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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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倍增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收入倍增；实施措施；改革
在党的十会议上，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内阁也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之后，于1968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1961年的日本有很大的类似。
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郭士信（1986）认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动员了国民劳动热情，加强了生产与消费的联系，并明确区分出政府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不同政策，有助于解决双重结构问题，适应了经济的发展。张车伟、蔡翼飞（2010）通过研究日本实施计划过程中企业间与区域间的工资差距、主要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等相关数据，认为需要从改革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在劳资对话中话语权、促进劳动力流动、壮大中小企业等方面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李长安、庄芳（2010）认为，中国应当以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级作为计划的核心，辅助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实施中国的倍增计划。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
二战以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日本经济经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鲜战争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影响，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自此进入了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时期，经过“神武景气（1955-1957年）”和“岩户景气（1958-1960年）”两次“景气”高速经济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富裕，但同时也暴露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经济社会矛盾表现为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
（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
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南于贸易自由化压力不断的增大，原来依赖于低附加值的丝绸、棉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贸易立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结构慢慢失去竞争力。在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和用工数量，其结果又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国内需求严重不足。而日本在此期间经济增长又过度依赖投资，一度陷于“投资引起投资”的循环模式，更加深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就历史原因来说，日本经济工业化本身并不彻底，加之二战过程中国民经济体系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二元结构状况。当年的日本存在农村人口严重过剩，受限于日本的国土面积以及农户土地规模，农业从业者与城市劳动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加之1955—195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首次周期性危机，日本在此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传统行业失去优势，造成大量失业等导致居民收入进一步下降，收入差距拉大。
（三）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
日本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80%。然而，当时许多中小企业以低工资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经营特点，工资收入等与大企业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日本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当年的日本要素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劳动者普遍缺乏通畅的利益诉求渠道，劳动者在劳资对话中处于劣势。加之生产过剩以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原因，日本当年的失业率过高，劳资关系比较紧张，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稳定。
正是以上原因，迫使日本政府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国民收入过低引起的社会矛盾，化解不平衡增长，保持经济持续性发展。
二、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政策措施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
1 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与“新产工特”制度。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从而加强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同时扩大就业和收入，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当年日本出台的计划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制定了社会资本的最大限度规模，谋求充实社会资本的行政投资相当于企业设备投资的比例，即从开始实施的1：3到1970年度的1：2左右。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主要在四个方向，即合理规划产业的分布、建立综合交通系统、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以及加强国土保护。围绕这四个方向，日本在1962年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全国近30个地区列为“新产业发展城市”和“工业整顿特别地区”，配套进行交通、用水、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工厂企业向上述地区搬迁转移，缓解东京、大阪等城市因城市人口过密所带来的生产生活问题。而后这些城市和地区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沿海工业地带的主力。这所谓的“新产工特”制度不仅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后期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且后来对日本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布局产生巨大影响。
2 财税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在财税政策与社保机制方面主要实施合理化的税收制度，妥善运用财政贷款资金以及推进社会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合理化的税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由表-1可以看出，1955—1970年日本全国税收占GDP比例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最低，税赋水平不超过20%，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计划实施期间，日本政府采取低税赋政策和减税政策，并将其作为提高国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将高速增长带来的大部分税收用于减免个人所得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增加家属扣除额度。而针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政府采取对低收入群体的“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收入越低的阶层从国家财政得到的补助和扶持就越高。对于社保机制的完善，日本政府在实现全民“皆保险”的基础上，相继出台针对儿童、老人等人群的法律法规，维持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保障福利机能。
（二）政府对企业以及产业层面的引导措施
