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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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实施条例范文第1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
国家科委
(1989年2月15日国务院批准1989年3月15日国家科委令第4号)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
第三章 技术开发合同
第四章 技术转让合同
第五章 技术咨询合同
第六章 技术服务合同
第七章 技术合同争议的仲裁和诉讼
第八章 技术合同的管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以下称技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技术合同法第二条所称的法人，是指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企业法人。
该条所称的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法人的联营组织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可以作为一方当事人订立技术合同。
第三条 技术合同法所称的技术成果，是指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和经验作出的产品、工艺、材料及其改进等技术方案。
第四条 技术合同法第六条所称的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是指：
(一)在职人员承担本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课题或者履行本岗位的职责;
(二)退休、离休、调动工作的人员在离开原单位一年内，继续承担原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课题或者履行原岗位的职责。
技术合同法第六条所称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单位提供的资金、设备、器材、未公开的技术情报和资料。但是利用单位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按照事先约定，返还资金或交纳使用费的不在此限。
调动工作的人员既执行了原单位的任务，又利用了所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由其原单位和所在单位合理分享。
第五条 技术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所称的非专利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是指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取得的使用、转让非专利技术成果的权利。使用权是指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使用该项非专利技术成果的权利;转让权是指通过技术合同向他人提供和转让该项非
专利技术成果的权利。
第六条 技术合同法第三十四条所称的非专利技术包括：
(一)未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
(二)未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成果;
(三)专利法规定不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成果。
第七条 技术合同法第六条所称的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是指对技术成果单独作出或者共同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不包括仅提供资金、设备、材料、试验条件的人员，进行组织管理的人员，协助绘制图纸、整理资料、翻译文献等辅助服务人员。
该条所称的技术成果文件，是指专利申请书、科学技术奖励申报书、科技成果登记书等确认技术成果完成者身份和授予荣誉的证书和文件。
第八条 就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技术订立技术合同，由有关科学技术保密机关核定密级后，按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技术合同法第七条所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非专利技术成果，是指具有重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核准符合发明一等奖或者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条件的技术成果。
第二章 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
第十条 订立技术合同应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
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前就交换技术情报和资料达成书面的保密协议。当事人不能就订立合同达成一致的，不影响保密协议的效力。
第十一条 当事人可以就相互关连的几个科技项目或者几类技术合同合订为一个合同，也可以分订成几个合同。
第十二条 法人订立技术合同，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的人员在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法人的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
公民订立合同，由本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三条 订立下列技术合同应当经过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履行必要的手续：
(一)就列入国家计划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的重要科技项目订立的合同，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机关审批。
(二)就内容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技术订立的合同，由核定密级的机关审批。
(三)全民所有制单位转让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的合同，由其上级主管机关审批。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经中国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生效。
(四)就易燃、易爆、高压、高空、剧毒、建筑、医药、卫生、放射性等高度危险或者涉及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订立的合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当事人就前款各项订立合同前，已经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履行了必要手续的，合同自当事人签名、盖章后成立;订立合同时未经有关机关批准或者未履行必要手续的，合同自有关主管机关批准或者履行必要手续后成立。
第十四条 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由当事人根据技术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开发技术的成本、技术成果的工业化开发程度、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协商议定。
价款、报酬、使用费中包含非技术性款项的，应当分项计算。
第十五条 技术合同价款、报酬和使用费的支付方式由当事人协商议定，可以采取一次总算、一次总付或者一次总算、分期支付，也可以采取提成支付或者提成支付附加预付入门费的方式。
约定提成支付的，可以按照产品价格、实施专利和使用非专利技术后新增的产值、利润或者产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成，也可以按照约定的其他方式计算。提成支付的比例可以采取固定比例、逐年递增比例或者逐年递减比例。
约定提成支付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查阅有关会计账目的办法。
第十六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给付定金。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不得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合同履行后，定金应当返还或者将定金抵作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
第十七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财产抵押。抵押人不履行合同的，抵押权人可以从抵押财产中或者将抵押财产变买、折价后优先获得清偿。合同履行后，所抵押的财产应当返还。
法律、法规规定限制流通的财产不得用作抵押。
第十八条 由第三人作保证人的技术合同，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保证条款，也可以另行订立保证合同。
约定保证条款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和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成立。附有保证合同的合同，自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生效。
保证人是被保证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关系人。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保证人承担履行合同义务或者赔偿损失的连带责任。但是，保证人只对担保的部分承担责任。保证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赔偿损失后，有权向被保证人请求追偿。
没有相应的独立支配的财产或者履行合同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保证人。
第十九条 技术合同法第十三条所称的委托书应包括以下内容：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业务、委托权限、期间和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条 技术合同法第十四条所称的中介机构，是指为技术成果商品化提供服务的组织。
中介机构可以通过技术中介合同，为促成当事人一方与第三方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活动，促进合同的全面履行;组织或者参与技术功果的工业化、商品化开发;承办订立合同的业务、合同争议的调解工作;提供法律顾问、技术咨询、市场调查和情报信息服务。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应当参照技术合同法第十五条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约定技术合同的条款。
合同中有关验收标准、履行期限、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应当通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合同内容适用下列规定：
(一)技术成果的验收标准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或者专业技术标准履行;没有标准的，按照本行业合乎实用的一般要求履行。
(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承担义务的一方可以随时向另一方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一方也可以随时要求另一方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另一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的，技术开发合同在研究开发方所在地履行，技术转让合同在受让方所在地履行，技术咨询合同在顾问方所在地履行，技术服务合同在委托方所在地履行。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违约金视为违反技术合同的损失赔偿额。违反合同的一方支付违约金以后，不再计算和赔偿损失。但是，合同特别约定一方违反合同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时，应当补偿违约金不足部分的情况除外。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和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的，根据违反合同的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额。该项损失额应当相当于受损失一方的收益的减少或者支出的增加。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不得超过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总额。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不得显失公平。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侵害另一方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和转让权或者违反保密义务的，除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外，应当停止侵害、采取补救措施并赔偿损失。该赔偿额应当相当于侵权人侵权期间的非法所得或者被侵权人被
第二十四条 技术合同法第二十条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自然因素或者社会因素引起的客观情况。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抗力的范围。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免除其不履行合同的责任。但是不可抗力仅造成合同部分不能履行的，不解除其履行其余部分的义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在合理期间内出具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明。当事人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损失。
第二十五条 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一条有关技术合同无效的各项含义是：
(一)“违反法律、法规”，是指订立合同或者依据合同所进行的活动是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行为。
“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指订立合同的目的或者履行合同的后果严重污染环境、损害珍贵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以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是指通过合同条款限制另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限制另一方从其他渠道吸收技术，或者阻碍另一方根据市场的需求，按照合理的方式充分实施专利和使用非专利技术。
(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指侵害另一方或者第三方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和转让权或者发明权、发现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属于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一条所列情况之一的技术合同，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宣布合同无效。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布合同无效。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执行工作中发现属于前款合同的，有权进行查处。但是，涉及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侵害他人技术权益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委托当地科学技术委员会作出结论后，再行处理;涉及专利侵权的，委托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结论后再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宣布技术合同无效后，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一方应当赔偿因合同无效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均负有责任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因侵害他人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和转让权或者发明权、发现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被宣布无效的技术合同，应当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侵害他人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的合同被宣布无效时，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已经履行的，必须停止履行。
