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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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第1篇

“印星-4D”通信卫星

印度通信卫星发射的成功率极高。1982年4月10日,印度第一颗通信卫星“Insat-1A”号发射,到现在已发射21颗,只有2006年7月10日发射的“Insat-4C”号卫星失败。目前,还有11颗通信卫星在轨运行。

2011年内,印度还有5颗以上通信卫星即将发射,计划在第11个五年计划内将转发器数量提高到500台。印度通信卫星C频段的转发器分为普通转发器和扩展型转发器。转发器频段有C频段、Ku频段、S频段、C/S频段、S/C频段。印度是较早开展MSS移动卫星业务的国家。“印星”系统的总体协调和管理由印星协调委员会负责。

“印星”通信卫星

2010年10月,印度将在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发射“GSLV-MK1”运载火箭,搭载“印星-4D”卫星升空。“印星-4D”是印度第4代通信卫星,又名为“GSat-5”。它的发射重量2250千克,装载了440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寿命12年。

“印星-4D”通信卫星采用“I-2K”卫星平台,是一颗全C频段卫星。卫星携带12台C频段和6台增强C频段转发器。“印星-4D”将定位于东经82°。卫星共装载18台转发器,容量为11 Giga Bits。12个转发器将运行在普通的C频段上,可对亚洲、非洲和东欧进行宽波束覆盖,也可提供区域覆盖,最小EIRP为35dBw。6台扩展转发器运行在C频段,覆盖范围为整个印度,EIRP为41dBw。印度已将有效载荷进行配置, 转发器增加了一个南极洲波束,并有计划采用L频段。宽波束将覆盖亚洲,包括中国。

现在,全球通信卫星拥有6000多台转发器。目前,印度通信卫星的在轨使用的转发器已经达到210多台。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计划在第11个5年计划,即2012年3月将印度通信卫星的转发器达到500台。如果“印星-4D”等卫星都发射成功,2010年可达到250台以上,2011年达到300台以上。特别是“GSat-11”卫星装载了40台Ka/Ku转发器,强大的转发能力相当于多达220台普通转发器。

荣耀与风险同在

目前,印度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已经做好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GSLV)即将进入倒计时。“地球同步卫星”是印度研制的重型系列运载火箭。印度的同步火箭现在有3种型号,发射不同高度的航天器:“GSLV-Mk1”、“GSLV-Mk2”、“GSLV-Mk3”。“GSLV”运载火箭属3级火箭,长49米,直径2.8米,4枚助推火箭直径各2米,重量402吨,最大特点是不寻常的级别,不同类型的组合。

印度的“GSLV -Mk1”火箭采用俄罗斯“KVD-1M”型低温发动机。“KVD-1M”型低温发动机最初是俄罗斯“质子”号运载火箭研制一种低温发动机。液氢液氧燃料,燃烧时间720秒推力69千牛,比冲460秒。

荣耀与风险同在。从2001年4月20日起,“GSLV”系列运载火箭共进行过5次“GSLV-Mk1”运载火箭的发射,2次成功,2次失败,1次部分成功。“GSLV-Mk2”首次发射就遭遇失败。2010年4月15日,“GSLV-Mk2”运载火箭从印度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发射,准备将“GSat-4”送入静止轨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飞控中心报告:火箭运行正常。大约5分钟,第二级火箭的箭载计算机按飞行时序准确分离。印度制造、首次发射的第三级“Mk-2”型低温火箭按时点火。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外利益 威胁 保护措施

一、引言

在“走出去”战略指引下，我国政府、企业等对外投资与海外贸易逐渐增加，我国海外利益也持续拓展，重要性在增强。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因素增加情况下，中国海外利益现状如何、目前面临的潜在和现实威胁有哪些、如何保护海外利益等问题备受关注。

二、中国海外利益现状

“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境外的国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一国的海外利益主要包括：海外公民侨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驻外机构及驻外公司企业的安全；对外交通运输线及运输工具安全等。中国的海外利益，即在中国领土之外的中国国家利益。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海外利益主要体现在资产利益、人身利益、海外市场拓展和重要物资和能源的获取与运输等四个方面。