1 确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体制。日本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80%，而1961～1970年日本工业结构进一步现代化，新建了不少新技术新设备的大型企业。落后分散的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矛盾突出，实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平衡关系。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拉动生产率，是实现倍增的重要手段。日本确立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紧密协调的体制，并提倡在大企业周围组织一系列的中小企业为其服务，作为其零件产品的承包企业的“系列化”做法。在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由大公司供应设备、派遣技术人员甚至管理人员加强联系并由政府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方式。这种做法对大企业来说，首先，可以减少利润总额，降低税率，提高资本的纯利润率；其次，中小企业有大企业需要但不经常使用的设备，承包出去可以节省投资，降低成本；最后，中小企业的工资相对较低，可以降低用工成本。对中小企业来说，首先，可以利用大企业的品牌节省营销费用；其次，可以从大企业获得最新的技术、信息以及稳定的订货量，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持久经营。
2 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重点放在高度加工的产业上，以适应世界市场的出口结构，并且以机械工业和化学为轴心进行。工业生产不单纯追求数量的扩大，还针对实现产业机构高级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提高设备现代化水平确立生产专业化体制、确保海外原料稳定廉价供应、整顿工业地带环境调整产业布局。
而日本农业的增产措施与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是先水利化、化肥化，而后逐渐推进机械化。在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农业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以保证_T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即淀粉食物减少，蛋白质食物增多，增加畜牧业的产量。日本政府首先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产品补贴，仅对农业的政府补贴就从1960年的747亿日元增加到1969年的3023亿日元。其次，实施《农业基本法》，转移农业人口，增加非农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根据统计，自1960年开始，日本将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形成了40%农户充分就业的小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获得了大量的现金，切实提高农户基本收入和消费能力。
（三）银行及金融政策
1 对消费信贷的支持。由1965开始，随着日本进入彩色电视机、空调机、小汽车等所谓的“新三大件”耐用品的普及时期，日本政府扩大了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在此之前，日本各银行的消费信贷发展缓慢。直到1965年，日本全国各银行的消费信贷净额只有597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达9404亿日元，5年间增长了14倍之多。正是由于消费信贷的扩大，带来耐用品的普及，从而由消费增长提升了资本积累。而耐用品的消费提高也从消费层面凸显了机械工业的战略性行业地位，加快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2 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为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企业层面的二元结构，收入倍增计划特别提出要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缩小规模差距，培育中间企业，促进零星小企业组织化。作为对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持，政府、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等对中小企业出台专门的信贷支持政策，主要有四个措施：一是加强政府的指导和支持，总理府下设中小企业政策审议会，努力增加中小企业获得国家订单和劳务的机会；二是加大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等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三是实现承保交易标准化，防止大企业拖欠承包款；四是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等10部法律，鼓励中小企业革新技术和扩大规模，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推进企业兼并和联合投资。
三、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效果及评价
单从数据比较来看（见表-2），日本在经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各项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其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1.4%，在1968年就提前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均个人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9.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达到实施期初的2.76倍。人均消费的提高，提升了有效需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产业结构有明显的调整和优化。而农业、工矿业水平以及进出口额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从外部及内部环境上看，首先，从1965年开始，在公共事业开支猛增以及日本政府筹办大阪万国博览会的刺激下，日本开始发行财政赤字公债，进行了一系列建设，扩大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其次，1965年美国入侵越南引起了日本的“特需”；最后，日本的“新三大件”的普及，引起个人消费猛烈增长。日本从当年自身的矛盾出发，出台适应自身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布局，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国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加之日本当时的军费支出很低，日本政府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公共事业的支出，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一）通过产业调整及扩大内需解决“产能过剩、内需不足”
日本政府首先通过实施“新产工特”以及协调大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职能，积极调整了产业结构。其次，通过税收减免、最低工资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提升了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最后，通过扩大消费信贷等金融措施，有效地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根治了经济中长期“投资引起投资”的恶性循环，成功解决了“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
（二）通过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解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新产工特”制度不仅仅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针对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吸引工厂企业向“新产工特”地区搬迁转移，不仅有效改善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人口过密的问题，而且有效改善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积极推进中小企业改造，促进中小企业规模经营和调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逐步拉近中小企业的工人收入与大企业工人的收入水平；针对工人与农民的收入不平衡问题，政府一方面引导农业劳动力向工业专业；另一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倾斜，促进农民收入提高，逐步消除收入差距。
（三）通过产业调整以及完善工会制度解决“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
日本政府首先通过加大公共设施项目的建设来缓解失业问题；其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失业问题。日本通过完善工会制度，加大了工业在劳资关系谈判制度中的话语权，很多企业还实施了“终身雇佣制度”提升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极大地缓解了“劳资关系紧张”。
