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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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教材建设;离散数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3-0118-02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教育终身化和学习社会化已成为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多种教育需求。现代远程教育凭借其开放灵活、机会均等、时空分离等优势，逐步成为推进教育终身化和满足学习社会化需求的重要形式。
近年来，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迅速，招生人数增加，办学规模扩大，专业设置广泛。但是，作为现代远程教育基本建设之一的教材建设却远远落后于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步伐，以至于许多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难以找到合适的教材，势必会影响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学质量，不利于现代远程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探索适合现代远程教育培养目标的教材体系建设的途径和办法，发挥现代远程教育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巨大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教材现状
离散数学是现代远程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先修课程。离散数学对培养学生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等方面的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很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都会开设这门课程，相应教材比比皆是。但是，国内现有的教材绝大多数是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全日制本科学生的，不能满足现代远程教育学生主要是自学的需求，致使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出现学习兴趣不高、学习重难点不能把握，最终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
1.知识点多，难度大。离散数学知识难，理论深，而且相对枯燥，特别是该课程包含数学的多个分支，会让初学者感到内容多，头绪杂，知识联系较为松散，学生自学比较困难。目前，现代远程教育采用的许多教材基本上是压缩型的简易全日制本科教材，编写内容多而且难，没有很好地考虑学校定位，不能充分关注学生的具体情况，其教材内容也不能很好地反映现代远程教育的特色。这些问题影响着现代远程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制约现代远程教育的健康发展。
2.语言枯燥，学生没有兴趣。离散数学中的很多东西不直观，让人不好理解。一些教材过多注重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性，语言过于枯燥，学生没有兴趣，不愿学习。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此在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上，教材应注重培养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兴趣，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学习热情。
3.例题解析少。离散数学知识如果不经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是没有办法牢固掌握的。做习题是离散数学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了解学习效果、检验知识掌握情况的重要渠道。目前，一些教材有一定的例题和习题，但对一个题目如何具体分析和解决没有提供可参考的模式，不能提供多种解题思路，没有对解题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这种形式不适合自学，尤其是对现代远程教育学生来说，更不适合。
4.缺乏现代远程教育的特色。现代远程教育的突出特点[1]是采用多种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给受教育者选用;学生自主选择课程，掌握学习进度，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教学形式由原来的以教为主变为以学为主，以学生学习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学校和教学为中心，突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目前，现代远程教育教材大多数是在本科原有教材的基础上对内容做一定的增删而成，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基础理论分量过重，教材针对性不强，难以体现现代远程教育的特色。
二、教材特色
鉴于目前离散数学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教学中的具体实践，笔者着手编写了一本适合现代远程教育学生学习的教材，其具有下述特点。
1.内容编排合理，教材可学。参与教材编写的教师具有较深的学科造诣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有改革创新精神，对本学科的现状及改革发展趋势有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教材建设定位准确，改变以往教材编写偏难、偏深、偏重理论性的倾向。根据学生的特点，按照大纲要求，适当降低难度，合理安排章节结构，认真规划知识点，能够让学生掌握离散数学的基本思想、概念和方法，为深入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概括归纳能力。
