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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经济 经济管理 实施方案
1.我国国民经济的现状分析
1.1国民经济的概念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国民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等,产业、行业间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一般地,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主导是工业,然后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结构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代表着国民经济现代化水平。
1.2我国国民经济的现状
(1) 经济实力和发展速度大幅度提升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多年的市场化发展,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获得相当显赫的成就,不管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发展速度方面,都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过快的发展会导致原有的经济体系更不上时代的变化而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
(2) 过度自由的经济已经无以为继
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金融危机的产生于是着粗放经济将要走向尽头。虽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不赞成在经济活动中加入政府的调控,但是事实证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离开政府这只“有型的手”的控制,经济有可能会走向崩溃的极端。
(3) 不协调状况日益加剧
我国原来实行“以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弊端现在已经凸显无疑。贫富、城乡、区域发展之间差距越来越来大,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治安。
2.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理念以及常用手段
2.1国民经济管理的概念
国民经济管理,就是要国家这个社会经济体出发,对全局进行统一的控制管理,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畴。这要求管理者有很好的大局观,有扎实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深入了解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才能对国民经济进行高效的管理,促进其健康向上发展。
2.2目前国民经济管理常用的手段
(1) 财政手段
这是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管理最常用的手段,常利用国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影响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如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就是采用增加在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来拉动内需。政府也会采用对某一行业的补贴等来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2) 金融手段
这一手段,我国在国内用得比较多的是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都是“重料”,见效也比较快。在国际方面,多是控制汇率以及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
(3) 政治手段
我国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政治手段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及政策法规。我国不仅控制了对市场经济制度如工资制度等的管理,而且会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来实现对市场的调控。第二,采用政治强压的方法实施某些经济上的管制。我国的社会权利距离比较大,在某些时候,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时候会采取强制干预的方式。
3.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分析
3.1对国民经济的整体监督协调和调控
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的系统,下面有很多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在各自运行。国家和各级政府管理的根本就是要从整体利益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监督、协调和调控,实现子系统之间的良好沟通协作,在个体最优和总体最优方面进行权衡。现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由于体制的落后,也给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一些隐患。在管理国民经济的时候,就是要利用国家机关的力量,尽量消除这些隐患,保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3.2对国民经济内的各部分进行管理
只有保证每个子系统自身都能良好的运营,才能去支持国民经济整体的良好发展。
(1)市场管理
首先,政府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市场,使得市场交易能够顺利地进行。然后,要建立并且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主要有“两只手”来控制。“看不见的手”是潜在的经济规律,而政府就是要很好发挥自己“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了解市场动向,完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 产业管理
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现代化运作,产业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国家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剔除一些对环境污染大、效益低得产业。第二,国家要提高国民经济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一直以来我国依赖低成本的制造出口来赢得市场份额,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发展潜力,政府要有意识地对其进行调整。
(3) 区域经济管理
现在通过中国版图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程度相差是很大的。为了达到平衡协调的发展,国家一方面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开发模式,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经济体制,实现内部的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优先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吸引资本的流入,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4.总结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属不易,是全国人民几代人艰苦奋斗出来的结果。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地管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将这个成果延续下去,值得后来的人们不断地研究和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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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038-03
引言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这次危机也再一次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23日提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可谓是迫在眉睫,受到了各方的重视。
