并不是主要的受益者，比如苹果手机。打击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和皮具、家具等行业的话，美国并不能实现国内替代，而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无法消除逆差，只是改变逆差来源。此外，中国主要由外资控制的汽车业并不是美国汽车贸易逆差的根源。
所以说，打击中国的出口对美国而言没有意义，因为从总体上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长期存在，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决定的。打击中国出口只会进口别的国家产品，这种转换不利于美国消费者，因为其他国家的产品质量或价格相比中国制造可能缺乏竞争力。
但是，作为竞选时的政治噱头，特朗普必然会对中出口采取行动，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也完全有能力做出有力的回击。比如最近对产自美国的干玉米酒糟征收反倾销税，只是想提醒美国，2015年美国大约25%的大豆和40%的棉花销往中国，而且年出口增速超过美国国内产量增幅和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出口增幅；中国进口的玉米、小麦也主要来自美国。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农产品需求完全可以由其他国家进口替代。
中国目前是波音、通用等美国公司的第一大市场，中国的服务业正在逐步开放，拥有优势的美国公司正在跃跃欲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收益颇丰，所以，如果将贸易与投资合并在一起的话，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并未吃亏，相反，美国人民长期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商品的好处。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着眼于减少贸易逆差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但最终目标是增加就业。美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部门主要是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但是这些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很高，而制造业工人如果在全球环境中竞争，则处于劣势的地位。
所以，特朗普旨在向被遗忘的选民提供就业的经济政策，会导致另外的灾难。
进口贸易的好处范文第2篇
降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问题不应盲目地动用汇率杠杆
加快人民币升值以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主张是否正确，首先要看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般而言，假如通货膨胀是由需求膨胀拉动的，那么采取本币升值、增加进口的做法是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的。但是，如果通货膨胀是由成本推动的，那么就需要在选择稳健汇率政策的同时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并且还需要暂缓实施比较激进的社会政策，必要时还应降低政府税收来增加企业与居民的收入。显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内需不足的国家，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显著提高，反而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因此便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物价上涨是由需求拉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目前物价过快上涨主要是由成本推动的。而成本上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国内方面，最近两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和提高劳动者收入等方面的政策要求不断付诸实施，导致劳动成本与生产的社会成本快速上升；国际方面，外部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外贸受阻；全球原油及资源类商品期货、粮食价格均大幅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将会导致进口部门的膨胀与出口部门的紧缩，这样就会产生两个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加大国际通货膨胀的输入；二是以牺牲出口部门来补贴进口部门，这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所以要想解决中国目前较快的物价上涨，关键是要进行内部政策与结构调整，而不是盲目地动用汇率杠杆。
在现行货币制度及贸易体制下汇率政策难以起到降低通胀的直接作用
按建言者思路，人民币加快升值对遏制通胀的功能主要有二：第一，人民币加快升值，可以在提高出口价格的同时，降低进口价格，减少贸易顺差，从而降低或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货币输入”或“流动性输入”，有助缓解通胀压力；第二，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相对下降，迫使国内商品相应降价或难以提价，从而抑制通胀，尤其是输入型通胀。
上述想法看上去似乎有一些道理，但仔细分析发现，在现行货币制度以及贸易体制下，不但使升值所带来的利益大打折扣，不断升值的预期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现行外贸体制下，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自由进口国外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对众多的企业和民众而言，难以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这些好处大部分会落在有进口权限或受保护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手中。据统计，去年外资企业和有关国企进口总额为8300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86%。而国企进口2/3为资源性商品，外资进口中约60%为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可见，汇率升值的主要收益，一部分通过加工贸易的进出口，由外资企业及外国消费者所占有；一部分则让有进口权的国有企业享受。国内广大普通企业和消费者并没有机会分享这一好处。
