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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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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系统理论

现代系统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系统观 技术 技术系统 管理

现代技术日益沿着综合化的方向发展。系统思维对现代技术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系统论的视角下对现代技术管理加以简要解析。

1 技术的系统观

1.1 系统观的基本内容

系统观要求根据系统概念、系统的性质、关系、结构,把对象有机地组织起来研究系统的功能和行为。系统观着重从整体上去揭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关系、结构与功能。

系统观认为由各要素组成的整体,具有不同于各要素功能简单相加的新功能,即认为系统具有非加和的性质——系统性。这对于理解和处理组织性、复杂性、不确定性问题非常重要,非此不能认识和把握对象的整体性能,更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人们认识系统就在于找出这种系统性质,构造一个新系统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这种非加和性来实现某种新功能。

系统观强调系统思维。所谓系统思维指的是,人们必须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并辩证地对待它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系统与环境等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以求达到对问题做出最佳处理的一种思维方式。

1.2 技术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有学者认为:“技术是人类解决社会和自然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利用、控制与改造自然、社会、思维的方法的集合,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体系,即实践性的知识体系。”按照这种观点,将技术理解为人类解决社会和自然实际问题的手段和方法,那就是说技术不但是存在于自然的领域里的方法,而且也更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体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论证技术,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不能片面地将技术理解为单一的工具,而要将技术的复杂性、系统性考虑进去,技术是一个与自然、社会和人类有着紧密联系的复杂系统。应该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技术。不仅仅将技术当成一种帮助人们的工具,更应看到他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系统。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系统由主体要素、客体要素组成。主体要素主要指参与技术活动的主体,人是技术活动的主体,是技术系统的运动核心。

第一,通过主体的活动,可以不断地利用客体要素、创造客体要素。

第二,主体要素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并非以具体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潜在方式于主体要素中发挥作用,形成潜在的、主体性的技术。客体要素是指技术系统中的以实体形态出现的物化要素。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均包含于客体要素之中。在这里物质可以作为劳动工具、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等作为客体要素的实体因素而出现,客体要素可以为生产提供方法、手段和产品。

第三,工艺要素。它是表征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结合方式和运作状态,是结构性技术要素。技术系统的三个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种新技术的发明既需要工具、机器、设备等客体要素,又需要知识、经验、技能等主体要素,以及把主、客体要素相结合的过程和方法(即工艺)。三者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称其为技术。只有三者的密切配合,才能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技术活动表现出有机的整体功能。

结构是要素在系统内部恒定的分布和排列,并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技术系统中,各个要素通过结构而组成技术系统整体,技术系统也通过结构而支配各个要素。同时,在研究技术系统的要素关系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学者将技术系统观主次化,即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谁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很多学者充分地论证了在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之间,即人与物之间,人掌握了技能,设计并控制了工具、机器,人的要素决定了物的要素;但是相反的观点则是,人的知识、手段是借助物而产生和形成的,没有物质手段的人是无用的。

陈昌曙、远德玉两位教授在《论技术》一书中,从现代系统论思想的角度对技术进行了论证和分析,指出了技术乃是一个由诸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因此,技术是变化的过程,它的功能就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理解成系统把输入转化成输出的本领。技术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技术系统的功能。功能作为系统所具有的能力,必须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才能表现出来。这种能力,体现着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一种转换关系。

1.3 技术系统的复杂性

技术系统的复杂性是指技术系统作为具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各个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技术系统多层次的复杂结构。技术系统与环境的联系也是复杂的多样的。技术系统演化发展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决定了它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技术问题的多学科性和类似系统的关联,需要……社会科学学者和专门人员的跨学科合作……也需要工程学中的专家、系统分析者等的介入。”技术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SST(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的研究表明:“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技术系统的发展不能离开地域、环境等外界因素,只有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对技术系统加以理解,才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技术发展,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革新。技术的发展是在环境的影响和选择下才得以发展;反过来,社会因素、外部环境等条件也受到技术的作用。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外部环境及自然的面貌,推动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

技术系统是有机的系统整体,具有其组成要素在各自孤立状态下不具有的新质。技术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必须以整合的思维方式去考察技术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技术系统的整体行为决不是所有局部行为的简单相加,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系统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不能简单地从局部的个别行为的细节去判断。

2 系统思维下的现代技术管理

在面对现代技术快速发展,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条件下,需要从系统思维中获得新理论和新方法。系统思维对当代的技术管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思维下的技术管理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2.1 贯彻技术应用上的综合化思想

系统思维下的技术管理要求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形成新技术综合体。综合的方法是从系统的总目标出发,合理恰当地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中的有关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使各种技术相互配合达到整体系统的优化。通常,技术的综合运用将会创造出新的技术综合体。

2.2 从组合技术管理向全面技术管理转变

技术系统的复杂性证明了技术管理也是一个复杂的领域。目前人们已经广泛的认识到技术系统的复杂性。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用户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个性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必须认识到全面技术管理对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作用。用于现实实践活动的技术同样是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的有机结合,是共同起作用的技术系统。因此在技术管理中,也要实现对技术系统的综合管理,既要重视主观要素,也要重视客观要素,不能顾此失彼。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系统观审视全局,对于企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3 立足于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强调技术管理工作的系统性

系统管理对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效率和和利用资源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复杂性工程的整体化和综合化要求技术管理工作的系统化与现代化。

2.4 提高技术管理的灵活性与机动性

技术是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中,技术也会改变,技术应用的领域也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在对技术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中,要注意把握企业中每个要素、每个环节的改变。企业结构的改变会带动功能的变化,针对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以发展的角度适时调整企业的技术管理方法和手段是必要的。

