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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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 幸福感 城镇 农村

引言

幸福经济学的兴起推动了经济学家逐渐从简单地关注收入决定的效用转变到心理学所倡导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不仅反映了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还反映了居民的心理满足感，因而，主观幸福感能更完整且合理地评判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足感，是一个更好的直接度量居民福利的指标（Frey和Stutzer，2002）。而由于群体间收入水平、社会等级和参照系选择等不同，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显然存在系统性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也在大幅提高，居民物质福利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改善。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为居民所平等均享，社会财富的分配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偏差。特别是在城镇和乡村居民之间，由于长期城乡分割以及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城乡福利分配极不均衡，实际上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收入水平或物质福利的城乡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知，带来了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别。

早期的调查实践，如《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得出了近八成农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判断。而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面，罗楚亮（2006，2009）利用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的数据展开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一结论是成立的。但其后的观察和分析又颠覆了这一观点，呈现新的迹象。《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在200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首次超过农村居民。此后大量的有针对性地调查实践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依托这些调查资料，展开的实证结果是混合的，但总体是倾向于认同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张军华（2011）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比较的60篇文献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在认知指标和综合指标方面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

这一结果似乎更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因为从收入水平和物质财富上来看，城市居民的物质福利无疑要高于农村居民。但现代幸福经济学的文献，提醒了我们这一简单的认识并不可靠。特别是Easterlin悖论揭示的“幸福-收入之谜”（“幸福-收入之谜”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 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 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提醒了我们从物质福利并不是可以直接僭越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知。幸福的感知和组成元素是多元的，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际关系等等（奚恺元，2006）。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05），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的语境下俗称“关系”。在本文的概念框架中，两者是对等的），不仅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权力运行的基础，也是重要的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李树和陈刚，2012）。在理论上，社会关系网络对居民福利的贡献可能并不仅仅局限在增加就业和收入等物质性收益方面，“关系”还可能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自我认同，通过提高居民的心理满足感从而增进其福利（Crossley和Langdridge，2005）。虽然，社会关系网络被誉为“穷人的资本”（Grootaert，1999），已有研究发现，“关系”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但现实中，富人的社会资本更多（赵剑治和陆铭， 2009），城镇居民也可能由此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因此，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的分化或收敛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究竟如何需要解答。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在对比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在形成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中的作用。基于本文的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充分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和变量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异，删除带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共获得样本4890个，其中城市样本3118个，占63.8%；农村居民1772个，占36.2%。为了重点考察“关系”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1）

式（1）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样本。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μ是随机扰动项。变量Happiness是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Network是衡量居民社会网络的指标，X是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控制变量矩阵，B是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Happiness，来自被访问者对调查问题“整体来说，您觉得您快不快乐？”的回答。我们将调查对象所选择的“很不快乐”、“不太快乐”、“普通”、“还算快乐”和“很快乐”的答案，分别赋予-2～2 的整数。在本文的4890个样本中，回答答案为“还算快乐”的比重最大，在城镇和农村样本中分别占45.22%和39.28%（见图1）。

对于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度量，本文根据CGSS（2008）问卷中的问题，“在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与您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其他人大概有多少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春节期间拜年是创建和维护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采用这一问题来刻画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图2显示，总体来看，有着更高快乐或幸福感知的群体，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更丰富的。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个体特征因素，参考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控制的变量主要包括收入、社会阶层、工作时间、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等。各指标的选取及本文的定义见表1。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同时采用有序Probit和有序Logit模型，分别对总体样本、城镇居民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进行估计，实证研究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的原因，表2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在基于总体数据的模型中，无论是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还是有序Logit模型，“关系”（Network）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通过非生产率的作用渠道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陈钊和陆铭，2009），而且，“关系”还能增进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居民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增强其幸福感（李树和陈刚，2012）。因此，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表2中也分别列出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的估计结果。观察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在城镇样本中收入（Income）变量系数不显著，且符号不稳定，而在农村居民样本，Incom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结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悬的事实，我们认为这说明，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水平提高能够显著地改善居民的福利，中国农村居民的情况正是如此。但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不再明显，非物质因素例如社会关系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奚恺元，2006）。社会阶层（Class）、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性别（Sex）、年龄（Age和Age2）和教育（Edu）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和总体样本一致，这里不再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工作时间（jobhour）变量在城镇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农村居民样本中不显著，这可能与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民任劳任怨的习性有关。

（二）Oaxaca-Blinder分解

借鉴Oaxaca（1973）和Blinder（1973）的方法，可以考察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于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影响程度。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将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分解成两部分：

