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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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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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变化对全球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对一些低海拔的国家和地区，气候变暖也将可能会国家与地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全球都在尽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所带来的问题，也尽量解决这些问题。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本文主要在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相关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我国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进行论述。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首先就会表现在全球海平面的高度上，当全球气候变暖，就会表现在全球海平面的升高。主要就是因为气候变暖会加快冰川的融化速度，使得海平面容易上升。根据IPCC的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面，全球温度升高的趋势是每十年升高0.13摄氏度。全球温度的升高不仅导致了冰川融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而且温度的升高也会使得海水不断扩张，这也同样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对于全球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这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也需要引起我国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诸多问题，更是应该引起各方的注意。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诸多影响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就是气候变化对我国的降水分布和降水强度都产生了影响。对降水量的影响，不同的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比如西部地区的降水总量就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西南地区的降水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因此，不同的地区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时候在降水量上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就是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明显减少，而西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有所增加。虽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是水资源的利用率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增加，因为降水量虽然增加了，但是气候变暖之后导致的蒸发量的增多也会影响到水资源的利用率。其次，气候的变暖也对我国冰川的融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加速了冰川融化的速度，冰川融化速度的加快，也减少了我国冰川的面积，这对我国主要依靠冰川径流补给的河流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减少了这些河流的径流。最后，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水循环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还会对水灾害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引发一些其他的自然灾害，因此，必须重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对气候的变化以及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控，并且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趋势进行预估，尽量预防一些灾害的发生，提高我国水资源的利用率，缓解我国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水文水资源的问题。
气候变化趋势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方向
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我国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很多影响都是比较负面的，这对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长期发展来说提高了难度，也使得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发展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此背景下，结合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发展现状，笔者将对气候变化趋势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方向进行论述。
首先，应该客观正确认识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现状。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客观正确地认识这个已存的事实，只有客观正确认识这个事实，才能结合这个事实以及科学的方法与成功的经验来开展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工作。我国诸多的水灾害事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水资源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而且水资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敏感的。表现较为显著的就是水资源在面对洪涝、干旱或者其他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比较低，因此，这也是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在今后的水文水资源工作中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或者是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其次，除了正确认识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之外，还应该客观认识到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也包括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水资源管理机制的建设、经济发展因素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等。要加强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首先就是要强化水文水资源的专业知识，用专业的知识来分析我国水文水资源的现状，也用专业的知识来协助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其次，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施工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问题，提高我国水利工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预防我国水文水资源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一些水灾害的发生。
最后，提高我国对水文水资源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加大对这些研究的投入，以促进我国有更多的科学研究可以投入到生产和生活中，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研究事业的发展。
结束语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显著的，很多水灾害的发生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本文主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而且也提出了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发展趋势，希望可以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我国水文水资源研究工作的进步，文中不妥之处还望指出。
参考文献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范文第2篇
现代气候变化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引起地球平均气温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过去150多年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增加，1901年以来，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从1978年开始可以获得的卫星数据表明，北冰洋冰层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减少更快，超过7%。北极冰冠的体积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这段时期内，北极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7℃。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存在“吉登斯悖论”①现象，我们称之为“青蛙效应”，意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等到灾难来临时，人类再想应对它，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议题的原因。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为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民都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抑制全球变暖趋势。③气候变化风险的间接性、不可见性使得有些国家只关注于当前利益的获取，忽视气候变化带给未来的风险。短视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国家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却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少数国家原意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短视和冷漠也加重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指人人都应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主张权、责、利相对称。④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环境权利，公平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代内之间是这样，代际之间更应该如此；第二，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所有人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承担补偿自然的责任，以实现利用和保护的平衡。环境公平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大类，代内公平又分为国际公平、区域公平、阶层和群体公平。⑤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日益增多，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地生产环境不公，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国与风险受害国、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存在的环境不公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日益复杂。
