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第1篇

查看更多《教育与经济》杂志社信息请点击: 《教育与经济》编辑部

       教育经济热点问题探讨

        (1)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本质特征和量化测评 郝文武

        (7)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基础教育公平:体制性障碍及改革路径探索 李淼

        (12)发行高等教育债券:若干思考与对策 杨继瑞 孟宪芮

        国家教育经济重大课题研究专栏

        (16)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中的政府作用 郑磊

        (19)西部农村初中效率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研究 梁文艳 胡咏梅

        (25)社会资本对新疆受援高校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蔡文伯 刘姣

        教育经济调查报告

        (30)论农村学前教育投入的底线标准——对湖北省y县的实证调查 雷万鹏 张婧梅 文璠

        (34)家庭教育支出平等性的实证研究 迟巍 钱晓烨 吴斌珍

        (38)国家助学金评选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郭昕 田辉玉

        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41)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政策:教育何所作为? 张学敏 田晓伟

        (45)产业关联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效应分析 耿献辉 刘志民

        (52)高校成本管理的价值链分析 王勇

        外国教育经济研究

        (57)日本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 窦心浩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第2篇

“马克思企业理论”首先是企业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一个舶来用语,甚至相对于马克思学派而言,它至今也还是一个“非惯常用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理论的综述文章中,如钱颖一(1989)[1]1-30,以及杨小凯(1994)[2],均未能提及“马克思企业理论”术语,而且均不约而同地认为:真正的企业理论是为Coase的1937年的经典论文所首创。这似乎也成了“定论”。国内一些学者因而迁就地“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作马克思的‘企业理论’”[3]167-199。而事实上也只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①,马克思企业理论这一术语才得以在国内开始普及和被延用,表明起码在企业理论方面,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自己的“话语权”②。这个经济现象和理论事实显然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③的主导直接相关。

深入剖析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兴起及其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理论需求原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厂商理论”辞条撰写专栏的作者虽然宣称:“现在值得怀疑的是,经济学家是否仍然同意‘厂商理论’词目中所指明的内容……但在此刻我想还是让这一点含蓄一些为好”,但最终仍旧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为撰写条目的开端[4]381-388。充分表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已经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解答,在多大程度上实质地调整和改造了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条件,并相应成为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硬核。二是实践需求原因。经济转轨以来,我国由于客观具有指导和解决企业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需要,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急需理论上的指导,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理论工具,这就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提供了契机。

所以一时间,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备受中国学者追捧,被视为“科学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上两点分析同时表明:实践的超前性与理论的滞后性是促使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得以在国内迅速扩散的深层次的现实理由。

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实践意义上向马克思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它反过来说明,不是实践出了问题,而恰恰是理论本身未能及时地做出解答。这就给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它必将会遭到诘问: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现当代能够回答什么?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如同问题本身一样无穷无尽,因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性角度,在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回应中,对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以下加以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批判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综述

显然任何理论回应都是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逐步的建构过程,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建构的特征,由中国学派①所发起的这场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深度回应,也不会例外。从回应的形式和特点归类,分为四种表现或四个方面:一为“批判”,二为“回溯”,三为“比较”,四为“建构”。但从“回应”的内容及其方式看,第一种表现仍然是基本方面,后三种表现只是辅助方面,是基本方面的配合或其直接的展开和延续。即所谓“批判”,不过是指正面的和直接的批判;所谓“回溯”,不过是指反面和间接的批判;所谓“比较”,则不过是指侧面意义的批判;而所谓“建构”,也不过仍旧限于批判基础上的外推或延伸。因此,以下把它概括为:总体以“批判”为中心的沿四条线索的分别展开。