（一）资产利益

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响应中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近年来我国海外经济利益持续拓展。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1.2万家中国境内投资者已在境外设立1.3万家企业，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海外直接和间接投资形成的资产总量已超过2万亿美元(不含银行贷款债权)。中国对外投资领域己由原来航运和餐饮为主拓宽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农业合作和研究开发等领域，对外投资的形式已经从生产性投资为主逐步发展到境外上市、股权置换、跨国并购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方式。

（二）人身利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对外人员流动频繁、民间交往日益增多，中国公民出境求学、务工、经商、投资、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1978年，中国公民出境仅为20万人次左右，而2008年中国公民出境达4000万人次，增长了200倍。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华侨华人3300多万人以上，分布在150多个国家。其中，海外中国工人的数量已从2005年的350万人增至今天的550万人。

（三）海外商品市场拓展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0年我国对外商品出口额达到了1.5万亿美元，是1978年出口额的72倍，商品出口至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重要物资和能源的获取与海上运输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资源的密集投入、工业化以及高速经济增长的互动发展过程中，对石油、铁矿石等基础性资源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为7.5%，近年来保持了较快增速，2009年，中国石油需求4.08亿吨，进口依存度达到53.5%。中国对外铁矿石依存也度愈加高涨，从2002年的44%增至2010年的60%。因此，能否顺利获取到所需海外重要物资和能源，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而我国进出口这些重要物资和能源等货物运输总量的90%都是利用海上运输进行的。 面对中国对重要物资和能源获取的需求不断上升趋势，切实维护台湾海峡、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等海上生命线的通道安全，直接关系中国崛起之路是否通畅。

三、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威胁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海外资产、人身、能源等海外利益的日益增多，我国海外利益受威胁的程度也越来越大。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威胁有：

（一）投资面临双重风险

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被设限，频频遭遇掺杂政治因素的“审查壁垒。”中海油、华为、鞍钢等国内著名大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都遭遇了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投资审查。国际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1%。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

另一方面，海外投资收益遭受巨大损失。由于信息不对称、海外管理人员不适应跨国经营、对金融风险估计不足等原因，中国海外投资收益损失惨重。平安并购富通集团8个月净亏157亿元、TCL并购汤姆逊3年净亏4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对英国巴克莱银行30亿美元的注资已蒸发一半以上、中司向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投资同样大幅缩水、工行购买南非标准银行的账面价值也因信贷危机蒸发了大约23%。

（二）海外华人的安全威胁

由于恐怖袭击、商务矛盾和劳务纠纷、刑事犯罪、国家或地区局势动荡等原因，1998年以来，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针对中国人员与机构的袭击、绑架等事件屡屡发生，海外中国公民屡遭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威胁。

（三）频繁遭遇出口贸易摩擦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也呈多发趋势。自2008年11月以来，中国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占同期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强，名列世界第一。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79起贸易经济调查，案值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遭遇困局。

（四）重要物资和能源及海上运输通道安全面临威胁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第3篇

扼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世界上最大的货柜转口港中心，处理了大约世界五分之一的货柜转运吞吐量，以及全球6%的货柜吞吐量。新加坡有“世界利用率最高的港口”之称，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艘船舶进出。一年之内相当于世界现有货船都在新加坡停泊了一次。得益于世界贸易中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新加坡港已经成为挑战伦敦成为主导国际航运业发展的航运中心城市。

作为欧美之间联系门户的纽约港，20世纪60、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纽约港航运业发展的鼎盛时期。1983年货物吞吐量达1.49亿吨，曾居世界第三位。随着世界和美国经济发展重心的区域向亚太和美国太平洋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转移，洛杉矶港、长滩、新奥尔良港的兴起分流了货物吞吐量，但凭借美国第三大港、全球金融中心和综合配套，纽约仍然被公认为世界最大的航运中心城市之一。

