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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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
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
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
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
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
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
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
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
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
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
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
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
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
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
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
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
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
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三农问题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服务三农面向三农财税政策
一、农行股改“面向三农”面临的主要矛盾
农行股改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方针进行，这意味着农行将定位于“三农”，按照完全的商业化模式经营运作。农行商业化经营的本质属性与面向“三农”这一弱质产业的政策要求要完全统一起来，存在许多矛盾需要财税政策化解。
矛盾之一：县域农行运作困难，内部矛盾重重。首先是商业运作追求高效与业务办理效率低下的矛盾。例如，在上级行授信额度内办理还旧借新业务，中行、工行、建行一般1-2天就可以办完，而农行常常需要3-4周甚至超过1个月的时间。其次是农行中小企业信贷准入门槛较高与涉农客户小额信贷需求的矛盾。再次是农行员工的整体知识、年龄结构与业务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最后是现代商业银行规模大、科技构成高与农行县域支行、营业网点营业条件差的矛盾，严重制约县域行的业务发展。
矛盾之二：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竞争不公平的矛盾。一是部分地区农户和中小农村企业信用意识较差，甚至利用假破产、资产重组等形式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直接影响了农行的经营效益；二是农村金融市场中目前还没有建立诚信与担保体系，涉农金融机构之间信息闭塞，不能对恶意违约行为进行有效钳制；三是部分地区农行的网点被撤，营运体系不健全、作用有限，不能满足资金需求小、信息风险大的农户、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四是银政合作仍需加强。一方面，财税支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资金多头管理，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另一方面财税与农行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方式，农行为政府项目的资金配套受到诸多约束，人为限制了农行的发展速度。
矛盾之三: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两个目标、两种责任、两套考核体系的矛盾。“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是一个完整体系。一方面，农行要面向“三农”，服务县域；另一方面，作为商业银行，农行还必须商业化运作，实现价值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这两个目标、两种责任、两套考核体系如何兼顾，农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握。没有严格的财税支持指标考核体系和监督，二者很难兼顾，容易形成新的巨额不良资产。
矛盾之四：地方政府对“三农”贷款投入期望值高与现有信贷准入要求严的矛盾。虽然农行基层机构是一级法人体系下的商业金融授权机构，但是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会利用各种手段对农行经营施加影响。这一情况过去曾普遍存在，今后也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农行服务“三农”的定位明确后，各级政府对农行增加“三农”贷款投入的期望值会更高。而农行作为商业银行，贷款的准入条件在股份制改革之后将更严格、更精细，出现不良贷款之后对责任人的追究将更严厉。在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评级授信要求和责任追究机制下，服务“三农”的职能很难充分发挥。
矛盾之五：股东价值回报最大化与服务“三农”整体收益偏低的矛盾。农行股改到位后，股东结构将多元化，无论是国家投资者、战略投资者，还是广大股民都要求回报最大化。但“三农”产业和县域经济客户存在投入大、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报率低、风险系数高的基本特征，与纯粹的商业银行经营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将给农行经营业绩和市场形象带来很大压力。
矛盾之六：监管标准的一致性与服务对象风险系数差异性的矛盾。农行市场定位于面向“三农”，但在现阶段，“三农”毕竟还是弱质产业，县域经济的客户群体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这个市场环境中做业务，面临的风险相对会大一些。但是，目前监管部门对农行的监管标准与其他商业银行是一样的，这个矛盾很难处理。
矛盾之七：服务三农与历史包袱沉重、持续发展后劲相对不足的矛盾。近年来，随着政府加大企业重组力度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农行2000年以前支持的一批农村企业陆续走向衰亡，带来了沉重的经营负担。农行2007年末不良贷款余额8065.1亿元，需要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高达6539.95亿元，即使将资本金转为拨备，缺口仍将达5186亿元。（参见表1，表2）。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农业银行调研报告》整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农行股改完成仍将长期存在，需要持续的财税政策支持。
二、财税政策支持农行股改“面向三农”的理论依据
依据之一：纠正因农村金融主体陷入博弈困境造成的市场功能扭曲
农业由于内在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导致农村信贷的风险高于一般工商业贷款，农行的风险自然也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农村信贷的高分散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也增加了农行的经营成本。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指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将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当市场的不完备、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非充分竞争等经济特征普遍存在时,市场机制将不能自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就是著名的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GreenwaldandStiglitz，1986)。特别是由于加重成本、路径依赖、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存在，微观经济易于陷入博弈的困境。如果用外部边际收益（marginalexternalbenefit，MEB）来表示因为增加一个单位的农村资金投入而给社会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则它可以用以解释前述正向外部效应如何导致了社会信贷资金资源在农村信贷域中的扭曲配置。