第一条线索:理论批判及其深化

由中国学者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中国海外学者所发动和发起的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对交易费用范畴或理论的不满和批评。这一线索按其理论批判的实际进程及其深度,具体地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局限于对交易费用理论本身的主要缺陷进行分析,立足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自身的逻辑,代表性的分析有单伟建(1989)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5]61-89、黄少安(1995)的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6];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逐步上升为立足于《资本论》和方法论层面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范式,进行整体剖析与批评,其中代表性的是张银杰(1998)的基于资本主义企业理论范式的整体剖析[7],以及林岗、张宇(2000)的基于产权分析范式的整体批评[8];第三阶段(2000年代初至今)从方法论层面和角度,进一步着眼于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所依据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进行整体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性的是刘元春(2001)的分析,刘元春给出的分析结论是:(1)在动态宏观的视野下,交易费用分析框架无论从其基础理论逻辑、核心理论范畴,还是主要理论结论来看,都是不成立的,(2)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制度分析,不能完全把握制度的本质和经济绩效的根源,并会在错误地处理许多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同时,得出一些与现实相冲突的理论结论[9]3-4。

第二条线索:通过理论回溯在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

正如程恩富(2002)教授指出:“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10]200-216,所有严肃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也都会认为:马克思本人具有关于企业理论的系统的思想构建。于是,几乎在第一条线索开辟的同时,第二条线索就平行开始了,并形成了对第一条线索的直接补充。简单地说,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本人关于企业理论的重要论述的回溯,由此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范式意义上的基本认识。其内容要点包括:(1)总体工人(总体劳动)[11],或组合劳动创造企业价值[12];(2)马克思不仅具有完备的企业理论体系[13],而且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14],即立足于《资本论》而言,第1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历史形态:分析企业的起源、生产本质[15]、内部雇佣契约关系[10]200-216,以及规模变迁[16],第2卷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逻辑形态:分析企业的职能、费用[10]200-216,以及企业资本的运动,第3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理论的现实形态:分析企业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企业有机构成变动以及企业内部结构的委托关系[17]367-402;(3)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3]167-199,马克思企业学说是关于企业的本质理论[10]200-216,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实质是一种对资本统治劳动进行历史和经济分析的企业理论[3]167-199,是资本主义企业理论[10]200-216;(4)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或企业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既是一个技术分析范式――从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看待的内部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团队生产,也是一个经济分析范式――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看待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不对称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组织[18],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由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劳动力出卖合约的实施所形成的[19],这种契约(实施)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资本家能够获得剩余价值[10]200-216。

第三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指导的系统比较

第三条线索是批判视角的初步系统化,即系统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的各个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包括:(1)两种企业性质研究思路。简言之,前者正确处理了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内容的辩证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性质特征,但偏好于长期制度分析,相对忽略于短期制度变动分析[15]。(2)两种企业起源理论解说(分工协作说和交易费用说)。比较的结果:Coase对劳动分工的批驳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进行的,而相反,马克思也并未完全忽略交易费用这一引发企业起源的实质因素[20]。(3)两种企业效率认识观。马克思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历史角度看待的,相反,Coase所讲的企业效率是从市场角度看待的,所以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完全承袭新古典理论,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在其看来,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即效率和分配被当作同一个问题[21];另一方面,经济学也可以同时为两者确立共同的效率标准,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绩效准则: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企业组织的绩效目标,价值反映私人劳动的社会性特征,企业组织因此可以被视为能够通过不断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一种具有绩效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改进[22]。(4)两种企业理论方法论。前者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根本方法,其理论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后者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其理论渗透着唯心史观,前者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研究在辩证联系中展开,后者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使其理论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以及前者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后者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仅仅局限于交换领域和市场运行层面研究企业问题[23],但两种企业理论同时存在共性,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具有互补性[24]。

第四条线索:以理论批判为基本视阈和依托的尝试性理论建构

批判本身的累积必然引发直接的理论建构需求。从而,沿着前面三条线索,并总体以之为逻辑基点和基本的理论视阈,一些青年学者提出在马克思体系的架构内,适当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以及对其基本分析框架进行适度理论建构的设想。本文把它归纳为第四条线索。它初步显露出四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取向:一是在系统整理唯物史观与企业理论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由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权力理论出发[9],可以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发展出的权力与企业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25];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产生和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着眼于基础理论分析,初构了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生产组织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26];三是具体地着眼于企业经济学与管理理论的内在渊源关系,以创建企业理论分析的工具箱为基本导向,初次尝试了具有分析视角性质的企业组织运行分析[27];四是以一般抽象出“协调劳动”范畴为基础,从协调出发系统考察企业经济组织(作为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揭示劳动的协调问题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重大意义[28];五是由企业理论史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29],等等。

