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中的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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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中的经济现象范文第1篇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来看，旅游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也有着消极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旅游的不经济现象愈来愈引起各方的关注。在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旅游业理应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旅游的不经济现象

旅游业具有很强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拉动国内生产总值、扩大内需、回笼货币、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创造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复原环境、扩大国际交流等方面。但旅游业也是把“双刃剑”，它的不经济现象是不容忽视的。总体而言，旅游的不经济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首先，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消费一般高于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其原因包括旅游业明显的淡旺季、景区门票不断上涨、游客收入较高等，会引起旅游目的地物价上涨，资源短缺，交通、商店、公共娱乐场所拥挤等现象。因旅游业的发展导致物价的急速上涨，也波及当地经济发展与居民利益。其次，旅游业的发展会吸引不少农村劳动力转到旅游行业中来，导致一方面因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对农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因农村劳动力减少使农副业生产能力逐渐下降，最终影响产业结构。再次，如果旅游业开发管理不当，旅游外汇收入大量漏出，从而造成外汇漏损等。

（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

由于旅游业的社会成本常常以环境改变为主，因而不经济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旅游业对环境的破坏。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往往造成旅游资源和旅游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旅游设施设备与旅游景观不协调，盲目无序地大兴土木和搭建旅游设施，不顾后果的开山辟路破坏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汽车噪音、废气排放、生活垃圾剧增、水体混浊等毁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同时，超过景点容量的超规模接待使旅游目的地环境不堪重负。超负荷的旅游活动将使旅游区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游客将旅游区土地踏实，使土壤板结、树木植被死亡，造成水土流失；游客乱扔垃圾、乱写乱画、乱折花木、随意攀登等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造成了直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威胁，这种现象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显得尤其明显。如九寨沟自2000年后，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景区内的拥挤直接加速了当地旅游资源的破坏。

（三）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和灵魂。旅游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旅游对社会文化也有消极影响，即旅游者以其自身的意识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地社会中的“示范效应”，导致地域文化特色异化，主要表现在旅游者会改变当地的文化特征、风俗习惯、消费模式、日常活动，甚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英国学者阿切尔（B.Archer）曾指出，接待地伦理道德标准的沦落，是旅游发展最重要的副产物[1]。因而，犯罪、、吸毒、赌博、传统习俗的退化、的改变、建筑风格的外域化、服饰的变化等现象的蔓延与扩散，常常被看做是旅游发展造成的罪恶。如果不对这些现象加以足够重视和改进，必然危害社会稳定。

旅游者的骤增还加剧了当地交通、商店、公共娱乐场所的拥挤。若旅游业非可持续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在当地经济占的比例日益扩大，大多数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及旅游者的态度会发生四个阶段的变化：热情――冷漠――厌烦――怨恨。这会引起不少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

二、旅游不经济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在我国旅游业发展初期，我国的经济还没能融入国际社会，缺乏推进科学改革的发展措施，除了简单的农业和国防，基本没有什么高科技。无论是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都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很差，国内的经济状发展很还很落后。自后的20余年中，旅游业才实现了从“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产业形象和地位才得以逐步树立起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以不断增强。由于经济水平落后，旅游业又是一个投入少，产出高，见效快的产业，所以国家就希望能快速的发展旅游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二）意识问题

不同旅游主体的旅游意识是不同的，这主要是由各旅游主体在旅游业中所处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

1.政府及旅游相关部门的旅游意识

政府部门对旅游的意识体现在对旅游业的产业政策，中心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发展采取什么态度、政策和手段[2]。首先，旅游业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上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很有利。例如，中国需要大量的外汇来执行现代化建设计划，旅游业是获得外汇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旅游业能促进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还对国民收入和税收做出很大贡献；其次，旅游业给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些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也能靠卖纪念品或当地特产等谋生，这种现象在旅游景点相当平常，也减轻了当地政府的压力。最后，旅游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了解国外文化、历史以及习俗的机会，极大地增进了各个国家及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这毫无疑问将促进各国之间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因此，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相当大的益处的。而景区门票的上涨，又可以增加国家或地方的税收，为旅游局等旅游相关部门增加收入，所以政府及旅游相关部门为了实现增收的目的就会促进门票上涨。