可以看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在国民收入倍增的基础上，带来一场消费革命，使日本于1968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生产效率、教育水平都有明显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的提高。
四、对中国收入倍增计划的启示和思考
由表-3数据可知，从人均GDP数据来看，按照2005年价格指数计算中国人均GDP为3873美元，而日本为3251美元，都已经突破人均1000美元的“贫困线”，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大于3000美元）。从产业结构来看，1961年日本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12.9%、47.2%、39.9%，而农业就业比重为29.0%；2010年中国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10.1%、46.8%、40.1%，农业就业比重为36.7%。对比发现，中日在三次产业比例上相近，而中国在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上高于日本。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验，中日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都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比例低于20%，第二产业比例最大。从社会福利指标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更大，收入分配差距相比当年日本更大。而在恩格尔系数的比较上，中国的城镇家庭35.7%略好于当时的日本37.7%，农村家庭41.1%略差于日本，由于日本数据为整体社会家庭恩格尔系数，中日在恩格尔系数方面类似。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类似。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与当年日本类似的问题。而中国于2012年也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欲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因此，日本当年收入倍增计划的措施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本文认为，实施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应从政府、企业以及银行三个层面来实施。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
1 规划新的产业布局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内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中国的出口空间受到较大的挤压，原本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严重的布局不合理问题。中国应该从长远出发，规划新的着眼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产业布局，在解决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东部发达地区积极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的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上的倾斜，让其在自身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农业就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城镇化建设不仅是破除中国二元化经济体制和格局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城乡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要逐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为城镇化建设融资拓宽渠道，引导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改变现行的依靠农民的土地、资源和积累支持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倍增。
2 财税政策及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发挥税收调节收入的功能，缩小收入差距。中国税制改革应着眼于以下几点：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征税对象的个税征管体系，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负；二是在再分配方面，加快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步伐，发挥财税杠杆作用；三是在税制改革中加快调整税制结构，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总体比重，减少终端消费者负担。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从提高以下三类人群收入着手：一是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收入；二是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证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贫困标准和企业退休金与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挂钩；三是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
（二）政府对企业的引导措施
1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行资源价格改革，形成市场价格体系，打破政府管制和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开放由国企垄断和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以期产生新的经济增量，让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更公平的环境内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寻租空间，降低交易费用，营造完善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0让市场在淘汰“产能过剩”的低效率、高能耗的企业的同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让生产创造消费，培育出新的消费热点，同时也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2 壮大中小企业，保障充分就业。中小企业是解决“失业率高”的根本途径，壮大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中国来说非常必要。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鼓励中小企业革新技术和扩大规模，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推进企业兼并和联合投资。
（三）银行及金融政策
农业倍增计划范文第2篇
关键词：“出口倍增计划”；“再工业化”；马氏距离匹配；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1407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对经济和消费的信心跌至最低，美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为了夯实实体经济和增加就业，美国对贸易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在“自由且公平贸易”政策框架下实施了众多贸易保护措施，强化了制度在美国贸易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立法推出了“购买美国货”等贸易保护措施，还出台了包括“出口倍增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3月签署的国家出口倡议）、“再工业化”等一系列刺激出口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借此助力已经“金融化”的美国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加速经济复苏并增加就业。此次“出口倍增计划”包含了确定的时间表与出口要求，即在5年之内使出口翻倍并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自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提出这一计划已经近五年，它的各项措施是否按计划落实，出口数据和就业数据是否能够实现翻倍目标？该计划对美国经济有哪些影响？笔者通过数据为其做一次客观评价。