侵害他人非专利技术使用权和转让权的合同被宣布无效后，取得非专利技术的受让方可以继续使用该项技术，但应当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侵害他人发明权、发现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等技术成果完成人权利的合同，宣布部分条款无效后，不影响其余部分效力的，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第二十九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技术合同：
(一)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或者技术成果权属有重大误解的;
(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显失公平的。
第三十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变更技术合同，应当就所增加、减少或者修改的合同条款和因此所引起的损失的处理办法达成书面协议。
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应当就合同提前终止的日期和因此所引起的损失的处理办法达成书面协议。
经过有关机关批准的合同，其变更或者解除应当征得原批准机关的同意;经向技术合同登记机关登记的合同，变更或者解除时，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备案。
第三十一条 发生技术合同法第二十四条所列情况之一的，致使技术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时，当事人一方有权解除合同，但应当通知另一方，并自通知发出之日起终止履行合同义务。
解除合同的通知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说明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的实际情况，并出具有关证据。
第三十二条 技术合同变更或者解除时，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技术合同由于下列原因终止：
(一)合同义务履行完毕;
(二)合同被宣布无效或者撤销;
(三)合同解除;
(四)因其他原因终止合同。
技术合同终止时，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或者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对有关技术情报和资料负有保密义务。违反保密义务的，应当赔偿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第三十四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另一方的同意，并且不得通过转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非法牟取利益。
第三条 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十五条 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七条所称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及其系统，是指当事人在订立技术合同时尚未掌握的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技术方案，但在技术上没有创新的现有产品改型、工艺变更、材料配方调整以及技术成果的检验、测试和使用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订立技术开发合同，应当有必要的研究开发经费、基础设施、技术情报资料等条件，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选择适当的研究开发方案，避免重复研究和开发。
就列入国家计划的科技项目订立技术开发合同，必须符合计划和项目任务书的要求;就其他项目订立合同，应当符合有关技术政策。
第三十七条 技术开发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标的技术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三)研究开发计划;
(四)研究开发经费或者项目投资的数额及其支付、结算方式;
(五)利用研究开发经费购置的设备、器材、资料的财产权属;
(六)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法;
(七)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八)风险责任的承担;
(九)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十)验收的标准和方法;
(十一)报酬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十二)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十三)技术协作和技术指导的内容;
(十四)争议的解决方法;
(十五)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国家计划的科技项目订立的合同，应当附项目计划书、任务书以及主管机关的批准文件。
第三十八条 技术合同法第二十八条所称的研究开发经费，是指完成研究开发工作所需要的成本。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委托方应当提供全部研究开发经费。
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研究开发经费的结算办法。合同约定按照实际支付的，研究开发经费不足时，委托方应当补充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剩余时，研究开发方应当如数返还。合同约定包干使用的，结余经费归研究开发方所有;不足的经费由研究开发方自行解决。合同没有约定经费结
算办法的，按包干使用处理。
第三十九条 技术合同法第二十八条所称的报酬，是指研究开发成果的使用费和研究开发人员的科研补贴。合同约定研究开发经费的一定比例作为使用费和科研补贴的，可以不单列报酬。
第四十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采取下列一种或者几种方式提交研究开发成果，但是其数量不应当超过合理的范围：
(一)产品设计、工艺规程、材料配方和其他图纸、论文、报告等技术文件;
(二)磁带、磁盘、计算机软件;
(三)动物或者植物的新品种、微生物菌种;
(四)样品、样机;
(五)成套技术设备。
第四十一条 委托开发合同的委托方有权检查研究开发方履行合同和研究开发经费使用的情况，但不得妨碍研究开发方的正常工作。
研究开发方有权要求委托方补充必要的背景资料和数据，但不得超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范围。
第四十二条 委托开发合同的委托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委托方迟延支付研究开发经费，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的，研究开发方不承担责任。委托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研究开发经费或者报酬的，研究开发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返还技术资料，补交应付的报酬，赔偿因此给研究开发方所造成的损失。
委托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和协作事项或者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和协作事项有重大缺陷，导致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失败的，委托方应当承担责任，委托方逾期两个月不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和协作事项的，研究开发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赔
偿因此给研究开发方所造成的损失。
委托方逾期六个月不接受研究开发成果的，研究开发方有权处分研究开发成果。所获得的收益在扣除约定的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后，退还委托方。所得收益不足以抵偿有关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的，有权请求委托方赔偿损失。
第四十三条 委托开发合同的研究开发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研究开发方未按计划实施研究开发工作的，委托方有权要求其实施研究开发计划并采取补救措施。研究开发方逾期两个月不实施研究开发计划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研究开发方应当返还研究开发经费，赔偿因此给委托方所造成的损失。
研究开发方将研究开发经费用于履行合同以外的目的的，委托方有权制止并要求其退还相应的经费用于研究开发工作。因此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研究开发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经委托方催告后，研究开发方逾期两个月未退还经费用于研究开发工作的，
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研究开发方应当返还研究开发经费，偿赔因此给委托方所造成的损失。
由于研究开发方的过错，造成研究开发成果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研究开发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失败的，研究开发方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研究开发经费，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四十四条 技术合同法第三十条所称的投资，是指合作开发合同当事人以资金、设备、材料、场地、试验条件、技术情报资料、专利权、非专利技术成果等方式对研究开发项目所作的投入。采取资金以外的形式进行投资的，应当折算成相应的金额，明确当事人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
第四十五条 技术合同法第三十条所称的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包括按照约定的计划和分工共同进行或者分别承担设计、工艺、试验、试制等研究开发工作。
当事人一方提供资金、设备、材料等物质条件，承担辅助协作事项，另一方进行研究开发工作的合同，不属于合作开发合同，应当按委托开发合同处理。
第四十六条 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成立由双方代表组成的指导机构，对研究开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协调和组织研究开发活动，保证研究开发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十七条 合作开发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当事人一方逾期两个月不进行投资或者不履行其他约定义务的，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有权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应当赔偿因此给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所造成的损失。
第四十八条 履行技术开发合同所完成的研究开发成果，按照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和方法验收。合同没有约定验收的，按照合乎实用的一般要求，组织鉴定。
第四十九条 研究开发成果验收时，当事人各方有权取得实施技术成果所必要的技术资料、试验报告和数据，要求另一方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保证所提供的技术成果具备实施条件。但合同终止以后，一方仍然需要另一方或其他各方继续提供技术服务的，应当另行订立合同。
第五十条 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的技术成果，根据技术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专利权或者非专利技术成果使用权和转让权为当事人共有的，共有人应当约定利益分配办法。共有人没有约定的，任何一方均有实施专利、使用非专利技术成果的权利，由此所获得的利益归
实施、使用方。但一方转让技术必须征得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的同意，由此所获得的利益由各方等额分享。
第五十一条 国家主管部门或者项目主持部门就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与研究开发单位订立的委托开发合同的技术成果，国家主管部门或者项目主持部门有权决定该项技术成果的实施。
第五十二条 技术合同法第三十三条所称风险责任应当具备下列各项条件：
(一)课题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具有足够的难度;
(二)研究开发方作了主观努力，并且该领域专家认为研究开发失败属于合理的失败。
第四章 技术转让合同
第五十三条 技术合同法第三十四条所称的技术转让合同包括：
(一)专利权转让合同，是指专利权人作为转让方将其发明创造专利的所有权或持有权移交受让方，受让方支付约定价款所订立的合同。
(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是指转让方将其就特定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移交受让方，受让方支付约定价款订立的合同。
(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指专利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人作为转让方许可受让方在约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受让方支付约定使用费所订立的合同。
(四)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是指转让方将拥有的非专利技术成果提供给受让方，明确相互之间非专利技术成果使用权、转让权，受让方支付约定使用费所订立的合同。
第五十四条 技术转让合同应当以转让特定和现有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和转让权为内容，不包括转让尚待研究开发的技术成果或者传授不涉及专利或者非专利成果权属的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订立的合同。
第五十五条 技术合同法第三十五条所称的实施专利或者使用非专利技术的范围，是指实施专利的期限、实施专利或者使用非专利技术的地区和方式。但是，当事人不得以合同条款约定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所列的不合理限制，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第五十六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发明创造名称和内容;
(三)专利申请日、申请号、专利号和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四)专利实施和实施许可的情况;
(五)技术情报和资料的清单;
(六)价款及其支付方式;
(七)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八)争议的解决办法。
第五十七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发明创造名称和内容;
(三)发明创造的性质;
(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清单;
(五)专利申请被驳回的责任;
(六)价款及其支付方式;
(七)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八)争议的解决办法。
第五十八条 订立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前，转让方已经实施发明创造的，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在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应当停止实施。
