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益活动的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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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益活动的实践报告范文第1篇
各直属学校（园），开发区、商务区、各镇（街道）中小学、幼儿园，各民办学校（园）：
2017年教师节主题是“迎接党的，做好学生引路人”,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庆祝2017年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市文明委关于开展崇德乐善“一月一主题”公益活动的部署要求，在党的即将召开之际，为全面展示党的十以来在教育思想指引下，教育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教师队伍呈现的新风貌新形象，引导广大教师不忘初心，甘守三尺讲台，潜心育人，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决定于9月份在全区开展“尊师重教”感恩月公益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尊师重教 服务社会
二、活动时间
2017年9月1日—9月30日
三、主要内容
以庆祝第33个教师节为契机，通过开展庆祝表彰、走访慰问、师德提升、志愿服务等活动，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展示新时期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
1．开展庆祝表彰活动。区教育局将召开2017年教师节庆祝大会，隆重表彰2017-2017学年度无锡市、锡山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和锡山区教育系统2017“最美阅读者”，并通过专题报告、网络、报纸等广泛宣传先进事迹，展示当代教师阳光美丽、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面貌。各校（园）要组织发动广大教师收看教育部会同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寻找最美教师”专题节目、省教育厅会同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做好学生引路人——庆祝2017年教师节主题活动”节目和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在教育电视台举行的庆祝第33个教师节活动及无锡教育电视台播出的《师缘》系列访谈节目。
2．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教师节期间，区委、区政府将开展“走访学校、关心教师”活动，请有关学校做好领导走访联系、接待、汇报工作。区教育局将组织开展走访部分困难教职工、支教教职工慰问活动，对2017年上半年本人患大病而致困的教职工发放一次性人道救助金，关心教师生活、工作和身心健康，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教育、教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各校要结合“大走访”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看望慰问教师，要在提高教师地位、保障教师待遇、促进教师成长、维护教师权益等方面为教师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广大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3．开展师德提升活动。各校（园）要在新学年开学的第一个月，举行新教师入职宣誓仪式，开展师德专项教育活动，要组织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严禁教师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和市、区教育局相关政策文件，组织在职教师签订师德承诺书，教育引导教师守住师德底线，净化教育语言，不忘初心，提高执行师德规范的自觉性，成为师德规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严禁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偿补课等专项治理，对违规违纪的教师及时严肃查处。要以铸就一种精神、形成一套制度、搭建一个平台、建好一片阵地、培育一支队伍“五个一”为主要内容，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和教职工文化建设再上新水平。
4．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各校（园）要抓住教师节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调动广大教师服务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教书育人爱心队”，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强学校与社会的沟通联系，通过课余辅导、公益讲座等形式，组织开展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进社区、进企业活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回馈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树立教师良好社会形象。
四、工作要求
关于公益活动的实践报告范文第2篇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持续性发展，而且关系到经济进步及社会安定。目前，中国CSR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韩国CSR发展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中国CSR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韩国企业对CSR活动逐年加大投入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职能的减少和财阀企业作用的扩张，促使社会各界也进一步关注对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00年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更加注重有利于赢取信任和增强竞争力的CSR活动，三星、现代等韩国大型企业也逐步加大对CSR活动的投入，并取得了国际市场一定的认可②。近年CSR相关研究多采用定量分析对CSR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分析，从而为企业追求社会责任的正当性（Legitimacy）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Yoon和Cho，2007）。然而，大部分观点是对CSR现象进行片段性、定量性的论述，缺少纵向历史梳理及其与横向系统分析的结合，缺少社会结构性方面考虑，导致研究成果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CSR创造的经济、社会价值是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那么从企业发展进程角度研究CSR便必不可少。本文认为，通过韩国财阀企业的CSR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把握CSR如何逐步完善、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的本质，这关系到财阀企业能否持续在韩国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本文以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的经济发展为背景，以财阀与政府、市民社会的关系演变对CSR活动的影响为焦点，对财阀CSR活动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探求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CSR的本质，并将其作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来看待。借鉴韩国CSR发展过程研究，依据中国国情、企业所处环境，探索中国CSR发展进程，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韩国财阀企业与CSR相关理论框架研究
（一）韩国财阀企业研究 财阀相关研究观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开始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的多数研究是以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关系为着力点（Moon，1998；Lee，1997），高度评价了财阀在推动战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Kong，1995；Moon，1996），充分肯定了财阀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政府的角色（Sa和Johns，1981；Kim，199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不少财阀企业倒闭使韩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财阀企业成长过程中不仅存在政商勾结、不公平交易现象和问题引发社会对财阀批评呼声渐高（Kim D和Kim G，1999）。此时财阀相关研究甚至出现否定财阀存在必要性的财阀解体论、财阀无用论等（Jung，1998）。通过政府主导结构改革以后，少数财阀企业仍在韩国经济中保持举足轻重的地位，且财阀企业海外市场拓展也为韩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使得对于财阀研究观点发生巨大转变；从先前否定财阀对韩国经济有绝对影响力的作用，到重新考虑其存在价值，并促进其健康发展，研究内容则转向对相关问题的提炼和解决方法的探索；财阀与政府、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如何构建合作关系则成为了讨论的重点（An，2001）。尤其是为解决财阀企业的劳资双方的对立而形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旨在重建财阀和劳动者之间关系成为重点研究课题（Lee，2005；Kim，2007）。截至目前，在单纯以财阀和政府、或财阀和劳动者的关系为焦点的研究中，关于财阀CSR问题持续性和总括性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
