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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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体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河北省；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1－0069-04

2008年下半年，几乎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也不例外。具体来看，本次金融危机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第一，外贸途径。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应抬头，导致我国出口额迅速下降，出口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不得不被迫转型或倒闭，直接冲击了我国与出口型企业及其相关的实体经济。第二，投资途径。由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外投资减少甚至抽逃，使部分对外资依赖较强的企业遭遇资金压力，加剧了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第三，汇率途径。受金融危机影响，各主要经济体为减缓本国经济下滑的趋势，竞相采取贬值货币刺激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大国间经济刺激政策博弈的焦点之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迫于其国内压力，采取各种手段要求人民币升值，导致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加大，总体上，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实体经济、外资依赖比较强的地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大。因此，首先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的地区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其后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其负面影响逐渐向全国各地区扩散。

一、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经济的影响

河北经济对外资和外贸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不仅远低于江、浙、粤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早期遭受严重冲击的沿海外向型企业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从而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并且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寻求低廉的要素成本来为其遭受重压的外向型出口产能减压；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期冲击伴随着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要素价格的升高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传递到河北。这对综合竞争力不强的河北企业来说构成巨大压力。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同类型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的挤压，另一方面，在同一地区面临沿海外向型企业过剩产能在同质化政策下向中部寻找出路的压力。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冲击可以概括为：“近忧较小，远虑堪忧”八个字。具体来看，金融危机对河北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

由于河北经济发展对外依赖程度还不够高，金融危机对河北省的直接冲击还不十分明显，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困难。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下降导致河北省的出口额下降，但由于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对外依存度较低，所以，在这一阶段出口贸易下滑对河北实体经济总体影响相对较小，实体经济依然表现出总体向上的态势。据石家庄海关统计：2009年进出口总值完成29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2.9%，其中出口总值156.9亿美元，下降34.6%，降幅分别比上年收窄0.6和1.4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完成出口28.5亿美元，下降15.4%，降幅比上年收窄6.3个百分点。出口贸易所受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受到的冲击幅度远小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实体经济。

2. 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引资困难。长期以来，河北省的发展始终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而近期全省范围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资金短缺更为严重。金融危机的出现，导致国内外流动性骤减，在危机的初期国外投资出现减少甚至抽逃，国内各地区的跨区投资也出现大幅度萎缩，这给河北省的对内对外引资工作带来了困难。2009年前三季度，河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9%，增幅居全国首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9%，拉动经济增速5.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增速为9.6%）。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河北省的引资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要把这些数据放到河北省各地积极推进“三年大变样”以及承接国内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其引资工作仍不容乐观，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总体上来看，外资以及国内跨区投资不足加剧了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

3.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总需求不振导致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下滑，大大降低了河北省实体经济中支柱产业的盈利能力。同时，由于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导致国内粗钢和建筑用钢需求极度萎缩，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以粗钢为主要产品的河北钢铁产业压力颇大。

（二）延伸阶段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纷纷出台各种经济刺激政策，采取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手段，如我国沿海部分有实力的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把发展的重点放到内地，由此也给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压力。

1.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大面积倒闭影响了沿海资本向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环渤海区域的转移，而且还同河北省竞争国内投资，给河北省吸引国内资金参与省内建设的构想形成一定的障碍，影响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2. 部分有实力的外向型企业，在外部需求日益趋紧的形势下把目光瞄准国内市场，实施战略转型。由于这些企业积累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成熟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准的管理水平，使得这些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这些企业的转型直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给河北省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在净出口同比下降22.1%的情况下，浙江经济保持了8.8%的增长速度，这与企业迅速调整了市场结构是分不开的。

（三）复苏前的黑暗阶段（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阶段）

金融危机到底会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到底会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世界经济到底会在何时见底，到底会在何时走上复苏之路？这一系列问题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可以预见的是――复苏前的黑暗阶段、碳关税条件下的贸易保护、“两反一保”的调查升级以及竞相的货币贬值就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末期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在这一阶段，欧美发达国家把保护的重点放到加强其国内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上，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产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的过剩产能所受到的挤压超出人们的预期，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各区域经济间的竞争也会因此而加剧。据美国劳工部称，美国的失业率仍维持在10%的高位。同一阶段公布的欧元区失业率也达到10%。以往经济危机的历史表明，欧美失业率居高不下往往会造成其政府纵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这一阶段，全球以增加社会责任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蔓延，为危机中的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保护行动中“首当其冲”受害在所难免，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发起“两反一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

从河北省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河北经济在延伸阶段和复苏前的“黑暗”阶段受到较大的冲击。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2009―2010年生产总值增速全年为10%左右，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0%和7%左右。这印证了我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省经济冲击相对较小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河北省经济受直接冲击较小的背后既有经济外向性较低的因素，也有国家大力投资基础建设对河北省钢铁等产业拉动较大的因素。如果全球金融危机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扼制，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蔓延，将导致河北省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日益恶化，河北省所固有的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较差、产品科技含量低等劣势将逐渐显现，河北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不利影响。

二、河北省应采取的对策

应该看到，当前国家所采取的维持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都是围绕在短期内维持经济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发展而制定的，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短期政策。这些短期政策措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河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落后了其他沿海地区，但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调整、缩小差距的机遇，我们必须在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大框架下，结合河北省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从而使河北经济在下一个经济扩张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河北省应该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在初期对河北实体经济直接冲击较小的宝贵时机，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河北省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结合起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内需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渡过金融危机冲击的后期阶段以及实现实体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具体来看，河北省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发掘新的投资来源