正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所提供的带有正的外部效应的农村资金投入数量，纵轴表示有关的交易价格、效益和成本。S和D曲线分别表示该投资的市场供给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MSB曲线表示社会边际收益，它包括了融资者所获得的私人边际收益MPB和外部边际收益MEB。S和D曲线相交于U点，相应的市场交易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这时，融资者所获得的私人边际收益就等于其所愿支付的交易价格P1。但是由于外部边际收益的存在，此时的社会边际收益MSB处于P2的水平。根据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只要社会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收益不一致，依据私人边际收益做出的投资决策肯定不是具有效率的。
这样，从效率的角度看，MSB曲线与S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农村资金投资数量和交易价格才是最具有效率的。此时农村资金投资的供给数量为Q2，社会边际收益为P3。显然，Q2大于Q1。也就是说，当存在正的外部效应时，社会上的农村资金投资供给将会处于不足的状态。例如,在农业产业领域,许多项目需要高额的投入,完成之后却易产生“外逃”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产业就会倾向选择等待接受农业企业的“技术外溢”策略，而不是发展农业产业，当所有的银行都选择了这种“最优”的等待策略时,农村资金就可能陷入停滞状态。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功能被扭曲时，当农村资金外溢时，当农行面向三农时，财政税收作为“第三方”加以支持和调整就具有了必要性和重要性。
依据之二:财政支持农行“面向三农”即是支持三农，是农村公共财政职能的实现
农行不论是历史与现状都姓农，其本质是与三农紧密联系的。农行建立之初衷就是为农业发展、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服务的，农行自建立那天起从未脱离三农领域，尽管近年来商业运作有弱化三农的趋势，但其在农业的资金投入仍然高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根据农行年报，农行60%的网点、51%的员工分布在县域，截至2006年末，农行县域贷款和城市行管理的涉农贷款共计1.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5%。农行金融结算网络不但为客户提供服务，还为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给算等服务，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共服务职能。这里，我们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决定因素作简单的模型分析，样本数据取1999年至2005年，以农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产品价格（P）、对农村的信贷投入（I，采取人均信贷来衡量，即包含农业的贷款投资，也包括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资）、农村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L，用农村中从事非农人员数与从事农林牧渔的人数比值反映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财政支农资金（F）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法对其对数形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并还原，得到如下的模型结果（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
Y=2.739750L0.677054F0.140460I0.207506P0.188964
从模型结果可知，各变量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统计量检验。并且模型结果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同时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99%的F检验。另外调整后的R-squared高达0.997269，说明模型具有较大的拟合度。因此，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可知对农村的信贷投资，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正向的影响，即信贷投资每增长1%，农户人均纯收入可增长0.21%。因此，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农行1.7万亿的涉农贷款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深远意义，另外也意味着当前农村对金融的需求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存在供给缺口，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来完成。
依据之三：金融协调政策与财政支农政策的整合理论
爱德华·S·肖说过，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推进农行改革，财税政策的配合至关重要，财政的无偿投入与商业性银行的有偿投入相结合，二者能够达到共同的政策目标。财政支农政策与农行“面向三农”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的着眼点，都是针对农村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三农”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的归宿，都是力求“三农”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涉农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实施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因此，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农村财税政策与农行改革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农村金融产业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三农”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与完善支持农行股改“面向三农”的财税体系
（一）清晰界定农行“面向三农”的含义，是建立支持农行股改财税体系的前提
“面向三农”的股改方针既是一种改制方向性的要求，又是一种农行市场定位，体现在具体操作上的要求很高。农行怎样运作，才算是符合“面向三农”的定位，政府与农行之间必须达成制度共识。只有这样，对农行而言，才不至于无所适从；对政府而言，才可能对农行有着量化、一致、稳定、规范的系统考核。从目前看，对“面向三农”的含义界定仍不清晰。我们认为建立支持农行股改财税体系，“面向三农”必须由权威部门加以明确，并在政府与农行之间形成高度共识，以便于双方在实际工作中有所遵循。
（二）农行面向三农的财政支持体系
1.财政投入政策体系。财政投入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增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需要通过加大财政投资规模来实现。（1）农村社会保障、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部门具有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功能，需要政府直接、持续的资金投入与资金扶持。（2）农行历史上曾经承担了巨大的政策性信贷任务，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理应由财政予以消化（建立支农风险金），其核心资本严重不足，可由财政部分的注资或入股。
2.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补贴是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的一种补贴，是直接或间接向农行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转移支付。与财政直接投入相比，财政补贴具有规模小、灵活性强等特点，是政府鼓励与支持农村金融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于农行而言，更适用于财政补贴的运用。如国家对三农信贷的利息补贴，对设施农业的补贴，对农村贫困学生的助学贷款贴息等等。
（三）农行面向三农的税收支持体系
