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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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　生态茶园　技术措施

中图分类号：Q146，S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5-073-02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生态文明和环境质量的重要标志。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持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自然资源，为社会进步创造有利条件；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可以服务于当代社会和当地民众，而且能够惠及子孙、造福人类。今天，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日益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热点问题之一，“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认识而深入人心。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物种约占世界总数的10％。我国还拥有包括温带，寒温带，亚热带，高山，丘陵，湖泊，森林，海洋等众多的生态类型，孕育了各种生态类型中的大量物种，使得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都居世界的前列。但是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也面临的各种威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过去遭受到的破坏和当前面临的威胁都是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尽管丰富多彩，但在许多方面是残破不全的。我国生物多样性退化严重，大自然调节气候、空气和水源的能力大幅下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冲击越来越多。特别是今年南方持续干旱、北方的雪灾、四川的泥石流、高温天气等自然灾害给我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近代人口猛增。人均自然资源的数量持续下降，尤其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使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加上对生物资源掠夺式开发，已使我国受严重威胁的生物物种占了整个区系成分的15-20％，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生态环境的日益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损失，引起各级政府逐步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1994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为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效应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环境保护部会同20多个部门和单位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提出了我国未来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

在这样大的国际、国内背境下，形成一个共识保护我们的地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云南省提出绿色强省的目标，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云南的一张名片，保护好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责任，也是实现云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滇西北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独特的地区之一。为保护滇西北的生物多样性，2008年2月云南《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丽江宣言》。2010年5月26日，云南省在保山市腾冲县召开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云南行动腾冲纲领》，宣称要将云南打造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好的地区。

普洱作为镶嵌在西南大地的一颗绿海明珠，以盛产普洱茶而闻名。如何把普洱茶这张名片做大、做好、做强，提升普洱茶的品质，必须从源头做起，从茶园做起，以绿色、生态、有机的标准建设生态茶园，打造好普洱茶原料生产的“第一车间”。保护茶园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茶园任重而道远，是普洱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1.　建设生态茶园恢复茶园生物多样性是科技创新的重大举措

普洱市是云南省财政相对贫困的老、少、边、穷地区，茶叶作为传统的支柱产业，过去几十年受单一种植的影响，掠夺式开垦，毁林开荒：盲目追求高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种植模式单一，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致使茶叶产品质下降，农残增高，降低普洱茶饮品的安全性，致使茶叶出口受阻。特别是2007年的经融风暴，使普洱茶价格从峰值跌落峰谷，整个普洱茶产业损失惨重，处于市场低迷的状态。

如何走出困境?经过考查、调研国内外生态茶园建设的成功经验，科学的谋划，普洱市提出强势推进传统茶产业，以绿色、生态、有机的标准建设生态茶园，把茶园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生态茶园建设作为茶产业发展的重心，用组建农民茶叶专业合作组织的方式作为保证，从今年起力争用五年时间把全市136万亩现代茶园改造成生态茶园。使普洱茶提质，让人们品饮健康安全的普洱茶。

2.　科学全面的认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建设生态茶园的关系

2.1　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概念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物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它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遗传基因及其变异性，以及它们与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地理景观。它们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们的未知潜力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显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由于全球人口的增长和人类的活动引起生物资源不合理利用及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遭受破坏，许多物种已经或正在逐渐从地球上消失，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他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及其变异性。一般认为生物多样性包含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4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四个层次之间的的物质能量交换和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协同的作用关系构成了维持地球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平衡与稳定的防御体系，即“地球的免疫系统”。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保障。

2.2　生物多样性价值

(1)科学研究价值：通过对四个层次的多样性研究了解地球历史的演变过程，生命系统的起源、演化发展与环境的协同进化关系，是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的核心研究价值所在。

(2)经济利用价值：在物种多样性层次上，作为人的必要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资料。

(3)潜在基因价值：作为基因资源，主要是在遗传多样性层次上。

(4)生态服务价值：作为一种生态资源，主要是建立在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层次上，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服务功能。

(5)美学和文化价值：作为旅游资源为人类提供康体、休闲、审美价值，主要是在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

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多个层次上。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国家战略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各种机会，谁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谁就拥有未来发展更多的选择权。

2.3　保护恢复茶园生物多样性是建设生态茶园的重要内容

生态茶园建设以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基因等包括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设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发展道路。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如果不注意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会对地球和人类本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生态茶园建设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生态茶园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份。通过在茶园内种植不少于六个品种的高大乔木、中间种植茶树、地表种植绿肥或有根瘤菌的植物以保水保肥的立体种植措施，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茶园。

3.　建设生态茶园的技术措施

实施生态栽培，保持茶园生物多样性；采用高大乔木―茶树一绿肥立体复合的模式建设生态茶园，根据所处地块的生态环境因地制益，对茶园的山、水、园、林、路等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尽量保护茶园有的树林、植被，使茶园通过种植不少于六个品种的高大乔木，遮荫达30％；中间种植茶树：地表种植绿肥或有根瘤菌的植物以保水保肥，对幼龄茶园还可以短养长。建成林中有茶，茶中有林的生态茶园。

实施生态防治，控制茶叶农药残留；化学农药的长期大量使用，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造了茶叶农药的残留。在病虫害防治上采取利用植物的抗性；利用害虫的天敌：利用昆虫生长调节剂和种间信息物质等进行立体综合生物防治。

科学施肥，促进生态茶园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茶树对营养物质需求，在生态茶园施肥应根据有机肥特性、茶树生长的规律、土壤性质合理的施肥。

4.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机制

全球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和共同的规律，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总是与贫困地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何在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同时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建设生态茶园会给茶农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暂时的，我们要以人为本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试点，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机制。使保护生物多样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充分调动茶农的积极性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生态茶园建设顺利完成，达到项目预期的目的。

5.　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宣传

(1)提高全民的生态意识，使人们认识人与生物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懂得抢救生物多样性就是拯救人类本身的道理，这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管理与保护的关键问题之一。只有抓好科普宣传教育才能使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保持在最小程度和使生物资源达到合理管理的近期目标，也才能实现帮助人们采用持续的、合理的方法对生物资源进行利用和管理，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长远目标。

