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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的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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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的盈利模式

音乐节的盈利模式范文第1篇

不管怎样,这也许是独立音乐人的好时代。2016年开始,中国音乐节数量呈爆发性增长,音乐节演出总数达到202场,总票房收入达到4.83亿元,相比2015年分别增长59.1%、42.5%。仅去年,好妹妹、谢天笑、陈粒参演的音乐节就占到全国的10%。

“每年两百多场音乐节,对于经常去音乐节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李宏杰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在去年创办了MTA天漠音乐节(以下简称“MTA”)。和8年前他创办张北草原音乐节时相比,市场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在2009年,音乐节还很少,草莓音乐节也才刚刚创立。“如果你的音乐节没有好的定位、企划,好的制作,没有新的内容,没有去精致营造的话,现在很难吸引年轻人了,尤其是那些有品位的年轻人。”他继续说。

参照美国的西南偏南大会和Coachella音乐节,李宏杰在MTA中融合音乐表演、技术论坛、艺术装置,并像美国的“火人节”那样把场地放在了一片沙漠中。他把这种综合模式定义为“音乐节2.0”―不再只有音乐,场地内也不只有舞台和乐队,传统音乐节的单一体验朝着多元的生活方式体验在转变。

另一个更直接与生活方式相关的音乐节是2014年来到上海的“简单生活节”。3天时间里,4个舞台的几十场音乐演出并非是这个音乐节的唯一乐趣。从诞生伊始,主办方便不厌其烦地把“音乐节”的称呼纠正为“生活节”,创始人之一贾敏恕将它定位为属于都市青年的生活节,可以让“很多年轻人在里面传递他们自己的个性、热情、态度”。

在简单生活节,第一次,市集成为音乐节的主角。主办方把市集安排在一幢独立建筑中,将其分为3类主题,每个品牌都有独立展位,每个展位都经过单独设计;户外市集则安排一些初创的独立品牌。你能这里买到茶、米、面、酒,逛文创品牌,或者参加一场贾樟柯、高原的分享会。

简单生活节不断优化的市集,也体现出音乐节近两年的一个发展趋势:精品化运营。就在几年前,大多数音乐节的场地只有舞台和简陋的饮料销售区,“饮料里还混着沙滩上的沙子。”音乐节爱好者陈涛对《第一财经周刊》回忆。如今,音乐节已经越来越重视场地的丰富性,增加了游戏和VR体验,原本粗糙的饮料摊位换成了吧台。

“视觉、听觉、吃到的、感受到的,这几个方面每年都在升级。不过恰恰是这些环节,如果你精细化地去运营,在这基础上每年都进步的话,就会给观众带来新的体验。”李宏杰说。MTA提升体验的方法之一是与美食市集策展商伍德吃托克合作。MTA场地内的艺术装置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新了参与者的视觉体验,“火人节、Coachella,其实它们受观众热爱,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它们的装置艺术,”李宏杰说,“有视觉冲击力的装置会让你产生情感共鸣。很可能你没记住几个音乐家,但却会记住装置艺术。”

刚开始尝试音乐节的豆瓣,则选择了更为激进的策略。在今年的豆瓣潮潮音乐周中,他们主打细分领域的电子乐,其中60%的音乐人来自国外,很大一部分几乎不被大众熟知。“整个音乐节市场,需要有更多元化的音乐节产品,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扇窗口,了解一下现在国际上非常活跃非常前沿的那些音乐人。”豆瓣音乐总经理许波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此外,他还选择了把音乐周放在室内。这么选址既有政策、成本的原因,也有对音乐体验的考虑。电音对声音质量要求很高,但目前国内的室外音控很难达到相应水准,“规模太大,如果要做到很好的声音质量,会涉及到很高的成本,”许波说,“在室内的话,我可以把用于室外大舞台的成本,投入到设备的更新和增加上,让整个舞台的声音提升。所以我们可能更偏向于那些真正在乎音乐的人,他们会在这儿获得更好的音乐体 验。”

他认为“分众(垂直细分)是精品化的一个表现,因为越综合越难精品化。”音乐节的细分也可以帮助主办方更快找到适合自己品牌调性的合作方,这从潮潮音乐周选择的合作商也能看出。在文艺青年中口碑不错的一加手机、服装品牌素然成了其赞助商,而家具品牌造作在潮潮音乐周内设计了一个家居展示和体验空间,放置造作的产品及豆瓣用户“最能代表自己”的物件。主办方将这一区域命名为“潮潮音乐周的精神角落”,使之与豆瓣“我们的精神角落”这一品牌定位相呼应。就连酒水,选择的也是北京威士忌酒吧赋格,而放弃了百威等通常音乐节可见的啤酒品牌。

垂直类音乐节的增多,也是音乐节走向精品化运营的另一个表现。以电音为例,2016年有近30场电音节,占音乐节整体数量的20%。百威风暴电音节(下简称“风暴”)的创始团队A2LiVE从2013年之前就开始关注电音市场,在敏锐发现夜店数量和电音演出售票量的增长后,从2013年打开主流电音市场。一些国外知名电音品牌2015年开始相继进入中国,包括荷兰的“百大DJ”、美国的“电子动物园”和Ultra,国内的摩登天空也在2016年进入电音领域,创立MYTH妙・电音节。