1.农行涉农业务流转税制的改革。农行县域业务营业税改革可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保留现行营业税制，降低税负、扩大范围。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农行县域业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条件。第二步是改征增值税。应当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将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征税范围先行扩大到农行县域业务，对大部分业务实行基本免税法征收增值税，对手续费、咨询费等征收增值税。同时,取消农行县域业务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2.农行县域业务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完善。（1）降低所得税税率,减轻农行县域业务的税收负担；（2）修改税前扣除规定，规范和统一税基。取消计税工资限额，与农行县域业务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应当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放宽涉农业务坏账核销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税前计提专项贷款准备金；统一和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比例；将预提税改按应计提项目的实际汇款额征收；（3）按照涉农金融业务的不同和所属区域不同来制定优惠政策，对贫困县金融业务可规定较低的税率，给予较多的税前扣除，对国定贫困县的涉农业务免征所得税；对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的县（县级市），以及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定贫困县经营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或先征后返专项用于增加风险准备以提高风险覆盖能力；（4）取消县域农村银行机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5）降低县域存款准备金比率；（6）提高税前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
参考文献：
[1]王汉章.论发展县域农村金融产业的财政对策.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8，（7）.
[2]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王汉章，李上炸．略论农村金融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现代财经，2008，（6）.
[4]郑良芳.对搞好农行股改等工作的一些思考与建议.深圳金融，2007，（10）.
三农问题的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治理 新农村建设 公共服务
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管理，政府应“转换职能角色”、“一是‘管什么’的转换，即从管理私人领域、竞争性领域、微观领域转换到管理公共领域、非竞争性领域、宏观经济领域；二是‘怎么管’的转变，即从直接的、行政的、参与式的管理转到间接的、民主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J，使政府从无所不能中解放出来。
因此，治理既不是统治，也不是行政和管理，而是指政府掌舵而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好的治理的核心含义就是政府的职能应该从“划船”到“掌舵”的转变；而公共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公共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公共治理的本质是打破政府的行政垄断，把原来由政府独自承担的公共服务转移给各种私人部门和公共团体共同承担，政府与私人机构的界限不那么明显了，在公私部门之问建立了伙伴关系；公共治理引入了市场竞争的管理方式，蔓张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当实行好政府公共治理。政府公共治理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是树立高效管理的理念。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必须是高效的，它对政府效能的要求比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更高。二是树立公平治理的政府理念。随着社会发展和知识普及，公众对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三是树立知识管理的政府治理理念。信息社会是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也是一个知识社会，对经济的管理无疑离不开法制，但主要管理方式是知识管理。四是树立“人本主义”的政府治理思想。传统的政府治理注重以“物”或“任务”为中心。领导者要求下属成为标准的“行政人”，以便实行规范的标准化管理，但这种使人异化为物的治理方式，不利于人的创造性。
一、政府掌舵、公众划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性任务，并确定“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行政府的公共服务型管理，采取政府掌舵，公众划桨的方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谐社会是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都能良性运转的社会，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与公民的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在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也绝不能忽视社会的自我管理功能。“社会治理能力不只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社会的治理过程应该是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有些事是政府应该做的，有些则不是”。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掌舵而非划桨”，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政策(掌舵)，而政策的具体执行(划桨)则是通过社会的自治来完成。首先，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社会的共众权力，而社会公众“当初把统治权交给一个人，只是为了公众的福利和安全”J，而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同时要求政府还权民，加速自身转型，即“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这种权力让渡和模式转型必然螫求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的管理职能；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存在着缺乏弹性手段、环节错综复杂等问题，而社会的自我管理又存在着动员能力薄弱、缺乏刚性手段等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适度平衡的关系结构，即在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社会效能的同时，善于通过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英群众代表会议等，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最后，由于经济形式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民主的进一步深入也使得社会的管理形式呈现多元兼容的格局，要建设和谐社会，单独依靠政府或社会都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发挥各种形式的组织作用，凝聚各种力量，消除和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实现各种组织、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在有效程度上的极大努力，使全面推进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巾央的要求落到实处。