鹿特丹是欧洲最大的港口，它是远洋货物进出欧洲的大门。1980年曾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但是1990年起，随着亚洲港口的兴起，其吞吐量排名不断下滑，至2010年排世界第10位。鹿特丹是名不虚传的航运中心城市，在鹿特丹货物的发运可以同时选择海轮、河轮、火车、汽车和飞机。莱茵河和马斯河（运河）是内陆水运的主要通道，马斯河口的欧洲港和位于北海的马斯弗拉克特港也属于鹿特丹港的范围。联合利华和世界上最大钢铁厂米塔尔钢铁公司就在鹿特丹。鹿特丹有荷兰最高的建筑，高151米。这里也是世界知名建筑学院和建筑设计师事务所的集聚地。

伟大的城市都有一条伟大的河，流经中欧多个国家的易北河也可说是汉堡市的母亲河。孕育了像勃拉姆斯这样的音乐巨匠的汉堡，其城市建筑和设计亦注重美感。得益于德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汉堡港在欧洲的地位稳步提高。与东京、上海、洛杉矶等航运中心城市相比，德国汉堡的人口数量较少，且因为欧洲银行业发达的城市很多，所以汉堡这样的海港城市大多只是航运中心城市而没能成为金融航运双中心城市。汉堡港的自动化水平很较高，与仓储的自动化配套和对低碳环保的追求使得汉堡港与鹿特丹一样被列为第四代航运中心的代表城市之一。

日本东京也是世界公认的航运金融双中心城市之一。二战后，东京湾西岸东京和横滨之间发展成为京滨工业地带。这个工业区更沿岸向东、北扩展，成为京叶工业地域，是日本发展加工贸易的心脏地带。东京湾系列港区的最大特点就是港口离工业园区非常近，可以形成即时产出即时装运出口的优势。由于岛国的土地寸土寸金，所以东京湾一线的商务办公区皆高楼林立，房产租金和价格皆非常贵，东京至今仍然是全球生活水平和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

伦敦港是英国最大的海港，始建于公元前43年。伦敦历史上就是一个海运昌盛的地方，19世纪以来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虽然在今天从港口看，伦敦已无全球级的功能和条件，但仍以其交易市场、保险服务、航运信息服务、海事服务、海事研究与交流、海事监管等功能，保持着全球级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目前世界20%的船级管理机构常驻伦敦，世界50%的油轮租船业务、40%的散货船业务、18%的船舶融资规模和20%的航运保险总额，都在伦敦进行。全球有1750多家从事航运事务的公司与机构在伦敦设有办事处。其中，仅航运服务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就达20亿英镑。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第4篇

“一带一路”是一种精神、两大支柱。一种精神就是丝路精神，是互利共赢、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两大支柱就是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这是原丝绸之路的两大功能。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这是以前我们单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或者经贸合作所不同的地方，也是未来“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经济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提出确实有非常深刻的经济背景，就是我们国家进入新常态。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另外我们连续23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大的国家，去年我们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持平，未来我们中国要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确实到了一个瓶颈，怎么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我们创造更多的机遇，实施主动的开放战略，是我们现在要破解的难题，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考虑的问题。“一带一路”就为这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和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空间巨大

我们国家跟欧盟，还有美国对外贸易、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在2013年的时候，大概是1万多亿美元，相当于我们货物贸易四分之一强，我们跟“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也是1万多亿美元。但是“一带一路”国家基本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和中期，从我们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一个体会，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这样的话，我们跟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一个预测，就是到2030年以至未来更长的时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渐上升，而发达国家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世界贸易组织也做出过相应的预测，就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比重也在上升，发达国家比重会逐渐下降，这为我们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另外，我们国家在经过工业化发展之后，目前在加工制造业方面确实在世界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们有70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现在还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这样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它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新的发展战略，这个全方位开放跟我们以前30年开放有不同的地方，不同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开放的对象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基本是一只眼睛盯着发达国家，就是引资、引智、引技术“多引”的方式。现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我们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要两眼看世界。另外在区域上就是东西互动、陆海联动，既要有东部的对外开放，也要有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此外在开放的方式上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这么一种新的格局。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框架

2015年3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地阐述了中方未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框架、重点领域、合作方式、开放格局和合作机制。概括地讲，推进丝路主要是要推动建立两大网络和五大通道。