2.5 注重各种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IT技术、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带来的对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的挑战和新机遇,产生了对新的技术管理理念、手段、工具的需求。技术发展的系统性表明,技术及其活动是一个复杂系统,技术的发展与环境相互作用,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人与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技术管理来调节和控制,将维护人类和自然协调发展渗透进技术管理的理念中,达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田鹏颖,陈凡.社会技术哲学引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

2 秦书生,陈凡.复杂性视野中技术[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2)

3 Hans Lenk, Gunter Ropohl.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as a focus for Interdisciplinary philosophy & Systems Research [J], in P.T. Durbin(ed): 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1979

现代系统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企业 统计理论 创新

一、现代企业统计功能定位

(一)现代企业统计的信息功能

信息一种普遍联系的形式,反映了物质和非物质状态及其运动特征,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中普遍存在,统计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活动记录的数据特征,无疑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人、财、物三种资源之后,信息已经被人们视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第四种重要资源。统计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定量信息,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统计信息对企业经营管理必不可少。

一般说来,企业统计通过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传递和管理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完整的企业统计信息系统数据库,从而满足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需要而发挥有利作用。这一过程称为现代企业统计的信息功能。

(二)现代企业统计的分析功能

基本统计数据作为企业统计分析的基础,企业统计人员通过深入系统地分析和加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数量、数据关系,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是企业统计工作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企业统计发挥认识和管理作用的关键一环。通过统计调查、整理得来的基本统计数据,尽管能对研究现象总体的基本状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还是肤浅的、表面的,对于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内在动力、影响因素以及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性缺乏深刻的认识。统计分析不仅有利于对事物发展变化有深层次的认识,分析矛盾并提出解决矛盾的措施,而且能为企业管理与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三)现代企业统计的管理功能

统计学方法应用于企业管理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只是单纯地提供统计数据,后来运用统计分析参与企业管理,再到统计方法直接应用于企业管理,现在已经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统计管理方法,统计技术与管理相得益彰。

企业统计管理功能,是统计与管理的协调一体。企业管理离不开统计,是因为统计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发挥有利作用;同时,统计方法只有与企业管理结合,才能发挥其更显著的作用。

二、现代企业统计的运行模式

(一)现代企业统计运行模式的基本框架

现代企业统计运行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统计信息中心。统计信息中心作为一个功能中心,主要具备五个方面的功能,即:统计信息管理中心、统计调查中心、统计处理中心、统计产品中心以及统计服务中心。

五个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基本运行模式如图1所示。

(二)现代企业统计运行模式的功能

1.统计信息管理。主要功能是对企业统计整个运行体系进行协调管理。包括:企业统计规范化管理、统计信息安全管理、统计标准化管理和企业统计制度管理。

2.统计信息采集。企业统计以管理任务的要求作为依据,通过多样的统计调查技术、采用可靠的调查组织形式,搜集关系企业发展、生产经营活动等相关的信息(包括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称为统计信息采集。

3.统计信息加工与处理。统计信息的加工与处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加工整理出要求企业上报的统计报表并符合统计法规定,第二是加工整理常规性综合统计信息,并能满足企业内部职能管理需要,为企业管理服务。

4.统计信息开发与利用。统计信息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为现代企业统计寻求发挥整体功能提供突破。较传统的统计分析而言,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更加注重定量分析。(2)充分利用事后分析与事中控制、事前预测,运用多种预测方法获取决策信息,使企业统计与企业管理相得益彰,采用灵活的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企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3)结合个别指标分析与综合分析,更加注重综合分析。(4)结合单项分析与综合评价,对个体局部分析评价的同时对总体进行综合评价,可以对企业管理和决策提出有益的建议和意见。

5.统计信息服务与咨询。统计信息服务根据服务对象主要分为:为政府服务,根据政府的布置上报各种统计报表;为企业管理者服务,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企业信息(包括内部的生产经营状况和企业外部环境);为股东服务,为股东提供生产经营业绩;为债权人服务,向债权人显示企业的偿债能力;为客户服务,为胡可提品质量、市场占有率、产品价格等信息。

现代企业统计模型主要通过统计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以便满足各利益主体的统计信息需求。

三、现代企业统计信息化建设

(一)现代企业统计信息化的基本内容

现代企业依据企业统计信息进行科学管理和决策。首先,企业根据信息的流转的基本规律构建信息系统,然后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为中心,随时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咨询。企业统计信息按照发展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计算机起步阶段、统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网络技术的应用。数据准备、数据挖掘、知识发现构成了企业统计信息化过程。

要想实现企业统计信息化的宏伟构想:统计学和管理学这两大基础学科的支撑缺一不可。与此同时,信息科学、数据库技术、可视化技术、机器学习等辅助课程也十分重要。有了这些基础学科的支撑,企业统计信息化必定会实现。

(二)现代企业统计信息化体系的建立

经过大量的系统分析,系统需求就转变为了系统设计,其主要任务是确定“怎么做”的问题。

依据统计管理体制、统计工作的职能、统计工作流程,设计企业统计信息系统,主要有:利用统计数据收集平台,建立统计数据收集系统;利用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建立统计数据处理系统;利用统计网络建设平台,建立统计数据上报系统;利用统计信息传播平台,建立统计信息系统;利用统计数据仓库平台,建立统计信息查询系统;平台采用统计专题分析,建立统计决策支持系统。

同时,企业统计信息化建设工作需要从五个方面同时推进,推进整体系统的建设。具体可以概括为“五化”:企业统计数据信息化、企业统计信息流程化、企业统计流程系统化、企业统计系统网络化、企业统计网络智能化。将这“五化”循环进行,每完成一个循环,企业统计信息化建设上升一个台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也趋于成熟,传统的企业统计理论已经难以适应时展的需求,企业统计理论体系创新的任务刻不容缓。因此,创新现代企业的统计理论,充分发挥企业统计理论指导统计实际的作用,为企业管理与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董逢谷,陈慧琴,胡清友.企业统计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6.

