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项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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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项目评估范文第1篇
一、总体要求
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和省、市推进净土行动的部署要求，深入推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为目标，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负责、部门有责”，坚决完成国家、省及市关于打赢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项工作任务，扎实有效推进净土保卫战。
二、主要目标
按照省和市统一安排部署，完成全县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建立全县污染地块清单和优先管控名录以及耕地质量分类清单；强化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全县受污染耕地、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全部实现安全利用；严格落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完成上级下达我县减少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任务。
三、重点任务
(一)强化土壤环境调查监测
1.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数据上报、成果集成等工作，全面掌握重点行业在产企业和关闭搬迁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及分布，建立污染地块清单和优先管控名录。（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各乡（镇）政府、平安街道办、经济开发区负责落实，以下不再逐一列出）
2.优化土壤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完善全县土壤环境监测体系，配合国家和省、市开展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省控点位例行监测。按照年度监测计划，组织对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园区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周边土壤开展监督性监测，2020年10月底前，监测结果上报省生态环境厅，纳入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统一管理使用。对监测发现的土壤超标情况，进一步开展溯源排查，查明并及时阻断污染源。（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3.加强重点区域耕地土壤环境监测。对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标、污水灌溉等区域农用地地块进行重点监测，及时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污染范围、风险水平等。对产出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标的耕地，发现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实施分类管理。加强农田灌溉水水质监测和监督检查，防止未经处理或达不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废（污）水进入农田灌溉系统。（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4.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应用。根据省、市统一安排部署，集成分析、综合运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开展高风险区域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深度调查和周边污染源溯源排查。开展污染成因分析，对污染源进行溯源排查，6月30日前，建立重点污染源管控和整治清单，纳入限期治理计划，严厉打击非法排污，有效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传输途径，切实防止边治理边污染。根据全县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分析结果，按程序及时通报有关乡（镇），为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提供基础信息。（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二)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5.划定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加快推进全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全部完成划定工作，建立全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档案和分类清单。划分结果，报请县政府审核后提交市农业农村局。未利用地、复垦土地等拟开垦为耕地的，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法进行分类管理。（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6.加强优先保护类耕地建设管理。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或纳入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区，在优先保护类耕地分区域、按年度、按计划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2020年6月底前关闭拆除。统筹矿产资源开发与永久基本农田调整划定的关系，确需对重金属等污染威胁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调整的，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补划。依法加强对未污染土壤的保护，对未利用地不得污染和破坏。（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行政审批局等）
7.严格落实耕地风险防范措施。2020年5月20日前，各乡镇组织完成辖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工作方案制定、报备。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应结合当地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采取农艺调控、低积累品种替代、轮作间作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严格管控类耕地，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鼓励采取调整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湿、轮作休耕等风险管控措施。10月底前，全县所有受污染耕地全部实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责任部门：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三)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8.组织开展建设用地风险调查排查。对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地使用权人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0年6月底前，组织对未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已开发利用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进行摸底调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居环境安全。（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9.强化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完善疑似污染地块名单、污染地块名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强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的污染地块信息共享和联动监管机制。强化关闭搬迁企业腾退土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以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为重点，严格企业拆除活动的环境监管。对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的行为，依法对相关企业、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进行严肃查处。（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科技和工业化信息局等）
10.科学合理规划土地用途。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要充分考虑土壤污染风险，合理确定土地用途。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必须符合规划用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等单位周边，不得规划布局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2020年底前，推进疑似污染地块、污染地块空间信息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图”汇总；已上传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的疑似污染地块及污染地块实现“一张图”管理。（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11.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不得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事项。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分批开发或周边土地开发的，要科学设定开发时序，防止受污染土壤及其后续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对周边人群产生影响。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要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行政审批局等）
12.加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及修复。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要采取风险管控措施，开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需要治理与修复的污染地块，土地使用权人要编制修复方案。加强治理与修复施工的环境监理，防止造成二次污染。按要求将达到治理与修复目标要求，且可以安全利用的地块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四）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