音乐类型变得细分,主办方在艺人阵容上就能有更精品的选择。A2LiVE在选择艺人阵容时,瞄准的就是主流电音领域的大咖,“要看他们的音乐作品在榜单上排第几、持续多久,再跟中国的艺人粉丝叉对比,看哪一些是比较match的。”风暴的创始人Eric Zho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相比之下,一些综合类音乐节的电音舞台太小,通常不会花重金请知名DJ,在这一类型上的艺人阵容也就相对逊色。

垂直类音乐节的增长也可看作是音乐节市场的繁荣标志之一,这一增长背后,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娱乐消费支出增加、年轻人逐步开始主导市场―音乐节的消费群体集中在80后、90后,这部分群体对于电子音乐、二次元的偏好推动了电音节、动漫类音乐节的发展,而类似太古里这样的地产商就选择用音乐节来聚集人气,也助推了市场。

市场繁荣的背后,是对音乐节可持续性的挑战。即便是如今年营收达9500万美元的Coachella音乐节,也曾在第二年因资金断裂而停办、公司接近倒闭,直到被美国AEG现场娱乐公司收购后才继续举办,到第六年开始盈利。实际情况是,有很多音乐节难以熬过这个漫长的盈利周期。

“就是在今天我还没有办法说我一定要做下一次。”许波认为现在的音乐行业处于不那么健康的状态。对多数音乐节来说,第一年是最困难的时期―大部分音乐节难以拉到赞助、票房也低。Zho就曾经用送票的方式来支撑第一年的客流量,当时的赞助商则来自于他曾经做演唱会时积累的老客户。

缺乏大型活动经验也是一些音乐节品牌昙花一现的原因。对于选择户外场地的主办方,办音乐节比办演唱会复杂很多―MTA能在沙漠上建场地有赖于当地政府的支持,但没有场馆意味着水、电、厕所、围墙都要自己搭建。如果不具备大型户外活动经验,又没有找到好的合作方,失败的概率便很大。

另一个原因则是商业运营如赞助、票房、推广策略的失败。“赞助、票房这两项主要的收入有很大的策略。”Zho在风暴开办的前几年,每年依托市场调查了解自己的客群,再拿这份报告去说服赞助商。在售票渠道上,A2LiVE把60%票务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官网出售,余下的40%外包给第三方票务公司。

控制售票渠道,也就意味着控制消费客群的数据信息,这些信息的价值在未来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去挖掘。“数据是最重要的。大家都可以上网,问题是,如果他上网买什么、做什么我都不知道,那这部分数据我就失去了。”Zho说。

有效的推广手段也是音乐节在盈利压力下得以继续下去的关键。类似MTA、豆瓣潮潮音乐周都在第一届邀请了一批来自国外的专业音乐人,但不少国外乐手在国内的市场基础、影响力都相对有限,难以带动音乐节的票房销售。对于投入较大的大型音乐节来说,小众的专业艺人有其价值,但忽略大众的音乐喜好绝对不是好办 法。

“关键是,我们怎么让更多中国人去听这些歌?”Zho说。风暴的策略是让国内知名艺人来培养电音市场,比如请王力宏、张靓颖和国外DJ在舞台上合作表演新曲,再把这些新歌拿到数字音乐平台上打榜,借用知名艺人的影响力,收获更多电音粉丝。MTA也在第二届开始调整音乐人阵容,加入了许巍、赵雷、朴树等国内歌手,来推动票房销售。

票房是音乐节最核心的收入。“国外音乐节正常的利润空间应该在30%。”李宏杰说道。一个健康的音乐节盈利模式是,票房应占到60%至70%,赞助占20%至30%,酒水服务等其他费用占10%,但目前除了举办时间较久的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国内几乎没有音乐节能够达到这个合理的营收比例,大部分音乐节都处于亏损状态。

风暴第三年开始盈利,其中上海地区盈利达到了20%,但在一些新开放的地区仍在亏损。目前风暴的票房、赞助、酒水服务收入占比达到40:40:20,因为展现出一定的盈利能力,它在去年拿到了A轮融资。

“一个成熟的音乐节是可以赚回来的,100%甚至是100%以上。”Zhof。和国外音乐节的盈利规模、运营规模相比,国内音乐节的确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Coachella、EDC这类国外的大型综合音乐节每年的营收都在千万美元。受益于美国户外的宽阔场地,EDC电子音乐节在3天内能接纳45万名观众,每张门票收取100美元,总的票房收入就能达到4500万美元。国内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户外条件,即使是草莓音乐节,单场客流量也仅在6万人左右,票价相对较低。国内主办方扩大规模的方式,是把音乐节品牌向各个城市延伸,但这也意味着不同城市的变化因素将给运营带来更大的风险。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音乐节都是一个需要长期培养的品牌。因此,品牌效应也是驱动盈利的关键,Zho认为音乐节最终是靠品牌去卖票,而非靠艺人去卖票。“虽然艺人也很重要,但大家看的是音乐节品牌。当你的品牌号召力达到一定程度,就是你用你这个品牌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去卖票,他来了觉得很好玩,才会再来。”

