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本质特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现实价值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回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从1852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以来，每隔一定的时间，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然而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由2008年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海啸从美国波及全世界，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体系受到重创，世界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重新阅读出版于1867年的马克思《资本论》，深刻思考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时，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同时在流通领域抽象的考察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事实证明，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导致的，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同时，资本家作为人格化了的资本，表现为对剩余价值永恒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能够持续的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获得的剩余价值在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逐渐积累，但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而被剥削阶级却占有极少的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这样，商品无法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造成资本不能有效地运转。这样便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
随着资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产中，企业的规模扩大，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量超过了社会总的需求，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产，资本家就无法向员工发放工资，或企业裁员，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这样社会的购买力下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消费者有购买的意愿却没有购买的能力。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2、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的揭示
《资本论》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即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它内在的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能够顺利的进行。但是，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盲目的提高生产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破坏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实质，对于当今的经济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对于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制度的选择。
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产物，选择怎样的制度就显得很重要。我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危机爆发的可能。因此，我们因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是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党的十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决定，对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扩大内需。
从经济危机爆发的逻辑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预期消费―信用违约―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机发生的逻辑起点。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依靠投资和出口转移到依靠投资、出口、消费的协调推进，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显得尤为的重要。通过改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缩短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将我国居民的购买力释放出来，利用消费红利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市场与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马克思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万能的。1929―1933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国经济较快的摆脱了危机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中全会最新提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正确的对待“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范文第2篇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泡沫危机;投机驱动;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在18年前日本发生的被称之为“泡沫危机”的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停滞发展10余年。目前,中国经济也面临近1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而中国、日本作为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通过对日本“泡沫危机”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将当时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回眸
日本的“泡沫危机”形成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1989年达到泡沫的顶峰。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严重受阻,为摆脱“高日元萧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1987年秋天的“黑色星期一”导致欧美国家股票市场出现暴跌,并很快影响到实体经济,为克服这一事件对日本经济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结果,日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急剧膨胀,形成了不动产与股市的双重严重泡沫。日经225指数从1984年初的10,00点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3816点,1987年日本股票市值就已经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房屋地价指数则从1984年的33.0上升到1990年的最高峰104.1,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为挤压泡沫,日本从1989年5月开始连续5次提高利率,从3.25%提高到1990年8月的6%;在财政政策上,1991年出台地价税,规定从1992年起,不管地价涨跌,凡持有者必须向国库缴纳土地持有税,从而彻底打击了对土地的投机。1990年初,股价开始下跌,1991年地价也出现下跌,泡沫经济开始彻底破灭。日经225指数从1989年的最高点3467点,最低跌到2003年的7,60点;日本的地价指数也从1990年的最高峰104.1,跌落到2004年的30左右。日本企业和银行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闭现象,泡沫破灭后的近10年内,日本企业倒闭112,88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倒闭总数也多达180家。
