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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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代际正义；社会制度；资源环境；主要问题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247-02

代际正义是指社会制度的某种状态和性质，这种状态和性质以对当代人的节制作为其核心价值，以代际公平作为其本质内容，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目标。代际正义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即资源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财富的消费和积累问题、社会制度的传承问题。

一、资源环境问题

代际正义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其本质内容是资源环境在代际之间主要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分配和使用，因此，资源环境问题自然成为代际正义的首要问题。

人类社会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环境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群体乃至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满足的结果。美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高消费和人的异化作出过精辟的分析，“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社会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多地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目标。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一个个营养充足，穿戴讲究，但对自己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关注。” [1] 196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哈丁教授在《共有地的悲剧》中指出：“共有地悲剧是一个有一般性结论的故事：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使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2]

资源的耗费枯竭以及环境的污染退化，不仅危机到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和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岌岌可危。对此，国内有学者认为四种政策方案可以选择：“（1）保持自然资产的总物质存量不变；（2）保持自然资产的价值不致于降低；（3）保持自然资产的功能和对人类社会提供的服务水平不致于降低。如果我们接受人造资本、社会资本对自然资产的替代，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即；（4）保持三种资本的总价值量不致于降低。”[3]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资本对生命系统的支撑功能是任何人造资本无法替代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在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良性循环、资源更新速度大于耗竭速度的前提下，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得以世代相传并不断强大。”[4]

二、人口问题

如果说资源和环境问题紧密联系，成为代际正义的核心问题，那么，人口问题因其与资源环境问题的高度相关而成为代际正义的主要问题。

一直以来，持续增长的世界人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前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粮食和农业而言，“从1950―1984年，世界粮食产量的增幅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此后粮食产量的增长一直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使耕地退化、产量减少，乃至挪作他用……目前，包括主要产粮区的世界的世界各大洲地下水位正在下降，美国南部的大平原、中国华北平原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地下蓄水层正日益枯竭。”[5]就环境和资源而言，“在世界各大洲，人类的侵占不但减少了自然保护区的规模，而且降低了它的质量……森林面积的减少导致了森林功能的衰退，这些包括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碳贮藏量（调节气候的关键），土壤侵蚀控制、跨雨旱季蓄水以及降雨量调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来自矿物燃料燃烧的碳排放增加速度几乎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使大气层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集度比前工业时期提高了30%……在未来五十年中，能源需求增幅最大的地区将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亚洲，尽管人口增长仅仅50%，但能源消耗却要增长361%。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能耗量预计增长分别达到340%和326%。”[5]

就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就是人类的物质经济生活。人类的物质经济生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和消费。假定经济增长方式不变，“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不仅需要追加增长人口的个人直接生活消费产品，还要追加相应的生产资料产品。也就是说，需要追加的社会产品量大于追加的消费产品量，两者之间差着一个乘数的影响。并且，这个乘数在工业化阶段始终处于迅速膨胀之中。也就是说，在最终消费品生产扩大时，存在着中间产品生产成倍的扩大，甚至出现最终消费品没有扩大而中间产品生产的迅速扩大（比喻常说的‘有增长无发展’）。而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都要在其生产中耗费自然资源、排出废弃物并影响环境。”[6] 可见，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唯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三、财富的消费和积累问题

人类为了存续和发展，必须不断进行人自身的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这就要求我们在消费的同时必须进行积累。财富的消费和积累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各代的生活福利水平，最终影响到代际正义能否得以实现，因而成为代际正义的主要问题。

作为人们进行消费和积累的财富而言，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即实物和货币。对财富的消费和积累而言，实物形式的财富更具现实意义，包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类别。就自然资本的消费和积累而言，代际均衡对代际正义而言意义重大。“实际上，具有多种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形式的财富。如果短期内自然资源存量减少，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消耗资源存量为代价的，尽管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削弱，社会总福利水平可能并不会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而且资源资本的代际均衡被破坏，当代的发展已经危害了后代人发展的物质基础。”[7] 就社会资本的消费和积累而言，罗尔斯在论及代际正义的储存原则时，要求“每一代都把公平地相等于正义储蓄原则所规定的实际资金的一份东西转留给下一代（这里我们应该记住，资金不仅是工厂、机器等，而且是知识、文化及其技术和工艺，它们使正义制度和自由的公平价值成为可能）”[8]。