国内外学者对“出口倍增计划”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该计划实施初期，胡拓坪[1]从计划制定的背景着手，分析了美国提出此项计划的原因。PIIE[2]解析了该计划的各项措施，张汉林和魏磊[3]及王丽娜[4]总结了该计划的特点。徐康宁[5]从国际分工角度，黄志龙[6]从计划实施前景，马鑫[7]从全球资源争夺方面预估了该计划的实施效果， Bergsten[8]发现“出口倍增计划”能否成功实施还取决于美元参与全球汇率博弈的结果，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升值均促进美国出口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并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申恩威[9]从贸易摩擦、高科技产品出口和汇率方面进行辨析，Lee[10]、Piffaretti和Rossi[11]提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式是美国重振出口的关键。在该计划实施末期，华迎和张莉[12]通过相关数据对计划的效果进行了评估，预计该计划不能如期实现既定目标，并由高攀[13]深入分析其落空的原因。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政策效果在国外经济学文献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如Gruber和Poterba[14]与Feldstein[15]运用该方法分析美国税收改革法案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国内学者周黎安和陈烨[16]与邵敏和包群[17]等运用该模型研究中国税费改革、股权改革等。综上所述，一方面，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美国“出口倍增计划”颁布初期，多是对“出口倍增计划”中措施的评判及目标的预测，缺乏对“出口倍增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跟踪研究，尤其是对“出口倍增计划”到期后的系统评析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在分析“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和影响时鲜有采用经验研究做支撑，本文的研究将弥补上述两方面的不足。
二、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进展及出口现状
1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进展
本文将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提出“出口倍增计划”的措施按实施进展归纳为4项，即支持出口实体、促进出口的服务措施及保障、调整贸易政策和促进服务出口并恢复宏观经济平衡。
在支持出口实体方面，TPCC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已帮助了约15 000家美国企业实现了总额高达1 840亿美元的出口。仅在2012年，超过2 718家美国公司通过与ITA合作进行首次出口或开拓新的出口市场[14]。同时，ITA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支持了2178万个和4293万个就业[15]。
在促进出口的服务措施及保障方面，ITA的国际买家计划招募38 000多个外国买家来访问美国主要的贸易展会，并直接与美国公司进行联系。截至2013年年末，通过该计划达成的出口数额高达2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协调了135个贸易代表团共1 463家公司赴55个国家参展，借此获得了超过220亿美元的出口销售额；美国贸易和发展署（USTDA）不断增加反向贸易代表团的投资，仅2012年使3 400家美国公司与超过450个外国买家对接[15]；2010―2012年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中心指导164家农业企业加入农业贸易代表团，创造了3 800万美元的销售额；美国进出口银行于2012年为私人部门无法提供服务的企业提供了357亿美元的授权和500亿美元的境外金融支持[16]。
在调整贸易政策方面，美国正积极地同20多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包括WTO、TPP和APEC。其中，美国与亚太国家进行的TPP谈判为美国扩大出口创造了重要的新机遇，并支持美国国内高薪酬的就业。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农产品出口和服务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仅在2012年，亚太地区吸收了美国60%的产品出口和75%农产品出口[17]。
在促进服务出口并恢复宏观经济平衡方面，2013年美国服务出口总额高达6 81721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3016%，较2009年增长了3401%[18]。在此期间，美国正式进入新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TISA其他21个成员方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几乎占全球服务贸易的2/3，同时美国每4个就业岗位有3个在服务部门，推进谈判有助于促进美国服务业出口和相应的就业水平，2012年服务业每出口10亿美元能带动约4 000个就业岗位[19]。
2“出口倍增计划”实施后美国出口现状
截至2014年年末，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未能体现在出口数据上。虽然该计划实施初期美国出口总额大幅增长（2010年出口增长1687%，2011年增长1455%），但是2012年美国出口总额的增长快速回落，仅为463%，2013年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为275%。若要实现2010―2014年的出口数额翻倍，则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必须要达到3896%，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来看，2014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35万亿美元，仅比2013年增长了286%，与2009年出口总额158万亿美元相比较，未能实现翻倍目标[18]。
美国出口促进就业的效果显著。2013年美国出口带动了1 130万个就业，是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值。其中货物出口带动了710万个，服务出口带动了420万个，每出口10亿美元能带动5 590个就业岗位[18]。2009―2013年经美国出口新增的就业岗位数已达160万个，依此速度增长，到2014年年底实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万个就业岗位的可能性较大。
三、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效果分析
为了考察“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借鉴计量经济学“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和“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进行评估。从世界范围看，“出口倍增计划”一方面，制造了美国出口在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在同一时点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基于这双重差异形成的估计有效控制了其他共时性政策的影响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事前差异，进而识别出促进出口政策所带来的因果效应。
1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了美国50个州和1个特区作为试验组，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尚未出台明确的出口促进措施的其它国家作为控制组，依据与美国的贸易往来以及GDP等指标，初步确定欧盟28国以及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国等27国共55个国家作为控制组。考虑到本文是对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进行经验检验，所以选择了与出口具有较强关联性的指标，即出口额、人均GDP、就业人数、人均收入和国内投资（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用特征向量“房屋建设”表征美国国内投资），并将其作为决定试验组和控制组的特征向量。
（1）出口额主要以出口规模来衡量。美国各州出口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中的外贸数据库；欧盟28国出口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欧盟统计局（EUROSTAT）；其他27国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2）人均GDP。考虑到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供给与需求，美国调整后的人均GDP采用美国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与其排名前20的贸易伙伴国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的乘积，数据来源于BEA；欧盟28国调整后的人均GDP数据采用欧盟28国人均GDP与其前20个贸易伙伴国人均GDP的乘积，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调整后的人均GDP采用27国人均GDP与其前20个贸易伙伴国人均GDP的乘积，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就业人数。美国各州就业人数来源于美国劳工部；欧盟28国就业人数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就业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4）人均收入。美国各州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28国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用人均调整国民收入净额表示，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5）国内投资。美国该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各州房屋建设数据；欧盟28国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的企业房屋建设数；其他27国数据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房屋建设数。