目前来看，河北省能够发掘的新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把吸引外资的重心从美、欧、日等地区向外扩展，把单纯吸引发展资金向吸引先进技术转移。比如，可以考虑到资金充裕的中东、拉美等产油国进行定向招商，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发展河北省的石油化工产业，充分利用河北要素价格较低的有利条件，吸引产油国的资金和原油资源到河北省发展石油重化工业；到具有技术优势的欧美发达国家，吸引拥有先进、专有加工技术的中小企业与河北省的低价格要素结合，打造定向产业园区，提高河北省传统行业的技术升级。第二，扩大对内开放力度，吸引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从实体经济退出的大型产业资本到河北省投资，充分展示低要素价格对大型产业资本的影响力。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升级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亟待升级的地步。在其主要支柱产业中，钢铁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为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2009年粗钢产能超过了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煤化工、水泥、平板玻璃、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重点发展的产业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过剩。具体来看，实现产业升级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坚决淘汰、转移落后产能；第二，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提升现有产业；第三，发展一批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虽然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会给河北省淘汰落后生产力、实现产业升级带来极大的压力，必须克服当前困难，充分抓住欧美很多大企业由于金融危机不得不放松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及新技术的出口限制这一有利时机，结合河北省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融合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三）增强省内企业的竞争力，积极抢占经济复苏后的国际市场

河北省这次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省企业的竞争力强。金融危机终将过去，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一定会恢复。由于很多外向型企业元气大伤，对外向性不强的河北省企业而言，这将是一次难得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我们就会成为危机过后最早获益的地区。对河北省而言，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谋划未来河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要适应人民币货币环境变化所释放出的引导信号，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降低单位出口产品中的资源、能源与廉价劳动力的占比，减少出口品对廉价生产要素的过度依赖，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财政手段鼓励河北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产业技术增加值，引导、鼓励、企业主动增加河北省新兴产业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的进口，使用全球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从贸易方式上看，由于服务贸易对环境与资源的消耗极低，而且贸易条件较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要优越，尤其是高端服务贸易出口环境相对宽松，应该成为河北省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

（课题组成员：孙东升、董葆茗、孟萍莉、樊亚宾；

执笔人：孙东升、樊亚宾、孟萍莉）

参考文献：

［1］刘重.国际金融危机对京津冀地区实体经济的影响与发展趋势分析［EB/OL］.省略/news/txt//content_17758897.htm，2009-05-11.

［2］张志英，邵惠芳.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0）:102-103.

［3］张艳.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启示［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9，（2）:30-31.

全球经济体系范文第2篇

我们这里着重就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从理论上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一 、集体行动的逻辑

战后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世界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格局。在这个时期美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说这个作用主要指的是它在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世界经济秩序，无论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建立和维持它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且由于它具有一种“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建立和维持一种秩序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 2 这种努力所付出的成本能否收回并且是否还有经济利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制度服务的提供者控制局势的能力和愿望。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战后世界格局中所出现的这种一个国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局面，正是全局性制度创新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已有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政府状态下的种种问题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加以形象地概括： “如果某一块地属于村镇共有，而村镇共同体中的某一成员突然在这一块地里放牧了比其他同乡多一倍的牲畜，那么，他给共同体每个成员所造成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假如村里有 100 户人家，每一户所受的损失为 1/99 ），然而他从中获得的利益却非常大（营业额增加了一倍）。人们本来可以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告知违章者不应该在牧场上放牧比别人多一倍的奶牛，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户的损失不过 1/99 ），而且这种做法代价太高（如果会议要开两个小时——这是最低限度的时间，如果每个人都发言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就要花 200 个小时，即相当于一个人五周的劳动时间）。” 3

这个例子是产权经济学家们用来说明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及其起源问题的，但是它的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对其略作修改和引伸，用来解释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也是同样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是没有人愿意出头露面来维持秩序的。 4

其实，这样一种制度环境，无论是制止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还是采取正面措施增加公共福利，都会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比如，在上述情况下动员村民进行某项基本建设，以增强这块公地的生产力，也是十分不便的。根本原因是任何人对公益事业所做的贡献，其他人都可以利益均沾，即存在“免费搭车”现象。

产权学派对此开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这无疑是一种选择。把整个公地分成若干小块，使每一小块都有明确的所有者，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的解决。但是这样的私有化，只是将经营公地的一部分成本和收益内部化了。对那些可能同时对大家的利益产生影响的外部事件，仍然不会有人很积极的关心。土地是可以私有化的，但是真正的“公共物品”如社会秩序等，是无法实现私有化的。因此我们更需要一种在共同体中鼓励成员由于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为共同体做贡献的机制。这也是一种私有化借以起作用的机制。