（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伴随着19世纪欧洲工业化浪潮的掀起应运而生，并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后，与资本主义改革同时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以美国为主导开始对其进行专业地探讨。1924 年，Sheldo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1953年Bowen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1971年Wallich和 McGowan的研究揭示出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同时实现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对后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开展具有重要影响（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71）。2004年Maignan和Ferrell对前人对“CSR”的定义和阐释根据观点不同分为四种：企业的社会职责观、对利益相关方职责观、伦理驱动观、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观，其中，随着90年代后期的经济全球化和企业集团化，Ackerman在1975年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观被广泛认可（Wood，1991）。他主张：企业应通过分析企业所处环境与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诉求，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新经营策略模式与企业内部相关系统。20世纪90年代Burke和Logsdon（1996）提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概念。他们认为，传统的CSR行为对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价值的，但对企业而言却是非战略性的；只有当CSR的履行能够产生商业利益，特别是为企业的核心业务提供支持，并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时，它才是战略性的。Husted和Allen（2007）对传统CSR、传统企业战略和SCSR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SCSR相较于传统CSR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战略价值，而SCSR相较于传统企业战略最大的不同在于SCSR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把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战略范畴，并从社会问题中寻找市场价值，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进而实现价值创新。Jamali（2007）将SCSR界定为具有战略价值的自愿性责任，并认为SCSR的核心是通过履行CSR来获得商业利益、及通过做好事来获取好处（王水嫩等，2011）。SCSR观点成为跨国企业进行自觉遵守CSR活动相关国际规则的重要依据。OECD“跨国企业指南”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经济、社会及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作贡献”；“联合国全球契约”提出履行CSR的10项原则要求：企业应该在其影响范围内支持人权、劳动标准、环境、防止腐败等国际公认的规范并努力进行实践。但是由于OECD跨国企业指南、联合国全球契约等CSR活动的国际公约或文书在法律并不具有明确的原则性标准，针对跨国企业依据什么在国际社会开展CSR活动的问题时，SCSR活动的开展可提高全球竞争力这一观点就成为跨国企业自觉强化CSR相关原则的重要依据。
（三）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在1996年韩国全国经济联盟会制定《企业伦理》，及2000年开始《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活动报告》③后，CSR这一概念被市民社会、工会、政府等广泛关注（Shin，2009），在学界成为重要研究议题。以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CSR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消费者心中的企业品牌形象有正面作用（Huh等，2007）；Yoon和Suh（2003）进行了韩国国内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与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影响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出社会公益活动比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产生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通过以企业形象为媒介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则影响力将变得更大；（2）CSR的践行对企业经济效益有很大影响（Kim和Ryun，2006）；Bae（2007）以韩国国内对社会公益活动投入金额最多的前十位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经济型社会公益活动会对产品购买需求及外部认知产生正面影响，而企业的社会文化支援型责任活动则会使消费者对企业信誉产生一定的正面评价；（3）在企业面临道德危机时，对于其CSR的认知可以有效防止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受损（Kim M和Kim S，2009）。此外，Huh（2009）认为企业内部的法律责任与伦理性经营责任的履行，对企业外部的供应商、投资人、顾客、地区社会都会产生影响，而从结果上会给企业带来成本优势、差异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韩国CSR研究为CSR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研究基础，然而，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因素之间的社会结构性关系，以致无法对企业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产权过度集中、不正当竞争、及市场垄断行为等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背景做出合理解释。
三、韩国财阀中心经济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一）工业化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 战后的韩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援助，此时的“企业经营”可理解为“赚取外汇”，企业家们并未致力于建立健全高效企业运营机制，而是利用人脉关系从政府处获取企业经营所需资源，普遍缺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与行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进程，政府大力支持国家经济支柱企业的发展，少数企业发展壮大成为财阀。作为回应，韩国企业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承担相应的纳税等责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发展。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财阀企业迅速壮大也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社会对财阀企业伦理意识产生质疑。首先，财阀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财阀依托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并雇佣低廉劳动力发展壮大，70年代后半期的重化工业阶段，劳动力低廉状态并未改变。其次，财阀企业垄断引发的消费者权益问题日渐增多。进入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冲击，财阀为缓解经营困难，采取垄断销售渠道、虚标价格、不良商品以高价转向内销等措施，损害了国内消费者利益。此外，工作环境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等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也频遭民众诟病。政府为扶持企业与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民众、社会、环境利益等为代价，纵容企业逃避对政府以外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行为。财阀企业一味追求发展，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进行多元化经营，垄断了国内大部分市场，社会对企业垄断及其成长方式的不满，促使财阀企业开始考虑CSR。
