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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信息传播
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学者分别使用了“网络传播”和“网络信息传播”的术语。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研究的是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本质及状态,因此,就使用术语而言,笔者认为“网络信息传播”比“网络传播”更确切。研究者往往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研究网络信息传播,由于其自身工作、专业和知识背景等不同而对网络信息传播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其实,网络信息传播是信息在非网络环境中传播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只是传播的环境和手段不同而已,其传播的目的和功能都是一致的。从概念上说,网络信息传播是人类基于互联网进行的各种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活动。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电脑是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的输入、处理、储存、组合、复制输出的智能化操作平台,是网络信息传播的终端工具;互联网是网络信息的传输通道和交流平台,帮助人们实现自由、交互、即时、多元、虚拟的信息传播;网站则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中继媒介,它为网络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搜索、粘贴、下载、互动、超文本链接的中转站。网络信息传播不但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交互性、动态性、虚拟性、全球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多媒体功能和超文本功能,信息传播的无序性、传播主体的隐匿性和个性化等特征[1]。
2数字鸿沟
2.1数字鸿沟———网络时代的知识沟
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提出“知识沟”理论,他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经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信息的日益增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数字鸿沟又被称作电子鸿沟、数码鸿沟、数字分裂等。目前关于数字鸿沟的定义众说纷纭,如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美国商务部则认为在所有国家,有一些人拥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而另外一部分人却没有,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距,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量网络媒体不断涌现,并且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信息传播导致信息的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加剧了知识沟现象的产生。这种网络时代的知识沟现象,就是数字鸿沟。因此,数字鸿沟指的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化现象,及其造成的“信息贫富分化”和“知识沟”问题。
2.2我国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2011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人,网民规模较2010年底增长277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2%,较2010年底提高1.9个百分点,我国网民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其中:家庭电脑宽带网民规模达到3.9亿人,占家庭电脑上网网民总体的98.8%,较2010年底增加840万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较2010年底增加1494万人,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为65.5%。截止2011年6月底,我国的域名总量达到786万个,中国的网站数,即域名注册者在中国境内的网站数(包括境内接入和境外接入)为183万个。中国国际出口带宽继续发展,达到1182261.45Mbps,半年增长率为7.6%[2]。尽管我国网民规模仍然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1年上半年网民增长率为6.1%,是近年来最低水平。新增网民为2770万,网民增长的绝对数量小于去年同期(2010年上半年)3600万的水平。《报告》还显示,截止2011年6月30日,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31亿人,占整体网民的27.0%,较2010年底增长4.9%。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向农村地区渗透。随着农村互联网接入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网络硬件设备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网民规模持续增长。但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的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使得农村网民规模增长相对不明显。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很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分别评估测算了28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能力,并且了《中国信息能力及各省市信息化水平的测算与比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表明,美国列入信息能力总水平排序第一位,其信息能力总水平得分为71.76分,其次是日本,信息能力得分是69.97分,第三名是澳大利亚,总分为65.59分。而中国的信息能力得分为6.17分,仅是美国的8.6%。在所有参加评估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27位,处于最低水平之列[3]。
3消除由网络信息传播形成数字鸿沟的策略
网络信息传播是以网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但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并不是被所有人所拥有和利用。因此,信息通过网络传播势必造成网络信息分布的失衡现象。这种网络信息分布的严重失衡造成了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仅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未来的发展,而且它所引起的贫富分化必将恶化社会关系,从而威胁社会的安全。因此,消除数字鸿沟是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3.1开展信息扶贫是基础工作
扶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信息扶贫是指政府借助推广信息技术和开展信息活动的方式解决人们信息贫困的问题,具体方式有:为贫困者提供劳务、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方面的信息与咨询服务;沟通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流联系;推广适合贫困地区使用的农业使用信息技术。从2006年开始,为落实总书记要求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开展扶贫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的批示,帮助广大农村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村络工程通过解决中国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建立网络与便民服务中心、配套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从解决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源———信息贫困入手,着力开展信息化扶贫。在西部地区和农村,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传播手段落后,信息极其缺乏,影响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的信息扶贫工作已经开始实行,但必须从多方面和多途径加大力度做好信息扶贫工作。
