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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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技工教育；高职学院；教育模式

注：山东省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十二五”规划科研课题”，课题编号RSJY2012-Y123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有效改善农民的收入状况，不仅是形成农户生活宽裕的物质前提，也是解决传统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历史视域下来看待增收问题，期间经历了农民外出务工到本土化工作和创业的过程。这种依托人力资源市场调节机制而演化的过程表明，在为农民创造出更过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应建立起与岗位技能需求相匹配的教育体系来。具体而言，这就是本文所关注的技工教育体系。

梳理现阶段的文献不难知晓，诸多作者在研究三农问题和技工教育时，往往将二者人为割裂开来。似乎认为，三农问题属于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技工教育则属于职教问题。实则不然，通过考察当前乡镇劳动保障机构的免费培训项目可得，建立在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岗位匹配性增强――农民工资收入提高的逻辑路径上，三农问题解决与技工教育间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

1 二者关系的当代认识

由于职教范畴十分广泛，其包括高职和中职两个层次。结合本文的主题，则主要考察针对农业人口的技能培训活动。为此，三农问题与技工教育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1.1 三农问题为技工教育提供内在规定性

“农民、农村、农业”所构成的三农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增收问题。从这一逻辑顺序来看，通过技工教育在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存量上的作用，将通过逆向轨迹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结合我国国情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由于我国农村自然和社会环境千差万别，使得农民增收的合理化路径也存在着必然的差异性。为此，技工教育在推动三农问题解决的同时，还应建立起区域植根性的技工教育目标和技工教育项目来。可见，三农问题为技工教育所提供的内在规定性，就避免了乡镇技工教育的形式化倾向。

1.2 技工教育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手段

我国广大农村仍然延续着农垦社会的传统，即农户构成了农村基本的经济单位。建立在这经济单位上的不仅有家庭式养老模式，更有务工和创业的劳动力供给形式。因此，在缺乏工业经济中分工协作的客观和主观要素时，通过提升农户主要劳动力的行业技能，将能很好的与我国农村经济特征相吻合。

2 认识基础上的技工教育模式定位

在完成对三农问题与技工教育间关系的认识后，就需要进行技工教育模式的定位。包括教育主体、教育项目等定位，都构成了优化当前农村技工教育模式急需解决的问题。

2.1 教育主体定位

这里的教育主体定位主要讨论，由谁来承接针对农村人口的技工教育活动，以及各主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笔者作为某高职学院的教师，则主要就高职院校的定位进行探讨。我国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上，一般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己任。这就表明，它应在针对农村人口的技工教育上有所作为。而且，高职院校在专业结构设置上，都较好的适应了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这也为提供具有区域植根性技工教育项目提供了可能。

2.2 教育项目定位

从现阶段的运作模式来看，针对农村人口的技工教育一般为免费，且有各级政府财政买单。这就意味着，技工教育项目也基本上是事先决定好的，而高职院校只是提供师资和教学场所。不难看出，这种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未能建立“三农问题解决的需要”与“高职院校专业优势”之间的契合。这样一来，高职院校便只成为技工教育的供给方而已，从而弱化了对切实提升农村岗位技能的考核机制。

3 定位驱动下的技工教育模式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驱动下，技工教育模式的构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3.1 提炼出二者契合的技能元素

实现三农问题与技工教育的契合态势意味着，该区域农民应根据自然禀赋优势来完成技能训练。以笔者所在的山东省为例：山东省不仅是海洋大省，也是工业大省。因此结合这一省情，针对农民的技能元素就可以囊括：车辆维修、机械加工、海产品深加工等方面。与此同时，包括笔者所在高职院校在内的山东其它高职，其专业设置也主要围绕之而建立的。这样一来，就通过提炼出二者契合的技能元素，满足了区域内农户本土就业和创业的需要。

3.2 建立针对性的技工教育体系

高职学院的办学目标在于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单独建立针对农村人口技工教育的体系。考察诸多高职院校的发展沿革，不少都来自于中专学校，而且目前中专仍处于招生范围。因此，技工教育的主体可以由中专部和技能培训部门担任。在技工教育项目上，应有选择性的进行承接。根据笔者的工作体会，应建立乡镇劳动保障部门、高职院校、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协商机制，从而根据突出高职学院专业优势的原则来进行技工教育任务指派。

