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幸福”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资水平”，其次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来依次是“提高医保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城市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改善社会治安”和“治理交通拥堵”。

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10708

一、问题提出

关于民生问题，福利经济学已构筑了较为规范的理论框架，为政府矫正（或者减轻）有缺陷的干预提供了规则和方针[1]，但因为缺乏关于政策失灵的综合性理论，因此无法解释政策失灵的关键性因素。布罗姆利提出四种制度交易以反映社会群体不同偏好的制度安排，并将公共政策问题与制度变迁问题联系起来，视公共经济政策选择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变量[2]。他的观点将推动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基于他的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长远规划形成较科学的政策分析的理论参照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重点转移到收入差距等民生问题。例如，汪伟和郭新强建立了一个考虑两类代表性家庭的两期消费决策模型，讨论了收入不平等、消费目标和中国储蓄率的相关关系[3]；严善平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青年涌入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小城镇的社会现象，指出了城市内不同就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根源，提出了一个制度性改善建议[4]；张学志和才国伟利用广东省成人调查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收入是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基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但对幸福感提高存在一个“拐点”，尤其考虑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的作用就不再显著[5]。已有文献虽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涉及到政府政策与收入的一些关联问题，但都未对现阶段正在实施的主要政府政策的绩效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评价，过于强调某一政策手段对于某一具体目标的影响效应，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夸大了这一手段的影响效果。本文将科学测量和横向比较与主要民生目标有紧密联系的政策工具向量集的边际影响方向和大小。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假设社会上仅存在两个利益集团i和j，那么社会福利函数表示为：

w=f（ui，uj）（1）

布罗姆利曾指出，公共政策中的难题是“如何决定相对的社会福利函数w的性质”。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关于集团i还是j的利益谁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集团i的利益相对于集团j的利益更为重要，那么公共政策的目标趋向于形成牺牲集团j的利益而使集团i获益的社会福利函数w1。假定集团i为收入水平低的人群，集团j为富人阶层，如果新的经济政策对收入水平低的人群更加重视，相对社会福利函数会从w2转变到w1，那么收入水平低的人群生活会得到改善。

图1不同的效用可能性边界

关于具体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问题，布罗姆利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判断制度变迁过程中潜在的收益是否能足够补偿源于这种变迁的其他损失。以利益集团i和j为例，下式反映了变迁的会计现值：

其中，v是制度变迁的会计现值，p是时间偏好的社会比率，bit-cit和bjt-cjt分别表示利益集团i和j的t期净收益，cj0是集团j为了执行经济政策不得不承担的必要投资成本。

如果政策执行效率高，则满足下列条件：

式（3）右面的第二项是集团j因为执行政策而引起的现值净收益。这里假定开始时刻集团j的利益经常被牺牲，所以这一项为负。利益集团i的现值净收益（式（3）左面部分）必须能够弥补集团j为执行政策而承担的初始成本和现值净损失。如果这一条件成立，我们可以判断，经济政策引起的制度变迁增加了社会的总体效率。

本文着重检验以城乡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为目的的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公共政策实施的表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技术上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下面方程：

公式（5）中因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将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的非观测个体效应相关，从而造成估计的内生性。此时采用ols、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学者建议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以构建动态面板数据

型的一致估计量[6-7-8]。

广义矩gmm主要可以分为系统gmm（system gmm）、一阶差分gmm（diff-gmm）等。差分gmm估计是通过一阶差分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利用了差分模型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差分扰动项正交的矩条件。先做一阶差分以消去个体效应μi，可得：

三、实证设计

（一）命题设计

下面在国内外关于主要政策与收入、收入差距等主要民生指标的关联性研究基础上，形成可参照的主要理论观点。

1.经济增长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居民没有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许启发等研究发现，总体上，沿海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快，内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慢；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沿海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快[9]。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表明，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递增9.8%，人均收入年均递增9.2%，但是高增长没有必然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因此政府不应该以实现gdp高速增长为终极目标进行资源配置，需要降低生活成本，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据此提出命题1。