两大网络第一个是要构造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互联互通达到新的水平。第二大网络就是要构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五大通道是在带上三条、海上两条。带上三条就是红色跟黄色的这三条，第一条就是从中国，经中亚、俄罗斯到欧洲波罗的海。第二条就是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第三条就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这是地上的三条。海上的两条，一条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就是最长的蓝色这条通道。第二条是从中国的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这个显示我们国家在带和路，未来国内来呼应两大网络和五条通道的路线图。

主席在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时候，提出“点线面”相结合的思路，这个思路在这个框架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其中点阐述的是沿线与中心城市、海上的重点港口；线指的就是经济走廊和大通道，包括西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国际运输大通道；而面指的是重点经贸产业园区。

我在研究“一带一路”过程中，一直对沿线国家、沿线城市这种表述是有保留意见，因为丝绸之路三条线古代是不确定的，因为在沙漠地带是流动的，再加上连年战争，所以有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确定沿线的时候，就有一个争议，谁在线上、谁不在线上？两个月前，白俄罗斯经济一体化局局长跟我讲，你们中国一家企业拿了一个地图给我看，丝绸之路沿线上面没有白俄罗斯。他说，我当时就觉得非常诧异，是不是我们不能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我说不存在这个概念，所有带跟路上的国家，甚至不是带和路上的国家都可以参加，只要你有意愿，都是可以的。另外关于它的范围上，我也有保留意见，我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包括拉美，整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我们的平台，就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纳斯比特提出的南环经济带，实际就是我们“一带一路”的总体框架。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内容

框架中阐述的一个亮点给我印象比较深，我们国家将对外开放国际经济合作与国内开放布局融为一体，这是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的包容跟开放性

我们有18个省市是列入我们参加“一带～路”对外开放的布局之中，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想跟我们“一带一路”对接，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契合点。另外，对我们整个开放理念提出了国内外相通，要打通过去那种隔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全新的开放的模式。当然在开放格局中，有些省市没有列入，其中包括江苏省，在这个版图里面没有它的定位。实际这个不重要，真正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时候，并不取决于国家怎么给你定位，而在于你自身的竞争力跟你自己的开放性。举一个例子，就是重庆，重庆市跟大陆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重庆市通过与西欧这条通道，把自己从西南地区一个封闭的城市变成了第三条亚欧大陆桥的起点，这种创新性确实给我们很多启示，所以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泛区域经济合作，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么一种模式，国际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60多个国家搞一个大区域平台，它的特点是，它不是门槛，不是标准，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合作方式，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适合你合作的一种模式和范式。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就是走出去，对外投资。在这个合作框架与白皮书中，对投资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集中在两大方面，强调了我们开展对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就是要签署投保协定和避免双重支出协定，阐述了对外投资的领域，还有新兴产业合作，加工制造业对外投资，也就是产能合作。

在农林牧渔业合作领域重点推动这几个方向，一个就是农机和农产品生产加工，要搞这个领域的深度合作；还要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以及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

（二）我国对能源资源勘探开发与加工进入新阶段

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在1999年我们推动的境外加工贸易，当时因为国内服装制造，还有我们家电出现产能过剩，当时搞境外加工，一些企业到境外设点进行产品组装，有的是进行服装加工，争取配额对欧洲出口。经过五六年以后，根据我们国家整个工业化进程发展的需要，我们搞了大规模境外资源开发，包括石油、天然气、各种矿产资源开发，在经历过工业化中期之后，随着进程的推进，装备工业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大阶段，就是装备上业走出去。

但是，我们目前对外投资肯定不能脱离我们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原来前期的国务院鼓励对外投资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加强能源的深加工，就是对资源勘探开发的深加工。所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提出来要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农业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农业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还要加强农业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的合作。我们要通过对外投资，通过进一步深化对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深加工的转化合作，也才会进一步推动我国装备工业。