将上述变量用于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双重差分方法的作用在于构造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相关地区所组成的试验组和没有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相关地区所组成的控制组，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对比“出口倍增计划”发生前后试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从而检验“出口倍增计划”的政策效果。考虑到作为试验组的美国与作为控制组的其他国家在选取变量之外仍有差距，我们采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尽可能地缩减这种差距，并为试验组地区确定最相近且合理的控制组地区。
2 数据匹配和检验结果
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寻找模型中试验组成员特征中最为接近的元素作为控制组，使得模型差异的检验更加可信。对于试验组元素i∈dit=1和控制组j∈dit=0，d是取值为0或1的虚拟变量，表示元素是否属于特定组别，用Dij表示试验组元素i和控制组元素j之间的马氏距离，其定义如下：
Dij=（Zi-Zj）TV-1（Zi-Zj）T （1）
其中，Zi和Zj分别表示试验组和控制组的匹配变量的向量，V为匹配变量的协方差矩阵。通过计算Dij，其最小值对应的控制组个体j就是与实验组个体i最接近的控制组个体。因此，控制组个体j就是匹配实验寻找的对象。具体而言，如果Dij满足如下条件：
Dij=min（Zi-Zj）TV-1（Zi-Zj）T（2）
则控制组元素j就是马氏距离匹配的最优值。在进行马氏距离匹配时，首先需要确定决定试验组和控制组的特征向量Z。根据2009年数据，具体的匹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匹配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匹配控制组的元素是33个国家或地区，其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韩国、挪威、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试验组和控制组对于5个特征向量在匹配之前具有显著的差异，而匹配之后的差异不显著，这说明选择的控制组元素和试验组具有可比性，这是后续双重差分模型建立的基础。
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对式（6）进行初始检验。通过该检验，我们要观察试验组元素和控制组元素在实行“出口倍增计划”后其出口额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系统差异，则认为“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对美国的出口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为了对初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本文还将试验组中的元素划分为沿海州和内陆州两个子样本进行估计，这样可以同时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初始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异方差-自相关一致标准差估计值，*、** 和***分别表示1%、5%和10%置信水平下显著。
由表3可见，第（1）、（3）和（5）列分别是全部样本、沿海州的子样本和内陆州子样本的基础方程回归结果；第（2）、（4）和（6）列是在基础方程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treated的系数来看，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2009―2011年美国实施的“出口倍增计划”在出口方面没有其他国家效果明显；从变量time的系数来看，在全部6列样本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其结果更为显著，表明2009―2011年美国全部州出口水平显著提高（与自身相比）；从决定“出口倍增计划”是否有效的核心变量ep的系数来看，在加入控制变量的第（2）列和第（6）列有负向的弱显著，表明“出口倍增计划”对该时期的出口具有一定的负面效果，尤其阻碍了美国内陆州企业的出口，而对沿海州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受未列明的其他因素或变量的影响，例如美国对外投资、外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能源价格和金融服务等；从控制变量gdp的系数来看，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该计划对美国GD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控制变量em的系数来看，无论是全部样本还是在沿海州和内陆州的子样本，该计划对促进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控制变量epr的系数来看，均显著为正，表明“出口倍增计划”确实可以显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论是沿海州还是内陆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响程度基本一致；从控制变量hc的系数来看，出口对于国内投资的拉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回归方程对全部样本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初步检验结果较为稳健。
5 滞后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2009年与2010年、2011年、2012年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从ep的系数看，2009―2011年，2009―2012年模型的估计均显著，说明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系数的估计为负，表明了“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对于美国的出口具有负向作用，其中2012年该“出口倍增计划”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且可能进一步延续，这与前述2009―2013年美国出口增速放缓的结论相互印证。其他控制变量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差异较小，计划施加的作用效果较为平稳。
四、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绩效评析
1“出口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从数字上看为2010―2014年的出口数据翻倍，2014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35万亿美元，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相比，未能实现翻倍目标。然而，受其影响，美国各项经济指标在此期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可能会实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万人的就业目标。虽然“出口倍增计划”的出口规模翻倍目标未能实现，但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出口倍增计划”对出口的政策效果不明显，对就业、收入水平和投资的拉动作用较强
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出口倍增计划”对促进美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是负面影响，这与本文对此次促进出口措施的分析和2012―2013年美国出口增速大幅降低相互验证。然而，美国出口水平相比计划提出前有所提高，可能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一系列应对措施的影响，未列明的因素对出口水平的影响较大。第二，该计划对就业水平的作用较为显著，这与经验分析之前效果分析中的“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显著提高”结论相契合。第三，该计划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GD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美国GDP贡献较大的是私人消费与投资，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14%，其占GDP比重甚至为-301%[20]。同时，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也处于经济复苏阶段，因此，该计划对于提升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需求作用为负。第四，“出口倍增计划”确实可以显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论是沿海州还是内陆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响程度基本一致。第五，对于国内投资的拉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得益于美国贸易代表团模式的反向贸易或逆投资现象。