美元占据国际货币霸权的局面由来已久。此次危机正是揭示了其既作为信用货币,又充当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弊端。此次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须对美元施加强有力的限制和约束,发展储备货币多元化,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局面。而这对于目前持有着巨额美元储备资产而身陷“美元陷阱”(Dollar Trap)的中国而言,既是严酷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挑战在于,如何既能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又能保证中国所持美元资产价值稳定,不会严重缩水;机遇在于,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占领先机,达到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目标。
一、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牵涉时局变化与多方利益,要见成效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是,金融危机漫长持久的负面效应呼吁着改变与进步。在此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改革方向。
(一)美元的监督约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不可否认,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目前可行的最优策略,就是加强对美元的监督与约束,这需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多边国际货币合作组织之一。美元的监督约束,可以从基金组织的改革入手。
1.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改革。目前,美元在基金组织中把握着绝对控制权。如果不改变这一点,再多的改革设想也只是空想。截至2010年3月底,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为80.9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3.72%;拥有投票权数81 151票,占总投票权数的3.65%。2006年新加坡年会上,基金组织决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份额被严重低估的国家进行特别增资。但即便如此,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仍被严重低估。因此,应积极敦促基金组织落实自2006年开始的治理结构改革决议,尽快完成对中国等被低估国根据份额新公式所承诺的特别增资。此外,从长远来看,应通过份额公式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组织结构改革等提升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从而使基金组织的治理机构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相对应。
2.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改革。作为基金组织的三大核心职能之一,经济监督(Surveillance)历来是其极为重要的使命。基金组织除了拥有舆论约束效应的多边监督(Multilateral Surveillance),还有针对各国汇率政策的双边监督(Bilateral Surveillance)。鉴于目前尚未将美元约束纳入到监督框架中,所以未来可以考虑在双边监督下设立一个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别监督(Special Surveillance)。通过基金组织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发行、汇率走势等关键指标进行监控,若发行国的行为对基金组织其他成员国经济或世界经济的稳定造成潜在影响,基金组织可通过对话和劝说告知当事国,并将监督内容通过出版物形式对外公布,形成舆论压力。
(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上述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美元监督措施,是约束美元的直接手段。但这些外部监督的执行力与效力都有限,更多地停留在了“道德劝说”和“舆论压力”的层面。因此,更为实际的措施,是通过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来达到间接约束美元的目的。
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演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国际货币的立足与多元化的推进则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曾经日元的无功而返,与如今欧元的“初长成”,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不难预料,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势必引起国际储备资产格局的大调整,如果此过程过于激烈急促,也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动荡和风险。因此,多元化必须从长计议、循序渐进。目前,在竭力降低全球经济失衡无序急剧调整所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应开始着手调整储备资产结构,逐步增加欧元等其他货币的比例,降低美元在储备资产中的份额,扶植人民币等新国际货币的影响力,以实现储备资产的多元化。
(三)超货币设想
早在二十五年前,库珀(Cooper,1984)就曾设想过“国际货币大同世界”。虽然未能付诸现实,但这可以算是超货币设想的前身。周小川(2008)提出了与库珀(1984)相似但又有区别的国际货币的改革设想,即建立超储备货币。周小川曾指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理论上,超货币确实是非常理想的手段。以超货币取代国家信用货币,既可以弥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克服了“特里芬难题”;又可以对美元实行强有力的约束,总体上提高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极大地降低了未来再次发生全球性危机的风险。设想中进一步提出,现有的特别提款权具备了超货币的特质,可以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使之成为超储备货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
但现实情况是,这一设想在可行性上有所不足。特别提款权能否担此大任,其定值、供给、分配等问题都值得商榷。况且,此设想虽然得到了一些“不成熟债权人”国家的积极响应,但同时也遭到了现行货币国家美国的强烈反对,即表明此设想缺乏实行的现实基础和有力支持。所以客观而言,超货币也许很难成为现实,但其不失为国际货币体系未来长期发展的理想构思。
二、人民币国际化思考
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局势下,业界与很多学者都对此抱有乐观的期望。客观而言,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确实为人民币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但无论是从人民币目前的国际地位或内在实力,还是国际化所需要达到的货币标准或制度环境,人民币的国际化都还需要长期的酝酿与准备。
(一)现阶段成果
经历了改革开放与加入WTO十年,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使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到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居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金融危机使得包括欧美在内的众多经济发达国家遭到重创,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未来经济的复苏更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相反,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则逆市上扬,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突破至10.3%,2011年也稳定在9.2%。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除了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人民币国际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1.人民币互换协议。在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中国与一些国家地区深入合作,推出了货币互换。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签署了总计6 535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此外,与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双边货币互换也正在进行沟通和磋商。