（二）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导入及“文民政府④”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 1980年后，市场自由化政策的逐渐导入，使得财阀在国内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民众社会意识提高，消费者或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逐步完善，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空间缩小，代价提高。财阀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开展了以设立财团、捐赠为主的CSR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主要财阀在被谴责且要求还还富于民的背景下，开始着手设立财团。1960年代前仅有7家财团，到70年代有19家，进入80年代后，新设20家，此时，韩国30家大财阀基本上都拥有各自的财团。财团模式有利于民众享受社会福利与财阀企业的家族财产继承等两者的共赢：80年代后设立的财团多集中在奖学金或学术研究领域，满足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由于财团是利用财阀创始人财富设立，并作为一种资金运作的手段，还实现了将财阀创始人对财阀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自然地过渡给继承人（Lee，2004）。此外，1980年代韩国财阀企业的捐助金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长期信用银行（1991）“韩国企业直接捐款”调查表明，上市企业的年平均捐款金额可达到1.8亿韩元（约合103万RMB）⑤，占税前利润的3.14%，远高于同期美国的1%。捐助金额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要求而非企业自愿。政府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为条件⑥，要求大企业进行国防献金、政治献金等捐款行为（Lee，1988）。1980年代的财界为迎合政府维护体制稳定的资金需求，换取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便以贿赂和不正当政治资金形式进行捐款活动（Gun等，1995），支持军事政权下的中央集权制的运行。民众认为财阀企业所谓的捐赠活动是在表面上虚伪地回报社会⑦，甚至财阀也对捐款效果持怀疑态度，尽管其期待形象有所改善⑧。韩国大型企业的这种毫无战略眼光的CSR活动，造成社会对财阀的进一步不信任，也产生了对财阀企业在经营合理化、技术开发、优秀人才培养、稳定就业机会等方面应得评价的低估。1993年，“文民政府”开始对过往军事政府和财阀进行批判，使得市民社会对财阀长期以来的不满得以宣泄。因政企勾结使韩宝集团等大型企业相继倒闭、偷工减料造成的韩国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件、南海岸漏油事故等与社会及环境有关问题接连发生，使得韩国财阀企业的正统性遭到质疑。这些促使财阀等企业对CSR体系进行完善，但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使得新体系在开始不久就被暂时搁置了。财阀企业开展以财团设立和捐款为主要方式的CSR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受限于结构矛盾、政治文化等因素，使得此时的CSR活动还处在缺少计划、不成体系的初级阶段。
（三）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之后） 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及市民社会加强对财阀企业的监督，同时，2000年经济形势好转，韩国财阀积极开展CSR活动，并在企业内部构建CSR体系，使得CSR活动具持续性和战略性。首先，企业CSR相关制度的建立自2002年开始迅速发展。如图（1）所示，2002年到2009年企业内部设有CSR相关职能负责人和相应职能部门设置的占比迅速上升67.7%。CSR预算制度导入率也上升60.7%。大多企业通过建立相关机制，从由非专职部门负责的不定期性CSR开展转为专职部门负责的长期性和系统性的活动。CSR活动基本方针、相关委员会的设置、职能负责人的专业培训、内部监督等相关制度的导入率也从2002年开始增长，且大多财阀企业的CSR相关委员会是直接由CEO主管（全国经济联合会，2008）。其次，2002年之后，自主项目运营模式迅速成为捐款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社会责任活动形式。如图（2）所示，2000年前95%以上的CSR活动是捐款，其它相关项目不到5%，不过该比例在2002年激增到21%，2008年增到47%。2009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企业业绩在上半年发展受阻，新的CSR自主运营项目启动率很低，虽构成比例有所减少，但整体看来仍呈增长趋势。韩国企业捐赠对象也呈现出了多样性。1998年财阀自设财团的受捐数额占捐款总额的55.8%，2000年以来虽增减有所反复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005年后明显减少，2009年减少到了22%。与此相反，捐给市民团体及NGO等的比例相应增加，2009年进一步增长到了36.1%。给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及其它相关组织的捐款比例也有所增加（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2000-2010）。再次，具有社会公益活动促进制度及鼓励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企业迅速增多。鼓励企业员工参与公益活动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响应民众要求，改善企业对外形象。二是提高员工忠诚度和荣誉感，提高企业效益。如图（3）所示，鼓励员工参与社会公益相关制度主要有三类：社会公益活动休假制度、社会公益活动表彰制度、社会公益活动志愿者申报制度。制度导入情况以2002年为拐点，之后便迅速增长。2009年各企业平均参与公益活动数（2，050项）与人均参与公益活动时间（10小时）均超过2004年的3倍（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2005-2010）。此外，2005年以后，企业积极拓展国际CSR渠道，并开展国际CSR活动。2006年至2008年间，有四成多曾通过和跨国公司总部联合或由海外当地法人独立开展国际CSR活动。全国经济联合会（2009）“韩国企业积极推进国际CSR活动的目的”调查中，有55%企业开展了国际CSR活动，其中有61%企业开展过与企业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CSR活动，而尚未开展国际CSR活动的企业中有53%的企业表示今后将通过与当地法人合作进行国际CSR活动。国际CSR活动主要目的是“作为本土化的战略步骤”和“提高跨国企业的社会地位”两项（占65.3%）。可见，近年来韩国企业不断推进的国际CSR活动是企业国际化进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四、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韩国CSR发展进程各阶段的特征：（1）工业化时期（1960年代～1970年代）是韩国CSR发展的萌芽期。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一切以企业发展为优先。财阀企业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而追求规模化发展，而将廉价劳动力作为企业发展的手段。在“只要生产便能销售出去”的卖方市场环境中，作为企业生存根本的消费者却处于被动地位。企业CSR意识淡漠，企业对于政府以外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消费者、劳动者、市民社会等本应作为保护主体的权利，均被完全排除在外。民众对企业的寡头垄断及其成长方式的批评日益提升的环境下，财阀为中心的CSR意识开始萌发。（2）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导入及“文民政府”时期（1980年代～1990年代）是韩国CSR发展的成长期。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和市民社会意识的提高促使财阀企业提出回馈社会的口号，并开始进行设立财团、社会捐助等为主的CSR活动。但此时的CSR活动与其说是为了消除社会对当时财阀不透明经营方式的疑虑，倒不如说是财阀为避免社会指责，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文民政府”时期，CSR活动在民众对长期军事政权压迫、财阀垄断型成长方式和对官商沆瀣一气不满爆发等动荡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并形成CSR体系，但紧随其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刚刚如火如荼的CSR体系被暂时搁置。