(2)应把自然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科普宣传当作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来支持，茶农是生物多样性与持续利用的直接参与者，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通电视、电影、网络等形式，深入到边远地区针对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各种人群中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它们与自然资源的相互关系等进行深入浅出的生动的宣传，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3)越是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地方越贫困，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其破坏程度越高。而这些地方的科普宣传尤其重要，要加强宣传。再由于经济不发达和劳动者的素质还不高，造成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滥用和破坏了自然资源。但是，近几十年来，所造成的各种生态、环境和资源等的严重问题，有不少与各级管理者、决策者缺乏生态知识、保护意识而决策上的失误有关。所以，对于科普宣传的对象，除了要重视公众，更要重视对各级管理者、决策者的科普宣传，虽然他们的人数少，但是能量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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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热带雨林；恢复阶段；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海南省

中图分类号：S717.1+2；S718.57；Q346+.5（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0-2347-05

热带雨林是一个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1]。现在人们日益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探讨，其中对山地雨林和低地雨林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2-9]。海南省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重要的热带森林分布区之一，这里的热带雨林属于我国热带地区发育最盛、最接近赤道热带雨林的植被类型，是我国稀有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之一，也是我国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10]。生物多样性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11]；在景观生态学或群落生态学里，现有物种多样性时空变化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各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测度上，这种测度的结果反映在空间尺度上一般是以离散的形式来表示，而如何反映物种多样性在空间的连续变化迄今仍缺乏有效的方法与技术[12]。

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上40%的热带雨林被毁；海南岛也不例外，在过去的25年中热带雨林的覆盖面积减少了71.7%[13]。而热带雨林是一个易受人类干扰的脆弱生态系统，一旦遭受干扰破坏，会产生恶劣的生态学效应，将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的保护方面[14]。山地雨林是热带或亚热带南部山地上的湿润性常绿阔叶林，其群落的结构和外貌与典型的热带森林相比，除林木的高度和种类组成上稍有差异外，其余的热带森林特征十分明显。作为海南岛主要水源涵养林的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岛生态平衡最重要的基本要素[13]。因此保护和研究海南岛热带山地雨林的物种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本研究对海南省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3个不同恢复阶段的热带雨林样地进行了群落结构、森林资源监测及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比较研究，探讨不同恢复阶段热带雨林植被的生长状况及森林群落结构与生物多样性的差异，从而寻求保护和管理热带雨林的有效途径。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概况

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海南岛东南部，地处北纬18°40′13″-18°48′44″、东经109°45′26″-109°56′53″，海拔高度在50～1 499 m，总的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走向。在气候上属于东亚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雨量充沛，为1 870～2 760 mm，干湿季节划分明显，80%以上的降雨集中在每年的5～10月的雨季；而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4月为旱季。年均温度20.8 ℃，最热月均温23.9 ℃，最冷月均温16.3 ℃。成土母岩为花岗岩和闪长岩，土壤自低海拔向高海拔延展发育着黄色砖红壤（海拔300 m以下）和山地黄壤（海拔300 m以上）[16]。 研究选择的3个样地位于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试验区内，基本情况见表1。样地植被类型属于热带次生林。群落结构复杂，乔木高大；调查区内竹丛、附生植物较多，板根和层间植物较少，偶有绞杀现象，多见有大型倒树和枯立木。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设置 选择的3个样地都设置为永久性样地，面积都为2 500 m2，样地1处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恢复的热带雨林中，样地2处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恢复的热带雨林中，样地3是原始热带雨林，因原来长势弱而从未采伐。调查样地的地理坐标位置、海拔高度采用手持GPS仪完成测量定位，并记录相应的坡度、坡向和山地类型等数据。

1.2.2 样地植物调查 各永久性样地在此次调查时随机选择若干个10 m×10 m的小样方，均采用“单木调查法” 实施样地调查[17，18]，测量、记录样方内乔木层所有植物的种名、株（丛）数，测量平均树高、胸径、枝下高等林木结构特征值数据。

1.2.3 样地里林下植物调查 在每一样地中随机选2 m×2 m的草本层、灌木层小样方各6个，分别记录草本层、灌木层的植物种类、数目。

1.3 数据分析方法

1.3.1 基本数据 对测定得到的3个样地乔木的树高、胸径、枝下高以及物种数、株数等基本数据使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软件分别汇总。

1.3.2 物种重要值 群落内各物种的重要值（Importance value，IV）用综合数值来表示，它是确定群落中每一植物种相对重要性的一个综合指标[2]，以体现样地的优势种。物种重要值公式如下：

IV=（RD+RF+RP）×100%，

式中的RD、RF和RP分别为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显著度，群落中所有物种重要值IV之和等于300；有些研究者将重要值除以3，则群落中所有物种的重要值之和等于100[2]。

1.3.3 物种多样性分析 群落物种多样性可用α-多样性指数（Alpha-diversity index）来体现[19]。α-多样性指数主要关注局域均匀生境下的物种数目，因此也被称为生境内的多样性，本研究采用α-多样性指数范畴中的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物种多样性指数（Index of species diversity）、均匀度指数（Index of evenness）、生态优势度（Ecological dominance）以及Gleason指数来分析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不同恢复阶段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①物种丰富度，物种丰富度（R）指出现在样方（单位面积）内的物种数（S）。

②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时采用以信息论范畴的Shannon-Wiener函数为基础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19]，公式为：

H′=-∑（ni/N）ln（ni/N），

式中，ni为物种i的个体数，N为群落（样地）中全部物种的个体数。

③均匀度指数，采用以Shannon-Wiener函数为基础的Pielous均匀度指数（PIE）[20]，公式为：

PIE=H′/ln S=[-∑（ni/N）ln（ni/N）]/ln S。

④生态优势度，用Simpson指数（SN）表示，采用生态优势度可对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结构和动态水平进行更为透彻的说明[21]。公式为：

SN=∑[ni（ni-1）]/ [N（N-1）]。

⑤Gleason指数，

DGl=S/lnA，

式中，A为样地（群落）面积[22]。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样地中群落结构分析

2.1.1 群落优势种 各样地的优势树种个体数和重要值调查与计算结果分别见表2、表3、表4。调查结果显示，在样地1里共记录到乔木897株。经分析鉴别，共有195个植物种。从种的重要值来看，前10种植物九节、大萼木姜子、叶轮木、水石梓、琼榄、东南栲、海南鹅掌柴、黄椿木姜子、狭叶泡花树、山杜英为优势种（表2）。在样地2里共记录到乔木946株。经分析鉴别，共有195个植物种。从种的重要值来看，前10种植物米花木、海南杨桐、陆均松、海南鹅掌柴、钝齿木荷、 水石梓、狗骨柴、华南毛柃、五列木、鸡毛松为优势种（表3）。在样地3里共记录到乔木613株。经分析鉴别，共有196个植物种。从种的重要值来看，前10种植物粗毛野桐、岭南柿、九节、海南柿 、鸭脚木 、柄果木、红鳞蒲桃、药用狗牙花、蝴蝶树、琼楠柿为优势种（表4）。