通过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系统批判和回应,国内的研究者所得到的基本成果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并非没有企业理论,企业理论也并非Coase所首创,早在Coase发表“企业性质”著名论文之前,马克思就建立了系统完备的企业理论;第二,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是分属两个不同体系的两种企业理论范式。但也应当看到,理论回应还只能是初步并且有待展开的,它的下一步发展演化方向,仍旧拭目以待。

三、评论

既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实际上均是在的传统分析视角下以及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内进行的。它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本体。(1)马克思的分析以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两大阶级的产权关系为主线,在他看来,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即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高度不平等的特征,使得资本家可以采用雇佣制统治着整个企业劳动大军,从而解决了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这个基本难题,然后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题,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特别是对分工、协作、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率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一种体现资本统治劳动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获取,因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能够始终处于企业等级制组织的最高层,被马克思作为现实假设当作企业分析的出发点[3]167-199;(3)如果说剩余价值可以作为企业实体(关系),则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并且也可以称为“企业的契约本质”的话[10]200-216,则决定这种企业本质的正是历史的生产力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3]167-199,也就是历史形成的技术和协作关系以及特定的资本家权威关系[10]200-216。

2.立足于《资本论》进行解读。(1)马克思对资本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从企业层次上切入的,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特别是《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几乎全部是围绕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展开的[15];(2)立足于《资本论》,使得马克思企业理论能够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概念,能够有力地清除“管理工资论”的理论遮蔽,能够兼容以契约来解释企业内指挥关系的分析视角,以及能够给出“完整的资本概念”和不断随实践发展的“产业后备军学说”[3]167-199,等等;(3)马克思企业理论包括企业内分工理论、协作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三个部分,从分工和协作理论看,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合约[30],从剩余价值理论看,马克思事实上区分了两种企业:率先进行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型企业,以及迫于竞争压力而进行模仿的适应型企业[31]。

3.重方法论批判,轻内容构建。(1)“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情结完全转化为方法论上的批判情结[14],从而高扬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作为硬核的决定作用,把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科学与正确性全面地归结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与正确性[23];(2)唯物史观方法论对于企业理论研究的渗透具体化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揭示企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问题[32],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企业的经济性质问题,把契约关系看作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现,以及在生产和交换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内部关系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23];(3)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坚持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同时,在内容上却依旧拘泥于和仿照后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范式,从企业的性质、起源、边界和内部关系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企业理论[26]4,这显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能够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33]。

4.重经济哲学分析,轻经济学分析。(1)从狭义层面看,企业理论被直接归结为剩余价值理论,从广义层面看,唯物史观的分析被孤立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后者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两个方面都没有实现与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2)并且,我国当前的经济理论学者的注意力仍然着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34]68,因而侧重点始终放在了狭义体系之内关于企业本质的作为传统分析范式的框架研究上,即企业分析被看作一个技术分析模式与权威分析模式的直接的耦合体;(3)就根本而言,作为经过适当的概念化、程式化,即可用以解释、刻画和指导企业特征和行为的企业理论体系――企业经济学,在我国还远未成长起来,在此意义上讲,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依然急切地“有待于创造”。

在一些学者看来[3]167-199,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企业分析的理论本体,可以充分显露出马克思企业理论迥异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之处。即前者剖析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后者剖析资本主义的交易过程和市场过程,前者是现实(或真实)的,后者是抽象(或虚拟)的,以及前者是历史(或理论)的,后者是逻辑(或方法)的,从而两者都可以距离价值理论很远。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用来论证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和剥削劳动的思维工具,它并不必然提供企业分析的基础。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即使是Coase所提供的企业分析也并不必然是纯粹的交换视角,交易费用分析并不等于纯粹的交易分析,反过来,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交易费用”的名词,但其在《资本论》中对交易费用的思想确有深刻的见解。即在马克思看来,“非生产”就是交易、“非交易”就是生产,“生产+交易”构成概括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高经济范畴[32],这说明马克思在把生产概念一般化的过程中(即提出“生产一般”范畴),并不完全排斥交易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对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整体吸纳完全可以基于“生产一般”进行。问题的解答因而需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上溯到劳动价值理论,为企业分析奠定真正的分析基础。