关于代际正义的储存原则，罗尔斯认为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在确定公平的储存率时，“他们试图制定一个正义的储存方案，其方法是使在每一阶段上他们为了近邻的后代所愿意储存的数量和他们感到对自己的前一代有权利要求的数量之间达到平衡……一旦社会的所有阶段上的人们都这样做了，我们就确定了正义的储存原则。当这个原则被遵循时，紧邻的两代不能相互抱怨；事实上，不管各代相隔多么远，任何世代都不能挑剔别一世代的错。”[8] 就代际储存率而言，罗尔斯明确反对功利原则可能导致的过高的储存率，认为这将会使较早的世代为以后富得多的后代承受过多的牺牲和负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资本积累黄金定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论述了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黄金法则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储蓄率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

四、社会制度的传承问题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制度，代际正义的主要问题也是社会制度。

关于代际正义问题的社会制度的传承，美国宪法序言是最好的例证。美国宪法序言宣称：“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美国宪法体现了鲜明的代际正义的本质性规定，人类各代应该公平分享资源环境带来的利益，平等的享有自由及自由带来的幸福。美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就是为了确保“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能够安详自由带来的幸福，这种质的规定对于当代人而言，就是要求以节制作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财富的消费和积累问题的首要价值标准。

代际正义的社会制度的传承问题，不仅以节制作为其核心价值，而且要以秩序作为其社会价值。代际正义的秩序价值就是指社会制度安排使人类社会生活不仅在当代呈现组织化、有序化状态，而且在代际之间也呈现出可预期性、一致性、连续性和可确定性等特征，即这种社会制度在人类经历若干代的时间以后仍然能够得到延续和传承，并且仍然可以继续有效地确保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化、有序化状态。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代际正义上述主要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中，社会制度的传承是代际正义的主题，为资源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财富的消费和积累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保障。资源环境问题是代际正义最为本质性的问题，其对于人口问题、财富的积累和传承问题而言是基础性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和人口问题高度相关，解决人口以及资源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美]弗洛姆.爱的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2.

[2][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37.

[3]徐玉高，等.可持续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2004，(4)：8.

[4]董锁成.自然资源代际转移机制及可持续性度量[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3)：49―50.

[5][美]莱斯特・R.布朗，等.世界人口增长带来的十六种影响[J].刘增义，译.THEFVTURIST，1999，(2).

[6]郭志刚.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思考[J].人口与经济，2000，(4)：15.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范文第2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字]公共行政 公共性 公共利益 效率 公平

在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效率与公平价值从来都是交叉并存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所侧重而已。“在不同时期，一种价值可能超过另一种价值，但就每一种价值观的合法性而言，它们之间没有拔河赛”[1]。公共行政艺术的精髓在于实现公共行政多元价值的整合。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了经济的更快发展，把主要经济集中在如何提高效率上，虽然也提兼顾公平，但公平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是忽视，导致了今天转轨时期贫富分化等社会不公现象比较突出，引发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矛盾、冲突。政府作为“以公民的自愿联合或本质上的强制性为基础的组织”[2]其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其功能在于运用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公共权威，承担起无可替代的社会责任，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由纳税人供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政府是社会公平的代表，在维护、促进社会公平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应该把公平作为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把维护和促进公平，保证社会公平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政府主要的工作目标和根本任务，把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主要内容。

在公共行政的历史上有这样一句格言：“公共行政是行政中的法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是其核心价值、本质特征也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正在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而奋斗，这些都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也要求把公平作为核心价值和主要的建设内容。而政府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由纳税人所供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则是公平的代表，是实现公平的主要载体，所以要实现公平、维护公平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要求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共行政必须把公平作为现阶段其主要的价值取向。

俞可平教授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3]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权利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公平首先是意味着社会权力上的公平，它要求社会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中要给每个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的机会是平等的，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职业的选择等不能受家庭背景、种族、性别即资本占有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第二，机会公平。社会要确保社会主体在参与社会活动中要有均等的机会，这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从有利于挖掘、发挥出每个人的潜能来看，机会公平意味着要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和不同人的不同层次需要，是一种立体网络式的公平。这一方面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安排要保证所有机会是均等的。