其次，在商品进口贸易中，不仅资源性商品存在进口垄断，消费品的进口也同样受到管制，尤其要受到税收政策的管制。消费品进口后，往往会被征收高额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目前进口关税整体水平约10%，再加上各种非关税壁垒和一些不合理流通环节，进口消费品价格往往上升100%，甚至更多。这种体制不仅严重束缚国内竞争，还使进口消费品的国内价格长期高于国际价格，普通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比国际价格高得多的消费代价。
由此可以得知，人民币升值的好处难以惠及消费者，汇率升值抑制通胀的政策功效亦大打折扣。
另外，要通过升值解决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必须满足如下两个前提：第一，进口产品一定要与国内价格涨幅比较大的产品有较强的替代作用；第二，升值所带来的进口产品降价幅度一定要大于国内同类产品的涨价幅度。而现实情况是，很难有进口产品能够替代诸如猪肉、食用油等这些国内价格上涨较快的产品。
人民币加速升值引发更多的新问题
第一，诱使更多的外资流入。人民币升值的建言者的另外一个初衷是，通过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出口增长，减少贸易顺差和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缓解通胀压力。应该说，汇率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上述作用。但是，在中国现行货币和外汇管理制度下，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诱发更多外资的流入，而因此引起的流动性的增加，对物价上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以今年第一季为例，今年1―3月，我国出口增速有所放缓，进口速度相应提升，累计贸易顺差4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6%，净减少50亿美元。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全球经济放缓，国际进口需求有所下降外，人民币升值也是顺差减少的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资本账户收支却显著上升。今年首季，国家外汇储备增加1538亿美元，增长近40%，比去年同期多增182亿美元。扣除外贸顺差414亿以及外国直接投资（FDI）274亿美元后，外储增量中不能解释的部分达851亿美元，占外储增量的55.3%之多。而去年全年这一数额为1200亿美元，以此计算，今年单月热钱流入量是去年的3倍。
不仅如此，属于FDI的资本流入，亦出现异常增长现象：今年首季实际利用外资274亿美元，同比增长61.26%。而去年全年仅增长13.8%，进一步分解FDI可以发现，2003年至2007年期间，FDI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一直明显上升，保持在50%以上，最高曾达到63%。但今年首季这一比例急剧下降至20%。而尚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显然是打算通过FDI合法渠道伺机进入我国资产市场的热钱。
第二，引发存储搬家。笔者最近在香港调研时看到，香港出现居民排队兑换并存储人民币现象，人民币现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工具。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香港今年2月底人民币存款从去年底的334亿元猛增至478亿元，而且越来越多的港人在内地开设人民币账户。这种存款大搬家的现象不仅表明港人看重人民币与港币的利息差，而且反映出港人对人民币升值抱有强烈的预期。有机构估计，至今年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将达到或超过1000亿元。
无论是通过FDI合法渠道流入的热钱，还是资本项下不可诠释的游资，皆表明在目前中美利差倒挂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下，国际热钱流入有增无减，流动性泛滥及通货膨胀也并未因汇率上升而改善。
第三，导致中小企业倒闭。人民币升值还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经营能力。我国中小型加工贸易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严重依赖出口市场，交易多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加速升值，其利润边际被进一步蚕食。以纺织业为例，去年，全国纺织服装业平均利润率为3.9%，预计今年出口价格约提升7.18%，但人民币如以此速度升值，到年底可能会上升16%-18%，仅人民币升值就将全行业的利润全部挤压干净。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中国将有高达1/3的中小纺织企业因难以承受汇率及成本压力而倒闭。
治理通胀需要综合性经济政策
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人民币对内、对外价值开始出现背离：随着汇率上升，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国际购买力提高；随着通胀加剧，人民币国内购买力下跌。进入2008年之后，人民币“内贬外升”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就以上现象本身而言是产业结构失衡及内外部经济不协调的结果，但就直接影响因素来讲，以上现象形成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并没有直接或密切的关联性。从人民币国际购买力上升来看，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美元持续疲软，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等，是人民币加快上升的核心因素。而从人民币对内价值来看，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和流动性过剩，虽然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但本轮通胀的内因更多的却是来自内部经济的综合因素，如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部分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供不应求等。