所以塑造一个有差异化的品牌形象,是这些音乐节的普遍方式。风暴和MTA,都是选择一个特定主题,随后围绕着它去选择场地、设计舞台和内容。风暴的概念是“来自外星”,其舞台也依据宇宙船、外星城堡的思路去设计,仅一个舞台的设计就会修改三十多次;MTA主打未来、技术、创新概念,于是用飞船式的舞台和装置、“火人节”的沙漠场地,Cochella和西南偏南的内容,来建构整个音乐节的品牌形象;简单生活节给人的感觉则是“生活”本身。

“很多音乐节就是音乐节,它并没有给品牌一个生命。”Zho说。风暴对品牌的投入已经走到提升消费者忠诚度的阶段。去年风暴的参与者达到40万人,A2LiVE打算在今年推出忠诚计划,通过会员积分系统,打通旗下大中型及小型活动的消费积分,以增加粉丝对它旗下各类音乐活动的黏度,“要得到消费者更大的信任,跟他有更紧密的合作和沟通。”

市场的成熟度也支撑不起音乐节的高增速。“我们现在听的歌是现在新发行的、新制作的歌吗?”许波反问道,“大部分人听的都还是更老的那些港台流行乐。既然现在不能广泛地生产出大家喜闻乐见的音乐,大家更多的选择就是看电影、看视频。”他认为音乐行业的市场规模在娱乐市场的占比仍然偏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音乐节的盈利模式范文第2篇

移动端的到来,使音乐变得唾手可得,在积累了过亿用户之后,行业也陷入了激烈竞争。

现在,每家都在寻找差异化突围的路径。豆瓣FM完全采用电台的模式,酷我音乐主推“热点+推荐”内容,将PC用户平移到移动端;QQ音乐借助微信等自身强大的会员体系优势打通各终端平台,对电台内容进行二次重组;而虾米则在被阿里收购之后,迅速实现正版化开启“音乐人频道”,从音乐到音乐人开发平台功能;多米音乐更倾向于“音乐社交”功能的开发。

最近,虾米网正在紧锣密鼓地邀请音乐人,注册虾米网的音乐人平台,实际上就是为音乐人开启个人主页。“在此平台音乐人可以和粉丝直接交流,获得推广机会,并能获得所有音乐的下载收费,未来两年之内不和虾米分成。”虾米网CEO王皓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从整个行业来看,目前音乐人的收益主要来自商业演出,以及与音乐公司的签约,这些公司包括环球、海蝶、金牌大枫等大唱片公司。一些个体音乐人和小音乐公司,因为音乐网站给予的分成收益后台数据不清晰,实际无法获得任何收益。

“将不知名的音乐人群体汇聚在这个平台,从收集音乐到养音乐人,首先建立了内容独特性,其次,在为艺人建立一个线上盈利方式的同时,也寻求出一个推红音乐人的机制。”王皓告诉记者。

虾米网实际上通过推荐引擎,把目前还不知名的艺人发掘出来。将音乐人频道作为音乐人才的培养与输出平台。

据虾米网内部人透露,虾米网正在和唱片公司与音乐类电视节目洽谈合作,打造一个音乐人才输出机制,通过选秀直通车、唱片直通车,或者虾米音乐人基金直通车,为唱片公司和电视节目选拔合适的人,或用虾米音乐人基金为歌手出唱片。

谈及商业模式,王皓颇有兴致地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有想象空间的模式,打通虾米音乐人与淘宝的关系,淘宝上有优质商家,音乐人可销售的东西不仅仅是作品,还包括代言和商务演出等。比如一个卖帆布鞋子的品牌店铺有可能会请一位民谣的音乐人做代言。

当然,虽然看起来建立“忠实用户+优质商家”的方式可行,但是真正建立起产业对接的关系,成为一种运营模式目前还为时尚早。

行业在高速成长,用户的海量使用行为无可质疑,但商业模式仍未形成。

各家都在尝试下载付费,如豆瓣采用包月或包半年服务的两种收费模式,但收效并不理想。在多米音乐CEO石建平看来,未来音乐社区的商业模式有3个方向:一是直接收费,如社区内的达人可以对热门歌单进行收费订阅。二是增值类服务,比如包月、可无限量下载高品质歌曲、手机铃声和有声读物。三是广告模式。

从服务模式来看,石建平发现,现在的用户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听歌,更愿意通过某种方式将喜欢的音乐与人分享或设置自己的电台。而且,在音乐社交领域,用户自创内容发展得很快。音乐社交大大加强了用户黏性,歌单让用户在线听歌的平均时长较之前的版本延长了两倍。

“娱乐+社交+UGC”的模式正在成为多米试探的方向。其中从娱乐角度,多米是最早一批与《我是歌手》《中国最强音》《中国好声音》等节目合作音乐的音乐服务商。“快速传播到手机上去,让观众尽早听到,因为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很多是拿起手机对歌曲进行搜素。”石建平告诉记者。

音乐节的盈利模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性 三峡晚报 融合发展 突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媒介市场及媒介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和发展以及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包括市民报在内的报业等面临信息传播渠道增多报纸影响力降低、盈利模式单一报纸收益减少、媒体融合理念不清晰资源融合效果不佳等方面的挑战,没有党报的政策性扶持,完全面向市场求生存谋发展,而受众群体更窄的面向特定区域的区域性市民报所受到的冲击更大,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实现融合发展包括区域性市民报乃至报业在内的传统媒体都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媒体融合时代市民报发展面临的挑战