第三，规则公平。只有在规则公平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体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实现机会公平、权利公平，才能保证效率的提高。

第四，分配公平。在当代，人们通常是以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作为评判社会公平尺度的直接依据。所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内涵和最高层次。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关系到效率的高低，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现分配公平有赖于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的建立，其中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起着极为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当然我们提倡公平，并不是排斥效率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公平也是实现效率的根本保证。社会公平内在要求政府通过有效调节而实现能者得其所、弱者有其安，　这既可避免平均主义，　又可防止两极分化，还可以使人们心情舒畅并创造性地工作，　进而从根本上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保证效率的可持久性。

传统的经济方式主要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效率，　结果会出现某种事实上的社会不公平。在这种情境下，　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　就应是加强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就是坚守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能促进人的潜能和能力的充分发挥，　进而有利于促进效率。然而，　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　有些政府却迷失了方向，　错位了职能，　过度关注本应由市场关注的经济效率，　而忽视本应由政府关注的社会公平，　结果使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出现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完全有效的解决，　也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协调，　进而影响效率的提高。因此，　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应该把公平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以社会建设的方式促进经济建设，　用公平的方式实现效率。

总而言之，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平是其核心价值、本质要求，也是其基本特征。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行政，公平也应是其核心价值、基本特征，其改革和发展也必须以公平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这点尤为显得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阶段。这要求我们的社会要有一个公平的环境，同时，也要求把公平纳入其中，作为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建设内容。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点而盲目的追求所谓的效率，将会带来社会的冲突和矛盾的激化，最终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发展公共、实现公平是其主要职责和应尽的义务。所以，我国公共行政应以公平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并在实践工作中致力于实现全社会的公平。

注释：

[1]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博士访谈录，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11期，第46页。

[2]斯蒂格利茨等：《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3]俞可平：社会公平和善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光明日报，2005年3月22日。

参考文献：

[1康特妮/马克·霍哲/张梦中：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　.《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2期。

[2]汪大海：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张康之：走向现代化的行政价值选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2-03

前言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一文中从积极与消极的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姜明，文格西则着重从消极的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并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策略；朱晋元从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还有很多此不在赘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按照佛教的理论“事物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灭。事物的产生并不依仗于一个因缘，而是依仗于众多的因缘，其中直接的因缘或许是可以计数的，而间接的因缘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察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研究的进行是另辟溪径，运用系统学理论，把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系统中进行论述，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以充实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设。

1 研究路径

要弄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就要把二者放入一个逻辑结构中，把二者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系统中进行分析，从繁琐复杂的点滴信息中理出一个线路来，进而进行论述，得出研究结果。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即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核心概念的厘定

2.1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总有一些特别关键的点是所有的研究学者都没有、也不能丢弃和省略的部分。首先，在时间意义上来讲，一般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地理上的封闭状态，其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天朝上国的民族情怀之中；其次，是指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经济。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决定了中国社会自夏商以来直到近代都是以田亩农桑为主的小农经济体系；再次，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以伦理宗法观念为主的皇权氏族承袭制度，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大一统的帝国思想。商朝后期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几百年的起起落落最后由秦朝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的大统一国家观念，秦朝以法家的严密律令管理人民，最终秦朝传二世而亡，最后由刘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汉氏王朝，刘氏以儒家的伦理宗法观念结合法家的律令来管理国家，被称为外儒内法思想，经过汉朝四百年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强化，与稳定的社会制度，从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宗法观念；最后，在具体的文化上，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佛家思想为主体，以法、兵、阴阳等家为互补的传统文化形态，其中，儒、道、佛常被称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1840年以前的、以中原地域为核心，包括流传至现今及历史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以兵、法、阴阳等家为互补，包括伦理观念、道德价值、人生理想、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科学技术等等包罗万象的非自然内容。

2.2 民族传统体育

同理，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学者们给予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的立体性、时间、空间的不同性，总能发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特征，进而给予不同的概念，赋予它不一样的价值和特性。