2.企业意识

旅游业不经济与旅游相关群体尤其是旅游交通、饭店、旅行社、景区等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违背市场营销道德有关。任何企业均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经济人”的身份使企业过度追逐经济利益而无视其社会责任。而作为“社会人”，企业应该为社会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的“经济人”和“社会人”身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以“经济人”为主还是以“社会人”为主，还是二者兼顾，企业的选择不太一致。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旅游企业首先强调自己的“经济人”地位，忽视“社会人”地位，这就导致这些旅游企业过于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旅游经营中出现的任意涨价、降低成本、置社会文化和环境于不顾的现象也就顺其自然。其次，由于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旅游企业外部的不经济无需为此付出代价，如旅游企业给当地居民造成环境污染，在不卫生的环境中，居民身体健康受影响，而当地居民通常不会因环境被污染而得到经济补偿。所以社会责任缺失的旅游企业就可以“轻松”地“无本经营”外部经济。这种不和谐现象在我国目前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已非常明显。另外，景区之间的竞争还有门票的竞争，因为门票价格的上涨就是总收入的上涨，有的景区甚至认为价格低了失身份，其实背后都是经济利益的诉求。

（三）成本因素

中国大多数景区都陷入了门票经济的怪圈，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景区还处于门票经济时代。而门票收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景区主管部门、旅游营运机构等，这些机构就靠门票来生存。同时，由于政府或旅游部门在景区先期投入了大量资金，很多都是贷款，他们都需要通过门票来偿还贷款。为了发展旅游业，除了景区建设外，配套设施也需要大量的投资，部分也需要门票结余来滚动发展。大多数景区无特色，乱搭乱建，造成中国很多景区的过度开发，而在之后申请景区等级或世界遗产的时候，又不得不以大规模的拆迁来弥补，类似于工业企业的先污染后治理，结果治理的费用远远大于之前建设的费用，造成了一定的浪费。景区之间的竞争，迫使部分景区头脑发热，不合常规的去创意，例如有个景区搞了个让游客扮演日本鬼子抢媳妇的闹剧。因此，由于旅游成本的原因，也必然体现在门票的不断上涨上。

（四）供求关系

供求关系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旅游产品在定价时很大程度会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旅游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旅游产品的价格也要发生变化，即当旅游需求大于旅游供给时，旅游产品价格就很容易上涨，相反，价格则会下跌。一般说来，在旅游旺季，旅游产品的价格呈现上涨的趋势；而在旅游淡季，旅游产品的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旅游热线与温冷线旅游产品的价格迥异，也是由供求关系的影响形成的。因此，对旅游温冷线和在旅游淡季对旅游产品实行价格折扣、在旅游旺季浮动产品的价格，都是供求关系调整产品价格的表现。因此，以门票为例来看，很多地方门票价格不断在上涨，而也有些地方门票比较便宜，这也与旅游的供求关系有关。

三、旅游不经济现象的对策

（一）树立正确的旅游发展意识

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旅游企业都应高度重视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升和转变旅游发展意识，改变目光短视的现状，努力为旅游业健康、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做贡献。

从旅游意识主体关系来看，在整个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政府部门不仅起着对整个行业的引导作用，还有能力为发展这个行业做出实际的举措。无论是在完善旅游法律、法规的机制上面，还是对旅游企业政策的倾斜和优惠，以及对居民的舆论引导，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旅游企业的行为不仅要考虑经济底线，还要考虑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我国的旅游业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旅游企业需意识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转变企业理念，努力将游客利益、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三者有机统一。

（二）营造社会责任氛围

保护旅游资源，创造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需要解决企业社会意识淡漠的现象，政府、媒体、舆论应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政府应完善法律机制，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营销道德意识，对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应加大宣传力度，并在某些方面应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鼓励，如在税收、费用等方面给予减免，引导企业自觉遵守营销道德、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绿色经营”；媒体要捕捉具有示范效应的优秀企业典型，加大宣传，以示范行业，同时，对一些违背道德、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曝光，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近年来，旅游行业在尽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出旅游诚信服务、绿色酒店、旅游生态保护等新趋势。这些好典型受到了政府、媒体、舆论的关注和宣扬，随之也带动了一大批旅游企业投身到对社会负责任的行列中去。

（三）调整企业评价体系

在经济发达国家，对任何一个企业的评价都是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进行的。在我国，对旅游企业的评价大多仍然停留在经济指标上，这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旅游国际化的趋势和要求，也不利于提高我国旅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部门要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包括效率、效益、人力资源、环保、社会生活状况等指标在内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四）加大政府投入

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旅游业的经济乘数效应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就可增加4.3元；旅游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5个就业机会。旅游资源属于社会公共资源，不应将其私占。因而，发展旅游业并不应将重点放在门票上，更不应一味的涨价。政府应在立法、协调、改善旅游环境、旅游市场营销方面的作为进一步强化；在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的保护方面、旅游设施和旅游目的地建设投资方面，应进行更多地投入。如建设生态旅游示范区、申报世界遗产、加强旅游人才培养、积极开展国际旅游合作、挖掘本国旅游魅力、整治和建设旅游环境等，从而积极塑造国家品牌，强化本国旅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四、结语