现代系统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医院统计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医院的经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在医院的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信息、咨询和监督三大职能。当前全国卫生系统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围绕此项活动,医院的统计工作应如何开展才能更好地为医院管理服务,充分显示统计工作的魅力,已是摆在医院统计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现代社会已处于信息时代,医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科学的飞速发展使信息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广泛认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疗统计管理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作为医院管理体系的信息交流枢纽,其作用正在被管理者重视。医院的科学决策应当建立在充掌握院内的各种信息基础上。卫生统计专业性强,其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各种信息的可靠性,影响医院经营决策水平,因此,统计工作在医院管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医疗竞争日趋激烈,医院要加强管理,促进自我生存和发展,不能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必须充分发挥统计职能,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统计信息。只有依据科学的统计信息资料,才能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从而促进医院的全面发展。

一、统计数据的性质

1.1统计信息要有可信度

医疗统计指标在医院质量控制及成本核算中占有重要的比率,统计信息是否准确将直接影响我们的产出日报、月报、季报、年报等医疗工作报表的准确性。不准确的信息将直接误导院领导及相关职能科室的决策,对医院的规划建设及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绝大多数医院实现网络化管理,联网后的计算机不同于单机运行,录入并储存的原始统计数据来源于各个分散的工作站,原始资料收集过程因此就会出现由于操作人员网络操作失误而引起数据错误或丢失等情况,这就要求统计工作者明确统计工作的整个环节,每个统计项目都要遵守相应的统计方法、统计标准、统计起止时间等要求,对随机出现的问题:如临床医生因对某问题理解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填报情况,输入操作员出现的手错等,都要求统计工作者有能力及时发现并解决,对原始数据认真核对,努力减少原始性差错,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1.2统计数据要真实、及时、全面地反馈信息

各类统计数字均来源于医院各科室,统计工作者直接深入科室,把好各类统计数据的第一关,并依据目前的统计工作的发展方向,建立健全医院综合信息台账,包括人事、财务、仪器设备、科研培训和患者资料等,并定期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反馈给院领导和上级卫生部门,使信息科真正成为管理者的“信息库”。

二、开展和拓宽统计工作职能

2.1全面开展统计工作,加强医院质控工作

卫生统计的工作主要是以围绕着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构成整体开展的,这个指标体系说明和研究医院医疗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完整的医疗统计指标对实现医院宏观调控、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医疗效益有重要意义。医疗质量水平高低反映了医院总体医疗水平,根据医院制定总的质量管理目标,把床位周转次数、出入院人数、诊断符合率、平均住院日、无菌切口感染率、临床初诊与临床确诊符合率、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等质量控制指标分解到科室,医院定期通报。密切关注医疗质量指标、工作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动态、及时反馈执行情况,为各科室提供相关业务信息服务,并根据年终或季末统计结果进行考核或制定下一年工作计划。

2.2深化拓展统计工作,靠拢医院管理

时代在发展,医院也在发展、改革,我们的统计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以往的医院统计工作中,统计工作主要将医院工作完成情况搜集、整理、汇总,进而为医院管理者及各科室提供数据,处于一种被动服务、数据滞后的局面。但是现在医院的改革发展趋势要求统计工作从单一的日常报表等常规工作向多元化、专题化方向发展,扩大统计对象范围,运用统计方法为医院的医疗、管理、科研和教学提供及时、动态的反馈信息,并加强信息预测职能,提供有预见性的数据,为医院制定各项计划、政策提供可行性依据。

2.3统计信息可指导医院管理者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

医院的管理者一定要掌握医院的服务半径、所辖区域人群的疾病分类结构和变化趋势。统计信息可以利用统计数字、图表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反映医院医疗活动和经营管理情况,同时作为医院信息来源的主体,不仅要掌握医院的纵向发展,还要对院外进行横向的对比分析,据此来确定重点科室、重点科研和薄弱科室要改变发展的客观趋势,以此分配现有的人力、物力和有限的财力,以达到最佳的资源优化配置,为医院创造更佳的效益,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三、建议