进口贸易的好处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融资困难贸易融资民间担保融资
金融危机以来,贸易融资困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究其原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信贷紧缩,成为导致国际贸易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防范风险,加强了金融监管,贷款条件更加严格,导致了贸易融资量的下降。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足,但贸易融资的缺口依然较大。主要原因是政府提供的贸易融资对象大多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原因,很难获得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服务。于是就出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民间担保的新型的融资方式,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本文重点从出口融资的角度来谈我国的贸易融资方式。给我国的涉外企业提供贸易融资的参考。
一、由商业银行提供的传统的出口贸易融资
首先是出口押汇。出口押汇是在出口商以代表物权的单据及其他单据抵押给银行,从而得到银行扣除押汇利息及费用后的有追索权的垫款。包括:信用证项下单据押汇和跟单托收下单据押汇。对出口商的好处有:可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可简化融资手续、可改善现金流量,从而改善财务状况、可节约财务费用等。出口商选择出口押汇的融资方式一般是在流动资金有限,想加速自身资金周转的情况下。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出口贸易融资方式之一。其次是信用证打包放款。是指出口银行以出口商提供的进口银行开来的信用证正本做抵押向其发放贷款的融资行为。包括根据预支信用证提供的打包放款和以其他信用证为抵押发放的贷款。对出口商的好处:可扩大贸易机会、可减少资金占压。出口商在生产、采购等备货阶段都不必占用自有资金,缓解了出口商的流动资金压力。再次有票据贴现。是指银行保留追索权的买入已经由其他银行承兑的尚未到期的远期票据,为出口商提供短期资金融通的业务。为出口商带来以下好处:可简化融资手续、可扩大贸易机会。为进口商提供远期付款的融资便利,扩大贸易机会、加快资金周转。另外还有国际保付。在我国又称为承购应收账款业务。是指保理商从其客户手中,购进通常以发票表示的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并负责信用销售控制、销售分户账户管理和债权回收业务。保理业务可以给进出口双方都带来好处,尤其是对出口商的好处有:有利于出口商尽快收回资金、有利于出口商转移风险、能节省费用、有利于出口商获取进口商的准确信息。
二、由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贸易融资
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支持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为了应对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外贸、稳就业”的政策性目标,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进出口银行就大力发展自己的贸易融资业务,全力支持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截止到今年前两个季度,进出口银行已经累计办理各种出口贸易融资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9%。另外,进出口银行还对外加强了贸易融资的国际合作,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贸易融资合作等,通过各种方式加大贸易融资发展力度。进出口银行除了提供中长期出口信贷外,也为进出口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强化自身的融资服务功能。
三、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下的出口贸易融资便利
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指银行对已投保短期出口信用险的出口企业,凭企业提供的出口单据、投保短期出口信用险的有关凭证、赔款权益转让协议等,保留追索权地提供短期资金融通。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融资带给出口商的好处:申请方便、可加快资金周转a、可改善财务状况。
四、利用民间担保融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民间担保融资是一些地方性的担保机构在研究大量的融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的适合中小企业的创新型的融资模式。它的产生是在特定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我国的各项经济指标下滑、中国经济运行困难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为广大的正在经历融资难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新型的融资途径,也可以为国内更多的地方性的融资机构的金融创新提供一个参考的依据。由于对外贸易量的急剧下降,我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而这其中,受宏观经济面影响最大、抵御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特别是企业流动资金的缺口,成为困扰众多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世界级”难题,在我国尤为如此,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困难、信息不畅、告贷无门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难以完全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来解决,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主管部门包办,市场需要有专业化的融资机构开展服务。据调查,目前民间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需求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而且目前这一模式在一些地方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和认可,成为目前最有效、快捷的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国际贸易》月刊2009年8月号总第332期。