设想另一种情况，土地没有分成小块实行私有化，而是保持公地的完整性，每个村民分得一定数量的股份。并且根据莫须有的理由，每个村民所分得的股份并不完全相同。 5 股权呈现相对集中的情况。 这种假设下的制度环境与上述那种典型的私有化有一个主要的区别。那就是，它更多地保留了制度和秩序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虽然都对这块土地拥有一部分所有权，但谁也不知道他所有的是整个这块地中的哪一个部分。这一点所造成的问题同没有股份化以前的情形大体相同。不同的是，股权相对集中，使所有村民对公地的关心程度和责任感也就起了变化。拥有较多股份的大户，由于他们从秩序中所得到的利益以及在秩序遭到破坏时他们所承担的损失都比别人更加明显，从而获得了维护和改善秩序的内在动力。卢梭在十八世纪提出的关于富人统治的逻辑，在这里仍有它的理论意义。他写道： “富人对自己财产的每一部分都是敏感的，要使富人受损失，那是极其容易的事；因此富人对自己的财产必须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总之，我们认为一种制度，与其说是对他有害的人所发明的，不如说是对他有利的人所发明的，这才是比较合理的。” 6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其中一户拥有 20 ％的股份，其他 99 户共拥有 80 ％的股份。这时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了。如果一项维持秩序的工作需要花费 10 元钱，而它给社会给带来的总收益是 100 元，这在原来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村民进行这项工作，他最后收回的只有 1 元（每人只拥有 1 ％的份额），收益远远低于其成本。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考虑有人召集全体会议来协商成本的分摊和收益的分配，那样做的交易成本和先前是一样的昂贵。但现在有了股权集中的形势，情况就不同了。由这个大户出资提供这种秩序服务，虽然他并不能得到全部的收益（其中有 80 ％被“搭便车者”免费享有），但是他实际收益 20 元，也足以补偿其成本并且还有盈余。至于他能否以服务费或别的什么方式从其他村民那里收取一些补偿，那取决于他的谈判能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谈判费用。但无论如何，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财富的集中使原本无利可图的事情，现在变得有利可图了。这是克服集体行动中“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一个十分便捷的办法。

这种财富集中所产生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我们把它看作是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制度环境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美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扮演了相当长时期的世界警察的角色，甚至现在也仍在继续。我们通常把战后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从 GATT 到 WTO ），看作推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架构，美国在其中所起作用显然是无法取代的。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美国治天下的合理性来。罗伯特 . 基奥恩等人干脆将美国治天下的逻辑称为“霸权稳定论”。 7

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制度，当然它也要追求一种回报，这种回报就是它所维持的秩序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国的利益。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这样的制度环境注定不会永久性地持续下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环境自身就存在着一种使自己失去其存在基础的破坏力量。

转贴于 二 、不平衡规律的制度性机制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已经有多种解释，这里我们沿着集体行动的逻辑对这种不平衡发展现象的一些制度性机制做一初步的分析。

根据前面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发展的不平衡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并没有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这里我们也并不打算全面讨论不平衡发展的最初基础。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建立在这种不平衡基础上的制度提供机制是不稳定的。把这两小节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要论证的是，发展不平衡形成了“霸权稳定状态”的前提，而“霸权稳定状态”内部却存在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从制度环境的变化过程来看，这种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制度服务的外部经济和弱国的“免费搭车”行为，会慢慢蚕食强国的统治基础；同时，后起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得到的“后起的优势”不仅存在于技术方面，而且也深深植根于制度安排之中。我们上文中所用的例子，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财富的集中是如何有助于制度的创立，同时也向我们显示了这种制度提供机制的极限。在那个例子中，我们找到的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所谓捷径，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大户提供维持秩序的服务，必要条件是，他为此所付出的成本能够由他的收益所补偿。只要这个条件具备，就可以绕开谈判过程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直接使那种由于交易成本的困扰而难以实现的制度安排得以实现。但是，不难看出，尽管大户的成本得到补偿，他付出努力所产生的巨大的外部经济，终将成为动摇他的大户地位的因素。开始时，共同体中其他每个成员从这种外部经济中所得到利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动态地看问题，我们不能忽略积少成多的累计过程。在“霸权稳定状态”下，强国维持秩序所付出的代价，变成众多国家的一个额外利益来源。可以说战后美国的一些盟国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了自己，从而最终形成了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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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大户或者强国难道不可以凭借的他（它）的统治地位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那里索取制度服务的费用吗？道理上可以，但经济上往往不可行。首先，制度服务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很难把拒绝缴费者从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这样的维持秩序的服务是由国家提供的，国家有征收税收的垄断权。而在我们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例子中以及在国际社会上，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与主权国家内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者，制度的外部经济，同时由为数众多的共同体成员所分享，每个成员在同一个时期得到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与每一个成员讨价还价只能收取极少的补偿。要将外部经济全部内部化，就需要同所有的成员进行这样的谈判。高昂的交易成本是阻止这种谈判的主要原因。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以税收购买这种服务。我们已经指出这样的机制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在这种状态下的秩序维持机制，是“霸权稳定状态”难以持久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国际秩序必然向多极化过渡的一个制度上的根源。 9

第二、为了维持霸主国的地位，强国通常还要承担额外的代价。因为在国际社会中确定领导地位并使这种地位得以长期维持，需要别国对它的合法性的普遍信赖和支持为基础。这种所谓威信的建立和维持，也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有时甚至要做出民族利益的牺牲。“如果其他国家开始认识到霸主国家的行动是为了谋求私利，并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背道而驰，那么，霸权体系就会大大削弱。如果霸主国公民认为其他国家在弄虚作假，欺骗行诈，或者为维持领导地位而付出的代价超过预期的利益，那么，霸权体系也会每况愈下。” 10

这也正是美国战后在处理国际事物过程中越来越频繁地碰到的一个问题。

同时，随着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作为竞争对手的崛起，霸主国家对它们的容忍也在降低。我们所使用的那个虚构的例子可以继续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提供帮助。起初大户在提供制度服务时虽然也会受到“免费搭车”现象的困扰，但是由于每个“搭便车者”对共同体利益的影响被所有成员分摊之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违章者自己得到的利益十分明显（营业额增加一倍）。当这些惯于违章的成员的实力不断壮大，他对共同体的影响也要随之增大。尤其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这种影响直接作用于霸主国家的份额，是跟霸主国家业已建立的地位密切相关的。由于霸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持的“股份”最多，违章国家所做的任何一件“投机取巧”的事情（尽管不一定直接针对霸主国家），前者所受的影响也是所有成员国中最大的。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霸主国家与它的新崛起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摩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和 70 年代后出现的主要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表现。