2.提高学习兴趣，学生想学。现代远程教育的学习过程主要是以学生自学为主，如何让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动力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宇博士说过：“成功真正的秘诀是兴趣。”有了兴趣，才能激发个人潜能，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在离散数学教材编写中，笔者注重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内容的引入。比如，一些科学家探索研究方面的故事、科学家的名言警句，或将离散数学知识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实际案例。在数理逻辑一章中，教师可以介绍一些苏格拉底和罗素的名言，如苏格拉底的“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罗素的“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无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简单而又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等。这些话语可以让学生一看就觉得古代大家距离自己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遥远，他们的话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讲解推理规则时，引入如何协助警察调查谋杀案的案例，让学生直接利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适当增加轶事趣事，既会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又能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学生在有趣的学习中掌握知识，让学习过程不再枯燥。
3.以学生为本，学生能自学。对现代远程教育的学生来说，离散数学课相对较难，因此在教材的编写上注重以学生为本，处处体现助学特色。笔者采用脚手架式[2]的教材设计理念，以充分发挥教材的助学和服务功能，促进自主学习的开展。在远程教材中使用脚手架设计，是指应用建构主义等先进学习理论，创新教材编写体例与知识组织方式，提供各种有利于学习者与教材互动的学习环境，以引导学习者在自主学习中实现效益最大化。
离散数学教材在内容的安排上采用统一的助学模式，每章分为预期目标、知识结构框图、学习提示、问题导因、正文、知识链接、要点回顾和练习题，共8项内容。其中，预期目标是本章所能达到的标准，让学生了解学完本章内容后要达到的目标。知识结构框图以框图方式展示本章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让学生对所学内容及其联系一目了然。学习提示让学生了解本章学习的重点内容、要采用的学习方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问题导因对主要知识内容以问题形式提出，使学生带着问题学习。链接是根据本章内容进行人物、历史、相关背景、动态等的选择，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视野。要点回顾主要介绍本章主要知识点，让学生对本章内容有一个整体把握。练习题题目类型为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问答题、案例分析题等，可以根据各章内容适当选择。教材在设计上充分考虑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方法，对学习过程实施支持和辅助。同时，教材还可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渗透学习法，教学生学会学习，培养主动探究精神。这种助学模式的安排，能够引导学生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开展自主学习，独立掌握学习内容。
4.教材立体化建设，学生能学会。20世纪末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3]有了很大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包含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是学生主动的建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新的知识经验只能由学生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主动构建完成。按照这一理论，编写教材应注重帮助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形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经验，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思维，培养创新精神。据此，教育专家提出建设立体化教材的观点。立体化教材也称为多元化教材或一体化教材，即通过提供多种教学资源，给出整体解决方案，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自主性和实践性的要求[4]。
在离散数学的立体化教材建设中，笔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建立教学素材、教学课件、网络课堂建设等服务项目。网络课堂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电子教案、讲课课件、习题及解析、试题库、重要算法演示、学习指导、作业、网上答疑以及师生交流等，其中重点是习题及解析模块。考虑到学生水平的参差不齐，在习题的选择上，设计不同难度的题目，实施难度分级，由浅入深，侧重于考查教材的基本知识点以及重点和难点问题。习题解析重点分析解题方法和思路，帮助学生澄清模糊认识，纠正错误认识，从而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离散数学中的问题通常有多种解法，在本教材中，笔者尝试开展一题多解，引导学生多方面地思考问题，多角度地研究问题，探求不同的解题方法，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鼓励学生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激发创新热情，提出自己的解法，并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学习自。
三、总结
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师生分离、非面对面组织的教学活动，主要是成人学生以业余、远程自主学习为主，因此教材编写必须以学生为本，体现学生的自主学习特色，适应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通过不断探索，编写出适合现代远程教育需要的特色教材，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以适应计算机科学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亮.浅析现代远程教育的概念、特点和发展趋势[J].科技经济市场，2010，（4）：124-125