（一）气候变化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
代内环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间同等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强调同代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进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气中排放工业废气，理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免“吉登斯悖论”现象的出现。然而有些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但他们同样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与思想会导致全球范围代内环境不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发展本国经济、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加害者。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将导致全球变暖，影响气候变化，并且这种风险具有无国界性，也即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则由全球社会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排放国正是利用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将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摊给全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国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风险对于自身而言是无形的、间接的、不可见的，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放弃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而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这种将风险分摊的现象尤以某些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发达国家将某些排放工业废气严重的企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转移局部气候变化风险。风险分摊的做法对其他未过多排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公平，构成国际社会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一国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在工业化进程中损害其他国家享有环境之益的权利，拒绝承担环境之害的义务，这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导致全球环境不公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全球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又成为“吉登斯悖论”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公民个人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的议题，也即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公民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风险发生后应该如何解决，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如何来预防，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出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预防原则”。为什么公民缺乏气候变化的预防意识？尽管公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存在的风险，但绝大多数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日常习惯，以减轻这场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如驾车、乘飞机、乱砍乱伐等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或是降低环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许就因为每一个公民的这种行为对于整个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终将汇合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关 注自身利益的满足，将个人行为会带来的风险转移给整个人类承受，在每个个体看来，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为风险很少只针对个体发生，通常受害者是一个群体。错误观念的导向下公民的行为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
（二）气候变化的代际环境正义问题
代际环境正义是指当代与后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问题上保持恰当的比例，既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过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无资源可用，破坏甚至毁坏他们的生存基础，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使当代人生活在贫困中。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还是国家，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发展经济，甚至通过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排放废气污染物等途径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忽视后代人利用资源和享受环境的权利。同时当代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但却不采取解决措施改善大气质量，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的风险转嫁给后代人承担，也称为风险继承，使后代人承担未能获得相应收益的社会成本，造成环境代际的不公平。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其影响也将是代际传递的，因此会产生环境不公的代际传递。②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使得人类在排放温室气体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气候变化将给未来产生的各种风险，人类将风险留给后代人，自己享受发展的成果，将后代人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当代人认为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他们总在避免承担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不愿采取行动改善气候状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排放温室气体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酝酿代际环境不公问题的过程。环境不公是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决气候问题引发的环境不公问题，必须不断推进和深化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二、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克服“吉登斯悖论”，就一定要让言语变成行动，发展出能有效治理气候变化的政治。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应该有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而第二阶段必须将气候变化政治化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①
