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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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1篇

纵观2006年的全球经济走势,以下五大要点尤为引人注目:

全球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普遍看好｡

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于2004年达到高点,实际GDP增长率达到5.3%,创下近30年来的最好记录｡虽然2005年出现轻度调整,实际GDP增长率降至4.9%,但2006年增长势头再度强化,按IMF最新预测实际GDP增长率有望回升至5.1%｡2007年仍将保持这一态势,实际GDP增长率可能到达4.9%｡

2006年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展现如此良好的增长态势,是靠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普遍看好来共同支撑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美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联邦财政赤字的大幅度减少也使国内经济运行更加稳定｡2006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有望达到3.4%,比2005年提升0.2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3.4%(按PPP计算,下同)｡(2)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另一主要支柱的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适度收紧的宏观经济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增强｡2006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将达10%左右,按IMF估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达到30.2%;(3)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萧条,回升势头进一步强化,不良债权､通货紧缩等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所有重大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缓解或解决｡2006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有望达到2.7%,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一倍以上｡(4)欧盟经济逐步显现复苏势头,失业率稳步下降,主要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势头得到控制｡2006年欧盟的实际GDP增长率将达到2.8%,创下新世纪最初几年的最高记录,比2005年高出1个百分点｡(5)东亚依旧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新兴市场大国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亚行预测2006年东亚实际GDP增长率将达7.5%,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2.5个百分点｡据IMF预测,印度和俄罗斯的实际GDP增长率也将分别达到8.3%和6.5%,再加上中国和巴西,“金砖四国”(BRIC)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令人瞩目｡

世界贸易依然保持强劲增长之势,但风险也在增大,多哈回合失败可能导致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民族主义继续蔓延和地区主义加速发展｡

2006年世界贸易量预计将增长8.9%,比2005年提升1.5个百分点,更明显高于此前10年6%左右的平均水平｡按美元计价的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将达14.5万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4.0%｡但在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的稳定增长也面临诸多风险,其中最需关注的是,WTO多哈回合谈判在拖延了五年之后又不得不于2006年7月24日宣布失败,这可能会对全球贸易稳定增长和贸易投资自由化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是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国际贸易投资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二是可能导致经济民族主义进一步蔓延｡实际上,多哈回合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在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蔓延的结果｡三是可能推动区域贸易合作加速发展,有关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诉求从WTO等全球体制中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下,不得不更加求助于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合作｡

国际直接投资持续恢复,跨国并购再趋活跃,对全球和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一轮全球FDI在2000年达到顶峰后逐步减少,陷入低谷,直到2004年才重新显现复苏势头,2005年这一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全球FDI流入量在2004和2005年分别增长了27.4%和28.9%｡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股市普遍回升等因素的积极影响,2006年全球FDI持续保持复苏势头,跨国并购规模迅速扩大,对全球FDI增长的推动力日趋增大,甚至有舆论将2006年称之为“全球企业并购年”｡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06年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39%,2006年头11个月全球并购已达3.39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3.33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但在另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不均衡依然存在,少数发达国家依旧在全球FDI流动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全球FDI流动结构中地位得到提升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

全球经济失衡未见缓解,主要国家内部依然面临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宏观经济失衡,这是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风险｡

近几年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与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相伴随的,2006年这一问题不仅未能彻底解决,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05年其货物贸易逆差已达76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而2006年极有可能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扩大,2006年1～9月中国的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0.4%,达到1099亿美元｡加上持续保持大规模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结果必然是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11月7日,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美对外经济失衡加剧是两国国内宏观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直接原因是美国过度依赖高消费而中国过度依赖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得到明显改善｡2006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居民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分别高达60.4%和62.1%｡此外,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存在财政状况恶化和高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2006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相当于GDP的160.5%,比国际公认的警界线整整高出100个百分点!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2篇

对于中国高房价而言，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中国的调控政策，而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

马光远 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

2013年全球经济格局的最大变化是，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新兴市场，开始逐步将此角色让给了发达经济体。《华尔街日报》援引布里奇沃特同仁公司编制的数据显示：在总规模74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中，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自2007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

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悄然易手

过去5年，肇始于美国次贷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几乎停滞，政府债务飙升。在此期间，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领头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50%，特别是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过去几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在40%左右。

然而，以2012年为分水岭，这种格局悄然转换：美国经济当年实现了缓慢而明显的复苏，失业率在2011年降至8%以下，2013年一季度增长2.4%，二季度环比增长0.4%，房地产指数、家庭债务比率以及工业指数都表现出良好的势头。笔者在2011年作出的美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的预判基本被证实。欧元区在经历痛苦的4年停滞之后，2013年上半年也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二季度欧元区的GDP同比增长0.3%，工业增速在6月底创下了3年来最高的增速，告别了长达18个月的衰退。而失去20年的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继一季度经济增长年率达到4.1%之后，二季度尽管增长不及预期，但预计会达到2.6%。