[2]贾秀娟.远程教育印刷教材设计探讨[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29-32
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批判主义；人本观念；新闻活动；媒介批评
一、新批判主义的宗旨
邓晓茫先生将新批判主义的宗旨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继承的主要有三点：怀疑和批判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从鲁迅那里继承来的对进化论的超越。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继承启蒙精神，将立足点从民粹主义和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意识”转移到个人本位上来；第二，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加以诠释，超越世俗功利层面的理解，更冷静地解决“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第三，将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区分，知识分子应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程度的超越维度。可以说新批判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更彻底化、更加冷静和理性化。
二、“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人本观念
我们要绝对肯定的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它充分肯定着人存在的自由的价值尺度，更充分地肯定着自由自身的限制性、否定性的因素。关乎人道主义，周作人曾说，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意识。在自由中谈人道，在人道中讲自由，自由与人道的结合才能更完满实现“人”的价值观的树立，二者相结合的人本观念，便天然是完满的价值论与目的论的统一。这种人本观念与新批判主义的关联是，新批判主义实质更像是自由—人道观念的实践哲学，同时这观念也是新批判主义的精神和内涵所在。
三、将新批判主义精神引入新闻活动中的实践性尝试
1、议程设置
学术界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诸多研究表述都不尽相同，但都指出了传播媒介的一项功能，即为公众安排话题的功能。在公众不愿听从权威“教诲”的今天，通过媒介报道主题的密度安排，却能够有效地吸收公众对某些主题的注意和关切。
无论媒体自身还是政治、利益关联，最起码需要遵守人道和自由主义人本观念。这个最起码的理念或者说最起码的奢求为：把人当作目的。新闻媒介必须具备这样的观念，“是将‘公众’放在首位，而不是‘信息’和‘告知’”。唯有在如此这般观念指导下的对“议程”的“设置”，才能从初始就正义化。可以承认，中国的媒介在这个时代于国家与民众之间担负着巨大的压力，它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但还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更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2、媒介教育
媒介教育通常是指有关媒介知识及媒介运用技能、传播媒介批评理念的教育。可以说，媒介教育已不是单纯的学院教育，而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媒介普及性教育。另外，媒介教育还是在媒介素养的范畴内来谈的，因为媒介教育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大众媒介素养，具体表现在：一是使大众有获取有效信息，抵制有害传播的能力；二是使媒介渗入大众日常的政治生活，有效行使民利，承担监督责任；三是完善和丰富信息传播环境，由个人的普遍正义构建社会机体的正义；四是媒介批评成为必然的具有学理建构性的权利和义务。
至于如何使这些教育内容成为可能，最可执行的实践途径还是一贯诉诸的教育，形成媒介教育的社会化系统，贯穿于公民各个阶段的个人教育，营建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文化风气，需要媒体人本着新批判主义的精神和人本理念去为大众服务。
3、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关系是：大众与政府、利益集团；媒介与政府、利益集团；大众与媒介。这可谓是“三权制衡”。其中：政府有必要向媒介进行“有为”，这也是政府的存在天职；政府在对待民众上，尊重和善待民意是基本的为政理念；任何利益集团，若其存在和取向构成不正义，不能允许它主导舆论，还需用正确舆论与之对抗；媒介必须最大化的兼顾社会效益；民众过活于社会关系中，亦是一种政治关系，舆论监督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作为，政治是生活化的，生活是政治化的，民众受益于媒介完成政治意识启蒙，便是其自身一切利益主动优化的必然选择。
因为话语权，新闻舆论引导的关系是政府与公民、媒介与公民的关系，其核心是公民个人的利益，这利益必须由 “媒体人”、“政治家”在理念上担当起来，因为他们也是公民。这种人本观念不是“兼爱”，毋宁是“仁爱之心”，是实践活动的理念化，在现实中难以量化。因此，政府和媒介在新闻导引上，还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4、媒介批评学
媒介批评的价值更具学理性，来自于以知识分子为阵营的精英群体对新闻媒体活动做系统的反思。我们可以很宽泛的来界定媒介批评的内涵：一切有能力进行新闻活动批评的公民均是媒介批评的主体；一切新闻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都可作为媒介批评的客体；媒介批评必须抱有最富正义原则的价值观念来指引和规范批评活动。
新批判主义就是为了媒介批评学而存在的，其价值在于：将批评的理念更加理性地转向个人本位的取向；超越世俗的关怀，在现世中追求终极关怀；对实用理性或技术理性保持反思、超越的判断力；树立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人本位观念。这些新鲜价值使哲学化媒介批评学——“哲学”自我消亡于媒介批评学中，最终效果是民众皆可“哲学”，“哲学公民”便是也。
四、结语
上述最核心的理念是在新批判主义精神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人本位观念，在新闻活动的几种代表性的方式中，这一观念的介入，能深化新闻活动的内涵，以其作为新闻活动的指导理念，使人成为“人”，使公民个人和社会机体正义化。
【参考文献】
［1］李建刚.现代化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介的角色发展.现代传播，2010.5.