13.减量使用化肥农药。加强农药、肥料、农膜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禁止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推进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回收及无害化处理。2020年，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31%以上，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90%以上，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0%，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14.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膜，严厉打击违法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农膜的行为。积极推进废弃农膜回收，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利用试点示范，完善废旧农膜回收网络，开展农膜使用及残留监测评价。2020年，全县农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农田残膜“白色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15.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2020年底前，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五）强化重点领域污染防控
16.强化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严格落实总量控制制度，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实施等量或减量替换。加大减排项目督导力度，确保项目按期实施。继续推进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列入污染源整治清单的企业，年底前完成综合整治任务。（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行政审批局）
17.加强重点企业土壤环境监管。加强对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等行业企业土壤环境监管，制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将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责任和义务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要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落实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制度。2020年10月底前，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统一部署，开展土壤环境自行监测，编制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报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要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方案，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等）
（六）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管控
18.强化矿产资源开发污染监管。加大矿山地质环境和生态修复力度，新建和生产矿山严格按照审批通过的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加快推进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综合治理。加强尾矿库安全监管，运营、管理单位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建立环境风险管理档案，防止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土壤污染。（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19.规范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加强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完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设施。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工业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推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处置等环节的环境监管，依法查处违法排污等行为。（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发展和改革局等）
20.强化危险废物监管。严格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加强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规范化管理核查。统筹区域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加快补齐利用处置设施短板。积极推进重点监管源智能监控体系建设，加大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运、利用、处置全流程监管力度。规范和完善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处置体系，2020年底前，全县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和集中处置率达到100%。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和处理处置等违法犯罪行为。（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公安局等）
21.健全垃圾处理处置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清理现有无序堆存的生活垃圾。加快国家确定的我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工作。2020年，建设完成符合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县城达到98%以上。（责任部门：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等）
（七）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22.抓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加快推进庄上——连泉一带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评估验收工作，总结试点成效、经验，为全县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提供经济适用、可参考、可复制的实用技术模式，持续巩固庄上-连泉一带土壤污染修复项目治理成果。（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
23.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评估。在市统一安排部署下，自行对我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全面掌握土壤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完成、政策体系制度创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体系与能力建设等情况。（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四、保障措施
一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乡（镇）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壤环境质量改善负总责，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工作推进落实的组织调度和监督落实，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制定责任清单，层层压实责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完成土壤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完善土壤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强化大数据在土壤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加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打通共享渠道，充分利用全国土壤环境信息管理平台，及时共享土壤污染防治相关信息。根据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不定期召开调度会议，督促各有关部门切实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职责，层层抓好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国家和省、市各项目标任务。
生态修复项目评估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环境风险管理论文本科论文毕业论文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以往过度透支环境和能源的粗放发展模式，“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社会资金融通枢纽的银行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把履行企业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努力推进生态文明，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确立环境准入门槛，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资金来源，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我国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绿色信贷及绿色信贷产品
所谓绿色信贷，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目的是引导资金和贷款流入促进国家环保事业的企业和机构，并从破坏、污染环境的企业和项目中适当抽离，从而实现资金的“绿色配置”(邓聿文，2007)。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绿色信贷规范是2006年7月重新修订的赤道原则，该原则适用于项目资本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含1000万美元)的项目，这也将是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标准的蓝本。毕业论文
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采取“三重底线”的方法管理其业务，即商业银行开展业务不仅要满足合作伙伴(客户、股东、员工、供货商、社会)的需要，同时还要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必须对社会以及生态环境负责。从国际经验来看，绿色信贷产品一般包括(UNEPFI，2007)：
1.住房抵押贷款(homemortgage)。如花旗集团旗下的FannieMae于2004年针对中低收入顾客推出的结构化节能抵押产品(EnergyEfficientMortgage)，将省电等节能指标纳入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分体系；再如英国联合金融服务社(CFS)自2000年推出生态家庭贷款(Eco-homeloan)以后，每年为所有房屋购买交易提供免费家用能源评估及二氧化碳抵销服务，仅2005年，就成功地抵销了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2.商业建筑贷款(commercialbuildingloan)。如美国新资源银行(NewResourceBank)向绿色项目中商业或多用居住单元提供0.125%的贷款折扣优惠；美国富国银行(WellsFargo)为LEED认证的节能商业建筑物提供第一抵押贷款和再融资，开发商不必为“绿色”商业建筑物支付初始的保险费。