因媒体、受众及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变动,当前包括市民报在内的报业遭遇的主要困境有以下3个方面:

1.信息传播渠道增多,报纸影响力降低。

报纸的影响力,包括对读者注意的吸引力、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等方面。毫无疑问的是,报纸所有的影响力,几乎都基于受众(读者)的阅读而形成。20多年来,随着媒介市场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变革,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点对多的单向传播,面对具有立体互动多向传播特征的互联网传播和移动传播,影响力不断下降。一方面,信息传播时效上,以互联网传播和基于互联网的移动传播对受众的注意的争夺使传统媒体尤其报纸的受众市场受到了极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另一方面,受众不仅获取信息越来越便利,而且一改过去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为信息的者、接受者、参与者等多种角色,体验更是报纸等传统媒体所不能提供的。因而,伴随受众日益流失,转向网站、微信、微博等,传统媒体的受众日益减少,其影响力也日益降低。

2.盈利模式单一,报纸收益减少。

当前大部分报业尤其区域性市民报主要的盈利还是来源于传统的“广告+发行”的收益模式,很少有独立的、成功的盈利渠道或盈利模式。而广告与发行都与报纸的影响力相关,都与受众对报纸的关注与使用相关,在受众持续离开报纸的大潮下,报纸的广告与发行效益都同时在减少,报业利润正在持续减少。

在新媒体强力进军受众市场之时,一些报纸为了扭转媒介市场竞争的败局,开始通过改版扩容、免费发行等手段来挽留受众。于是报纸开始越办越厚,现在国内的市民报常常动辄几十个版甚至上百个版,报纸版面增多对报社来说运营成本增加了,所以它们必须用更多、更大版面的广告来缓解报纸盈利的困难。此外,小部分市民报尝试做免费报,企图完全用广告来获取利润,但这必然会导致报纸为了获取更多广告资源,在内容质量上让步,而这对读者来说并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总体而言,不论是版面扩容、免费报纸,还是报业深层改革,或者报纸兴办新媒体,当前很多报业的盈利模式都难以走出传统的“发行+广告”的盈利模式,而报业媒体经营模式类似、结构趋同、目标群体相同则导致了当下报业过度同质竞争的格局。

3.媒体融合理念不清晰,资源融合效果不佳。

融合是当前报业抬升行业“天花板”的主要路径和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包括报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改革在政策上己经进入深水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成立,开始探索打破当前传媒业条块分割的行政和行业壁垒。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四次会议指出,要加快媒体融合,在向新媒体转型的途径中,报业所遇问题重重。包括市民报在内的报业都创办了全媒体平台,为适应全媒体平台的运营,市民报过去的信息模式被改变,但其纸媒截稿的制度与网站信息24小时滚动机制是矛盾的,且报纸的分工制与网站的采编合一制度也相互矛盾。

媒介融合的本质可以说是媒介产业资源和平台的整合。但无论是包括市民报在内的报业还是广电行业、网络媒体行业,都已经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流程、管理结构、产品形态和产业的价值链”,而产业要扩张,要融合就必然要打破行业间的工作流程和管理结构,但是这并非易事。很多报业集团在融合时都放不开原有的生产模式,导致报纸成为网络媒体的内容供应商,让报纸内容在网上成为免费信息后,使得报纸的内容优势丧失,而网络广告低廉,又反过来拖累报纸,最后虽然报业内部的新媒体似乎“无处不在”,媒体形式也都“应有尽有”,但为集团盈利的实际支撑点却鲜见增多。可以说,目前很多报业的集团似乎只是“贪大求全”,它试图囊括所有的媒介形态,把以前只属于报业的单一个“土豆”做成“十盘菜”,这样的全媒体经营不仅缺乏清晰的商业模式更缺乏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二、媒体融合时代市民报发展固有的优势

媒介融合时代,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的样式也越来越多样,随着报业跟随新媒体步伐的加快,报业集团正成为什么都有的“杂货铺”――手机报、网站、微博微信群、手机媒体客户端、平板客户端、户外LED显示屏、电子阅读器等,于是报业集团内部的报纸便“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新媒体和全媒体平台的内容供应商。这不仅使得印刷报纸成为新媒体的附庸,更使得报人被“报纸必将灭亡”的魔咒所压迫,一度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其实包括市民报在内的报业在内容、品牌、资源、广告影响力等方面具有新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1.内容优势:权威、深度,理性表达。

当前,我国正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破解影响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城镇,开始崭新的市民生活,这就使他们有了信息的需求,而植根市民服务市民是区域性市民报具有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内容优势。

同时,报纸也有内容权威深度适合理性表达。在内容生产上,4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使得报纸具有内容权威深度适合理性表达特质,这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长期生产理性、深度新闻的报纸,在受众心中建立了权威的印象。信息爆炸时代,受众对权威新闻尤为需求。媒介融合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多,但鲜见有质量的信息,而网络媒体的开放、自由等特点也导致其中信息内容真假难辨,良莠不齐。内容可靠具有深度则恰恰是报纸的优势所在。而报纸的消息历来都较网络媒体要更准确可靠,这也是报纸获得信誉的重要条件,报纸在挖掘和制作信息以及表达观点上都更具权威性,这是新媒体暂时无可与之相比的。所以,媒介融合时代内容的可信度就是报纸在发展新媒体或与其竞争时的制胜法宝。