［2］郑保卫.论媒介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途径.新闻界，2010.1.
［3］单晓红主编.媒介素养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3.P27.
［4］刘建明著.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 P1.
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范文第3篇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图画书； 传播效果； 儿童媒介； 儿童阅读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探讨图画书，就必须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析一下图画书的个性特征。
在此之前，笔者希望能够先界定一下研究对象的范畴，这个范畴就是图文并茂的图画故事书。图画书作为一种图书形式，必然具备图书的基本属性，需要借助形式和符号，遵从一定的体例，从而成为一种传播工具发挥它的作用，创造它的价值。从媒介角度出发，图画书属于一种传统的平面媒介。
接下来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图画故事书的个性魅力所在。
一、 图画书的传播学特征
从传播美学的角度上来说，图画书是一种运用图画和文字共同叙述一个故事，表达特定情感和主题，通过图画和文字这两种介质在不同向度上的交织和互动来展现故事的艺术表现手法。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图画书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特征一：对于一个完整的图画书故事而言，图像和文字这两种信息符号是相辅相成的。由它们共同构成的信息空间，才能够完整而清晰地表达出故事的主题和作者所要宣泄的情感。
特征二：强调画面的连贯，在规定的几十页内，画面要形成一个连续的视觉映像。而这种视觉效果上的连续性要求，又使得图画书的图画构思总是具有一种强烈的镜头意识。
特征三：图画不是对文字的解释，它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优秀的儿童图画书是美术、文学、教育三者独特完美的结合，是从儿童发展需要和认知规律着眼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体贴，都让家长和孩子们感到亲切。
特征四：框架结构往往呈现出开放性，主题的表现见微知著。
因此，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或许可以这样来定义图画故事书：儿童图画故事书是一种从儿童和家长的心理特点和发展需求出发，借助图画和文字这两种信息符号在不同向度上的交织和互动来表现特定情感和理念、保存和传播知识、积累经验，增进亲子关系，服务于儿童认知发展和多元智能培养需要的传统平面媒介。
那么作为这样一种平面媒介形式，图画书又是怎样来吸引受众，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的呢？
二、从儿童阅读实践出发的图画书传播效果分析
1、 童趣的"语义空间"--文字和图像符号的贴近性
所谓"语义空间"即语言意义的世界。一般来说，信息是意义和符号的统一体，内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动作、表情、文字、音声、图画、影像等符号）才能表达出来。因此，每一种符号体系在广义上都是传达意义的语言，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构成了特定的语义空间。传播既是在社会空间进行的，也是在语义空间中进行的。传播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语义空间，即对符号含义的共同理解或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否则传播过程本身便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招来误解。
当我们把这种"语义空间"上的认同理解具体到图画书领域的时候，它所指的就是图画书的文字和图画是以儿童心理特征和发展需要为创作出发点和立足点，从而保证了故事信息在"语义空间"内的顺畅传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播的通路不是流线型的，而是曲折蜿蜒的。因为一种儿童读物，或者说任何一种儿童媒介产品要想打开市场，都必需经受得住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审视。所以，图画书在"语义空间"上表现出的贴近性，不仅仅是针对孩子们的，它能够让大人们看出深刻，又能让孩子看了哈哈。
以《是谁嗯嗯在我头上》为例：
分析1：文字符号的切近性
（1） "嗯嗯"这个词是孩子们对于"拉粑粑"这件事的流行表达，就像"嘘嘘"一样著名，甚至会让比较小的孩子产生生理反应。
（2） "是谁嗯嗯在我头上 "这个题目让人忍俊不禁，它能让孩子们本能地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3） 故事的对白具有鲜明的重复性。 "是你嗯嗯在我头上吗？"这样的质问和"不是，我的嗯嗯是这样的"的回答几乎贯穿始终。从幼儿认知发展的角度，这种语言的重复性对于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引起他们的跟读兴趣、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这种重复性的对白也消除了孩子们在亲身表演过程中对于台词的顾虑，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去体会动物们的心理和性格，想象和模仿他们的动作。
分析2：图画的贴近性
（1） 人物的大小比例：仔细观察一下 小鼹鼠质问那些动物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种孩子与大人怄气的状态？而那些动物在面对小鼹鼠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些大人逗孩子玩的诙谐？
（2） 小鼹鼠愤怒的时候表现出的各种动作是非常童真的，甚至可以说非常写实的。小鼹鼠踮着脚尖，昂着头质问飞鸟的样子；小鼹鼠撅着屁股蹲下来观察山羊"粑粑"的样子；小鼹鼠报复大狗的方式还有报复之后逃之夭夭的样子......不妨找一个三到五岁的孩子来模仿一下，你会惊讶地发现真的很像......