3 美国没有实质性地回归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重新审视原有的基于泡沫和疯狂投机的“金融化”的发展模式，不想继续成为全世界进口者和最终消费者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后依托，从而提出包括“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表现出美国更多地依靠实体经济平衡经济增长方式。然而，实际数据显示，美国出口并没有出现预计的强劲持续复苏。消费和投资仍然是拉动美国GDP增长的两驾重要马车，原因可能是受到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以及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出现使石油价格下降，由2008年7月11日的14725美元/桶降至2015年1月13日的4420美元/桶（美原油连CONC指数），企业具有成本优势。同时，美国巨大的市场和“再工业化”政策的激励，使得全球投资者竞相对美投资，2006―2013年美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由金融危机时最低的1 43604亿美元（2009年）快速增长至2 30768亿美元（2013年）[18]，增幅高达6070%，迅速恢复并超过金融危机前水平。这些因素弱化了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此外，受美国传统产业结构影响，近四年来美国出口构成中货物与服务出口的比例此消彼长，服务出口增长优于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带动的就业岗位增速超过货物带动；货物出口空间被压缩，使出口配合“再工业化”夯实实体经济的效果打折扣。综上所述，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因金融危机而实质性地转向对外贸易，“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未达预期，但该计划却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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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倍增计划范文第3篇
一、方城县粮食生产现状
方城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北隅，伏牛山东麓，唐白河上游。县域东西长72km2，南北宽61km2，总面积2542km2。全县辖15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557个行政村。总人口106万人，总耕地面积10.9万hm2。方城是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常年粮食产量占南阳市的1/10，占河南省的1%。2010—2013年被评为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2012年、2014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方城县粮食作物主要种植模式是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制。小麦主要种植品种有衡观35、新麦21、西农979、豫农202、许科316、周麦23、郑麦9023等。玉米主要种植品种有郑单958、登海605、伟科702、吉祥1号、中科11、金赛211、先玉335、北青210等。方城县小麦常年种植面积7.3万hm2，玉米种植面积6万hm2，加上其他杂粮，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在13.3万hm2以上，且程逐年上升趋势。全年粮食产量8亿kg以上。2014年小麦良种补贴落实面积7.933万hm2，玉米良种补贴落实面积6.761万hm2。2014年夏粮单产442kg，秋季遭遇严重旱灾，秋粮减产，每667m2产量335kg，全年粮食产量8.65亿kg。2015年夏粮单产451kg，总产5.36亿kg。
二、粮食生产资金管理情况
（一）2012—2014年粮食生产支农资金投入情况
2012年，方城县共投入粮食生产支农资金11866万元，其中：农综开发项目资金3614万元，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类项目资金600万元，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2832万元，农业高产创建项目资金176万元，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资金40万元，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经费115万元，农机购置补贴项目资金1432万元，病虫害防治资金10万元，小麦“一喷三防”项目资金475万元，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资金2572万元。2013年，方城县共投入粮食生产支农资金12261万元，其中：农综开发项目资金3499万元，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类项目资金875万元，早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2708万元，农业高产创建项目资金176万元，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资金40万元，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经费115万元，农机购置补贴项目资金1666万元，病虫害防治资金19万元，小麦“一喷三防”项目资金475万元，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资金2688万元。2014年，方城县共投入粮食生产支农资金9561万元，其中：农综开发项目资金2820万元，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类项目资金1025万元，抗旱救灾项目资金285万元，农业高产创建项目资金160万元，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资金38万元，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经费115万元，农机购置补贴项目资金1840万元，病虫害防治资金3万元，小麦“一喷三防”项目资金482万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64万元，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资金2729万元。
（二）倍增计划项目
1.种植类项目。2012年，方城县倍增计划种植类项目资金1107万元。该项目经省财政厅批复项目区建设面积0.24万hm2，其中：建设3个万亩高产示范区，5个千亩高产示范方，10个百亩高产攻关田。通过“良种推广，综合配套技术推广，高产开发示范带动”等内容实施，在2015年全县旱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项目区花生单产由前3年平均单产310kg提高到361kg，增幅达16.5%。2013年，方城县倍增计划种植类项目资金1310万元。该项目经省财政厅批复项目区百、千、万花生示范田，面积共计0.24万hm2；十个百亩高产攻关田66.7万hm2；五个千亩示范方333.3hm2。2014年，方城县倍增计划种植类项目资金1374万元，项目正在实施中。2.加工类项目。方城县加工类项目2012年、2013年、2014年度分别为78万元、124万元、200万元。企业已作为利息补贴列入补贴收入，冲减了该公司的2013年度财务利息成本，为该企业轻装上阵助推方城县油料深加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全国新增千亿斤田间工程规划项目实施情况
自实施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工程以来，方城县作为主要规划县，围绕打造粮食增产样板示范工程的目标，5年累计建成高产稳产田1.12万hm2，总投资1.1亿元，惠及券桥、博望、赵河3个乡镇的48个行政村。
（四）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情况
2012年、2013年、2014年全县核定补贴面积9.44万hm2，涉及全县25.4万农户。2012年、2013年补贴金额均为15356.61万元，2014年补贴金额为15538.88万元。2012年、2013年每667m2补贴标准为108.42元，其中粮食直补11.68元，综合补贴96.74元。2014年每667m2补贴标准为109.74元，其中粮食直补13元，综合补贴96.74元。通过据实核定补贴面积和张榜公示环节，由邮政储蓄银行“一折通”系统并按照省直补办要求全部兑现到户。自2012年以来，方城县每年承担小麦良种补贴面积7.6万hm2，补贴资金1140万元；玉米良种补贴面积6.06万hm2，补贴资金909万元；花生良种补贴面积2.98万hm2，补贴资金448万元，并按要求落实到位。2015年的补贴资金1.35亿元已补助到县，待上级的实施方案下达后，按要求及时补贴到农户。
（五）农业保险情况
为确保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在方城县政府重视引导下，县农业局积极开展农业保险工作，保障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2014年全县小麦保险面积719.7万hm2。现行保险金额及费率：玉米每667m2保额329元，费率6%，每667m2保费20元；小麦每667m2保额447元，费率6%，每667m2保费27元；烟叶每667m2保额900元，费率5%，每667m2保费45元。其中中央40%，省级25%，市级5%，县级10%。
三、补充耕地管理情况
农业倍增计划范文第4篇
这是可期待的希望。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已经达到7.7%，有专家认为只要保持每年6.8%的GDP增速就能完成十报告中提出的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同步双倍增目标。目前已有报道称西部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倍增在2015年前后完成。