（3）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时期（1990年代之后）是韩国CSR发展的成熟期。政府主导的财阀改革没有改变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随着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政府及市民社会加强了对财阀企业的监督，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及提升国际化竞争力，财阀企业通过完善企业内部CSR体系、增加自主项目运营模式、鼓励员工参与CSR活动、拓展海外渠道等举措，开展长期化、体系化、国际化的CSR活动。该时期CSR活动已走向成熟，SCSR也成为财阀企业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总之，韩国财阀企业积极推动CSR活动与其在国内的 “不劳亦获”现象、依托于政府的发展方式、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批评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目标密切相关。通过研究韩国财阀CSR发展过程，发现韩国财阀CSR需在韩国财阀中心经济体制的特征下，开展具有战略高度的CSR 研究。即韩国财阀CSR涉及到企业本身与政府、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中自身定位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从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及其与利益相关方关系出发，结合企业成长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对CSR问题本质进行综合探讨，最终达到实质性改善。
（二）启示 韩国CSR发展过程对于促进我国开展CSR具有借鉴意义。（1）政府需依照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政府角色，搭建企业与社会的桥梁，促进中国CSR的发展。中国政府需搭建和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的互利体系。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各阶段扮演着不同角色，并影响到韩国财阀CSR发展：工业化时期，政府支持财阀企业快速发展，默许财阀在CSR中的不作为；市民社会成熟期，政府在财阀和劳动者发生劳资纠纷时，优先保护财阀，引发财阀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连锁效应产生的对财阀的不信任使得财阀CSR被低估；经济改革和全球化时期，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使得主导角色由政府转向企业。财阀企业为修复对立关系而开展的CSR活动，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中心主义现象，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之一，反映出政府-企业-社会之间关系有较大改善空间。目前中国政府正进行角色转换，转换过程中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互利体系，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CSR环境是政府应重点关注内容之一。此外，中国CSR发展现状亟需政府功能发挥。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内实行经济保护政策，控制外企进入，形成了财阀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2000年后，韩国经济联合会响应政府、市民社会对财阀承担CSR的诉求，了《企业及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该报告明确了CSR概念，推动了财阀为中心的CSR活动。在短短数年内，大多企业建立了CSR活动体系，使得CSR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举措之一。随着中国于2004年加入WTO，CSR伴随中国企业而快速发展。但由于政府角色缺位，国企、民企、外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占有资源不平衡，市场和社会意识不成熟等因素，使得CSR整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谭深、刘开明，2003），其中最大原因是政府角色缺位⑨。中国政府需依据具体国情和发展要求进行相应支持。（2）企业需重视建立健全CSR体系，甚至上升至战略层面。韩国财阀CSR经历了从漠视到重视，从被动到主动，从单项到体系，从国内到国际，从短视到战略的发展过程。近年来，中国CSR发展迅速，但仍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责任实践领先于责任管理，市场责任高于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领先于民营企业（黄群慧等，2013）。中国CSR发展任重道远。基于本文的韩国财阀CSR发展经验可供中国企业借鉴，主要内容有：第一，构建企业内部CSR机制。设立CSR职能、部门、甚至相关委员会，并由企业负责人直接对接，协调CSR活动，建立CSR相关制度，确保CSR活动的长期化与有效性；第二，探索适合企业战略的运作模式和推广策略。企业开发自主CSR运营项目和模式，制定系统性的企业CSR推广策略，拓展国内外CSR活动渠道等，适时推行战略性CSR；第三，建立鼓励机制，鼓励企业员工参与CSR活动。员工积极参与CSR活动创造的CSR效益能提升员工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影响企业效益和企业评价；第四，重视CSR信息公开。CSR活动方针、行为规范、执行计划和预算等信息公开，可以提升企业透明度，加强利益相关方对企业CSR活动的信任和支持；第五，企业在拓展海外事业过程中，重视建立健全CSR履行机制或从战略高度CSR。海外CSR活动作为企业国际化战略举措之一，利于弥补本国政府在海外市场中的有限支持作用，利于维护被投资国政府或市民的友好关系，利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可结合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阶段，建立适配的CSR履行机制，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今后有待于分析总结韩国财阀CSR发展案例。近年来，三星、现代、SK等大型企业积极开展的一些CSR活动被视为CSR活动典型案例（黄群慧等，2013）。通过CSR案例分析，提炼总结战略高度的CSR模式，为中国企业提供借鉴。此外，本文系统分析了韩国财阀CSR发展过程及特征，但尚未梳理中国CSR发展。下一步将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分析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探讨中国CSR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CSR发展中政府和企业角色，从而探索中国CSR战略方向，为国家制定CSR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注释：
①根据2000-2010年全国经济联合会的年度《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韩国CSR活动经费支出额在1998年后持续增长，2009年达到了2，651，756万韩元（约合15，115万RMB），企业平均值达到12，053万韩元（约合69万RMB），占各企业平均销售额的0.2%，经营利润的4%以上，税前收益的4.2%。若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CSR活动经费保持在较高水平。
②根据2013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韩国企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TOP10中居于前列，其中韩国企业有3家：三星排名首位，浦项第四，LG第七。
③“企业的公益活动”这一概念是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本文中与“企业社会责任（CSR）”意思基本相同。
④金泳三政府（1993～1998）自称为“文民政府”，是人文主义，国民主义的简称。反军事政府、反财阀为政府口号，试图进行民主化改革、铲除现象。
⑤本文均采用2013年12月23日汇率：韩元汇率为0.0057、美元汇率为6.0722。
⑥根据长期信用银行（1991）的《韩国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活动》，与美国日本不同，韩国税法将定捐款、定向捐款、非定向捐款都纳入亏损范畴，享受的税收优惠也较高。在1988和1999年企业捐款中，非自发性课税支出中，财阀所属财团的捐款占比最多，高达税前利润的1.81%。可见，同年度所有捐款活动（税前利润的3.14%）基本上都享受了优惠税率。
⑦根据韩国长期信用银行（1991）“韩国国民对大企业的态度”调查显示，企业社会公益活动的目的多为外在的、表面的评判，毫无内容（50.9%）或虚有其表徒留其名（92%）。
关于公益活动的实践报告范文第3篇
为庆祝201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深入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部署和要求，XX市各级妇联组织立足部门优势，发扬创新精神，精心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使全市少年儿童度过了一个快乐、温暖而有意义的节日。