3.2提高用户信息素养是重要途径
全球信息化需要人们具备一种基本能力———信息素养。信息素养这一概念是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于1974年提出的。1989年,美国图书馆学会把信息素养简单地定义为: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懂得如何获取信息,如何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的信息。信息素养更确切的名称应该是信息文化。信息素养是一种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2001年第4季度报告提出21世纪人们的能力素质,包括基本学习技能(指读、写、算)、信息素养、创新思维能力、人际交往与合作精神、实践能力。信息素养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涉及信息的意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的应用。信息素养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包含人文的、技术的、经济的、法律的诸多因素,它与许多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技术强调对技术的理解、认识和使用技能,而信息素养的重点是信息内容及其传播与分析,包括信息检索以及评价,是一种了解、搜集、评估和利用信息的知识结构。信息素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人们既需要具备熟练的信息技术能力,也需要通过调查、鉴别、推理以获取信息。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由此可见,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用户信息获取能力的大小,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用户的信息素养,如可发挥图书馆的作用,通过举办信息素养教育讲座或利用网络开展在线教学等方式,构建起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平台,帮助用户提升信息素养,逐步缩小甚至消除数字鸿沟。
3.3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信息传播的基石
信息基础设施是指能以交互方式传送话音、数据、文本、图像、视像和多媒体信息的高速通信网及相关设施。一般包括电信网、广电网、计算机网、大型数据库、支持环境等。在我国,城市用户早在十前就开始利用网络获取海量信息,而今天,我国边远地区的农村用户还没有接触过网络,无法利用网络获取资源。可获取信息的不平等造成了信息贫富差距。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资金进行网络化建设。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借助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边远地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
3.4着力发展经济是消除地区数字鸿沟的抓手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尽管我国早已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加大投入力度,建设西部地区和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数字鸿沟仍将存在。着力发展经济,提高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加强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网络设备建设,使这些地区的用户能获取网络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并逐步消除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这是6月26日发生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文青村的一起悲剧。同胞三兄妹在村口池塘旁边玩耍时溺水身亡。
全国妇联5月初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扩大。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5.7万。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
6000万!这个数字意味着全国每5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农村留守儿童。他们在亲情关怀、生活照顾、家庭教育和安全保护等方面面临着突出问题。他们是偏僻乡村的儿童,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将来对社会的影响?一位教育工作者说,处理不好留守儿童的问题,将来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他的痛心疾首可以理解,因为留守儿童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留守儿童的父母并非不想把孩子带到打工的城市,生活成本的限制,户籍壁垒的限制,让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同时,为了生存,他们又不能轻易离开就业城市。带不出,回不去,骨肉分离的图景成为社会常态现象。
加强留守儿童工作是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在家庭责任因为现实困境难以承担的时候,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必须切实对留守儿童的种种问题加以解决。
1月11日,教育部会同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对在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意见》提出要通过建立家庭责任监督制度、减少父母同时长期务工、督促父母定期回家探望等形式,强化留守儿童父母监护责任,逐步缓解留守儿童家庭环境缺失问题;优先满足留守儿童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留守儿童的寄宿、用餐交通需求;支持社会关爱活动,推广“家长”模式。
父母的远离使留守儿童得不到有效监护,再加上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他们很可能会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留守男童多会成为人贩子注意的目标,留守女童则容易遭受害。2013年里,相关部门就青少年人身伤害也做了部署。
3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该计划旨在有效预防、依法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积极救助、妥善安置被拐卖受害人,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9月3日,教育部联合公安部、等部委共同印发《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工作的意见》。《意见》主要从加强预防犯教育、加强常规管理、密切家校联系、积极应对犯事件等方面对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工作提出了要求。
除了政策支持,更有志愿助力。关爱留守儿童,团组织一直在行动。
关键词:电子社区公共管理电子政务