2、亲切的"镜中我"效应 -- 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的写实手法
"镜中我"的概念经常被运用于广告的策划及其传播效果的分析。它是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从他人的态度中反映出来的自我形象。这个概念说明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在库利看来，传播是"镜中我"形成的主要机制，它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手段，而且是将社会连结在一起的纽带。
如果一部儿童作品能够在儿童甚至大人心中成功地产生这种"镜中我"效应，那么这部作品就容易获得受众和市场的认可，而作品想要传达的那些与儿童教育相关的理念也能事半功倍的去实现了。
现在来看一本名为《大卫，不可以》的图画书。
分析1：这是一个根据作者的童年经历改编的故事-- 一个小男孩，而且是一个小淘气的幼年写真。
作者把这样一段话写在了这本书的扉页上：献给我的母亲玛莎，是她让小时候的我守规矩；献给我的太太海蒂，是她让现在的我有规矩。
分析2：为什么没有出现妈妈的脸？
这本书从头到尾始终都回响着妈妈的声音"大卫，不可以！""大卫，快回来！""不行，不可以""大卫不要吵"......，但是妈妈的形象仅仅出现过两 次，一次说不可以的时候，一次是说我爱你的时候，但这两次都没有出现妈妈的脸。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向许多同龄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也向一些妈妈和宝宝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家给出的答案惊人的相似，大致有这么两点：一是因为画面上出现的是天下妈妈的经典造型，无论是孩子还是妈妈都觉得很熟悉；二是因为这符合一个幼童的视角，当妈妈这么威严的出现在还十分年幼的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最先看到的总是那个带着怒气的叉着腰的身躯，而这一切已经足够让我们心里打鼓了。至于那张威严的脸，那个哭笑不得的表情，那个质问的眼神，我们已经不用看、也没有勇气和时间看了，跑还来不及呢！而当妈妈说："宝贝，你过来!"的时候，就更没有必要抬头去关注妈妈的神情了，因为那双眼睛早就在心里了，一头扎进妈妈怀里才是当务之急！这些感觉是不是让我们"很熟悉"？
正如一位宝宝妈妈对笔者说的："哪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哪个妈妈不是这样的？其实大卫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大卫的妈妈！"越看越像照镜子，所以忍不住要打量一下自己。
分析3：大卫就是镜中的那个"我"
一个故事再好都不可能让一个小淘气从此就不再淘气的，但是这样的故事一定会印刻在这些小淘气的脑海里。笔者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问过宝宝们："相信大家平时都不会像大卫这样的，是不是呢？"小家伙们先是不加思索的回答说："是--"而后一怔，回头看一看妈妈。妈妈们笑了，于是无论小男孩还是小女孩都不好意思了。一位妈妈半开玩笑的说："自己都挺明白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现身说法"这个名词。在许多场合，我们都会发现"现身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的可行和有效。为什么？这就是传播效果研究中的所说的"镜中我"效应。而这种效应尤其容易在儿童教育中奏效，原因是对于分析判断和认识能力都还十分有限的幼儿而言，这种运用了"镜中我"效应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贴近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的，所以是最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的。