二、日本“泡沫危机”的本质特征与中国经济比较分析
(一)日本“泡沫危机”的本质特征。日本的“泡沫危机”从本质上说,是在一段时期内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连续使用不当造成流动性的严重泛滥和市场主体行为的集体非理性,进而诱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巨大泡沫,最终导致全面金融与经济危机。而“广场协议”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促使一系列错误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出台的关键角色。为了克服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避免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主的内需型增长策略,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1987年秋欧美的“黑色星期一”引起的金融动荡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政府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日本国内土地资源的匮乏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投机热,投资膨胀又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迅猛扩张,在普遍乐观预期的支配下,市场主体的集体非理最终导致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迅速膨胀。
(二)中日两国经济比较。中国目前的情形与1987年“黑色星期一”爆发时的日本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首先,投资驱动。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和起飞靠的是投资,投资对GDP的比率从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七十年代初已接近40%。我国经济增长最有力地推动也是投资,投资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而战后美国的投资率一直稳定在15%的水平上。另外,中、日两国先后都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的1973年,日本GDP增长约为10%,而消费物价通胀年平均不到2%。低通胀的原因是投资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过剩产能下的过度竞争限制了厂商的定价能力。同样,由于投资驱动,中国目前经济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长和低通胀。高增长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低通胀则解除了货币当局的警惕,信贷供应充足。信贷刺激了投资,投资带动景气上升,企业盈利的改善促使银行发出更多的贷款,如此形成投资-景气-信贷之间的循环,进一步强化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很有可能引发日后的流动性泛滥。如果投资下滑增长便难以为继。自七十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投资率从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长率随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增长基本停顿。
其次,投资驱动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过度发达,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对落后。虽然人均GDP和美国相差不多,但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65%,比美国低了至少15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产值不到GDP的40%,并且近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失衡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贸易顺差和本币的升值都与之有关。服务产品在本土消费不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只能由海外市场吸收,强劲的出口为投资驱动的必然结果。
再次,中、日两国的创新能力不足成为两国经济的软肋。日本给人以科技发达的印象,但其实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点是二元经济,外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较强,可与欧美竞争,而国内的金融、地产、建筑、零售等行业长期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产品技术陈旧,效率低下。而中国的二元经济也与日本类似,一方面是监管保护和政策扶持下的国有部门,一方面是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民营部门。创新能力不足,使两国为保持经济增长都不得不追加投资,以弥补投资收益递减留下的缺口。美国之所以能够以15%的投资率实现战后中度增长,关键是通过创新不断改进效率。
目前,中国在经济上与日本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国经济――泡沫膨胀――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趋势与风险。
三、启示
中国经济在两个市场泡沫破灭的“内忧”与美国“金融海啸”冲击的“外患”夹击之下,如何避免出现严重衰退,使经济尽快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又要防止重蹈日本不当“救市”导致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重新吹起一个更大泡沫问题的覆辙,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任何情形下都要努力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巨大的泡沫。如何在经济较快发展的过程中避免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同时出现泡沫的非理性膨胀,是政府经常要慎重处理的一个课题。
(二)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摆脱萧条。把产业结构的调整贯穿进去,确定新的经济增长点,注重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的内涵型经济增长,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和实体经济泡沫的重新出现。
(三)泡沫已经出现且很大,但还没有完全失去控制之前,通过相关经济的、税收的、货币的政策挤压泡沫非常有必要。在各种措施都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就应该采取较为有力的措施确保经济发展的核心――银行系统的安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相当的前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
(四)“救市”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泡沫没有彻底破灭之前以“救市”的方式介入,特别是采用极易重新导致通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介入,最后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极有可能滋生更大的泡沫。中国股票市场目前已经基本调整到位,但房地产市场泡沫并没有彻底破灭。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出台时机与力度、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与切入点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
(五)只要银行系统没有出现重大问题,应静待泡沫的彻底破灭。在泡沫彻底破灭之后,“救市”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方法要科学。同时,针对最近这一轮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和动力进行深入分析,防止在救市过程中诱发新一轮更大的泡沫。并且,我们还需要充分估计到泡沫彻底破灭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准备好充分的应对措施,有备无患。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国际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雷鸣.美国“次贷危机”与日本“泡沫危机”的比较分析[J].长春:现代日本经济,2008.