三 、从“霸权稳定状态”向“契约稳定状态”过渡

当前的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正在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现实。那么面对这一现实人们有理由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说财富的集中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话，似乎只有“霸权稳定状态”才是世界秩序的可靠保障。那么，在多极化的格局下，世界秩序又将靠什么机制来维系呢？会不会出现英国霸权崩溃后的那种混乱的局面呢？美国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他们对霸权时代的留恋。比如我们尊敬的吉尔平教授就坦率地说：“我的见解是，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不管人们是否把这种经济看作为某个集团国家所分享的集体商品或私人商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的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11

抛开民族感情等经济学家力所不及的因素不谈，客观地讲，“霸权稳定论”者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片面理解的基础上的。我们在上面着重分析的是，财产或权力的集中如何有利于一个共同体摆脱无政府状态。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非只有一种。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的关键在于克服“搭便车”现象，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方法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只是指出一种在保留“搭便车”现象的情况下，绕过这一障碍，从而保证对集体有利的行为得以发生。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种“捷径”。但是由于它的内在破坏力量，这样一种机制或许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机制。它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才能较好地起作用。

对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难题，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成员之间对违章者的监督费用以及处罚其违章行为的执行成本太高；二是缺乏对集体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激励机制。这两个方面中，前者可以使人们不顾“不以恶小而为之”的告诫，后者则恰好使人们放弃“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原则。做一件对集体不利的事，自己可以从中受益；并且由于集体成员较多，每个成员因此而分摊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局面当然是鼓励违章现象的。另一方面，做一件对集体有利的善事，自己所得只有 1/n ，而其他成员中的每一个所分享的利益也是接近于零。这样的好事即使有心想做，也会因为分散化之后谁都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失去其意义。这个极容易被人忽略的机制，使那些即使很善良、很有公德之心的人们，也会对集体事业存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动机。

集体行动难题的根源如此，那么解决问题根本出路也当然应该从这里寻找。从上面的似乎有些离题的分析中，我们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分散化。因此集体行动难题的严重程度也与分散化程度直接相关。成员越多的集体中，“搭便车”现象就越严重；成员少的集体中情况则相反；而在一种由若干个小集体以“联邦制”形式结成的大集体中，集体行动的难题通常也小于以其他方式组成的同样规模的组织。这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个很重要的推论。 12

小集体所以有效率，是因为成员少，因而集体决策的谈判过程费用较低；同时由于小集体透明度高，容易形成“选择性激励”，

有助于抑制 “搭便车”现象。而在“联邦制”的大集体中，上面的逻辑适用于其中的每个小集体；同时，大集体的决策过程是以其中的小集体为单位来组织的，这同样可以起到节约谈判费用的作用。虽然“联邦制”未必能够使最后阶段的谈判者减少到和小集体的数目一样多，但任何能够使集体行动中所涉及的问题得到充分协商，并且能够使谈判费用减少的制度安排，都将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这里的联邦制只是一个比喻，在一个集体所要进行的决策不断增多时，我们总会发现把问题分解成若干层次，以科层组织的形式加以处理对于节约信息费用和决策成本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在这方面的成功为我们理解其他的组织，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启发。

道格拉斯 . 诺斯曾经指出，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可以为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帮助。亨利 . 勒帕日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更明确指出：“从经济和技术的观点来看，分析民族国家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出现这个现象时使用的概念，和今天人们在解释十九世纪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相对的衰落及现代新式‘经理制’企业和‘多国’企业的出现时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其实任何需要组织的地方，过程所依据的逻辑大都是相通的。那么我们现在以同样的逻辑给“后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做一点评说，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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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多极化格局也正在形成中。这一现实使我们无法依靠象上个世纪的英国统治和二战后的美国霸权所形成的“霸权稳定状态”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新的制度基础只能从集体行动难题的其他解决方案中寻找。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及其同行们就把政治社会的合理基础确定在“社会契约论”之上。那是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而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的制度基础。但在实践中“契约论”的理想总是通过霸权者的掠夺行为来实现的。这是人类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也是不平等的结果。这种情况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从上个世纪的殖民扩张到二战后的霸权统治。现在终于朝向“契约稳定状态”发展。这应该说是本世纪国际关系领域中最惹人瞩目的变化。

我们这里所说的“契约稳定状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让度部分主权，形成在部分职能上超越主权政府的国际秩序的协调机制，用以协调和规范全球化条件下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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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集体行动的难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假设“国家是自私的”并不难，应该象假设“个人是自私的”一样自然。那么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大集体“联邦制”构想显然是既能得到理论的支持又正在被实践印证的一个假说。 15

这就是通过区域集团化，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化整为零地分层次进行。

战后兴起的地区一体化的运动，在 80 年代以来变成全球范围的一种区域集团化的浪潮。这实际上是顺应了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而在制度上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大国霸权地位的下降，推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缺少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基础。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进展，但是与技术条件以及企业的国际化所形成的强烈要求和可能性相比，国际范围的适应全球化进程的制度创新还显得相对滞后，所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区域集团化的努力，正是寻求避免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制度创新所必须承担的创制成本，这恰好符合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重要推论。那么，如何看待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呢？人们通常是从技术细节上分析两种形式的一体化对贸易和投资的具体影响，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区域集团化的努力由于减少了每一决策过程参与者的数量，使集体的规模变小，为全球化准备着坚实的基础。这正是在多极化条件下，制度环境变化的反映。通过区域集团化，可以逐步创造条件实现从“霸权稳定状态”向“契约稳定状态”的转变。