第五十九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不影响转让方在合同成立前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或者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效力。除合同另有约定以外，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或者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由专利权转让合同或者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的受让
第六十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的主要义务是，将合同约定的专利权移交受让方所有或者持有，保证该项专利权真实、有效。
受让方的主要义务是，按照合同约定向转让方支付约定的价款。
第六十一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的主要义务是，将合同约定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移交受让方，并提供申请专利和实施发明创造所需要的技术情报和资料。
受让方的主要义务是，按照合同约定向转让方支付约定的价款。
第六十二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不履行合同，迟延办理专利权的移交手续，或者受让方不履行合同，迟延支付价款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转让方逾期两个月不办理专利权移交手续，或者受让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价款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的当事人应当赔偿由此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
第六十三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不履行合同，迟延提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或者所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没有达到使该领域一般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施发明创造的程度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受让方不履行合同，迟延支付价款的，应当支付违约金;不交付价款或者不支付违约金的，应当返还专利申请权，交还技术资料，并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转让方逾期两个月不提供发明创造的有关技术情报和资料或者受让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价款，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的一方应当赔偿由此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
第六十四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就发明创造专利被驳回的，不得请求返还价款，但转让方侵害他人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的情况除外。
第六十五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该项专利权被宣布无效的，转让方应当返还价款。
第六十六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发明创造的名称和内容;
(三)实施许可的范围;
(四)专利申请日、申请号、专利号和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五)技术情报和资料及其保密事项;
(六)技术服务的内容;
(七)验收标准和方式;
(八)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
(九)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十)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
(十一)争议的解决办法;
(十二)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就共有专利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征得共有专利权人的同意。
当事人根据中国专利局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而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受让方享有普通实施权，并且无权许可他人实施。
第六十八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应当在合同有效期内维持专利的有效性。在合同有效期内，专利权被终止的，合同同时终止，转让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专利权被宣布无效的，转让方应当赔偿由此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失，但已经给付的使用费不再返还。
第六十九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可以采取独占实施许可、排他实施许可、普通实施许可等形式;对于产品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可以采取生产许可、使用许可、销售许可。
前款的许可形式可以包含给予受让方再转让许可。再转让许可应当是普通实施许可。
第七十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当事人应当履行技术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主要义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
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除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外，不得在已经许可受让方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就同一专利与第三方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除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外，不得在已经许可受让方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实施该专利。
第七十一条 当事人可以订立相互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免费互易实施另一方的专利，或者根据实施专利的效益约定一方给另一方以适当的补偿。
第七十二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转让方逾期两个月未交付技术资料和提供技术指导的，受让方有权解除合同。转让方应当返还使用费，赔偿由此给受让方所造成的损失。
独占实施许可合同或者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实施专利超越合同规定的范围，或者在已经许可受让方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又就同一专利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应当停止违反合同的行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七十三条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受让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技术使用费的，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受让方应当补交使用费，赔偿由此给转让方所造成的损失。
受让方实施专利超越合同约定的范围，或者未经转让方许可擅自与他人订立再转让许可合同的，应当停止违反合同的行为，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七十四条 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非专利技术的内容、要求和工业化开发程度;
(三)技术情报和资料及其提交期限、地点和方式;
(四)技术秘密的范围和保密期限;
(五)使用非专利技术的范围;
(六)验收标准和方法;
(七)使用费及其支付方式;
(八)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九)技术指导的内容;
(十)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
(十一)争议的解决办法;
(十二)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第七十五条 作为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标的的技术成果应当是实用、可靠，并能够在合同约定的领域内应用的技术。
未经鉴定的技术成果可以转让。在按照国家规定需要进行鉴定的产品、工艺上使用的技术成果，可以在订立合同前鉴定，也可以在合同成立或者终止后鉴定。鉴定结论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转让阶段性成果，应当保证在一定条件下重复试验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并在合同中载明后续开发的责任。
第七十六条 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转让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转让方逾期两个月未提供合同约定的非专利技术成果的，受让方有权解除合同。转让方应当返还使用费，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非专利技术成果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的，转让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转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泄露技术秘密，使受让方遭受损失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七十七条 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受让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受让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使用费的，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受让方应当补交使用费，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由此给转让方所造成的损失。
受让方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泄露技术秘密，给转让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七十八条 技术合同法第四十三条所称的后续改进，是指在技术转让合同有效期内，一方或双方对作为合同标的的专利技术或者非专利技术成果所作的革新和改良。互惠使用后续改进的技术应当另行订立合同。
第七十九条 专利申请提出以后、公开以前，当事人之间就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所订立的技术转让合同，适用有关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规定。受让方应当承担保密义务，并不得妨碍转让方申请专利。
专利申请公开以后，原合同参照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有关规定。
专利申请被批准以后，原合同即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适用有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规定。
专利申请公开后被驳回的，原合同即告终止。专利申请未公开而被驳回的，原合同仍然有效。
第五章 技术咨询合同
第八十条 当事人可以就下列技术项目的分析、论证、评价、预测和调查订立技术咨询合同：
(一)有关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项目;
(二)促进科技进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技术项目;
(三)其他专业性技术项目。
但是，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就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提出实施方案、进行实施指导所订立的合同，是技术服务合同，不适用有关技术咨询合同的规定。
第八十一条 技术咨询合同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咨询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三)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四)委托方的协作事项;
(五)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六)验收、评价方法;
(七)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八)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九)争议的解决办法。
第八十二条 技术咨询合同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技术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主要义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顾问方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试验测定的经费由顾问方负担。
第八十三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顾问方应当对技术项目进行调查、论证，发现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有明显错误和缺陷的，应当及时通知委托方补充、修改，保证咨询报告和意见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
委托方应当为顾问方进行调查论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时提供、补充有关资料和数据。
第八十四条 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数据或者顾问方提出的咨询报告和意见，需要保密的，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保密的范围和期限。合同没有约定的，当事人有引用、发表和向第三者提供的权利。
第八十五条 顾问方应当维护委托方的技术、经济权益。在合同有效期内，顾问方就同类技术项目与委托方的竞争单位订立技术咨询合同的，应当征得委托方的同意。
第八十六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方未按期支付报酬的，应当补交报酬，并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委托方迟延提供合同约定的数据和资料，或者所提供的数据、资料有严重缺陷，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的，应当如数支付报酬。给顾问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委托方逾期两个月不提供或者不补充有关技术资料、数据和工作条件，导致顾问方无法开展工作的，顾问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十七条 技术咨询合同的顾问方迟延提交咨询报告和意见的，应当支付违约金。咨询报告和意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的，应当减收或者免收报酬。顾问方不提交咨询报告和意见，或者所提交的咨询报告和意见水平低劣，无参考价值的，应当免收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顾问方在接到委托方提交的技术资料和数据之日起两个月内，不进行调查论证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顾问方应当返还已付的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在技术咨询合同中约定对咨询报告和意见的验收或者评价办法。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合乎实用的一般要求组织鉴定。