（三）积极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

在“一带一路”上，有些发达的经济体在先进的技术方面可以与中方进行合作，打造第三方市场；同时，沿线国家也需要加强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还有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现在我国政府极力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就是加工制造业合作，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工业园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鼓励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对于国际产能合作，现在中央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提出要抓住和对接当地的需求，坚持创新合作模式，坚持市场导向和商业运作原则，更加注重质最信用品牌服务提升，更加注重装备、标准、技术管理，更加注重自身发展与造福当地并重，推动形成优进优出格局，促进新颖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国务院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以创新为动力，将企业的优势与国外的需求相结合，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打造增长新动力。还提出要积极创新方式方法，采取灵活的贸易投资园区建设、技术合作与多种方式，提高对外合作水平，加强有效协同，探索联合出海．形成走出去合力，要强化风险防控，确保稳健经营和资产安全，要狠抓产品质量品牌建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央企美好形象，加快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人才，夯实走出去的人才基础。

（四）创造新的合作机制防范投融资风险

除了要搭建一些国际金融合作平台，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还特别强调要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因为“一带一路”国家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居多，所以投资风险还是很高的，在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中方的经验是不足的，所以要吸收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方面一些经验，打造一个新的合作平台。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出很多创新，因为从国际经济合作来讲，南南合作成功的范例不是特别多，尤其在涵盖这么广的区域，推动不同国家之间对外投资需要有很多新的理念，简单把国内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搬到国外去是不适应的，而且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我们要有积极的态度，同时必须有一些创新的合作模式，比如我们需要在融资模式、在风险防控和监管模式、在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模式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创造新的合作机制。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重庆打造渝新欧合作运输班列，这条通道原来是有的，但是不通，后来重庆市政府就采用一种股份化的模式，把重庆的铁路公司和哈萨克斯坦铁路搞在一起，建立一个合资企业，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样在利益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条件是，货柜一旦封装之后，到对方国家不要拆检，只办理简单的转运手续，直接就走，然后经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最后到达目的地德国杜邦斯堡，这几个国家都同意这种合作方式。通过这种模式，就把原来不畅的通道，12天走完的这条路开辟成了第三条欧亚大陆桥。

还有宁波市，宁波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也不是起点，但宁波市政府正在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城市打造港口联盟，各个港口要在彼此之间合作中提供便利，另外还在探讨除了运输以外的其他更深层次的服务合作，它都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个地方都在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去创造一些新的合作模式。实际上以城市作为点，这个确实需要我们提供很多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我们国内各个省区，包括各个城市建立了很多跟国外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建立了友好省州、友好省市、友好城市，包括姐妹城市、兄弟城市这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更多是停留在一种政治层面，彼此派个团访问完了以后签个备忘录就完了，没有下一步。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怎么把政治资源转化成经贸合作资源，充分利用友好省市、友好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潜力创造新的合作模式，是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考虑的问题。

我们国家正处在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大型跨国公司比较少，跨国经验不足，人才比较短缺，这都对我们未来对外投资构成了很大的制约，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对外投资的收益逆差将近600亿美元，比2012年扩大70%。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课题组做了一个测算，说2005年到2012年，我们国家对外投资收益率均值是3. 3%，而同期我们国家吸收外资在中国获得的收益率平均是22%，这个差异非常巨大，显示了我们企业在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包括前期开拓的能力上面，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所以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大需要提升的空间。

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确实有很多机遇，但是风险也需要考虑，风险可能来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安全风险。尤其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几乎就是火药库，它的安全隐患非常多，阿富汗是一个，完了就是乌克兰，完了以后就是也门，下一步美国要策反，可能在吉尔吉斯斯坦要出现，不断存在安全隐患。还包括非传统安全因素，包括走私贩毒、恐怖行动，所以都对我们对外投资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亚信峰会上专门淡如何构建亚洲的安全体系。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些安全隐患就不合作，但是在合作过程中怎么打造多边的安全机制，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来做的事情。

第二方面，就是投资风险。这个在今年的2015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里面，对全球185个国家做了一个测算，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大部分位在100名以后，它们的经营环境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中围本土的主权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了一个报告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利率上调压力和全球总需求的持续放缓，他们主权信用风险在加大。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大、风险大，但发展的潜力和提升空间也是很大的，关键是要搞好投资风险评估，坚持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走共同发展的道路。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第5篇