旅游中的经济现象范文第2篇

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产生于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旅游活动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旅游活动的经济作用，并随着闲暇时间的私有化和商品化、旅游活动的商品化和社会化而倍受注目。我国旅游业发展二十多年的历程及入境游、国内游、出境游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模式也证明发展旅游业即为开展旅游活动。“旅游搭台，经贸唱戏”、“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旅游拉动内需”、“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市）”的提法及在实践中的推广更是出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可以达到创收外汇、平衡国际收支、增加税收、拓宽就业渠道的经济目的。旅游发展中的泛经济性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旅游目的地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造成对东道主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消极影响，经济短视而秩序混乱、环境污染而加剧恶化、文化传统扭曲而丧失、社会风气败坏而沦丧。从东道主社区角度考虑，旅游发展中的非社区性造成旅游发展的非持续性，主要体现为：

（1）“旅游飞地”现象

“旅游飞地”现象是指旅游或休闲活动空间虽然依托的是当地的土地和旅游资源，但与社区主要地域单元相分离，成为旅游直接经营者的特区。旅游消费的物质和从事服务的中高层人员基本来自外地，旅游收入“漏损”严重。旅游发展对当地发展的关联度小、联带作用弱。旅游的乘数效应便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造成当地资源的“低价出售”，甚至是为微小经济所得而支付环境、社会、文化上的高昂代价。

“旅游飞地”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目的地的经济基础及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产生刚性约束，目的地供给潜力扩张有限，为了发展旅游经济，增加了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使旅游目的地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飞地”。这就是经济久发达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旅游的“悖论”：希望通过发展旅游壮大经济基础，但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身资本基础、开发与管理经验和企业家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及发展旅游经济激烈竞争的现实，使目的地经济体不得不依靠来自体外的投资和管理，从而造成“贫困化出口”，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果大打折扣[1]。

（2）“旅游孤岛”现象

“旅游孤岛”现象指旅游活动发生地与旅游地所在社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界限可是有形的实体边界，也可是无形的意态界限，旅游者与当地平民的社会联系被切断，旅游活动空间孤立于东道社区空间。整个旅游行程中，旅游者生活于周密策划的场景中，他们目光被掮客左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旅游活动空间被舞台化，旅游者很难得出有关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生活的基本结论。

（3）“新殖民主义”现象

“新殖民主义”现象指旅游业发展中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监督权四权分离，相关利益者之间地位及关系的不平等，特别是旅游活动的经营管理权掌控于旅游中介企业，社区居民主体地位往往忽略，形成“契约”形式隐掩下，旅游业直接经营者对东道社区旅游发展的控制、干涉与旅游利益的掠夺、剥削。

鉴于“旅游业并不象一系列急功近利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灵丹妙药”，[2]改变旅游发展模式，构建经济与环境、旅游相关利益者间的和谐关系，凸显社区参与旅游的主体地位，走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便提上议事日程[3]。可持续旅游发展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重点强调：代内代际公平；旅游开发利用应以环境可承载能力为限；在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发展旅游经济。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的实践落实即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现社区旅游一体化成为其最佳模式选择。联合国大会在1969年发表了《社会进步与发展宣言》，指出公民参与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1995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通过《可持续旅游发展》，制定了《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强调“旅游发展目标要符合经济期望目标和环境要求，不仅要考虑当地的社会与自然结构，而且要尊重当地的居民”，“促进公众参与”。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颁发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应将居民作为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内涵是：从社区的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建设，以社区发展与旅游发展的互动理论指导旅游区的总体规划和布局，通过优化旅游社区的结构提高旅游流的效率,谋求旅游业及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和最优化。

二、问题的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1.系统论下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体。”旅游系统是旅游要素按一定结构形成的具有特定旅游功能的有机体。社区旅游系统是隶属于旅游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区旅游的主要倡导者墨菲在《旅游：一个社区方法》一书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及社区对旅游的响应,及如何从社区角度去开发和规划旅游[4]。他把旅游目的地的当地社区作为一个生态社区，构筑了一个社区生态系统。社区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于一个生态系统中的植物生命,它构成食物链的基础，过分地索取会导致植物的减少和自然退化。当地居民被看作是生态系统中的动物，他们作为社区吸引物总体中的一部分，既要过日常生活又要作为社区展示的一部分。旅游业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捕猎食者，而游客则是猎物。旅游业的收益来自游客，游客关心的是旅游吸引物（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及娱乐设施）和服务，这是“消费”的对象。这样吸引物和服务、游客、旅游业、当地居民便构成了一个有一定功能关系（生物链）的生态系统中的主要成份。它们的比例是否协调，关系到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在旅游社区生态系统中，当地居民要素往往是被忽视的对象，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和程度往往是低层次的。重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反映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想法和的态度,减少居民对旅游的反感情绪和冲突，是维持、协调、维护旅游社区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