命题1：现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等社会问题。 　2.城市产业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推行城市改革，但农村改革相对停滞，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扩大，村民和市民享受不同的待遇和福利。有学者指出，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没有保留自身的文明，还被现代都市发展引发的一些问题包围，例如农村的垃圾、卫生等环境和饮水问题[10]。周世军和周勤的研究还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使得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提升了城市经济水平，但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比率由1986年的3.64∶1提高至2008年的14.08∶1，上升了2.87倍，其原因被归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政府或企业通过提高工资、转移支付等形式使得城镇居民享受到较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拉大了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11]。据此提出命题2。

命题2：偏重于城市发展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虽整体上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

已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存在如下四点存量效应：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缩减效应和错位效应。焦斌龙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扩张效应大于平等化效应，即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拉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表现在，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增加，而没有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12]。徐舒和朱南苗研究发现劳动者异质性潜在能力价格效应的不断上升是引起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高学历劳动者潜在能力价格相对于低学历劳动者上涨更快，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间的实际收入差异增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3]。李俊青和韩其恒基于二元经济的时代交叠模型的研究表明，改变我国现阶段教育市场的二元结构需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政策入手[14]。基于此提出命题3。

命题3：经济发展初期，教育政策特别是我国着重发展人力资本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因为忽视了低学历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和未能完善收入差距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4.市场化政策

贾康和孟艳认为我国居民财产和收入的快速增长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结果。陈太明基于波动和增长的福利效应两个视角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非常有效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是继续有效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政策[15]。但邓伟和向东进基于1999—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采取哪种途径，国有经济的存在都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造成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即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最终认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16]。瞿晶和姚先国也坚持了这一论断，他们认为由于个人异质性的存在，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个人所得税政策来调节这种收入差距[17]

。据此提出命题4。

命题4：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点，我国目前推行的市场化改革、私有产权保护政策促进了产出增加、效率提高和居民整体收入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了收入风险，需要国家政策调控。

5.对外开放政策

dixit认为如果我们不增加针对私人契约本来特征的任何制约且政府政策是灵活的，全球化会增加福利水平，原因很简单：如果全球化增加了保险的需求，私人契约安排和允许私人保险的政府政策将被采取。一旦我们允许市场和政府的最适反应，那么福利将会增加[18-19-20]。唐东波和王洁华基于1995—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认为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有利于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21]。但fajgelbaum等认为许多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常常会使较富裕国家的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国家的较富裕家庭获益[22]。据此，如果基于我国仍是低收入国家的现实情况，他们支持贸易自由化会加大我国贫富差距的观点。包群等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企业出口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不明显[23]。邵敏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动对其员工收入水平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他还指出针对不同行业类型，结论有所不同，例如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动对员工收入影响不显著；资本、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应为正向，因此出口贸易对我国员工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使出口产品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24]。基于以上分析，尚不能确定贸易开放对我国主要福利指标（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方向，故提出命题5。

命题5：我国偏向于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不一定明显增加收入，甚至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危险。

6.政府财税政策

公共财政的收入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主，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税收总体上的态势良好，但结构上出现的问题导致了在财政政策中无法运用税收政策工具进行调节，无法发挥再分配、收入调节和社会稳定功能，需要继续优化税收结构[25]。这一说法也被学者彭海燕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她认为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且进一步加强的再分配效应，但调节效果非常有限，需要在公平视角下改革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26]。王鑫和吴斌珍基于我国2004—2007年36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认为调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免征额对消费有明显的刺激效果，此研究为政府通过减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提供了经验支持，但结果还显示出非东部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没有显著变化的客观事实[27]。个税调节效果甚微的结论被马骁等[28]的研究证实。故提出可命题6。

命题6：已实施的减税政策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收入，但总体效果甚微，尤其是低收入地区效果不明显，需要结合地区和对象特征有的放矢地制定和调整政策目标。 　（二）数据选取与指标测量方法