在发达经济体重归增长时，新兴市场则陷入麻烦。2008年以来，一直扮演全球经济领头羊的中国，自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已现疲态，2012年年度增长7.8%，为近10年来最低。2013年，新一届政府开始将重心从注重形式增长转向结构调整，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含金量，下决心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系统风险和产能过剩等一系列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矛盾和问题，预计全年经济增速最多与2012年持平。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在2013年要么受制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疲软，要么受通胀等影响，经济下滑态势明显。2013年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增长仅1.6%，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至1.2%，为衰退期之外的最低。

全球流动性重击中国高房价

在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易手时，全球流动性的变化则很可能强化这种趋势。从2013年开始，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已经多次暗示将缩减购债规模，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外界预计2013年9月，美联储购债规模将缩减至200亿美元，开始收缩货币。这意味着全球流动性的大转折和全球资本流向的大逆转：十多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流动性大放水时代已宣告结束，弱势美元将暂时告别历史舞台，全球资本将从新兴市场流向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这是一个漫长且不可逆转的潮流。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3篇

15年倏忽而过，“与狼共舞”的中国，今天不仅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并且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捍卫者、改革者、领导者。

15年间，“入世”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市场的拥抱，以及市场对中国的认可。

据中国复关及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相关谈判时，从美国到欧洲的每一个代表都逼着中国人“承认”自己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在对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不断深化，正是中国践行市场经济道路的最好例证。

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发展尚不成熟，接轨的阵痛可想而知，但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堪称表率。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到2010年1月1日，关税总体水平由此前的15.8%降到9.6%，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履行完毕，甚至还逐步取消了400多项非关税措施；贸易投资方面，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华设立代表处，外资银行可以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

如果说中国企业15年来经受住了“与狼共舞”的冲击，中国市场和政府也经受住了“引狼入室”的考验。可以说，在接受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秩序方面，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

随着市场准入与开放程度显著提高，机遇与发展也因此不期而至。“入世”15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约7.6倍，进口额增长了近6倍，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需求”愈发显得耀眼。党的十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已经连续3年高于GDP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逐渐提高。2015年中国出境人数为1.2亿人次，境外消费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13%，堪称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客观全面地观察，就能看清楚中国对全球贸易的贡献。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第六次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增速有所放缓的前提下，中国改革步伐依然蹄疾步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新举措、“一带一路”倡议、自贸试验区探索等，都得到了成员的高度肯定。特别是2016年，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无论是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早日实施，中国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提供的领导力有目共睹。

不久前，中国企业家郭台铭以“为您生产iPhone的那个人”为名，给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写了一封信，详细分析了在全球市场的配置下，实干的企业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秘密。

走过15年，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世贸组织规则里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和判定标准。这个概念肇始于冷战时期，起源和存在于个别成员的国内法中。从海尔到海信、从联想到TCL，从华为到大疆，15年间，不少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摔打成了世界品牌，市场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地位，再想把市场贴上的标签撕去，不仅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定和精神，也违背市场规律本身。

入世15年来，中国一直切实恪守世贸M织规则，积极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为此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改革，实施了大量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措施。

15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承诺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了全部进口配额和特定招标管理，打破了外贸经营权的垄断，开放了金融、运输、物流等100多个服务业部门，连续8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并对33个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

中国审查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修改了不符合WTO规则的条款，增加了WTO规则所要求的内容。为确保国内政策和WTO规则的一致性，2014年6月，中国政府更是创立了贸易政策合规工作机制，共对近千件贸易政策进行了合规性评估。

受益于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中国在短短15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超预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官方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约为入世前的8倍。

“如今，中国正在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 赵萍说。

中国从WTO中受益，也为WTO其他成员提供了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军者。若无中国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衰退将更深重，亚洲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困难。

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球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1/10来自中国需求的增加。

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称，中国的加入让WTO更强大、更有活力。吸收中国，是WTO向“全球成员制”与包容性迈进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自贸协定越来越多，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出口也面临关税成本增加、出口企业频遭“双反”调查等严峻挑战。

是WTO已经过时了，还是贸易全球化走进了死胡同？显然都不是。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依靠WTO规则体系来维护，WTO的作用和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但推动WTO的进一步改革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共识。

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WTO是唯一的全球性贸易组织，中国应继续坚定支持WTO，积极推进多边议题谈判。同时，应继续推进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发出推进全球化的积极信号。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张莉也认为，中国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倡导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所谓的逆全球化很难成为一种趋势，只是一种局部的躁动。

面对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演变，中国一直在探索。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规划，还积极寻求和贸易伙伴谈判和签署双边或区域贸易协议。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签署12个双边FTA及一个升级协议，并正在谈判8个双边和区域FTA。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正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变革开拓新空间。

“今后，在多边贸易领域，中国还会继续加大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15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促进中国外贸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加速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过去的15年，中国一直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在外界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对此分析，中国入世15年取得的成就体现为“三个提升”。

一是能力和实力提升。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二。同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二是整合能力提升。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2012年，中国就已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三是话语权提升。入世之初，“接轨”、“对标”是中国政府部门和业界的高频词。“那时我们的话语权非常弱，像一个小学生在努力学习世界规则。”但2012年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已经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