2.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社区旅游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研究热点之一，其理论尤为在企业管理方面影响巨大。相关利益者指“任何可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群体或个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其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参与，企业应追求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个别主体利益。旅游活动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主管部门、旅游直接经营者、当地社区居民、旅游者[5]。在众多的旅游发展利益相关者中，旅游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旅游者寻求旅游需求满足最大化；政府主管部门探求管理效益最大化，当地社区往往是被忽视的利益主体，社区居民处于旅游发展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地位被边缘化。可持续旅游发展要求顾及全面、均衡发展。社区旅游发展就是要解决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经营者、社区与旅游者的不对等地位问题，实现社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效应的最大化。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描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艰难而漫长的时期，要实现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区广泛参与旅游发展，可以促进当地社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增进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提高自身环境适应能力。我国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中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古镇游”、“胡同游”、“民俗游”、“乡村游”如火如荼开展，成都的“农家乐”、北京的“民俗村”、山西的“大院”、江南的“水乡”、云南的“民族家庭旅馆”、“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区参与旅游已蔚然成风。4.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困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势头良好，但既受社区居民民主意识淡薄、经济发展落后、知识水平有限、参与意识不足等内部因素的制约，也受旅游目的地产品开发程度、旅游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优劣及市场价格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种种困境。

第一，侧重于经济利益诉求。我国目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多侧重于经济利益诉求，追求旅游的正效应，关注收入的增加、就业机会的获得、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热情高涨，甚至出现过度参与的现象，如直接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出现的随意设摊兜售，强买强卖；野导遍地，误导行骗等。单纯经济利益的追求，造成旅游地过度商业化和人工化、环境进步恶化与非自然化、文化失真与伪装化等结果。这些消极影响又造成旅游地吸引力减小，游客体验和满足程度下降，游客数量减少等恶果。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社区与旅游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第二，社区参与层次低。Inskeep（1993年）通过案例研究表明，社区参与主要表现为象征性参与、被动参与和伪参与。Pretty（1995年）提出社区的参与大体分为七个层次，即象征性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式参与。胡志毅（2002年）把社区参与的历史历史进程划分为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和全面参与四个阶段[6]。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证明，在参与层次上，停留在社区咨询和象征性参与这两种形式上；在参与阶段上，大多处于组织参与阶段，个别成熟旅游地进入大众参与阶段，尚未进入全面参与、促进社区与旅游发展的双向互动，形成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阶段。

第三，社区参与力量对比弱小。旅游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政府、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旅游者等。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政府处于主导，政府和开发商决定旅游开发；社区缺乏知情权，力量弱小，不足以抗衡强势集团；民间组织发育不全。强势的政府和公司与弱势的社区居民难以平等对话[7]。社区居民的弱势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上，还体现在政治地位和利益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方面，社区居民没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在观念上，社区居民被歧视；在土地征用中，没有主动的决定权；在政策上，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行政管理上，是被管理的对象。

三、制度安排——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通过经济参与、政治参与、环境参与、文化参与、心理参与，在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监督各环节，多领域、全方位、高层次广泛参与，达到提高社区参与意识、维护社区整体、增强社区权力的目的，实现社区旅游一体化，走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经济参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一方面，通过对开发者、经营者经济活动中负外部性的约束，形成多元化的利益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让社区团体及居民介入旅游经营活动中，给当地社区带来持久的经济利益。所获收益为社区共享，用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居民生存环境[9]。

2.政治参与。提高居民整体素质和参与能力，参与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决策。对社区居民进行旅游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提高社区参与意识；赋予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建议权，把社区参与意志内化为社区权力，上升为主管机构的决策，实施于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监督各环节中。

3.环境参与。保持社区生态与环境平衡，营造和谐良好社会环境。社区参与旅游地环境政策的制定，监督环境政策的实施，参与环境保护设备、设施、机构的组织和活动。敦促旅游企业在开发和经营活动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致力于形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氛围。培养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习惯，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共建的良好社会氛围。

4.文化参与。防止民族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旅游文化交流中，对社区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异化。强化社区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确保传统文化核心的传承。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舆论、媒体等多种途径，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减少社会张力，促进社区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厉新建.旅游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瓦伦·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C].南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185-201.