互换资金可用于贸易融资。双方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通过互换可以将换得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的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这样一来,在双边贸易中出口企业就可以收到以本币计值的货款,有效地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费用。中国通过此形式,可以推动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并且增加人民币的对外使用,促进经济的增长。
2.人民币跨境结算与清算。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加快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试点工作。2008年12月24日,国务院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2009年4月8日,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东莞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由上海市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扩大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20个省市。这标志着人民币结算由此前仅限于边贸领域开始向一般国际贸易领域拓展。
2010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国家银行签署了《中白双边本币结算协议》。根据协议,符合两国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间的支付与结算可以使用两国法律所允许的任何货币(包括中白两国的本币)办理。这是中国与非接壤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议,也是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之后的又一个重大进展。
3.人民币债券境外发行。早在200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就曾《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时间推进至2009年,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当年5月和6月批准东亚银行(中国)和汇丰银行(中国)两家港资法人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40亿元和30亿元。除中资机构外,2009年10月,中国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了总计6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这是财政部首次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国债,虽然数额不大,但显示出了中国想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试图让其发挥国际价值贮藏职能的意图。人民币境外债券的发行,为跨境贸易结算而滞留境外的人民币建立了一个回收机制。通过完整的人民币出境和回流通道的构建,有效推进了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足与努力方向
上文所提到的一系列举措与成效,尚属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和有益尝试。要真正实现国际化,过程曲折,且前路漫漫。在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向国际货币多元化迈进的道路上,中国仍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索。
1.国际货币标准与国内制度环境。按照国际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成为国际关键货币,至少要满足广泛接受性、流通性、稳定性等几大标准。以此衡量,人民币与真正的国际化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还不具备国际关键货币所必须具备的实力和特性。
不难发现,中国已经就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广泛接受性和稳定性这两点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初见成效。但在流通性上还有相当大的欠缺。一般来讲,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是该种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但以目前中国国内的制度环境来看,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仍然被严格管制。这将大大降低人民币的流动性和国际接受程度。如果未来监管当局可以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就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开端,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外,人民币也需要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可自由流动,由于存在“三元悖论”,所以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制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有效。
2.扩大金融开放与完善金融体系。一个高度开放发达的金融体系是一国货币进行国际性流动的基础载体,同时也是一国货币向国际清偿力转换的重要机制。因此,高度开放发达的金融体系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进一步而言,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是扩大金融开放与完善国内金融体系的高度统一。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金融对外的开放程度与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都还远远不够。除了前文提到的资本市场的限制、汇率制度的僵化等问题,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足之处还包括发展基础薄弱,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国际影响力微弱等。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对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国内金融机构跨国经营、提供国际金融服务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国内金融机构必须能为国际经济交易及资产投资提供及时、高效的资金结算、托管等服务,否则会提高国外政府、机构、企业持有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价值贮藏的交易成本和流动风险。同时,应该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便利国外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结算。
3.渐进式国际化与国际货币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立足国情实际、紧跟国际时势,实现人民币自由化、区域化、国际化的渐进式目标。具体而言,渐进式目标也可以细化为地域渐进性和功能渐进性两个方面。地域渐进性是指,人民币的影响范围应从周边到区域再到全球。而功能渐进性是指,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演变过程。