3.房屋净值贷款(homeequityloan)。如花旗集团与夏普(Sharp)电气公司签订联合营销协议，向购置民用太阳能技术的客户提供便捷的融资；美洲银行则是根据环保房屋净值贷款申请人使用VISA卡消费金额，按一定比例捐献给环保非政府组织。毕业论文
4.汽车贷款(autoloan)。如加拿大VanCity银行的清洁空气汽车贷款(CleanAirAutoLoan)，向所有低排放的车型提供优惠利率；再如澳大利亚MECU银行的goGreen汽车贷款，是世界公认的成功的绿色金融产品，也是澳大利亚第一个要求贷款者种树以吸收私家汽车排放的贷款，此项贷款产品自推出以来，该银行的车贷增长了45%。
5.运输贷款(FleetLoan)。如美洲银行的小企业管理快速贷款(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Expressloans)，以快速审批流程，向货车公司提供无抵押兼优惠条款，支持其投资节油技术，帮助其购买节油率达15%的SmartWay升级套装(SmartWayUpgradekits)。
6.绿色信用卡。如欧洲的Rabobank推出的气候信用卡(ClimateCreditCard)，该银行每年按信用卡购买能源密集型产品或服务的金额捐献一定的比例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再如英国巴克莱银行的信用卡(BarclayBreatheCard)，向该卡用户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提供折扣及较低的借款利率，卡利润的50%用于世界范围内的碳减排项目。
7.项目融资(Projectfinancing)。对绿色项目给予贷款优惠，如爱尔兰银行对“转废为能项目(energy-from-wasteproject)”的融资，给予长达25年的贷款支持，只须与当地政府签订废物处理合同并承诺支持合同范围外废物的处理。
二、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已是大势所趋
1.推行绿色信贷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商业银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中介角色，决定了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UNEP，1997；EuropeanCommissionDGXI，1998)。商业银行根据持续期、规模、剩余额度和风险等要素进行资金的配置，其高效的审贷体系使其在风险衡量和定价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因而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通过差异化定价引导资金投向有利于环保的产业、企业和项目，可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以帮助企业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为重点，使企业努力达到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而自觉地进行无害环境的实践，增强控制风险的能力，创造条件积极推行绿色信贷，进一步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毕业论文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摆脱过去长期困扰的贷款“呆账”、“死账”的阴影。
2.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商业银行管理环境风险。
据全球金融界估计，1970-1979年气候天灾水灾给金融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1988-1997年更暴增为3000亿美元(UNEP，2000)。这些数据揭示，环境破坏不仅直接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甚至可能危及银行业的可持续经营和生存。在我国，“一些地区建设项目和企业的环境违法现象较为突出，因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信贷风险加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由于各国政府对企业污染环境责任的追究日益严格，银行业若不加强其环境风险管理，一旦发生给予贷款的企业发生污染事件时，不但影响银行的社会形象，也将损及其债权的收回。推行绿色信贷，把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融入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和监控，就为商业银行通过保险和衍生金融市场等转移环境风险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3.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推行包括绿色信贷在内的绿色金融服务(或产品)的收益具体表现在：扩大市场份额；利润增长；吸引顾客并获得顾客忠诚；高员工满意度及保留率；声誉收益(提升品牌形象)；媒体的正面关注；环保意识和收益；获得更多的经营许可；巩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等(UNEPFI，2007)。实证研究亦表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商业银行获得竞争优势。Feldmaneta1.(1997)、Schalteggeretal.(2000)、Repettoetal(2000)检验了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如银行、保险公司、投资者)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的环境管理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SustainableAssetManagement，SAM)对58个产业的2006年可持续年报披露的可持续风险与机会进行分析亦支持了这一观点。SAM提出，商业银行从环境生态或社会议题的风险与机会(如气候变迁对企业的影响)作为切入点，将极大地增强竞争优势。
4.推行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应对利益相关者环境关注的重要举措。
商业银行将环境因素纳入贷款决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和环保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如NGO、股东和员工的压力。例如，美国银行之所以成为最早考虑环境政策、特别是与信贷风险相关的环境政策的银行，是由于1980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全面环境响应、补偿和负债法案”(CERCLA，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根据该法案，银行必须对客户造成的环境污染负责，并支付修复成本。法案颁布实施以来，一些银行甚至因此而破产。
5.推行绿色信贷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的营运规范。
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计划项目(UnitedNationsEnvironmentalProgramFinanceInitiative，UNEPFI)就发表了银行业《金融业环境暨可持续发展宣言》(StatementbyFinancialInstitutionsonthe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强调要把环境因素纳入标准的风险评估流程的必要性。其主要目标就是要求银行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且鼓励民间部门投资于有益环境的技术与服务。而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倡导的赤道原则(EquatorPrinciples)更是为项目融资中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提供了一个框架，包括不同类型项目的风险分类，还列示了与环境评估流程、监控和后续指导相关的议题。目前，已有包括花旗、渣打、汇丰等在内的56家金融机构成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EquatorPrinciplesFinancialInstitutions，以下简称“EPFIs”)，这些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
三、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内在要求
为应对信贷中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商业银行将环境标准纳入其整体信贷战略及贷款项目评估之中，并发展出风险管理体系，强调客户的环境风险和银行责任，作为绿色信贷尽职调查(duediligence)的基础。相对于传统的贷款管理，绿色信贷管理的特殊之处或内在要求在于把环境与社会责任融入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政策、贷款文化和贷款管理流程之中。
(一)实施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制定相应的环境信贷政策
环境信贷政策通常由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制定，并作为银行员工及顾客的工具和指导信号长期存在。完善的环境信贷政策将有助于：①为员工及顾客提供商业银行关于环境风险及有关环境议题的清晰指南；②向员工及顾客阐明商业银行如何通过特定的程序、毕业论文承担哪些责任来实现其经营目标；③确保与环境风险相关的贷款以一贯且公平的方式承做；④为与环境风险相关的银行业绩的评价提供明晰的标准。
很显然，银行环境信贷政策应具有可操作性及成本效率，同时还应考虑环境风险敞口、人力资源限制和市场限制，并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银行现有的贷款及投资组合在哪些领域暴露于环境风险之下?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贷款的风险敞口是否具有较大的差异?环境风险管理需要哪些人力资源、需要对他们进行哪些培训?银行环境信贷的主要竞争者有哪些?环境信贷产品价格及质量层面的竞争程度如何?环境风险调查及转移成本是否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竞争地位?哪些细分市场的顾客对交易成本的增加更为敏感?等等。
(二)实施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进行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
一般而言，环境及社会风险可分为三类：①直接风险(directrisk)，指的是银行因清理被其借款人污染土地所蒙受的直接法律责任(如借款人破产)。②间接风险(indirectrisk)，反映了借款人的环境负债可能影响其偿付贷款能力而造成的风险。由于政府环境管制日益严格，企业必须在环保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满足政策要求，从而可能影响借款人的现金流继而影响其偿贷能力。如果贷款企业不遵守环保政策，就会面临罚款、支付治理成本、暂时或永久停业。③名誉风险，反映的是银行因与环境问题投资关联而遭受的名誉损失(Thompson，1998)。勿庸置疑，声誉与形象是银行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政府、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对银行信贷政策关注程度的日渐提高，银行在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上有失谨慎而导致的环境及社会影响将会对银行的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继而影响银行的市场价值和业务开展。