（2）

等式右边第一项是幸福感差距中能被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数量差异所解释的部分，称之为特征差异；第二项为不可解释的部分，表示具有相同的个人禀赋特征的两组居民由于认知所导致的差异，反映了居民的感知能力差异，称之为系数差异。

基于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我们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进行了分解，由于两个模型的分解结果一致，本文仅报告了Probit模型的结果，见表3。表3中，城镇居民幸福感高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差距的贡献高达138.12%，其征差异为10.14%，系数差异为127.98%。这一结果说明，在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形成中，社会关系网络扮演中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在于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更在于城镇居民更会享受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感。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统计发现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农村，有序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显示，收入的提高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居民的幸福感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加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差距，这不仅在于城镇居民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而且更在于其能够感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幸福。

本文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城乡分化和不平等中“关系”的作用，也提醒人们重视“关系”对中国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影响。由于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优势如政治和经济资源用于创建和维护“关系”网络，并且他们更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获取福利，从而得到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在经济社会转轨和城乡融合的主流背景下，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劣势被放大了。这可能不仅在于农村居民在创建、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利用“关系”获取物质财富能力上的差异，而且也可能是文化冲击和意识调整带来的原有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使得原本建立在地理和血缘基础上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更为脆弱。因此，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清晰和公平的规则体系打破“关系”带来的城乡分配不公，更需要注重原有关系网络的瓦解和重构所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形成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融合。

参考文献：

1.Blinder，A.， 1973，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s and Structural Estimation[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8

2.Crossley， A. and D. Langdridge， 2005， Perceived Sources of Happiness： A Network Analysi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6（2）

3.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148， 1999

4.Oaxaca，R.， 1973，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4

5.陈钊，陆铭.佐藤宏.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9.11

6.李树，陈刚.“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8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8.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经济学（季刊），2006.4

9.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

10.奚恺元.“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 望，2006.3

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回收的9636份有效问卷中，年龄、家庭月收入、职业等基本情况为：从年龄段看，26—50岁的占x%，18岁以下的占x%，51岁以上的占x%;从家庭月收入看，1000元—3000元的占x%，400元—1000元的占x%，400元以下的占x%，3000元—10000元的占x%，10000元以上的只占x%;从职业看，农民占x%，企业工作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占x%，机关、事业单位职员占x%，学生占x%，离退休人员占x%，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只占x%。

二、百姓普遍感觉幸福自豪

调查结果显示，百姓感觉自己生活幸福的占x%，其中非常幸福占x%，比较幸福占x%，幸福的占 x%;感觉不幸福的占x%，其中不太幸福占x%，非常不幸福占x%;说不清楚的占x%。百姓为自己幸福自豪感打70分以上的占x%，其中91分以上占 x%，81—90分的x%;71占—80分的x%;幸福自豪感打70分以下的x%，其中61—70分的x%,60分以下的x%。调查数据说明随着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到生活幸福自豪。从调查对象的分类看，有以下特点：

一是学生的幸福自豪指数最高，为自己幸福自豪感打70分以上的达x%。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次之，占x%，其中从事文教事业的人员幸福自豪指数最高，占x%。第三是公务员，占x%。其他职业依次是国有企业职工72.58%，个体工商户x%，进城务工人员x%，离退休人员x%，农民x%，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x%。最低的是民营企业职工只占x%，70分以下的占50.48，其中61—70分的x%,60分以下的x%。调查表明，幸福感较强的是在校学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员，幸福感较弱的职业是农民、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民营企业职工。前者有固定收入，职业稳定性较强，社会地位高，有着完善的社会保险，这些方面都优于其他职业，进而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在校学生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多机会体会，故其幸福感最高。而对于幸福感较低的相关职业，如何提高这部分人对幸福的基本需求，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是低年龄组人口幸福自豪指数高于中、高年龄组人口。17-29岁人口幸福自豪感70分以上的最高为x%，60分以下的为x%;31-40岁人口70分以上的占x%，60分以下的占x%;41-60岁人口70分以上的最低占x%，60分以下的占x%;61岁以上人口70分以上占x%，60分以下的占x%。其中幸福指数相对最低的人群主要是41-60年龄段的居民，此年龄段正面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事业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对自身的期望要求较高，导致身心疲惫，这是其幸福指数不高的最主要因素。

三是进城务工人员高于务农农民。此次调查的进城务工人员是指从村镇进县城打工的人员，其身份也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70分以上的占x%, 60分以下的占x%，70分以上的x%，60分以下的占x%。