在国际化不同的阶段中,有一点是长期不变的,即与其他有影响力货币的竞争与合作。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美元,成长壮大的欧元以及同在亚洲的日元等,目前处于上升通道的人民币无疑会与它们形成竞争。而同时,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都有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对外支付、结算清算和外汇储备等方面都息息相关。尤其是,目前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表现与美元有着微妙的依存和制约关系。因此,在国际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应理性分析、沉着应对,在合作中求利益,在竞争中求发展。
结语
罗马非一日可以建成。无论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权力重新分配,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都是长期的规划与方向。而这两个目标也将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积极、谨慎、稳定、渐进地互相作用、互相推进,最终一起融为国际货币格局的崭新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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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 汇率 国际 经济
所谓汇率,即不同种类兑换货币之间所要遵守的比率。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展状况,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其汇率的变化不仅仅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关,更加与国际经济环境格局密切联系。并且进一步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中经济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依据,其重要地位甚至于与国际之间的政治环境都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更加需要展开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
一、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影响因素分析
汇率的调整,从根本上看,其根源仍然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纠葛。就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影响因素而言,美国是当前影响环境中的重要环节,对应的基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等多方面问题,也均与汇率有着一定联系。
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诸多国家亟待经济复苏。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这种经济复苏的具体需求落实成为对于本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外贸易逆差的扭转,而反映在美国等国家的国内社会环境中,则是刺激本国产品的消费,以及推动本国生产的发展,进一步解决低就业率的问题,西式国家债务,最终实现转移国内实现,平稳度过经济危机。
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环境而言,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长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国内生产制造行业的发展,对于其国内的经济恢复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于此同时,欧洲等地同样存在类似的国际环境,中国出口大国的地位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必然首先选择中国作为调整贸易逆差改善经济发展状况的手柄,而首选必然是人民币汇率。
实际上,就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而言,汇率问题通常都作为国家之间贸易平衡相关政策的调整对象。以中美之间的贸易状态为例,就是美国希望借人民币的升值来实现对目前中美之间贸易格局失衡的缓解,从人民币的角度帮助分担美国经济调整,以及美元贬值的成本。综合经济复苏期间美国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同样因为美元疲软状态而承担升值压力的包括日元、澳元以及新加坡元等。而从人民币的角度看,除美国以外,欧洲等存在中国贸易逆差的国家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其本质都是希望通过汇率调节来实现面向中国转嫁自身货币的风险,并且实现对应的经济成长。
然而从我国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币快速大幅升值,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弊大于利。中国的经济环境一直都在相关政策的保护之下,虽然当前市场环境保持相对的开放状态,但是就当前的综合环境而言,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经济背景、金融市场均无法承担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之前的广场协议也给日本带来了经济层面长期的健康发展,但是其代价依然沉重。就目前的状况看,我国经济从各个方面都承担不起这样的变革。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经济的深入分析,其社会环境中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单纯人民币汇率调节可以改善的,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收效有限。
虽然现状如此,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汇率压力以及影响仍然存在,这种状况同样也不排除美国基于经济或者其他因素考虑的政治目的,因此综合来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决策,仍然应当以中国经济实际发展的需要和步伐作为基本依据而展开。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发展
纵观我国当前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总体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必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也无法避免的重要任务和环节。回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可以发现比较突出的汇率调整一共有三次。
从2005年我国启动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的汇率问题一共有三次。其一是在2008年12月,当时国际金融危机横行导致金融市场激烈震荡,于是在会议上提出“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其二则是在2010年12月,当时欧洲债务危机成为国际经济环境中的重点,带动欧元和美元汇率波动较为显著,当时提出“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要增创外贸竞争新优势,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而第三次,则是在2011年12月,主要是考虑到外贸环境的险峻形式,因此对应提出的思想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保持出口平稳增长。”
从三次对于汇率的发展方向的提出上可以看出,对于汇率的调整和控制,一直都是以稳定作为突出重点和依据来展开工作的,并且虽然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存在抵制趋势,但是中国作为比较大的外贸出口国,外贸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因此一直以来,对于汇率的调整仍然是以支持出口为主的思路。
这样的三次调整,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第一次调整,虽然高举稳定旗号,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中人民币有较大幅度的升值。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美元因为避险因此不断升值,而当时的人民币执行的汇率政策,其稳定本身是相对于美元的稳定,因此出现了跟随美元一同升值的状况。因此当时的名义有效汇率上升达到了12.8%,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则达到了13.6%。