一、中国外储剧增的结构根源和制度成因

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为何在10年前开始迅猛激增？这其中既有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具有的“国际收支失衡论”、“全球储蓄过剩论”、“全球流动性过剩论”、“全球分工论”等成因，而中国自身的结构，尤其是制度成因更加重要。

“双顺差”是外汇储备来源的主渠道。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出口创汇对外储增长贡献巨大。特别是2007年之后，我国年度贸易顺差平均增长2342亿美元，与此相匹配，我国外汇储备完成了从1万亿到2万亿再到3万亿美元的飞跃。资料显示，2000～2010年，我国的加工贸易顺差共占外汇储备增量的66.1%，同时共占同期经常项目顺差的87.4%。而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国际资本涌入导致资本项下顺差而来储备增加大有超过贸易项下的趋势。2010年，剔除汇率、资产价格等估值因素影响，我国新增国际储备资产4717亿美元，较2009年新增额扩大18%，其中外汇储备增加4696亿美元；资本项下顺差22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高于贸易项下17%的增长率。

自愿结汇障碍加速官方储备过度积累。1994年我国实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代之以银行的结售汇制。近年来，虽然管理当局已经允许外贸企业开设外汇账户，留存部分外汇，企业可以留存外汇的比例也不断增高，但企业实际持有的外汇份额远远低于允许留存的限额。但依然存在着众多制约自愿结售汇的制度障碍和现实约束：比如资金流出受到相对严格管制、居民可以选择的外汇投资品种和工具极为有限，特别是人民币持续升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自我强化，使得持有人民币的收益远高于持有外币的收益，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往往将外汇资金视为烫手山芋，一旦取得外汇资金就迅速结汇，加快了储备的积累。

此外，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导致大量外汇流向央行。截至今年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2005年汇改以来累计升值25.67%，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持续时间长，而且一直按照这种预期持续升值，引发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提高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升值预期与资本流入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进一步推升了外汇储备的规模。

二、中国外储资产风险与美国债务风险同步上升

美国债务危机将中国外储置于完全的风险敞口之中，中国将不得不承受美元长期贬值和真实购买力下降带来的巨大损失。作为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对象，中国持有美国债券规模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年均增长率达36.8%。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由2000年3月的714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6月的11655亿美元，占外国投资者持有总量的比例也由2000年3月的8%升至今年6月的25.9%（6月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达4.4992万亿美元），持有美债规模占外储资产比重达到36%以上。

外储管理的目标不仅仅是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更要着眼于真实的购买力。如果我们按照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及国际黄金价格来计算，2002－2010年因美元相对于他国货币、实物商品及黄金贬值而使我国年均损失率分别为2.34%、4.15%和14.9%，累计损失额的美元值分别为644.63亿、2612.29亿和8476.48亿，因此外汇储备资产的损失非常大，中国外储的真实购买力严重受损。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美国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低增长――高债务的困境，美国将会采取更多的债务转嫁或债务削减的方式，保持长期超低利率、美元贬值以及QE3几乎已成定局，中国巨额外储资产风险也将随着美国债务风险长期化、债务货币化而同步上升。

三、推进新一轮外储管理改革的对策建议

当前，巨额外储面临的内外困境让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改革的重心在于“把住增量，用好存量、科学管理、优化配置”，真正让3万亿外储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济失衡中发挥战略性推动作用。

从根本而言，长期趋势中人民币强于美元和欧元这两种最主要的币种，这就意味着以“强币”换取“弱币”，并试图在长期中使这些“弱币”资产保值增值是不可能的。因此，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才是有效降低资产货币错配风险，提升债权国地位的解困之道。而与此同时，转变外储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也迫在眉睫。

1、运用外储积极推动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

如何扭转这种利益分配失衡的途径就是转变中国对外金融的资产负债结构，加快实施外储支持“走出去”战略。笔者认为，除了被当前人们所关注的资源、能源领域，外储可以考虑向以下领域倾斜：