提高统计分析水平,当好领导管理和决策的“智囊团”,具体有以下几点:医院设立专门的信息统计机构,配备专门的统计工作人员,健全医院信息网络,从整个医院管理的角度对医院信息统计工作提供组织机构上的保障;医院统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既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又要具备统计专业知识,时代的发展又要求统计工作者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术,所以统计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地吸取新的知识,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充分利用专业特长帮助医疗科室进行课题设计、数据处理,使统计职能深入人心;为医院决策提供可行性论证,使统计广泛应用于医院管理决策、医疗质量监督等各个方面;统计工作者要得到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在实际工作中应主动承担重要任务,增强医院统计参与管理的意识,主动跟踪医院管理,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综合收集、利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切实为医院决策提供及时、准确和完整的信息服务,真正成为医院管理者的参谋部和“智囊团”;定期或不定期做好统计分析及统计信息反馈工作:每季、半年、年度做定期综合性统计分析,其内容包括门诊及临床各科的工作量、工作效率、医疗质量、护理质量、经济效益及病人满意度等。并从纵向(与往年同期比)、横向(与同级医院比)以及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分析,从中找到影响医疗工作的各种正负因素,提出合理化建议,及时提供给医院及有关部门。院领导往往据此主持召开各职能科室负责人参加的医疗质量分析会,并把统计分析报告进行宣读,对于成绩及问题进行全面讨论,给予表扬和批评,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在日常工作中,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做专题性调查,写出不定期统计分析;改进统计方法:医疗评价更合理在诊断质量评价上,以前我们只评价门诊/出院诊断符合率、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实际工作中我们体会到,仅这两项指标不够全面,又把漏诊率、待诊率、入院3日确诊率纳入考核项目,对诊断质量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并把一目了然、反映不出诊断水平的疾病,如大部分骨折、烧烫伤、原因明确的中毒和部分创伤等剔除,使其不参与诊断符合率的计算。

两点体会:第一方便了领导对统计信息的利用,为医院管理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第二有效地发挥了统计监督工作。

参考文献

[1]于承浩.统计信息在现代医院管理中的作用.中国医院统计,2002;9(2):99-100.

[2]张翠红.统计工作与医院的综合管理.地方病通报,2002;17(2):82-83.

[3]侯世方,孙长福.统计职能在医院信息网络建设中的拓展.中国卫生统计,1999;16(5):275.

[4]马天华.浅谈医院统计职能的拓展.中国卫生统计,1999;16(4):202.

[5]赵雯.搞好医院统计要处理好八个关系.医院管理杂志,1999;6(3):237-238.

现代系统理论范文第4篇

在实际应用中,直流输电最大的优点是输电容量较大,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调控调节灵活性,可以有效改善两端系统甚至整个系统的动态稳定性,极大地降低电能消耗。由于高压直流输电的过程中不需要两端交流系统同步,可以对2个或者2个以上不同步或者不同频率的交流电网进行连接。而柔流输电系统则是在参考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以及现代控制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能够灵活快速地调节和控制电力系统的潮流与参数,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电力系统的可控程度,还能增大输电容量。在实践中,可以将柔流输电系统应用于配电系统,这是因为其成功应用了一种远距离的静态电力电子装置,核心为FACTS控制器。

2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技术是指在先进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以及信息处理等技术,对变电站二次设备的相关功能进行全新的优化组合,使之能够切实地监测测量、有效控制与协调变电站全部设备的运行情况。具体的操作方式是:通过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内各设备间互相交换信息,数据共享,完成变电站运行监视和控制任务。它不仅能有效提高变电站的安全运行水平,而且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维护成本,不断提高变电站的经济效益,这是一种向广大用户提供安全、可靠、高质量、高性能电能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以前影响高功能集成度处理器处理能力的瓶颈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人们根据不同电力设备的具体特点和不同要求,制造出了能够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的自动化设备,即通过不同AIO的串行数据总线的连接,构成一个完善的综合性自动化系统。

3电力市场运营技术对系统建设和应用的具体支持

(l)随着现代电力系统的规模化逐渐加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一体化的垄断模式逐渐转向优胜劣汰的竞争模式已经成为当今电力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电力市场覆盖面很广,具有情况复杂性和实时性的特征,因此现实中对相关电力系统的运行和调度以及规划管理与经营有着很高的要求。为了满足工业和生活的需要,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电力市场运营支持技术系统迫在眉睫。

(2)由电力市场交易管理机构依据电力市场运营规则来组织电力市场各个成员的行为,从而充分保证电网安全有效运行。不断提供发电、输电和配电服务是电力市场稳定安全运行的重要条件,因此,国家要提供强有力的电力技术支持,从而有效合理地管理电力运营市场。而能量管理系统、交易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报价处理系统、市场分析和预测系统、报价辅助决策系统、电能计量和结算系统等是电力市场运营技术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软件和硬件的安全有效运行为电网商业化运营综合技术支持系统的平稳高效运行提供了支持。

4结语

现代系统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私观念;传统伦理;道德;价值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概念,也是一个核心概念,几乎贯穿人生的所有社会活动。公与私经常作为对举运用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现代生活中,人一方面作为个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存在,这反映的就是个体与社会的一种公私伦理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对公私的理解至少有两个层面:在事实层面,公私被理解为全体与局部、社会整体与个人、社会集体与自我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价值层面,公私承载着公正、公平与自私、偏邪之间的道德评价。如何历史、客观地认识“公”与“私”概念之内涵及其关系的演变,揭示其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的真实意义,无疑是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

一、公私概念的原生之意及其演变

(一)“公”的原生意

根据甲骨文字考证,甲骨文中有与“公”对应的“width=13,height=16,dpi=110”字,《甲骨文字典》解“公”字为“像瓮口之形,当为瓮之初文,卜辞借为王公之公”,其有两种释义“一先公。二公宫,宫室名,即大众之宫”(1)。卜辞的公也有用作地名的,如“width=9,height=18,dpi=110width=9,height=18,dpi=110”(才公,在公地)(甲一三七八)(粹五三八)(2)。《金文诂林》引王献唐的考证:

铭文的公不是五等爵号的公,只为国君一种尊称……早期卜辞未见这种称谓,武乙时才有,指的是殷王祖宗。《方言》六:“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公就是翁字的古文,称公亦犹称翁。殷王以祖宗为公,后世也然。”《史记·外戚世家》:“封公昆弟”,索隐:“公,祖也。”中国历史传统是尊老敬老的,因而公为尊称,用于祖宗,用于长老。周代早期周公、召公及二王之后称公,即由此出,那时还没有这一爵号。这一尊称最初之属于长老,久而失其本义,或把年轻而尊贵的人也称为公……(周代)一国君主是最尊贵的,也称周君为公,不论老幼。《尔雅·释诂》:“公,君也。”……周代君、公两名通用,他们并不是死后追称为公,也不是周天子三公和所谓二王之后,更不是僭越自尊为五等爵首,只是一国统治者的通名。他人称公,自署亦为公,儿子称公子,孙子称公孙。(3)

铭文中“公”的释义说明,殷商时期只作“祖先”解,周早期增加“尊贵”之意,周中后期又只作“君”解。可知,殷周时期“公”的指意多是对人物的称谓,并且对人物的身份角色有特定限制。王献唐特别指出,“公”在殷周时期不能作为“爵号”解,至少在周早期还没有封爵制度。所以,“公”作为爵号之意是周中后期才演化出的。

《诗经》中“公”的用例主要除了指称特定人物之外,也扩展到与特定人物相关的物品和事件。《尔雅·释诂》:“公,君也。”《鲁颂·有駜》:“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这里的“公”既可指君,又可指公事、公所。《召南·采蘩》:“公侯之事。于以采蘩?……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朱熹《诗集传》对“夙夜在公”有解曰:“公,公所也……或曰:公,亦即所谓‘公桑’也。”(4)朱熹的解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作为名词“公所”,为“公”做事的地方;一是作为动词,即为“公”所做之事。作为名词的“公”主要是对特定政治伦理身份的称谓,除了“国君”称“公”,还增加“公侯”的称谓,这里“公侯”就是指爵号。《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公侯腹心。”可知,“公侯”在春秋时期已经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爵号。《诗经》中与“公”构成的复合词的用例比较多,如“王公”“公侯”“公姓”“公孙”等意指与“公”的家族相关的人物,“公路”“公行”指与公相关的官职,“公庭”“公所”“公堂”指与公相关的场所,“公田”“公车”指与之相关的物品,“公事”“公法”“公举”指与之相关的事件。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依据甲骨文、金文的资料考证,指出古文字“公”的下面width=17,height=14,dpi=110width=17,height=9,dpi=110width=17,height=12,dpi=110部分是表示共同体祭祀的广场或首长的宫殿广场,上面width=17,height=9,dpi=110width=17,height=14,dpi=110width=12,height=18,dpi=110的部分表示参加祭祀或仪式的队列,所以,“‘公’一字在甲骨文、金文时代指的是与共同体的首长相关的东西或对它的尊称,还指共同体的设施、财物”(5),这与周代以后“公”作“君”解是一致的。从沟口雄三的解释可以看出,“公”自诞生之时就蕴含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倾向。同时,沟口雄三也指出中国传统公私观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认为中国政治性之“公”的外侧有着更高位的天之“公”,正是这种高位的原理性和道义性的天之“公”使政治之“公”具有正统性(6)。中国传统公私观的这一特征对解释“公”的原生意限定在祖、君、尊等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物具有天然合理性。从中国古籍大量文献也可以证实,中国的“公”之观念渗透着浓重的“天”的观念,这是战国以后“公”的意涵逐渐由事实描述的概念向伦理价值的概念转变的合理逻辑解释。正是在这种天然合理性的基础上,“公”演化成主宰中国人伦理生活的基础性、根本性命题,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私”的原生意

古文字中关于“厶”的记载远迟于公,这是学界的基本共识。至于“厶”的甲骨文及词意,很少有史料记载。徐中舒认为,作为有文字依据可查的“厶”字,直至春秋战国时代才有记载(7)。依据朱孝定编述的《甲骨文集释》(8)和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的文献考证,也是只有“公”的用例,而没有“厶”或“私”的用例。在《诗经》《尚书》这些古代典籍中,“私”的用例远少于“公”。《诗经》中“私”字用例有8处:“谭公维私”(《卫风·硕人》);“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东》);“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大雅·崧高》);“诸父兄弟,备言燕私”(《小雅·楚茨》);“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周南·葛覃》);“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周颂·噫嘻》);“言私其豵,献豜于公”(《豳风·七月》)。根据《诗经》中“私”的用例,“私”的原生意可归纳为四种:一是指人,如家人、同姓、宾客以及亲近的人;二是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所应该穿的衣服;三是拥有的财物,如私田;四是作为动词,即是私有。《尚书》中有4处“私”字用例:“非天私我有商”(《商书·咸有一德》);“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商书·说命》);“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周书·周官》);“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周书·吕刑》)。《尚书》中“私”的用例指意可以归纳为“偏爱”“偏私”“私欲”“私利”等。

