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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偏差这条暗流,同样侵蚀着一座座美丽的象牙塔。比如某大学生伤熊事件、马加爵事件,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接受了先进知识、先进理念的大学生身上呢?这些行为背后是什么呢?据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学生的不良社会行为是由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有所偏差引起的。为此,我就学生社会认知偏差的原因及提高学生社会认知能力的主要对策进行论述,以达到引导学生正确认知的目的。
一、学生社会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
(1)主观原因。现在学生中经常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学生之间出现问题时,他们经常把自己的错误归于外部环境因素。比如:考试没考好是复习的都没考到;同学比赛获了奖,是他“瞎猫碰上死耗子”; 毕业后找到了好工作,是他家里有关系。这种错误的认知看不到别人身上的优点,也看不到自身品格上的缺点,形成了认知偏差。这种情况都是片面割裂了事情成功失败外部与内部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应结合多方面的原因来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2)客观原因。如今,有的学校、家长更看重的是成绩,对学生的心理、个性的发展往往忽略,使他们从开始就没有养成正确的认知,再加之现在的学校也重视不足,开设的专业课程少,导致学生社会心理学知识欠缺。而且传播途径单一,有时也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老师大多是照本宣科,并没有真正把学生从外化教育的客体转变为内化教育的主体。
二、提高学生社会认知能力的对策
(1)积极引导正确归因。学生的认知过程中,学校、家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和家长要积极引导正确归因。我校安排了心理课,而且心理老师会在课堂上组织有趣的心理游戏,有时还会在户外组织相关活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参与讨论并进行指导。这种不僵硬地灌输理论的形式,可以达到内化的目的。要把正确的归因理论寓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游戏中,让学生学会理性思考并进行有逻辑且全面地分析。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理念型心理契约;组织公民行为
一、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民责任意识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得到广泛关注,注重CSR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一方面,正是员工承担着在日常工作中实践负责任行为的重任(Collier & Esteban,2007),员工对CSR的看法和响应无疑对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如果能充分发挥员工的潜力,就能获得竞争优势(Berman et al.,1999;Pfeffer,1994)。但是,CSR对员工的影响研究却被严重地忽视了。
二、 研究假设
1. 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虽然关于CSR的内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界定,但是根据ISO26000的定义,CSR是指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由于在个体层次上考察CSR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upp,2013),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员工感知的CSR(Perceived CSR)。组织公民行为(OCB)主要是指虽然没有被组织正式奖励但仍有利于组织整体运作的自愿行为(Organ,1988)。本文将OCB划分为面向组织的公民行为(OCBO)和面向他人的公民行椋OCBI)。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往往倾向于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对于组织内的员工而言,员工同样认为自己有义务回报组织给与自己的关怀和支持(Eisenberger et al.,1986/2006)。当员工感知到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时,作为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员工能够从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中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支持和关怀(Ellis,2008;Glavas & Kelley,2014)。这种支持感和关怀感会让员工主动产生要回报组织的强烈动机,而员工回报组织的方式之一,就是表现出更多的有利于组织的公民行为,以帮助实现组织目标(Hansen 等,2011)。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1:PCSR对OCBO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PCSR对OCB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企业社会责任与心理契约。心理契约是员工对雇佣双方责任的认知(Rousseau,1995),是员工组织交换关系质量的重要体现(Tsui & Wang,2002)。若员工感知到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的水平较低,他们会怀疑自己在工作中的所担任角色的重要性和价值(Rosso et al.,2010),同时降低工作对自身、组织以及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感(hristopher & Linda,2012)。不能获得角色意义和工作意义的员工也只是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导致员工仅仅关心眼前的物质回报和短期雇佣关系等,这时员工也只是将自身对组织的责任认定为履行一般性的工作职责,这种认知不利于员工产生与组织长期合作的愿望,最终导致员工与组织建立起交易型的心理契约。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3:PCSR与交易型心理契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关系型心理契约关注员工和组织未来长期稳定的关系和双方的共同发展(Raja et al.,2004)。企业平等、尊重地对待利益相关者,能够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Evans & Davis,2014)、提高员工对组织的信任(Hansen et al.,2011),从而有助于建立高质量的社会交换关系。如果企业超越了纯粹的经济目标,考虑为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的社会目标,那么员工很可能在个人工作目标的设定上不会只关心眼前具体的、短期的经济目标,这时,关注长期发展目标的员工会在组织目标的影响下对个人发展导向有更强烈的认知,从而员工更倾向于与组织建立关系型契约关系。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4:PCSR与关系型心理契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综合的CSR体现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员工的工作内容自然受到公司策略和行为的影响,甚至工作本身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Mirvis,2012;Surroca et al.,2010)。员工通过为增进利益相关者权益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组织工作,能够获得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机会,在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工作中,员工能够获得外界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实现高自尊与高自我价值(Fredrickson,2000),进而获得积极的工作身份。