一是支持战略新兴产业“走出去”。根据笔者的测算，目前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只占中国GDP的3%，到2020年，这些产业占GDP的比例将提高到15%左右。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些领域的企业就需要拓展海外市场，取得全球的资源整合和市场的开拓。

二是支持中国农业“走出去”。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生产技术以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境外土地、水源、水产等自然资源，建立稳定、可靠的境外农产品供应基地。未来，全球粮价上涨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应该可把具有良好的市场、政策、自然条件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俄罗斯以及拥有丰富渔业资源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国作为重点区域，外储要在这方面重点支持。

三是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当前，在以资源收购为主的情况下，“走出去”兼并收购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居少。从发展趋势看，要发挥民营企业的体制优势，鼓励民营企业在其他产业上积极“走出去”。未来五年，随着我国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整体竞争力将明显提高，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预计未来我国的民营资本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将明显提高。还可以参照国外经验设立特别金融机构或建立特别基金，帮助民营企业实现海外融资的便利性。

四是支持设立海外研发基地。中国要成为自主创新型国家，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是必然的选择，利用外储支持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进而提高中国技术体系的创新能力，为跨越产业低端徘徊奠定基础。

2、改变外储困局亟待各类新基金起航

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外储这么巨大的国家财富？无外乎有三种方式，集中理财、分散理财和代客理财。以往中国外储管理更多的是采取集中理财的方式，而今后应该加大分散理财以及专业机构的代客理财规模，促进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首先，为了避免外汇盈余继续转化为基础货币量的上升，可考虑参考国际经验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当前情况下，将一部分外汇储备拿出来成立外汇平准基金，更具有可操作性。外汇平准基金是指各国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的储备基金，一般由黄金、外汇和本国货币构成。在具体操作中，由政府拨出一定的本币和外币基金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账户，由财政部控制，中央银行作为该账户的人对账户进行管理。当外汇汇率上升，超出政府限额的目标区间时，就可在市场上抛出储备购入本币缓和外币升值；反之，当本币升值过快时，就可在市场上购入储备放出本币增加本币供给，抑制本币升值，这是解决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掣肘的长效机制。

其次，要壮大财富基金。财富基金的形式能使债权人的身份转变成资产所有者。财富基金的投资期限较大，侧重长期性、战略性投资，有利于推动各类资产交易规模和流动性，

加快全球资产分配格局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可考虑外储进一步向中投等财富基金注资，提升在全球资源购并、产业购并和技术购并中的话语权，将外储实力转化金融实力。

3、打破“斯蒂格利茨怪圈”与新兴市场形成新的金融循环

中国最终要摆脱“美元陷阱”，就必须要减少美元资产和美国债券投资，而转向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这不仅会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全球资本循环模式，也必将切实扭转全球财富失衡的局面：一是积极建立新兴经济体内的货币结算制度，积极推动各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允许国家间货币作为结算和投资货币，允许对方货币在境内结汇为本币，尤其是允许对方的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二是允许贸易项下的货币的相互投资，在贸易项下的资金流动开放以后，可以相互允许各自的企业到对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共同建立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三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鼓励实行与人民币挂钩的汇率机制，加快去美元化进程。

4、实施全面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内外均衡

中国需要加快全方位的经济结构改革，只有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培育强大的内需，实现贸易平衡，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外汇储备的过快积累，这不仅会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和韧性，也有利于全球再平衡下降低财富管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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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银监会：支持商圈融资意见

商务部、银监会日前关于支持商圈融资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通过推广适合商圈特点的融资模式，建立商圈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等措施，发展商圈融资，缓解中小商贸企业融资困难。

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商品交易市场、商业街区、物流园区、电子商务平台等为主要形式的商圈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中小商贸服务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亿元以上交易额的商品交易市场达4500多个，100亿元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场达70多个，已建、在建和规划中的物流园区近600个，规模以上电子商务平台约2.3万家。但是，由于商圈内多数商贸经营主体属中小企业，抵押物少、信用记录不健全，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亟须探索适应中小商贸服务企业特点的融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