但如果说立足于《资本论》可以把马克思分析企业本质的框架简单规定为“技术+权威”,那么,“合约因素”如何与之兼容?即一方面,“企业的契约本质”仍旧界定了合约的两分:处于市场中的平等的劳动力合约以及处于企业内的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合约,这两种性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合约形式如何被有效地理论统一起来?毕竟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组织关系上是同质的,企业内生产关系可以归约为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28];另一方面,即使是完整的资本概念,也不能根本解决“资本裂变”问题[36],因此,其背后隐藏着劳资关系的历史与逻辑的重新整合问题,也就是资本演化如何与劳动演化对接起来进行分析,并进而考虑如何真正面临人力资本产权对公司治理传统理论命题的挑战的问题[37],等等。

马克思范式的最硬的纲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体系之内的唯一的一个全称命题[34]。言下之意,剩余价值理论只是服从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和理论的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哲学层面而且包括经济学层面[38]。如果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而把马克思关于狭义体系的成熟思想和论述嵌入广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以此视角审视,则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框架可以被概括为“技术+权威+合约”,相应的企业本质也可以被解析为“对劳动合约的特别的历史运用”[39]。这样,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不在于缺少理论本体或内容本体,而在于缺少方法本体,乃至根本缺少“问题本体”,致使它既不能够解决理论本身的方法问题,同时也不能够有效地把实践问题本体引入理论问题本体之中。

四、结论及展望

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正朝着多个彼此既独立又关联的方向进行发展,显得在形式上难以统一和融合。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学者的企业分析,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断然舍弃”(囿于某种程度上的激进的劳动过程理论),而试图总体保留劳动价值论分析,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于在效率属性分析上持有的“超然理论态度”,试图依旧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条件不变的基础上,将权力与效率的分析及其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国内学者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寻找到乃至建立起在劳动价值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适当的中介分析形式。

进一步地,我们认为,立足于广义体系和视角,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既有研究则是“有问题”的:其实质是把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具体统一于企业分析中,但不足之处是相对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应有理论地位,显然就谈不上发展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内在逻辑了。因此,客观需要一个能够兼容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分析范式”。但即使是后者也不应该是对前者的单纯的替代(形式),它更可能是按照某种进路由前者所进一步推动的。所以真正能够保留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的连续性特点,焕发既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累积的原则内涵的途径在于: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努力梳理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并重新把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过程理论在权力与效率分析相统一的视阈内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掘,但它本身丝毫不掩盖国内学者针对科斯主义企业理论主导地位所作回应取得的理论成果,只是它反过来提醒人们:马克思企业理论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比如改革之初的企业本位论,而问题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寻到本应该属于马克思企业理论自己的原初结构形式,并切实加强马克思体系的自我理论建设。

参考文献:

[1]钱颖一.企业理论[J].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1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杨小凯.企业理论的新进展[J].经济研究,1994,(7)60-65.

[3]左大培.从当代企业理论的角度看《资本论》[J].高级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5]单伟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及偏颇[J].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1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7]张银杰.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之比较[J].教学与研究,1998,(10)46-51.

[8]林岗,张宇.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34-145.

[9]刘元春.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0]程恩富.西方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J].高级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1]卫兴华.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0,(12)9-17.

[12]史正富.劳动、价值和企业所有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拓展[J].经济研究,2002,(2)23-30.

[13]周景勤.马克思企业理论初探[J].研究,1995,(4)63-70.

[14]王仕军.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6)10-14.

[15]荣兆梓.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科斯的企业理论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J].经济研究,1995,(5)21-28.

[16]何宇.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产权视角:一个不完全合约框架[J].经济学家,2004,(4)81-85.