实践证明，有效的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有助于减少不良资产的数量继而改进银行的经营绩效。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作为商业银行辨识、评价、控制、转移和监测环境及社会风险的过程，不仅适用于单笔贷款，而且适用于集合贷款和投资组合。其目的在于使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敞口最小化的同时，对不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提供足够的保护。商业银行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时，必须重点关注环境风险发生的概率、环境风险的级数(严重程度)、环境风险影响的持续期、环境风险的敏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风险和收益的社会影响(即特定的环境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否有助于环境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分享)、是否符合相关立法特别是环保法的要求等因素。
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流程可分为环境及社会风险识别、环境及社会风险评估、环境风险控制及转移、环境风险监测等。相对于传统的贷款管理，绿色信贷管理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
1.贷款项目按环境与社会标准进行分类过滤。
根据赤道原则，贷款项目发起时，EPFIs应当参照IFC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将贷款项目分为A、B、C三类，分别代表环境或社会层面的高、中、低风险。A级及B级的贷款申请者必须完成社会及环境评估，且在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磋商后，须备妥环境管理企划书，说明如何减少或监测项目在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风险。
商业银行在具体操作中，为了提高审贷效率，往往会结合具体情况，按贷款项目环境风险高低进行分类(如加拿大皇家银行将贷款划分为三类，参见表1)，不同环境风险类别的授信项目，其风险识别和评估、内部研究及外部专家认证亦有所不同。如果贷款项目落入表内所列的范畴，则贷款申请将提交至地区分行或总行，视具体情况请外部咨询人员进行评估。对于I类项目，银行有选择地请外部专家进行环境风险评估；II类项目需请外部专家提出行业的具体风险；III类项目则需请资深外部专家对项目进行调查。
2.贷款项目进行环境及社会评估。
根据赤道原则，贷款项目的环境及社会评估应针对以下项目：社会及环境条件基准评估；更符合环保及社会责任的可行替代方案的考虑；东道国法律法规及适用的国际协定及协议的要求；人权和社会健康、安全及保障的保护(包括风险、影响及保障个人使用项目安全的管理)；文化遗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变更自然或重要居住地或法定保护区域中的濒危物种与敏感性的生态系统)；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包括通过恰当的独立认证体系认证的可持续资源管理)；危险物质的使用和管理；重大灾害评估与管理；劳工问题(包括四项核心劳工标准)、职业健康和安全；防火与生命安全；社会经济影响；土地的取得和非自愿安置；对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对原住民及其特有文化体系和价值观的影响；现有项目、建议项目及未来预期项目累计影响；项目设计、评估及执行中受影响方的协商和参与；能源的有效生产、运输及使用；污染预防、减废、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废弃物的处理。商业银行根据这些项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贷款提交、贷款审批或贷款发放。图1为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DC)的环境评估决策树。毕业论文
3.借助环境保险及金融衍生品转移贷款风险。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保险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为环境风险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商业银行通常可以通过以下保险政策实施风险保护：一是要求顾客考察使其免于环境责任的保险；二是要求顾客以银行为受益人，购买环境责任险；三是以第一方保险将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组合的环境风险转移至保险公司；四是要求环境顾问掌握专业保险赔付知识。除保险市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亦为包括环境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进行动态的环境风险监控。
由于在贷款持续期间或投资期间，环境风险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加之借款人有可能违反环保法规及贷款约定，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贷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动态监控。贷款环境风险监控对象包括单笔贷款和整体贷款组合，监控方法包括口头询问、信息披露以及对项目或场地的实地考察等。
四、我国银行业推行绿色信贷的相关举措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了环境蕴含的机遇和风险，以及银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上海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已加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项目(UNEPFI)；兴业银行因在能效融资产品开发和推广方面的优秀表现，荣获英国《金融时报》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举办的2007年度可持续银行奖评选活动中“年度可持续发展交易奖”，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商业银行。然而，也必须看到，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初步制定了绿色信贷的实施指导意见，但我国银行业在实施绿色信贷方面仍有待于更新知识、积累经验。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环境恶化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腐败、法规执行不力、缺乏公众透明度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广绿色信贷，推动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的顺利推广、实施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为实施绿色信贷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国际经验来看，毕业论文商业银行要发展成为可持续银行一般需经过四个阶段：防御阶段、预防阶段、进攻阶段以及可持续银行阶段(Jeucken，2001)。我国商业银行绝大多数还处于防御阶段，对环境风险的认识还有待加强。而要从防御阶段逐步推进至可持续银行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至少要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做好准备：一是战略准备，要把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提升到银行的战略层面，确定环境目标，确立标竿和报告制度，明确决策者必要的沟通职能。二是政策准备，要结合实际制定商业银行的环境信贷政策，编制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用以指导信贷活动及其他业务。三是人才准备(包括内部人才准备和外部人才准备)，由于环境风险评估的专业性强，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内部人才并没有特别储备，因而需要加大引进此类人才的力度；外部人才准备则是需要对贷款项目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评估的外部咨询公司或行业环保专家。四是组织机构准备，从职能和公司治理方面为绿色信贷提供支持。Ganzi&Tanner(1997)调查显示，许多银行均设立了环境部门，并开发了环境友好产品，如英国合作金融服务(CFS)设立了道德政策部门(EthicalPolicyUnit)，并赋予该部门业务否决权；再如瑞士信贷银行建立了环境执行委员会(EnvironmentalExecutiveBoard)，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监督、记录绿色信贷业务，并就与环境相关的议题提出战略对策建议。五是产品准备，绿色信贷产品的设计不仅要融入环境及社会责任理念，而且要吸取传统信贷产品的成功经验，如弹性、友好度、便于个人管理、捆绑或低风险等等，这些特征均应成为绿色信贷产品设计的核心，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顾客。
(二)商业银行与政府监管部门共同着力，构建绿色信贷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由于国资部门仍未完全实现公司化，股东本身对于长期利益以及短期利益的关注存在一定的矛盾。加之各银行均实行分行制，管理链条较长，且绩效考核体系以经济指标为主，并未将环保绩效纳入其中，因而不排除一些分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而无视总行关于实施绿色信贷要求的可能。2007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6月末，投向高耗能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为12.1%，六大主要高耗能行业累计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24.1%，均呈逐季加快趋势。基于这一背景，银行业内部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提供动力。在这里面，不仅要有对商业银行违规向环境违法项目贷款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和处罚的措施，而且还要有对切实执行“绿色信贷”成效显著的商业银行实行奖励的政策。另外，绿色信贷评估涉及面广，评估成本高，更重要的是，从短期来看，银行对企业竖立绿色屏障时，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丧失部分优质客源。然而，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要求支持对环境有益的项目，通常的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优惠贷款，加之从现有的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绿色信贷所支持的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是经济效益并不太好的项目，如风电和垃圾发电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盈利。鉴于此，应该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财政政策，以调动并确保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毕业论文
(三)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绿色信贷的推行扫清地方保护主义障碍
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2003-2005年间，由于地方政府的纵容和袒护，全国70000宗环保违法案件仅有500件得到处理，仅为全部案件的0.71%(EconomyandLieberthal，2007)。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始终存在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以各种方式对银行进行信贷资源的争夺并试图转嫁改革成本。甚至于有些地方政府无视国家的环保政策，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干预商业银行的业务，进而导致商业银行经营行为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部门行为的调整和约束、银行与各级政府的共识是信贷政策有效支持环境保护的首要前提。因此，我国中央政府有必要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或是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并以立法或规定等形式隔绝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干预。同时，可以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牵头，促成商业银行与各级地方政府就共同环保事项或流域性事务进行结盟或签署环保协议，形成书面契约约束。