3、潜移默化的"培养分析" 和"社会化"的摇篮曲-- 润物细无声
"社会化"是传播的影响与效果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社会化指的是人出生后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传播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基本群体中的传播（与父母，伙伴，老师，同学等的接触与交流），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等等。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对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尤其受到重视。
"培养分析"是研究大众传播潜移默化的社会效果的一个领域，以美国批判学者格布纳为代表。 "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对人们认识现实世界发挥着重大影响，由于传播媒介意识形态和价值的倾向性，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信念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乖离，它们更接近于媒介的"象征性现实"而非客观现实。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重新回到图画书这个话题上来。《十一只猫做苦工》为例，来看一看一本图画故事书是怎样来向孩子们传播规则意识的。
分析1： "你就知道玩！"不守规则的小猫受到了孩子们的批评
小猫途经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禁止标牌，比如"禁止攀爬"、"禁止采摘"等等，所以每到一处都有一个规则与无规则的抗衡过程。孩子们都很乐意参与到有关规则的讨论和评判中来的。面对着一再不守规则的小猫，孩子们愤愤地说："你们就知道玩！""不守规则准没好事，等着瞧好了!" 那种态度是义正言辞的，那种口吻是对待同龄人的，他们为自己的同龄人做出这么多不遵守规则的事情而惭愧不已。
分析2： 意料之中的意外 -- 怪兽来了
不听劝告的小猫中了 "呜嘿啊哈"的怪兽的全套，被抓进了城堡做苦工。五岁的嘟嘟说："早就说了，不守规矩没好事，就是不听！"其他孩子频频点头，纷纷声讨起小猫来。
可是，渐渐地，声讨的声音没有了。四岁的玉玉说："找一把大钳子来把铁条夹断！"紧接着五岁的嘟嘟说："往里面灌水！"五岁的奕奕说："用大棒子把铁条打折！"......孩子们开始积极地讨论营救小猫的对策，尽管可行性上都有待商榷，但是这些心意毫无疑问都是真诚的。孩子们真的把小猫们当成了又淘气又可爱的小伙伴，小伙伴不守规矩是要批评的，但是小伙伴遇到了危险和困难也是一定要全力相助了。嘟嘟说："不怕，不怕，有那么多的小猫。"笔者问："为什么小猫多就不怕呢？"嘟嘟说："他们可以互相帮助！"......
分析3： "无规矩不成方圆"
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重新获得了自由的小猫，排好队准备回家了。他们在马路边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横穿马路"。笔者问孩子们："你们说这一次小猫们会怎么做呢？"四岁的玉玉说："不去横穿马路。"笔者问："为什么呢？横穿一次有什么关系呢？再说这样过马路多快呀！"话音刚落，孩子们纷纷说："你还想被怪兽抓去呀！""你还想做苦工呀！""你不怕怪兽把你抓走呀！"......笔者态度很好地接受着孩子们的批评，而后问："如果不横穿马路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孩子们指着图齐声说："过天桥呗！"......