[17]胡钧,张银杰.企业性质理论比较[M]//与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8]李琼.劳动分工与企业起源[J].教学与研究,2001,(2)31-37.

[19]丁为民.企业契约的实质和经济意义:一个的说明[J].经济学家,1998,(1)16-23.

[20]刘元春.企业的起源――两种理论解说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1995,(4)63-67.

[21]沈芳,白暴力.马克思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J].经济学家,2006,(5)19-25.

[22]郭毅.马克思的企业性质观[J].经济学家,2006,(4)34-39.

[23]刘凤义.新自由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2006,(3)12-16.

[24]何维达.马克思与科斯的企业理论之比较[J].当代财经,1998,(3)21-25.

[25]刘元春.权力与企业治理结构――一种的动态宏观分析框架[J].教学与研究,2005,(3)12-19.

[26]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经济学阐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7]林金忠.企业组织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8]朱富强.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9]伍山林.企业性质解释――节约交易费用与利用社会生产力[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0]黄桂田,李正全.企业与市场:相关关系及其性质――一个基于回归古典的解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2,(1)72-79.

[31]孟捷.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2]安增军.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1.

[33]孟捷.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87-94.

[34]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35]刘灿,武建奇:《资本论》中生产、交易及其费用相关思想初探[J].当代经济研究,2005,(1)3-7.

[36]杨继国,安增军.企业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发展方向[J].中国工业经济,2004,(7)91-97.

[37]杨继国.人力资本产权:一个挑战公司治理理论的命题[J].经济科学,2002,(1)19-26.

[38]许光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兼谈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J].理论学刊,2006,(7)55-58.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第3篇

美国戴顿大学的陈荣钦教授在“政治关联和公司价值:新证据”方面发表了他的看法。他们建立独特的政治关联指数衡量中国公司与政府间政治关联强度。在中国,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占支配地位。该指数包含了许多公司的CEO、董事长、经理以及其他高管与政府官员产生政治关联的途径。通过使用这一指数,他们首次提出政治关联和公司价值以及股票收益之间的非线性、驼峰形关系。确切地说,公司托宾Q和代表性股票收益在关联程度较低时升高,但在关联程度较高时开始下降。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的消极影响对于将总部设在政府干预很强、法律体系欠发达、广泛实行计划经济地区的公司来说比较不显著。美国波士顿大学的ChristopheChamley教授就“需求创造自身的供给”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强调:如同最近事件所证实一样,现代经济学在强行遵从萨伊定律上遇到了困境。一个具有分散市场、商品与流动资产和货币之间交易的经济,有两个均衡。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产出由供给决定。但是,对流动性更高需求是自我实现的,并促使经济达到均衡,此时产出由需求决定:私人对其销售商品的不确定性增长产生了更高对于流动性的需求。这种情况将是一个陷阱:从消极到积极的反向转移没有政策干预将不能有效恢复充分就业。

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的ChristianGollier教授在“最优假象与信念的简化”中检验一个决策问题,即人可以操控其信念来使行为合理化并从预期感觉中获取更多利益。最佳信念是在这种利益和这些积极的信念将产生冒风险的无效率之间的一个最好折衷。该决策问题中,许多情况下存在一个不超过1加上自由度的正概率,此时最优信念是退化的。而且具有正主观概率的两种可能额外回报集中于客观概率分布的两个支撑边缘。因此,可以断言,是累积前景理论中描述的概率转换,而不是人类一个遗传特性,符合理性人选择能最大化其跨期福利信念的自然倾向。日本东京大学的NoriyukiYanagawa教授在“资产泡沫与融资”上指出尽管融资会缓和事后泡沫破裂的不利影响,但更可能通过鼓励事前承担风险的行为导致资产泡沫。也就是说,政府融资越多地被预期准确,泡沫越容易出现。他们进一步从事前角度分析事后融资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并指出,扩大事后融资先会提高,后会降低事前生产效率。这表明泡沫破裂时加强安全网对事前效率会产生非单调影响。此外,他们分析了预期准确的融资对宏观动态的影响。发现预期准确的融资加速了产出激增并产生了巨大泡沫,因此破坏了经济稳定,但是这种不稳定性是由资源配置改善引起的。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NengjiuJu教授在他的演讲论文《基于连续时间模型的反向选择下的委托组合管理》中研究了典型基金投资者和不能被投资者观测到的绝对风险规避基金经理之间的最优契约问题。最佳补偿合同和基金经理最优投资策略来自于封闭形式。