2.1.2 样地林木结构分析 3个样地乔木层林木结构特征值汇总情况见表5。通过表5可以看出，样地3的乔木平均胸径是10.65 cm，这是3个样地中乔木胸径平均值中最大的，而样地2的乔木树高和枝下高平均值都是3个样地中最高的，分别是7.78、4.51 m。个中原因是原始林的树龄最长，导致其乔木胸径最大；而样地2的乔木树高和枝下高最高则可能是由于人类采伐之后优势种发生了变化造成的，不过在实地看到，样地2的各乔木植物总体树高与枝下高要比其他2个样地高一些。

2.2 生物多样性分析

2.2.1 样地内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分析 群落里的物种数、个体总数及种群个体的均匀度是群落结构的要素[23]，而物种多样性则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体现。通过计算得出3个样地的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各项指标数值，具体结果见表6。从表6可见，3个样地的物种丰富度、Gleason指数、生态优势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数值都比较接近，只有均匀度指数各样地的差异相对较大；其中样地3的物种多样性指数、Gleason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最大，生态优势度与其他样地的较为接近，所以样地3的物种多样性最大；样地2的多项物种多样性指标要大于样地1的，因而物种多样性大于样地1。相比之下，样地3的物种丰富度最大，样地1与样地2的物种丰富度相等。总体而言，样地3的物种多样性大于样地2，样地2的物种多样性大于样地1。

2.2.2 样地内林下层物种多样性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3个样地的林下层物种多样性各项指标数值，具体结果见表7。从表7可见，3个样地的草本层、灌木层的物种丰富度、Gleason指数、生态优势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人类对森林的经营管理影响了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发展导致的。

2.3 群落分析

经过统计汇总，样地1有乔木植物195种，分属46科84属；样地2有乔木植物195种，分属49科61属；样地3有乔木植物196种，分属45科72属。在样地1里，九节、大萼木姜子、叶轮木、水石梓、琼榄、东南栲、海南鹅掌柴、黄椿木姜子、狭叶泡花树、山杜英10种植物为优势种；在样地2里，米花木、海南杨桐、陆均松、海南鹅掌柴、钝齿木荷、水石梓、狗骨柴、华南毛柃、五列木、鸡毛松10种植物为优势种；在样地3中，粗毛野桐、岭南柿、九节、海南柿、鸭脚木、柄果木、红鳞蒲桃、药用狗牙花、蝴蝶树、琼楠柿10种植物为优势种。3个热带雨林样地中，除了样地1与样地2具有共同的优势种植物水石梓、海南鹅掌柴外，样地1与样地3还具有共同的优势种植物九节，其他优势种植物的种类差异非常明显。

3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群落的优势种为出发点，探讨了3个样地的群落种类组成与结构特征、植物丰富度及物种多样性等的变化。分析了3个不同恢复阶段热带雨林样地的生物多样性，发现随着时间的进程，3个样地植物优势种的差异在增大；按重要值分析，3个热带雨林样地中排在前十位的植物为优势种，其中大部分优势种的种类差异非常明显。从单木测定的乔木平均胸径、树高、枝下高等数据看，20世纪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以下简称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平均树高和枝下高比20世纪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以下简称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和原始热带雨林样地要高；而原始热带雨林样地的乔木平均胸径大于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乔木平均胸径大于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这是由于样地内的植物树龄不一样产生的，树龄越径则越大。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乔木高度相对于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和原始热带雨林样地乔木高度在整体上要高一些，这可能是由于采伐后优势种发生了变化，导致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树高生长较快。从3个样地的各项生物多样性指标来看，原始热带雨林样地的物种多样性指数、Gleason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最大，生态优势度与其他样地的较为接近，所以原始热带雨林样地的生物多样性最大；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各项生物多样性指标多数大于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因而生物多样性大于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相比之下，原始热带雨林样地的物种丰富度最大，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与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的物种丰富度相等。由于人类的采伐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采伐过的林地生物多样性因而会下降，物种丰富度也会降低，这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减弱。调查发现，在林地恢复时间差别不大（分别是40年、50年左右）的前提下，高海拔林地的恢复要比低海拔的林地好一些，这是由于高海拔林地的水热条件要优于低海拔林地。此外，坡向对森林生态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原始热带雨林样地的坡向为西南向，植被生长状况要优于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7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坡向为朝西，优于60年代恢复的热带雨林样地朝北坡向。总体而言，3个样地的生物多样性差别不大，这是由于20世纪60、70年代距今时间较长，并且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保护力度较大，所以被人类采伐过的林地已经恢复得比较好，接近于原始森林的自然生长状况。同时提醒我们，人类应该保护好大自然，不能乱砍滥伐、肆意破坏生态系统，在合理的砍伐之后要给予林地一定的时间休养生息，才能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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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第3篇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保护成本计量的研究。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成本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投入进行了成本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投入方面，总货币量约29.72亿元人民币，其中直接保护成本为2.59亿元；间接保护成本为2.00亿元；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机会成本为25.13亿元。其中，机会成本的计量模型多样化，在学术界存在较多争议，但是，最终每种模型都能反映出机会成本的内涵的货币量，可以表达出我国政府为建立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而付出的无形代价。

关键词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成本内涵； 成本计量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13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2

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及管理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达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的成果来看，学者们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所产生的综合效益研究较多，关于保护成本的研究，特别是定量计算保护区所投入的成本的研究特别少，最有代表性的是国家环保部1998年编制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所带来的综合效益以及总成本，但唯有不足的是，其研究成果过于宏观，不适合基础保护工作者参考使用。因此，本研究涉及的内容首先界定出自然保护区群成本的概念以及内涵（特征），其次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计量出自然保护区群成本的货币量,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概况

本文研究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范围界定为秦岭保护区群的主体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牛背梁以及天华山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保护区群地处长安区、周至、太白、眉县、宁陕、洋县、佛坪、柞水等县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07°20′-109°04′，北纬33°16′-34°05′；东西长约150 km，南北宽约95 km。保护区群总面积约251 300 hm2。保护区群位于秦岭山脉的中段，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其中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自然保护区已经连成一片，东部有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西南部有朱保护区构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主体网络。