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约为入世前的8倍。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也认为，入世15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增强，逐步向强国迈进。以电子商务为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经济体，电商交易额年均增长高达3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7亿，手机数量达6.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4.48亿，网上支付用户也达4.55亿。同时，电子商务交易额在“十二五”期间增长了4.6倍，且保持着30%的年均增长率。值得特e关注的是，跨境电子商务近两年来也在飞速发展，其在中国外贸的总体占比已达到20%。目前，中国已有5000多家跨境电子商务平台，20余万家企业参与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

当然，15年来，中国不仅凭借自己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以自身发展贡献世界，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用过去15年的经历告诉世界，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可能带来怎样巨大的发展和繁荣。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贸易体量的双增长，也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15年来，中国受益于开放的发展，也因开放给世界做出了更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1456.7亿美元，并超过同期中国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投资金额超过了招商引资的数量。现在我国对外投资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度也从0.03升至0.6个百分点。

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球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1/10来自中国需求的增加。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持续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货物和服务，促使很多国家的经济趋于稳定并实现复苏。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指出，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依靠WTO规则体系来维护。今后，中国在坚持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要积极构筑面向全球自贸区的网络，通过自贸区网络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加大投资和服务行业的开放。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4篇

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符合增长阶段变化的逻辑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11000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GDP。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五年即1969―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期间，GDP年均增长7.4%。可见，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在31个省份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2015年1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6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的有效性在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

过去，中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GDP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GDP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U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GDP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U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GDP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U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15%。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的世界经济难改“新平庸”表现，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阶段性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明显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并没有下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明显惠及其他经济体。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第5篇

显然，无论内需还是外需，需求不足是目前制约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此时把扩大消费提上重要议程，一方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依赖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不可继续的必然结果。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水平有了巨大提高，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1978～2012年，北京GDP总量由108.8亿元增加到17879.4亿元，增长163.3倍，年均不变价增长10.4%；同期最终消费由53亿元增加到10655.1亿元，增长200倍，年均不变价增长12.4%。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逐渐成为三大需求中的主动力。北京人均GDP在2006年突破6000美元以后，经济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期，增长模式由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以2006年为分水岭，北京最终消费增速持续快于GDP增速。2006～2012年，全市GDP年均增长10.4%，同期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3.5%，消费增速快于GDP增幅3.1个百分点。从世界平均水平看，1960～2009年间最终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71%～75%之间，且总体上呈微幅上升趋势。从北京情况看，1981～2012年的32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20个年份高于50%，有15个年份高于60%，且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上升，由60%上升至2012年的73%，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贡献率接近，消费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从国内看，目前只有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经济以消费驱动为主导。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1.5%，同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为3.6%，最终消费总量比重为4.3%，北京的消费规模高于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

双轮驱动下居民消费转向“发展享受”型

消费率接近60%，仍有上升空间。扩大消费的重点在于提高消费率，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12年，北京人均GDP达到13857美元，消费率达到59.6%。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消费率一般在75%～85%左右。从金砖国家看，2011年，俄罗斯、巴西的人均GDP均突破12000美元，消费率分别达到66.5%和81%。相比之下，北京消费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

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双轮驱动。北京作为首都，汇集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政府消费比重较高。2012年北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比例在6∶4左右，全国为7∶3左右。政府消费对于促进北京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201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5.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提高，由2006年的27%提高到2012年的30.8%。居民消费是拉动内需的重点，2012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2%。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是本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总体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将有所调整，居民消费增长有加快势头。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速普遍快于政府消费。上半年，北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增长8.8%，同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增长10.9%和15.5%，消费增长动力处于转换之中。

居民消费从温饱型转向发展享受型。北京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58.7%下降至2012年的31.3%，农村居民家庭从63.2%下降到33.2%。近年来出现了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同时，教育、医疗、旅游、信息和家庭娱乐支出快速增长。目前，北京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已经超过四成，部分享受型消费支出与发达国家接近。2012年，北京居民休闲与文化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比重为10.3%，而主要发达国家该比重在9.1%～11.5%之间；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为6.9%，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1.7%～20.2%之间；教育支出比重为5%，主要发达国家在0.9%～7.4%之间。

增长模式转型“革命尚未成功”

有效供给不足。消费供给对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北京生产业快速发展，而消费业和公共服务业发展较慢。消费业占经济的比重由2006年的20%下降至2012年的17%，符合大众实际消费水平和承受能力的产品依旧是“稀缺”资源。文教卫等公共服务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达到90%左右，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居民多层次需求。

居民收入跑得不够快。扩大消费的基础是增加收入。从国际看，北京GDP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2006～2012年，北京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8.7%，低于同期GDP增速1.7个百分点，未实现与经济的同步增长，以致有人开玩笑说：“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收入涨得跟眉毛一样慢。”收入跑得不够快，老百姓不敢痛快花钱。

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也对消费产生影响。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富人的消费倾向（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远远低于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降低。从城乡看，2012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65.9%，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为72.1%；从城镇内部看，20%高收入家庭消费倾向为57.5%，而20%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为86.9%。初步测算，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持平，北京消费总量将扩大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