为了保持积极的工作身份,员工倾向于与组织建立继续追求有价值理念的目标,当员工与组织的合作起源于贡献同一个理念目标时,个人身份与组织身份获得平衡(Pratt et al.,2006),进而有助于理念型心理契约关系的形成。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5:PCSR与理念型心理契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3. 心理契约的中介机制。心理契约作为员工对雇佣责任的认知,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作用尤为重要。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存在一定的刺激条件就会产生相应的后续行为,但必须通过一系列认知过程的中介传导作用来实现(汪d和汪安圣,1992)。对应到本研究,CSR作为一种重要的刺激条件,对员工OCB的影响正是通过心理契约的中介机制实现的。原因在于:CSR通过影响员工的责任认知水平,促使员工构建不同类型的心理契约,进而驱动员工展现不同水平的OCB。总的来说,感知到CSR履行的差的员工,会与企业建立起交易型心理契约,这时有短期、具体责任认知体验的员工只愿选择尽可能少的OCB以维持认知和行为的一致性。相反,感知到CSR履行的好的员工,会在工作中表现出重视长期发展关系的责任认知,因此越容易形成关系型心理契约,在这种责任认知的启动下,员工会主动产生更多的OCB。当员工感知到较高水平的CSR时,能够促进对自我道德责任的反省和对道德价值观的内化(O'Donohue & Nelson,2009),这时CSR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具有内在激励性。受到理念追求的激励,员工往往采取将个人理念与企业理念相结合以及将自己的工作价值与企业价值结合的方式,与企业构建起追求共同理念的契约关系。为了信守理念契约所隐含的承诺,受到意义唤醒的员工会将实现理念目标纳入自己的工作,关注自己的工作如何引起社会的变化(Glavas & Kelley,2014),他们愿意将很多有利于组织价值目标的行为纳入自己的行为,包括更多的OCB。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6:PCSR通过交易型心理契约影响OCB,即交易型心理契约在此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H7:PCSR通过关系型心理契约影响OCB,即关系型心理契约在此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H8:PCSR通过理念型心理契约影响OCB,即理念型心理契约在此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
1. 数据收集。本研究数据收集的时间为2014年2月~2014年5月,主要采取实地发放问卷和现场回收的调研方式。选取调研的企业规模为20人~400人之间的中小型企业,共计32家。本研究一共发放634份问卷,将一些严重缺失和无法匹配的数据删除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数为592份,有效回收率为93.38%。
2. 变量测量。本研究量表均来自国外文献开发的量表,为了适应中国的研究背景和语言情境,我们对采用的量表进行双向翻译和进一步的修正。
(1)PCSR的测量。本文最后确定对Brammer等(2007)、Maignan和Ferrell(2001)以及Stanaland等(2011)量表中关于综合CSR的测量部分进行修改,修改后的量表共有3个题目,包括“我所在企业的决策和行为注重增进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正当利益”,“我所在企业在经营中奉行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以及“我所在企业的决策和行为符合法律和伦理要求”。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2)心理契约的测量。本文测量的心理契约包括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和理念型心理契约三种类型,统一的标题语为“以下条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你对公司做出的承诺?”其中,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借鉴的是Rousseau(2000)的题目,其中交易型心理契约包括“仅仅完成有明确规定的工作任务”等7个题目。关系型心理契约包括“一直留在本公司”等10个题目。理念型心理契约参考Bingham(2005)编制的量表修订而成,修订后的量表包括“即使需要做出一些个人的牺牲,也坚守造福社会的经营理念”等6个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3)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本文采用Lee和Allen(2002)编制的量表,分为OCBO和OCBI两个维度。其中,OCBO包括“关注公司的形象”等8个题目,OCBI包括“为适应其它员工的休假要求,愿意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等8个题目。此问卷由员工直接主管对员工行为进行评价和打分,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其中“1”代表“从来不这样做”,“5”代表“总是这样做”。
(4)控制变量。本文选择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以控制这些因素对因变量造成影响。
四、 数据分析及结果
1. 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研究结果显示,PCSR、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理念型心理契约、OCBO、OCBI的Crobanch's系数分别为0.790、0.833、0.891、0.923、0.900、0.894,均大于0.7,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2)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AMOS 1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基础模型由六个因子构成:PCSR、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理念型心理契约、OCBO、OCBI。拟合指数支持所假设的六因子模型(χ2/df=2.565,RAMSE=0.051,CFI=0.967,IFI=0.967,TLI=0.958),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且各变量之间有很好的区分效度。
2. 相关分析。相关系数(见表1)结果表明,PCSR、关系型心理契约、理念型心理契约、OCBO、OCBI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交易型心理契约与PCSR、关系型心理企业、理念型心理契约、OCBO与OCBI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符合本研究理预期,初步验证变量之间的主效应假设。
3. 假设检验。本研究采用Stata 12.0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在控制员工背景变量后,PCSR对交易型心理契约(β=-0.251,p
接下来对PCSR与OCBO、OCBI的主效应进行检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PCSR对OCBO的回归系数为β=0.255(p
本研究采用Baron和Kenny(1989)提出的三个步骤检验心理契约在PCSR与OCBO、OCBI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当在对OCBO的回归方程中加入PCSR与交易型心理契约时,PCSR对OCBO的影响由β=0.255(p
当在对OCBO的回归方程中同时加入PCSR与关系型心理契约时,PCSR对OCBO的影响由β=0.255(p
当在对OCBO的回归方程中同时加入PCSR与理念型心理契约时,PCSR对OCBO的影响由β=0.255(p
五、 结论