（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有一个过程。1960年代中期，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向政府提出报告：二氧化碳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70年代初，科学家开展一系列气候问题研究，呼吁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予以重视，这一时期主要是科学家致力于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政治议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视。1985年在奥地利的菲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赫（Villach）召开的“评估CO2及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及有关影响”的国际会议，就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选择进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决策上加以重视。在1988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气候问题已经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有来自48个国家的300多名科学家、政治家以及联合国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核战争。多伦多会议后，政治家不能不对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关注和科学上的共识作出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科学背景和政策建议的评估报告；频繁召开国际会议，高层政治家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为控制和减缓气候变化采取对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标，等等。这些努力导致了1990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开始，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此，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而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异常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②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逐步纳入政治议程，这是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一阶段。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实际上也就是将气候变化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使其进入公众视野，即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风险将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组织、社会团体、国家认识和了解。风险公开化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恐慌，改变原有的“气候变化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体的”观念，时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自觉改变日常行为习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风险公开化有助于减轻环境不公，欠发达地区的公民和政府将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温室气体排放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督促国家和个人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各种行为，从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处于环境不公平的状态；温室气体排放者将逐渐意识到“短视行为”和“以本国为中心”等观念的错误性，在发展的同时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从而避免自身遭受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进入政治议程，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这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广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国际会议还仅限于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就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达成一致意见。
（二）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要求国家和政府成为重要的活动者，因此吉登斯认为第二阶段就是要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在国家内部，为实现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政府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政府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的“计划”①，即制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政策方案，将气候变化与政治联合并稳定于政府活动中。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的“计划”可以使政府宏观把握、约束国内各行业、各地区、各社会团体等主体之间的行为，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有节制的利用资源实现环境不公问题的解决，促进环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二，政府应该注意保持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平衡各党派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以及各行业之间利益，维持政策稳定执行，打造某种类型的跨党派框架以推进放眼长远的政治。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仅有国家内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部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功治理。尽管目前气候变化已经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但是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大、进展慢、效率低等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以一纸不具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收场，国际合作难度大。国际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谋求各自利益，存在国际性的环境不公问题，无法实现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而言，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各国的责、权、利关系不确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国通常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在环境权益上实现责、权、利的平等，环境权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内的责、权、利关系更加的不明确，国际合作将更加的困难。
但是，合作共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国际合作更应该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将气候变化融入国际事务；保持国际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统筹各国行为，避免部分国家将气候变化的风险转移或是将风险继承，减少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实现国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时政策稳定有利于各国更好地适应和持续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动能将推动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这是今后国际合作发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标杆；推进新国际制度的创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边机制并赋予其一套有法律强制力的监管措施等等。②国际合作应该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约束力，重要的是保证治理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只有在避免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合作。
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二阶段还要求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双边行动和协作形式。要想有能力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参与进来，“吉登斯悖论”的解开也有赖于提倡、促进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到改变日常不良行为习惯的行动中来，而不仅仅依靠恐惧使公民行动。建立多边协作机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将气候变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护环境权、生存权等权利意识；将治理气候变化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指导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如果公民能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见的，威胁气候的行为总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威胁人类社会，而每一个公民终将不能避免风险的危害，“吉登斯悖论”将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将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规范，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公民可能减少每周驾驶SUV的次数，减少私家车辆的行驶路程等等，这将平衡公民之间、公民与后代人之间的权益，缓解环境正义问题。如果公民能够意识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将最终使风险危害自身，意识到环境正义问题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着因他人行为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时候，公民将产生反抗倾向，形成利益群体共同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生存权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气候变化机制，督促其他群体采取措施改善气候状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公民社会的能量，动员个人行动，建立多元治理、多层治理模式是气候变化的政治化的一个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社会、国家内部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尽管气候变化风险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啸造成导致约25万人丧生，很多人不会对它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袖手旁观，以致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气候变化的政治必须处理“吉登斯悖论”，促进治理行为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将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范文第3篇