四是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百姓幸福指数，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烈。个人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人口占调查总数的x%，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x%;月收入在2019-3000元的占x%;月收入在1000-2019元占x%;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x%;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占x%。结果显示，收入的高低与百姓幸福指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且幸福指数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表现出线性上升的态势。幸福指数最低的是收入1000元以下的居民，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由于其物质生活和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相对较高，则其幸福指数总体相对高一些。表明在现代生活条件下，百姓收入直接影响着对幸福的感受。挣到 “钱”才能挣到“幸福”。

五是李家庄乡农民幸福自豪最高，70分以上的占x%，其他依次为x乡x%，x乡x%，x乡x%，x镇x%，x乡x%，西寨乡59.4%，x镇x%，x镇x%，x镇x%，x镇x%，x乡x%。

三、百姓认为家庭和睦最幸福

在调查“您认为那些因素最有可能增加您的幸福感?”时，百姓选择“家庭和睦”频率最高，占被调查对象的x%;其他依次为“丰厚的收入”占x%;“稳定的社会局势、舒适的居住环境”占x%;“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占x%;“健康的心理”占x%;“融洽的人际关系”占x%;“实现自我价值”占x%;“足够的休闲时间”占x%;“丰富的业余生活”x%。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们生活幸福的港湾。随着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家庭能够愉悦人们心情，缓解压力，相互呵护的作用日显重要。在物质以及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今天，平安健康对于每个百姓也至关重要。而收入和事业追求，则是百姓满足现代生存条件，追求更好生存环境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艰辛。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多、工作忙并不代表生活最幸福。

四、经济收入是影响百姓幸福的最大因素

百姓感觉不幸福，受经济收入的影响最大占x%，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是所有社会物质条件中对幸福感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其他依次为住房条件x%，人均可支配收入差,x%，社会保障x%，医疗状况x%，教育问题x%，个人及家庭问题x%，食品安全问x%，下岗就业x%，其他问题x%。

五、生活幸福感调查情况

生活幸福感我们主要是从住房条件、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和人际交往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xx县人民对居住状况满意度较低，其余的整体满意度都比较可观。从数据上看，对居住状况满意及以上的仅占x%，对健康状况满意及以上的占x%，对家庭状况满意及以上的占x%，对人际交往满意及以上的占x%。各项指标中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和人际交往的满意度都达到了x%以上，这三个指标充分反映了xx这片神奇的土地很适宜人类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人际关系好，家庭观念强，身心健康。但对居住状况不满意的占到了x%，非常不满意的达到x%，其中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对居住状况非常不满意的最多，占x%;民营职工其次，占x%;进城务工人员排第三，占x%。这说明虽然我县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百姓的住房环境、房屋质量、配套设施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需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六、社会幸福感调查情况

社会幸福感主要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交通、治安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xx县人民对生活环境的交通状况的满意度是最高的，满意及以上达到x%以上，说明近几年xx县通过实施“村村通”等公路建设工程，全县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基本解决了群众行路难、出行难。医疗保健的不满意比例是最高的，占x%，这说明xx县近年来虽然实施了医疗制度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等各项优惠政策，但贯彻和落实的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地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其他各方面的满意程度，一般及以上的比例都超过了x%以上，这说明了xx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七、全县实现“村村通”大家引以为豪

“村村通” 是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一项民心工程，也是广大百姓最欢迎的“德政工程”。在调查对象中以“全县实现村村通”引以为豪的占x%，其他依次为“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占x%;“xx中学高考达线率连续20年在全市同类学校名列第一”占x%;xx2019年财政收入达到x亿元，位居全市第六”占x%;“xx境内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立项建设”占x%;“大寨品牌和大寨精神”占x%;“投资x亿元实施城市集中供热工程”占x%;“阳煤寺家庄矿、国投安坪电厂等大企业落户xx”占x%;“环保工作位居全省前列，荣获全省空气质量改善突出贡献奖”占x%。

八、人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在调查“对“xx”末xx经济社会发展的展望，请您选择最令您自豪的选项”时，选择“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的占x%，由此可见，近年来xx城乡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使广大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更激发xx人民建设“宜居xx”的热情和信心。其他依次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占x%;“经济转型取得质的飞跃”占x%;“社会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占x%;“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占x%;“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占x%。

九、的明天更美好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对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充满信心的占89.34%，说明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顺应全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民生问题，就业、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城乡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数据充分表明，政府工作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肯定，大家对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充满信心，更对xx的未来和自己的幸福充满了信心。