[3]孙九霞，保继刚.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J].旅游学刊，2006，（7）：63-68.

旅游中的经济现象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3]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2.

[4]徐赣丽.广西龙脊地区旅游开发中民俗文化的价值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5,（2）：201.

旅游中的经济现象范文第4篇

一、绿色旅游与低碳经济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低碳经济已经渗透到当前的各行各业中。而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低碳经济在国内工业企业中渗透较深，工业企业在减排和节能工作上做的较多。事实上，低碳经济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模式在近几年迅速兴起并受到旅游业的大量关注。监管旅游业的政府部门开展制定一些以低碳和绿色旅游为核心的政策，并在实际工作开展中执行政策要求。旅游企业也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在政策中的要求，无论从经营还是产品生产的角度都尽量符合低碳绿色的理念。游客们在旅游企业的影响下，也开始逐步规范自身在旅游中的各种行为，保护景区中的环境。因此，绿色旅游与低碳经济两者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也在最近几年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们所关注。

二、绿色旅游在低碳经济下的具体实现方式

（一）实现绿色化的政府监管

市场的规范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与监督。旅游业要真正实现绿色旅游的目的，监管旅游业的政府部门在其中要起到首当其冲的作用。各地区的的旅游景点情况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旅游监管部门要结合当地的旅游特色，分析当地旅游的现实情况，从旅游企业、旅游产品及游客三个层面出发，分别找出旅游中典型的非绿色现象，并针对这些现象来制定政策。政策确定后，旅游监管部门要联系当地的各家旅游企业，告知旅游企业新的政策条规，并要求旅游企业在未来的生产与产品服务中严格遵循绿色的理念，切实改进生产与产品服务中的非绿色行为，并在日常工作中加大对当地各家旅游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凡是在生产及产品服务中切实做到绿色旅游的旅游企业，监管部门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鼓励其它旅游企业向这类旅游企业学习。而表现较差的旅游企业，监管部门则可给予一定的物质惩罚以示警告。此外，旅游监管部门还要与当地的各个景区联系，让景区导游在旅游过程中，指导和规范游客的旅游行为，并在景区各处贴上绿色旅游行为的具体方式，以此来逐步规范游客的旅游行为。

（二）实现绿色化的旅游经营

要想实现绿色化的旅游经营和旅游管理，旅游企业在其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信息化在各行各业中的渗透，旅游业也要大力引入信息化技术。各家旅游企业可以找到软件公司，让软件公司根据各家企业的特色开发一套信息化运营系统。系统中要纳入绿色旅游的理念及经营模式。旅游企业借助这套信息化运营系统可提升实际运营的效率。此外，这套信息化运营系统还需要具备量化计算的能力，能够将景区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精确化的计算。根据计算的结果，旅游企业找到经营中的现实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让经营方式充分符合景区对于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此基础上，旅游企业要将策略细化成一套完整化的制度，用到未来的经营中。

（三）实现绿色化的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是整个旅游中的重要部分。绿色化旅游产品的打造是切实实现绿色旅游的重要手段。旅游企业要认识到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并将减少碳排放融入到旅游产品打造中。首先，景区的餐饮要有当地的特色风味，尤其要选择当地的绿色食品，为游客带来既绿色生态又别具风味的美食享受。其次，景区内的交通工具要将绿色交通工具作为核心，例如：自行车、马车等，尤其要限制现代流行的交通工作，这些交通工具会在一定程度上污染环境，不符合绿色理念。再次，景区的特产除了要体现当地特色，还要尽可能降低污染、减少碳排放，推出绿色化的景区特产以供游客购买。

（四）实现绿色化的旅游行为

游客是旅游中的重要参与者。游客行为是否绿色环保与绿色旅游的实现存在直接性的联系。本文建议游客们可从下列的细节中做到绿色旅游：避免携带用完即扔掉的物品；不随处扔垃圾；不在景区内胡乱生火；不捕猎景区内的野生动物；不采摘景区内的各种植物花果；保持安静而不喧哗；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袋子或塑料盒；选择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方式，尽量避免乘坐现代化又带污染的交通工具。

三、结束语

旅游中的经济现象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研究；分析框架；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4―0013―07