一、引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作为信息化建设重点之一的电子社区,是国际上新一轮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时代特征,也是衡量国家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规划社区、建设社区、调控社区、预测社区、监管社区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电子社区发展非常迅速,美、英、法、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电子社区发展已相当成熟。我国由于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和国民文化水平等一系列原因,社区的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进程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正是发展电子社区的重要价值依据。目前,国家信息化管理与推进部门已经把电子社区纳入我国“十一五”社会信息化的重点发展领域,电子社区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尤其是《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作为我国信息化工作的重点,电子政务公共服务要延伸到街道、社区和乡村,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本文对电子社区的概念、功能、需求、建设模式等进行了综述,并总结了国内电子社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进一步促进电子社区研究工作的开展。
二、国内学术界关于电子社区研究综述
⒈电子社区的概念及典型模式
⑴关于电子社区的概念
①电子社区的概念界定
如何给电子社区下定义,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2005年中国电子社区应用需求和市场机会分析报告》提出,“国家所关注的电子社区是指,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主,联合政府部门、社区服务提供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物业管理公司等相关单位,以网络平台、语音平台和平面资讯为载体,以政务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物业服务和资讯服务等为内容,整合各方资源,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属地化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1]第二,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网站指出,“电子社区从广义上是指社区信息化,实质上就是社区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也就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传统社区及其相关现象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社区,以促进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杨、协调和高速发展”。[2]第三,《社区管理信息化应用技术指南》提出,“电子社区是由信息、通信技术和法律支持的虚拟社区,具有跨地域、跨机构的特性,是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建立的办公业务与信息服务体系”。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特点:第一种观点比较全面,界定了电子社区的主体、客体、载体以及服务内容等,使人们能够比较直观地认识和理解电子社区,被其他论文引用的次数较多,也是笔者较为倾向的观点。第二种观点从广义上界定电子社区,并指出了电子社区的本质,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补充。第三种观点比较具有权威性,但是过于抽象,不利于形象且准确地理解电子社区。
②电子社区及相关概念辨析
电子社区、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之比较
国内学术界对于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两者的研究比较多,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在一些专著论述得很详尽,笔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主要总结归纳了两个概念与电子社区之间的关系:
首先,电子社区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服务范围、涉及的地域没有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广泛,但电子社区提供的服务却包括政务、商务、金融、物业、资讯等方面的服务,服务内容比二者要广泛。
其次,电子社区将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并成为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重要补充[3]。这也将成为我国“十一五”期间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之一。第一,电子社区能够解决信息化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且能够激发城市居民的信息化应用意识,成为电子政务面向居民服务的“落脚点”。第二,电子社区的发展为电子商务进入社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社区综合服务系统的建立为电子商务B2C和C2C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第三,电子社区通过社区服务平台实现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融合,为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无缝”结合提供了试验地,有利于二者的协调发展。
电子社区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的关系参见图1。
电子社区、数字社区与智能社区之比较
许多文章对电子社区、数字社区与智能社区的概念界定不清,从而导致文章内容与标题严重不符。因而在此非常有必要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首先,电子社区与数字社区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广义上指的是社区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并列为社会信息化的三大主题,是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电子社区的形式大到数字国家、数字城市,小到数字社区、电子城镇和电子村庄;而数字社区或数字化社区是和数字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地球的一个组成区域,是构成数字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数字社区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电子金融的有机结合点,是数字城市的重要应用设施之一。
其次,数字社区和智能社区又是不完全等同的,数字社区包括了智能化住宅小区。智能社区强调的是小区中提供“以人为本”高科技手段的智能化服务和管理;而数字社区在通常意义上智能小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它的建设目标是在未来数字化信息社会里,实现人类共同的“无距离、无时差”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实现住宅的智能化功能和管理。也就是说,数字社区是在智能社区概念的基础上,与整个“数字地球”、“数字城市”连在一起,是它们的一部分,具有更高的含义。两个概念的最大不同是,数字社区建设的出发点是把小区作为整个数字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来考虑。强调的是在小区内实现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数字化信息服务[5]。
⑵电子社区的功能及需求
《2005年中国电子社区应用需求和市场机会分析报告》对于电子社区功能及需求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它讨论了电子社区五大功能,并从功能角度给出产品结构的研究结果。电子社区的功能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商务功能、结算功能、资讯功能。该报告依据这5种主要功能研究了当前电子社区市场主要产品结构以及供给的状况,提供了我国电子社区市场现状的系统性研究成果。根据这5种功能,各种厂商包括硬件供应商、软件供应商、系统集成商、网络运营商等,将为电子社区的实现提供不同服务,从而形成了整个电子社区的价值链。同时,该报告还利用行为主体关系法,分析了政府、企业、居民对电子社区的三类应用需求。电子社区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必须充分整合政府、企业及社区内部的相关资源,以满足居民生活、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等三个方面的要求[1]。该报告根据这三类需求,将电子社区的功能服务进行领域分类,以便理解电子社区的体系框架。