2 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分析

2.1 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概念界定

2.1.1 成本相关概念

自然保护区群成本概念界定及特征分析是计量其成本的关键，因为自然保护区成本不同于企业成本或者项目成本，自然保护区成本隐藏在产生的效益中间，没有直接的利润可言，成本的效用就是保持生物多样性稳定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1］。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成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因此，本研究采用会计学中成本定义概念，认为成本定义的关键词是“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资源”的价值牺牲。成本法中“成本一定消耗资源；不消耗资源的成本不存在。”资源对一个组织来说一般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设施、设备和材料等）、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这些资源都是构成成本的资源，这种资源代价应是一个总和的概念，是全部的，不是部分的。消耗资源的付出代价就是为了“过程增值或结果有效”这一成本目的。人

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地追求过程的增值或结果有

效，并为此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组织或个人为一定目的

所付出的，这就是成本的目的性［1］。因为，人们发生成本的本意一般都是有目的的。已经付出的资源代价当然是成本；应该付出的，但还没有付出、而且迟早要付出的资源代价也应该理解为成本。如预算和成本计划中所规定的预计成本，本研究认为也应该理解为成本的范畴。

2.1.2 自然保护区群成本概念界定

根据前文成本相关概念的分析，本研究欲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自然保护区群成本的概念，即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的成本界定为：人们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对自然保护区及其管理机构运行的年均投资（费用），也包括放弃了自然保护区群内土地、森林等资源的利用而付出的代价。

2.2 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内涵分析

2.2.1 自然保护区群的投资属于公共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也称公共财政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自然保护区从总体属性上讲，属于社会公共事业，即公共物品。它的建设和管理是政府应尽的责任［2］。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筹集上来的财政收入对国家公共事业进行再次分配和使用，它是整个财务分配活动的第二阶段。国家对自然保护区群的投资体现了国家为了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改善，对具有巨大外部经济效应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符合新时期国际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也是国家生态安全保障的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保护区群的投资属于公共财政支出的范畴。

2.2.2 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资源价值牺牲

成本作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付出资源的价值牺牲,可以是多种资源的价值牺牲，也可以是某些方面的资源价值牺牲；甚至从更广的含义看，成本是为达到一种目的而放弃另一种目的所牺牲的经济价值，在资源利用经营决策中所用的机会成本就有这种含义。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限制了周边社区利用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的经济利用，可以说，自然保护事业带来了一定的保护负经济收益。它限制了周边社区居民狩猎与收入途径与数量大大减少，因此，从保护负经济收益的角度说，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资源价值牺牲。

2.2.3 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是其成本追加的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本的追加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经济效益［3］。和企业追加资本投入不同，自然保护区成本的追加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的增加。根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显示，国家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特别是一期工程对自然保护区及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的针对性投资，有利地改变了原已逐步恶化的生态环境。在这种良好的局面下，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对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第二期追加投资，而且资金力度逐步加大。陕西省是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自1998年启动实施五大林业重点工程以来,国家已累计投入林业建设资金138.1亿元［4］。其中:退耕还林工程88.86亿元,天保工程39.4亿元,“三北”四期工程2.1亿元,其他工程7.74亿元。这些巨额资金的投入使用,在陕西省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本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成本的追加取决于生态社会效益的提高，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没有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样的追加投资是失败的，经济效益提高并不会极大地改变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环境。总之，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是其成本追加的动力。

3 自然保护区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3.1 计量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保护成本的计量指标体系主要依据下列原则构建：可计量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灵活性原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性原则,经济性原则是指标的筛选要注意现实条件，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些数据的收集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合理成本的基础上收集信息；特别是在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更要注意经费的分配及使用情况。本研究认为一般性或者没有代表性的数据可以忽略不取，一是能减少成本开支，二是提高外业调研效率。

3.2 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梳理。计量指标的设计必须反映保护区群成本的实际，科学、全面、富有实际意义，符合系统分析与基础科研人员可操作的原则，由于国外保护区与中国的保护区管理体制与建设情况不同，本研究立足国内文献，根据国内有关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本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参考文献［5-6］，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在构建过程中，本研究多轮次咨询了国家林业局动植物保护司的专家以及大学教授，最终得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见表1）。

3.3 保护成本计量指标解释与计量方法说明

3.3.1 就地保护成本D11

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最为有效的一项措施。就地保护的对象，主要包括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动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等。自然保护

区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是一个连续投入的过程，因此本研究计量的保护区群就地保护成本主要指我国历年用于自然保护区群及保护区管理局等就地保护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投资。

D11=Q（1）

式中：D11为就地保护成本：

Q为自然保护区群建设初期（一期）基础设施建设年均投入成本。

3.3.2 资源持续利用成本（林业重点工程投资）D12

根据秦岭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国政府在秦岭地区开展的林业重点工程，本研究资源持续利用的成本主要包

括：①天然林保护工程年均投入；②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年均投入；③三北防护林工程年均投入；④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的年均成本；⑤速生丰产用材林工程年均成本。

D12=r∑ni=1Ci（2）

式中：D12为资源持续利用成本；

Ci为各项林业重点工程投资；

r为保护区群投资占陕西省林业重点工程的比例。

3.3.3 保护机构运行成本D13

保护机构运行成本是指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为履行行政职能、实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支付的费用的总和，包括保护区管理局在行政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以及由其所引发出来的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间接负担［7］。本文所指的保护机构运行成本是指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维持自身运转而形成的消费性(非生产性)支出。从成本支出的特点看，它可以分解成：保护区管理局基本设施维护费用（包括预算成本）；公务成本，即保护区管理局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支出或消费，即公务成本的构成主要包括工资津贴、办公经费等。

D13=Y1+Y2（3）

式中：D13为保护机构运行成本；

Y1为保护区管理局运行成本；

Y2为公务成本。

3.3.4 野生动物救治饲养成本D14

随着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及管理力度的加大，野生动物数量的逐年增加，野生动物的救护任务也在相应加重。这需要国家投入一部分资金进行野生珍稀动物的救治及饲养。目前，我国已经相继建立多处野生动物救治饲养中心，进行保护及研究工作。

D14=Z（4）

式中：D14为野生动物救治饲养成本；

Z为保护区群野生动物救治饲养中心年均投入成本。

3.3.5 损害补偿成本D21

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欧洲、南美洲、非洲等地，野生动物造成庄稼损失的现象屡有发生，众多食肉动物捕食家畜，有些还攻击人类；在美国，包括狼和熊在内的食肉性猛兽每年捕杀49万只绵羊、3万只山羊和6万头牛。国内学者研究表明，近些年，人和野生动物冲突的频次以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呈上升趋势。本研究认为，损失补偿成本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由于野生动物肇事，庄稼减产损失；野生动物伤人治疗费用；野生动物捕杀家畜的经济损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经济损失本研究只计算直接经济损失，涉及到的间接经济损失暂不计算，因为研究经费的原因，计量数据很难收集到。