(四)加强与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与互动，营造良好的绿色信贷实施环境
首先，环保部门应建立并完善环保信息库，毕业论文与金融部门形成信息沟通机制。商业银行可以借助环保部门的力量，加强贷款风险管理，补充银行信用信息数据库，强化“以法治贷”意识；同时，环保部门也可借助商业银行的力量，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严格信贷环保要求，促进污染减排。目前，我国环保政策和信息零散、缺乏统一管理与机制，加上环保专业性强，银行信息搜集成本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信贷的推行，因而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并完善环保信息库。
生态修复项目评估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概括综述环境会计与环境管理会计概念的发展情况。由于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对于环境方面业务核算的规范较少，说明环境会计体系的构建，环境成本的核算，环境保护支出的计算，并且说明环境管理会计的概念和发展。
1 环境会计的发展背景
自英国2003年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人们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和教育，逐步感受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环境污染和人类健康的代价换取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现在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环境会计在此背景下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长足的发展，而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对环境会计进行清晰的规范和界定，只需发生相关业务时，在“管理费用”中记录“绿化费”和“排污费”。
2 环境会计体系的构建
环境会计应为完整的逻辑体系，包括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环境财务管理和环境审计。国际财务报准则中对环境会计有相应的解释说明。
从宏观经济视角，稀缺原材料，污染物，废弃物在社会生活生产交易中没有体现出真实的成本和价格。自然界污染后果损失的承担者通常不是污染排放者而是普通大众。环境成本包括与环境污染和保护相关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包括预防污染、处置废弃物（包括固体、液体、气体）、计划、控制、将废弃物转化成无污染物及损失修复等企业、政府和个人发生的全部成本。(Association of German Engineers， 2001)而环境管理会计主要关注的是企业发生的环境成本。由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发生在外部的成本，并没有通过法律规范转变成为企业应承担的成本，并且这些外部成本也缺乏有效的评估确认，或在投资之初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管理，防止其增加其他利益主体的环境成本。在这一情况下，政府需要行使其职能制定环境污染等税收项目以及排放控制法律法规等，可以使排污企业强制承担排污费的经济运行法则，使其污染方面的外部成本，转化为必须承担的内部成本加以控制，需要环境会计的相关计量确认准则加以规范。
环境会计Environmental Accounting(EA)是很宽泛的概念。2005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定义就是，评估和披露与环境相关的财务信息的核算计量披露会计分支。环境管理会计主要对企业环境管理相关的实物和货币信息计量和使用，对其中涉及到外部环境影响成本，需要使用到前面成本会计Full Cost Accounting (FCA)(Bebbington et al.2001，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1997)加以核算。有关存货和自然资源的实物和货币信息核算的会计称之为自然资源会计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NRA)，也可称之为可持续发展会计或绿色会计。
企业环境成本包括对污染场所环境管理控制的技术设备和人力物力的支出。发生的与污染场所相关的成本，排泄污染物的控制技术和废弃物的处置需要计入企业的成本核算中加以控制。环境会计信息的列示会对企业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产生影响：环境管理会计需要评估污染治理控制相关设备的价值，测算可回收的废旧材料的净收益（出售收入扣除运输成本税金等相关支出），以及使用节能或高效机器设备每年节约的现金净流入；环境财务会计计量记录会计主体的环境相关负债。环境会计还需记录环境保护的相关成本和支出。环境保护的计量包括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经济方面的影响虽然没有同意固定的标准，但减少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支出需要进行相关的记录。(Association of German Engineers，2001)企业环境保护支出包括企业环境保护，阻止，减少，控制和规范过程中不利有害影响的各项支出，也包括处理、处置、清理的公共卫生设施的支出。企业环境保护支出的金额中有些不是直接的与环境保护活动相关联的。德国工程师协会对环境保护的解释包括防范和处理的活动，但是企业内部计算环境相关的成本，环境保护的支出只是一方面的内容，德国工程师协会解释环境保护包括一些预防和处理活动。企业内部进行核算需包括环境保护相关成本，和环境保护相关支出。处理废弃物和排放物的相关成本更高，包括各种净化处理设施的成本和处置费。废弃物的概念是双重的，废弃物是购买的原材料，是需要付出采购成本的，如果不能转化成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就转变为沉没成本。废弃物，其中有原材料，半成品，配件等低值易耗品及其它相关成本，表明生产过程的低效行为。定期进行每年的全部环境成本预算估算是未来进行核算和决策的基础工作，废弃的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成本中，必须全面的计算浪费的资本和劳动力成本。废弃物通常包括固体废弃物，废水液体废弃物，和废气气体废弃物，因此除了产品以外的产出均为废弃物。企业所采购的各种材料工具都是以产品或废弃物的方式离开企业。因此企业的环境成本可以概括为环境保护支出（用管道排放和集成处理等不同方式），材料流成本（非产出的材料，资本和人员的成本）。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和宏观管理视角，是希望能够最小化环境成本的，不仅是环境管理成本，还有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的环境管理活动的绩效，管道排放或集成处理等方式是否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材料流成本核算全部材料成本，包括浪费的和排放的产品与原材料，在计算生产过程中浪费的成本计算需要包括相关的资本和人力成本。材料流成本核算会计（MFCA）的实物会计方面提供核算所需要的能源，水，原材料和废弃物所需要的数量金额信息，用以核算成本。一些制造类企业的项目核算通常列示废弃物的成本通常只占总环境成本的1%-10%，而实际这些项目经审计后发现废弃材料的采购成本占环境成本的40%-70%。当计算环境保护投资时，增加材料和产品生产效率。
3 环境管理会计的概念及发展
环境管理会计列示实物和货币两方面信息。实物信息包括使用的数量，能源、水、材料和废弃物的流动和最终使用情况。环境管理会计重点关注实物信息的披露，因为能源、水、原材料的使用和废弃物、排放物的使用一样直接关
系到企业组织的环境成本；材料采购成本也是许多企业组织的主要成本动因。环境成本可以被广泛的解释为分辨、收集、分析和使用两种信息：实物信息（包括使用的数量，能源、水、材料和废弃物的流动和最终使用情况）与货币信息（环境相关成本，收益和节余）供企业内部决策人使用的会计分支。 转贴于
需要有不同种类的报表披露全部环境相关成本及相关的附注信息，需要详尽的记录研发、物流、仓储、生产、包装等所有相关环节的环境（可能会有污染的相关信息）：区分不同种类的原材料，辅助工具，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等建立独立的核算帐户。根据实践操作统计数据测算出损耗的数量单位，由此可以测算出生产过程中转变成为废水、废气、废料的百分率和具体的数量；生产一系列产品（包括关联产品、半成品、副产品）的过程中在存货管理体系中核算每种原材料的投入使用情况的统计表；存货（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辅助材料、工具、半成品、产成品等）差异应该在会计年度年末区分不同的类型原材料进行结转，包括原材料投入产出价格和数量的详细记录。在详尽的存货系统的记录下，存货数量逐步累积，每个相关的部门都可以从ERP系统中获取相关的数据。还需要估计水电费使用的浪费比例，可回收物资的销售情况，环境相关设施设备的价值、折旧或摊销费用的相关情况。
环境管理会计核算需要在生产基地找到适合的标杆管理工具。标杆管理需要有易于进行比较的工具，易于进行管理工作。非产品产出的其他成本需进行核算，环境管理会计是标杆管理非常有效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核算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计算信息。通常生产管理会计集中关注材料损失减少的数量和各种不同情况下产出的信息，然而与材料损失相关的环境管理会计在不必特别关注产品生产过程。同样，环境管理部门只关注环境控制相关成本，所以环境管理会计将国家宏观环境管理系统和企业环境管理责任紧密地结合成为统一的系统，可是同时披露企业管理，生产和环境方面的信息。
目前环境成本披露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还需改变完善现有环境领域的成本核算结构。环境相关的成本核算管理提供了进行环境保护和投资项目评估有效使用的核算工具。因此，企业的管理活动和国家宏观环境活动应该增加环境保护的时间经济投入，更多关注环境保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AGE.VDI3800 Determination of costs f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Berlin［J］:Association of German Engineers，2001.
［2］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CICA)［J］.Full cost accounting from an environmental，perspective.Toronto: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1997.
［3］Environment Canada (EC).Introductory guide to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Environment and decision-making:An Appropriate accounting.Ottawa:Environment Canada，1997.
［4］Schaltegger，S，Bennett，M，&Burritt，R.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Dordrecht:Springer，2006.
［5］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Framework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nternational［S］.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2004，19-46.
［6］IAASB.International audit practice statement1010:The 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tters in the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S］.New York: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1998.