作者观察到一些有趣现象。首先,最优合同包含了一笔奖励费,该奖励费按以市场为基础的基准是对称的,补充解释了当投资者和基金经理拥有对称信息时,对称奖励费最优化现象,即使当信息不对称时也能证明使用对称奖励费是合理的。其次,投资者会支付更多有效基金经理更多现金,而支付效率较低基金经理以现金和基准投资组合形成。基金经理持有现金和股票与其交易表现相关。再次,股票投资时间模式,可以表现出非单调行为。一个高效经理人在股票中的投资会随着时间衰减,而效率较低经理人的交易最初会降低,然后在接近投资期限时会增加。美国埃默里大学的TaoZha教授就“住宅价格与失业”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量化住房价格和失业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该模型结合标准搜索和匹配框架下的住房需求和抵押品限制。初步估计结果表明,当住房价格巨大波动对失业率和空缺职位没有影响时,对匹配效率和抵押品限制的冲击,成为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变量之间联系的主要来源。

就“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行为”主题,庞培法布拉大学的AlbertoMartin教授发表了他的观点,他在演讲中提到,通过为泡沫经济建立模型,并用它来研究救市政策的效果。泡沫经济主要特点是薄弱的执法机构不允许公司向其债权人许诺以未来的利润作保证,其结果是,抵押品稀缺。为克服不足,泡沫经济利用泡沫化抵押品促使代际内和代际间的转移,影响储蓄转化为资本和泡沫。投资者情绪波动会导致泡沫化抵押品波动,从而使含有泡沫的商业周期具有复杂动态。救市政策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影响这种动态结构。预计救助计划提供了额外抵押、扩大投资和资本存量。实际救市缩减了可用于投资、契约性投资和资本存量的资金。因此,救市政策往往在正常情况下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危机期间抑制了投资和经济增长;救市政策效果取决于泡沫化抵押品金额以及抵押品在金融和企业部门间的分布;可以通过设计救市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政策目标。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苗建军教授在“股票市场泡沫与失业”问题上介绍一个失业率搜索模型下的内生性信贷约束模型。信贷约束产生了依靠自我实现信念所支持的多重均衡。股票市场泡沫通过一个正反馈循环机制存在。泡沫破灭收紧了信贷,使企业减少投资和雇佣。失业工人很难找到工作,导致了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王鹏飞教授就“股票市场泡沫与商业周期”作了主题演讲,他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股票市场泡沫和商业周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泡沫催生了一种靠自我实现信念所支持的正反馈循环机制。文章验证了这种驱动泡沫变化的情感冲击,并且通过内生信贷约束传递到实体经济。这种冲击能够解释超过96%的股市波动和约25%至45%的投资和产出变动,且是股票和宏观经济联动的主要驱动力。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第4篇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高教界对实践教学和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多数高校也纷纷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对实践教学越发重视,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也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各高校普遍的办学定位,应用型本科重在应用。因此,要改革以往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要注重地方特色,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以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的一门科学,日益发挥着对社会经济现象和活动的解释和预测的功能,所以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但仍有很强的应用性,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实际,突出应用二字,提出了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二、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分析

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分析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领域内的问题,研究对象为单个经济,其核心问题是价格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微观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的基础。所以,它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从实践上讲,微观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用于指导企业或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又可以用于指导政府的决策行为。因此,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2、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分析

(1)章节多,内容抽象难懂。从目前使用较好的几本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来看,章节都比较多,如曼昆编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有 22 章,黄亚钧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 16章,岳贤平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 15章等。从内容上看,以曼昆编著的教材为例,主要内容有:经济学十大原理、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赋税的代价、国际贸易、公共部门经济学、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和微观经济学前沿等内容。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国家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成果的总结,而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采用公式、图形和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发展规律的,比较抽象,这无形中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所以,大多数学生反映学起来费劲难懂。