注释：

1. Karl Polanyi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Beacon Hill Boston.

2. 美国经济学家 Mancur Olson 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许多类似于“公共物品”的生产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参见 Mancur Olson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 Yale University Press. 后来有的学者将这一逻辑成功地运用于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并且使其得到很大发展。参见 Robert Gilpin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勒帕日（ 1985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11 － 12 页。这也是“公地的悲剧” 的另一种变体，现代博弈论中对这一类问题的分析有了更严格的方法。参见 Robert Gibbons (1992). Game Theory for Applied Econom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以及张维迎（ 1996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4.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有些情况下会有“见义勇为者”为此献身。但是把经济制度完全建立在“见义勇为”或者“主人翁责任感”的基础上，没有利益机制作保证，那是靠不住的。即使有可能的话，这个问题也最好由伦理学家去分析，经济学家对此不会有多大的作为。

5. 我们回避了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问题的讨论，原因只是那个问题所占的篇幅将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论文的题目。

6.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第 131 页。

7. 见 Robert Gilpin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03 页。

8. 吉尔平在分析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时写道：当美国发起建立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马歇尔计划，带头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时，它是按照开明的自私自利原则行事的。它从中得到的好处自不怠言。与此同时，不应该忘记，在战后大部分时期，美国为了盟国的团结，忍受了欧洲和日本对它的出口商品的歧视。见《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 107 页。我们可以说维持秩序的服务背后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市场的机制在起作用。不同的是价格是隐含着的，均衡过程来得更含蓄。

9. 造成一个国家经济上兴衰的原因是多样而复杂的，我们这里没有打算全面分析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全部原因，这当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不重要。我们这样做是由本文的重点决定的，同时也是因为我希望特别强调制度环境这个通常被忽略的因素，以便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些引起不平衡发展的其他因素多半是已知的。

10. 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 89 页。

11. 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 105 页。

12. 参见 Mancur Olson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第一章和第二章。

13. 勒帕日（ 1985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92 页。

全球经济体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零售支付；普惠金融

近年来，以银行卡支付、网络支付、移动支付、预付卡支付等为主体的零售支付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呈现出产业化、市场化、集群化、多样化等特征，服务主体、服务领域、服务形态、服务内容都与传统的支付体系相比凸显了新内涵。零售支付的广泛应用给予了消费者更多的支付选择，对重塑支付流程、削减金融运行成本、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升社会福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更广阔的意义而言，零售支付体系的创新发展在提高支付体系及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上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零售支付体系的界定

零售支付的提出主要是与大额支付相比较而言（CPSS，2012），综合来看，零售支付与大额支付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用的范围不同。大额支付主要应用于银行间交易，零售支付则更多地与消费者或企业购买的货物或服务相关，是一种市场化的应用。第二，应用场景的复杂度不同，大额支付是一种标准化、固定化的应用场景，而零售支付的应用场景更为复杂且较为分散，比如移动支付、网络支付等，面对的是需求千变万化的消费者。第三，参与主体不同，大额支付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而零售支付的参与主体则主要是商业银行、消费者、商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主体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第四，创新速度不同，大额支付作为支付体系的后台，以追求稳健为主，在服务的变化上较小，零售支付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支付行为，虽然仍然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加注重效率，注重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在服务形态上，创新迅猛。第五，支付工具的选择不同。大额支付的支付工具较为单一，而零售支付提供了多样化的支付工具选择，各类新型支付工具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在相关技术的支持下，各类支付工具不断前移，让消费者触手可及，满足了消费者随时随地的支付需求。第六，交易效率不同，大额支付在交易中通常具有交易时滞，而零售支付则实时支付、实时到账，更加快捷便利。第七，交易额度不同，大额支付主要是批发交易，额度要求较高，零售支付则是小额交易，没有固定的交易额度限制，但由于应用广泛、消费者人数众多，众多的小额零售支付交易规模积累起了大规模的市场应用。目前看，零售支付主要包括传统零售支付和新兴零售支付两个组成部分，传统零售支付以银行卡为主，得到了广泛应用，新兴支付以网络支付、移动支付为主，增长迅猛，受到广泛青睐。

二、零售支付体系发展的全球经验

（一）创新是零售支付体系发展的主导趋势

根据CPSS的一项研究，过去10年，零售支付是各国中央银行在支付领域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3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零售支付方面共进行了122项创新，15%的支付创新与卡基支付相关，20%的支付创新与网络支付相关。如果将市场主体中的零售支付创新纳入的话，零售支付的创新则不可估量。综合市场发展实际情况，在零售支付体系中，卡基支付、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创新主体，其中，移动支付和网络支付的创新行为更是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表1给出了世界银行一项关于101个国家在支持零售支付创新方面的调查，由表1可知，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移动支付和网络支付的创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支持。虽然ATM和POS领域的创新也广受重视，但在样本国家中，对ATM和POS终端的创新支持大都在60%-70%之间，对比而言，对移动银行和网络银行的创新支持则有了更高的提升，其比例基本在80%以上。