一、创新活动载体，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为组织好今年的“六一”庆祝活动，市妇联联合市文明办等9个部门下发了《关于庆祝201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通知》，制定了详细的六一活动方案。节日期间，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六一活动，五大班子领导分别到全市各幼儿园、儿童福利院亲切看望小朋友，并带去了精美的礼物，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全市各级妇联组织也按照省妇联通知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分层次、多角度、多渠道组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梦”学习教育活动，同时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庆“六一”等活动。市妇联与市文明办等单位联合在全市开展了学习雷锋做美德少年网上签名活动，张店区组织了“祖国发展我成长，童心共筑中国梦”文艺演出和“文明礼仪”知识抢答赛，淄川区举办了庆六一“天艺美校”杯百米长卷少儿绘画精英大赛，周村区组织了庆“六一”暨第二届幸福宝宝风采展示大赛，高青县举办了庆六一“DIY低碳环保时装秀展演”文艺汇演，桓台县开展“我帮妈妈做家务”、“我给老师敬个礼”、“我把学校来打扫”、“做文明有礼小公民”等道德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开展让孩子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寓教于乐，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同时，市电台、鲁中晨报、淄博晚报、聊斋网、鲁中网等各大新闻媒体对六一活动进行了高密度宣传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六一”期间，全市各大新闻媒体先后发稿270余篇（次）。
二、集中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六一“圆梦行动”
“六一”期间，全市各级妇联、各有关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六一”儿童节“圆梦行动”公益活动，并结合春蕾计划，重点对孤残儿童、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流浪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等特殊困境儿童群体进行了帮扶。市妇联联合鲁中晨报社组织开展了“听花开的声音---2013情暖六一”公益助学活动，协调爱心企业在全市范围救助100名贫困学生，为每名学生发放助学款1000元，并赠予部分学习用品；张店区积极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区属小学幼儿园送去了价值两万余元的学习、体育用品，并对20名困境儿童进行了慰问；周村区妇联组织全区110多个“爱心妈妈”志愿者家庭近300余人，在周村区人民广场举办了“关注贫困生 携手共成长”志愿义卖捐助活动，共募集爱心款2500元；博山区组织女企业家捐建了“贫困留守·儿童阳光驿站”，并购买了价值4万元的爱心物品，建立起“四位一体”的关爱体系，结成帮扶对子142对；桓台县开展了“关爱贫困学童，赠送爱心书包”活动，为200余名贫困学生送去了爱心书包和文具等学习用品。高青县开展了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生存与发展状况的调研活动，并结合干部联户包村工作，积极开展了帮扶结对活动；沂源县组织开展了“手拉手、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组织15名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到南鲁山镇看望了25名家庭贫困儿童，为他们带去了现金及“六一”节日新装。据统计，六一期间，全市妇联组织救助春蕾女童23万余元，开展的“圆梦行动”折合现金49万余元。
关于公益活动的实践报告范文第4篇
一、语文综合性学习与生活融通
儿童对于生活、自然、社会、人生具有强烈的探究意识和追问欲望，综合性学习应该抓住这一点，引导学生走进生活，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关注现实的意识。学习需要空间，只有建构适度的学习空间，才能满足学生自主参与学习的需求。拓宽语文教学天地，给学生语文学习一片自由的天空，教师得突破语文课堂的封闭性，教学的局限性。
例：当前，广告、标语中的不规范文字及错别字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规范文字，呵护民族文化，就是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的一个好主题。教师引领学生开展“‘啄木鸟’行动”语文实践活动，将学习活动安排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集思广益，拟定调查方案。
第二步，分组调查。研究性学习作为学习的主要方式，将班上同学分为若干组，到大街上去捉一捉错别字。
第三步，呈现调查结果。各组均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调查报告，然后全班交流，并对学习和研究的方法进行讨论，相互借鉴优点。
第四步，汇总全班意见，形成总的报告，对规范文字，呵护民族文化提出意见。
整个学习活动自始自终完全由学生自己策划，组织，通过合作进行实施的。学生通过调查发现、研究探讨、分工合作、动手操作、表达交流等研究性活动，获得了正确规范书写汉字的亲身体验。这比教师在课堂上口头说教，让学生在作业本上三遍五遍地订正错别字，效果要好得多。
二、语文综合性学习与多样性活动融通
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须拆除学科壁垒，与音乐、美术、班队课、品德与社会等学科磨合，建构内涵丰富的综合性语文学习活动。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文本学习与语文实践活动的有机整合。
语文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语文学习应该达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完美结合。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师应当注重的是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综合运用语文知识进行语言活动、社会公益活动、文化活动、科技活动等，使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与生活中的问题，社会中的问题，与自然人文构成密切的联系，形成有机的整合。综合性学习实践活动的选择与设计既要注重整合，又要充分尊重文本，亲近学生的现实生活，贴近学生的直接知识经验。学完《瀑布的葬礼》后，我让学生谈体会和感想，并以公益用语的形式来体现环保意识。由于学生刚学过公益用语，对设计的要求比较清楚，况且现在有一定的语言环境的依托，因此对完成这项任务很感兴趣。他们以小组为单位，主动积极地参与语言活动，自主进行探索和研究，由组长记录探索研究的成果。在交流时，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设计了各种各样关于保护环境的公益用语。在评价时，学生采取了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评价自己时，说出设计意图，评价别人时，先肯定其优点，再提出修改意见。被大家公认为好的公益用语写在黑板上，读一读，记一记。在本周的班队会上，班干部自发组织大家开展了“水，生命之源”主题班会。班会课上，有手抄报的展览，有知识竞赛，有小品、诗朗诵等。由于学生兴趣盎然地投入到语文实践活动中，把学习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享受，变成了一种精神的需要，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开展综合性的语文实践活动，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得到了培养，丰富了人文素养，使学生主动关心社会，关注生存中的问题。
三、语文综合性学习与教育资源内涵融通
学生生活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城市有城市的优势，农村有农村的优势。因此，语文综合性学习可以从社区、学校、家庭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体现地方特色，文化特色。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教育资源，可以生成学生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实践活动，使生活的意义，优秀的文化，人文精神和谐地融入语文综合学习过程，使语文综合学习活动体现生活性，文化性，人文性。我们的家乡（江南七都）可谓人杰地灵，“小桥、流水、人家”是本土的真实写照。就本土的的桥而言，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物质遗产，更重要的是留给我们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几百座千姿百态的石桥构成家乡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色，它成为家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此，同学们对家乡的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观察调查家乡的桥的同时，收集古今中外各种造型，结构不同的桥，由家乡文化走进民族文化，由传统文化走进现代文化，由了解桥解读桥，走进桥的创想中，创意中，由桥的研究过程体验，走进崇高的人文境界。以下是解读家乡的桥的简单方案。
第一阶段：提出问题
1.开设专题课。
课前学生查阅有关资料，解读家乡桥与历史、桥与文化、桥与生活、桥与家乡建设的关系。
2.自由组合选定研究课题。