本研究基于32家企业592名员工及其直接主管的配对调查,将心理契约纳入PCSR和OCB的关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PCSR对OCBO和OCBI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PCSR显著负向影响交易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关系型心理契约和理念型心理契约;(3)心理契约在PCSR和OCB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员工感知的CSR通过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以及理念型心理契约影响其OCB。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情境下CSR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对提升组织竞争力和员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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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观是社会共同体对价值客体的共同看法,它是社会群体实践的产物。社会价值观是特定社会群体确立价值取向、确定价值目标、作出价值判断和实施价值选择的依据。社会价值观被群体成员所接受与认同,存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之中,属于一种社会意识。
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知识化形态和生活化形态。其中制度化形态是指官方提倡的主导性社会价值观形态。知识化形态是指某种社会价值观已达到系统化程度。它通过思想文化传承的某种或多种载体和方式而存在。生活化形态是社会价值观的原生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习俗与行为方式等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具有“草根性”特点,但当生活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达到自成系统的理论程度时,就可以成为知识化形态而存在。
大学生文化认同就是学校群体成员对各种观念、制度与行为方式的认同,是对本民族在长期的共同语言、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积极的肯定性认知。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
大学生是一个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力、思维活跃、富于创新性的高智力群体,其社会价值观及文化认同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大学生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对社会上的新鲜事物以及新奇的思想观念都很容易接受、消化并吸收,从面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以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便具备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和新生元素,相应地大学生的自主自立精神、社会竞争、民主法制观念及主观能动性等各方面因素也会应运而生。大学生价值观念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在各视域不断延展,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的重要问题域是在传统上还未进入价值观话题的生态、网络等问题。在不同文化领域的影响下,大学生对新的社会情境、文化领域及相应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很难有效地消化、吸收、创新,每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社会阅历不同,因而也决定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极具多元化。但承认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并不代表全盘地不加考量的接受他们的任意观念,而是对他们的具体的价值观进行科学地、系统的分析,批判他们的有损他人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对其正确的价值观念给予肯定和支持,引导其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 社会价值观对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说过:“我们掌握现代科学发展的全部巨大资源可供使用。这使我们有力量与地球另一边的人取得联系从而发挥影响,就像我们一度能够容易地同临村里的人取得联系一样,我们必须使用这股力量来宣传我们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媒体等传播媒介单方面对其他国家灌输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此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生活形态及价值观念。因此,受到西文化中某些潮流观念的影响并乐意接受这种观念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这就造成大学生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困顿及不能认同。
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大学生在思想认知、情感认识、心理稳定性等方面都不成熟,在西方文化传播蔚然成风以及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强烈影响下,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并且(下转第109页)(上接第77页)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不同程度不程度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状况堪忧。大学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繁衍生息,也影响到其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用的发挥。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文化凭借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我们国家宣传和灌输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这使我们在应对其挑战时显得有些被动,不利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继承和传播。敌对势力更是伺机加强对我国人民的思想文化渗透。值得我们国民警觉的是,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理念方面,美国专门针对中国人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就是要致力于瓦解我中华民族人民的意志。它的重点在于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当代,正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时期,在中华民族文化面临被同质化挑战的同时,当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认知状态和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其思想价值取向可以稍有不同,各有偏好,但是在根本上必须要有对中华民族文化认知的一致性,也可以说是对最根本问题、最根本利益方向要有相同的准则和目标。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构建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家园,就必须要重新认识认识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特性及其所体现的和合精神。
【关键词】商科大学生 企业社会责任 问卷调查