因此,报纸上理性、深度的新闻是其向全媒体转型实现媒体融合的最大优势,面对网络媒体中海量和繁杂的信息,报纸不仅具有深入、权威内容的优势,还能够通过对网络信息的去伪存真而引领网络舆论向客观公正的方向行走。

2.品牌优势:市场影响力大,受众认可度高。

经过多年的经营,当前很多传统报业都已形成了良好的区域品牌或社会品牌,这些品牌意味着报业在市场的权威,意味着受众的认可度,就算在新媒体兴起并大肆吞并传统媒体市场的今天,报业品牌对其发展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报业整体而言,报业最大的优势品牌在于内容生产,不仅具有全面的信息来源,还拥有成熟的内容制作模式,并且拥有强大的市场权威,这些都是报业相对于网络新媒体来说最大的优势。

同时,随着报纸市场占有率的增加,美誉度的升高,读者群体的壮大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报纸品牌。

而且,即使未来报纸不复存在,但报纸的品牌仍然会延续到其他媒体之中。

总体来看,对报业而言,报业的品牌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对报业转型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报业集团的发展中,只要集团内拥有一、两个报纸品牌,就能依托其建立“报纸、报系、报业集团”的三级集团格局,让单个报纸的品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产生连锁反应,使得报业集团从单个的品牌到拥有报系品牌和集团品牌。

3.资源优势:社会资源丰富,可利用度高。

报业在长期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些正是当前新媒体所不具备的发展优势。

首先,关系资源是传统报业较之新媒体最大的资本。在长期的新闻采访中,大多报纸都积攒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这不是刚刚起步的新媒体可以比拟的。而这恰恰是新媒体在起步之初,最需要的资源。

其次,除了关系资源,报业具有独天独厚的资金资源。在新媒体的发展过程中,前期需要很多投入,而大多数传统的纸质媒体,在过去的发展中,经历了报业的黄金年代,攒下了雄厚的资金,在新的环境下,他们完全可以依靠已有的资金优势,占据一个又一个新媒体的高地。

第三,报业在广告资源上也占据一定的优势。

传媒经济中的“影响力经济”理论认为,受众的注意力就是信息化产业的重要商品,生产信息的媒体将受众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从而产生了信息的价值,实现媒体的经济效益。而报业当前有大量广告客户资源,如果报业能极大的利用这些资源,利用报纸的影响力为广告主推广营销活动,就能获取更大的价值、更大利益推力。

综上所述,在报纸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中,坚持报业的固有优势才是报业集团实践全媒体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保持集团内部实际盈利点的前提下,拓展出全媒体的盈利支撑点。

三、三峡晚报融合发展的探索之路

克里斯・安德森说,世界就是一个交叉补贴的大舞台。在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领域,群众有期待,民间有资源,商家在寻觅,资本在试探,缺少的只是补贴的通道和回馈的机制。报纸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作用,连接各方,协调关系,平衡利益,在补贴与被补贴之间、产出与回报之间搭建“圆桌会议”,去异求同,把各个关联方聚合成利益共同体,不断延伸开放合作的边界。这是媒体的价值所在,也是媒体大有可为的空间。

区域性市民报是指面向一定区域市民服务的都市报,区域范围一般是指面向特定区域如地级市城市市域范围,三峡晚报就是一个区域性市民报的代表。区域性市民报利用自己在内容、品牌、资源上的优势,挖掘价值、搭建平台、聚集注意,还是可以走出不同于以往“广告+发行”单一赢利模式不断发展。

三峡晚报创新活动方式方法,策划一个,成熟一个,新玩法,新动力,在模仿和跟风不被遏制的传媒竞争生态中,用创造性思维,锻造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品牌系列。顺应市民消费新需求,以报纸影响力为底座,逐步建成基本覆盖老、中、青、少的社交产品体系,进而形成报纸核心竞争力。

1.“利益+关系”,挖掘主题宣传价值。

主题宣传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也是报纸的强项,也是媒体报道技能的考点。三峡晚报认为可以借助主题宣传为抓手,用全媒体手段为版面升值,用定制化服务激发客户兴奋点,用“利益+关系”打通营销最后一里路,引起社会关注,发挥与提升影响力。

在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后,三峡晚报广告中心决定借湖北县域经济工作会、湖北日报65周年华诞以及“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主题宣传季,推出“活力宜昌――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进行时”大型主题宣传活动,记录大城崛起之点滴,把握城市发展之脉搏,为活力宜昌留下白纸黑字的印痕。宏大议题,巧妙表达,公共议程,善于转化,在与城市心心相印中散发报纸的体温,在与客户同气相求中寻求价值增量空间。