D21=∑niWi（5）

式中：D21为损害补偿成本；

Wi为各项野生动物肇事损失成本。

3.3.6 宣传教育成本D22

宣传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们认识自然，认识自然保护区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因此，保护区管理局及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电视媒体、报纸、杂志等）宣传自然保护区内的景观资源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必要情况下，保护区会定时对保护区内及周边的居民进行保护宣传，这是很必要的行动。因为保护区内的居民是保护参与的主体，他们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很多法律常识掌握不多，必须进行教育才能让其更好地融入到保护事业中。

D22=∑niNi（6）

式中：D22为宣传教育成本；

N1为宣传与演讲成本；

N2为发放宣传材料成本；

N3为刻制的音像成本。

3.3.7 科学研究成本D23

自然保护区内的科学研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研究就需要付出成本，本研究计量科学研究的成本取决于科研经费，因为科研经费支撑着整个科学研究的始终。

D23=T（7）

式中：D23为科学研究成本；

T为保护区群科研经费年均投入。

3.3.8 其他间接成本D24

其他间接成本主要是指保护区管理机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及保护机构对当地社区交通电力等公益性的支出与建设。

D24=X1+X2（8）

式中：D24为其他间接成本；

X1为保护区群管理机构固定资产折旧费；

X2为公益性支出费用。

3.3.9 土地等资源收益放弃的成本D31

D31主要是指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任何稀缺资源的使用，不论在实际中是否为之而支付代价，总会形成“机会成本”，即为了这种使用所牺牲掉的其他使用能够带来的益处。建立保护区会形成机会成本，即土地等资源收益放弃的成本。本研究认为保护区建立的机会成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建立保护区而多得到的经济收益或者经济增长，这部分损失收益即为保护区建立的机会成本。假如自然保护区群不建立的情况下，土地上可以用于耕地种植产出、林业产出以及企业产出等，但根据秦岭区域的实际，土地的机会成本只能是耕地和林业的产出值，为了研究的方便，本研究选取了自然保护区土地资源的平均经济产出作为耕地和林地的经济产出平均值，保护区机会成本的计算可以将保护区总面积乘以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产出值，即保护区建立的机会成本。

D31=S×r（9）

式中：D31为土地等资源收益放弃的成本；

S为保护区群的总面积；

r为保护区单位面积的经济产出值。

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成本计量

4.1 就地保护成本（D11）计量

调研组从陕西林业厅调研得到保护区群内各保护区初期建设管理计划（表2），本研究统计出各保护区相关基础建设投入情况。

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就地保护成本：D11 =1 206.41万元。

4.2 资源持续利用成本（林业重点工程投资）（D12）计量

陕西省林业重点工程建设走在国内其他省份的前面，1999年以来，陕西省相继启动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环山旅游路绿化工程、种苗工程、自然保护区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林业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成效显著。陕西省林业重点工程投资情况如表3。另外，由于保护区群林业重点工程难以单独统计，本研究根据实际咨询林业厅专家，取陕西省林业重点工程投资成本的25%（r=25%）作为保护区群资源持续利用成本。

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资源持续利用成本：D12=19 136.57万元。

4.3 保护机构运行成本(D13)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各保护区都有保护区管理局，本研究根据陕西省林业厅各保护建设初期的管理计划，整理出相关数据，如表4。

根据公式（3）计算得到保护机构运行成本：D13=5 117.00万元

4.4 野生动物救治饲养成本(D14)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内建立了周至楼观台野生动物救治饲养中心，根据陕西各救治饲养中心给出的统计资料，利用公式（4）计算出每年的救治及饲养成本：D14=473.18万元。

4.5 损害补偿成本(D21)计量

2008年《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社会参与性研究》课题组调研，通过12个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农户调研问卷，在动物肇事相关选项中显示，100%的农户表示曾经遭受过野生动物破坏自家庄稼，经整理问卷，课题组得出2008年秦岭保护区群周边居民主要粮食作物的直接经济损失及野生动物肇事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力等因素，本研究只统计秦岭保护区群周边常见作物玉米、马铃薯、大豆、小麦、水稻（假定损失80%是由于野生动物肇事产生的）的损失结果，见表5。

本研究统计了2008年各保护区相关县的农业耕地种植情况：玉米856 hm2，马铃薯1 012 hm2，大豆423 hm2，小麦773 hm2，水稻345 hm2。

调研中发现，近几年由于国家监管力度的加大，野生动物伤人畜事件不经常发生，有的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野生动物伤人畜的事件统计率不超过3%，本研究忽略不计。因此，根据公式（5），本研究所计量的理论损失补偿成本近似地取粮食作物因动物肇事产生的总经济损失值：D21＝1 536.63 万元。

4.6 宣传教育成本(D22)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近年来生态环境改善及资源逐渐丰富，这与国家相关部门的宣传是分不开的。陕西省林业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环境基金（GEF）等部门联合宣传媒体中央电视台、陕西省电视台、报纸媒体等对秦岭自然资源做了大量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较有影响的影像纪录片《大秦岭》，经过6年的拍摄，已经于2010年元旦在CCTV10《探索发现》栏目首播。经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不完全统计，每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宣传教育成本见表6。

因此，根据计量公式（6）计算得出宣传教育成本：D22=161.55万元。

4.7 科学研究成本(D23)计量

秦岭天然的自然资源赋予科学工作者无尽的想象与实践机会，中国的秦岭是野生大熊猫、朱、金丝猴、羚牛等世界珍稀动物的故乡，研究这些亚种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极为有利的。任何科学性的研究都需要人力、物力、财政（经费）的支持，为避免计量重复，本研究计量科研成本近似地等于科研经费，因此本研究计量保护成本采用本课题研究的成果之一社会效益计量结果，根据计量公

式（7），科学研究成本为：D23=16 000万元。

4.8 其他间接成本(D24)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间接成本很多，但最基本的还是管理机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及公益性投入，本研究采用固定资产残值率概念来计算秦岭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固定资产每年的折旧费用，秦岭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固定资产初期统计如表7。

秦岭保护区群每年的折旧费用=固定资产金额×固定资产残值率①= 1 519.85万元。

此外，我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为了缓解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社区公益性建设中。据不完全统计，仅每年WWF陕西办事处及世界环