引言

把旅游作为发展的“工具”，是在旅游活动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和发展成为人类共同话语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旅游活动在西方社会大规模兴起，国际旅游迅速扩张。同一时期，“发展的灯塔开始建立”，国际社会进入了“发展的时代”。于是，现代旅游作为人类社会复杂现象的综合体，虽然对其的理解因研究主体的历史视野、社会差别、文化背景不同而出现多样性，旅游分析也因研究目的、角度和方法不同而形成了多个体系，但诸多研究的共同基点正是发展的话语体系。发展作为一个概念如此具有说服力，集合了各类经济和权力不平等，如东方／西方、发达／落后、富裕／贫困等，它已经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发展是一套强有力的思想观念，它引导着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与行动，并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影响了世界。虽然后发展时代早已到来，发展这个灯塔已出现裂缝并开始倒塌，但发展话语仍将持续，并影响全球化的建构。从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出发，在理论化、概念化的前沿，发展始终是一个检验旅游现象的指导性概念。

把旅游作为发展的“工具”，这从根本上预设旅游活动现象代表了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政策的一个综合，并且具有能够决定其对发展的贡献大小的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的经济收入贡献、社会整合贡献、文化保护贡献等方面。正是基于旅游对发展潜在贡献的期望，各国纷纷挤上了这趟环绕地球的高速列车。虽然主流发展理论长期忽略了旅游现象，但发展理论的“发展”却对旅游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被称为“发展时代开始”的1949年到20世纪结束，战后全球发展思想经历了多次转变，大致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3个不同阶段发展思想的影响下，对旅游现象的理解相应地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在各个时期，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贡献着自己的思想，使旅游与发展的分析框架逐步形成，并成为当代多数旅游研究无论研究尺度大小和方法异同都脱离不了的共同范式。本文对这一分析框架的发展演变作初步的梳理，以求在旅游研究“理论缺失”的呼声中进行旅游分析的理论探索。

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早期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大众旅游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社会转型、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等各方面的变化加速；大众阶层的收入增加、闲暇增多、流动性增大等，促使现代旅游的需求膨胀；现代化、城市化、生活节奏加快、环境恶化等诱发了现代旅游的动机形成；交通、通讯技术的提高，各种现代服务设施的改善等，促进现代旅游的供给扩大。现代化的因素促成现代旅游大规模兴起，1950―1960年，全球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0.6％，1960～1970年增长9.1％，1970年全球旅游人数达到1.658亿人次。虽然现代旅游的迅速发展同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相联系，但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了其经济特征上。基本的看法是，旅游首先是一项经济活动。早期的研究对经济的重视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旅游所持的普遍的乐观主义态度，对旅游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流露出极大的兴趣，普遍认为旅游在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以“经济驱动”为中心的作用：(1)发展旅游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2)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根据优势贸易原则参与全球竞争；(3)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创汇能力和外汇平衡能力；(4)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所需的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5)能够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就业和发挥旅游乘数效应；(6)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区域平衡发展。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是发展理论建立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发展思想的核心是经济增长。“发展在它的第一拨支持者那里被简化成了经济增长”，“在本世纪50年代，研究的中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刘易斯(Lewis.w.A.)为代表的早期西方传统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即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专指经济增长，亦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强调成为这一阶段发展思想的中心，并对整个战后发展思想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等要素是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理论不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没有现成的理论工具来分析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就成为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研究的最初形式。这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被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的问题，具体地，发展的标准和目的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旅游研究相当多的文献对旅游的经济增长贡献的强调正是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反映，并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在早期的文献中，国际旅游被视为是恰当的发展援助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经济作用。国际旅游成了“世界贸易的主要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出口产业和外汇来源”。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这样的转变需要巨额资本和外来资金或贷款。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一直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通常无法满足上述经济转变的需要，这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把旅游作为获得经济全面增长所需资金来源的手段。相对于初级产品出口的价格、市场、交通等不利因素，旅游被视为是最好的出口替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好贸易形式，在这一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是贸易净出口”。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对旅游经济的一般特征的分析外，更多的是强调旅游是一项经济贸易，这从文献名称就可看出，如《旅游贸易》 (Travel Trade)、《国际旅游：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Tourism：International Trade)、《新的蔗糖》(A NewKind D，Sugar)、《国际旅游：国际旅游贸易经济和发展》(International Tourism：The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t Trade)等。在《国际旅游：国际旅游贸易经济和发展》一书中，作者指出：“国际旅游是全球对外贸易的最大一项，对于一些国家，它已经是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和外汇收入来源；对另外一些国家，它是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的资源”。“在过去的10年间，穷国和富国的经济差距扩大了，但是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创造新的工业以及使农村、农业发生转变，任务艰巨。旅游的联系就在于从国际旅游者那里得到的收入可以作为其他产业的投资外汇来源。这一潜在好处已受到广泛注意。”。1963年联合国国际旅行和旅游罗马会议认为，“国际旅游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外汇收人来源，一个刺激工业发展、开发自然资源和发展服务、通讯产业(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的源泉，而且，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劳动力。”世界旅游组织明确提出：“世界旅游业发展将有助于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助于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保证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和进步。”