作者简介：高小升（1980-），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 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气候变化与现当代国际关系。
摘要： 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全球气候谈判；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4-0037-07
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且最难应对的当属气候变化问题。鉴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诱因，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不仅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而且具有很大的减排潜力，同时农业也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农业日渐被纳入全球气候谈判的议程中，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出现及其未来的地位变化将对全球气候谈判和农业发展本身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适时对其进行分析意义重大。
关于“农业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一定的有益探索，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经济影响。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农业经济研究学者，运用各种模型分析气候变化在农业领域的系统性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农产品贸易，农业产业分布等问题，比如2009年农业部启动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应对技术研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二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必要性及其路径，这也是研究论文最多的领域之一。研究者从应对气候变化、农业发展等角度论证实现农业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并从技术层面、政策层面以及财政和金融支持等角度提出了发展低碳农业的路径。三是研究农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应发挥的作用。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主要是国外学者，他们主要通过分析农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提出农业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要求提高农业在未来国际气候机制中的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围绕国际气候谈判进展发表的系列分析评论。然而目前的研究未能回答如下问题：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农业议题目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处于何种地位？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一、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原因与动力
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末，时至今日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逐渐发生着缓慢但却重要的变化，从最初对农业议题的漠视到强调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再到农业作为当前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谈判议题出现。究其原因，三大因素的发展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主要动力。
1. 农业领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迅速增加。从排放总量看，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中的份额日渐增大。根据2007年的IPCC第四份评估报告（IPCC AR4），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人为排放总量的10%～12%，全球排放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中来自农业的分别占47%和58%[1]503 。土壤释放的甲烷（CH4）和发酵产生的氧化亚氮（N2O）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2005年农业排放的CH4和N2O就分别占全球非CO2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8%和32%[2]。
从排放趋势看，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正快速增加，并且很可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这一趋势。相关研究数据表明，1990～2005年间农业排放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增加了17%，年均增长5 800万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源于氮肥使用量的增加和沼气生产量的提升，2030年农业排放的氧化亚氮（N2O）会增加35%～60%[3]99 。其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结果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认为未来农业领域排放的氧化亚氮（N2O）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50%。
从排放的地域分布看，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加源之一，而农业排放在发展中国家总排放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国际粮食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International Food&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Council， 简称IPC）的数据显示，农业排放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占其温室气体总排放的74%左右[4]4。 农业虽然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比例很小，但是近几年来由兽禽粪污管理带来的排放却不断上升，也不容忽视。此外，土地使用变化导致的排放也大概占全球CO2总排放的20%左右[5] ，而粮食生产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8年度报告得出结论，由人类需求驱动的粮食增长正在也将继续推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可以说，农业领域温室气体在全球排放总量中份额的扩大、对未来农业排放趋势的担忧以及农业排放源的增多开始促使世界各国对农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地位的重新审视。
2. 国际社会对农业减排潜力的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之初，气候科学研究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农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也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随着气候科学研究的发展，世界各国日渐认识到农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农业领域存在着巨大减排潜力。具体表现在：（1）农业领域存在着丰富的碳汇碳汇（carbon sink）主要是指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在陆地生态系统二氧化碳总储存量中，森林约占39%，草原约占34%，农耕地约占17%。 ， 能够大大减低空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仅以碳的封存为例，农业在确保世界粮食安全的同时，仍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多种可能，预计年减排潜力为55～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几乎相当于当今世界1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2030年约有89%的技术减排潜力能够通过土壤碳封存来实现，尽管其可行性尚需进一步研究[6]1-5 。澳大利亚农场主协会（NFF）研究认为，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全球农业用地中超过一半的土壤碳汇已经丧失，温室气体已经排放到空气中，这一丧失也为碳的封存提供了新机遇，预计能吸收空气中10%左右的碳[7]。（2）通过提升家禽、粪便和水稻的管理以及优化肥料使用和管理等方式，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也能大大减少。混合肥料的使用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混合肥料以天然气和氮肥为原料制成，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能源，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些混合肥料的使用也会使土壤释放的温室气体增加，因而加强混合化肥使用管理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此同时，农业领域内的家禽业也是潜在的减排源泉。反刍动物，诸如牛、绵羊、山羊和水牛等消化食物的过程（又称肠道发酵）是家禽业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据统计，由此种消化方式带来的甲烷（CH4）占人为排放的此类气体总量的5%～10%。[8]3-5 尽管改变动物的消化习惯异常困难，但是改变上述动物的食料会对这一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新近由部分农场牵头、奶农参与的联合研究发现，通过改变奶牛的饮食，在其中加入富含有欧米茄-3的饲料能大大减少反刍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最高可减少18%，而且还能增加牛奶的营养价值。
不管是碳的封存、肥料使用的改变以及家禽的饮食管理都将给农业提供可观的减排潜力。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计，发展中国家通过农业和林业项目采取的减排努力成本可能占所有行业和地区总成本的1/4到1/3， 但减少的排放却能达到减排总量的1/2到2/3[9]2-4 。可以说，世界各国对农业减排潜力的重新认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重要原因。