3.3 完善技工教育效果评价机制

为了防止技工教育流于形式，还需要完善效果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应建立在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前者指向对受训农民工的跟踪调查、后者则是对高职学院办学效果的评估。这里笔者强调，应增强对受训农民工的岗位工作状况的跟踪调查，从中所获得的信息将有助于改进高职学院的技工教育模式。

4 问题拓展

在解决三农问题时还需要激化起农民本身的技能训练意识，从而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上建立起自主学习形态来。为此，以下进行问题拓展。

4.1 教育组织方面

如何根据培训要求促使学员进行规范操作，则在于训练过程中的教学组织管理。在当前团队生产模式作为常态的时候，培育出小组成员间的竞合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当面对师生比不足的客观现实，又如何有效建立起教学管理机制呢。笔者提出，可将具体的工作情景引入到技工项目教育中，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工作任务。然后，教师根据任务完成情况给出总分，而小组成员的个体得分则通过总分在小组内分配来完成。这样一来，在趋利避害的人类本能促使下，便激发了学员参与技工教育的意愿。

4.2 教育考核方面

教师设计出一个物流运作情景（该情景能将所有实训设备容纳其中），然后在规定时间、规定质量的前提下，考核哪组完成的更有效率和更节约资源。不难发现，这种基于具体工作情景的考核内容，就能激发起学员心智，从而促进他们养成有目的、有意识的动手能力训练自觉。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

5 小结

本文认为，建立在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岗位匹配性增强――农民工资收入提高的逻辑路径上，三农问题解决与技工教育间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农问题为技工教育提供内在规定性；技工教育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手段。在此基础上的教育模式则需要围绕着：提炼出二者契合的技能元素、建立针对性的技工教育体系、完善技工教育效果评价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构建。

参考文献

[1]赵奕凌.基于城市化背景论农业组织资源的优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9）.

[2]杨云.加强校内实践教学，切实提高高职学生动手能力[J]. 科技信息，2012（10）.

[3]施文艳.论高职教育实验教学的主要目的--对培养高职学生动手能力重要性的思考 [J]. 实验教学与仪器，2007（5）.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2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2002）。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2002）。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3篇

1、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民生问题。“三农”问题提出的初期，就曾有人指出，三农问题不过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确有必要把“三农”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么以后还会有“三工”问题、“三学”问题、“三医”问题等等诸多问题。这种说法不是忽视“三农”问题的存在，也不是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而是要求国家从整体发展的宏观角度，从长远规划的视角来全面审视“三农”问题，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来谋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三工”问题密切相关。从一、二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方的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工业的发展基础和前进方向，反之，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整体水平。回顾历史，目前理论界有一种看法是：建国以来，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始终支撑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很小，在某些作法上甚至成为了抑制农业发展的阻力。实际上，农业与工业是一条流水线上的不同环节，哪一环出现梗阻都会影响到整条流水线的运转。所以，一个国家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不是二的关系。另外，从建国至今，工人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把城镇中少数富有人群扩大代表了城镇户口中的全体，进而得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结论，有失客观和全面。所以，究其实质，“三农”问题凸显的还是民生问题。

2、“三农”问题作为民生问题，探究其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应当说，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现在老百姓关注四大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这四个问题基本都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二方面的理由：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都与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有关，也与政府自身的行为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并不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反之，则可能是另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说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行为问题，这实际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凸显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4年的改革开放，广大民众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实惠，但为什么到今天，民生问题如此凸显，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基于以上二个理由，我认为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3、用老子思想对民生问题进行解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维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4篇