比较《诗经》《尚书》中“私”的用例发现,《尚书》中“私”的用例已具有鲜明的道德价值意蕴,特别是提出“以公灭私”的命题,成为古今学者言说公私的重要立论点和中国传统公私观的价值标杆。就叙事年代而言,《尚书》比《诗经》的年代更早,而《尚书》中“私”的指意相比《诗经》价值跃迁却如此之大,这本身就会让人产生质疑。事实上,《尚书》证伪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周官》之伪在古今学界早有论证。古有明人梅鷟所著《尚书考异》中,通过逐条考证对《古文尚书》进行广泛而仔细的辨伪搜证工作(9)。今有学者以公私历史演变为切入点,通过文献征引、字义构形以及公私观念发展演变三个角度证伪《尚书·周官》。由于《尚书·周官》之为伪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其中所记载的殷商和西周历史时期事态的“私”之用例所呈现的价值意涵,自然变得存疑。这说明《周官》中“私”用例的价值意涵可能是后人杜撰所云,因为西周时尚未出现“以公灭私”这样成熟的观念,显然是融入了商周以后的时代观念(10)。尽管这一历史时期“私”还不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但通过古典中“私”的用例可以发现,《诗》《书》中的“私”已经成为以“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体表达,或是与之相关亲近的人,或是自己的衣、田等所有物,或是有意使物为“己”所有。“私”作为自我主体意识表达已初见端倪,这种主体意识包含两个层面的认识:一方面它表达了行为主体主观态度,是对自我主体存在的一种认识;另一方面也阐述了“我”与“物”的关系所属,是从“我”到“我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存在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主体意识的自觉说明,公私价值观念正在逐渐形成,并随着其道德意的丰富走向成熟。

(三)公私演变的历史与逻辑之序

《甲骨文字典》解释“width=13,height=16,dpi=110”像瓮口之形,当为瓮之初文,卜辞借为王公之公(11),说明“公”最初的会意是指像“瓮”一样的器具,这应该是“公”字的最早指意。日本的《广汉和辞典》解释甲骨文的“width=13,height=16,dpi=110”,说是指事字。上面的“八”是开的意思,是通路的像形,下面的“口”是场所,表示举行祭事的广场(12)。甲骨文有与“公”对应的“width=13,height=16,dpi=110”字,却找不到“私”的甲骨文字,后发展的小篆体才有“width=10,height=21,dpi=110”(厶)字(13)。《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也言“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的文字”(14)。朱凤翰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指出:西周时代初期,农民即有自己独立经营的私田。既有私田,必然有自己的农具。《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大田》:“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周语上》:“司空除坛于籍,命我农夫咸戒农用。”韦昭训农用为田器,皆是其证(15)。上述字源例证皆说明,公、私二字最早指意的是跟人们生活中的器具或者场物有关称谓,即是“事指”,表示对具体事物的描述。虽然学界对“私”之概念出现的时间有不同意见,但它远晚于“公”是基本共识。公、私二字的古文字发展顺序是“先公后私”,这是公私观念生成的事实基础。在字源描述事实基础上,公、私作为正反向背的概念也被历史与逻辑证伪。依据以上共识,韩非解释的“背私为公”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无“厶”可背的话,“公”自然也不存在。沟口雄三也认为,韩非子的“背私为公”之解“只是传达了韩非子时代以来的公·私概念而已,不用说殷周时代,就是战国前期也找不到这种内容上背反对立的公·私概念”(16)。这也确证了公私含义演变和逻辑生成只能是以事实层面的原生意为基础,即以事实意为基础、经由抽象意、走向价值意,是公私观念生成的自然逻辑。

二、公私的含义演化及其道德意蕴

通过《诗》《书》中“公”与“私”的原生意的分析可知,上古时代言“公”“私”只是对特定的人物,或是对与之相关的物、事、场所的指意,以及对事物、人物具体存在及所属关系的表达。这说明上古时代人的社会存在关系相对简单,因此,基于这种简单社会关系产生的公私概念并不具有道德和价值。公私观念是在公私含义的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公私含义的演化又与私有观念的产生有直接关系。随着私有观念的发展,社会主体关系的复杂化是公私观念的形成的伦理基础和道德载体。公私原生意从对人、事等的事指性概念发展为对社会主体关系存在的描述性概念,反映了公私原生意从概念到观念的转向,展现出公私含义从具体意向价值意转化的脉络。下面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窥视公私含义演化过程和其道德载体的形成。

(一)关于“共同性”的概念

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的“公”所具有的“共同性一面”为“公”的含义之价值演化做了铺垫。由于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公”根本找不到《说文解字》中的“平分”之意,为了进一步确证中国文化中公私的含义,他提出应该从早期文献《诗经》和《书经》中寻找公私原初含义中的道义因素。他在对比中国和日本的公、私的具体含义后发现,中国的公私具有善恶、正邪的明显伦理性,而日本的公私没有任何伦理性。所以,他提出中国公私的这种道义因素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也是他研究中国公私提出的第一个疑问。他分析《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所唱“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从“私”和“公”“公子”“公堂”等用例想到:“‘平分’和共同体全体成员之间分配的公平性密切相关,因而与此相反的排他性的独占会作为‘奸邪’受排斥,这种共同体内分配规则很可能成为道德原则。”

对传统文化中公私含义从具体意到价值意发展的历史变化,学界也有不同观点。郭齐勇认为,“公”“私”在春秋以前是具体意,指称人、物、事,降至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才具有抽象的价值意。具体而言,“公”引申为公正、公平、均平等;“私”引申为营私、奸邪、偏私等。诸子争鸣之世,“公”“私”具体意和价值意同时并用,并沿袭至今(21)。陈来分析《诗经》关于“公侯”“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等用例,认为“公”的这些含义概括性地代表一般的公务以及对待公务的态度,认定它们是具有德目内涵的价值之“公”(22),这就表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公私含义就出现向价值意转化的倾向。对春秋战国之前的公私含义是否具有抽象的价值意虽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周以后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公私含义从具体意转向价值意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和私的含义已经具有明确的抽象意。就“公”而言,这种抽象化发展的主要表现为从指谓特定个人向非个人的政治领域的转化,并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孕育了“公平”的价值意,并成为共同体的普遍准则。“共同体准则必然是有普遍性的,任何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阶级和集团,必然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合符此社会共同体要求的普遍准则。”(23)随着周代封建伦理秩序的建立,贵族统治阶级的地位不断强化,代表贵族阶级利益的“公”必然成为古代政治共同体强化的道德价值之一。