除了支付渠道及工具领域的创新外，零售支付的应用创新也是一个热点。一是社交支付高度活跃。脸谱支付、微博支付、微信支付以及其他社交圈的支付迅速发展，点对点、面对面支付成为可能，并且极受青睐，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二是动态支付的应用程度提升，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从固定终端或固定场所的支付应用逐渐拓展到地铁、公交、商店等碎片化的动态支付应用场景。三是支付衍生品不断增多，在支付功能上加载其他应用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如地理识别、感应特征等正在逐渐与支付功能融为一体。四是从商品购买行为的支付向理财、资产管理等领域的支付拓展。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支付应用不再局限于购物领域，在理财领域、证券领域（如中国的余额宝、佣金宝等）有了进一步的应用。五是跨境应用在不断提升，随着支付主体国际化合作程度的提高，支付正在与银行一道，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支付行为。

（二）人口规模大、收入较低的国家是零售支付体系应用的主体

从本质上讲，零售支付的创新应用是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表现，是对金融服务不足领域的有效填补。从全球范围看，存在着经济发达国家金融服务相对充足、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短缺的格局，存在着城市金融服务相对充足、农村金融服务短缺的格局。受限于金融服务的高门槛、高投入，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大量的资源倾斜来改善金融环境，后发优势难以体现。但零售支付体系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状，其成本低、覆盖面广、便捷性高，在不占用物理空间和柜台门面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金融服务的提供，PC、手机、电视、移动设备等都可以成为零售支付的载体和端口。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等零售支付的出现对渴求提升金融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犹如雪中送炭，激发了极大的创新和使用热情。由表2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银行的调查中，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创新性支付产品的交易量都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从创新性支付产品的交易量在传统电子零售支付中占到5%以上的比例看，低收入国家明显多于高收入国家。从人口规模上看，零售支付体系的特征更加明显，我们看到，在人口大于3000万的国家中，创新性支付产品的交易量呈快速增长态势，其比例明显多于人口规模在3000万以下的国家，其他两个指示同样展现了如此规律，充分显示了零售支付的金融普惠性。

（三）零售支付体系的发展推动了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应用

零售支付体系的发展为电子货币的应用提供了可能。随着电商、虚拟社区及其他网络交易的发展，零售支付体系的创新发展使电子货币可以较为轻易地实现转账交易及应用。表3中给出了2008年以来电子货币的交易额变动情况，在可统计的国家中，我们看到，电子货币都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如巴西，电子货币交易额从2008年的4.9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1.5亿美元；意大利在2008年时的电子货币交易额为67亿美元，到2012年，其交易额达到了162.9亿美元。从增速和规模上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从根本上得益于零售支付体系的发展。

（四）零售支付体系运行市场化、管理自律化

零售支付在全球各国的发展中都体现了双向发展态势，一方面各国央行加强顶层设计，从上至下推动零售支付体系的建设及安排，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效率及功能；另一方面，来自市场自发的零售支付创新也呈快速发展态势，展现了从下至上的特征及草根特性。这种双向发展态势更加凸显了零售支付体系在经济发展及社会民生中的积极作用。如表4所示，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零售支付系统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大发展。在管理上，大部分国家都对零售支付系统采取了市场主导的管理模式，交由支付清算领域的行业协会进行自律管理，以适应零售支付体系创新迅速、反映灵敏、贴近市场的特点，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通过行业协会运行着一个或多个零售支付系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由于零售支付还具有市场需求主导的从下至上的特征，因此，采取行业自律组织进行管理可以更好地感知市场需求，跟上市场节奏，在动态演进中更好地促进零售支付市场的发展。

三、零售支付体系发展的中国样本

基于人口规模庞大、城乡金融失衡及金融抑制等因素的存在，中国在全球中成为了零售支付体系发展的经典样本。零售支付的交易规模在不断扩大，在金融服务中的作用不断提升。

（一）零售支付体系发展的现状

1、市场规模扩大化

零售支付在中国的发展既有央行推动的零售支付体系的统筹安排，也有市场根据需求进行的创新性零售支付应用，呈现了多样化的生态体系。在央行、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等零售支付主体的大力推动下，零售支付市场规模加速扩张，形成了银行卡等传统零售支付业务和移动支付、网络支付等新兴零售支付业务并驾齐驱的发展格局。截至到2014年第一季度末，银行卡累计发卡量达到了43亿张。2014年第一季度，银行卡发生业务笔数128亿笔，金额110万亿元，银行卡渗透率也达到了47%以上。而5年前的2009年，其第一季度末的银行卡累计发卡量为18亿张，银行卡发生业务笔数42亿笔，金额34.02万亿元。从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规模看，2013年达到了16万亿元，而2003年时不足10亿元。可见零售支付市场近年来在市场规模上取得的成绩斐然。其中，网络支付、移动支付最为引人注目，2013年，银行处理网上支付1060.78万亿元，同比增长28.89%，支付机构处理网上支付业务8.96万亿元，同比增长30.04%；银行处理移动支付业务9.64万亿元，同比增长317.56%，支付机构处理移动支付业务1.19万亿元，同比增长556.75%。

2、应用场景广泛化

中国的零售支付呈产业化、集群化发展，并且高度市场化，其服务功能大幅提升，在各行各业深入渗透，服务的边界在不断拓展、重新定位。在服务对象上，从服务于商品交易领域到服务于资金转账、居民理财、财富管理等领域，从服务于B2C到服务于B2B和C2C，从服务于电商企业到服务于各行各业。在服务形态上，从银行卡形态的非平台化运营到支付宝、财富通等平台化运行，开放度和参与度大幅提升，资源集聚和整合能力大幅增强。在服务流程上，从线下支付与线上支付独立运行，到线上线下打通的O2O模式，便捷性大幅提高。在服务层面上，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社交网络的支付成为热点。在服务空间上，从境内支付到跨境支付，支付的国际化程度大为提升。总体而言，支付服务的边界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交易走到哪里，支付就渗透到哪里。