境GEF、世界银行、保护区管理局每年投入到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公益费用多于800万元，其中包括修路、社区共管研究项目，特别是帮助社区修渠灌溉等惠民公益性支出。

根据公式（8）计算得出其他间接成本：D24= 2 319.85万元。

4.9 土地等资源收益放弃的成本(D31)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总面积为251 316 hm2 ,取陕西省土地（耕地和林地）单位经济产出平均值为10 000元/hm2。根据计量公式（9）计算得出土地等资源收益放弃的成本：D31=251 316万元。

4.10 计量结果与分析

首先，从本研究的计量结果（表8）来看，总体上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年投入的保护成本是比较大的，约合人民币29.72亿元，其中直接保护成本约为2.59亿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投入约为1.91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体系间接成本计量结果还是比较大的，约为2.00亿元。不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会成本占比重是最大的，约为25.13亿元。因此，从表8可以看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我国政府及周边区域人们也在各自能力的基础上投入了可观的成本，特别是人类放弃了土地等资源的利用，进而产生了较大的机会成本。这一点不容置疑。其次，从直接投入保护成本来看，D12＞D13＞D11＞D12。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林业六大重点工程的实施，的确为保护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益处。指标D12计量结果显示，林业重点工程年均投资在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货币量占了直接投入成本的73.79％。可以理解为自然保护区群的建立，本身就体现了极大的保护价值。不过，野生动物救治的民间成本没有去计量，因为数据实在难求，另外相比救治中心的成本，民间成本是个比较小的成本。这里用饲养中心救治饲养成本仅作为一个货币化的参考量。

最后，从间接成本及机会成本计量来看，指标体系中，间接成本除宣传教育成本外，其余相差不大，此部分计量

中，本研究特别注重损失补偿成本的计量，这是关乎周边社区农户生计或者说关乎保护区与社区能否和谐相处的关键。课题组通过大量一手农户调研数据，整理总结出各相关成本的构成，进而得出理论上补偿的保护成本，具有可适用性。机会成本的计量结果显示为25.13亿元。占整体保护成本的84.54％，从某种意义上说，机会成本也可以纳入间接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里，因为机会成本的产生代表着区域经济代价的付出。本研究机会成本计量采用了价值替代法来计量，具有一定的理论操作性。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本计量方面具有新颖性，本研究在国内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尝试性的根据保护成本的内涵建立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此计量指标体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而产生的成本类型，另外，本研究通过大量一手调研数据，应用各种经济计量方法估算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而产生的成本货币量，工作量之大且困难，可想而知。保护成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与本课题研究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作比较分析；二是为秦岭保护区群基层工作的技术人员提供理论上的帮助，特别是政府制定保护区投资的同时，分析成本-效益具有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机会成本计量目前学术界有争议，计量方法（模型）多样化。不过，每种模型最终的目的都是反映出机会成本的内涵的货币量。因此，本研究只是把其列为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中的一部分，需要表达得是我国政府为建立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而付出的无形代价。研究保护区群的保护成本看重的不是货币量，只是希望通过保护成本货币量的表达来反映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人类付出的代价，进而能够和保护区群产生的综合效益进行比较。保护成本的计量指标体系可以说具有普遍性，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本类型构成。本研究计量指标体系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指标计量结果或大或小不一定准确，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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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Conservation Cos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WANG Changhai1,2 WEN Yali2 LI Qiang2 SI Kaichuang3 HU Chongde4

（1.Research Institute of Wetland,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Beijing 100091，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3.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Zhouzh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Zhouzhi Shaanxi 710400，China；4.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Taiba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Meixian Shaanxi 722300，China）

Abstract

The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QNR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It is regret that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conservation costs. To measure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sts in QNRG，market value method, equivalent substitution method and opportunity cost method were applied in the current paper.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os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ere defined and analyzed first to facilitate our measurement.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ferences method were also used to construct the index system of cost accounting. Results indicated a total of 2972 million Yuan(RMB) was spent on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QNRG, among which direct cost, indirect cost and opportunity cost were respectively 259 million Yuan(RMB), 200 million Yuan(RMB) and 2 513 million Yuan(RMB). The current proposed indices and methods can be serv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staff working on 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st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QNRG and other similar reserve groups.

Key words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connotation of conservation costs；cost measurement

收稿日期：2011-11-20

作者简介：王昌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温亚利，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经济与政策。

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森林保护区问题；管理；对策

近30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建立自然森林保护区，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又面临着资源被过度利用和严重破坏的威胁，建立自然森林保护区成为这些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的重要举措。中国也不例外，自1956年开始建立自然森林保护区，到2000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类自然森林保护区1 276处，居世界前列。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自然森林保护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森林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发展之间的冲突问题。森林保护区承受着森林保护区外（有时还有森林保护区内）人类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森林保护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自然森林保护区管理存在的具体问题多种多样，既有来自于森林保护区内的因素，也有来自于周边地区、森林保护区外的因素。通过对秦岭地区的太白、周至、牛背梁三个国家级自然森林保护区的实地访问调查，以及搜集本研究典型区域（包括草海、卧龙、长白山、武夷山、六盘山、神农架、高黎贡山等自然森林保护区）的森林保护区工作材料， 研究发现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缺乏合理的区划和规划；

（2）缺乏人才和培训；

（3）缺乏资金保障，投入严重不足；

（4）缺乏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环境知识；

（5）森林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

（6）保护不能杜绝非法利用活动；

（7）不适当的开发或者过度利用生物资源；

（8）保护目标不清或与总目标不相容的发展政策；

（9）政策过时或难以执行。

人们对森林保护区问题之根源的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其根源来自于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影响。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类型、传统习俗、地方管理等因素，在森林保护区内出现非永续利用的狩猎、农地蚕食、火烧、采伐木材、林产品采集等“破坏性”活动。然而，我们很少考察促使人们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也很少深入研究如何使他们改变这种做法。这些潜在原因在各森林保护区之间有很大不同，即使是一个森林保护区内的不同周边地区也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样，人们很难用有效的方法概括森林保护区存在的问题及根源，甚至有时把原因和现象混作一团，其结果是管理绩效低下。而管理绩效低下的背后是缺乏有效的管理政策。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为森林保护区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决策依据。

二、问题成因分析

1.权属问题

（1）权属明确与变更。建立森林保护区前土地权属是清楚的，但用作森林保护区的土地中包括了国有、集体甚至农户的自留地（山）和责任地（山）。“森林保护区归国家所有”的权属界定改变了原有的部分集体林和自留山的权属关系，集体和个人丧失了对原有土（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尤其是使用权和收益权）。