生态修复项目评估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积极青少年发展；发展的促进因素；发展资源；资源模型假设
分类号 B844
儿童青少年是当前及未来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人力资本，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是各国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对儿童实施健康养育是家庭的基本功能（Lerncr & Spanier，1980），家庭以及学校的重要责任就是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把儿童培养成为合格和胜任的社会成员。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心理科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即在于帮助家庭或学校完成这一任务。但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发展心理学的主流理论和研究却把重心放在了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成因、症状和矫治方面。自从上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G，Stanley Hall创立青少年心理学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青少年发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以有关青少年“缺陷”（defici0观为基础。在该模型的影响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展科学家关注的重点一直围绕在“事情是如何变坏的”（Larson，2000）以及“如何解决青少年问题”（Benson，Scales，&Roehlkepartain，1999）等方面。可以说，发展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已逐渐演变为发展心理病理学，相应的，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被等同于没有问题行为发生（Benson，Scales，&Mannes，2003；Damon，Menon，& Bronk，2003）。修复或预防成为这一时期最常见的研究及实践模式，其基本范式首先是对青少年问题（如学业失败、酒精滥用、暴力行为、未成年怀孕等）加以鉴别，然后进行针对性地干预以降低其发生率或进行早期预防以避免其发生。但事实上，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解决方法通常不能发挥预期作用，即使在实施干预之后，高风险行为依然有高发生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发展系统理论（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y）逐步成为青少年研究和实践服务领域的主导性的理论框架，发展心理学研究开始关注人类发展潜在的可塑性（Lerner，1998）。持积极青少年发展观（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erspective，PYD）的当展心理学家强调青少年自身所具备的健康发展的潜力，主张应把青少年作为一种资源去培育，而不是作为问题去管理（Dalnon，2004；Roth&Brooks―Gunn，2003）。青少年“优势”（strengths）观是对长久以来在发展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缺陷”观的补充和平衡，其出现迅速推动了发展心理学知识的创新与应用。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术语，PYD包含了一系列从新的视角描述人类积极发展指标、路径和条件的概念模型和理论框架，发展资源框架（TheDevelopmental Assets Framework）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
1 发展的促进因素与发展资源
使青少年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上前行的积极因素或有利条件是什么？为确认那些有助于个体与情境之间融合的积极发展经验，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者提出了多个概念模型，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描述发展促进因素的词汇，如：支持（supports）、机会（opportunities）、发展的“营养素”（developmental nutrients）、发展优势（developmentalstrengths）以及发展资源（developmental assets）等（Benson et al.，2006）。这些模型通过对发展促进性过程的定义和理论分析，区分出了促进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测量学指标。
1.1有关发展的促进因素的概念模型
由于视角与侧重点的不同，有关发展的促进因素的概念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模型主要关注促进青少年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积极特征。例如，Pittman，Irby，Tolman，Yohalem和Ferber（2001）提出了促进青少年发展的七项关键投入（key inputs）：稳定的场所；基本关心和服务；健康同伴及亲子关系；高期望和标准；角色榜样、资源与人际网络；具有挑战性的经验和参与、贡献的机会以及高质量的指导和培训。Pittman等尤其重视在成人的支持下让青少年通过真正参与社区生活掌握有关技能来为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Gambone和Connell（2004）则认为成功发展与以下五项条件相关联：充足的营养、健康和保护、成人和同伴的多种支持、在挑战性活动中学习经验、以成员身份参与活动的机会、身体和情感的安全。这两个模型均强调青少年发展的需要以及支持、机会、经验等发展的外部促进条件，旨在确定促进青少年发展的最佳情境因素，并假设青少年越多接触这类资源和经验，就越有可能获得积极发展。
第二类模型以Eccles和Gootman提出的关注积极发展的个体特征为代表。Eccles和Gootman（2002）代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美国医学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Institute ofMedicine NRCIM）提交的报告《促进积极的青少年发展的社区计划》中描述了28种既能够“促进青少年时期的成功发展”，又可以“推动个体向下一阶段――成年期实现最优化过渡”的个体资源。这些资源分为4个维度：身体发展（如良好的健康习惯）、智力发展（如学业成功、理性思维习惯）、心理与情绪发展（如良好的情绪调节技能、个体效能信念）、社会性发展（如联系感、公民参与义务感）。他们认为，尽管积极发展并非要求青少年拥有4个维度中的所有资源，但同时拥有4个维度的资源是非常有益的。该模型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明确了与青少年积极发展相关联的资源的多个维度及多项指标，但所确定的指标都是个体性质的，对促进个体发展的家庭、学校和社区背景的特点缺乏关注。
第三类模型则同时关注健康发展的个体和环境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Barber和Olsen（1997）用联结（connection）、规则（regulation）和自主性（autonomy）三类社会化经验来界定青少年与家庭、学校、同伴及邻里交互作用的特征。研究证实，当青少年在一种背景下（如家庭）获得积极经验时，他们也可能在另一种背景下（如同伴群体）获得积极经验。而且，当青少年报告在一个社会化领域（如规则）有积极的交互作用时，他们也更倾向于报告在另外两个方面具有积极的交互作用。研究还发现这三类经验能够独立预测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结果。
在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方面，平衡情境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发展资源模型是第三类模型中出现较早并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代表模型。
1.2发展资源的内涵与发展资源模型
在描述青少年发展的促进因素的词汇中，发展资源（developmental assets）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高。这一概念由明尼阿波利斯Search研究院（Search Institute in Minneapofis）以Benson博士为首的研究团队于1990年提出（Benson，1990；Sesma，Mannes，&Scales，2005，1，是指一系列能够有效促进所有青少年获得健康发展结果的相关经验、关系、技能和价值观（Benson，Leffert，Scales，&Blyth，1998。），是“增强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社会和心理优势”（Benson，2003）。Search研究院最初提出的发展资源有30种，在继续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访谈青少年服务的实践专家以及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Search研究院重新扩充了原有的资源框架，将其包含的资源发展为40种（见表1），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分别有20种（Benson，2006）。
外部资源代表了能够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环境特征，又称为生态资源。主要指成人通过加强联系以及提供机会使青少年获得积极的发展经验（Benson，2002）。具体说来，外部资源可以分为四类：支持（support）、授权（empowerment）、规范及期望（boundary-and-expectation）和有效利用时间（constructive-use-of-time）。支持包括来自家庭、邻里和学校等多重环境的肯定、赞成和接受，它使青少年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体验到温馨、关爱的氛围。授权是指鼓励儿童和青少年参与社区团体活动，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其中安全感是一个重要的潜在资源（zeldin &Price，1995）。规范和期望表达了一种来自多重背景的明确一致的信息，即家庭、学校和邻里都有责任规范青少年的行为，成人和同伴在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方面以身作则。有效利用时间指为所有青少年特别是10到18岁的青少年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有时间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各项创造性活动。这些创造性活动类似Bronfenbrenner所提倡的对青少年更具激励作用的适宜发展的活动（Bronfenbrenner&Morris，1998）。