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自由组合，选定自己要研究的一座桥，一般是家附近的，并写好研究报告：关于桥的历史，桥的作用，人们对桥的保护。
第二阶段：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1.查阅资料：去图书馆、阅览室、上网查找写桥的诗、桥的图画、桥楹等有关资料。
2.社会调查：组织学生访问民间老人，调查建桥史、有关桥的民间传说，以及目前人们的护桥状况。
3.实地观察：桥的外观、桥的流量、古桥在今天的作用。
4.资料积累：填写研究记录表，拍摄照片。
第三阶段：整理资料、研究记录、撰写小论文《家乡的×××桥》
第四阶段：交流展示学习成果
1.交流小论文。
2.举办古桥摄影展。
3.展示填写好的研究记录表。
关于公益活动的实践报告范文第5篇
本文央企名录来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央企基金会的数据和其他相关资料来自企业基金会官方网站或公开的企业资料和官方报道。
一、央企基金会概况
（一）数量分析
成立基金会的央企占央企总数的10%左右。目前，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共有113家，截至2013年10月30日，共有12家央企成立了11家基金会（中国航天基金会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与中国人民总装备部三个单位共同筹建），约占央企总数的10%。
从中可以看出，央企基金会的数量还比较少，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央企虽然没有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但也与其他央企等企业共同成立了基金会。例如，2012年12月，由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粤电集团公司牵头，联合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等，共13家企业共同捐资设立广东省岭南文化艺术促进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筹集资金资助岭南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加强对优秀文化艺术项目、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资助、扶持、收藏和展示，鼓励文化艺术创新，促进岭南文化艺术交流和产业发展，服务广东文化强省战略的深入实施。2012年12月，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与中国妇联共同发起设立了“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该基金主要开展贫困助学、大病救助、技能培训、“妇女之家”以及“母亲健康快车”配置等五个方面的项目内容。项目主要涉及金沙江下游向家坝和溪洛渡两电站已经搬迁安置的移民区域。除以上提及的定向基金外，也有央企虽没有成立基金会，但其分公司有自己的基金会，如中国建筑总公司下属的中建二局有自己的基金会，为公司贫困职工提供紧急援助。
（二）基金性质分析
在11家基金会中，除了中国航天基金会是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外，其余基金会均为非公募基金会。
（三）行业性质分析
成立基金会的央企并没有显示出行业影响，12家央企分属各个行业。
（四）基金会活动领域分析
基金会项目与央企性质无关联。11家基金会中，中国航天基金会致力于服务我国航天事业，包括奖励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资助航天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此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基于行业特点，该基金会致力于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推动海洋环境生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项目，支持海洋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以及其他慈善公益事业。
除了上述两家基金会是基于行业特点确立其活动领域外，其他基金会的重点资助领域集中于教育、扶贫和赈灾等项目。此外，环保也是一个重点关注领域。
例如，神华基金会的主要业务范围为扶贫济困、救助灾害、环境保护、合作交流等。华润基金会的主要活动领域是赈灾济难、扶贫济困、支持教育。
由此可见，央企基金会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企业的业务关联度较小，集中于“爱心捐赠”、“扶贫救灾”等。
（五）透明度披露状况
央企基金会透明度普遍较好。除东风公益基金会刚刚成立外，中远慈善基金会、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神华公益基金会、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华润基金会、宝钢教育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等基金会均公布其基金会年度报告，详细列出资金支出等信息。
此外，大部分央企基金会拥有自己网站，总体来看，央企基金会信息化水平较高。
（六）基金会章程严格完善
目前，11家央企基金会中，大部分基金会对外公布章程信息并且有严格完善的监督监管制度，体现了基金会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的相关制度极具代表性。首先，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建立了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特别邀请两名专业人员担任监事，通过列席理事会会议，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提出质询和建议等方式，保障基金会运作的合法合规。其次在基金会内部建立严格规范的审核决策机制。坚持所有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安排由理事会集体决策制度，不断完善理事会召集、审议、决策规则和流程。
（七）基金会人才概况
根据央企基金会公布的信息看，有些央企基金会并没有全职员工，而是由企业员工兼职基金会工作。人才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基金会亦如此。从长远来看，没有专业的人才，将对基金会的专业能力提高及长远发展不利。此外，从近期看，缺乏专业的人才运营基金会，无疑将会影响基金会的运作效率，更会影响基金会项目的高效运作。
二、央企基金会概况分析及建议
（一）助力责任实践，优化资源整合
央企有了自己的基金会，不仅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同时对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央企应进一步加强基金会在优化管理、资源整合以及专业化运作等方面的力度，在积极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稳步提升的情况下，通过搭建平台、寻求共识，形成合力、提升效率，使更多的企业了解到基金会对于促进企业自身、行业自身、以及区域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能够参与到统一的行动和实践中来，实现自身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共生和共同发展。
对此，本刊对成立了基金会的数家央企进行了专访或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企央企的基金会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东风汽车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郭涛所说，企业成立基金会后，履行社会责任的资金问题将会更有效率地解决，“（基金会）注册的资金就是作为我们履行社会责任的资金平台。以前资金渠道是一事一个批示，现在有一个规范的资金支撑平台”。因此，央企有了自己的基金会意味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资金问题不需要层层审批，大大提高了项目运作效率。
此外，对于有志于成立企业基金会或参与企业基金会项目的企业，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素质提升和服务意识，通过积极鼓励和有效引导，在优化环境和放宽准入的同时，加大企业基金会宣传和知识普及的力度，为企业建立基金会创造宽松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国家电网社会责任办公室林新生表示，国网基金会成立初衷是统一运作国家电网公益资源，统一塑造国家电网公益品牌的需要，也是国际一流企业开展公益事业的共同趋势。林新生说，国家电网开展公益事业长期存在实施主体众多、资源投入巨大而分散的局面，通过发起设立基金会，“有利于进行公益项目运作，有效发挥集团化规模运作优势”。此外，林新生还表示，国家电网各单位在所在区域已形成一些优势公益项目，如山东公司的“善小”公益活动项目，江苏公司的“国家电网春苗之家”，安徽公司的“安徽农电春蕾小学”项目等，这些项目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在国内影响力较小，对国网整体品牌的支撑作用不大，“通过设立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出一些优势项目，更有利于项目运作的独立性、规范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而有利于在国内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
（二）项目选择体现核心优势、把握前瞻性与可持续性