一、商科大学生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教育的必要性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是基于商业运作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想法,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对消费者、环境、社会的贡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社区、社会的生活品质。目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上,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拖欠工资、环境污染、延长劳动时间等事件层出不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很多问题。大多数商科大学生作为未来企业的管理者或决策者,在培养过程中,除了注重商科类基础知识、决策能力、沟通能力等,还要重视学生企业社会责任教育的培养,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为今后企业履行社会职责打下坚实基础。
二、调查内容结果分析
为了更有效的了解商科大学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度,对江西省部分商科大学生开展了一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调查,主要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了解程度、接受相关教育等方面。为此选取江西省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东交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六所学校的商科类大学生,采取网上调查问卷方式,一共有245名学生参加了问卷调查。
(一)大多数学生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比较模糊。本次问卷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了解程度,仅仅只有6.12%的学生非常了解, 45.71%的学生一般了解,27.76%的学生不了解但感兴趣,还有20.41%的学生不了解而且认为无关紧要。可见学生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度不高,但是还是想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二)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比较重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的内容方面问卷调查,表1为调查统计情况,可见学生对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相当关注,而且认为这些因素都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体现的重要方面。
表1 企业社会责任应包括的内容
(三)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专业概念熟悉程度较低。如表1所示,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专业概念的熟悉程度结果可知:知晓率最高的仅为25.31%,可见学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最表面。
表2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专业概念熟悉程度
(四)学生在学校接受企业社会责任教育较少,但是都迫切想得到相关的教育。问卷调查显示,仅仅只有4.90%的学生在校期间得到过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但是,86.94%的学生想得到相关的培训教育。可以看出,学生接受企业社会教育的普及面远远不够,但学生还是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
(五)学生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不乐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31%的学生认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够,仅仅14.69%的学生认为我国企业履行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三、三点启示
(一)企业社会责任教育急需加强。问卷调查显示结果表明,企业社会教育在商科类大学生中严重缺失,学生只是听过这个词语,但对其内涵、表现形式等完全不清楚,但是学生愿意去了解并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教育,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还是十分关注,并且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商科大学生作为未来的企业管理员,在大学生期间就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有助于培养社会责任观,未来才能更好地塑造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
【关键词】 现代经济社会高素质 职业人才 高职院校
中国改革开放已逾30年,这30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不足5%上升到2009年接近13%的水平。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推进从低端制造产业向高端科技创新型产业的转变,着力推动经济进入到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双循环的发展轨道。
过去30年,我国众多的劳动力资源在提高外贸竞争力、增加国民收入、创造与积累财富上发挥了一定的优势,但伴随现代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人口大国”会逐渐成为负担,而“人才大国”方能显现出其在激烈竞争中的持久影响力。正如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教育部长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的陈至立所强调的“中国面向21世纪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改革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把人口负担变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为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加快建设人才资源强国,我国政府最近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出了育人为本的工作方针,这是指导未来1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教育理念的重要突破。
而经济社会前行的主要生命力就是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既包括高端科学研究人才,也包括高技能职业人才。但目前在我国7000万技能工中,高级工仅占4%,而在德国、日本等国的技能工中,高级工以上的人才占到40%,因此,在当代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对培养高素质技能型职业人才的思考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与经济界专家的广泛关注与探究。
一、培养高情商的职业人才