3、支付系统重要化

零售支付在服务内容及领域上表现出强特征的同时，其在金融基础设施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除央行布设的零售支付系统具有系统重要性外，一些起源于草根的零售支付系统随着用户规模的大规模拓展以及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广泛连接，也具备了系统重要的显著特征，比如支付宝，其庞大的用户规模、与多家商业银行的端口接入以及服务于大规模货币型基金的角色，令其具备了系统重要性的基本特征，一旦发生风险事件，传染性和扩散性很大，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预见，随着零售支付市场的繁荣发展，更多的零售支付系统会具备系统重要性。

4、金融功能普惠化

零售支付的另一个功能是推动金融普惠，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金融普惠的推广从根本上讲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需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供给，摆脱金融只服务于部分群体的现状，满足金融薄弱群体、地区的金融需求；第二个层面是对已经享受到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更多的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零售支付与金融普惠的要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众所周知的成本低、快捷、简便都是零售支付促进金融普惠的基本原因。零售支付的灵活特性还可以在满足同质同类的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打造定向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及满足度。从更广阔的角度而言，零售支付的创新发展还可以促成社会福利的提升，在更加宽泛的角度促进金融普惠的发展。零售支付的发展降低交易费用、增强便利性、缓释风险1，由此可设定一条支付技术边界曲线（PTF，payment technology frontier）和社会无差异曲线（SI，social Indifference），来识别零售支付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福利提升的过程。如图所示，横轴代表支付成本，纵轴代表风险，随着零售支付的发展，支付成本和风险都在不断下降，支付技术边界曲线逐渐向远点移动，在与社会无差异曲线相交的过程中，用更小的成本和风险都换得了同样的福利水平。

（二）零售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

1、市场分割依然存在

零售支付市场处于产业化、市场化的转型加速期，这里边有新老零售支付主体的碰撞、有新兴支付主体之间的竞争、有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的冲击、还有不同类别的支付服务商因利益分配问题而出现的拉锯战，市场还不能有效兼容，还需要进一步磨合和成熟。在这个发展阶段，市场分割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银行和第三方支付之间的竞合使得市场服务存在摩擦，银联与第三方支付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矛盾，电信运营商与第三方支付之间也有着分歧，这些分割的存在影响了支付市场资源的有效流动和配置，高度开放共享统一的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2、收费定价需要透明和统一

随着零售支付业务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线下业务向线上业务的转型和拓展，收费定价问题越来越凸显，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线上业务缺乏明确统一的定价机制，不同业务之间收费标准不统一，压价竞争较为混乱。二是随着线下线上业务的一体化，简单套用线下业务的收费及分润机制不再适用，利益纷争较大。三是线下零售支付业务的定价主要是银行卡的计费分润机制，虽然新的银行卡定价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阶段性发展需要，但随着银行卡业务种类的增多、向各行各业的渗透以及应用场景的多元化，政府定价形式将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需求。四是零售支付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质价不符的问题，好的产品和坏的产品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容易逼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3、标准评价及评估体系尚待建立

零售支付体系处于一个创新发展期，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创新性产品、工具、渠道等，提高了便利性和可得性，但风险同样伴随而生，有可预测的风险、也有不可预测的风险，有的产品可以推出后即面向市场，有的产品需要有待观察后面向市场，还有的产品可能风险过大，不适宜面向市场，需要一套标准及评估体系对其进行考核和评价，设定一些量化指标，建立风险评估的升降级制度，使消费者能够时刻享受安全便捷的产品。

4、面临着转接清算市场开放的国际竞争格局

零售支付的市场竞争目前已经面临着“狼来了”的压力，大型国际零售支付服务商如Visa、Master等都在觊觎着中国市场这块蛋糕。国际经验表明，这些国际组织的进入往往给东道国的零售支付带来致命性的冲击。但在国际压力下，我国很可能在转接清算市场上进行有限开放，以平衡国际利益格局。届时，我国的零售支付组织能否顶住压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但在国际组织进入前，把自身存在的问题先清理好、苦练内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不要使去IOE2这一情形在零售支付行业仓促发生。

四、政策建议

（一）建立高度透明、有效促进支付市场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

价格机制具有较强的杠杆作用，可以较好地引导资源流动，促进行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行业更好地发展。因此，加强收费定价机制建设是一个重点问题。一是推动传统零售支付市场的定价机制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型，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需要。二是在新兴线上支付领域加强机制建设，做到同质同类业务定价标准化，差异、特色业务溢价合理化。三是研究线上线下一体化业务的收费定价机制，做好利润分配，维护好各个参与方的利益。

（二）建立有效的评估体系，形成有效的监测机制

评估体系的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新产品的评估体系；二是风险评估体系。根据零售支付业务发展特点，设定有效的评估方法、评估标准，进而形成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在建设的过程中，可根据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先支付机构内部后全行业的原则，逐步推进，最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评估体系。一方面使市场主体在自身业务开展的过程中可以进行风险的自测，另一方面降低监管成本，增强监管部门监管的针对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三）建立合作共赢的理念，让市场各方都能够从零售支付市场的发展中充分受益

零售支付是一个大市场，每个参与方都可以从中受益，但在发展初期，容易因为市场占有率问题发生摩擦。市场各方应充分认识到先将蛋糕做大的必要性，在产业链中找好自身的定位和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把零售支付市场的生态体系建设好，做到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利益攸关方，都是建设者，共同在市场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寻找机会、分享成果。

（四）站在全球零售支付发展竞争格局的视角来建设我国的支付市场

市场主体参与国内竞争的同时，还应站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视角来看待行业发展问题，共同把国内零售支付市场发展的规则建立起来，把市场秩序维护好，利用政策保护期，加快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做好市场开放时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准备。同时走出国门，在海外积极发展我国的零售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必要的服务。

参考文献

[1]CPSS， Red Book statistical update，2013.