企业实施公益项目或者履行社会责任，应该从战略层面来布局，掌握主动性、把握前瞻性，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基金会的关注领域不仅要与企业的核心优势相结合，同时更应该符合企业的使命、价值观和发展愿景的要求。这样能够最大化地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资源，同时保证更符合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诉求。
这就要求企业基金会在开展日常运营的同时，同时需要做好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强基金会与高等院校、专业机构的研究合作，开展项目开展相关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为项目的实践推动提供数据和智力支撑；其二，在符合自身核心优势和价值使命的基础上，集中关注社会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可能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和新的议题，如聚焦环境保护、关注特定人群等，做好项目选择的准备、做好前沿研究的准备；最后，还应做到项目选择的有目标、又步骤，可考核、可评估，保证项目执行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运作。
例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就是致力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国航天基金会就是央企利用自身优势服务我国航天事业。“企业基金会的关注领域会满足企业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诉求，其次要符合企业自身的专业优势。公益活动每个人参加都能贡献力量，如果企业的专业优势与公益项目相结合能产生影响，就能事半功倍。”麦肯锡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余进对本刊记者说。
（三）规范基金会管理，培养专业化人才
央企基金会往往挂在企业社会责任部等相关机构名下来运营，无论从资金来源来看，还是从人员构成来看，都来自央企自身。因此，央企基金会的独立性不高，而提高独立性，需要规范基金会管理框架。目前现状是基金会的运作和公司的运作往往分不开，不仅影响了基金会的运作效率，也使基金会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因此，企业应该规范基金会的管理框架，建立具有话语权的理事会，增加基金会自身的专业性及运营的话语权。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与我国基金会快速发展的势头相比，企业基金会的人才培养和梯度建设却远远没有跟上，尤其是在基金会运作及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素养的人才，而这也成为央企基金会实现进一步发展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光华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杜绍基所说，“目前基金会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人才，非盈利组织基金会人才比较稀缺，特别是有经验的人才很稀缺。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非公募基金会，现在有2000多家公益组织，如果每家基金会需要5个人才，那么就需要1万多个基金会人才，2000多个理事长，哪有那么多的人才。”因此，央企应有意识地培养此类人才，一方面为基金会成立打好人才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或公益活动提供人才支持。（本刊记者李长海对本文亦有贡献）
从公益领域跃升到社会创新领域
神华公益基金会的“三级跳”战略 赵钧
作为国家和社会创新的主体，企业通过建立基金会参与并主导开展公益项目，不仅是企业贴近社会现实，了解社会基础需求的路径，也是企业实现社会创新的重要路径。
神华公益基金会是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7月1日出资2亿元人民币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初期，基金会便制定了五年内从慈善领域起步，通过自身的理论研究、机制建设和平台建设，通过不断整合和优化优势资源向社会公共服务的领域延伸，进而实现从公益领域跃升到社会创新高度的“三级跳”战略。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
1.坚持制度先行，已制订各类规章、制度共21项，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工作人员均为专职，实行“零费用”管理，保证所有捐赠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同时杜绝关联方交易，对神华内部员工及家属不做任何形式捐助，并将此项规定写入章程。
2.通过综合开展《中国前言公益模式研究》、《慈善救助与政府一聊救助衔接研究》、《儿童医疗社会工作支持白血病儿童综合服务……501医院试点项目》等课题研究、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拓宽视野，逐步迈向社会创新的新高度奠定的理论基础。
5.通过多方考察调研，不断强化平台建设，精心选择了一批诚信度高、执行力和专业性强的项目合作方。先后与中国社工协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专业社会组织合作，进一步释放社会各方的综合优势。
4.扎实推进以三大爱心品牌为代表的项目建设，致力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建立符合社会需求以及基金会业务范围的项目库。对于暂不适合基金会开展的项目，均纳入基金会项目库滚动管理，进一步优化项目管理机制。
截至2012年，基金会捐资总额4.82亿元，受益地区涵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余县（区），受惠人数242.73万，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赞誉。以打造世界一流非公募基金会为愿景，神华公益基金会正朝着国际化的创新组织日益迈进。
单一项目，多元目标――
华润慈善基金会的乡村建设实验 罗曙辉
作为央企基金会，华润集团自身拥有多元化的业务和资源优势，涉及金融、地产、物业、医药、燃气、水泥、纺织电子、电力、煤炭等领域，结合国家破解“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秉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理念，以员工、公司为单位筹款.建立义工发展机制，华润基金会开创了具有华润特色的“乡村建设实验”，因此也实现了扶贫、环保、教育等多方面的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以“华润希望小镇”命名的乡村建设项目操作模式，需要的资源、资金都根据地方发展需求而确定，基金会也因此集结华润集团旗下相关于公司的专业力量，构建具有乡土文化特色与竞争优势的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努力让乡村更像乡村，而不是更接近城市。
如驻地贵州遵义市土城镇的“希望小镇”，根据当地蔬菜产业优势，帮助筹建农村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贷款融资、超市采购销售等产业帮扶，以及当地作为革命文化遗产与千年古镇建筑的优势，帮助当地规划乡村建设，发展旅游经济，实现农户、政府、华润三方共赢。
建成的广西百色、河北西柏坡华润希望小镇，正在规划建设中的海南万宁、湖南韶山、北京密云、福建古田、贵州遵义华润希望小镇，以及未来将江西等中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建设更多的希望小镇，不仅结合了业务优势，也通过年度基金会报告、义工参与活动的方式，让三十万华润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了央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探索，是央企创新生意模式、打造良好社会形象的一种新探索
英特尔基金会：项目资助激发员工志愿精神 李长海
1989年，英特尔独家捐赠资助成立英特尔全球基金会，基金会集中关注教育、社区发展和社会创新等领域。英特尔基金会每年会做年度审视和评估，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在过去五年中，英特尔和英特尔基金会提供的慈善捐款总额达5270亿美元，平均占其年度税前净收入的1.1%。
英特尔基金会作为资助型基金会，设有理事会、基金会主席、执行理事及下属的财务团队、项目团队等。理事会和基金会主席负责战略决策、日常运营和执行工作是由执行理事和团队负责。除此之外，在全球各地区设有顾问委员会，全球各地CSR部门人员担当顾问的角色，对基金会的发展思路提出观点和建议。
总的来说，英特尔基金会比较多的工作是项目资助，包括对公益机构或者公益从业者的资助，并涉及到能力建设。基金会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员工志愿者计划，对员工与公益组织开展的教育、社区发展和社会创新活动给予捐赠和项目经费支持，激励员工积极主动地与非营利机构合作。
英特尔志愿者爱心工程。自1995年全球启动，2005年在中国启动，2008年将资助范围从学校扩展到公益组织，员工志愿者为学校和公益组织每服务一小时，英特尔基金会为其服务对象提供5美元的捐赠，一年一家机构可以获得的最大捐赠额为10000美元。
英特尔志愿者种子基金。2010年全球启动，鼓励员工自发地组织、应对和解决社区需求和问题，由员工携手公益组织共同就某一项目提出经费申请，最高申请额为5000美元。到2013年，英特尔中国“美丽校园行动”、“英特尔生态农场”、“为残障人士播撒希望”、“连接和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生活”等项目均入选该基金。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打造“全民公益”的社会化平台 刘阳