（2）权属不明与确定。建立森林保护区前有的土地或林木权属本身不清楚，森林保护区建立后就明确了权属关系（为国家所有），导致社区或当地政府对森林保护区的部分土地或林木提出权属异议，为继续利用原有资源甚至采取对抗方式，影响了森林保护区管理工作正常进行。

（3）权属明确，但使用权变更或管理权不明森林保护区内的林地都是国有林，但存在森林保护区实际管理面积大于法律认可面积的现象；同时，森林保护区的建立客观上剥夺了社区原有的对森林保护区内部分资源的隐性权属，导致森林保护区同社区的矛盾。

2.管理问题

（1）管理体制问题。中国自然森林保护区实行综合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国家环保部门负责全国自然森林保护区的综合管理；林业、农业、地质矿产、水利和海洋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主管有关的自然森林保护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自然森林保护区管理部门的设置和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这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森林保护区建设。例如，我国的湿地实行多部门管理，所以在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方面，各部门多从本部门的任务和需要出发，结果造成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与生产任务、工程建设与生态功能之间多重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很难协调。

（2）管理投入问题。建立森林保护区并对其进行管理和保护，通常是一项困难而又花钱的任务。我国自然森林保护区平均投资水平仅为4.5元hm2，远远低于1125元hm2的国际标准。森林保护区经费没有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主要是从行政费用开支，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森林保护区管理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森林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在国家实施“自然森林保护区建设工程”以后，这一不利局面将有所改观）。

（3）管理水平问题。自然森林保护区建设对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包括合理规划和区划、科研、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利用、旅游开发、协调处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技术手段和监测措施。目前这些方面都很欠缺，致使森林保护区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人是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森林保护区管理急需解决的正是“人”的问题。一方面，管理靠人才，目前森林保护区缺乏懂管理的经营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又普遍不够高。另一方面，被管理的对象之一便是森林保护区内外的人们。

三、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森林保护区的有效管理依赖于有效地解决上述三大因素，即明确森林保护区的资源权属，加强管理投入和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协调一致、系统全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滨湖景观带建设；城市生态学；岛屿生物地理学；人与自然和谐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5013103

1引言

水体是城市中保持自然状态最佳的景观要素，它具有相对完善的水生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一样，水生生态系统是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很多鸟类依赖这一生态系统获取维持生命的食物并在此生息、繁衍；同时，水生生态系统也是水生生物与湿地生物的天堂，它不仅供给人类饮用之水，也维系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滨湖水域是重要的城市水系，一般指市区范围内水域与陆地相接的，有观赏、游览价值的带状区域。在城市中，滨湖水域内的自然因素十分密集，自然过程也最为丰富，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然子系统和人工子系统交汇于此，成为一个城市风景的血脉，它不仅具备优美的景色，还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特色与风格。随环境保护工程的不断完善，城市水体成为污水运送和储存的场所将成为历史，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水体生态系统的积极作用，是当景观规划设计师们值得思考的问题。2滨湖景观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几百年间的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滨水区的各项自然过程都曾不同程度的受到不合理开发建设的强烈干扰，各种自然形式遭到了不同程序的破坏。这种负面影响在我国表现尤为严重。

2.1经济高速发展造成城市水体污染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人每天制造着数量庞大的生活废弃品和生活污水，影响和威胁着湿地动植物，并使原本有限的城市湿地面积锐减。城市湿地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大大降低了湿地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能力，使这个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日趋降低。河流的污染、营养物富集是湿地受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许多环湖湿地接受了来自城市污水的大量氮和磷化合物，使得湿地严重富氧化，蓝藻恶性繁殖，散发难闻的气味，水体缺氧，水生生物灭绝。现代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陆路交通的发展、城市消防和自来水设施的完善，让城市滨湖水系原有的功能部分消失，城市的扩展外延、路基建设，工业开发更使得许多滨湖湿地自身承载力超载而丧失其主要功能[1]。此外，在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城市河流自然属性的内在要求和水滨生态系统功能结构上的特殊性，过量引入外地植物品种，影响到本地河岸带自然植被的生长。这些措施对于水滨生态系统和生物过程的连续性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给城市水体带来巨大破坏。

2.2城市滨湖建设的问题

城市水系建设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掀起城市水系治理和美化运动的，“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等荣誉称号相继出台。已有不少滨湖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视觉景观效果颇为明显。但是在日复一日的使用过程中，一些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的城市滨湖景观带存在着大量问题。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现代化都市印象、形式美，或者局限于工程上的要求，用水泥护堤、衬底，强加给城市滨湖硬质的铺装外衣，以简单化的人工绿化代替原本自然的湖岸带。过高程度的开发严重压迫水滨绿地空间，使得这些原本生机勃勃的水系一下子成了死水。

改造后的水体自净能力消失殆尽，许多生物无处安身，加剧的水污染更令水生环境的异质性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将城市滨湖建设成滨湖观光带已成为热点，如南京的玄武湖、莫愁湖、苏州的金鸡湖等地，杭州的西湖建设也有了这种趋势。这种“人本主义”的建设，破坏了城市滨湖景观带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曾经是鸟类翱翔、游鱼戏水、花木丛生的自然景观从此消失，光洁的水泥护岸寸草不生。对比自然状态下起伏多变的湖底延岸及丰富的基质所形成的多样生境组合，环湖观光带成为了人工造景的天下。这种改造方式，严重影响了城市滨湖景观地带在城市生态建设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3滨湖景观应具备的生态功能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对城市湿地内涵以及生态作用理论认识不清造成的。滨湖景观带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水分充足、营养物质丰富。它一方面临近开阔的水体，为水生生物提供适宜的生态场所；另一方面具较大的大气湿度，调节着城市内小气候环境。滨湖景观带不仅可以勾勒出美丽的城市轮廓线、构成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还在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保护生物多样性

湿地生物多样性是指湿地动物、植物、微生物繁殖、遗传和变异等，而丰富程度通常以某地区某类型的特种数量表达[2]。滨湖湿地生态环境独特，适于多种动物如鱼类、甲壳类、两栖类、爬行类，尤其是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1950～1980年代的调查表明，太湖有鱼类106种，隶属于15目24科；水生植物66种，隶属29科49属；两栖动物59属。如此丰富的水生动物作为食物来源通常会吸引许多鸟类迁徙。在鸟类的迁徙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空间觅食和休整。城市环湖湿地恰好可以充当水禽生存繁殖、越冬迁徙的“中转站”角色。杭州西湖观光水域就是冬候鸟游禽和鸥类的主要栖息点，在其他季节，以鹭科鸟类为主的鸟类又有：鸳鸯、黑颈鸊鷉、鸬鹚、普通秋沙鸭等。这些鸟类部分为当地的特色鸟种，四季中以冬季为观鸟的最佳时节，届时景观十分壮美。滨临水体的南京市政府大院的一些林地人为扰动少，也成为水禽的栖息地，保护着珍贵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可能的空间。