进一步以第一次的“稳定”为例分析我国经济政策,这种对美元的稳定,带动了有效汇率的显著升值。在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同比升值幅度小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但是随后金融危机加剧,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开始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却依然保持升值状态。此种状况一直保持到2009年9月,美元汇率再次走软,而其他新兴经济货币对美元开始升值,但人民币对美元则保持相对稳定。整个调整过程中,我国的出口增速出现了急剧下滑,虽然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但是鉴于美元走强,人民币被动提升,使得我国出口受到抑制。这种货币政策虽然表面上看使得我国经济没有正面遭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一直到2003年,我国相关部门才确认经济走出通缩,相对于其他正面受到冲击的新兴经济体的复苏而言,我国的经济晚了大约三年。当时与中国的货币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汇率方面表现更为灵活的印度。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触底阶段,但是其经济已经开始回暖。从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的恢复状况看,除俄罗斯,其他新兴经济体虽然均出现类似于我国的经济下滑,但是他们在并没有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与我国恢复速度持平或者更优的表现。
整个过程中,对于汇率机制灵活的国家而言,其本币的贬值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多沉重的危害,反而推动了他们经济的快速恢复。相关数据以及事实表明,我国当时的货币政策,即保持对于美元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打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考虑,在面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我国进一步深化汇率机制改革,并且在这一个阶段内保持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两个方面的基本稳定。
第二个阶段的环境中,美联储被迫推出了宽松政策,国际环境异常恶劣,对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同样十分不利。但是纵观整个过程,我国出口并没有收到十分显著的不利影响,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超预期增长。由此可以判断,国际环境虽然是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当前我国经济环境的发展无疑更加需要一个灵活的汇率政策,帮助实现保护中国的经济发展,缓冲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不利冲击。
三、推动实现人民币汇率协调工作的优化
人民币汇率的确定,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种以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该环境之下诸多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彼此之间货币政策,并且进一步影响到汇率和相关经济发展状态的整个过程。基于这样的考虑,想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汇率政策,必须在加强汇率的国际环境协调的背景之下展开,唯有如此才是在一种国家均衡利益都能够接收的环境下,实现基于国际环境的汇率政策的合理选择。与此同时,这也是调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解决国家利益矛盾,实现协调国家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的必由之路。
具体而言,展开有效的汇率国际协调,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需要切实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协调工作:
(一)提升国际信息流动效率
首先经济发展是整个国际环境共同关注的焦点所在,而不同的经济体都会有其对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和对于综合环境的判断,因此构成了整个国际环境中的博弈格局。而博弈本身,只有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结果的最优,虽然这种沟通对于国际环境而言,其透明程度仍然难以实现并且基本可以认为无法达到,但是尽量的深入调查和信息沟通,对于实现汇率政策制定的优化必然存在毋庸置疑的积极价值。在这一方面,中国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保持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战略信任,不断提升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从而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奠定一个良好的协调基础。
(二)加深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状态的理解和解读
中国对于人民币以及汇率问题,一直都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这种态度源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的现实环境,但同时也是源于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仍然不够成熟。汇率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政策,是直接影响到中国综合国力成熟状况的首要依据,因此只有在深入了解和加深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的情况之下,才能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作出准确的政策支持决策,也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虽然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市场环境的建设,但是计划的成分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环境中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领域战局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在提醒着人们人民币汇率回归市场,是其发展的必然。这种发展状态对于实现国家经济结构体系的优化与调整,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特征,以及改善贸易条件、缓解贸易失衡等方面的状态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整个市场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其程度的深入,必然呈现出利于逐步增强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效应,推动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将来要继续金融机构的改革,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自,推动利率的市场化,进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
四、结束语
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的这一实际情况,人民币的汇率同样也在世界经济环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对于经济发展规律把握的不深入,和对于国际经济形势认知的不足,都是影响到我国汇率政策难以完善的重要因素。因此唯有加深对于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解,加强国际间的沟通,才能推动我国建立起良好的汇率机制,推动经济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晓雁.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难题与对策[J].生产力研究,2008;3