第八十九条 咨询报告和意见经验收合格后，合同即告终止。顾问方对委托方按照咨询报告和意见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所发生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但是，合同约定由顾问方决策并指导实施的情况除外。
第六章 技术服务合同
第九十条 技术合同法第四十七条所称的特定技术问题，是指需要运用科学技术知识解决专业技术工作中有关改进产品结构、改良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节约资源能耗、保护资源环境、实现安全操作、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问题。
第九十一条 以常规手段或者为生产经营目的进行一般加工、定作、修理、修缮、广告、印刷、测绘、标准化测试等订立的加工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安装、施工合同，不属于技术服务合同。
第九十二条 技术服务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三)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四)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五)验收标准和方式;
(六)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七)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额的计算方法;
(八)争议的解决办法。
第九十三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技术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主要义务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除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服务方完成专业技术工作、解决技术问题需要的经费，由服务方负担。
第九十四条 服务方发现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样品、材料或者工作条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及时通知委托方，委托方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补充、修改或者更换。
服务方发现前款所述问题不及时通知委托方或者委托方接到通知后未按期作出答复的，责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十五条 服务方在履行合同期间，发现继续工作对材料、样品或者设备等有损坏危险时，应当中止工作，并及时通知委托方或者提出建议。委托方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服务方不及时通知委托方并未采取适当措施或者委托方未按期答复的，责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十六条 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样品或者服务方完成的工作成果需要保密的，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保密范围和期限以及各方承担的保密义务。当事人违反保密义务的，责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九十七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标的在短期内难以发现缺陷的，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保证期。在保证期内发现服务质量缺陷的，服务方应当负责返工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但因委托方使用、保管不当引起的问题除外。
第九十八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偿赔损失。
委托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有关技术资料、数据、样品和工作条件，影响工作质量和进度的，应当如数支付报酬。委托方逾期两个月不提供约定的物质技术条件的，服务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由此给服务方所造成的损失。
委托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报酬或者违约金的，应当交还工作成果，补交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委托方迟延接受工作成果的，应支付违约金和保管费。委托方逾期六个月不领取工作成果的，服务方有权处分工作成果，从所获得的收益中扣除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后，剩余部分返还委托方，所获得的收益不足抵偿报酬、违约金和保管费的，有权请求委托方赔偿损失。
第九十九条 技术服务合同的服务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技术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服务方迟延交付工作成果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服务方逾期两个月不交付工作成果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服务方应当交还技术资料和样品，返还已付的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服务方的工作成果、服务质量有缺陷，委托方同意利用的，服务方应当减收报酬并采取适当补救措施;工作成果、服务质量有严重缺陷，没有解决合同约定的技术问题的，服务方应当免收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服务方对委托方交付的样品、技术资料保管不善，造成灭失、缺少、变质、污染或者损坏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一百条 技术培训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对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特定项目的技术指导和专业训练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职业培训、文化学习和按照行业、单位的计划进行的职工业余教育。
第一百零一条 技术培训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培训内容和要求;
(三)培训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和方式;
(四)教员资历和水平;
(五)学员的人数和质量;
(六)教员、学员的食宿、交通、医疗费用的支付和安排;
(七)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八)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九)考核标准和办法;
(十)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十一)争议的解决办法。
第一百零二条 技术培训合同的委托方的主要义务是：
(一)按照合同约定，保证学员质量;
(二)教育学员遵守纪律，听从指导;
(三)按期支付报酬。
技术培训合同的培训方的主要义务是：
(一)按照合同约定配备合格的教员;
(二)制定和实施培训计划;
(三)按期完成培训工作，保证培训质量。
第一百零三条 技术培训需要必要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的，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提供和管理有关场地、设施和试验条件的责任，合同没有约定的，委托方应当负责提供和管理。
第一百零四条 培训方发现学员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或者委托方发现教员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改派，接到通知的一方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改派。未及时通知或者未按约定改派的，责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百零五条 技术培训合同的委托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学员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影响培训质量的，应当如数支付报酬。逾期两个月不派出学员或者不改派合格学员的，培训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赔偿培训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二)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报酬的，应当补交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六条 技术培训合同的培训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配备的教员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影响培训质量的，应当减收或者免收报酬。逾期两个月不派出教员或者不改派合格教员的，委托方有权解除合同，培训方应当赔偿委托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二)未按照计划和项目进行培训工作，导致培训结果达不到合同约定条件的，应当返还全部或者部分报酬，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 技术中介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为另一方与第三方订立技术合同进行联系、介绍、组织工业化开发并对履行合同提供服务所订立的合同。
第一百零八条 技术中介合同应当具备下列条款：
(一)项目名称;
(二)中介内容和要求;
(三)技术服务的内容;
(四)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五)报酬、活动经费及其支付方法;
(六)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七)争议的解决办法。
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可以单独订立技术中介合同，也可以在委托方与第三方订立的技术合同中约定中介条款。
单独订立的技术中介合同，自委托方和中介方签名、盖章后成立。约定中介条款的合同自委托方、第三方和中介方签名、盖章后成立。
委托方和中介方可以在合同成立前就中介方的活动经费达成书面协议，委托方与第三方不能就订立合同达成一致的，委托方应当向中介方支付活动经费。
第一百一十条 技术中介合同的委托方的主要义务是：
(一)如实提出订立合同的要求，提供有关背景材料;
(二)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中介方的活动经费;
(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报酬。
技术中介合同的中介方的主要义务是：
(一)真实反映委托方和第三方的履约能力、技术成果和资信情况，促成委托方与第三方成交;
(二)诚实守信，保守委托方和第三方的技术秘密;
(三)为委托方和第三方订立、履行合同提供约定的服务。
第一百一十一条 中介方的活动经费是指中介方在委托方和第三方订立合同前，进行联系、介绍活动所支出的通信、交通和必要的调查研究等经费。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活动经费的数额，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委托方应当支付中介方实际支出的活动经费。
中介方的报酬是指中介方为委托方与第三方成交，并为其履行合同提供服务应当得到的报酬。该项报酬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
第一百一十二条 技术中介合同的委托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任意变更主张，致使中介方徒劳和丧失信誉的，应当消除影响，恢复信誉，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二)逾期两个月不支付报酬或者活动经费的，中介方有权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当补交报酬或者活动经费，赔偿中介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第一百一十三条 技术中介合同的中介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隐瞒第三方真实情况，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隐瞒委托方真实情况，给第三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二)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因此给第三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第三方所受到的损失。利用中介关系以自己的名义擅自提供、转让委托方或者第三方技术成果的，应当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 中介方与委托方或者与第三方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的，中介方和委托方或者第三方应当负连带责任。
第一百一十五条 经委托方同意，中介方可以转中介，但不得要求委托方为转中介方支付报酬和活动经费。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民订立技术合同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可以代为办理经费结算业务。
第七章 技术合同争议的仲裁诉讼
第一百一十七条 技术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有关部门和机构进行调解。
就列入国家计划的科技项目订立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请求上级主管机关调解。
通过中介机构订立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可以请求中介机构进行调解。
当事人因技术成果的权属发生争议时，可以请求有关科学技术委员会调解和处理。
经调解达成和解后制作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应当自动履行。
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技术合同争议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一方或者双方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当事人可以约定向经济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约定向技术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对于涉及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成果使用权和转让权以及技术成果完成者权利的争议，仲裁机构应当委托有关科学技术委员会或者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结论后裁决。
第一百一十九条 技术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所称的仲裁决定包括仲裁决定书和由仲裁机构送达当事人的调解书。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可以请求上级或者原仲裁机构复议一次。复议的仲裁决定是终局的，当事人一方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仲裁决定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一百二十条 当事人没有在技术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任何一方可以在技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期限内就合同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百二十一条 当事人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认技术合同无效或者维持合同有效决定不服的，可以请求上级或者原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复议一次。对复议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百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技术成果权属所作结论不服的，可以请求上级或者原科学技术委员会复议一次，对复议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技术合同的管理