作为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关爱青少年成长，倡导企业公民责任，推动社会和谐进步。2013年，基金会提出了打造社会化公益平台，推动全平台公益的生态建设。即，一是开放全产品，推动全平台公益事业；二是团结全行业，共建全平台公益生态；三是携手全社会，释放全平台公益力量。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基金会主要通过：
公益平台全覆盖。在腾讯这个巨大的网络帝国下，腾讯公益网络平台的建设力求网民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来完成自助捐赠。相比而言，基金会拥有其他基金会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QQ活跃用户数超过8亿，而在腾讯公司的全平台产品导入下，会有越来越多的QQ用户转化成为公益捐款用户，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0万人次的捐赠通过腾讯公益网络捐款平台实现。
捐赠方式便利化。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探索和创新，基金会不断创新捐赠方式的便利化和友好性，人们在腾讯线上的公益捐赠随手拈来。以腾讯月捐为例，爱心用户只需要利用“财付通”这样的互联网支付平台，不需要再亲自前往银行，也不用参与线下的捐款，在网络中鼠标轻点即可完成捐款。最近，基金会还利用微信的支付功能进行了首次公益筹款的试水，微信支付筹款与支付功能捆绑，捐款人只要花费10秒左右时间就完成一次捐赠。
运作公开透明化。公开、透明是公益捐赠得以持续的根本基础。基金会在腾讯公益捐款平台上所有的用户捐款都是直接进入合作的公募基金会，同时对筹款合作公募基金会进行严格的善款信息公开和透明的要求，及时地反馈项目的进展，督促合作伙伴用好每1分钱。当一位用户选择腾讯月捐进行捐赠并支付成功的同时，在页面上会留下捐赠记录，用户会收到邮件通知，知悉该款项已捐往用户所选择的公益机构，用于哪个项目。
以基金会为核心的构筑平台的思维，转化为以网民为核心的聚焦公益的行动，共同推进网民公益时代的发展，腾讯基金会在打造全民公益社会化平台的努力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2012年，腾讯集团以全年慈善捐赠总额逾1.1950亿元而荣登《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排行总榜》并位列前茅，同时，腾讯公司已连续三届捧得中华慈善大奖。
光华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杜绍基：价值观是基金会的生命线 赵丽芳
编者按：对一个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坚持自己的使命？是透明度？还是募款？基金会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是什么？企业是否必须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基金会选择项目是大面撒网，还是“情有独钟”？近日，本刊采访了数位基金会专业人士，企业高管，向他们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对于一个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价值观要清晰，要专注于自己的使命。我们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人在尊严中发展。所以我们进行的一切项目暂；是与人有关的”。在光华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杜绍基眼里，一个基金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其使命和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基金会的生命线。
杜绍基说，为了贯彻这一理念，基金会在招募人才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应聘人员是否认同基金会的价值观，是否愿意为基金会的使命而工作。
而基金会如何实现自己的使命？或者说，为了贯彻自己的使命如何选择项目？对此，杜绍基说：“我们资源有限，不是什么项目都做。例如环保，疾病防治这些项目我们基金会不做。我们的使命是让人在尊严中发展，但尊严不是施舍的，是自己赢回来的。那么，如何赢得尊严？我们的做法就是培养人的能力。通过培训，提升人的能力，改变其谋生技能，让他可以创办自己的小企业，甚至给别人带来就业机会。这些都是赢得尊严的方法。所以，我们基金会挑选项目都是围绕创业这个使命”。而光华慈善基金会的主要服务人群是缺少创业学习机会的职业学校学生、司法服刑在教人员、社区待业青年和外来务工人员等。
事实上，光华慈善基金会的策略值得借鉴。毕竟，资源不是无限的，将自己的优势资源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这样做不仅可以事半功倍，还起到了物尽其用、将资源最大化的作用。
集团总裁邬嘉华：更青睐社会企业 赵丽芳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公益行动有很多选择。基金会是很好的途径，但企业没有必要囿于基金会这个框架中。投资社会企业也是一种不错选择”。City’Super集团总裁邬嘉华显然对社会企业“情有独钟”。邬嘉华对本刊记者说，社会企业的存在不是为了盈利。社会企业有自己的顾客，有生产，可以持续地运营。相比基金会，社会企业少了很多中间环节。“现在香港有很多做得好的社会企业，不仅自己可以持续地盈利，同时更好地帮助了特定的需要资助的人群”。
目前在我国，企业成立基金会正在或者说已经成为一股湖流。有些尚未成立基金会的企业也在进行调研，着手成立。那么，是否每个企业都有必要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企业没有自己的基金会，如何履行相关社会责任？
对此，邬嘉华表示，City’Super集团内部对于是否成立基金会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企业来说，基金会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企业有没有真正的行动去参与公益活动。我知道很多香港企业，也没有自己的基金会，但是这些企业会通过捐赠资金、与NGO或者基金会合作来实施公益活动。我们认为，教育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所以，我们集团选择跟光华慈善基金会合作，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凌海：着力包容性金融 王焕
“环境和教育当然是重要的方面，但是我并不建议所有企业都把精力投入到这两个方面，以万事达卡为例，我们很看重包容性金融。”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凌海说，他表示，基金会项目的选择，企业要有不同的方向，关键是企业更看重哪个，“比如盖茨基金更多致力于促进全球人类的健康、儿童疫苗计划等。而万事达更看重平等机会和包容性的提升。我们还有一些项目支持女性自身发展，并利用集团自身优势帮助女性获得经济独立。”
此外，凌海还表示，对于公益项目的效果也要进行评估，以便使项目更有效率地运行，“企业有KPI，公益事业运作也要有KPI。虽然是公益活动，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们也需要看到回报，虽然不是金钱的回报。此外，有些项目的结果是可量化的，会影响很多人；有些是定性的，要看能达到什么效果。我们很注重项目实际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是多少。因此，需要阶段性的考核标准，比如学员的反馈等。此外，我们一直与合作伙伴保持沟通，与企业代表一起对项目进行回访”。
凌海说，无论企业对基金会采取何种态度，实行何种措施，“总而言之，所有企业基金会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基金会中心网程刚：基金会需要用数据说话 刘阳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数据开放已经从专业领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基金会的透明度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吃得开。”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对本刊记者说。“对于基金会来讲，数据开放与透明度有直接的关系、它表达的是一种公平，传递着公平的信念。数据逐步公开，正在推动公益领域透明度的发展。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需要学会遵守数据开放的规则。公民具有知情权，因此基金会生存的基础就是公信力。”程刚在谈到基金会透明度时说道。
在基金会中心网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各类调查报告资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市公司基金会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像这样的关于中国基金会的调查数据，中心网的主页上有很多，包含中国近3000家各类基金会的数据，基金会中心网正在影响着行业规范走向成熟。当积累的数据越来越多且深入时，程刚和他的团队也开始深层次思考，中基透明指数（FTI）就是一项重大的探索行动。“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地调查、不断地研究，用真实的数据来倡导中国的基金会在信息公开、信息披露、文化倡导等方面逐渐走向正规。”程刚说。
访谈过程中，程刚多次提到透明度如同基金会的生命力。“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要通过数据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要如何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