(2)研究方法多,数学知识是基础。随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不断成熟,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如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非均衡分析法、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但总体来看,还是以实证分析法为主,主要是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及推理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自数学进入经济学以来,它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水平,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而言,一是借用了微积分,尤其是偏导数和全微分等武器,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二是借用了集合论与线性模型分析了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可见,数学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

(3)图形多、曲线易错乱。为了便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把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理论假设,用图形来直观阐述。但该课程涉及图形分析的章节比较多,而且曲线太多且有相似之处,学生在记忆时往往会产生错乱的现象,要么记错了曲线移动的方向,要么记错了曲线的种类,导致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出现差错。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强化实践教学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形成一种理念十八届三种全会以来,很多高校为了响应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一精神,纷纷喊出了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加强实践教学,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响亮口号,高校微观经济学课程也随之改革。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落实到位的高校很少,绝大多数高校只停留在口头上,老师上课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没有调动起来。可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对于多数高校来说还没有形成一种理念。

2、老师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型教学团队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高校担任教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高校毕业之后直接走进高校,缺乏对经济学知识的实践锻炼,基本上没有尝试过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更谈不上科学合理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专门训练,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相关高校进行实践培训的也屈指可数,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于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说组建实践型教学团队更是纸上谈兵。

3、教学手段和方法仍显短缺和落后,没有形成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一是高校多媒体教学设施短缺,不能满足教师案例教学、实务展示等教学环境的需要,并限制了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二是目前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其方式主要局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都是老师讲,学生听,而且学生早就厌烦了这种被动式学习的方式,根本不想主动参与到教学中,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再者,因章节多,课时偏少,老师需要赶进度,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或课堂讨论。另外,据学生反映,有些老师准备的案例太长或太老,学生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即使参与其中进行课堂讨论也是被逼无奈,应付了事。可见,教师从本质上没有真正把理论和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路径

1、加大宣传,让师生认识到微观经济学实践的重要性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政府的许多决策如果能够科学地运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就会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对于企业而言,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与收益分析、市场结构理论等等对于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消费者来说,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可以指导他们的选择行为。因此,要通过大力宣传,让师生都认识到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形成一致的思想、理念和行动。

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经济学;多元性;学习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ll-0217-03

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对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进行理论、应用、历史及有关方法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分支众多、内容庞杂的学科体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新形势格局下,我国目前的头等大事是努力发展经济,作为此项艰巨使命承载者之一的大学经济学本科生,如何学好经济学,并能学以致用,尚有诸多困扰及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结合经济学多元特性学习经济学。

一、经济学多元性浅析

迄今为止,经济学的定义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似乎尚不存在一个被所有经济学家认可的定义,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济学的多元性。

1.经济学内容的多元性

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丰富、复杂、专业化,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经济学研究及应用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再一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彼此联结也越加紧密,比如数学与经济学之关系,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因为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都要借助数学。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经济学内容的多元性越发凸显。

2.经济学学说流派的多元性

经济学领域学说流派众多。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马歇尔建立的剑桥学派,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20世纪初在美国诞生的制度学派,是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强调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建立了货币学派,其在理论上和政策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其支配作用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则强调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新经济学派则在继承制度学派传统前提下,根据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更加注意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还有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等。追根溯源,经济学学说流派的多元性不仅体现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独特的理论产生,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种学说流派也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相互之间即不独立无关,又都给我们新经济的发展建设以依据及启迪。