第一百二十三条 技术合同法第八条所称的技术合同管理机关，是指各级科学技术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主管部门。
技术合同管理机关应当按照职能分工和本条例的规定协同进行技术合同管理工作。
第一百二十四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全国技术合同登记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负责合同的认定和登记工作。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以委托有关机构，受理技术合同的登记申请。
第一百二十五条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当对申请登记的合同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技术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应当按照合同类型分类登记，核定技术性收入总额，发给技术合同登记证明。对于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为主要内容，但包含部分非技术交易的合同，应当就其
属于技术合同的部分进行登记。
第一百二十六条 技术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可以向所在地区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当事人不在同一地区的，向研究开发方、转让方、咨询方、服务方所在地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申请登记。
第一百二十七条 技术合同经认定并登记后，当事人可以凭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出具的技术合同登记证明，向有关专业银行申请科技贷款，向税务机关申请减免税收。当事人是单位的，可以按照技术合同法第六条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根据使用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所取得的收益，对完成
该项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给予奖励。 #13第一百二十八条 技术合同法第六条所称的奖励，是指单位根据使用职务技术成果和通过履行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所获得的收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技术成果完成者的奖金。
该项奖励费用从实施技术成果所获得的利润和使用、转让技术成果所获得的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中列支，不计入单位奖金总额，不计征奖金税。但个人所得应当依法纳税。
第一百二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有关奖励的数额和比例。
第一百三十条 当事人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泄露国家重要科学技术秘密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倒卖技术合同或者订立假合同，骗取科技贷款或者经费用于非法经营的，截留利润、偷税漏税、滥发奖金的，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财政税务机关、审计机关或
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百三十一条 技术合同法施行前订立的技术合同，本条例实行后仍在履行的，经当事人达成书面协议可以适用技术合同法和本条例的规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 涉及国防的技术合同的实施办法，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会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参照本条例，另行制定。
统计法实施条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买卖合同；无权处分；物权行为；债权行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5-0162-02
2012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社会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此应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买卖纠纷新情况和新问题。该司法解释前四条是有关买卖合同成立及其效力的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条的规定。该条对买卖合同中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进行了新的界定，否定了之前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观点，认定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事后不论是否得到权利人的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是否取得处分权，其效力均为有效。该条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新规定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法理，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需要我们去认识与理解。
1 无权处分问题概述
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正如王泽鉴老师所言，可谓之“法学上的精灵”，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我国《合同法》对此也进行规定，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于该条规定，理论界有两种意见。第一，对该条规定持肯定意见，认为该条规定符合我国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理论通说，且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经验的正确总结。第二，对该条规定持否定意见，认为该条规定存在缺陷，不利于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如果事后权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不予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没有取得处分权，此时合同的效力如何？持肯定意见者认为依据该条的反对解释，此时的合同效力应为无效；而持否定意见者从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和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认为此时合同有效。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均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合同无效。2012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社会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完善了《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填补了相应的法律漏洞。其中第三条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该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知，该条司法解释并没有采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而是确认在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中，无论事后权利人是否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是否取得处分权，该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虽然这只是关于买卖合同中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简单改变，但其背后却蕴藏着复杂的法理基础，因此正确理解与适用该条规定必须对其法理基础有清晰的认识。
2 “无权处分”概念的简要探讨
理解和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首先涉及到对“无权处分”概念的认识。“处分”是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理论上的基本概念，其含义丰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广义的“处分”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和事实上的处分，而法律上的处分又可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指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使标的物权利发生得丧变更的法律行为；广义的处分只包括法律上的处分，而狭义的处分特指处分行为。显然无论是《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还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均只涉及到“合同”这一法律行为，并不涉及事实上的处分问题，因此该两条规定涉及到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
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对“法律上的处分”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如梁慧星老师认为法律上的处分可以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但同时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在买卖合同中应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进行一体把握，将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作为买卖合同的直接效果。而王利明和崔建远老师则反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认为这种划分过于抽象晦涩，与现实情况不符。他们认为无权处分就是指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就他人的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笔者认为，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是传统民法理论上的基本概念，也是理解民法相应制度和规范的工具，更是一些民法制度和规范构建的法理基础。关于此种区分对理解和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的作用和意义，下文将进行详细的论述。
即使对“法律上的处分”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持肯定意见者均认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反对解释，事后未被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将会无效。然后根据买受人是否为善意，确定标的物的归属以及责任的分担。如果买受人为善意，且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条件，则买受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标的物的权利人丧失所有权。这时原权利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如果买受人为恶意，持肯定意见者认为这时的买受人没有保护的必要。如果买受人为善意，但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条件，如动产未交付，这时买受人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返还相应的不当得利，同时承担合同无效后的缔约过失责任。以上观点是从维护标的物权利人财产的静态安全出发，试图以此保障市场交易秩序，防止出卖他人之物情况的发生，但此观点忽视了对买受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保护。
3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的法理基础及其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新近出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纠正了之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无权处分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该解释符合市场经济交易规律，保障了市场交易的安全，提高了交易效率，充分维护了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也是合同法理论研究进步发展的一大表现。下文将简要梳理构建该条司法解释的法理基础及其与市场交易实际相契合的表现。
首先，构建该条司法解释的基础条件之一便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其实，在该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物权法已经采纳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原则。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由此可知，负担行为仅是物权变动发生的原因，物权未发生变动并不影响负担行为即合同的效力。买卖合同只是个负担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即赋予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的权利，使债务人承担向债权人履行给付行为的义务，并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要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动产买卖必须进行交付，不动产买卖必须进行登记，这其实已经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如何进行履行的问题了。我们不能因果倒置，将合同的履行问题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试想没有有效合同成立在先，哪来履行的根据。而且负担行为仅产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请求关系，只要负担行为满足民法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即可生效。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该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有效的负担行为并不以当事人对标的物有处分权为必要。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中，即使在合同签订时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其与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仍然是有效的。不能因为事后权利人不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而导致其无法向买受人履行交付义务来否认买卖合同的效力。对无权处分情况下买卖合同的效力做这样的认定应该说是与民法的基本法理是一致的。