[2]CPSS， Innovations in retail payments，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novations in Retail Payments，2012.

[3]The World Bank， Innovation in Retail Payments Worldwide： a snapshot，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eries Pay-ment

Systems policy and Research，2012.

全球经济体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房地产；全球化；营销对策

近几年来，房地产业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国家还是老百姓，都对房地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中国房地产业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增长周期，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大大削弱了房地产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其次是个人房产占到了房地产投资的主体，房地产离来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近，成为老百姓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热点，并且已经具备了新经济增长点的特征和条件。由于人口的不断膨胀，因此对于房地产的潜在需求也在不断上升。由于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因此人均住房面积会不断扩大。最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在WTO框架下延续，从根本上改变了房地产业的成长环境，大大提升了房地产业的景气度和影响力。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业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具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城市化的扩展速度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条件。并且在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还将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这将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拓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周期，使房地产业成为持续成长的产业。经济全球化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促使房地产在成为消费和投资热点的基础上，迅速成长为支柱产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们可以用30-40年时间，跨越式走完西方国家过去用50-70年才能走完的路程，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大量外商将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时，与房地产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进口，将大幅度增长，促进了房地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的品质提高。最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促使中国加快金融业、保险业的全球化进程，这将给中国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注入强大活力。海外房地产发展商进入中国房地产业，必然推动中国房地产业的企业重组，提高房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增强房地产业的竞争力。

二、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供给结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造的房屋面积过大，一般新推出的小区户型都在100平米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资料2009年全国9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供给只占总供给的15%。二是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自从政府倡导施行廉租房政策以来，我国每年对于年租房的投入占到住房总投资的1%，这个数字与国家大力提倡的政策是相矛盾的。虽然从2008年开始，国家开始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但是实际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除此之外，高额的房价还与过热的投资有关，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慢于许多发达国家，在很多制度性的环节上还存在漏洞，这就给了投机者以机会，利用一些房屋买卖、持有等环节上的漏洞炒房，导致房价飞涨，加大了外资、内资对住房的投机炒作力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裕的老百姓的投资渠道相对较少，于是房地产是除了股市之外的获利最丰的选择，大量的热钱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哄抬房价，形成了诸如“温州炒房团”等闻名全国的炒房团伙。据2011年3月3日的《参考消息》文章报道，在过去18个月里，中国市场上的投机性买房增加了60%。除了炒房，投机土地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土地也存在着严重的投机现象。据中国广播网2009年11月8日报道，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企业不建房子，而只是来投机倒腾土地。而且囤积土地也多少没有成本。据统计，截止2009年第三季度末，全国排名前10名的上市房企囤地规模已经达到3亿平方米。虽然国家出台了法规，明确规定闲置超过1年的土地要征收20%的闲置费，超过2年没有开发的要无偿收回。迄今为止，中国闲置土地被收回的案例却很少。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末，全国排名前10名的上市房企囤地规模已经达到3亿，平方米；到2010年5月，全国上报的闲置土地2815宗，面积达到了16.95万亩

相对于热闹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质量去呈下降趋势。占到全体居民数量的60%中低收入者，他们中的85%没有能力购买房屋。由于没有能力购房，许多家庭三代甚至四代同堂在狭窄的空间里生存，居住质量可想而知。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为了缓解居住压力，不得不过着群租、蜗居的生活。与此同时，全国的空置房达到了惊人的6540万套。

另外，中国房地产营销也存在问题。我国房地产的起步较晚，从一般的营销概念向房地产专业的营销理论转化时间也较短。目前关于房地产的营销理论还都集中于宏观的分析上，例如全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大方向的房地产营销策略等等，这些宏观的理论往往流于空泛，缺乏深入的，科学的研究，对于具体的实际操作没有借鉴作用。当代的房地产市场营销需要的是那种微观的、对某一小区、某一类型，甚至某一楼价上的具体问题的分析，这是开发商或消费者最关心的。因此，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营销理论研究应该从一般市场分析向在宏观分析基础上以微观研究为主的方向发展。在消费者需求方面，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心理与特定的消费需求研究极少，而这恰是市场定位中必须的。在广告方面，不同广告类型效果评估、同一媒体广告在不同时间档上的广告效果等的分析，都是市场营销所必须的。所以，随着营销的进一步发展，仅仅满足于一般市场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大大加强微观方面的研究。

鉴于以上问题，中国房地产业要想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学会用“双赢”的理念引导房地产开发，既要保证开发商的利益，又要保护广大业主的利益，坚持为业主创造价值，承担社会责任，为子孙后代建造高质量、美观大方的房屋为己任，精心打造物业管理，贡献出更多更好的地产精品，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居住质量。对于政府来说，要运用好宏观调控的职能，切实调整房地产市场结构，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降低从事房地产业的进入壁垒，提高市场门槛，实施大规模的企业购并和资产重组，不断提高房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和产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启示[J]. 中国建材资讯, 2009,(01) .

[2]郭庆. 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原因分析[J]. 陕西建筑, 2008,(08) .

[3]李顺. 中国需要实现房地产彻底转型[J]. 丹东海工, 2010,(00) .

全球经济体系范文第5篇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