二、政府为主、公私并存。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应实行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是对整个公共管理部门格局的重新认识，是实现公共部门有效管理中不同的实施主体各自的定位、分¨1二和各自适当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统治。换言之，参与管理的主体已经不只是政府部门，而是包括全球层商、国家层面和地方性的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闯和1E政府间团际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甚至私人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舒层治理。在多元主体为特征的公共治理范式中，有限政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政府的作范围缩小，政府不再是无所包的“全能型政府”。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按照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公域与私域界限的调整不同治理主体对应着不同的治理对象和客体，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行政管理硕士点首席导师)陶学荣教授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中指出：在公共治理模式中“政府不应在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国有资产经营功能，应该承担公共事物管理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功能，充当公平保障者、社会服务者角色”。。政府组织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是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数量和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公共治理范式中．管理主体是多元的，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组织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在现实社会事物的治理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应该是建立在合理分工基础上的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如在公共物品领域为了增加公共物品的数量，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对那些由政府提供缺乏的效率的项目，政府可以对非营利组织予以充分的赋权和支持，对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供给采取资金补贴、订立合同、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与其他社会主体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生产公共物品的积极性和物品供应的效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的方向，要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政府要实行公共治理，完成好职能转换，因此，公众划桨，政府掌舵，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
三农问题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时政；时政的特点；命题思路；答题技巧
近年来，高考政治试题的命题思路已经由“知识立意”转为“能力立意”和“现实问题立意”。同时，政治科教材的很多内容又都涉及时事政治，且需要与时俱进。时政教育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训练学生适应高考变化的素质，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考试成绩。
那么，如何做好时政教育呢?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正确认识时政含义
时政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其主要表现为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处理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活动。它既有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有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二、认真研究高考时政的命题特点
1.依托教材知识，考查能力素质
现在的高考试题考时政大多是通过时政热点问题创设新情境，考查政治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同时，注重以时政热点为背景或借助或突出时政热点，考查学生解读获取信息、调动运用知识、探究论证问题的能力
2.突出长效热点，回避不确定性问题
热点问题的切人体现了长效性，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探讨人类生存价值的话题，回避那些不确定、可能变化的问题。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三农问题、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平与发展等都属于长期的热点问题。
3.以问题为中心，多角度考查实际问题
高考政治试题多以社会热点为立意背景，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主体设计思想，问题设置系统化。时政热点试题可以是“一材多题”的客观性试题，也可以是对同一问题从多角度、多层面考查的主观性试题。
4.以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主
以我国当前存在的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为素材，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人类共同关注的生存、发展和生活质量问题，党和国家着力解决的，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弘扬民族精神和道德榜样的力量，反映时代特征和国家意志的新观点、新理论等。
三、注意时政教育的几个问题
1.注意时效性和选择性
时事政治教育要注重一个“新”字。“新”是时事政治的自身特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时事。我们应该在众多新闻事件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事件，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注意搜集、整理、筛选重大新闻，做到“有的放矢”。
2.要紧扣教材，夯实基础
教材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时事作为思想政治教材的补充，可以用来补充教材的不足，也可以用来证明教材中的理论、观点等。考查时政热点问题，并不是不要教材知识。千万不能脱离教材知识去搞热点，为讲时事而讲时事，否则会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达不到应有的教学目标和效果。
3.注重时事热点之间的相互联系
各个时事热点不是孤立的，不能就事论事地的解和把握，有些热点问题共同反映了同一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将这些时政热点进行归类、整合，从而以一个典型的热点来统帅众多的热点。
四、掌握时政问题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时政性选择题一般是直接以时政内容为切入点，题目和备选项都要围绕这些主题设计，大多数时政类论述题都是“材料在书外，观点在书中”，但也有极少数题目答案隐含在材料之中。真正熟练、灵活地掌握时政题的答题技巧，还应该多练习、多总结、把握规律，做到熟能生巧、举一反三。要做好政治主观性试题，特别是时政热点问题，必须做到“一扣三结合”：必须紧扣题目要求，必须结合教材，必须结合材料，必须结合时政。
三农问题的含义范文第5篇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在于融资困难的问题，也不在于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问题。即使金融机构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农村的经济也未必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靠数千元或者数万元的资金支持，是无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同样道理，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少的农民来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固然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但未必能够帮助他们致富。凡是那些发财的农民兄弟，除少数种田大户外，大多数是通过从事非农业劳动积累起财富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