缓解税收负担焦虑是关键
但人们更关心切身的感受，百姓想知道怎样实现倍增，对自己是“倍增”？还是“被增”？在这个话题中，个税问题很受关注。有学者提出，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
税收常被称为痛苦指标。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痛苦也是快乐的“源泉”。如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高达40%～50%，但是多数民众对高税收制度持肯定态度。他们没有西欧的罢工、没有美国两党的征税大战、没有中国民众的税收焦虑。再看一看欧洲债务危机，听一听美国财政悬崖，无不受困于“源头活水”税收的枯竭。所以，实现倍增目标，关键不是少交税，而是民众的税收感受。
北欧能够成功地建立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稳定社会，是他们运用创新理念的实践成果。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但政府的分配体制重点已明确：全民利益至上，全民平等就业至上。为此，政府通过高税收保障统一、公平的分配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领域的资源，通过规定失业救济领取的时间期限，要求能工作的人都工作。在社会成员总福利给定时，越强调分配平等，社会福利效应越大。这种社会福利保障模式使全体社会成员过着体面的中产品质生活。税收的使用解决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当前社会上对个税问题的热议，说明目前我国民众对个税改革有强烈的渴求，但关键不是少交税，而是缓解人们的税收负担焦虑。2011年9月1日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纳税人数已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再调起征点意义不大。考虑具体家庭负担，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个人所得税，才是应该呼吁的。
调整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更应该高声呼唤的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还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在0.25至0.26之间，是社会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他们20%最贫穷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10%，大约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而且高税收没有阻碍经济绩效，瑞典、丹麦、挪威、芬兰人均GDP都是排在世界前位的国家。高税收也没有养懒汉，他们的失业率常在2%～3%的范围内波动，远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7%-10%的常规失业率。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富有挑战性。北欧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平均为20%，接近19.7%的全球平均储蓄率。我国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有社会习惯因素，更是人们对各种后顾之忧担心的防御措施。近十多年，我国在支农、惠农、促进城乡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加强社保、教育、医保、住房等基本民生项目的建设上，财政政策均发挥着分配调节的积极作用。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都在同步提高，但人们的牢骚和不满情绪也在上升。这些情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内心反映。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民间调查报告认为：我国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基尼系数的平均数0.44。高基尼系数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是我国效率优先原则发挥作用的体现，同时超过0.60的基尼系数也预示着我国家庭收入差距悬殊，减少机会不均，调整社会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农业倍增计划范文第5篇
今年我们如皋市提出了“跨江争八强”的目标，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艰巨性的目标。农业农村工作事关全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我市实现“奋力跨江争八强”目标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前，虽然我市农业农村的不少单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但农业的总体实力、农村的整体环境、农民的富裕程度与苏南先进县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二、三产业相比，我市农业转型升级步伐不够快，小城镇建设开发相对滞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低质低效的状况未能根本扭转，农业的组织程度还不高，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够强，设施农业耕地面积小，小城镇房地产开发、安置房建设步子小，同时，全市的跨江争强离不开农业农村工作的有力支撑，工业化、城镇化所需的土地、人力等要素保障要通过农村的“三集中”和农业高效规模化来提供，全市经济总量的扩张离不开农业农村的快速发展，全市财税争八强离不开小城镇建设、土地整理、资源整合的有力支撑。
一要以“三化”互动并进理念为指导，牢固确立“跳出三农抓三农”的意识。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理念，跳出“三农”抓“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和思路来推进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坚持以工业化致富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三化”互动并进，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业化为突破口，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工业化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最根本途径，工业发展的物质和技术积累，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工业化使各类资源通过市场运作达到最佳配置，发挥出最大效益；同时工业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岗位，既增加农民收入，也使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成为可能，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载体。必须始终坚持工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加大园区建设、招商选资、项目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繁荣农村经济。以城镇化为强引擎，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城镇化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点。城镇化带来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既为农民就业提供“保险”，也为打开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增添“马力”；同时，城镇对人口、产业及商品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加速农业人口“非农化”，有效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农业农村加快发展，必须全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全面拉开镇区道路框架，推进老镇区拆迁改造，加快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和功能区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切实增强集镇承载能力，吸引各类要素资源在镇域快速集聚。以产业化为主抓手，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业产业化，而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工业化。以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发展，不仅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而且使更多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促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要以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努力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既是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的重要内容，更是农业农村全局工作的中心任务，必须在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农村非农产业增收渠道，积极开辟外出就业增收空间。