3.2净化污水

滨湖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科学研究证实它的净化过程是自然生态生化过程，是湿地的理化、生物作用的综合效应，作为城市之“肾”，这一净化过程包括了沉淀、吸附、离子交换、络合反应、硝化、反硝化、营养元素的生物转化和微生物分解过程。伴随着风浪的搅动和湖水的流动，湖水携带泥沙、藻类、有机物等与污染物相互作用，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大型的植物组成的湿地植被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能生产出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产品，通过收获利用，将大量的营养物质带出湖体，又能有效的防止富营养化，为水生动物、植物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3.3调蓄水量、调节小气候

滨湖湿地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环境生态功能。城市的滨湖水域与一般湿地一样，含有大量持水性良好的泥炭土以及质地粘重的不透水层，使其有着巨大的蓄水能力。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蓄积水分，以较长时间将水排出，湿地的内部贮藏的大量水体不仅可以对附近的河流等进行补给，其蒸发以及植物的蒸腾都对气候起到有益的调节作用[3]。

如何保护和恢复这种特殊的城市湿地类型，使其最大程度的发挥城市环湖带的生态效应，是当前应当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借鉴一定的生态学理论方法。

4滨湖景观建设应借鉴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为了研究物种的分布、数量、存活和迁徙等一系列动态平衡规律，需要一个相对简单的自然环境，并且该自然环境应具有比较明确的边界，有不受人为干扰的体系，有内部相对均一的介质，而外周是差异显著的领域，这便是由MacArthur和Wilson在1967年提出的岛屿生物地理学模型，曾经得到过有关鸟类和哺乳动物数据的启发和证实，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生态学家和自然保护工作者的关注和认同[4]。城市滨湖景观带也可以应用岛屿生物地理学模型来解释。即将城市环湖观光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屿”看待。如何让这个岛屿体现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让人与自然和谐地相处，这是研究的重点。借鉴和吸取某些国外的先进经验做法，把环湖湿地的开发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即对滨湖地区的一部分进行合理的开发，留下一部分自然滨水地带，为自然生物保留栖息场所。这种作法可以控制人类活动以维持其原有的生物种群、群落，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减少人为干扰对这一生态系统的破坏，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滨水景观带的生态作用[5]。

5城市滨湖景观建设应该遵循的原则

5.1滨湖景观建设应遵循自然优先的原则

“人本”包含“humanism”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思，这里的“人”是相对于天、地或自然而言。城市滨湖的治理与美化的根本在于消除、截流污水，还水系以自然本色，并加强其生态功能作用。对滨湖景观带的建设不应以单一的“美化”、卫生为目的，片面的追求“以人为本、人本主义”，而将城市中最具灵气的自然景观元素糟蹋。关于人本主义与环境伦理的关系，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主张“反人类中心主义”，按照《圣经·创世记》所说，上帝创造了人与万物，而万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被人所利用或征服[6]。这里并非有鼓吹西方文化的意味，但生态的保护确实应该限制无序开发导致的资源环境浪费，减少乃至杜绝所有不可挽回的破坏行为的发生，维护区域内的生态安全，需要确保自然生态系统景观结构的有效性。在生态安全格局中，确定自然生态系统的景观格局是首位的，人工生态系统应该受到一定的引导和限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到“自然优先”，以生态为主线[7]。在向一些生态系统中引入外来种时的，也要以深入分析原水系的生物群落和生物种类，尽量维持原先的生物种群使得生态系统得以平衡发展，让城市滨水景观带不仅仅成为一个欣赏美妙大自然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让它成为一个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场所。

5.2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

杭州西湖旁边一所医学院的一片临水林地较好的保持了它原有的自然湿地特性，故引来众多鸟类聚集于此。鸟类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周围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这种现象不禁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考。城市是人类的集居地，对人有害的动物等理应适当的加以清除，或通过其他途径将其运送至大自然环境中去。但是城市之中，这些无害于人类的飞鸟、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应当拥有属于它的生态位，人类并没有权利剥夺它们生存的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该保护性的进行开发，湿地开发活动应在环境承载力的允许范围之内，不使湿地生态功能降低或损害为标准，或者通过环保措施使受损伤的环境生态功能得以恢复和补偿，合理的把握湿地开发活动的规模，部分开发、部分保留，恰到好处的协调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两者间的关系。此外，城市规划师在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原则时还应考虑到城市滨湖地带的生态学特性：宽而植被浓密的滨湖廊道能更好的减少来自周围景观的各种溶解物污染，保证水质，为两岸内部物种提供足够的生境和通道；不间断的湖岸植被廊道能维持含氧高的水生条件，有利于某些鱼类生存；适当规模的生态走廊，能使植物和动物在各个环湖带之间均衡分布[8]。

2013年5月绿色科技第5期6结语

20 世纪7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发起了人与生物圈（MAB） 计划，展开了多学科广泛参与的生态系统研究，特别提出了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90 年代末期，MAB 城市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领域，就是将生物圈保留地（biosphere reserve）概念应用于城市开发中，将生物圈保留地与城市问题联系起来，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滨湖地区应作为城市生物圈保留地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加以考虑，立足于当地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条件的潜力，形成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及社会经济功能的功能互补协调，注重市民的参与性。如：利用城市滨湖景观地带独特的自然资源发展第三产业，建立鸟类生态基地，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提供空间。协调滨湖景观内部结构和生态过程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生产与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而改善景观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通过市民的自我监督，节约国家法律监管的费用，增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主人翁观念和责任心，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最终目的[9]。

参考文献：

[1] 张路红，项远.城市滨水景观设计的实践与思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8（6）：677～681.

[2]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编写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R].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3] 陆健建.中国湿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4] 徐基良，张正旺，郑光美.鸟类栖息地片段化研究的理论基础[J].生物学通报，2004，39（11）：9～12.

[5] 李.湿地与湿地保护[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

[6] 李存山.“人本”与“民本”[J].理论参考，2006（2）：20～22.

[7] 邹涛，栗德祥.城市设计实践中的生态学方法初探[J].建筑学报，2004（3）：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