三、图画书传播效果对国内儿童媒介发展的启示
以上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解析图画书的传播效果或者研究图画书的阅读，而是在于将分析所得转化为国内儿童媒体发展的有益启示，简要归纳如下：
1．前提：良性互动的产业链
从图画书到动画影视作品，再到各种相关的儿童教育产品的开发，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完整而且成熟的儿童媒介产业链条。在这个链条之中，创作、发行、影视、娱乐、教育等等行业领域息息相关，形成良性互动的态势。
2．思路：创作理念一致性与创作手法多样性的统一
创作理念一致性与创作手法多样性的统一是国外图画书创作的一大亮点，在那些不拘一格、风格各异的作品背后存在着共同的理念，如"童本主义" "寓教于乐"，"以小见大"等等。而这些亮点也同样闪现在国外其他的儿童媒介产品当中，比如儿童影视作品、儿童教育节目、儿童歌曲等等。
3．核心：创作人才的素质特点
创作者是作品的核心要素，没有优秀的创作者就没有优秀的作品。纵观那些屡获大奖、长盛不衰的经典图画书作品，不难发现优秀创作者们的一些共性： 童趣来自于对童年的赞美和自由飞翔的想象力，贴近来自于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密切关注，智慧来自于对成长的亲身感悟和对生活的敏锐发现，经典来自于对真善美的信仰和追求以及在图画和文字驾驭能力方面的不断磨练和积累。
冯友兰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照着讲"和"接着讲"。冯先生认为, 哲学史家是"照着讲", 例如康德是怎样讲的, 朱熹是怎样讲的, 你就照着讲, 把康德、朱熹介绍给大家。但是哲学家不同。哲学家不能限于"照着讲"， 他要反映新的时代精神, 他要有所发展, 有所创新, 冯先生说这是"接着讲"。其实，无论做学问还是搞业务，都是需要经历一个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过程的。图画书传播效果研究和推动国内儿童媒介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参考文献：
（美）斯帕克斯（Sparks，G.G）．媒介效果研究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网络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四级网考
一、引言
网络教学对外语教学发展的影响
网络教学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也给外语教学的发展带来冲击。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1．促进了外语教学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计算机、网络及通讯卫星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的极大进步，正在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外语教育也不例外，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成为它的强大推动力。外语教育方式、教学内容、教育时空及教学模式等都具有了信息化特征。我们可以分别从技术层面和教育层面加以考察。从技术上看，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数字化使得教育信息技术系统的设备先进、性能可靠；网络化使得信息资源可共享、活动时空少限制、人际合作易实现；智能化使得系统能够做到教学行为人性化、人机通信自然化、繁杂任务化；多媒体化使得信息媒体设备一体化、信息表征多元化、复杂现象虚拟化。从教育层面的角度来看，网络教学促进了外语教育信息化：教材多媒体化，教学内容结构化、动态化、形象化，教学资源全球化，教育教学个性化等。此外外语教育的信息化和现代化还要求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方法现代化；要求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现代化，教学技能多样化。
2．促进了外语教学观念的改变
网络对外语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适应信息社会中知识爆炸式增长和迅速更新换代的教育需求，外语教学的人才观、资源观和发展观都正在产生新的变革。网络时代培养的新型人才除了掌握计算机知识、操作技能、熟练上网以及相关的信息技术．更应关注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以及它们对人的生存发展可能产生的历史性影响。网络时代外语教学对人才的培养在注重外语知识传授的同时，应注重大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的掌握，使他们能够通过网络认识外语世界并与外语国家进行沟通、交流。同时要特别注重对他们认知和判断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在网络中正确理解、选择“信息”，运用信息创新知识、创新思想和观念，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学会在网络空间中生存、学习、做事、合作。网络建设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教育技术建设方面，更应是学校在新世纪谋求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是高校提升水平和层次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和支撑点。
二、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的网络教学
基本情况：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现有9个多媒体教室，每教室60座位。教室中有多媒体教具，以及教师用双屏电脑。技术支持3人。
电脑设备：学生配置电脑都有耳机等基本设施。学生可以共享教师画面，免除了多媒体课件经常让学生看不清的弊端，并能准确实行互动功能。电脑中有强大的题库，包含听力，阅读、写作等各个部分，电脑能自动判分，自动进行试卷生成，检查学生学习效果。