其次，认定无权处分情况下买卖合同有效有利于平衡买受人和标的物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保障市场交易的安全。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持肯定意见者认为，认定事后未被追认或者未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合同无效，有利于维护标的物权利人财产的静态安全，以此免受他人的侵夺。其实不然，从维护财产的静态安全而言，应主要依靠物权法的相关规范。我国物权法对此已有完善的规定，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了返还原物请求权，该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同时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以上都是物权人基于物权法而享有的物权请求权，该权利是绝对权、对世权，没有时效的限制，对任何无权占有人均可行使，而且其效力高于合同债权。因此，标的物的权利人为维护自己财产的安全，可以基于以上物权法的规定，向无权处分人或者买受人要求返还标的物，而其在行使这一物权请求权时完全不用考虑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合同有效抑或无效，均可行使。但有一例外，即如果该买卖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权利人则会丧失所有权，不能要求买受人返还标的物，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追究出卖人的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或者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因此，认定无权处分情况下买卖合同有效或无效均不影响权利人的财产安全。但如果认定此时的买卖合同有效，则可以兼顾到买受人的利益，保障其合同权益。因为如果认定合同无效，买受人合同目的落空，期待利益受损，但此时买受人只能追究出卖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的保护范围仅为信赖利益的损失，买受人基于买卖合同的可得利益损失便无法得到充分弥补，这对买受人的保护是不周的。而如果认定合同有效，买受人则可追究出卖人的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使自己的合同履行利益损失得到充分的救济。从另一个角度看，赋予买受人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权利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表现。因为买受人作为一方市场主体与卖方进行交易时，不可能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调查卖方对标的物的权利状况，而且市场瞬息万变，也要求双方进行快速的交易。因此买方只能履行一般的注意义务，根据相应的权利外观去推定卖方的权利状况。如果此时认定合同无效，则买受人对交易的期待无法得到保障，这种状况便会阻碍市场交易的进行，降低交易的效率，交易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再次，认定无权处分情况下买卖合同有效与现实的市场交易实践是相契合的，有利于促进市场交易，提高交易的效率。在现实的商事贸易中存在一种典型的交易方式，叫做“将来货物买卖”。这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最重要的商事买卖合同。此种买卖合同的特征在于，卖方与买方签订买卖合同之后，卖方再根据买方的货物需求与自己的上级供应商签订相应的买卖合同，向上级供应商购买已经出卖给买方的货物。而当卖方在与买方签订相关货物的买卖合同时，卖方对所出卖的货物并没有处分权，相关货物的权利属于上端供应商，或者货物都还没有被生产出来。此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卖方与买方签订货物买卖合同时卖方对货物并无处分权，应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而一旦卖方的上级供应商无法供货或者其他不履行合同的情况，这时卖方将无法向买方履行交货义务，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买卖双方之间的合同将会被认定无效。此时，买受人只能追究卖方的缔约过失责任，买方合同履行利益的损失将得不到充分的救济。由此可知，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与市场交易的现实不符，阻碍了市场交易的进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因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填补了合同法的这一缺陷，认定此时合同有效，买方可追究卖方的违约责任。
最后，认定无权处分情况下买卖合同有效与国际上有关合同的立法趋势保持了一致，有利于促进国际交流与贸易往来。从国际上关于无权处分情况下买卖合同的效力规定来看，大部分均认定此时合同有效。比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均规定合同效力不因无权处分的事实本身而受影响，合同有效。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来看，德国、瑞士、台湾地区由于采纳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区分原则及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均认定在无权处分的场合，债权行为即买卖合同是有效。由此可知，认定无权处分情况下的买卖合同有效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这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在客观上能够鼓励市场交易，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因此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各国贸易更加频繁和紧密的背景下，相关的贸易规则立法就应该实现与国际共同规则协调一致，努力为扩大国际贸易，促进经济交流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
4 结论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的出台，填补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立法漏洞，纠正了学界和实务界之前采用的错误观点。该司法解释因应市场经济内在发展规律对法律规则的要求，最大程度实现了鼓励交易，保障交易安全的经济效果。同时，这也是我国合同法理论进步发展的表现，使现行合同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符合了民法的基本原理，实现了理论体系上的协调一致。最后，该司法解释的出台推动了我国合同立法与国际先进立法的接轨，有利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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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统计法实施条例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格式免责条款效力如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之间大都相互冲突，矛盾重重。为了化解矛盾，有必要先区分格式条款提供方是否违反说明或提请注意义务。违反者应视为没有订入合同，若没有违反，则应区分4种不同情况而对效力进行规定。唯有如此，才能在格式免责条款上达成自由与公平的平衡。
自格式条款规定于《合同法》以来（《合同法》在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学界和实务界对之尽是批评之言而鲜有赞美之意。（理论界和实践界在此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梁慧星先生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王利明先生在《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上发表的《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胡志超先生在《人民司法》2001年第1期上发表的《格式条款实务问题比较研究》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希望给逻辑相互矛盾的《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以下分别简称39条和40条)指明一条适用上的道路。（2009年5月13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6、9、10条规定了格式条款。第6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9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10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作出以前，只存在《合同法》39条和40条之间的矛盾，可在司法解释做出以后，法条与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之间又呈现出了冲突。于是，在我国规定格式条款的《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间存在以下三层矛盾:第一，《合同法》39条和40条之间的矛盾。若从字面理解，39条规定了提供方提请注意和说明免除与限制责任的义务，可40条无条件地认定这些条款一概无效，自然39条之义务毫无意义;第二，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违反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他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而第10条却规定违反上述义务且落入《合同法》第40条的5种情形时无效。显然，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之间在效力种类的规定上存在严重冲突;第三，司法解释与合同法规定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违反《合同法》第39条规定者可撤销，但《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却是无效，即使按照司法解释第10条这些情形的无效也必须附加违反39条之条件，因此司法解释与合同法的规定实则大相径庭。鉴于上述三层冲突与矛盾的存在无论在课堂教学、实践处理和理论研究上都将产生巨大分歧并引发严重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整个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体系条理化，从而尽量减少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最大限度地避免有法却无从可依的境地。本文正是基于此而展开。
一、格式条款与合理的不公平
从《拿破仑法典》在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以来，合同自由原则便确立了它在近代合同法中的基础地位[1]。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批量生产和销售在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量。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基于对批量销售中合同模本的探索与总结，在现实中便出现了诸多由一方提供已经拟定好条款的契约，另一方不再具体参与单个条款的协商与制定，只具有附和与否的权利。（对于格式条款的定义，也有两点值得斟酌之处。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首先，将认为格式条款界定为“当事人重复使用”颇值疑问。在现实中，很多格式条款并非当事人一方制定的，有可能是委托第三方所制定，此时将定义严格限定在当事人怕与事不符;其次，格式条款制定出来后，是否重复使用只是其偶然属性，并非其必然特点。因此，建议立法在修订时将格式条款定义改为“格式条款是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提供，对方当事人只具有附和与否权利的条款”。）如今，标准化的格式合同已成为了合同法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在标准化合同下，尽管需要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名义上似乃合意的结果，事实上非提供方往往没有就格式条款提出自己见解的真正自由。此时，持契约自由乃合同法根本的人会疑问: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的体现还是对契约自由的妨碍。目睹了法人制度和垄断的日益兴盛之后，格式条款的普遍运用更加使人深信不疑:它就是契约自由的敌人。（在德国法上，契约自由如何转向格式合同，罗伯特·霍恩教授等有精当的描述和梳理。(参见: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4－96．)）问题是，作为社会发展必然产物的格式条款，正如弗里德曼教授所总结的，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有以下两点支撑:降低起草合同的成本和减少雇员欺骗雇主的风险[2]。正因如此，以往契约中的特殊作法通过制度迅速转变为标准化文本，其结果当然是节约了信息成本和再协商成本[3]。然而，尽管它在效率上产生的价值无与伦比，但从追求公平作为第一价值的法律而言，格式条款会否违背公平原则，似乎已不是一个问题。且看《欧盟债务条例与指令全集》“不公平条款”的第二种情形:“如果一个合同条款是事先起草的，而且消费者不能影响该条款的实质内容，则总是被视为没有经过逐一协商，特别是对于事先拟定的标准合同。”[4]实践中，更能引人反感的是阿狄亚教授所讲的“标准格式合同一个极其普遍和令人讨厌的特征是免责条款的存在”[5]。不过，格式条款在世界的通行却是无需质疑的事实。因此，从源头上取消格式条款从而消除不公平情形实不可能，惟一的办法就是如何达成合理的不公平。对于规制格式条款的法律而言，合理的不公平正是其奋斗的目标。而要让格式条款本身的不公平成为合理，必然要以本来的公平作为坐标。
合同法应有的公平应从其根基开始。合同法的目的在于规制交易，而交易的前提是对财产权的处分。既然交易关联到对财产权的支配，因而谁拥有支配权、如何支配就成了这里公平性的基础。所以，财产权人如何处分财产必定成为认定合同条款具有公平性的来源。民法的私权神圣原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决定者，当然对自己的私权拥有最终决定权。财产权也概莫能外。双方协商一致的合同之所以具有如同法律的效力，其原因正在于当事人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易言之，合同条款之所以能产生合法义务而约束当事人，正在于它们是权利人自由处分意思的产物。因而，从本源上讲，自由才是合同公平的根基。丧失了自由，公平必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格式条款之所以不公平，正乃不自由。李永军教授言，格式条款引起了人们对其公平性的怀疑，原由是它损害了契约自由[6]。那是否意味着自由达成的条款就必定公平?也不能作出这样的推断，否则《合同法》52条规定的5种无效情形以及《合同法》53条规定的两种免责条款无效情形将不会存在。在排除这些与当事人自由无关的情况后，自由应当是格式条款具有公平性的朝向。
那么，以自由来矫正格式条款的不公平性是否已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首先，从第40条来看，法律径行规定一律无效，显然对格式条款免责或限制责任的情形在处理上没有顾及自由。因为非提供方在面对这些情形时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只能依循法律的规定使之无效。不过，从合同法第41条来看，合同法在矫正格式条款上遵照的价值有了重大转变。根据41条的规定，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以非格式条款为准。这表明，当事人自由协商的非格式条款是矫正格式条款不公平性的依托。可见，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在对待免责条款时完全不依据自由，而在解释上据情况不同可以采用意思自治来矫正格式条款。其次，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其第9条主张完全根据自由来矫正，因为它规定对合同法39条第一款义务违反时的效力状态为可变更、可撤销。然而第10条却遵循了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违反39条第一款、属于合同法40条那5项情况的统统无效。看来，司法解释同样采纳了不同的矫正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在调整格式条款时是否能消除或尽力避免格式条款的不公平性?它们之间会否相互龃龉?这些都需要以对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详尽的探讨为前提。
二、矫枉过正的《合同法》规定
《合同法》制定甫始，梁慧星先生即撰文指出39条和40条之间存在矛盾。他认为，按照第39条第一款规定，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就有效。可第40条却认定“免除其责任”的免责条款绝对无效，因而与第39条的规定相矛盾[7]。不过王利明先生认为，39条和40条之间不存在冲突。他说，39条规定的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责任予以免除，但第40条却是对现在应当承担责任的免除[8]。那《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之间究否存在抵牾?