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38.0%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33.0%、40.2%和41.0%。34.3%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影响幸福四大因素中的“住房保证”。十年之前，这个问题真还值得讨论。可是到了今天，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买不起房子，甚至完全放弃了买房的想法。而与住房密切联系的婚姻、恋爱问题却不能这样被放弃。住房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心理上的重大创伤，不仅改变了幸福指数，很可能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

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7-0112-03

2012年6月，武汉市市政府出台了《武汉市建设人民幸福城市规划》，这项全国首个幸福城市规划，从富足、保障、宜居、公平、文明五大方面，列出43项细化指标“计量”幸福。为反映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水平，调查组于2012年底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等7个中心城区分别采用了分层随意抽样、多阶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常住居民的幸福状况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60份，有效率为96.7%。问卷中设计了19个具体因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月收入五个方面。第二部分是分项幸福指数，包括居民对目前住房条件、交通状况、人际关系、身体健康状况、基本权利行使、生活环境等方面满意度的问题，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调查对象的总体幸福指数，包括武汉城市发展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

一、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

1.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

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规划，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发展机遇较多，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读书“充电”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从不断的学习中获得满足感，体验幸福。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工作或者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相对较少，一般感觉生活空虚、单调。调查结果显示，学历在资源分配中占有一定优势，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地位、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密切相关，较高的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体体验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

2.幸福感高低与居民的职业、经济收入关联性很大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与职业、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较高的群体在选择个人理想生活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可抵御经济和个人风险，因此也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何种幸福指数群体，高收入人群的人数比低收入人群的人数少得多。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贫富差距依然很大，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呈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3.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对医疗、交通、环保、安全等外部环境状况的满意度普遍较低

23.8%的居民对自己目前的住房条件处于低满意度水平，22.7%的居民对自身居住的社区环境如绿化、净化等也处于低满意度水平。54.4%的居民对武汉目前的交通状况处于低满意度水平。 在医疗方面，35.3%的城市居民认为武汉的医疗条件和服务处于低满意度水平，41.1%的居民认为一般。尽管武汉市医疗技术条件比较好，部分居民认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市民就医舍近求远，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少有人问津。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公布全国28个大中城市“烦恼指数”中武汉最末，平衡指数仅为46.69，排在第28位（如表1），反映出武汉城市居民普遍存在的心情状态。同时近年来频繁曝出的铬超标胶囊、三聚氰胺毒奶粉、地沟油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雾霾天及PM2.5使人们对社会生活环境产生担忧，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调查显示，48.8%的居民认为安全感不强，只有7.2%的居民表示很有安全感。

4.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较高，对行使基本权利的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人际关系也是反映人们身心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发现能够合理协调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三者关系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50%的居民反映可以处理好，23.4%的居民反映偶尔能够处理好，3%的居民反映完全处理不好。

武汉居民认知权利的意识普遍比较高，但27.6%的武汉城市居民对自身基本权利的行使处于低满意度水平，更有少部分居民表示他们从未行使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一个民主、公平、法制健全的政治环境是居民获得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只有居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幸福感才会提高。

总的来说，武汉城市居民在对目前生活质量的高、中、低满意度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3.0%、34.8%和22.2%，有60.4%的居民认为未来将会比现在幸福。可见居民对武汉未来城市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人们一切主观活动的基础，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收入越高，幸福指数就越高。但经济收入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著名“伊斯特林悖论”认为，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美国1991年人均实际收入是1946年的2.5倍，而主观幸福程度基本上保持不变（Easterlin，2001；Frey and Stutzer，2002）；对英国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日本1987年的人均GDP比1958年高5倍，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增加（Oswald，1997）。《2013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也指出，2012年武汉市居民收入增速首超GDP增速。但无论从总体还是从不同居民阶层等来看，武汉城市居民幸福度处于中等，这主要源于作为人的幸福感受的基础：武汉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物价、房价上涨影响居民的物质生活，而精神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居民的文化渴求及愿望仍有较大差距。

2.民生因素

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是有效提升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建设“幸福武汉”也成为武汉的热点议题，2012年“幸福武汉”写入武汉政协议案，2013年“坚持民生优先，增进人民福祉”、建设“美丽江城、幸福武汉”写入政府工作目标，都体现出政府正在努力建设让群众满意的幸福和谐城市。2013年武汉开通25条微循环公交线路；建设绿道200公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增加20%，文体惠民工程得到进一步推进，市民一年仅需花费200元可畅游21家收费景区等。可以说，目前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总体处于中上等指数范围与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有着密切联系。