进口贸易的好处范文第4篇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
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2)积极稳妥地建立中国技术性壁垒体系一是制定和完善技术标准。虽然目前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还比较落后，但即使只能在个别领域制定出本国特有的、并且是国际领先的技术标准，也将极大地增强中国保护本国市场的能力。另外，WTO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特点（如地理条件、消费习惯等）制定与别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制定和完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虽然GATT中SPS协议鼓励各缔约国将自己的SPS措施同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指导原则接轨，但它同时也存在漏洞。由于其技术上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隐蔽性相当强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建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又称环保壁垒。即以环境保护为理由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中国也完全可以利用ISO14000来抬高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或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参考文献】
进口贸易的好处范文第5篇
表1．1对贸易改革措施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对政府财政状况影响的预期。如上所述，影响可以是积极的、消极的或中性的，取决于具体国家采取措施的性质和该国的特征等。然而，对于大多数贸易措施来说，改革一般会提高税收或者会产生模糊不清的效果。国际组织支持的贸易自由化通常是以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最为优先，然后采取关税结构合理化的措施。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一国来说最容易产生贸易扭曲现象。下面我们看一下这类措施及其对国家财政状况的影响。
非关税壁垒包含一整套做法，包括配额、禁令、进出口许可、以及国家贸易垄断。除了提高经济效率的理由外，最初侧重消除非关税壁垒还有增加财政税收的好处。配额和禁令不能增加预算收入，却为钻空子行为和走私提供了机会。相应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把配额转换成相等的关税(通常还伴有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的时间表)或者消除禁令，将对税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因为这些好处已经以贸易税收的形式转移给了政府。因此，消除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应在改革之初就得以解决。
取消免税(不包括出口退税机制)和与贸易有关的补贴应该对政府的财政地位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税收减免特别是无条件减免，会促使进口商寻求其它产品的免税，这种减免的扩散将鼓励把可征税商品划定为可免税商品，这对税收有负面影响。所以，避免随意减免税收，除了直接的积极的税收效果外，还有助于减少其他麻烦，改善管理。
减少关税对财政的影响取决于关税的初始水平、覆盖面以及减免的程度。原则上讲，在进口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关税将减少贸易税收。然而，由于较低的税率也容易增加进口需求，实际税收的影响将取决于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弹性越高，关税的削减就越有可能对财政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些国家采用本应被禁止的高关税，非常容易造成偷税漏税，或者通过错误的海关分类或者通过走私逃避交税。因此，降低这样的关税很容易产生更高的税收，因为这样做减少了违规的费用。并且，由于走私活动减少，应被记录在案的贸易量增加了。所以，更常见的情况是，降低关税会因偷税漏税减少而促进了税收的增加。
以建立统一的关税机构为目标的贸易制度改革也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因为这样做将增加透明度和简化税赋管理。统一的关税结构或较少的关税摆动幅度会使偷税漏税减至最小，并可以减少海关行政官员分类和估价的错误。
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改革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那么在一定时期，某些税率的进一步降低将导致税收减少，至少短期内是如此。然而，从长远的角度讲，由于贸易改革具有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好处，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会抵消潜在的财政损失，例如，采用一种较少产生扭曲现象并且基础广泛的税收政策。这种税收同等适用于国产和进口产品。对进口产品和国产替代品按照同等税率征收给经济带来的扭曲通常小于只对进门征税，而对两者都征税会产生更大的税收。
对于那些把贸易税作为重要财政来源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将对税收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进一步改革的进程。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动员其它税收来源，并使税收来源多样化而不仅仅依靠贸易税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很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尽早启动一个基础广泛的税收机制。由于这样的过程需要时间进行准备和实施，因此需要在自由化过程的早期阶段寻求国际组织的技术支持，并通过改进海关管理来支持贸易改革措施。但即使是在那些高度依赖贸易税收的国家，也没有理由延迟实施对税收有着积极或中性影响的贸易改革。事实上，严重依赖这样的税收使这些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加快与增加税收有关的贸易改革，特别是使非关税壁垒关税化并制止免税特权。