内部资源代表了青少年个体具有的引导其行为的价值标准、胜任特征和技能等（Benson，2002）。内部资源也划分为四类：投身于学习（commitment-to-learning）、积极价值观（positive―value）、社会能力（social-competency）和自我肯定（positive-identity）。其中，投身于学习综合了促进学业成功的个人信念、价值观和技能，包括学校归属感、参与学习活动并期望获得成功等。积极价值观代表了亲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的品格，如诚信、正直、有责任感等，有证据表明这些价值观念和品格反映了社会大众的价值标准，非常接近当今科技发达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Benson，2002）。社会能力主要是指对待多重选择、挑战和机遇的个人综合素质，如计划和决策能力、和平化解纷争及文化沟通能力等，它们通常反映了个人的良好适应状况。自我肯定是指年轻人关于未来和人生目标等方面的积极看法以及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它反映了青少年期的关键发展任务――同一性的形成。如果没有这类资源，青少年将失去发展的动力、方向或目的。
发展资源模型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关于人类积极发展的理论模型，它代表了所有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必要的社会化经验。该模型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建立了一个平衡的理论框架。它将生态环境特征与个体技能联系起来（Benson，2006），既关注青少年自身拥有的天赋、能力、优势，同时又包括了支持、机会等来自于社会环境的“优质营养”，认为这二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坚固基石；二是可以应用于所有青少年。它尽量把那些与特定文化和背景下与青少年发展相关的积极经验排除在模型之外，努力构建一组对所有青少年都具重要意义的共同的核心资源因素；三是具有坚实文献和研究基础。该框架在综述了800多篇研究报告以及访谈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构成发展资源框架的8个类别以及40种“资源”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研究基础或理论支撑（scalcs & Leffert，2004）。四是明确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环境影响发展资源的获得。模型所涉及的关系类型、社会经验、社会环境及互动方式都在社区居民的基本控制范围之内，即社区及其居民能够通过儿童青少年社会化过程来促进其积极发展（Benson，2006）。
另外，虽然发展资源的概念不是专门针对青少年而言的，但从当前发展资源框架或模型的应用来看，其主要适用于处于人生发展第二个十年的青少年期。
2 发展资源模型提出的理论基础和背景
过去几十年间，发展心理学家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影响个体发展的背景因素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获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已有研究的缺陷之一是彼此间相互分离，以至于不能充分考察个体与多样化的生态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难以真正揭示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心理机制。发展资源模型试图从整体或关系的视角出发考虑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综合因素。除了受到已有青少年发展研究的影响之外，该模型提出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背景主要涉及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积极青少年发展观以及心理韧性和预防干预领域的应用研究。
2.1人类发展的生态学理论
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旨在揭示个体发展与其所处的情境特征之间的动态关系（Bronfenbrenner，1979）。Bronfenbrenner强调发展中的个体与其所处的各种系统（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成功的发展是主动的个体与多重支持性的生态背景持续的互惠互作用的结果（sesma et al.，2005）。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概念模型将发展情境看作是积极青少年发展的潜在来源，并更加重视个体自身的特征和功能水平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展资源框架对资源的内外分类也反映了这一认识，建构该框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鉴别出那些关联和预测人类短期和长期积极发展结果的因素。该模型的指导性假设是，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就像一些动态链上的“建筑模块”（buildingblocks），它们共同预防高风险行为的发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成功发展（Benson et al.，2006）。
2.2积极青少年发展观
发展资源模型是PYD这个快速发展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概念框架之一，有关PYD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与发展资源框架的提出及完善相辅相成。首先，作为一个上位概念，PYD的核心观点包括：1、将优势视为发展的基础，强调阐释促进最佳发展的因素而不是与问题行为有关的因素：2、强调儿童在家庭、学校、邻里等多重背景中发展，任何试图描述发展的研究都必须反映各种各样的发展背景。3、重视关系，认为积极发展是青少年意向性和有意义的关系的作用结果。发展资源框架力图在其模型中充分反映以上观点，从发展资源内涵的界定到资源的分类与选取都与PYD的核心理念及假设密切相关。其次，PYD取向的研究者以新的视角进行积极青少年发展研究时需要相应的实证研究指导模型，这也有力地推动了发展资源框架的构建与应用。
2.3心理韧性研究与预防干预计划的实施
发展资源框架形成的另一重要基础是心理韧性（resilience）的研究。心理韧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到70年代，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体如何在逆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机能以及相关的保护性因素（Luthar，Cicchetti，&Becker，2000）。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群体内部发展结果的变异性问题研究揭示，心理韧性并非儿童固有的特质，而是儿童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研究表明如下三类因素对儿童具有保护性作用：儿童已有的个体因素（如婴儿期气质良好、社会技能高等）、家庭因素（父母关系和谐、亲子关系良好等）和更广泛的社会生态因素（社会支持网络、积极的学校经验等）（Benson et al.，2003；Garmezy，1985）。
在心理韧性研究基础上，鉴别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并据此设计实施相应的干预项目成为预防干预研究的重点（Jessor，Turbin，&Costa，1998）。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干预项目评估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与认知能力、主动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机会、积极的社会和家庭联系等保护因素能够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Catalano et al.，2003；Grotber，1998；Weissberg，Kumpfer，&Seligman，2003）。心理韧性研究与预防干预计划中的这些保护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发展资源”框架的基础之一，并与当前的发展资源概念及种类有所交叠（Benson et al.，2003）。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保护因素和发展资源两种观点都关注减少问题行为和促进成功发展结果，但前者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处境不利的儿童青少年，而发展资源框架的提出则面向所有青少年，其涉及的发展性资源在范围、种类上也远远超出了保护因素的传统研究。
综上所述，发展资源框架这一模型的构建是在综合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已经得到确认的对青少年具有保护、增强和复原作用的发展促进因素（Benson et al.，1999），以达到预防高危行为、增强成功发展结果及培养心理韧性的目的。
3 发展资源模型的重要理论假设及研究证据
在发展资源框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Search研究院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理论假设，这些假设都获得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
3.1假设1：堆积效应
堆积效应（cumulative Impac）可以简单表述为资源越多越好。Benson在多篇文献中（2003，2006，2007）描述过资源的堆积效应，并提出了垂直堆积（vertical pileup）与水平堆积（horizontalpileup）两个概念。垂直堆积效应主要表现为在任一时间点上青少年获得的资源总数与当前及今后发展结果的关系。一些研究发现，在青少年获得的资源的四分位水平上，从资源贫乏（0～10个资源）到资源富足（31-40个资源）的每一个连续增长（如当青少年获得的资源数由0-10个增加到10～20个时）都与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果的增加和危险行为的减少显著相关。且研究还发现，资源富足水平与发展结果的这种关系适用于不同性别、种族、城乡、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群体（Benson，Scales，&Syvertsen，2011）。同时，大量研究还发现，发展资源对于青少年积极发展结果的影响不仅限于当前，还包括将来。Scales和Leffert（2004）回顾了有关青少年与儿童中期发展资源研究的全面文献，发现发展资源的经验显著影响随后对危险行为的预防和对积极发展的促进。Moore和Glei（1995）也发现那些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明显比其他同伴参加更多学校社团活动的年轻人更可能在成年早期（18～22岁）报告更多的积极结果，如与父母更亲密的关系和参与更多的社区事物或志愿者工作。因此，更多的发展资源有助于青少年发展重要的能力、技能和价值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源可以使个体对自身的需求进行适应性的自我调节，以成功塑造和驾驭生活（Benson et al.，2006）。