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范文第4篇
【摘要】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使得就是否停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本文从经济后果的视角探讨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选择受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结果的影响,公允价值虽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但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却是会计界迫在眉睫的工作。
【关键词】公允价值;经济后果;利益博弈
一、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使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金融界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会计界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无关,它只是跟随市场,并非领导市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如果废除了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那么将没有人知道这些公司的资产按市值计价到底是多少”。
面对越来越大的对公允价值质疑声音,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
金融界和会计界对于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分歧在于二者的会计目标定位不同。金融界的主张立足会计调控论,要求“怎样是对经济有利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有利于经济运行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会计界的主张属于会计反映论,要求“现实是怎样的,会计就应怎样反映”——会计应选择“按反映现实的会计制度”进行反映。体现在金融危机拯救行动中,会计界立足会计反映论,选择捍卫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优化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金融界立足会计调控论,将会计作为一项金融调控手段或金融危机拯救工具,选择终止公允价值计量。两种观点的角力体现了公允价值计价会计政策的两难选择,其实质是会计政策的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形成的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
会计政策选择也称会计选择,是在既定的可选择域内(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相关经济法规等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所限定),根据特定主体的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即指企业利害集团(包括股东、债权人和企业管理当局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企业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
(二)经济后果观揭示出会计政策的选择本质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的微妙平衡
为了形成一致会计政策的契约安排,各利益主体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威廉姆R.斯科特(WilliamR.Scott)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中对经济后果产生的根源进行了阐明,提出对经济后果的定义:不论有效市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瓦茨和齐默尔曼早期的实证会计研究表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受簿记成本、契约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响,同时各相关利益集团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参与会计政策的选择,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由此可见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相关各方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后果作为会计规则制定中一个实质性问题开始在美国突显出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不断交涉和博弈,以寻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经济后果。从实现方式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企业政策选择最终体现出来。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制定者假设会计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为其后果向公众负责。经济后果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会计不是绝对中立的,可能会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使会计政策选择备受关注,进而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使得准则的制定复杂化,因为其要求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微妙的平衡。
三、金融危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冲突——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选择的博弈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之所以被认定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导致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冲突,即以银行为代表金融企业管理者的利益集团与银行的投资者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二者的冲突源自于两权分离订立契约的委托关系,这份契约便形成了以银行的投资者为委托人,银行等金融企业的管理者为人的委托关系。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要求投资银行的所有证券进行公允价值计价,而且对所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进行公允市价估价,对由于价值波动所引起的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也要包括在报告净利润中,公允价值计量将完全消除银行管理者进行利得交易的能力,执行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是提升会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看到的不仅是利得波动会增加,同时管理者操纵利润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这样二者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自然而然了。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偏离,以及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行为具有必然性。在资本市场下假定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政策做出选择或提出建议时,都是为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以达到其预期效用。信息经济学认为:在商品交易中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优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般认为该经济机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显然,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人拥有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的私人信息。以管理者和投资者为例,管理者对企业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比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此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扭曲和操纵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将信息优势转化成利益。很多研究表明存在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掠夺投资者和债权人财产的现象。与此对应,投资者、债权人由于担心信息的可靠性而选择谨慎的投资方式,这将使得资本市场无法正常运行。一方面,管理者的信息优势及监督成本的存在使其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存在自由性,管理者可以通过政策选择获得优势利益,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拒绝政策的实行来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如果存在一项会计政策使得当期报告净收益降低从而影响管理者的报酬,虽然管理者努力程度不变,由于契约的刚性提高奖金比率的要求一般难以达到。此时尽管会计政策的选择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决策有用性,管理者往往也会干预会计政策的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政策的选择对于银行的管理者而言又何况不是如此呢?
(二)金融危机经济后果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政策的博弈分析
由于监督成本的存在,管理者作为信息优势方,具有对经济后果产生影响是否进行充分披露的选择权;同样投资者期望管理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依据威廉姆.R.斯科特在财务会计理论中实证分析:由于管理者应致力于降低未来契约签订的成本,避免竞争加剧及吸引潜在投资者等原因,可以将管理者偏好假设为,存在有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充分披露,存在不利经济后果时管理者偏好于不充分披露。通过分析发现,只要管理者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高效用的概率偏大,管理者不充分披露时投资者获得低效用的概率偏大。