壮大镇域经济促动农民增收。加快小城镇建设，牢固树立经营城镇的理念，通过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的投资公司，引导各类资本进行一级开发，推动重点镇“四横四纵”、一般镇“三横三纵”道路框架高标准建设到位，加快老镇区拆迁改造，完善镇域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优化城镇生态环境，实现全国环境优美镇和省卫生镇全覆盖；大力推进镇工业集中区转型升级，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探索园区一级开发、与先进地区合作共建等多种方式推动集中区由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转变，全面提升集中区的承载水平和集聚能力；提升镇级公共配套服务功能，通过加快土地出让、房产开发和功能区建设，吸聚资源要素，提升配套水平，推动物流、商贸、餐饮、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带动农民。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的作用，通过举办招聘会、提供就业信息、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形式，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民就业；在做好劳动力异地输出的同时，突出抓好就地转移，为我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用工保障，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广大民众的创造力、民营企业的扩张力和民间资本的爆发力，继续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大学生村官、农村能人、返乡能人带头创业，扶持更多农民由“劳务型”向“老板型”转变，提高农民资产性、经营性收入。发展村域经济带动农民增收。突出工业强村第一方略，通过加快村级民营小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项目入区发展；依据村域自然资源、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大力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增强资源整合开发能力，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符合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的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对“三集中”、“万顷良田”工程整理出的土地、村集体资产，通过拍卖、租赁、承包、入股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盘活利用，增加集体政策性、资源性、资产性、服务性收入，努力消除村营收入20万以下的村，着力打造一批超百万村、超千万元和超亿元社区。
三要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重点，着力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农业资源利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农业生产经营从家庭型向规模型，农业发展方式从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消耗土地资源向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源转变的根本途径。以“三年倍增计划”倒逼农业转型升级。农业“三年倍增计划”是农业转型升级的龙头工程，是现代农业的希望工程，是全民创业的基础工程，是农民增收的民生工程。加快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以农业产业规划为引导，以发展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加快推进高效设施农业的发展，不断做大做强四大十亿产业板快、三大旅游农业园区、两大百亿龙头项目；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切实加大“三资”投入农业力度，着力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积极推动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打造一批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经营规模大、市场前景广的农业龙头企业集群；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抢抓我市长寿课题即将列入国家“973”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契机，加快推进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生产，着力打造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长寿农业品牌；力争三年时间土地产出翻番，每亩平均效益达4000元以上。以创新服务机制保障农业转型升级。创新人才服务机制，建立一支与“三年倍增计划”相适应的农业人才队伍，鼓励农业人才在广阔的田野中发挥才智，建功立业。创新农业科技服务机制，走产学研合作的路子，促进龙头企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进行研发合作，切实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档次，拓宽农业增值空间。建立起涵盖农口部门、农业龙头企业、“三大合作”组织、农业经纪人、种养大户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全面搭建起市场信息传送、农副产品销售、农业项目招商的网络服务平台。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服务，构筑全覆盖的创就业培训体系，努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民，使之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主体。以“万顷良田工程”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实施万顷良田工程，推动土地适度规模流转，建设万亩现代高效规模农业园区，给农业农村的组织方式、发展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工程。主体功能区要扎实推进“万顷良田”工程，加快评估签约率、拆迁、复垦进程，同时要加快规划包装二期工程，赢得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坚持拆迁推进、复垦整理、项目招商同步进行，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效率招商、高标准建设、高效益产出、高水平经营，确保主体功能区今年全部建成集高效、生态、绿色为一体的万亩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为上半年全省“万顷良田工程”建设现场会提供高标准的现场。各镇也要创造条件加快与主体功能区共同合作实施。
四要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动力，不断释放农村发展的活力。农村发展活力之源，在于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建立城乡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为突破口，建立与之相应的土地流转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农地自由流转的市场机制、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明晰产权、强化用途管制、严格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引导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全面盘活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自留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资产，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深化农村经营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大对“三大合作”组织的政策扶持，不断健全产权联结、资产运营、利益分配的机制，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大力试行公司制管理，以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推进土地规模承包经营、农村建设管理，激发农业经营的活力。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政策引导机制、农村担保机制，引导和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将业务范围向农村延伸，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量身打造的各种金融服务，增加小额信贷投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坚持市场化理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农村建设，吸引各类资本对“三农”的多元化投入，让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