[关键词] 农民工 流动 经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经商,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考察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的起因及影响因素,不仅是“三农”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也对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实施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的特点
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果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归纳起来,从来源、作用范围和强度、作用性质这三个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这些影响因素具有双重性。
1.外部性与内部性共存
从来源看,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既有来自外部宏观环境的,也有来自内部微观情况的。来自外部宏观环境的主要指经济、社会文化和体制因素,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户籍制度的松动等。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对农民工的流动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将这种二元结构所隐藏的流动可能性显现出来。来自内部微观情况的因素主要是指流动农民工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婚姻状况、家庭模式等。在农民工的流动决策过程中,作为背景的外部性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流动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流动,而内部性因素才是农民工进行利益比较的出发点。
2.一般性与差异性共存
从作用范围看,流动的影响因素中绝大多数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普遍发生作用,体现出一般性,但是从作用强度来看,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别农民工群体的作用强度不同,呈现出差异性。比如城市的高收入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普遍具有拉动力,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更加有吸引力,但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来说,当地的收入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这种拉动力较之对前者就不是很明显了。又如结婚会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产生一定的回拉力,但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社会与家庭责任及压力不同,这种拉力在男女两性之间是不均等的,男性农民工在婚后虽然可能回流,但也可能因为家庭生计的需要而继续外出,但女性在婚后要照顾家庭,还面临生育,除非有条件与丈夫一起外出,否则只能留在家中。因此结婚可能只是男性农民工外出的中止,却是女性农民工外出的终结。
3.推动性与阻碍性共存
从作用性质看,流动的影响因素往往对农民工的流动决策同时具有推动和阻碍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使得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吸引着农民工,为农民工流入城市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成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产生歧视的根源,给农民工融入城市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在当地也容易找到比较体面的工作,受人尊敬,相较之下外出务工的心理成本反而高,因此当达到某一临界水平之后,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越不倾向于流动,而宁愿就地转移。
二、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分析
1.农民工群体仍将长期存在
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促使农民工流动的直接动因。关于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Kuznets,1955;Williamson,1965)都表明,在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达到最高值以前,存在一个持续提高的区间。近年来,尽管农民工群体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无缩小迹象,相反有扩大趋势。因此,既然消除城乡差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事。
2.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从需求看,“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呈现规模扩大和素质要求提高的总趋势。从我国的比较优势看,增长潜力最大、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工种的用工需求将主要由农村转移劳动力来满足。这种持续扩大的就业需求将会带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3.农民工流向呈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的趋势
农民工流动就业是城乡比较利益所导致的,只要城乡差距仍然明显,农民工的流动就不会停止。因此未来几年农民工流向仍将主要是从农村向城镇特别是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仍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输入地。但由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逐年提高,而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有所减弱,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中部的崛起,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将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从而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提供新的选择。一些农村劳动力将选择在本地或本省或其他相邻地区的城镇就业,使劳动力的流向趋于多元化。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其归宿也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得以解决。作为输出地的农村和输入地的城市,在这一进程中都应该贡献力量。
1.推进农村工业化
(1)以农业为基础,深化农村非农产业的分工链条,丰富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分工系统的重要环节,其自身也由无数个分工所构成。当交易效率大于交易成本时,随着专业化的不断深入,分工链会越来越长,交易成本会大幅度下降,产出增加,就业也会相应增加。因此,深化农村非农产业的分工可以加强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过,分工的深化不能照搬城市分工,应以农业和农民为核心,如延长农业产业化的链条,扩张农产品加工空间;促进乡村金融、商贸、旅游等的发展;实现非农产业的集群化等。农业从单纯原料生产向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完整的产业体系转变,农产品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加工、流通,多层次增值,农民在出售原料的基础上分享加工、流通利润,可以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有利于吸引部分外出农民工回乡务农。