虽然现代人都了解情商EQ和智商IQ同等重要,但在教育领域,教师们更多侧重的仍是对学生IQ的培养和提高;而在职场生涯中,更多的职业人体会到EQ对事业发展与成功的重要贡献,这也解释了在高等教育中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即学校里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工作上的进步与提升有时反而不如一些成绩中等的学生,究其原因,是因为职场不等同于考场,职场中的年轻人不仅要有在专业领域的知识功底,还要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高尚的意志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沟通能力。从学校到社会,从面对循循善诱的老师到直面严格要求的老板,如果没有一定的高情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角色转换的。美国哈佛大学丹尼尔教授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创造价值大小,20%取决于智商(IQ),而80%归于情商(EQ)。尤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节奏加快,观念多元,更需要复合型人才,这对刚从象牙塔里走出的学生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高职学生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情商素质、全面地认识自己、仔细地审视环境、坚定地确立目标、因势利导地自我发展、宽容大度地与人相处,积极向上地调整心态、自制自律地提高素养、合理规律地管理情绪、客观热忱地自我激励,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审时度势,以最佳状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在高职院校的情商教育中,还应重点突出职业责任感,这是一种积极负责的心态,包括对个人、企业、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在工作中,具体表现在对技术问题、工作伙伴、潜在消费者、安全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责任。教育部2006年颁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纪守法意识,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如今,许多企业都把是否具有责任心作为选用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
二、培养探索型的职业人才
探索是进步的源泉,中国的学生从来不缺乏智慧,但缺乏的是探索与创新能力。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制造”的优势带来的是制造环节向中国的快速转移,带来的是贸易额的高速增长,我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80年的0.2%提高到2005年的8.2%,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列入世界第三位。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采用OEM形式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贴牌加工生产),由于缺乏设计与创新元素,在市场上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三低”:即商品附加值低、自主知识产权率低、品牌认知度低。正如经济界所流传的:一流的企业做品牌,二流的企业做生产,三流的企业卖劳力。因此,中国企业应尽快从OEM向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原始设计制造)和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ing 自主品牌制造)转型,使“中国制造”逐步顺利转变为“中国创造”,这其中需要新一代职业技能人才在传承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勇于挑战,敢于突破。
技术员工在生产第一线,对加工制造过程更为熟悉,如果具有了独立分析思考的能力与攻关中坚的探索精神,才能真正走在时代的前沿,成为制造业的开路先锋。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其应用不只是继承性应用,而是创造性应用,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培养探索型职业人才强调的就是突出个性,重视潜能开发,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江苏省劳模邓建军为例,他是常州黑牡丹的一名普通机器维修技术工,但他勤于思考与研究,进厂的17年来参与的技改项目多达400多个,解决了很多生产一线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为企业提高效益作出了不凡的贡献,被誉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高级技师。作为一线工人的代表,他三次受到胡总书记的接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新型探索型职业技能人才。
经济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如果墨守成规,拘泥于惯有思维,将阻碍自身前进的步伐。高职学生作为未来技能型人才的中坚力量,更需要从学生时代起就注重经常开拓思路,努力挖掘潜能,形成勤于探索,乐于实践的理念,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善于发现和认识有价值的新事物、新方法、新技能,这对于今后的工作或是自主创业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培养以能力为导向的职业人才
如果说本科院校重在培养理论功底深厚的学术型人才,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和深度化,高职院校更应着重培养技术能力突出的应用型人才,强调知识的宽泛化,只有较宽的知识面,才能适应复杂变化的技术问题。从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来看,那些重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高职院校势头强劲;从用人机制来看,过去不少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时重文凭轻水平、重学历轻能力的趋势已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更青睐具有熟练技能、既能动脑更能动手的能力型人才。这种选人的理念变化通过市场配置和企业招聘反馈到社会,目前在一些高新技术密集的经济开发区,技能过硬的高级技工收入甚至高于公司白领几倍,如在浙江举办的中高级技术人才交流会上,一些企业开出20万元年薪招聘有经验的高级技师,这让许多博士生都自叹不如。为营造重视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上海市每年还开展“上海市突出贡献技师”评选活动,2008年有11名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2009年度有50名“突出贡献技师”享受到市政府特殊津贴。这些都说明了能力型职业人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
在职业技术能力的培养中,不能忽略专业理论,这是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应逐步培养学生的应用操作能力、职业实践能力。此外,还应让学生形成一种自我提升能力的意识,从而在踏上工作岗位后能通过一线技术创新的磨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这些能力获得的关键性因素即德鲁克大师所强调的“学习这种技能的唯一方法是领悟和练习”,因此高职院校应充分调动任何可利用的资源,搭建一切可以实践与操作的平台,促进校企更广泛深入地合作,将学生在校学习和在企业实习的时间规范地交替进行,增加学生实践操作的机会,让学生在不断的练习中提升职业能力,提前进入职业岗位的工作状态。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高职教育不能单单是技能实用主义的教育,而应在能力培养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注重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同时,关注他们综合能力的培养,使个人才能的发挥与未来职业的发展达到和谐平衡,这就要求教学双方在教学实践的互动中提高智慧型能力水平。
人才培养是国之大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政治家,更要有高素质的高技能职业型人才。我们应以社会对人才的真正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在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中,人才培养更应眼光长远,结合中外,合理定位,提高培养内涵的高质量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推进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深入发展。
(注:基金项目: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资助课题“高素质职业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JSJM2010084;本文被评为第十二届(2010年)全国职业教育论文优秀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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