3.人际关系因素

根据调查，收入、住房和婚姻家庭问题是位列前三的影响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婚姻问题日后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子女作为家庭单位的一份子，其教育问题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调查了解到，有受访者表示家中子女正在接受良好教育，子女在校的优良表现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望，但过高的子女教育费用也给居民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

4.社会因素

生态环境、交通环境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武汉在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中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为第26名，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倒数第6位；在全市70个主要监测湖泊（水库）中，25个湖泊（水库）水质较差，均为劣Ⅴ类，占35.7%。从调查结果看，武汉市居民对社区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很低，分别为15.63%和14.06%。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看病就医等社会问题突出是导致武汉城市居民幸福度不高，也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

三、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策略建议

1.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加快“软环境”建设

政府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武汉市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积极改善外部“软环境”建设，摈弃以牺牲环境、过度竞争为代价，单纯追逐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的旧有模式，逐步建立起与人们幸福感高度融合的新模式。只有GDP与GNH同步协调发展的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不断进步的社会。

2.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交通、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关注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进一步把发展成果体现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上来，引导民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多数人幸福为目标的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政府职能也在由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调整转变为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将提升GNH纳入到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评体系中，不断完善武汉居民幸福指数考核的硬性指标，“幸福武汉”才不会成为一个空头口号。

4.加强居民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

城市居民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追求目标，幸福感表现为一种价值感，自己感觉到有存在的价值就会感觉到幸福，应为居民多创造出这样的条件或机会，使其在一步步的实现中感觉到满足与快乐，自然就会产生幸福感。

综上所述，通过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上述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状况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武汉居民的现状和未来的诉求取向。虽然限于问卷范围和居民主观因素的影响，其结论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关注武汉市的发展能给居民带来什么，越来越关心能否从城市的发展中获得更多幸福感。作为党政部门，积极提升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既是责任又是义务，既有困难，又有机遇，本文提到的几点策略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希望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邢占军，刘相.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幸福指数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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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立平.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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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欢，李小鲁.和谐社会视野下构建公民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文献综述[J].大理学院学报，2008（1）.

[6]邢占军.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追踪研究[J].数据，2006（8）.

[7]严标宾，郑雪，邱林.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4）.

[8]苗元江.幸福感：研究取向与未来趋势[J].社会科学，2002（2）.

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幸福城市；幸福文化；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34-02

当前，“幸福”一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网络热词和时代强音，特别是党的十的胜利召开，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对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决心。盘点2012年，“幸福”悄然成为我国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广东省编制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开了全国的先河，武汉市又出台了国内首个幸福城市专项规划。我们发现，建设幸福城市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就是要扎扎实实创造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幸福，使人民群众政治上有优越感、经济上有成就感、生活上有归属感、保障上有安全感、精神上有愉悦感。那么，建设幸福城市，提升群众幸福感的条件有哪些？必由之路在哪里？根本保证是什么？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思考和研究。

一、建设幸福城市，提升群众幸福感的条件

建设幸福城市，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在全社会培育科学健康的“幸福文化”，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提升群众幸福感，需要幸福文化来支撑。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引导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主流文化，什么是幸福文化。通过幸福文化的建设，告诉身处不同阶层、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幸福的生活才是有质量的生活，人人都需要幸福，人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得到幸福。笔者认为幸福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让人们追求幸福、创造幸福、共享幸福。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大大增加幸福文化的成分，提高幸福文化的影响力，把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将群众的幸福作为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大力宣传幸福、用健康的观念引导群众、营造幸福的社会氛围，鼓励群众追求幸福，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进幸福文化，让它深入人心。全社会应以培育幸福文化为核心，以振兴幸福产业为主导，以增强群众和家庭幸福感为目标，以确立幸福管理理念和幸福指数评价体系为支撑，建立幸福文化体系。

二、建设幸福城市，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必由之路

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是提升群众文明素质，提高群众幸福感的必由之路。要科学推进幸福城市工作，必须牢牢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着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自觉将其纳入幸福指数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和谐社会建设评价体系，纳入文明创建评价指标体系，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才能取得显著成效。具体来说，要在实践中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建设幸福城市，要鼓励和引导群众胸怀远大理想，立足平凡岗位，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和谐，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建设幸福城市的滚滚浪潮中。建设幸福城市，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育公民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强化诚信公信建设。目前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践活动，各级各类主要新闻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等要发挥好“喉舌”作用，褒扬道德模范，曝光不道德行为，引导整个社会从善如流。同时要利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新手段，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舆论攻势，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二）进一步做好文化工作，发挥大众文化的熏陶和引领作用