此外,《数字社区的功能及定位》一文更加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了电子社区的基本需求:电子社区建设信息综合服务网络,具备行政管理、信息采集、便民利民服务等功能,提供法律、气象、医疗、教育培训、旅游、家政、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具体包括提供以下7方面的信息[4]:①便民利民公共服务信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采取热线电话、因特网网站、社区呼叫系统等多种形式,构建社区信息服务网络,以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和多样性生活服务需求。②特困人员、失业人员和低保对象的信息数据。开展社区就业,为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援助;促进社区救助服务,加强对社区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③企业退休人员信息数据。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配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养老金发放和领取资格认证工作,为企业退休人员提供社会保险政策咨询和各项查询服务。④社区文化活动场所、社区体育设施信息。建设文化体育场所,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开展教育培训活动。⑤疾病预防及计划生育信息。加强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预防服务。⑥外来人口信息。面对城镇的流动人口,加强管理和服务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⑦社区治安信息(出入口、停车场视频、家庭报警信息)。建立健全社区治安防控网络,积极推广运用物防、技防等现代科技手段和措施。
⑶电子社区的建设模式
电子社区建设的试点地区在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突破,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电子社区建设的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有“杭州模式”、“北京模式”和“广州模式”[6]。
①“杭州模式”:政府搭台,企业运作
杭州电子社区建设采取政府不出一分钱,完全由企业投资并运作管理的商业化模式。杭州市已形成了以呼叫中心为社区信息化网络数据中心和全市便民服务中心平台,结合街道社区管理软件系统和家居信息终端的社区信息化模式。
杭州电子社区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3年初):探索期。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构筑了一张社区“快捷网”(实现了朝晖街道及其下辖16个社区的联网)、开发了一套系统(“E家人”社区综合事务管理软件)、建设了一个网站(朝晖街道网站)、开通了一路热线(96345便民服务热线)、打造了一个样板社区(上城区)。第二阶段(2003年):成长期。在这一阶段,以ADSL_VPN专网的社区信息化组网方案和以“E家人”社区综合事务管理软件为标志的社区管理信息化逐步成熟。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杭州电信与区政府及街道、社区共同合作,杭州电子社区建设独自摸索出一条自下而上进行网络建设的新路。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发展完善期。在这一阶段,杭州电信公司实施完成了杭州第一个区级政府单位的社区信息化网络工程建设――杭州市上城区社区网络工程。该工程的建设完成标志着杭州的社区信息化工作开始脱离街道试点的前期模式探索阶段,进入了全面推广的发展期。杭州社区信息化提高了整个社区的工作有效性和为民办事的效率,畅通了居民和政府、商家的联系渠道,为塑造服务型政府形象、创建和谐社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②“北京模式”:政府统一投资管理
北京市最早提出电子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北京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办事处,在2002年开始实施区、街、居三级联网工程。该工程的实施,实现了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的网络畅通、信息畅通与管理服务畅通,形成了以政府带动街道、社区的信息化建设新局面。北京社区信息化建设实行政府从上到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建设、统一操作的模式。政府主持的95156北京社区服务呼叫热线系统是实现首都信息化的重要工程,是北京市社区服务信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热线系统联结全市170个社区服务中心,调动3000家系统服务商为居民提供以家政服务为主的生活服务。该热线系统的启用初步形成了以信息化带动社区服务产业化的局面,标志着以信息流为主体整合资源的崭新社区服务模式的诞生。
这种模式能够充分整合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与社区服务的相关资源,实现了公众和政府的直接双向交流。但是,这种由政府统一投资管理的电子社区建设模式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压抑了社区内生的自我调控和自我管理机制的成长,实质上模糊了行政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行为界限,从而不符合社区自治的总体方向。
③“广州模式”:“条块结合、业务协同”
广州以开发和推广社区管理软件、社区综合应用平台、社区综合业务系统为主线,以“整合资源、协调行动、条块结合、各方共赢”为目标,对社区信息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最终形成了“条块结合、业务协同”的社区信息化建设模式。所谓条块结合,是指政府“条”一级,与地方社区“块”一级相结合;所谓业务协同,是指各级行政部门、各地方机构通力合作,彼此之间的业务相互配合。这种模式明确指出了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统一网络系统,统一系统平台”目标,并针对社区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广州模式”之所以比较成功,确有其独到之处。该模式不仅很好地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的优势,同时又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就推广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广州模式”的影响面最大。目前,除广州市各个社区采纳“广州模式”外,上海、江苏等地也纷纷对该模式展开调研,以借鉴和汲取其经验。
除了上述模式外,在全国范围内有名的社区信息化模式还有湖南“政府引导,部门指导,街道主导,社区参入”的社区信息化建设模式,安徽淮南的“民心网络”模式,天津的“社区信息连锁店”模式,以及大连西岗区“数字化社区”模式,牡丹江爱民区“数字社区服务网”模式,武昌区南湖街“社区服务网”模式等等。但这些模式只是在信息化要求下对以前社区建设模式的改进和功能上的延伸,基本上承袭了原有的特色,没有新的突破。
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综述,笔者发现在电子社区的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将其归纳如下:
⑴对电子社区的概念界定不清,存在术语不规范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电子社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相关概念界定不清,其次电子社区、数字社区和智能社区等概念之间的混用。