3. 农业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日渐凸显的生态脆弱性。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清晰表明，气候变化会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以负面影响为主。英国财政部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气温升高2℃将使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例如地中海盆地）水量减少30%，上升4℃这些地区的水量将减少40%～50%[10]。倘若全球升温3～4℃，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将更大，在非洲和西亚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使用弱碳肥料情况下减产25%～35%，使用高碳肥料情况下也要减产15%～20%。2007年出版的IPCC评估报告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最为脆弱的非洲影响最大，“非洲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包括食物的获取，都将因气候的异常和变化而受冲击，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域，农业作物的生长期以及那些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周边的农业潜在收成大大降低，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和减速该地区人群的营养不良”[11]8-15 。此外，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也将减少可耕种的农业用地和农业产值。海平面上升将使世界许多地方数千公顷的良田被淹，海平面上升1米将使湄公河流域可耕种和水产养殖面积减少10万公顷，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被淹没，五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受影响的国土面积分别达到0.34%、0.24%、0.14%、1.02%和0.02%。倘若海平面上升3米，则分别达到0.76%、0.66%、0.41%、1.92%和0.05%[12] 。面对气候变化对农业负面影响的日渐增大，采取适应和缓解措施成为农业领域必然的选择，由此也要求对农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被漠视的现状加以改变，进而对通过国际气候机制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
二、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
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 对农业议题的漠视阶段（1988～1995年）。20世纪80年代末开启的全球气候谈判最初并未直接涉及农业领域，各缔约方批准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只是非常模糊地提及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表现在：首先，《公约》第2条谈及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强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在可持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13] 。其次，《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定期更新和公布其所有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涵盖农业领域。同时，《公约》也要求各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和经常更新国家的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区域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计划，以及相关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农业也被纳入其中[14]。 此外，《公约》第4条第1款也呼吁缔约方促进、合作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各种用来控制、减少或者防止温室气体人为排放的技术、做法和过程，而这些行业和部门包括农业和林业。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基本上不为《公约》缔约方所注意，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和框架的确立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划分上，在《公约》中只是一般提及农业应该包含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之中。
2. 农业议题关注初显阶段（1995～2005年）。1995年，《公约》缔约方第一次大会（COP1）决定启动《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以落实《公约》确立的应对气候变化原则和目标，由此全球气候谈判进入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和改观，农业领域采取的措施也被纳入到缔约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手段之中。表现在：
首先，把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LULUCF）领域的活动计入减排目标的实现中。根据《议定书》第3条第3款，“自1990年以来直接由人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限于造林、重新造林和砍伐森林――产生的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汇的清除方面的净变化，作为每个承诺期碳贮存方面可核查的变化来衡量，以实现附件――所列每――缔约方依本条规定的承诺”。[15] 同时，《议定书》也赋予《公约》缔约方大会就涉及农业土壤、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各种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方面的相关变化，应如何加到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分配数量中或从中减去的方式、规则和指南做出决定。在《议定书》后续谈判中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 Accords）对LULUCF的原则和规则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LULUCF活动仅包括森林管理、放牧和管理、植被恢复以及农田管理[16]。
其次，《议定书》下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京都灵活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首次明确将农业领域减排包括其中。京都灵活机制由排放贸易、联合履约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三大机制构成，其目的在于帮助发达国家实现《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 根据CDM的规则，发达国家通过CDM获得的排放许可用于冲抵其京都减排目标，而农业领域是开展CDM项目的主要领域之一。由此，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得以进入全球气候的谈判之中。
再次，《议定书》首次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直接的要求。《议定书》第10条b款呼吁签约国制定、执行、公布和定期更新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有利于充分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的区域方案，这些方案“除其他外，将涉及能源、运输和工业部门以及农业、林业和废物管理”，[15] 从而农业议题正式出现在国际气候协议中。
3. 农业议题地位的迅速提升阶段（2005年以来）。2005年《议定书》最终生效，全球气候谈判进入后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不仅首次成为独立的谈判议程，而且在各种气候谈判场合被多次讨论，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迅速提升。表现在：
首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被提及的次数迅速增加。在《公约》及《议定书》的谈判中，农业议题被提及的次数寥寥无几，然而自2005年后京都气候谈判启动以来，缔约方不仅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多次交换意见，而且出现在后京都气候协议谈判文本中的多个地方。根据全球农村发展捐助者平台（Global Donor Platform for Rural Development）对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谈判文本的分析，涉及农业的条款达到72处。2010年，各国依据《哥本哈根协议》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中，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将农业纳入其中，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后投入运作的快速启动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以及新建立的“坎昆适应框架”均将农业囊括其中[17]。
其次，在正式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外，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日渐增多，也趋于激烈。一般来讲，在正式气候谈判会议召开的同时，《公约》秘书处也会邀请学术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举办气候大会的边会（side event），就尚未纳入正式谈判的气候议题和观点进行交流，从而使边会成为塑造正式气候谈判结果的重要渠道[18] 。近年来的几次气候大会上，举办的边会和参加边会的人数迅速增加，涉及农业的边会和活动也大量涌现。据统计，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与农业相关的边会共有13个，并且还在2009年12月12日举行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日”，后者还了“农业和农村发展联合宣言”，极大地扩大了农业在气候谈判中的影响。