这有必要先行阐释第39条的规定。根据39条的规定，提供方有提请注意以及应对方要求予以说明的义务。显然，该条的规定只是就正面的应当性进行了规定，对于违反或不违反情形却全未涉及。亦即，对于违反或不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的情形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效力状态，至少从39条看不出来。不过，要想使39条成为一个完整的立法体系，必定需要上述两方面的补充规定。从体系化视角而言，《合同法》第40条必定是对第39条的完善性规定。否则，第39条根本没有意义而无从适用。按照第40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合乎这5种情形的一概无效。细观该条，似乎和第39条并无联系，因为它没有特别提及若违反第39条则无效。不过，根据立法逻辑而言，第40条应当是第39条的立法完善。问题在于第40条是否真的完善了第39条?这有两个考察标准。其一在于，看它是否完整了第39条的全部整体外延。上文已经指出，第39条要想得到真正适用，必须囊括以下两点:第一，当提供方违反规定的义务时，法律该如何处理;第二，当提供方没有违反而非提供方也愿意接受时应当如何处理。第40条没有进行区分，而是规定不管提供方有无违反，一概无效。若只从是否丰富了外延这个逻辑角度，它还是比较完整的。其二，具体内容上是否得到了完整的映射。《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对象是提供方免除或限制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那作为完整的映射必定是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进行完整规定。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5类情形来看，第52条的规定是整个合同无效的规定，只要格式条款合乎52条的5项情况必定无效，不管格式条款内容如何;第53条是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倘若格式条款落入其两种情形之一，必定无效。但第53条指向的只是免责条款，并不包含限制提供方责任的条款;免除责任种类概念过于宽泛，完全是第39条免除的照搬，当然是其完整的映射，不过对它的理解应当结合第53条进行，指向的必定是不包含第53条两种免责情形在内的一切免责类型;加重对方责任的规定，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限制自己责任的对立物。限制了自己责任，在利益对立的合同中必定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这也可以当做限制自己责任的反映。可以这么认为，在具体内容上第40条也完整反映了第39条规制的对象。因此，第40条在外延上基本上完善地补充了第39条的规定。看上去在逻辑上相互补充和完善的法条，它们之间是否还有矛盾?
笔者以为，要确定39条和40条之间是否存在矛盾，首先需指认矛盾。梁慧星先生之所以认为这里存在矛盾，是因为若提供方不违反上述义务则有效，而40条却规定无效。概而言之，不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者有效是认定矛盾的前提。不过，无论从39条还是40条都不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根据当时的合同法立法草案第38条规定，“采用标准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未尽到提示义务或者拒绝说明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立法草案文稿的引用，来自于《政治与法律》杂志于1999年刊登的《关于合同法草案的意见》专栏。(参见:徐士英．标准合同条款的三维规制思路[J]．政治与法律，1999，(1):7．)）后来，徐国栋教授拟订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里直接将这两个关系进行了阐明。（根据该草案第8分编之第40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经与消费者协会协商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自己一方责任的条款，按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否则，该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无效。(参见: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09．)）若从其某个反面意义理解，尽到义务者自应有效。由此，39条所隐含的意思和40条的明文规定存在明显冲突。因为提供方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者无效，而不违反则为有效，可40条却不问是否违反一律无效。其对立性显而易见。看上去40条对39条进行了完美补充，使得39条规定的义务无论何种情况都可以被调整。但40条无条件地认定所有39条对应的对象无效，实际上必然否定提供方具有义务的意义，因为“提示不提示、说明不说明，该条款本身都无效，提示和说明纯属多余。”[9]但有学者认为，39条的规制对象是格式条款的成立而非效力，属于订约的程序问题。因而，39条和40条之间不存在矛盾[10]。易言之，倘若违反39条规定的义务，那这样的格式条款根本就未成立，自然不存在生效与否的问题。至于40条则是涉及到效力评价，因而两者隶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认定它们之间存在矛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本文将在下一部分予以阐述，但以此认定不存在矛盾深值斟酌。诚然，将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定性为不成立确实改变了逻辑前提，但这不是认定39条和40条矛盾的基础。之所以两个法条之间存在冲突，是因为事先确认提供方不违反义务则该格式条款有效。而一旦将前提落在了提供方的不违反义务上，则讨论决定成立与否的订立程序就毫无意义。如果提供方没有违反义务而非提供方未表示反对或欣然接受，该条款必定已经成立而呈现于效力评价。若按照合同法立法草案和学界的一般观点而将之定性为有效，则必定和40条无效的规定相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若否定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不敢面对合同法的不足。不过该学者在论证上却遵循了王利明先生的思路，认为将第40条的“责任”改成“义务”便会避免[11]。我们认为，责任既可以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对义务的违反，也可以是现实的对义务的违反。第39条的义务肯定是指向将来可能发生的责任，因为那时尚在合同的签订中。但第40条对免责条款的规制却是不分情形的，因而无论是将来可能的还是现实存在的一概无效。因此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免除的是现在的责任还是将来的责任，本质上并无不同，对其合法性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12]。同时，若认为将“责任”变为“义务”会改观这一问题，这也是一种误解。作为合同而言，没有责任可以理解，但没有义务在绝大多数合同下是不可理喻的，这完全不符合合同的起码条件，这也是失权条款无效的原因所在。另外，现实中比比皆是的并非免除义务而是免除责任的条款，因而将“责任”改为“义务”将没有多少适用余地。
当然，这样的矛盾并不会给司法适用带来任何困难，甚至对司法适用而言更为简便、快捷。之所以学界和实务界对此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不是从其适用上方便抑或逻辑上的全面，而是从其价值上而言的。格式条款之所以不公平，主要原因在于未体现合同自由原则。因而，合同自由原则是调整格式条款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指针。但第40条却不问情由一概规定无效，看上去是在保护非提供方的利益，实则取消了非提供方在某些情形下的选择自由。例如，倘若格式条款并非52条和53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亦非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失权条款类型，而仅仅是显失公平，甚或免除的责任或限制的责任连显失公平都谈不上，此时为何还要否定非提供方对自己利益的处分自由?因此，第40条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替代了非提供方，完全取消了非提供方决定自己利益的自由。因而，第40条对格式条款的规定确乃矫枉过正，这也预示了修正第40条的方向所在。
三、难解的司法解释再度矫正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倘若提供方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导致对方没有注意这些条款，对方当事人即可以撤销这些条款。亦即，提供方违反39条的义务产生了可撤销的效力。显然，这一规定是针对第39条的违反情形而言的，是为了完善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可见，可变更、可撤销的规定表明了司法解释的倾向，即努力按照当事人最大自由来矫正格式条款。赋予当事人撤销权，相当于让当事人自己决定相关格式条款的效力。不过，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司法解释第9条没有改变39条任何具体情形，仍然针对提供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形态;其二，提供方违反该义务的，格式条款为可撤销，即在提供方违反当时以及在非提供方撤销前这些条款皆为有效;其三，若提供方没有违反这些义务，此时并未赋予非提供方撤销权，那这些条款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不得而知。正是因为司法解释第9条有这三种如影随身的无法摒弃的情形，才产生了后面诸多问题。
涌现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司法解释第9条和《合同法》第40条的关系。第40条规定只要具有这5种情况的格式条款一律无效，且毋需虑及提供方是否违反了39条规定的义务。稍一比较便可发现，司法解释第9条在两个方面改变了第40条的规定，即添加违反条件和将效力变更为可撤销。假若司法解释可以合法适用，那第40条的空间将只能是:提供方没有违反义务但格式条款合乎第40条规定的5类情况的，一律无效。如此一来，在司法解释和合同法规定所遵循的价值上出现了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违反义务者非提供方有撤销权，而不违反义务者却必定无效。从博弈论视角，格式条款提供方必定选择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因为不遵守第39条第一款的义务必然使得格式条款发生效力，即使对方当事人撤销尚需撤销权的行使且还有除斥期间的限制。显然，司法解释第9条鼓励了提供方对自己应尽义务的违反，只因这一违反能给他带来利益。同时，司法解释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其对抗《合同法》第40条的合理性在哪?为什么凭空赋予非提供方撤销权?这些都是司法解释无法说清楚的。