⑵实证性研究不够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电子社区的研究主要为学究式的,仍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阶段,立足于国内电子社区做调查的研究不多见。这种缺陷还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尽管学术界在不少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如建设电子社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等,但大都停留在“是什么”层面上,在“如何做”层面上缺乏深入研究和可行性见解。因此,如何立足于电子社区的状况,将电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我国电子社区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电子社区研究的方向。
⑶跨学科研究不够
电子社区的服务对象以及范围决定了该领域的研究必须运用信息科学、社会学、公共行政学以及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而目前我国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信息学和管理学等领域,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研究视角的偏狭,制约了新领域的拓展与学者研究的创新。
⑷对电子社区的研究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理论
目前,许多研究还是在单个问题或个别方法上进行探讨,还停留在对个别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阐述阶段,还没有把电子社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从经验分析研究上升集成到系统理论高度。特别是对“电子社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电子社区的服务内容、电子社区的建设框架等的分析与研究,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结论
国家信息化管理与推进部门已经把电子社区纳入我国“十一五”社会信息化的重点发展领域,电子社区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以上的研究综述可知,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电子社区的研究仍然存在问题。只有努力建立严格的电子社区话语体系,更多地进行实证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才可以形成一套系统的电子社区理论,进而以此来指导和促进我国社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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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曰:“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之”意思是说,有远见的人会提前做好准备,在合适的时候顺应形势做出行动,有所作为。那么,作为黑龙江省内强势媒体之一的广播顺势而为之之事,非创办旅游公司走旅游产业发展之路莫属。
一、目前国内旅游现状分析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2011年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报告。报告显示,受世界经济发展相对平稳、旅游投资增长逐步以及居民旅游意愿回升等利好因素影响,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快速增长,预计实现旅游总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20%,旅游产业景气持续提升。
二、黑龙江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十一五”期间,黑龙江旅游产业规模得到了快速发展。全省入境旅游接待人数累计实现590.91万人次,年均增长14.76%;国内旅游接待人数累计实现3.09亿人次,年均增长24.83%;全省旅游业总收入累计实现1992.65亿元,年均增长23.39%。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5.09%上升到2009年的7.84%。那么,在十二五规划中预计到2015年,全省接待入境旅游者500.5万人次,年均增长14%左右;旅游创汇20.5亿美元,年均增长13%左右。
三、目前广播媒体具备发展旅游产业的独有优势
1.人气优势。从浩浩荡荡的万人植树节,到千里挑一的红色徒步走;从数小时集结2000多人的大庆温泉体验之旅,到通过摇号确定大庆湿地游的第一梯队。这些广播大型品推活动不仅让受众真切地感受到广播媒体超强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同时,广播媒体也用响当当的数字证明她无与伦比的傲人气场。而从发展旅游产业的关键因素来讲,人气是尤为重要且宝贵的。有人气,就有市场;有人气,就有钱赚。因此,广播火爆的人气将为发展旅游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其他旅行社可望而不可即的。
2.广告宣传优势。其他旅行社想要宣传自己,只有通过三种方式:发放传单、投钱在媒体上打广告、日积月累积攒口碑和人气。不过,这些方式都不是完美之举,不仅要耗费一些资金,而且,这些宣传都不会持久。而作为广播媒体来讲,广告宣传自己是她天然的优势。
①通过广播媒体进行宣传。
②通过广播媒体自办的网站进行宣传。
③通过广播媒体自办的手机新媒体进行宣传。
3.行政资源优势。我们也可以与景区所属市政府进行合作,对新开发的旅游资源进行垄断经营。比如大庆温泉体验之旅和大庆湿地休闲养生体验之旅就是很好的例证。
4.主持人影响力优势。目前,广播媒体的知名主持人所拥有的超过百万的粉丝量。这种关注资源,不仅是广播媒体主持人的特有优势,也是广播发展旅游产业的良好基础。
四、如何操作
首先,成立注册旅游公司。具体操作如下:
1.设立旅行社应具备下列条件。
(1)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有足够的营业用房和传真机、直线电话、电子计算机等办公设备。
(2)有必要的营业设施。具有足够的营业用房和传真机、直线电话、电子计算机等办公设备。
(3)有经培训并持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的经营人员。具有持国家旅游局颁发的《旅行社经理任职资格证书》的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一名、部门经理或业务主管人员一名,取得助理会计师以上职称的专职财会人员。
(4)有符合《条例》规定的注册资本和质量保金。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需缴纳10万元人民币质量保证金。
2.设立旅行社提交的文件及其申报审批。
(1)申请书,即申请人设立旅行社愿望的明示。包括申请设立的旅行社类别、中英文名称和设立地、企业形式、投资者、投资历额和出资历方式以及申请人、受理申请部门的全称、申请报告名称和呈报申请的时间等。
(2)设立旅行社可行性研究报告。其内容包括对设立旅行社的市场条件、资金条件和人力条件的全面评估,以及受理申请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其他问题。
(3)旅行社章程。
(4)旅行社经理、副经理履历表和《旅行社经理任职资格证书》。
(5)开户银行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6)经营场所证明。经营场所可以是自己拥有的,也可以是租用的。租用的,应当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出具至少一年租期的租房协议;自己拥有的,应出具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7)经营设备情况证明。
其次,逐步完善旅游产业链, 一个完整的旅游活动,分为食、住、行、游、购、娱六大块:
食——餐饮,即旅游团队餐费
住——住宿,旅游团队住宿费
行——行走,交通费用
游——游玩,旅游团参观的景点、门票
购——购物,旅游者在特定的纪念品商店的花费
娱——娱乐,一般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线路不包括一些较昂贵但景色非常好的景点,但是非常值得去,根据游客需要可以在预定行程之外加景点。在旅游业圈内有协议酒店、协议票务等说法,顾名思义就是本着志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双方达成合作协议,在享受对方优惠政策的同时给予对方相应的优惠。总之,无论是哪一个部分,都需要广播媒体旅游产业人员脚踏实地一项项地去商谈、去争取、去敲定,其他不多赘述。
五、如何做好旅游产业
1.创新旅游产品。目前旅游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因为线路大多雷同,为争取客户一些旅行社开始恶意降价进行恶性竞争。因此,广播媒体想要脱离恶性竞争的轮回,只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