再次，要求将农业纳入国际气候机制的呼声高涨。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各缔约方、学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的认识更加清晰，因而越来越呼吁给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应有的位置，改变以往应对气候变化中对农业的忽视。2009年4月，各缔约方在德国波恩首次召开《公约》下农业议题专题研讨会，2009年6月的第二次波恩气候谈判会议的谈判文本将农业议题单列一章。哥本哈根大会期间，迫于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农业被写入《哥本哈根协议》文本草案中，虽因多种原因，农业未能出现在最终的《哥本哈根协议》文本中，但是此后的历次谈判会议上，农业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19] 。2010年坎昆会议前夕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制定了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在坎昆会议上，虽然各方因在《议定书》存续、减排责任划分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使农业在此次会议上未受到进一步的关注，但《坎昆协议》中的不少条文仍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规定。
三、农业议题在气候谈判中地位上升的影响
当前正处于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关键阶段，各方围绕着气候谈判的各项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博弈，农业议题地位的提升将对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产生重大而且复杂的影响。
首先，农业纳入气候谈判增加了全球气候谈判的复杂性。气候变化属全球性问题，具有涉及面广的特点，为应对气候变化，各缔约方需进行多方面艰难的协调与合作。根据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余年来对全球气候谈判的观察， 气候谈判涉及的议题越多，协调的难度就越大。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享有战略性的地位。虽然从经济数据显示，农业在国际经济中的贡献度不断降低，但是这并不真正反映农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农业的战略性地位决定了将其纳入到原本已经存在诸多议题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无疑将增加谈判的复杂性。（1）农业的规模决定了在该行业达成减排安排相对复杂。源于农业用地的超大规模，生态系统的差异以及该行业涉及许多农民的利益，任何有关这一行业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需进行全面的权衡，在上述多种因素之间实现复杂而微妙的平衡。（2）农业减排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谈判的复杂性。在农业减排中，最大的技术难题当属减排的不确定问题以及减排量如何计算的问题。以农业领域的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为例，对于如何处理LULUCF与各国减排目标的关系，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和技术性难题。同时，如何计算农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农业碳汇都是国际气候谈判中争议不休的问题，这些都使举步维艰的全球气候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其次，农业纳入气候谈判提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虽然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上升且减排潜力巨大，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却被排除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之外，使应对气候变化缺乏全面性。不仅如此，鉴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规模，忽视该领域不仅导致农业排放的急剧增加，而且也会抵消其他行业所做出的减排努力，导致“碳泄漏”。而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则能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农业进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和在其中地位的提升，丰富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和提高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效果：（1）农业领域可以实现直接减排。通过调整和改变现有农业的运作模式，不仅能推进农业的发展，而且能够降低农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以粮食生产为例，借助改变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和粮食生产链，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排放还能大幅下降。（2）降低与农业相关的其他行业的排放。源于森林砍伐和破坏导致的排放（REDD）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增长源，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超过全球交通运输部门，达到中国和美国2005年的排放水平[20]5。 20世纪90年代，源于森林砍伐释放到空气中的碳约为15亿吨，其也是世界第三、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排放源[21]1-2。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1990～2005年间全球森林砍伐面积约为1 300万公顷/年，由此导致的排放约为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2] 。而农业对土地的需求是驱动森林砍伐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无疑将减缓这一趋势。（3）农业也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能源选择。生物能源是很多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被认为是遏制交通运输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有效途径，也是减少柴油等石油产品使用的有益替代能源，而农业种植的能源作物是生物能源生产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不少国家出台了大力发展生物能源的计划，譬如欧盟在2005年12月就提出了“生物能源行动计划”的立法建议，计划将欧盟25国供热、电力生产和交通运输中生物能源使用量从2003年的6 900万吨标准油提高到2010年的1.85亿吨标准油[23] 。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很大意义上依赖于农业，凸显出农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再次，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加大了达成国际气候安排的难度。在后京都气候时代，围绕着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各国之间召开了激烈的博弈，“双轨制”的气候谈判原本就艰难和复杂，不仅有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的存续问题，还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主要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责任的划分问题，农业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会进一步恶化这一趋势。鉴于农业排放的巨大规模，农业减排和农业碳汇计算中的技术难题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碳泄漏”都是缔约方极为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农业还是粮食生产的主要来源，耕地占全球面积的40%，水资源消费的70%以及为40%左右的世界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使得在农业领域的任何政策调整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由于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公约》及其《议定书》和2007年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的适当国家减排行为（NAMAs）以发达国家“可衡量、可核实和可报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为前提，将农业纳入其中将增加发达国家的责任，这使谈判的困难进一步增加。上述这些都加剧了本已经举步维艰的后京都气候谈判的复杂性，使得在2012年底联合国多哈气候大会上达成后京都气候安排的几率和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四、 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影响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对农业领域减排潜力的新认识以及农业在气候变化中的生态脆弱性；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未来其地位将继续上升；农业已经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正式议题，鉴于它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对目前正在进行且处于关键阶段的后京都气候谈判势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以及减排机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尚未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未来地位及其影响将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气候科学研究的发展，要提升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地位，首先要解决的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这依赖于气候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二是农业在气候变化面前生态脆弱性的高低。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负面影响的大小将是决定农业是否采取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农业议题在气候谈判中能否进一步受到重视的决定因素。三是全球气候谈判的进展。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减排以及工业领域减排是核心议题，只有在解决了关键的谈判议题之后，才有可能关注农业等其他议题。
总之，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其也对全球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 B.Metz et al.（eds.）Climate Change 2007：Mitigation：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US-EPA. Global Anthropogenic Non-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1990-2020[R].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430-R-06-003.June 2006.