(二)关于“天”的概念

天人问题相当古老久远。据考察,“天”字在甲骨文就已经出现,其字形突出人的头部。许慎《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段注谓其以“颠”释天,是“以同部叠韵为训也”;又说“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始者,女之初也,以为凡起之称。然则天亦可为凡颠之称”。可见,在远古时期,天是一个极为抽象的词,人之头顶,至高无上,其大无二。焦国成将“天”的主要含义归纳为五个方面:(1)在人们头上的苍苍宫宇里,居住着一个创造万有、主宰宇宙、无法无边、不可战胜的神秘存在,有着人无法想象的智慧,因而尊他为至上之神;(2)在人头上或周围存在的自然天体、天象和气象;(3)人不能操纵、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天命、命运、偶然遭遇;(4)自然如此或应该如此的天道、天理,各种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法则;(5)没有后天的人为造作加于其上的事物之天然状态或本然状态(24)。人与外物的所有关系都统摄于“天”这一概念之下,即称之为天人关系。天人关系也是人类需要处理的最古老的伦理关系,并成为人类处理一切伦理关系的参照体系,“贵公”的伦理价值合理性也源于对这种古老伦理关系的情感依赖。

沟口雄三在探究“公”的词源时发现,与日本相比,只有中国的“公”中才具有“平分”这个特点,这与中国文化中“天”的观念有关,“中国古代的殷周交替之际出现了天命决定王权更迭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王权的正当性由天的权威判定的思想”,“在没有私履之天的背景下,‘平分’被作为共同性的原理附加于公”(25)。正如《尚书》中“民所欲者天必从之”(《周书·泰誓上》)、“天所视者源于我民所视,天所听者源于我民所听”(《周书·泰誓中》),这些天受民意所托之意的思想反映了人对天的道德期待。《汉书·郦食其传》中“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与“民所欲者”思想都反映了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沟口雄三推论其中所言的“食”即指“生存”,故由“天无私履”推出“平分”的生存。因此,天不单纯是以上帝为主宰的天,而是与人相关,天人相通、天人相对应的天,人对天的道德期待反映的是对处理人伦关系的道德诉求。

可见,人由天生,天地相通,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观念,表明人乃宇宙自然演化所生,人与万物一体。无论《周易》的天地絪缊、阴阳交感,还是庄子万物一体,人之生死、物之存灭都乃一气之化,都是对人为天地所生,是宇宙自然演化所生的肯定,是对人乃天地之德的肯定。北宋张载在《正蒙·乾称》中,从“乾称父,坤称母”引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结论,亦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天人关系的最简练表述。《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说“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顺公乃全也”,强调的正是基于对“天”之存在本体性的肯定与张力。“天”成为中国传统公、私概念转化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载体与前提。

(三)公私概念演化的三个阶段:具体意-抽象意-价值意

正如前析,从文字出现的顺序看,“公”与“私”显然不在同一个时序上,它们之间的联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公私之含义的演变,也经历了从人、事、物指具体意到类指抽象意,再到与人的主体道德观念相联系的价值意。刘泽华曾从战国时期人们使用与“公”组成的“至公”“奉公”“为公”等25个词汇,以及与“私”组成的“私善”“私德”“私廉”等15个词汇,分析“公”“私”含义的变化,证明公私是如何从具体意到抽象意,再向价值意转变的。的确,这些与“公”“私”相组成的丰富词汇,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含义也呈现出“像连续乘方一样的大扩张”(26),反映了殷周社会大变革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其价值意的旨徵十分明显。但从所列与私组成的15个词汇以观之,“私善”“私德”“私廉”“私恩”等词义(27),主要表达的是与个体相关的意识、行为,并没有以私为恶的价值判断含义。

三、回归公私的伦理本性

从公私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原始意及其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我们发现今天在人们意识形态里的公私观念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公私被理解为全体与局部、整体与个人、集体与自我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价值层面,公私承载着公正、公平与自私、偏邪之间的道德评价。但在社会生活中,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常常被混淆、混用,导致价值观的混乱。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公私观本质上是道德观,其宇宙观的原意,特别是经过宋明理学的精致化演绎,已融入中国道德文化的体系中,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剥离与澄清。为此,我们需要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中的公私概念究竟是存在论概念还是道德概念?回到历史的原点,我们清楚这两个层面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一个随社会数千年的演变而相继发生、相互联系而沉淀的文化观念。何解公私的伦理本性?这是本文力图欲解的问题,因为只有明白公私的本性所旨,才能回归其真实之意,才能找到其应变之方向。

由此来看,离开具体的“私”,“公”就是抽象物,落实到具体的人就有人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虽然人的社会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人与动物的区别,但是人的自然属性依然是人性构成的真实存在。焦国成认为,“我”字最初的含义并非指人类个体的自谓,而是人间宰主的特称,后来演变为人们“施身自谓”之辞,其中保留了自我主宰的意蕴(30)。这个发现与上述关于公私概念的演变是相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私所代表的利益不仅不是对立的、不能相互取代的,而且是互相支撑的。“私”是起点、特殊性,“公”是相对普遍性。