水平堆积主要指青少年获得更多相关资源的体验能增加资源与发展结果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联系（Benson et al.，2006，），换言之，水平堆积表现了资源的情境宽度效应，即比起单一情境中的资源，在多个生态情境中（如家庭、学校、邻里/社区、同伴和校外项目）体验到的资源的累积与积极发展结果的相关更高。Gutman和Midgely（2000）对非裔美籍贫困小学毕业生的研究发现，那些同时拥有家庭和学校资源的学生比仅拥有其中一种情境资源的学生的学业成就更高。Scales，Benson，Leffert和Blyth（2000）对欧裔美籍6～12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成就动机单独解释了这些学生学业成功中19%的变异，而学校参与、参与青少年项目的时间、计划与决策、父母参与学校等则解释了另外12%的变异。Eccles等（1997）也发现，当所有情境变量（家庭、学校和同伴）都被放入回归方程时，青少年发展结果中能被解释的变异“显著增加”。这一结果表明，跨情境的积极经验对于积极发展的影响是“线性且独立的”。因此，个别情境对发展的影响一般是相当有限的，而青少年的多个积极情境的累积影响则是巨大的（Cook，Herman，Phillips，&Settersten，2002）。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生活于其中的每一生态背景中的促进因素对人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但当不同生态领域中的背景相互融合而产生资源提升时，单一情境中积极经验的促进或保护效应会被扩大。正如Benson等（2003）所总结的：与极具发展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多层面、大量的接触，可以增加年轻人的安全感、被支持感以及胜任感。经验到这种资源冗余的年轻人应该比没有经验这种资源“水平堆积”的年轻人更可能避免风险，实现充分发展。
3.2假设2：共同愿景，多种路径
构建发展资源框架的目的之一在于为理解个体与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促进积极青少年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发展资源的分类法也创造了一个实践的愿景，即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积极的青少年发展）把社区乃至城市的公民联合起来，使这一共同愿景在催化社区和社会改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enson，2007）。虽然来自美国文化背景的相关研究证实了发展资源分类的有效性，但Benson进一步指出要关注文化多样性以及考虑文化价值观和发展资源框架之间的“拟合优度”。
虽然跨文化背景的研究都验证了资源越多越好的堆积效应，但随着青少年所处情境与发展历史的不同，发展资源对特定发展结果的解释程度却存在着差异性。Sesma和Roehlkepartain（2003）在对217277名（包括69731名有色人种青少年）6-12年级学生的发展资源与发展结果关系的考察中发现了种族差异，例如，限制与期望这一资源在帮助避免行为方面对所有青少年来说都很重要，但它们对美国印第安人、多种族混血儿及欧裔美籍的青少年具有更强的预防作用。在另一个包含多个种族的6000名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研究中，Scales等（2000）发现了发展资源作用的种族间差异，如与非父母成人的支持性关系对多种族、美国印第安、欧裔美籍青少年的充分发展指标有重要影响，而“阅读乐趣”则对非裔美籍和西班牙籍青少年的充分发展指标影响更大。
共同愿景、多种路径（Shared Vision.ManyPathways）的假设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为积极青少年发展提供资源及构建资源结构时要考虑文化变量，把对不同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
3.3假设3：社区改变
社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由那些对发展有调节作用的情境、生态和设施所构成的连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含了大量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因素，如家庭、邻里、学校、运动场所与各种集会（如教会）等，此外还包括这些因素之内和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社区的政治、商业和经济基础（Borison et al.，2006）。“社区改变（Transforming Communities）假设”强调，社区是一个重要场所，通过社区水平上各种资源的激活、改变和联合而实现的资源建构，可以最大程度增加生态发展资源和个体发展资源的融合。因此，社区水平的资源建构与个体水平的资源同样重要，积极的青少年发展会随那些社区改变取向的干预或预防计划而得到最大的改善。
社区资源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Scales和Roehlkepartain（2003）发现，青少年在1998年时拥有的社区发展资源状况（包括青少年计划、宗教服务、服务他人和其他成人关系和成人角色榜样）的得分每高1分，他们2001年时的学业成绩处于高分组（B+及以上）的可能性就比其他学生高3倍。青少年一周花3个小时或更多时间参加体育运动、俱乐部或学校及社区的组织与其积极发展的结果联系最密切（scales et al.，2000）。著名发展心理学家Lemer（2004）认为，这些结果的存在可归因于最佳“青少年发展项目”（YD项目）所具有的“三大”特征，即积极的、持续的成人一青少年关系（至少要1年）、培养技能的活动，以及青少年有机会使用这些技能参加和领导基于社区的活动。目前，几乎所有学者都认同社区水平上开展的课外活动对促进典型的积极发展是至关重要的（Larson&Hansen。2005；Roth&Brooks-Gunn，2003；Theokas，Lerner，Lerner，&Phelps，2006）。
Greenberg等（2003）对相关研究的综述也表明，通过综合性计划（同时关注学生健康、性格、学业表现、公民权利义务与社区联系、学校定位等）可以改变青少年的生活情境，而青少年会因这些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为了促进积极的青少年发展，社区水平的资源构建不仅应包括正规的组织和计划，还应包括非正式的规范和关系。研究表明，如果在青少年所处的社区中，成年人对一些基本价值、规范和期望持有共识，则青少年会发展得更好（Damorl，2004）。Scales和Benson（2000）指出，优秀的儿童青少年项目为青年人提供了接近有爱心的成人、有责任感的同伴以及发展技能活动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学校中取得好成绩和保持健康体魄的技能和价值观。近年来，Search研究院已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健康社区、健康青年”社区改变运动，此项改变策略动员了600个社区通过各种创新型“试验”来改变情境和生态环境，尤其重视对具有资源创造性的成人和同伴关系的构建。
4 有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理解和加强PYD的一个重要方向或者范例，资源模型已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框架。过去的10多年中，研究者在有关发展的促进因素，尤其是资源框架及其效果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建构及验证工作，但正如Benson等（2006）所指出的，在这一领域“比起我们所未知的，我们所知道的还太少”，该领域的研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4.1发展资源与发展结果的概念区分
关于发展资源与发展结果的概念区分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已有研究者指出发展资源尤其是内部资源与积极发展结果的概念之间尚未有科学严格的区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内部资源（如积极的价值观、社会能力等）也可以被看作是发展结果的指标。那么发展资源到底是预测因素还是结果变量？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拥有足够的支持和机会”是否既能促进积极的青少年发展，同时也是积极的青少年发展的体现？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能否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把个体的发展资源和积极发展指标有关的结构区别开来。二是有研究指出区分纯个体和环境资源的困难，因为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最后，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及其结构是否是同样的？譬如，现有的资源框架（8类40种资源）对于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能否通用？
4.2发展资源的一般性作用与特殊性作用问题
发展资源是否在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中起同样的作用？或者有些发展资源的作用是普遍性的。而有些则根据特定发展结果而有所不同？如果现有资源对青少年发展的促进效价和保护效价是不相等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某些资源在某些情境中对某些青少年来说在促进积极结果方面比另外一些资源更重要？另外，某些资源在某些发展阶段是否对健康发展更重要以及它们在人生发展转折点（小升初、初升高）上的作用是否更突出？目前的实证文献对以上问题提供的答案极为有限。最后，依据发展系统论的观点，青少年成功发展的道路应该是多样化的，那么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细致探讨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积极发展所需要的个体、家庭、社区资源的最佳组合。
4.3发展资源的基础与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
除了当前已知的发展资源的一些基础和来源外，未来研究要对内部资源的来源基础，包括它们的遗传和脑机制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同时，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以促进积极结果的出现也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严密的纵向设计，同时还需要有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