当出现金融危机这种极为不利的经济后果时,银行管理者会反对披露这一对己不利的经济后果,由于公允价值这一会计政策的使用会提升会计决策的有用性,使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后果得以充分披露,投资者则会持赞同态度,赞同充分披露,支持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由于这两者之间不会就披露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双方的冲突可以看作一种非合作博弈。假设在此情形下,管理者选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充分披露时,若投资者选择购买,则投资者能达到的效用比投资者选择拒绝购买的效用更低,即投资者会认为该银行金融机构不具有投资价值。所以,当遭遇金融危机时,银行管理者若选择公允价值计价进行充分披露,而投资者拒绝购买,此时的银行管理者获得的效用也最低。若银行管理者不采纳公允价值计量进行歪曲披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则投资者选择购买的损失程度更大。博弈的最终预测结果只能是:银行管理者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充分披露与银行投资者的拒绝购买。这个博弈最终走入“囚徒的困境”,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资本市场具有损害性,会打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造成资本市场的低效率运转,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幸运的是,FASB作为准则制定部门在考量了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采纳了达成一些妥协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这些妥协是相对于完全公允价值的最初目标而言的。由于计量的难度,负债被排除在外;公允价值只适用于正在交易或是准备交易的证券;为了进一步减少波动性,准备交易证券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不计入净利润,而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也许,上述的妥协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的反对,或者是银行的管理者在这个妥协的结果中能够获得满意的效用。然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样一个博弈之后的妥协结果又会使得银行的管理者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才出现了文章开始处的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议。
基于会计与环境的共生互动关系,当经济环境产生突变经济危机爆发时,过去各方利益集团通过博弈达成的平衡势必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博弈的起点,回到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而这样的博弈是低效率的。因此,美国政府作为一方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政府的利益和政治形象,减少政治成本,同时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在SEC的督使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9年4月2日出台了放宽按公允价值计价(以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给予金融机构在资产计价方面更大的灵活性。此准则的放宽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弈达到了暂时的近似均衡。
四、金融危机下基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经济危机本质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经济法主体
一、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关系的法
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人们对市场和政府各自应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源能够目动达到最优配置，利己主义动机会驱使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实现社会利益；而政府，尽管是出于良好愿望和社会利益，试图干预资源配置过程，也往往会适得其反。斯密把政府活动仅限于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的维持和部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斯密给人们树立的是这样的信念——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信仰，通过引进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来论证市场机制的完美无缺。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消费者偏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而资源是否得到最优配置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市场调节方式是边际微调，通过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对比来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方向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出自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主张政府介入资源配置过程。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如失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经济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但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市场供求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它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之上的：首先，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一个企业有影响市场价格的市场势力；其次，不存在外部性，市场结果只与市场的参与者（买者与卖者）有关，对旁观者的福利没有影响；第三，不存在公共产品。但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
（一）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外在影响或效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依据个人或社会是否无偿地享受了额外收益或是否承受了不是由他导致的额外成本这一标准，外在性可分为积极的有利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经济）与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性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市场失灵，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原因在于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供给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而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需求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会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社会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公共物品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问题是与外部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表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关于公共物品，在经济理论上，萨缪尔森、桑德莫、植草益、布坎南等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定义与说明。一般地说，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或者说，把“这种消费排除困难性和消费区分的困难性较明显的物品”称为真正的公共物品，也就是“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打破了私人物品在市场均衡或最优供给数量条件下的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条件。第二，在公共物品消费上，会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角度看，由于公共物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以消费者会产生一种隐瞒或低报自己对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从而达到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倾向，由此致使在公共物品的消费中出现“免费搭车”问题。一般来说，公共物品覆盖的人数越多，则免费搭车问题越严重，公共物品由私人市场提供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小。概括地讲，消费者免费搭车动机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场来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第三，在公共物品市场上，价格信号失灵。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公共物品消费过程中的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公共物品在价格形成与决定上会产生相当的困难。特别是“纯公共物品”，更是不可能形成价格，对于那些“准公共物品”也只能部分地形成价格。这样，市场价格信号便不能引导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由此而产生市场失灵。
（三）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问题。在市场交易中，一方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交易的有关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不可能免费提供。这样，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使市场交易总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状态。这将会带来市场价格信号失灵、交易者之间相互“欺诈”和“寻租”问题。
市场的缺陷及市场的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或者用布坎南的话来说：“市场可能失败的论调被广泛地认为是为政治和政府干预作辩护的证据”{1}13“某些东西市场无能为力，所以要避开市场。例如，市场不能提供国防的需要”，“市场活动会使交易的后果（盈利或亏损）对交易双方以外的其它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2}65—66“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3}24“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所固有的自发性，即使在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自动回避由这种自发性所产生的各种弊端。”{4}101即使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有必要成立一个负责政府干预和控制的高层次结构，以便“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来完成取代它们。”{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