为了考察政府实施的主要政策表征变量对民生指标的影响作用选取了主要民生指标和表示主要政策特征的指标。总样本涵盖了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省级数据主要取自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

1.被解释变量的指标选取方法

本文选取年鉴中易获取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城市收入水平（crev）和农村收入水平（nrev）的变量。收入水平指标均采用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作为反映城乡收入差距（cnre）的代表性指标。

2.解释变量名称及指标处理方法

增长政策指标（rgdp）：本文使用各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除以各地年底总人口数来测算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单位：万元/人），它被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政策实施总体状态，其中，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是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对各地区现价国内生产产值平减得到。城市产业政策指标包括第二产业政策（ind1）和第三产业政策（ind2）两个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均为现价）体现各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的实施状况。人力资本发展政策指标（hcap）是指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占当地的年底总人口数的比值

。市场化政策指标（mark）是指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与个体年末从业人员数的加总）占整个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对外开放政策指标（open）是指进出口总额

进出口总额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换算成实际人民币金额。占整个地区实际生产产值的比值。公共财政政策指标（fisc）是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现价）的比值。

四、经验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方法

本文所有估计结果都是基于stata11.0运算而成，且表1中最终给出的ar检验和hansen检验结果均显示模型设置合理。首先我们对以对数城市收入水平（crev）为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一步差分gmm估计，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为0，表明一步差分gmm估计模型所选工具变量不是很好的工具变量。当我们再对所建模型进行两步差分gmm估计时，回归结果汇报了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和iv类型工具变量检验p值均为1，这表明gmm估计所选工具变量有效。且ar（1）p值为0.000（<0.1），ar（2）p值为0.169（>0.1），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则说明模型设置是合理的。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对当期被解释变量的边际系数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也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这说明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选择是合理的。因篇幅有限，其他检验过程不再赘述。

（二）公共政策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1显示，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包括：经济增长（rgdp）、第二产业政策（ind1）、第三产业政策（ind2）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第三产业政策（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233个单位；其次是第二产业政策（ind1），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195个单位；随后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72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有较小的影响，这一政策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09个百分点。

表1还显示出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负相关，通过了10%水平检验，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微弱下降0.01个百分点。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不仅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且经济意义上也不显著。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基本不相关，统计上没有通过10%水平检验，并且系数回归值也非常小，因此本文样本数据结果无法证明市场化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

（三）公共政策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仅包括两个，即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mark），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231个百分点；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也有不小的经济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2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负相关。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分别大幅度减少0.321和0.432个单位；其次是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下降0.188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在统计意义上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在经济意义上呈微弱的负向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分别小幅度下降0.066和0.019个百分点。

（四）公共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有

显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其中，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分别扩大0.514和0.487个单位；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0.299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比较微弱的经济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扩大0.057和0.020个百分点。

表3还显示出两个政策变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的影响。它们是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较大的变量是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0.073个百分点；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样本数据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缩小0.031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鉴于新时期我国面临的民生问题，本文以布罗姆利的社会福利模型作为理论参照系，重点研究已实施的公共政策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先基于已有研究总结了它们之间关联性的基本观点，遴选出民生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政策变量，然后基于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影响不同民生目标的主要政策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政策。基于经济增长指标基本与收入水平呈正方向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反方向的检验结果，我们认为以提高人均gdp为目的的增长政策与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民生目标并不矛盾，随着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开始呈现单边上行的趋势，且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缩小态势。但我们也注意到，收入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同比例变化，这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同比例增长。

第二，城市产业政策。检验的结果基本符合命题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随着地区城市产业的扩张，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明显获得了改善。但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经济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一个地区资源向城市产业倾斜，那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出现相对于城市下降的风险。由此推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均衡发展三大产业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农民收入，应该在继续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时，从政策上积极引导和激励农民采取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现代农业，以增加收入。