对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的研究试图将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式隔离出来，对国际收支、就业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相关经济活动、部门间联系、旅游乘数效应等的研究，支持了发展中国家促进旅游业的政策，如“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客观的影响”、“国际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影响，国际旅游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的另一途径”等。这一时期也有许多研究者对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经济贡献问题持相反的意见，包括布里顿(Britton)、布莱登(Bryden)、特纳(Turner)、布鲁曼(Brohman)、威廉姆斯和肖(Wil―liams＆Shaw)等，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漏损问题、发达国家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控制等提出了批评。经常引起争议的是，对旅游业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量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小岛屿国家以及北非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而对发展中大国的实证研究却不多。结果表明，在西印度群岛、加纳、冈比亚以及土耳其，获得的仅仅是边际性的成功，相比之下，墨西哥、斐济、坦桑尼亚以及塞舌尔则是成功的例子。这展示了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经历。

围绕“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兴起了以“传统一现代”为核心概念的现代化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早期旅游分析，受到了现代化理论的较大影响，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的支持论正是沿着旅游发展――经济增长――现代化的路径展开的。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受到依附论的极大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批评，正是以依附论的“核心一边缘”概念为基础来展开的。如布里顿就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就如同初级产品的出口一样是中心发达国家对边缘不发达国家的掠夺，依靠旅游业来获得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常多的限制，甚至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旅游和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支持论的研究方法和现代化理论一脉相承，反对论的理论路径和依附论发展思想密不可分，两者一起构成了早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的基本流派。

二、功能主义的旅游影响研究

发展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的简单理解就是人们开始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各种弊端以及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行了全面反思。在以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加上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遭到失败，促使许多发展研究者，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对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思想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是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观点的逐渐扬弃，同时在肯定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包含了社会多维变化的过程。西尔斯(Seers)在1969年指出：“如果这些核心问题(贫困、失业、分配不平衡)中的一个或两个，特别是所有问题变得糟糕了，那么即使收入翻番了，把这种结果称作发展是奇怪的。”托达罗(Todaro)认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发展应该是一个包括整体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的多维过程。缪尔达尔(Myrdal)认为，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1969年起，美国人率先发起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生产总值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此后，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提出了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新观点，反映了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其研究报告中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由此酿成的生态危机，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这种观点得到了环境主义者和工业化批判者们的支持。提出应该把发展与生态联系起来考察。于是发展被定义为“发展=经济+自然”。1981年，布朗(Brown)论证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可行性。1983年，佩鲁(Perroux)提出了新发展观，强调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以及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

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作为一个整合社会的全球力量，在被当作那些失去传统产业以及仅仅希望提高一般经济境况的国家或社区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的过程中，在获得增长的同时却带来了越来越显著的环境、社会效应。20世纪70年代，旅游活动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使接待地社会和环境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有的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强调不期望的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消极影响”，“某些被普遍接受的看法促成了关于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的越来越热烈的讨论”，“结果是这样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对旅游的发展效应提出质疑的讨论”。

旅游是赐福还是祸害(a blessing or a blight)?对于多数研究者，当然是后者。虽然麦肯内尔(MacCannell)早期曾提醒不要过分强调对旅游的“道德谴责”，但他后来又把旅游者视为“一支不带枪炮的远征部队”；他和史密斯(Smith)都对旅游者 给接待地社会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做出了分析，如认同散失、社会疏远和冲突等。

一些批评者的提法要严酷得多。特纳(Turner)和阿什(Ash)把大众旅游者称作我们这个消遣时代的野蛮部落(成吉思汗马队)，“淹没了不够进化的社会”。纳什(Nash)把旅游视为帝国主义形式，“这样的发展会导致人与人的分裂以及人自身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实际上就是旅游体系变化的主要外部根源”。德卡特(De Kadt)将联合国发起的一次会议的成果以《旅游是发展的通行证吗?》为标题编辑出版，其中有关旅游的环境影响分析阐述了旅游导致目的地国家环境退化、资源破坏的问题。这种大约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主要起源于英语国家的关于旅游现象的新研究动向，后来被称之为“旅游影响研究”，在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北美的旅游研究始于旅游影响研究。旅游影响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已经成为学者们从发展角度研究旅游的热点所在。由于客观上的需要，这时的旅游影响研究逐渐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3个基本领域。这种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根据旅游的不同功能部分进行划分研究，而较少注意第三世界社会变化的历史过程和旅游对加剧现实的不平等所产生的作用。也就是说，旅游影响研究离政治、经济的方法越来越远，逐渐演变成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力图在一个难于取舍的境地中树立一种中立的观点。功能主义的分析普遍乐观地坚持，旅游的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良好的管理和恰当的政策得到解决的。