各国在减少出口税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原因是由于将取消征收出口税作为一种提高增长水平、加强国家对外地位的方法，现在被普遍接受。降低出口税对税收的影响将取决于减税在多大程度上和以多快的速度扩大总的贸易量、减少类似走私这样的非法活动。由于出口税常常被抱怨为一些难以征税领域如农业领域的收入税的替代品，如果将它作为扩大税收基础的总体税收改革的一部分加以实施的话，减少或取消出口税就很容易被国家接受。取消出口税也会对受影响的商品制造者产生积极影响。就农产品而言，这些生产者也许就是社会中较穷的群体(见相关链接)。
最后，在很多贸易改革的方案里，大规模贸易自由化一直伴随着汇率的贬值，目的之一是为了鼓励出口商，使他们能够利用更自由的贸易机制的优势。总的来说，贬值对于贸易税的作用是有定论的，它取决于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进口需求是非弹性的，那么以当地货币计算，贬值将导致更高的进口价值，而且在任何一个关税水平的税收都将增加。
一些研究已经验证了贸易改革实施之后在财税方面的实际效果。这些研究表明，贸易改革的步骤应以对税收的负面影响为最小。下面是这些研究的一些主要结论。
对于那些原来实施限制性极强的贸易体制的国家，贸易改革的实施是为了保护财政收入，也是为了国家的多数部门能够实现有意义的贸易自由化，同时不以财政目标为代价。经验化的证据提出，数量限制的自由化一般能够促进税收，而关税改革也并不导致税收流失。
财政方面的考虑认为是限制特定贸易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如果对支持性财政政策和税收中性的贸易措施给以更多关注，可以取得目标更明确的贸易自由化。
贸易改革对税收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辅助，特别是要有一个恰当的汇率政策。
结论：汲取贸易政策设计的教训
在设计贸易自由化的模式时，应当留有余地以避免税收上的负面后果。改革方案应该在改革过程开始的时候就注意采取更广泛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并尽早地安排实施那些容易对税收产生积极影响的措施。同时制订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十分重要，特别是需要适当的汇率，以及扩大国内税收基础的努力。
然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问题，例如贸易自由化初期对税收的负面影响，不应该被淡化(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贸易税的国家)。即使是其它税收和支出措施已经到位，仍会面临来自政治的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不仅如此，在方案设计的时候往往会考虑采取其它财政措施，这通常包括对与收入和支出方面有关的很多领域产生的财政压力，包括支持结构改革而不是贸易政策所需的花费。
由于持续的贸易自由化最终会导致减少贸易税收在总收人中的份额，要想维持财政收入就需要进行具有补偿性的国内税制改革。由于税收政策和行政改革的酝酿过程很长，因此，在贸易改革的最初阶段就需要考虑国内税务改革，并且在自由化的初级阶段寻求技术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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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香草出口税案例
发展中国家经常对初级产品出口征收出口税。出口征税是一项不大受世界贸易组织纪律限制的政策工具，这一点反映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进口政策的注重。这使得判断这种政策的经济效果格外重要。在一些情况下，征收出口税实际上代替代了对采矿业征收的土地使用费；在另一些情况下，征税被用来对加工初级产品工业提供保护。后一种情况会对穷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认真跟踪和分析。出口税意味着初级产品生产者和农民的产品得到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流行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就适当的贸易制度对贫困和社会安全体制的影响进行认真的分析。
有时候，出口税是用来试探市场支配力的，在这种时候，那些政策就会对穷人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马达加斯加的香苹销售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
1960年的马迟加斯加生产世界上价格最低、质量上乘的烈性香草，其产量占据世界天然香苹出口的60％。由于占据着统治地位，马达加斯加与科摩罗和留尼汪岛组织了一个烈性香草卡特尔联盟，并制定了出口高价。马达加斯加通过市场委员会(CAVAGl)规范其国内市场来限制供应，该委员会对生产者限定了低价，并且要求对种植、整理和出口香草办理执照。
如果这个战略被其在马达加斯加香草出口价格上的效果来评估的话，很明显它是成功的。香草的出口价格从60年代末每公斤10美元增长到90年代初65美元还多。然而，马达加斯加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下降到30％，因为在卡特尔联盟之外的印尼利用了世界市场价格高昂的机会发展了自己的出口能力。印尼进入世界市场使得马达加斯加的出口总值在70年代到80年代没有任何增长。市场委员会对国内市场的干预对生产商的价格也有类似的压抑作用，这使80年代每公斤的价格在5美元左右波动。
谁从香草卡特尔联盟和市场委员会国内政策中受益了呢?印尼的生产商显然是赢家。输家是马达加斯加的生产商一主要是小商号，大约有6万家，平均生产130公斤，平均收入是每种植一次收入650美元。最近的一项研究对如果废除市场委员会马达加斯加所应有的市场价格进行了估算。估算的结果是，其价格接近26美元，比CAVAGI固定的5美元价格高很多。如果考虑到这种价格变化将会导致产量的增加，放任的政策将会使香草生产商的过剩超过8倍。也许人们会感到惊奇，由于马达加斯加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支配能力，自由贸易(无干预)本来也应使马达加斯加的福利增加，增幅相当于0．5%的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结果对于生产商来说相当于其获得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2％的收益，这部分地抵消了由于市场委员会干预所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l.7%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