2014年6月30日,三峡晚报百版长卷《活力宜昌》特刊出街,当天三峡晚报总版数达152版。《活力宜昌》特刊总出刊数超过200版,祝贺报尾突破100条,创收近300万元。这是三峡晚报策划营销的又一个成功案例。《活力宜昌》特刊通过手机报、微博、微信、电子阅报栏等媒介立体传播,影响力持续发酵。在微博、微信上,许多网友争相为本次特刊点赞。湖北手机报宜昌版百余读者通过短信形式,向本报发来读后感。“6・30”特刊通过三峡晚报旗下各种媒介的立体推送,以及后续多次滚动传播,在纸质传播基础上不断放大宣传效应,这是对客户的增值回报,也是对“贬值”的有力回击。中国晚报协旗下的摄影学会网将本报《活力宜昌》特刊电子版制作成专题,置顶推荐,供全国各大媒体鉴赏学习。该网负责人说,三峡晚报推出的《活力宜昌》特刊不管是总体立意、稿件文字还是版式、图片都属精品,是一次经典策划之作。

2.“传媒+演艺”模式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探路。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体现。传媒和演艺都属于文化产业范畴,二者结合不仅产生社会效益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2015年1月3日晚,由三峡晚报社主办的2015宜昌市新年音乐会在宜昌剧院成功举行,三峡晚报以“传媒+演艺”模式为多元经营探路,探索了一条媒企合作共襄文化盛举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三峡晚报主办音乐会彰显宜昌文化魅力,促进了宜昌与世界的音乐文化交流,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音乐会上半场,金东方学校的学生交响乐团,上台为观众演奏了两个曲目。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引起德国艺术家的极大兴趣。世界著名指挥家祖克尼克受到孩子们感染,临时决定走上指挥台,与他们共同演奏了一曲《拉德斯基进行曲》,全场掌声雷动。

珍妮・布利斯认为:顾客为何狂热的“粉”你,是因为你给观众创造了超越活动本身的一个认知:使观众对活动有了更加深层的定义:比如把音乐节提升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层面,使观众认为他们参加的这一音乐节确实与众不同。他们还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结束记忆:世界著名指挥家祖克尼克受到孩子们感染,临时决定走上指挥台,与他们共同演奏了一曲《拉德斯基进行曲》,这一场景使观众在演出结束后,仍然久久地被回忆。达到了观众广为传播的效应。

另一方面,三峡晚报主办音乐会对广告、门票销售等进行创新营销,如三峡晚报通过广告置换,在新华书店户外大屏、宜昌出租车车载广告,进行了全面的推广,三峡晚报、三峡晚报官方微博微信、电子阅报栏等立体轰炸,营造售票氛围。本次新年音乐会涉及广告用户及协作单位27家,大到三峡农商银行35万元的赞助,小到乐团用车的2600元,26家单位严格签订了协议。双方严格履行协议,作为协议的双方,互相尊重,体现了良好的契约精神。2015宜昌市新年音乐会实现综合收入174.4万元,利润92万元。

3.“体验+传播”售报活动,增强报纸的传播力、影响力。

发行是报纸的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组成因子,三峡晚报高度重视报纸的发行。他们探索假期学生卖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开展多季“体验父母艰辛,感受劳动光荣”暑期中小学生售报活动。活动之初,三峡分社社长任浩确定了“体验父母艰辛,感受劳动光荣”的活动名称,以及这项活动的主旨。他指出这项活动就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社交和沟通能力、感受父母辛苦工作养家的不易,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014年“体验父母艰辛,感受劳动光荣”的活动,共有100余名小报童售报,三峡晚报的零售量比平时翻了一番,卖出10万份报纸。

在活动期间,三峡晚报组织了较多的版面进行宣传,每天在报纸上刊登小报童售报的位次和排名,每周安排一个专版,刊登小报童售报的趣闻趣事,通过小报童的眼见耳闻,展现大人与孩子之间的互动。

同时,三峡晚报的官方微博、微信都同步推出宣传报道,晚报员工的个人微博也一齐发动。任浩的个人微博不遗余力地推广小报童售报活动,他的一位微博粉丝深受触动,匿名捐赠了上百台电脑音箱,要求送给售卖三峡晚报的小报童们。

署期活动杀青,新的活动开始,学生售报活动在周末、节假日依然继续,中秋小长假三天,小报童们又卖出了上千份报纸。通过中小学生街头售报,让孩子得到锻炼,家长受到启发,市民也被感动,同时也扩大了三峡晚报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徐沁:《媒介融合论:信息化时代的存续之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宫承波、庄捷、翁立伟:《媒介融合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

[4]蔡雯:《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张发扬:《破解报业“恐慌”的视角与路径》,《中国报业》2014年第3期

[6]代玉梅:《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出版业发展趋势》,《编辑之友》2014年第3期

[7]郭全中:《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的现状与问题》,《青年记者》2013年第3期

音乐节的盈利模式范文第4篇

熟悉欧美和华语音乐的西风之所以会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Billboard和华语音乐市场一直以来存在的距离感。对欧美乐迷来说,Billboard意味着数张不同类型的音乐榜单,以及快速更新的欧美音乐资讯。可对于部分华语歌迷而言,Billboard只是欧美音乐的标签之一,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对于他们来说有点遥远,毕竟中国市场讲的永远是另一个故事。