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全建立(图1)。1982年马西森(Mathieson)和沃尔(Wall)在他们的《旅游：经济、自然和社会影响》一书中把旅游影响的各种研究发现整合为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在这一框架里，旅游过程被划分为3组基本的要素：动态因素、静态因素和因果因素，并被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下。“旅游是一种复杂现象，融合了各种纷繁多样的变量和关系，其中的一些主要变量及其彼此的关系构成一组概念性框架结构。”这一旅游影响的概念性框架对后来的旅游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全面发展的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旅游的经济、自然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很快地集中于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旅游，以及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使旅游更有利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替代性旅游”、“持续性旅游”、“社区旅游”等成为主流的话语。这种转向深受发展研究在所谓的后发展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替代运动的影响，“替代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参与式发展”、“性别与发展”、“全球化与发展”等就是替展思想的不同表达，其出发点是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强调首要关注的应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以及使相应的资源、环境基础得以维系。

“可持续”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出现。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于1987年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其所反映的发展思想使“可持续发展”被普遍接受和运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所有发展框架的标准参照。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共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标志着人类的发展观出现了重大转变，为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拓展了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国家经历的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对大众旅游的各种质疑，寻求一种对自然、文化和社会更少伤害的旅游形式的呼声不断增多，较多的研究开始转向替代性旅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替代性旅游成为旅游文献中最常见的词汇，被学术界和实践者界定为包含了多种活动和多种类型旅游者的形式。“事实上，替代性旅游的概念几乎被当作是和大众旅游相对的所有对象的所指”，内涵广泛到基于自然的、生态的、环境友好的、绿色的、民族的、文化的、原住民的软性旅游和生态旅游。正是对地方自然、社会、文化和传统价值的注重，倡导者主张旅游发展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通过发展替代性旅游加以预防的，同时可以将其积极作用加以放大。这样，替代性旅游就被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设想持续性旅游发展可以促进所有资源得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加以管理：在保持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延续体系的基础上实践经济性、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对持续性旅游的支持势如潮涌，可持续旅游原则的讨论和实践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领域，大量相关论著正在席卷整个旅游意识领域，不同的定义相继出现，不断丰富着可持续旅游的理论理解和实践发展。一些国家和机构采取了鼓励持续性旅游发展的实际行动，官方旅游部门及相关机构发表的文献奋力挥舞着绿色旅游的大旗。1990年在温哥华召开的全球国际旅游工作会议颁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构筑了可持续旅游的基本理论框架，并阐述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目标：(1)树立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旅游可以对环境和经济做出重大贡献；(2)促进发展中的平等；(3)改善旅游接待社区的生活质量；(4)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体验；(5)保持环境质量(其余所有目标都依赖于此)。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把旅游视为一项有着特殊生态、社会和文化贡献的重要经济产业，并把可持续旅游的推广作为其工作的一个目标。为了响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行动计划，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了《关于旅行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旅游组织和岛屿发展国际科学理事会在西班牙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大会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发展》和《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作了系统的说明，提出可持续旅游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制定了推广可持续旅游的具体操作程序，标志着可持续旅游研究已经进入了实践性阶段。

在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运动基础上，紧随着对现展主义的反思和后现代话语的建构，在全球化影响显著增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把民主与参与、少数的权力、全球化与地方化等概念引人到分析方法中，把旅游与发展的研究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出现了社区旅游或旅游业中的社区卷入、社区参与、性别与旅游、旅游业中的妇女参与、民族旅游、全球化与旅游等充满挑战的研究主题，逐渐形成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参与、赋权”为关键的反传统发展主义的分析路径(图2)。显然，这样的分析已经把旅游完全置于发展话语的框架内，把旅游和发展研究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来审视。在这样的框架下，大量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是旅游的单向性讨论，而是更加关注与旅游现象相联系的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态发展，以及旅游和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态变化，更加关注通过旅游这一人类社会活动综合体折射出的发展的困境与未来。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