[3]FAO.World Agriculture：Towards 2015/2030：An FAO Pe-rspective[R].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2003.
[4]Charlotte Hebebrand et al.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nd Agriculture[R].ICTSD-IPC Platform on Climate Change，Agriculture and Trade，May 2009.
[5]Hemal Ali.Multilateral Climate Negotiations：why Agriculture is Excluded[EB/OL].November 2011.http：///media/HEMAL % 20Ali.pdf.
[6]Bruce Campbell et al.Agri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A Scoping Report[R].Meridian Institute，June 2011.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范文第4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评估报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中。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到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在目前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应该得到政府决策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宁夏自治区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成为我国第一个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地方中长期规划的省份。
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环境演变，可持续发展面临新问题，突出表现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不明显，气候问题会更加突出。面对国际前沿热点以及国家迫切需要，环境学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要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确保粮食及水安全，因此须加强研究已有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规律，抓住气候变化与全球减灾热的机遇，努力使环境学科的发展适应全球主流政策，按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开发新技术，推动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在战略环评中纳入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战略高度评价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计划。
(一)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认识
由于过去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气候变暖已不可避免，有必要采取适应措施以应对变暖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们尚未对适应的限制因素或成本有清晰的了解，还因为有效适应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地理的和气候的风险因子。也取决于制度、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制约。虽然多数技术和策略已被一些国家了解并得到开发，但已有的评估并未指出，各种措施选择是如何有效降低风险的，特别是在变暖更厉害、影响更严重的情况下以及脆弱群体的反应。此外，履行适应措施在环境、经济、信息、社会、态度和行为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适应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非气候压力的出现会加剧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气候波动和气候灾害、不能公平地获取资源并导致贫穷、无法保障的粮食安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冲突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等。
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气候变化，还取决于发展途径。在不同情景下，地区之间在人口、收入和技术发展上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因素通常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程度起到很大的决定性作用。在中高排放情景(以人均收入较低、人口增长巨大为特征)下预估的受影响人口数量相当大。
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气候变化也能阻碍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提高适应能力并增强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然而，目前几乎还没有促进可持续发展计划把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或提高适应能力明确地纳入其中。
(二)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行动
现在已针对观测到的和预估的气候变化采取了部分适应措施，但仍有限。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适应已有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证据被观测到。例如，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如在青藏铁路设计和建设中考虑了未来气候变暖对冻土地带路基的影响。
兼顾适应和减缓的措施，最能够降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提高适应能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到发展规划中予以考虑，如通过“把适应措施包含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中”，“把降低脆弱性的措施包含在现有的降低灾害风险策略中”等方式。
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损失将因全球温度的不断升高而逐年增加。IPCC评估清楚地表明，未来温度升高不足1℃－3℃的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是混合的，但会增加适应成本。然而，如果温度升高超过约3℃，很可能所有区域不利影响更为严重，而发展中国家预期会承受大部分损失。如果变暧4℃，全球平均损失可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制定针对不同阶段影响的应对措施。
如何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
(一)战略环评和气候变化
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气候变化：包括对已有变化的评估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这些变化包括海平面上升、温度和降雨的变化、极端事件(如暴风雨和干旱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
影响复杂：气候变化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类型和强度在不同的区域表现也不一致。
适应措施：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所采取怎样的适应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善洪水风险管理和防止在海平面上升地段建设不合适的建筑。
减缓措施：人类采取的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影响的直接行动，特别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建筑物的绝热效果，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等。