Billboard其实很早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2015年,Billboard和MV在线分享平台音悦台达成合作关系。音悦台从2012年开始推出一张专注于MV播放量的华语音乐榜单V榜,合作之后,V榜的最终结果除了在音悦台上放出,也会出现在Billboard的美国官网上。与此同时,Billboard的Hot 100(单曲前100名排行榜)则会在音悦台。

谈到这项合作的时候,Billboard亚洲区负责人Jonathan Serbin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虽然全球其他地区也都有MV播放量榜单,但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MV是一种更受青睐的发现音乐的方式。我们把它做成一张榜单,可以发现音乐需求,了解中国的乐迷。”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内知名音乐电台DJ也认可这种合作模式。他向《第一财经周刊》解释说,在国内,不管是日常消费场所的大屏幕,还是公交车站内滚动播放的内容,人们知道、了解一首新歌很多都是通过MV的形式。

但Billboard显然并不满足于这个还算不错的开头,它想把更多事情带到中国运作。在此之前,它已经以媒体身份进入了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榜单业务。对一张榜单来说,数据的来源以及数据是否严谨非常重要。“中国市场上的确有非常多的榜单,但这些榜单是否权威,除了机构本身是否拥有足够的制榜经验,能不能提供明确的数据出处以及榜单排名所用的算法,也是非常重要的。”Serbin说。

Serbin所说的数据和算法,正是Billboard多年来积累的优势。Billboard在制作榜单之前,会通过调查公司尼尔森获得相应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对唱片销量、电台及在线流媒体等多种渠道的播放量统计。Billboard在此基础上通过算法,加权后得出相应排名。Serbin提到这点时也表示,“由于尼尔森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向Billboard这样的机构和公司提供数据,这些数据的权威性有保证。”

南加州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的研究生王瑞长期关注欧美音乐产业,也经营着一个垂直的音乐公众号。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Billboard的榜单在艺人商业成

绩的评估上有独到之处,比如不会因为一个艺人得到格莱美就承认他在商业上比别人做得更出色。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比如2011年的年度专辑是Arcade Fire的,但当年他们这张专辑销量甚至没进前五。”

不过,Billboard想要获得华语歌迷的肯定,重点不仅仅在于榜单的制作过程是否严谨,更在于怎么说服中国的歌迷接受一个“舶来品”对于华语歌曲的评判,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米其林指南》对上海餐馆的评级。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Billboard如果在中国市场上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或许可以变得更中国―从Billboard上海办公室供着的关公像看来,他们似乎正在为此付出努力。

在Billboard此次进入中国之前,欧美市场上知名的《Rolling Stone》和《Q》都曾希望在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音乐服务,最后却都因为没有找到好的合作伙伴而很快退出了中国市场,其中《Rolling Stone》以直译名《滚石》出版的杂志甚至只出版了一期就被叫停。Billboard的一位内部人士也向《第一财经周刊》透露,其实Billboard从2012年开始就有意进入中国,之所以到现在才公布,是因为在这4年里,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

王瑞也进一步分析说,在Billboard杂志和网站上业内交易信息需要付费,网站和榜单的广告和赞助也是其收入来源。最重要的Billboard Music Awards,也是通过授权给电视网来获得分成―这些它在美国的盈利模式,也要通过与本地伙伴的合作,才能在中国开展下去。

相比中国本土的竞争对手,Billboard在宣传上的优势,的确不像在欧美市场那么明显。

在国内的流媒体平台上,由于QQ、网易和虾米这样的大型流媒体音乐提供商都有自己的音乐榜单,Billboard的榜单很难在这些渠道上获得显眼位置。即便主流音乐软件上都可以找到Billboard的欧美Hot 100排行榜,但这张榜都被放在了隐蔽的子菜单当中。

除了流媒体,和传统的音乐电_合作也是通行的重要推广手段,但眼下大多数传统电台都倾向使用自己制作的榜单。“小的作坊电台可能会接受大牌榜单,借此提高自身的影响力。稍有规模的电台都更喜欢用自己的榜单,更不要说像上海的动感101那样,本身就拥有《东方风云榜》的电台。”前述电台人士向《第一财经周刊》透露。 华语音乐市场上主流的音乐榜

不过他同时表示,让一些有规模的传统电台慢慢接受Billboard并非不可能,只是条件可能会比较苛刻,那就是要拥有足够的艺人资源。一般电台和排行榜之间的稳定合作,来自双方的资源置换―电台为排行榜提供露出机会,排行榜为电台提供艺人资源。就像我们会在电台里听到鹿晗在报时,唐嫣提醒你天凉多穿衣服,或请一些大牌艺人参与直播及录制一样,这些艺人资源大多由合作公司提供。“Billboard进入了中国以后能不能拥有这些艺人资源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也是刚刚及格,因为该有的资源电台早就有了。”

不过,与Billboard合作的确会让一部分艺人更快接触到他们渴望的欧美市场。比如在此之前,江映蓉采用全美团队制作英文单曲,邓紫棋在洛杉矶宣布北美和全球巡回演唱会排期,张靓颖也出资400万美元制作了全英文专辑,这样的音乐人未来不是少数。