社会制度的核心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艺术世界；迪基

“艺术世界”指的是艺术品赖以存在的庞大的社会制度。“艺术世界”这个概念最早由丹托（Arthur C.Danto 1924）提出，他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成品何以能够成为艺术品这个问题。1917年杜尚直接借用小便池参展，引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向传统艺术里“美”的本质、人工性、原创性等诸多概念发起尖锐挑战。“如果小便池都能成为艺术品，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艺术品？”虽然近半个世纪来诘难声只增不减，但艺术界中对现成品的挪用之风依旧盛行不衰。1964年安迪沃霍尔展出了《布里洛盒子》，这是对现实中布里洛盒子的挪用与堆叠。看到这个作品的丹托，针对长久以来对现成品的质疑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现成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品，是因为它得到了相关艺术制度的批准。他的潜台词是，正因为这种批准，所以不管小便池还是布里洛盒子，它们的艺术品身份都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合法的。

这个能够授予对象以具有艺术品身份的合法性的艺术制度，被丹托称作“艺术世界”。迪基（George Dickie 1926）发展了丹托“艺术世界”的观点，但不再拘泥于解释赋予合法性的过程，而是以惯例论为核心，对艺术的本质作出了新的诠释。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用迪基的话说，艺术及艺术品就是“代表某种社会制度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的资格或者地位”[1]。这里的某种社会制度指的就是艺术世界，其中包含了纷繁的组织与庞大的结构。迪基在这里以作用于艺术内在同时又游离于艺术外在的艺术惯例作为切入点，将概念延伸至以惯例为运行基础甚至将自身与惯例等同的艺术制度上，做出了这个似乎是以最大程度上的共识为基础的对艺术的定义。这种描述艺术本质的思路从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出发，巧妙地避开了以往试图从艺术内在特征来定义艺术所陷入的困境，同时又对“艺术无本质论”进行了回击。以迪基自己的话来说，他所走的正是定义艺术的“第三条道路”。

迪基的解释开放了艺术的界限，他告知人们，不管传统还是前卫，只要得到艺术世界的批准就属于艺术。这是一种宽容的态度，也可以看作是对现当代艺术的辩护。同时，迪基的努力穿过了争论与不赞同的重重屏障，寻找到了一种能够说明“艺术是什么”的共同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使得为艺术的本质解惑成为一种可能，其观点更是一种理论创建。

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围绕惯例及权力这两方面内容对艺术世界的性质作出论述。

艺术惯例是迪基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人们对艺术的定义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解，好比一幅画拥有外光、小笔触、绮丽的阴影才能被定义为印象派，而舞剧中以脚尖踮跳为形式才能被定义为芭蕾舞一样。惯例不仅是定义艺术的约定俗成的评定规矩，更是从艺术自身逐步发展而出的约定俗成的样式因素。而这种种的惯例又成为了种种艺术制度本身。艺术惯例不能用科学的眼光来严格度量，因为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是一种令大家都自觉而又安静地遵循之物，在其中，部分的不一致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总体必须一致，否则惯例就不能够得到执行。迪基认为，就像婚姻是由牧师宣布的礼仪惯例，圣物是由教廷承认的宗教惯例一般，艺术也是同样，其惯例性与前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任何对象都能够被赋予资格而成为艺术。艺术世界所行使的，就是赋予的职能。但要注意的是，惯例可以有很多种，对传统艺术的发扬与继承是一种惯例，对其进行逆反也是一种惯例。杜尚拿小便池参展就是当时反传统惯例下的行为，不过其行为本身大大超出了接受传统惯例者们可以忍受的极限，所以他的“小便池”艺术会遭到质疑和诋毁。虽然人们对超出可接受范围的事物的反对是激烈的，但如果让“反传统”的行为变为一种新的惯例的种子，令它悄无声息地进入人们的审美经验并在其中生根发芽，那么自然而然地，人们也会变得能够理解并欣赏这种作为艺术的“叛逆”。前卫艺术得以被顺利接受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有效地令自己自然而然地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扎根以形成新的审美惯例。艺术世界的“赋予”职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首选――艺术世界赋予对象以被欣赏的“资格或者地位”，授以其作为艺术品的“合法性”，以合理且合适的方式将之变为一种极富渗透力的审美惯例，令它得以被广泛接受。可以说，迪基所谓的艺术创作的民主自由与艺术接受的宽容公平在艺术世界中通过这种“授予”的方式如其所愿地达成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