当然,人们关于公私概念的另一层面就是它的道德层面。正如前述所析,春秋战国晚期,是公私观念从具体意、抽象意向价值意转变的重要时期,诸子百家对公私论述虽各有精到,但在价值论的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倡导“尚公”的思想,主导“抑私扬公”,倡导“大公无私”的精神。《尚书·周官》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说法,《诗经》也有“夙夜在公”的事例,尽管那时的“公”意还主要是具体意,但“公”的这种优先至上的“自然禀赋”在随后的伦理道德文化中始终是社会道德规范与道德教育的引导方向。

孔子在《论语》中虽然鲜有谈公、私,但其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仁”之观点体现了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的价值取向。《论语》中有两次孔子从正面对“仁”作过具体解释。一则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个解释就是后来孟子概括的“仁者爱人”思想,可以说它表达了儒家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最简明的回答,也成为人之为人的行为准则。孔子这种“爱人”的思想表现了维持社会温度的公德意识,体现了社会公共理性的思维,在这种公共理性中实现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实现人我、利义的统一,这就是社会的公利所在。另一则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在此所言“克己”就是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己”为私。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礼”是社会公共性的代表,即“公”的化身,体现社会整体的利益,“爱人”在本质上就是按照“礼”而行事。就个人主体而言,“克己”与“复礼”又反映了个人内在之欲与外在之礼的有机平衡。

在中西方公私观念比较研究中,许多学者普遍认为,在英语中很难找能够包含中国“公”“私”这么丰富含义的单词,通过对最接近“公”“私”概念的“public”和“private”的词源分析,认为西方语境中的“公”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域,“私”是群体域之外的个人的生活域,这两个领域的区别界限比较明确,而且“公”的领域反映的也是个体的意识,通过个体自由参与而形成共识,公域生活并不需要个体为此付出过多或者牺牲代价,个体私域的生活不会受到公共生活空间的直接干预和影响。所以,西方语义中公与私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并且私是作为构成公的基础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私具有主导性的作用。

中国的公私概念无论是具体意还是价值意都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中国独有的文化意涵赋予“公”丰富的含义,并使之成为一种社会主流价值形态。具有道义性的价值是中国公私区别于西方公私最明显的特征,也成为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在公私价值性的意义上,“私”代表个体利益,其居于合理的地位;“公”代表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超越,但二者依然不是对立的伦理关系,而具有道德同一性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道德是一种由内向外推的道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之意,就是人要立志高远,要以希望达到的境界来确立自己的志向,用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这就是一种“奉公”的精神。

应该看到,不同于西方公私观现实需要基于其社会性,中国传统公私观的现实基础在于它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源于“家国”同构的理路,个人使命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奉公”的道德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美德和境界。另一方面,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将个体之私抑制、消解在所谓天下之“公”中,“假公济私”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虚伪道德。这正是我们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必须予以澄清和剥离的,也是“五四”的根本意义所在。

第二,义利与公私关系之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私”与“义利”究竟有没关联、如何关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从“义利”之原意开解。义利及其关系问题是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问题,朱熹把义利之说视为儒者第一义。在古代,“义”字一般作“谊”,谊字训“宜”。《说文》云:“谊,人所宜也。”事得其宜为义,正是“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孟子曰:“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故就其通义而言,所谓义就是人之行为的适当、适宜的标准,即道德上的“应当”,因此“义”也获得“善”的价值定性。利,由最初的农器具引申为锋利,再引申为利害之利,即利益。“利”之含义有三层之意:公利、私利,以及泛言有利。在古代,思想家们只是一般地讨论诸如义是否可以带来利益等问题。《墨子·非命上》:“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第三,“公私”的伦理性与道德性之解。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及其联系。学界对此有许多讨论,但本文想强调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二者是有区别的,甚至有较大区别。从伦理学的角度,在西方无论英文中的ethic(来自希腊文ethos)表达“伦理”,还是morality(来自拉丁文mores)表达“道德”,二者在语义上都与品格、习惯等相关,即具有相当的可通约性。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学的创建者,其《尼各马可伦理学》虽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前者表达与人的理智活动相联系的“理智”“明智”等;后者表达与风俗、习惯等相联系的,诸如节制、慷慨等。但亚里士多德将包含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特质的“伦理”与价值论意义上的“道德”都归属于“德性”,视“德性”为人的灵魂,其用于生命物及其现实活动,并引导人的生活。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道德”有较大的涵盖性,既包括德性的学说,也包括法哲学之权利的学说,换言之,其“道德”在意指上与伦理是相通的。相对而言,黑格尔将道德、伦理在应然与实然间做了区别,在他看来,道德是一种求善的意念:“道德的主要环节是我的识见,我的意图……”(33)“道德”的善念仅存于主观中,尚未进入现实的领域,而伦理更多地展开于现实中,“伦理性的东西不象善那样是抽象的,而是强烈地现实的”(34)。当代哲学家B.威廉姆斯认为,道德与伦理的关系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或言之为狭义系统与广义系统之别,“道德应当被理解为伦理的特定发展”(35)。显然,西方从古希腊哲学至当代哲学,不同哲学家对“伦理学”的解构有不同观点,但“伦理”与“道德”的通约及变线的历史逻辑主要基于伦理的轨道上,或者说伦理是道德的原点。

基于如此辨析之基础,公、私才能回归其应有之意。首先,“公”是人以外的、具有客观性、恒常性,包容万物的天之大道。《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老子》第十六章)“公”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精神实体,而是内涵超越性的精神,此处之“王”是与天相通的精神符号,反映了天地生成的无私性即天道,天道可谓至公,公与天具有价值同一性,其实质是以天道喻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