听力课：采用教师辅导，学生自学的方式，学生自己定制学习内容，进行个性化自主学习。教师通过网上阅卷、实时监控等对学生进行有效督促。只有达到一定正确率，学生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练习。正确率的设置由教师根据学生水平以及课程难度进行调整。听完相应材料后，电脑会自动判分，并给出正确答案与解析，学生可以请教老师，也可以参与自学。优等生可以多加做题，加大难度，而后进生则可以放慢速度。一旦做不完，可以回家做题，也可以在开放的语音室自行补习作业。
口语课：采取教师辅导，学生小组讨论的方式。教师轮流去检查学生英语口语准备状况，进行师生交互问答，生生交互问答并进行评分。外教也会来参与口语教学。
考试：
考试由平时口语成绩、课堂作业、平时作业完成情况以及期中期末考试几项组成。试卷由题库自动生成批改，除了作文题和翻译题，电脑都能进行批改并进行分析。
三、使用网络教学对外语教学的促进作用：
1、传统教学向现代化教学的转变。
传统的外语教学总是围绕着教师、课堂、教科书进行。从而使得学生自主性的培养与发挥受到限制。与传统外语教学相比，网络教学存在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互联网的建立为教学改革开辞了新的途径，提供了一个汇集世界各种信息资源的庞大的资料库，这便于学习者学习、了解当前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最新知识，同时还可以得到专家们提供的“个性化”的教学指导。其次，在网上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手段和辅助教学手段以及考试等都可以因人、因需而异，自主选择性强，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潜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实现个性化学习。其三，有助于实现交互式学习。先进技术和资源有机融合在一起．可以模拟现实环境，有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获取与保持：师生利用网络讲座、网络辅导与答疑、E-mail和BBS等信息技术便能进行教学：学习者在网络课堂上可随时发表见解而不影响他人听课。其四，有利于促进教育社会化和学习社会化。可以说，只有采用网络立体化的教学模式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和四级网考的需求。
2、教育者的重大转变
网络化学习使外语教师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外语知识的传播者转变为学习方法的指导者。通过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快速高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从教材执行者转变为课程教学研究者。网络时代外语教师是课程开发和教学研究的主体，运用现代化手段为学生创设外语学习情境，开拓多媒体教学空间，编制教学软件，促进课程向一体化、校本化、个性化、综合化全面发展，实现课程教学综合化和知识的融会贯通。第三，从品德培养者转变为未来生活设计者。外语教学更注重品德教育，通过网络渗透现代道德理念．积极引导学生的内在道德价值取向，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鉴别能力、国际社会的适应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
3、教育对象的转变
由于网络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各种各样的课程设置将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求知需要，使历来被视为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大学”真正成为“大家学”，教育对象的学习态度，学习目的和学习积极性等问题也因网络化学习的优势迎刃而解。
4、教学内容发生质的飞跃
网络教学将改变传统教学的课程要求与教学内容的统一，教材将全面电子化，知识以信息流的形式在网络中流动，传统的条条框框将被新的多层次、多链接的超文本所替代。外语教学将实现综合化教育，各种跨学科、跨专业、综合化、文理交融的课程将应运而生．这就可使受教对象的知识结构更趋向多元化。
5、教学方式发生本质性的变革
在网络化的外语教学中，教师仍然起着重要主导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更多地是通过建立交互式的网络外语学习环境，让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借助多种交流方式而实现的，它既可以是实时的发言和提问，在线集体讨论，小组间的协同工作，也可以是通过网络新闻组、电子邮件的方式来进行非实时的信息交流和讨论。期间不存在强制性的统一思想、统一语言、统一行动．而是鼓励个性，允许多元思维并存，使教育真正成为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品质的素质教育。
四、小结
网络教学是一个新兴领域，它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缺乏网络化外语教育的理论：缺乏网络化外语教育设计模式和评估系统；缺乏两者兼通的教师等。另外，教育本位与技术本位的关系问题、虚拟环境、资源共享及资金问题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网络化教学的发展。当前四级网考对学生在信息时代获取英语信息和反馈英语信息的能力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努力将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融入到外语教学之中,探索出适应新形势的大学英语立体化网络教学模式，创立自主学习中心，帮助学生实现自主化，个性化学习。
参 考 文 献
[1]陈佑林．《外语教育网络化的理论思考与实实践》［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2．
[2]康宁．《网络化与大学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0，1［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