欧美音乐也是Billboard真正的优势项目。如果Billboard能请来一些欧美的大牌艺人和国内歌手合作,就能在竞争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此外,在中国音乐市场,Billboard想要获得声量还不能忽略社交媒体。如今在微博上搜索Billboard会出现158个相关账号,这些账号的粉丝数从几百到几十万不等。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音乐资讯微博博主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现在国内的音乐账号想做好,要么就是花预算让有影响力的大V或官微来转发,要么就是像papi酱那样靠内容创新来博眼球。现在微博上已经有好几个顶尖的音乐资讯微博,如果Billboard继续靠现有模式去做微博,想撼动那些老牌博主并不容易。”

尽管并不被广泛看好,Serbin倒是认为,“中国市场上的确已经有很多强劲对手,但Billboard在中国已经蛰伏了几年,我们还是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信心。”

音乐节的盈利模式范文第5篇

近日,“2016全民互联网嘉年华”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全景弹幕”评论互动亮相论坛及展览现场,论坛嘉宾和参展观众实时互动评论,氛围火热。会议以“大有可玩”为主题,共分“科技体验展”“未来互联网高峰论坛”“互联网公益周”三大版块,旨在突破互联网行业的边界,打造一场极具“社会属性”的互联网活动。“科技”“体验”是活动的核心标签。多种前沿交互体验将在此次嘉年华活动现场华丽亮相。

互联网时代的生态经济

时代的变迁,必然带来经济理论的变迁。随着现在传统工业时代下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转变,需要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价值,需要真正开创跨产业、跨用户价值链重构的经济模式,也就是生态经济模式。

乐视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刘弘表示,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乐视认为跨产业垂直整合下的价值链重构理论带来的是,随着商品供过于求,资源充沛、沟通交易成本极大下降的背景,使专业化分工理论根基受到第一次动摇。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的跨产业垂直整合下的价值链重构,能打破价值链之间、产业之间的创新壁垒和鸿沟,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加极致的用户体验,和创造更精准的用户价值。价值链各个环节之间,能协同共鸣,并不断产生化学反应,整体进一步产生剧变效应,企业业务、盈利模式将打破单一化,向多样化去发展,生存能力也将极大增强。

生态创新催生下一代模式,称之为互联网生态。互联网生态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实现跨产业之整合下的价值链重构,打破产业边界、实现跨界创新,从而重构生产关系,极大释放用户价值和经济价值,形成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的完整开放的架构系统。

互联网助力音乐节

在娱乐行业,“互联网+”或互联网化的过程中,互联网行业习惯精算。但是内容行业,是没有办法精算的。阿里音乐集团董事长高晓松认为数据对数据的作用不体现在创作上,而体现在发行上。纵观这些年音乐渠道的发展,基本上由于数据对数据非常精准,非常普遍,所以基本上对传统的发行渠道进行摧毁代替。

互联网数据对人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对音乐的推广上,但是相对于互联网对音乐发行渠道的颠覆替换,目前只是部分性替代。高晓松现场举例说,现在的音乐人大家发一张新唱片,发一部新电影,还会去快乐大本营推广一下,去电视、传统媒体推广一下。这时大数据或者互联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数据对人这件事在推广上,代替了大部分的渠道,但是还是没能完全代替。

阿里音乐的下一步是提供全球化的平台,让高山流水尽快相遇。他说,既然互联网提供了人和人的平台,接下来阿里音乐要把这个规模做得特别大,以大浪淘沙的方式来做,在创作的环节上,做一个巨型的全球平台,提供最大的资源的支持。同时,帮助音乐人解决在创作中遇到难题,提高伯牙与子期相遇的概率。阿里音乐集团在推进整个音乐产业向前发展。

跨界对话

寻龙诀背后的互联网属性

一部电影的成功,并不是运气使然,而是必须要敏锐地洞察未来行业发展。会上,贝都因传播机构创始人路彬彬,鬼吹灯电影系列的投资方华映资本管理合伙人季薇,九层妖塔的发行方微影时代副总裁孙磊,寻龙诀推广方光合映画总裁陈炯的跨界对话成为了一大看点。

在谈话中,四位大佬,充分对当今电影行业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且结合互联网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寻龙诀的成功,是互联网平台极好的营销案例。孙磊表示,九层妖塔的发行,让更多人知道鬼吹灯系列,更多的人有兴趣去了解它,也奠定了寻龙诀更大的成功。

四位大佬也对互联网中影视圈热词“IP”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光合映画总裁陈炯认为好的IP,并不是指单纯原创出的内容。而是内容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并且能够以多种形式,被用户所熟知。

在最后,四位对当前盗版内容对于电影行业的影响,表达了观点。季薇认为,免费并不一定是盗版,用户可以享受免费的内容,但必须抵制盗版内容。

未来是DT经济,DT时代全面到来。今天这样一场信息的革命,或者叫互联网的革命,是技术的革命,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整个规则体系的创新三位一体,可以说互联网从底层彻底重新构造了信息基础结构。而当前所有的争论、摩擦,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面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尤其是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阿里巴巴副总裁 高红冰

打造互联网之城。互联网之城是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打造最新互联网+环境、互联网+能源体系,实现整个互联网之城的零排放体系。互联网之城是未来生活和工作模式的体验中心,运用未来的5G网络、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全新的互联网+生活服务。互联网之城是一个有产业支撑的城市,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科技创新产业。

――中信国安集团总经理 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