可以说除腐败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第5篇

一、三农问题的现实意义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近些年，“三农”问题极其引人关注。“三农”问题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与日俱增，但食品的安全并非得到保证。随着人口的增长，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我国每年还要从外国引入进口粮食，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缺乏积极性，导致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所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想维护社会长久和谐稳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有一半人口来自于农村，如果农村的人口不稳定，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增加农民的收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是国家长久治安强有力的保障。其次，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是在农村，如果农业不发达，就没有稳定的物质基础，如果农村的经济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也无法提高，如果没有农村的普遍小康，全国的全面小康也无法实现。最后，要想保持经济稳步向前，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据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可知，农村是一个消费潜力非常大的群体，加大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地扩大内需，才能使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二、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目前我国农业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业供给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没有农业就没有食物，当然就不会存在其他行业，所以农业是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我国农业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农业就是农业经营者对动植物生命活动的控制过程，目前我国的农业存在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我国农业人多地少，环境恶劣，经常大量使用有害的农药，使本来缺乏的水资源也被污染，而且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都不合理，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不仅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农村的人口都偏向老龄化和妇女化，身体强壮的青年都外出打工，不仅无法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竞争力非常弱，而且生产效率也非常低。如今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设施不完善都会制约我国农业的发展，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

（二）当今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农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稳定问题、留守问题、环境问题。农村不断地出现土地纠纷，房屋的拆迁重建、利益分配不均都会引起农村的不稳定，农村的不稳定必然会阻碍社会的稳定。如今，农村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强大的劳动力不断流失，使得农村的留守老人、儿童、妇女不断增多，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老人缺乏儿女照顾，妻子与丈夫缺乏沟通，儿童缺乏关爱，必然会对农村的和谐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农民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房屋建造到沿路或是沿街，导致农村里的居民变少，生活在原住房的居民生活条件极差，不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

（三）当今中国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

农民历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最基础的角色，每次社会的变革和革命都会被推动到最前沿，并且往往最终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在不同区域间、不同阶层间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处于劣势，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虽然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很低，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由于没有市民身份，很多待遇无法享有，致使合法权益无法保证。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文化上受歧视，教育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使得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大学生荒，而农村大学生回流现象非常少，农村的人才呈现有出无进的态势，而城市出身的人才更不会愿意走向农村。

三、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我国农村未来发展

要想促进我国农村未来发展，首先就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使农业、农村、农民同步发展。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

党的十八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首先就要使农民转变为市民身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否则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匮乏，农村的发展也将停滞不前。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也就成为了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现代标志。目前，农村的人口都向城市流动，财产权利和发展机会都得不到平等对待，应该对符合条件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户口，让他们享受城镇住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待遇。推动农村和城镇协调发展，对个别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控制，在体制上和制度上开始变革，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和身份限制政策，从农民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四个方面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转市民问题，使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获得基本权利和平等的待遇。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个关键，现代农业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生产问题，而且是人和物如何并存的问题，农产品的稳定产出、粮食的安全都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农业的发展又是城镇化的前提，也是制约因素。要想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市民化是首要任务，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要进行彻底的土地产权改革，保证土地全民所有而不是私有化，实现土地共同经营，并且对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农业的现代化不仅会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也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重要短板。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农民的市民化转变，使得农村的现代化逐渐变为现实，但是农村的发展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对农村的改造，开发和环境保护，都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经济的发展会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要注意保护环境问题，合理开采土地和种植方式的改变，把生态环境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动到城市发展，但实现城镇户口的权利得不到满足，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改变这一现象，最根本就要在宏观上对体制进行改革和制度改革，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充分实现这一目标，让农民进入城市后收入稳定、有房住、有学上、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得到保障，就要政府参与支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解决农民的固有身份，实现人口自由流动，让各类生产要素在政府的宏观引导下自由配置，以防市场扭曲。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为更好的实现农村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结语

要想解决“三农”问题，首要解决的就是城镇化问题，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农业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的现代化，加快实现农民的身份的转变，让农民融入到城市生活，实现城乡一体化。用现代技术去改造农业和农村面貌，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美丽的新农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要求。总而言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要有侧重点的对待，再依靠政府的力量实行体制改革和制度转变，突破固有的阶级和阶层上的歧视。随着城镇化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让我国农业更强，农民得到平等待遇，农村呈现为安居乐业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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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战强，乔志敏.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2（10）.

[3]王国平.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五个问题[J].中国市场，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