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标志，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必须重视发挥大众文化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等方面潜移默化的作用，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提高文化产品品位与提高群众文化鉴赏水平的统一，既要大力支持精品文化，也要鼓励和发展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享受的大众文化，让人民在娱乐和享受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谐幸福城市的价值认同。

（三）进一步抓好重点群体，努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养成教育”，不能一蹴而就，要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引导青少年深刻把握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保持精神追求和精神力量，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引导青少年深刻把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爱人民的朴素感情。同时要注重家校联合，避免出现青少年道德教育“5+2=0”的尴尬局面。

三、建设幸福城市，提升群众幸福感的根本保证

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建设幸福城市，提升群众幸福感的根本保证。建设幸福城市，首先要求政府能为民众幸福创造条件。但仅有政府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建设幸福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创建幸福社区、幸福村镇、幸福家庭、幸福人生。

（一）幸福社区

幸福城市与幸福社区紧密相连，建设幸福城市绝不能忽视社区的作用，只有社区生活日趋幸福，建设幸福城市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为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行社区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建设幸福社区，首先要问一问居民哪里幸福，哪里满意，哪里不幸福，哪里不满意。既然是为了社区居民幸福，首先得尊重居民的意愿，不能把政府或专家学者认为的幸福强加于人。将问卷结果汇总归纳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影响幸福感的原因，对症下药。

第二，成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问卷调查结束后，对总结出来的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每个社区都有不少有爱心、有能力的人，特别是退休人员，他们希望为社区做点事，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人的重要作用，成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比如，成立幸福加油站，解决问卷调查中影响幸福感的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幸福加油站设一个联络组，负责联系管理处、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等，反映小区居民的意见，改善生活环境。成立幸福护理站，改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人与人的良好关系是快乐、幸福的源泉。因此，幸福护理站主要是接听居民电话和接待来访，对自认为不幸福的居民进行疏导，甚至可以联系专家来社区举办专题讲座。成立幸福互助站，光有幸福加油站和幸福护理站还不够，还要充分调动居民的力量进行互助。小区居民中有各种专业人士，比如律师、教师、医生，有各种专长，比如弹琴、外语、厨艺，可以动员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小区居民也有各种困难，比如老人、小孩需要临时性的照看等。幸福互助站可以向各家各户发放征求意见表，愿意提供帮助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填写。然后，由互助站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对提供帮助的志愿者进行登记，记录服务的时间、成效。他们若有需求，可优先获得帮助。年终公布志愿者名单，对服务时间长与服务优秀者进行表彰。这样，就可以利用小区居民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提高幸福感。

（二）幸福村镇

建设幸福城市，是一项惠及一个城市全体城乡居民的伟业，市区有市区的幸福生活，农村同样有农村的快乐日子。幸福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市区居民的幸福感提高，还包括村镇农民的幸福感提高，决不能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民置于幸福城市建设的真空地带。要在农村开展幸福村镇建设活动，切实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尽快实现就业，政府应“多管齐下”，以“培训带动就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其次，丰富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培养村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再次，进一步优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村民生活品质。最后，保证教育均等化，切实提高村民素质。

（三）幸福家庭

笔者认为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准条件，文明是家庭幸福的道德追求，致富是家庭幸福的重要保障，奉献是家庭幸福的价值体现。政府一方面要解决一些贫穷落后家庭在生产、生育、养老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顺应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另一方面要在全市城乡开展幸福家庭评比活动，评建结合，以评促建。

（四）幸福人生

幸福社区也好，幸福村镇也罢，最终都要落脚到提升群众幸福感，享受幸福人生这一目标。建设幸福城市可以推出诸如“打造幸福精彩人生・助推幸福城市建设”等品牌活动，整合资源、统一时间、统一内容、统一宣传、统一行动，开展诸如“幸福人生・健康行”、“幸福人生・文明行”、“幸福人生・助学行”、“幸福人生・济困行”等系列活动，力戒走过场，务求实效。

建设幸福城市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只要城市的管理者统筹兼顾、尽力而为，社会各界和全体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就能形成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良好局面。只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人民群众的智慧充分涌流，活力竞相迸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幸福城市的建成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陈凌.共享发展成果，建设“幸福社会”[N].扬子晚报，2011-03-04.

[2]姜宏波.人的幸福指数评价及实现途径[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