(2)巩固和调整乡镇企业,鼓励农村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脱胎于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存在的布局零散、产权不清、设备老化、规模偏小、环境污染等局限性使其近年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纳就业的速度有所下降,但并不表示乡镇企业己经失去了吸纳农村劳动力主渠道的作用。如果经过新一轮改制和调整,乡镇企业能够弥补自身的缺陷,适当地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完全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从以农村为主到城市超越农村,特别是农村个体从业人员的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城镇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资金积累快于农村,因此应该为农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提供更多的优惠。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大量吸收当地劳动力,另一方面改善了的就业环境也会吸引部分外出农民工回乡务工,而优惠政策的出台也将鼓励农民和在外务工积累了一定资本又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2.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1)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许多农村非农产业因为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转求民间高利贷等途径,金融市场的不规范打击了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建设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可以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2)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国家发展策略和体制选择外生地决定着在农村就业的机会空间,而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他们抓住就业机会的能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而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年,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一点对于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激烈竞争中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开辟一条道路还需要深入研究。
(3)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刚刚起步,问题很多,如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体系不健全,这使得许多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容易出现非农产业劳动力向农村和农业回流,造成就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利于稳定非农产业就业,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形成良性的国民经济循环。
3.加快城市化步伐
(1)城市化战略。目前不同城市的发展对吸引农村劳动力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中城市就业机会较多,但多数大中城市仍存在户籍限制,进入的经济成本也相当高,进城打工的农民留城定居较难;小城镇已基本放开户籍限制,进入的经济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多数小城镇就业机会有限,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也有限。从发展趋势来看,开放大中城市是城市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市人口老化、扩大内需都有重要的作用。当然,解决广大农民转移进城的途径不能仅仅限于开放大中城市,中央曾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目前的情况下,应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制定相关政策。例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城市化的重点不在人口和家庭的迁移,而应重视乡村地区自身城市化的作用,可根据县以下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适当发展小城镇,并吸引其他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入,形成聚集效应;在经济不发达并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则不应盲目地搞小城镇建设,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营造城市化的外部环境上。从长远来看,一方面要按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加速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要使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获得必要的发展支持,使其在支撑县域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2)户籍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随着就业、教育培训等基础政策的实施和城市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准备在城市定居。通过户籍政策促进这些农民工的身份转换就成为必要。对进城农民工来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获得一个城市户口,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利益的获得(目前与户口相联系的这方面的内容正在逐渐弱化),还在于社会认同的实现。通过提供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待遇,提高其就业稳定性和生存质量,是社会福利保障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方面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等。对困扰许多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国务院在《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已明确要求,流入地政府要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目前进城农民工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缺乏稳定的工作岗位,长年在外打工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其生存轨迹大都以农村为重心;另一类是工作较稳定,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的被市民化了的农民工,争取落户城市是其目标,其生存轨迹大都以城市为重心。两类农民工都要在城市度过一定的工作周期,因而与工作周期有关的保险项目是必须为其建立的。应该对全体农民工建立与其工作周期相适应的必要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大病医疗等救助、补贴制度,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社会保险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和一定的条件(如雇佣状况、在城时间等),为有留城倾向和条件的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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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南生宋洪远: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3]冯宪:农民工进城和留城的政策当议[J].现代经济探讨,2005(7)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
一 引言
我国一直奉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国六十年来,由于国家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给予了大量的投入和政策倾斜,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内陆,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加之各少数民族人民数千年来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束缚,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