[摘 要] 旅游和社区的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居民被边缘化、空间的争夺和占用、资源环境利用不当以及居民参与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受阻等问题,严重阻碍发展进程。信息时代背景下,旅游社区的参与和治理将向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和协同善治转变,大数据将为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平台和途径也会拓宽。数据的透明和公开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届时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过程的大数据应用可率先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着手,增强各个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发挥群众智慧,使社区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
[关键词] 社区参与;参与意识;自我增权;创新就业;旅游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中图分类号] F5901;TP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9- 03
1 大数据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矛盾的同构性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社区和旅游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被给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区被边缘化、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以及旅游产生的文化冲击、空间争夺和占用、环境问题、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权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为此,和谐的发展呼吁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呼吁更加科学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来,学者对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分为外部制约和内因限制两方面。
外部制约主要指:第一,旅游发展地以景区或旅游企业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愈发复杂多变,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层显 [6 ];第二,强势资本入驻后,社区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联合操作,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出现,无形中规避了公众的参与;第三,参与渠道单一,信息不场>用翊τ谛畔⑷跏迫禾宓匚唬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数社区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权限和边界不清,决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帮扶上的困难和障碍 [8 ]。
内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弱,参与意愿摇摆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参与和维权,多数居民个体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多采取消极抵抗,不懂得也不会如何维护合理权益; 第三, 参与的技术, 主要指参与旅游发展需要的各种资质证书,多数居民不具备专业资格认证。这些问题和状况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也对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各种困境。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或许不应该站在问题里面去分析问题,而应当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大环境去观照现实中的困境,进而科学决策。
自麦肯锡公司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就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如:美国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政府治理,帮助预测就业岗位和信息,帮助分析民意预防冲突和矛盾,以及各个商业领域。
大数据在国内的实践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同年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信息时代,地区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大数据所要求的信息开放、分享决策、平等合作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所面临的如上问题具有同构性。
社区参与和治理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亦源于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的话语表达,大数据为各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则要求各个参与主体的平等协作和自由互动,最终实现共同成员的最大利益,并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损害。大数据的公开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为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和条件,大数据的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体之间的调试和整合,“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享用者。为提高参与,形成民主意识打破技术。
2 大数据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
大数据的驱动下,原有的社区将被解构为由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网络社区在大数据信息体量大、变化快,新媒体盛行的作用下,使网络参与主体更加单一、多元化,参与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参与,进一步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公共舆论盛行,这些都将倒逼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权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权利逐渐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网络社区凸显的公开、透明、共享协同现实社区进一步整合,重构了善治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多元治理主体充分激活社区的自组织和自调整能力,治理权力适度调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层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协同参与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将以数字决策代替权利决策或经验决策,公共资源配置、招投标、各类项目的开发和决策将有数据为决策依据,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众监督、信息公开倒逼权利结构优化,全新的治理生态系统浮出水面。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大数据在旅游社区治理中的现实运用