3.经济学地域的多元性

由于地理、资源、文化、教育等差异,经济学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性,即强烈的本土性。综观经济学发展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间都存在密切相关,它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针对当时区域或本土社会问题的,那些在思想史上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穆勒、李斯特、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也多是当时对本区域公共政策提出积极有效意见的建议者。比如讨论、学习中国现代经济学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要契合探究事物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二是要契合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及经济现状等。中国的国情是:一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要解决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文化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建立在一个具有本土性的行为机理之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和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目前中国社会制度欠规范、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社会保障缺乏、没有健全雇工制度、全民教育落后、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社会失业普遍、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显然,从经济层面解决上述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能提供完全有效的指导,如果把主流经济学理论盲目套用到国情根本不同的中国社会,这种“东施效颦”的行为必定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此外,还要关注中国人的理想,中国社会的和谐建设等等。因此,中国经济学要有中国地域或本土特性,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完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

二、从经济学多元性浅析大学经济学学习

1._契合经济学多元性,大学经济学学习必须注重三种能力的培养提高

经济学本科生应注重培养提高洞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洞察能力是指在现实中观察出重大问题以及规律性与决定性问题,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能力。我们首先应把经济学课程中的基本理论消化吸收,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经济学的基准理论;同时要日积月累,广泛接收经济时事,善于利用图书馆、档案馆、书店、书展以获得最新的图书资料信息,经常做卡片、记笔记、剪贴(复印)报刊等,结合实际加强自己对基本经济理论的理解,以提高自身洞察能力。

分析能力是指运用己学理论解释当今世界经济现象的能力。这是我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学过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比如,分析能力提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离不开数学,数学业已成为学好经济学的基本条件,因此,学习过程中要加强数学学习与训练,熟练掌握进行微观、宏观、数理、计量等一系列数学统计类型分析工具,多参加案例分析及课堂辩论中的角色扮演,这对分析能力的培养提高大有裨益。

创新能力是运用知识和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在问责我们教育体制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我们这代人应该努力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重要性。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一是要在确立主动成才的基础上培养自主思维和积极创新的意识。二是要加强自身多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经济学多元性需求。未来经济学重大创新将会更多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传统学习中的单科独进方式一定会束缚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三是要注重与众不同的个性化发展,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看、多想、多探究,培养对经济学某方面知识的兴趣,以强化相关知识的主

动积累,相信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四是要注重培养自学能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五是要积极参加课外学习活动,如专题讨论、小组学习、专家学术演讲、社会实践等,以开拓视野。

2.经济学多元性要求我们必须具有开放性学习思维

开放性思维是指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和狭隘眼界,多视角、全方位看问题的思维。具备了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就能够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经历的传统应试教育使我们不自觉地有着较强烈的封闭性思维,对自己已经熟悉的东西,无论它已多么落后和无用,都不敢放弃,对新事物、新信息充满了本能的排斥。开放性思维具有反教条和实事求是的特征,学习中我们应用开放性思维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做到既向内看,又向外看;能根据外界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让自己和他人、和外部世界和谐起来,才能对不同文明及不同观念充满尊重,进而推崇学习多元文化、多元经济、多元价值观。

3.经济学多元性要求学习过程中应具有国际化前瞻性并培养相关素质

多年来,教育体制桎梏了我们教育的“国际化”进程。经济学无论内容、学说学派以及地域的多元性,无不深刻体现欧美等发达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演变特征,中国经济学理论及实践也与其息息相关,因此我们的学习必须具有国际化前瞻性并培养相关素质。

(1)学好国际通用语言――英语,是我们走向国际化多元经济的必由之路。社会生活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使英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英语作为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之一,已成为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学英语一是为国际化需求,二是为我们自身知识的扩充。若能熟练掌握英语,就能帮助我们打开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学习之门。西方经济科学领先我们,许多好的文章、好的研究丛书都是用英文写成的,为能进一步学习探索,扩展我们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应当学好英语,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得到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交流沟通。太多的学生把大学英语学习置于“通过四、六级而已”的做法确实有失偏颇。

(2)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养成。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探究”一词的解释是:something thatstudents do。not something that is done to them,这和我们常说的“授之与渔”同义。探究是一种积极的学习过程。经济学多元性本身意味其包罗万象、变化莫测,具备了探究式学习方法,就能补充完善我们固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法,就能在其原则指导下,仿照科学研究的过程来学习经济学内容,从而在掌握经济学内容的同时,体验、理解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我们所学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