第三，人力资本发展政策。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它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且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检验结果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政策过于偏向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不仅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基础教育，更忽视了农村主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通过发展教育促进整个地区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新型现代农业，改善农村实际生活水平[29]。

第四，市场经济政策。模型结果虽不能证明市场化政策与城市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但基本显示出它与农村收入水平的正向关系，它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的检验结果说明了，积极的市场化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现阶段我国应该继续推行市场化建设，以农村为例，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僵化，急需改革，以便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并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

第五，对外开放政策。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对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均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然，压低劳动者工资成本造成了城乡居民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偏低的劳动报酬，尤其是压低农村产品收购价格而片面的出口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

第六，公共财政政策。结果显示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如果考虑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民生政策目标，降低全社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费负担将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

总之，我们认为地方政府gdp应与居民家庭收入同步增长，任何造成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民生发展战略。应当建立经济增长中的民众共享机制，实施产业均衡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者质量和人口素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减少社会税收和政府各项费用，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最终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30-31]。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沃尔夫.市场还是政府——不完善的可选事物间的抉择（第1版）[m].陆俊，谢旭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第1版）[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汪伟，郭新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高储蓄率：基于目标性消费视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1，（9）：7-23.

[4]严善平.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对2003年、2009年上海就业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1，（9）：53-61. 　[5]张学志，才国伟.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9）：63-71.

[6]arellano， m.， bond，s.r.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 58（2）： 277-297.

[7]arellano， m.，bover，o.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 1995， 68（1）： 29-52.

[8]blundell， r.， bond，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9]许启发，蒋翠侠，刘玉荣.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j].统计研究，2011，（10）：27-36.

[10]李文钊，谭沂丹，毛寿龙.中国农村与发展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j].管理世界，2011（10）：32-47.

[11]周世军，周勤.政策偏向、收入偏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财贸经济，2011，（7）：29-37.

[12]焦斌龙.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存量效应[j].中国人口科学，2011，（5）：16-25.

[13]徐舒，朱南苗.异质性要素回报、随机冲击与残差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1，（8）：92-103.

[14]李俊青，韩其恒.教育、金融市场和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j].世界经济，2011，（9）：42-62.

[15]陈太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效性的定量研究[j].统计研究，2011，（10）：54-59.

[16]邓伟，向东进.转型时期的国有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贸经济，2011，（9）：19-26.

[17]瞿晶，姚先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分解研究[j].统计研究，2011，（11）：50-55.

[18]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moral hazar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7，23：（3）：201-220.

[19]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adverse selec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9，56（2）：235-247.

[20]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imperfectly observed outcom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104：（1）：195-203.

[21]唐东波，王洁华.贸易扩张、危机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1，（9）：14-25.

[22]fajgelbaum，p.， grossman， g.m.，helpman， e.income distribu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119（4）：721-765.

[23]包群，邵敏，侯维忠.出口改善了员工收入吗

？[j].经济研究，2011，（9）：41-53.

[24]邵敏.我国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7）：67-76.

[25]王立勇.我国财政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定量评价[j].财贸经济，2010，（9）：52-57.

[26]彭海燕.我国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及累进性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3）：11-17.

[27]王鑫，吴斌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1，（9）：66-86.

[28]马骁，陈建东，蒲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及调节收入差距效果的研究——以2008年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镇住户月度调查数据为例[j].财贸经济，2011，（3）：18-24.

[29]陈萍，李平.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经问题研究，2012，（5）：100-107.