民族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关乎各少数民族人民福祉,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乎西部大开发战略成败,关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因而,研究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本文主要从经济结构方面探讨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现状
我国的44少数民族均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这些民族自治地区多处于我国中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上处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初期或工业化初期。与此相适应,资源性、低技术水平的传统产业是其产业结构的主要内容,开放性差,内需与外需均未形成规模,发展空间不足。
具体而言,不论从那个视角比较来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非常明显。统计数字表明,1995至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3%,其同期经济总量却只占全国的8.85%。虽然该期间各民族地区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全国0.7个百分点,但其人均GDP却只有全国人均水平的66.5%,且这一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看到,民族地区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不啻如此,在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标志之一的城市化水平方面,民族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也远低于全国水平。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我国而言预示着民族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十分低下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如表1)。2008年,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快速增长后,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0%以上,但是仍只占全国水平的83.5%,民族地区经济总量也只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强(如表2)。由此可见,占我国国土面积绝大部分和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严重滞后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这样的发展水平使有的学者断言我国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最早也要到2040年,晚于全国平均水平20年。
在经济结构方面,随着全国性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面对全国同一标准、同质市场和消费的局面,生产具有地方自然资源禀赋特色的产品成为欠发达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下主导产业部门:
1 棉毛纺织工业,由于我国新疆地区盛产棉花,内蒙与的畜牧业较为发达,这就为民族地区发展棉毛纺织工业提供了比较优势,棉纺及牛、羊绒等畜牧业产品深加工成为欠发达地区民族经济第一个产业选择。据统计,2008年度,新疆共生产棉花330万吨,约占全国棉花产量的40%,其中,长绒棉产量26万吨左右,棉短绒30余万吨,为棉纺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截~2008年底,新疆纺纱生产能力位居西部12省(区、市)之首。棉纱产量37万吨,棉布产量1.2亿米,棉纺生产规模占全疆纺织总能力的90%以上。
2 有色金属冶炼工业。我国民族地区占据了广袤的国土面积,矿产丰富,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需求,有色金素冶炼工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产业选择。如内蒙古的有色金属储量十分惊人,截至2008年6月底,内蒙古10种有色金属矿产已查明资源储量总计2539.45万吨,其中铜、铅、锌、钨、钼矿查明资源储量分别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的第4位、第2位、第2位、第10位、第6位,蕴含着极大的经济价值。
3 土特产加工业。金、银等贵重金属矿藏的采掘,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采摘,民族特色器物用具的生产时该产业的重要内容。
4 旅游业,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多位于中西部地区,自然风光秀丽、壮美,文化悠久,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成为民族地区的一项经济来源。如2009预计接待国内外游客首次突破500万人次,达到556万人次,比2008年增长1.47倍,旅游接待人数创历史新高,旅游总收入预计达到52亿元,比2008年增长1.32倍。
5 采矿业。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油气资源,国家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就业,而且还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 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经济结构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成效,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相对滞后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1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三次产业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次上,与其他区域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农业方面,大部分地区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刀耕火种,农产品附加值极低,更谈不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牧业的发展也同样非常滞后,由于农牧业地区分散落后,与民族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形成了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工业方面,传统的制造加工业占有很大比重,高新技术企业比重极低,在第三产业方面,目前以餐饮、商贸等传统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发展层次较低,没有充分融人民族因素,满足不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需求。
2 产业链条不完整,增长方式粗放。我国民族地区的农牧产品还是以生产原料或半成品为主,缺乏对农牧产品的深加工,这就导致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业链条短。较短的产业链条对居民就业的拉动非常小,因此应大力发展农牧产品的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吸收更多农牧民就业,一方面能够提高收入,拉动消费,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会起着积极作用。由于民族地区的产品以原料或半成品为主,所以在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就无法摆脱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还是以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为增长的动力,这就必然会带来对环境的高污染。
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其经济进一步发展那的障碍之一,要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立足当地具体情况,找准产业定位,优化经济结构,才能最终实现民族地区与东部省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四 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对策分析
针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