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技术、理念意识和数据非理性等障碍,但是,践行科学分析、数据决策势在必行。为了拟合数据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可以在有限技术的基础上来试行基于大数据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数据”,即,信息量没有那么庞杂,不存在对非结构和半结构数据的分析。鉴于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两方面践行数据管理和决策。
3.1 大数据沟通
大数据沟通是指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终端广泛收集社会数据,了解群众观点和态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目的在于达成共识、改善群众关系,凝聚社会公信力。这种方法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社会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发现,通过市民在主流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面的点赞数据,即可推测每位个体的年龄、偏好、和政治观点,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投放精心设计的沟通和说服信息[9 ];美国费城使用名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机发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规,同时制定并投递相关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被作为施政依据在官网公布[10 ]。
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社区居民被置于旅游发展进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沟通不畅而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严重阻碍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谐进程。基于政治程序对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进行权威分配,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对话,利益调和度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数据平台表达的信息对话,对信息的模块化处理后,可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沟通。
通过建设数据平台,拓宽信息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便捷途径,数据的透明和可视化又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扩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弥补行政上的单一决策造成的资源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
3.2 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大数据开发技术是关键但应用和服务也不可忽视。数据的分析还应当回归到应用和实际决策中。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需求中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搜集有效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细管理和精准服务。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区的发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层管理人员的辛劳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显著,比如对待困难户的帮扶,群众反映帮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采取的帮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众参与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大数据驱动下,应当增强社会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拓展数据的应用主体和应用领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务面。例如:纽约市使用LBS应用让市民在地图上建议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设置地c,为市民提供便捷租车服务,获得市民广泛支持。另有,美国佛蒙特州向群众征集推送粮食捐献政策和具体捐赠点的位置[11 ]。
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或是市场的力量,并鼓励他们运用大数据,开发应用平台APP,在各个方面服务群众[12 ]。未来的现代化治理,应当朝着数据支撑下的社会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治理更强调理性公共协商和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作[13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实现公共选择的理性转换,避免公共活动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集体非理性。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会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带来的数据偏差,也要谨防数据寻租,数据霸权和数据掺假。健全数据伤害维护机制,出台数据使用责任和数据使用相关的条令规范亦是趋势。
大数据的应用关乎国家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和社会自治培育,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有数据意识,释放数据红利。每一个公民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视公民数据源,为民主参与和决策、良性善治开源纳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整个社会的文明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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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冰.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旅游科学,2013,27(1):1-14.
[4]李萍,王倩,Chris Ryan.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4):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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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德刚.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确立乡村旅游伦理关系的基础[J].旅游学刊,2014,29(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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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5):45-54.
[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
[11]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18-121.
[12]赵长明.我国二手房地产交易价格风险的核算[J].统计与决策,2014(1):34-36.
[13]陈潭,杨孟著.“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利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5):1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