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受众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媒体和媒介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②。在大众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真正实现大众健康传播功能的基础和有力保证。

培养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质疑和评估能力

有研究者调查认为，我国受众对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倾向是“似乎把所有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权威的，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更不习惯做信息来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动机，不通过头脑过滤，一味地全盘接受”③。可见受众对媒介信息缺乏质疑和评估能力。要使受众具备对信息真伪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应使其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过程。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社会信息的过程，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信息“把关人”决定把什么样的信息发送给受众。④因此，一个具有媒介素养的大众健康传播的受众必须认识到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并不是纯客观的，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所谓现实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是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传播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观现实。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虽然属于国有，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市场标准在我国大众媒介组织的信息选择把关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标准。以往，受众只是片面地看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众传媒为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以为大众媒介现实就是客观现实，高度信任大众传播组织及其传播的信息，而忽视了大众媒介的经营性质可能导致为追求收视率、追求利润而放弃社会责任，因此，受众盲目轻信了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的健康信息，从而出现了“张悟本事件”等一系列伪健康传播事件。其次，受众懂得媒体的语言修辞和宣传策略，就能解构媒介信息，理性鉴别选择信息。伪健康传播中的传播者为达到其营销宣传目的，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传用语常常夸大其词，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见效，无效退款”、“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等来宣传其产品，这样的宣传用语明显违反了我国《广告法》、《医药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伪健康传播者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还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印证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列举一些病案，或让一些所谓的患者现身说法，宣扬其产品的神奇疗效；或者利用受众的慕名和权威崇拜心理，经常请名人为其产品代言。伪健康传播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创造酷似真实的情境来制造一个个媒介拟态环境，使受众接受其宣传，却违背了大众传播要求传播的内容必须真实的基本原则。受众在媒介构建的虚拟环境中应始终保持理性，对其信息进行质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是用已知的知识来吸收、同化新知识，再重新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因此，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当受众在面对健康信息时，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识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义，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别信息中的矛盾和伪科学的信息，容易对媒介信息轻信盲从，也就不能自主获得正确信息。相反，当受众拥有较高水平的健康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认知结构时，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种媒介信息，并能通过信息表面含义，由表及里，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的含义，对信息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取舍。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⑤这表明，我国在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方面还任重道远，这也是造成“张悟本事件”等伪健康传播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众健康传播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应加大力度对公民进行健康教育，向公众宣传防病治病、科学养生的知识，而大众传播媒介和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部门依然是大众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健康传播的跨学科特征很明显，专业性很强，它需要传播者兼具医学卫生健康专业知识和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医疗卫生政策、法规的知识。目前，我国健康传播的专业人才还很不足，这就需要，一方面，大众传媒除了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健康传播的把关意识外，还应加强与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积极合作，确保信息的科学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借助大众传媒的平台、技术、技巧，将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识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更加形象直观的形式进行传播，以此使受众的健康素养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等于给了受众一双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识破伪传播中那些花言巧语的“忽悠”。

增强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轻信别人，强调经过自己的分析、论证和试验，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挑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和最正确的东西，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⑥。受众具备思辨能力就能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判断，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正确、有效的信息为自己所用。

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反馈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的特点，传播者的信息传递和受传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健康传播受众很少能与传播者直接交流沟通，即便是电视养生健康类节目中的现场观众，也因为节目时间的有限而很难与节目中的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更不能像在医院中那样进行医患人际交流沟通后，由医生来辨别诊断患者的体质和病情症状开出药方或提出治疗方案。因此，大众传媒在传播健康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同时，更应有意识地向受众传播医学临床思辨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培养受众的思辨性应变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杂志刊登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侠谈中医食疗时说的“食疗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通过辨别每个人的体质来推荐食疗方……绝不能像‘养生大师’们那样给所有的人都开一类食疗方子”⑦。在健康传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医学中的思辨方法，这样才能很好地提高受众对思辨思维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并增强应变能力。如果在选择大众传媒的健康信息时，受众都能进行这样一个思考、分析、论证、判断的思辨过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会轻信张悟本等人“一个食疗方子走天下”的伪健康宣传，不会上医药假广告的当，才能真正发挥健康传播的功能。

注释：

①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9）。

②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③张开、吴敏苏：《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见蔡帼芬等主编：《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⑤马祥：《“健康传播”如何才能传播健康——基于对“养生专家”张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传媒》，2010（12）。

⑥张子宏：《论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与语言知识间的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