人类共识：未来的人为活动必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战略环评各个阶段都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战略环评中开展评价气候变化对规划的影响不同于评估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气候变化是多种原因复合累计效应的结果，是多种活动(包括人类活动)累积产生的效果，虽然每一个单独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很有限，但是这些有限的影响累积起来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其次，在战略环评中一般需要考虑下面两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对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及约束(一般在战略环评前言部分描述)；规划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一般在战略环评的预测和评估阶段)。
(三)与气候变化一致的目标和指标：气候变化基准的描述和监测
战略环评的目标和指标中应该包括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相关内容，与可能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目标和指标要一致，并可以实施。
(四)确定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导致的主要问题和约束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包括高温的风险，暖冬后的寒潮、干热的夏天、海平面上升，以及洪涝风险的增加、某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强风暴、干旱等)增加等。这些影响结合其他因子的作用可以导致对以下领域的重要影响。
对水供需和水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夏季河流水位下降，冬季上升，这一影响可能恶化(或加重)水质问题和水资源问题。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使粮食供不应求、全球粮价持续上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夏季的洪涝可能严重影响湿地。温度升高可能影响物种习性，导致物种迁移甚至消亡。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事故和某些疾病对天气非常敏感，热的天气可以加速疾病和病菌的传播。
(五)将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行动才能得以解决。我国已经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下一步，要优先把减少温室气体的建议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范文第5篇
怀疑气候变暖也是不无理由的，理由之一是“欧洲、美洲等地这几年冬天都出现了极端严寒”，哪来的气候变暖呢？但是，IPCC有关气候变暖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已经指出：“人们感知到的气候变化，是气候的趋势性变化与年际、年代际波动共同影响的结果。全球气候以变暖为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并不排除在个别区域和个别时段出现气温下降的情况”，同时IPCC也已经预测到欧洲等地区在冬季反而会“变冷”（由于北极冰川融化产生的冷空气南下等原因）。总之，气候变暖并非是全球均匀的，而是有强有弱，加上厄尔尼诺、拉尼娜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上一些地方会出现不规则改变和反常的、灾难性的气候现象。然而，48个国家300多名科学家参与的《2009年气候状况》报告证实过去50年来，地球一直在变暖，而近10年是历史上最热的10年。
怀疑气候变暖的理由之二是，2009年底发生的“气候门事件”严重损害了IPCC权威、公正的形象。“气候门事件”发生在2009年11月，在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网络遭黑客入侵，被窃材料显示该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气候专家菲尔•琼斯等人的电子邮件涉嫌篡改研究数据，违背了科学家以事实为依据的职业道德。“气候门”事件发生后，认为气候变暖是一场“大骗局”、“大阴谋”的声浪高涨。
然而，以变暖为总体特征的气候变化趋势，是世界各国气候学等学科的专家经过近20年的集体研究所作的科学判断。作为该领域权威机构的IPCC有关气候变暖的评估报告是数百名撰稿专家和评审专家（例如第五次评估报告仅撰稿专家就有831位，其中中国专家有44名）共同的研究成果。参与IPCC评估报告的撰稿、评审活动的专家都是由IPCC各成员国政府推荐的一流专家，再由IPCC专家遴选委员会历时半年进行严格遴选后确定的人选。IPCC评估报告在公布之前，经过了严格的批准、编写、审核步骤。我们不能以“气候门事件”抹杀数以百计的各国科学家将近20年的研究成果，认为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少数人策划的阴谋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参加2010年坎昆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杜祥琬所说，与一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对气候变化的规律、变化的程度和后果，还会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反映了人类（包括科学界）对这一复杂问题认识的局限性。但对‘地球村的气候在变化’这一点，已几乎听不到否定的声音了。在诸多的气候变化现象中，‘变暖’是基本表象之一……引起气候变化的，虽然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各种原因，但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难以否认的。人类除了‘从我做起’，还能有什么招数呢？！”
怀疑气候变暖的理由之三是既然气候变化“与我无关”，那凭什么要我们做出碳减排的承诺？有人质疑说，“全球气候变化……和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是不是‘被气候变化’了？”诸如那四十几个遥远的小岛国眼看着海平面上升，引起生死存亡的危机感；远在北极地区的冰面正以惊人速度消失，这些事儿“和我们有关系吗？”对此，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太大了！因为当那些小岛国消失在海平面以下时，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会感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压力；至于北极周围国家摩拳擦掌地为准备开发北极资源、利用北极航道而开始展开争夺的现状也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北极点及附近海域不属于任何国家，而属于国际海域。当然，气候变化与我们关系最大的是极端天气和水资源问题，2010年中国经历了从大旱到洪水到暴风雪等气候灾难，可谓“一应俱全”，造成数千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2011年伊始又遭遇了南方出现持续雨雪冰冻天气等灾害，这些灾害提醒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气候变暖对我国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的威胁；与此同时还必须盯住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迹象，因为那是高悬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头上的“水塔”，那里冰川的融化速度稍有加快都将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
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与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低碳技术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机遇的发展战略是完全一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向广大民众大力普及气候变化的知识，促使人们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地球家园的自觉，真正做到“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