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解释第10条与《合同法》第40条的关系。司法解释第10条明显是针对《合同法》第40条而来的，但对第40条有重大改变，即附加了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如果适用司法解释第10条，必须是提供方违反了义务且格式条款属于第40条规定的情形。可见，司法解释第10条严格限定了第40条的适用范围。倘若提供方没有违反或虽然违反了但不属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5项情况也不无效，但具有何种效力却不得而知。从法律适用上而言，司法解释第10条明显不如《合同法》第40条，因为它规制的范围极其有限。一旦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法院该如何处理，尚无法可据。因此，若认定司法解释出台后即可取代合同法的规定，必定出现适用上的漏洞。
第三个问题乃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之关系。司法解释在针对《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作出解释时统一附加了“违反第39条第一款义务”条件，但在对待提供方违反义务时却有着天壤之别。第9条规定明显是以相对方是否知悉为主，倘若因为提供方对义务的违反而不知悉，则非提供方可以撤销这些条款。正如上文所述，这些格式条款的种类仍然是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主要反映在合同法第40条的5项情形中。可司法解释却在第10条明确规定违反这些义务且落入《合同法》第40条情形的格式条款一概无效，显然与第9条存在激烈的冲突。因为第9条的格式条款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40条的5项情况，因而与第10条在调整对象上存在重合，但针对同样的对象在相同的条件下却有着不同的效力，这是匪夷所思的。可以想象，实践中一旦出现提供方对《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且又属于合同法第40条情形时，将导致法院抉择的不知所措。
可见，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上不但没能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更加突出和激烈。它不但使得原有合同法的问题继续存在，还带来了司法解释本身之间的严重冲突以及司法解释与法律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当然它的功绩在于尝试着打破铁桶一块的《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希望从意思自治视角给格式条款的矫正注入新鲜血液。
四、格式免责条款下应有的公平
综上分析可知，格式免责条款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在于未进行分类规定。首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真正按照“是否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义务来进行区分”。《合同法》第40条完全不管是否违反义务，一概规定无效;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只是讨论了违反时法律该如何处理问题，至于没有违反应当怎样适用法律，不得而知。其次，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就格式免责条款可能侵害的价值进行排列。合同法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规定无效，乃是将强行性条款、合同根本性条款以及任意性条款统一对待。合同法一刀切的作法与合同法本身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从《合同法》第三章有关“合同效力”部分可以看出，合同效力划分为有效、无效、可变更、可撤销以及效力待定。格式免责条款同样作为合同条款为何要脱离一般性合同效力的规定?为何不能区分具体条款的不同情形而分别进行规定?最后，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区分开第40条规定的5项情形，不清楚为何将加重对方责任、免除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与《合同法》52条、53条的强制性规定并列在一起。因此，要想使格式免责条款具有起码的公平，需要依据这三个分类重新界定。 转贴于 从第一个分类而言，倘若提供方违反了第39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亦即没有提请注意或予以说明，此时格式免责条款效力如何?根据合同法40条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一律无效;而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则为可撤销或无效。显然，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遵循了我国在此方面立法的传统。如《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问题是，这一传统是否可行?从法律逻辑上而言，无效应是对已经成立合同的评价。倘若合同尚未成立，则谈不上生效与否。可见，立法与司法解释将之作无效情形处理是以格式免责条款成立作为前提的。但格式免责条款成立了吗?这涉及到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的意义。倘若提供方未提请注意或未作说明，此时对方当事人签字盖章，该如何进行认定。假若法律事先推定只要对方签字盖章，当事人对这些条款就达成了一致，那提请注意的义务何在?说明的义务何在?也许，现行《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第二款规定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只有在下列情形，合同当事人另一方赞同适用一般交易条款时，一般交易条款始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1、使用人在订约时明确地向另外一方当事人指明一般交易条款……[13]。根据王全弟先生等进行的概括，德国的一般交易条件法从两个层面对一般交易条件进行了规制:第一，就一般交易条件是否纳入合同条款之要件进行规定;第二，在第一层面的基础上就这些条款进行法律规制，确定其效力[14]。可见对这些特别的格式条款而言，法律之所以规定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正在于给这些条款设定一个准入的门槛。其实在德国，从旧的一般交易条款法到《德国民法典》的新债法，都遵循了这一原则[15]。易言之，倘若没有提请注意或说明，将视这些条款没有经过相对方同意，因而该条款不得被订入合同。在我国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如聂铄、胡克敏先生认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对这些条款若违反第39条第一款义务的，应当认定为没有订入合同，自然不会发生效力[16]。陈鸣先生认为，若格式条款的内容不为对方所了解，就不得进入对方意思表示的范围，不能进入合同而成为合同的条款[17]。喻志强先生亦认为，违反合同法39条第一款之义务，仅产生不订入合同条款的效力，关涉的是合同成立而非合同效力[18]。法律之所以赋予提供方对于这些条款如此特别的义务，是因为这些条款对当事人双方权利关涉甚大。假若提供方违反而相对方并未知悉，此时强行认定相对方已经同意，违背了法律依据意思自治对格式条款进行的公平矫正。基于此，笔者以为，只要提供方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之义务，即使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对方知悉这些条款，也不能认定相对方已经进行了同意的意思表示。因此，提供方对自己义务的违反导致的必定是这些条款不被订入合同，因而在这些条款上双方当事人并未达成一致。依此理论，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的存在并无合理性。因为这两条的前提都是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
由上，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格式免责条款的规制只能发生在提供方没有违背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的前提下。问题是，是否违反义务者皆无效?司法解释对此没有规定，而合同法规定为一概无效。其实，这样一刀切的作法过于武断，因为它无视格式免责条款的实际情况。为此，必须区分5种情形。第一，格式免责条款隶属于的合同为《合同法》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此时，格式条款必定无效;第二，若格式免责条款合乎《合同法》53条规定的无效免责条款种类，理当无效;第三，若格式免责条款指涉失权条款，即免除自己的主要义务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此时合同一开始丧失了根基，应当认定为无效;第四，若格式免责条款涉及到的仅仅是上述以外的情形，但合同显失公平的，应当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第五，若不属于上述五种，应当为有效。
至于第三个分类，对它们的区分从明晰类型而言甚为重要。根据第二个分类提供的价值标准，我们可以将40条的5项情形进行这样归纳。首先，《合同法》52条和53条规定的情形无效，这无可置疑;其次，对于“免除其责任”而言，应当界定为《合同法》53条规定外的免责条款，同时这一免责条款理当被限缩解释为“免除自己履行主要义务而来的责任”。之所以要进行这样限缩性的解释，一方面与后面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相对称，另一方面将“免除责任”与“限制责任”区分开来，否则“限制责任”没有适用的空间。基于此，可以将“免除其责任”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合并为“失权条款”;最后，在对“加重对方责任”理解时，应当与39条第一款的“限制其责任”相对应（有学者已经对此表明了看法。该学者认为，限制或减轻自己责任就相当于加重对方责任，而加重对方责任就等于限制或减轻了自己责任。(参见:任华．浅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J]．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6):49．)）。同时，有必要对“加重”两字进行限制性解释，只有导致“显失公平”的才叫作“加重”，若提供方所限制的责任无关痛痒，尽管严格从字义而言必定加重，但不能理解为法律意义上的“加重”。因此，只有加重对方责任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才叫作这里的“加重对方责任”。有疑问的是，“加重对方责任”与民法上的“显失公平”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因为“显失公平”尚需订立合同时双方优劣势明显作为前提。那么格式免责条款双方在签订时是否具有如此不对称的地位?本来，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合同义务应当基于当事人平等的交易能力而来的合同条款[19]，但现实中格式条款提供方往往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而将其进行单方面的转移，此时对方当事人无力抗拒[20]。正如学者言，使用格式条款的工商业组织虽将消费者尊称为“上帝”，但也通过格式条款将消费者驯服为奴隶，以至于消费者“上帝”的尊严只能从沿街叫卖的小商贩那里才能获取[21]。因此，由于格式条款提供方在专业知识、经济地位和信息掌握上的明显优势[22]，若“加重对方责任”至显失公平的程度，则完全合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结合《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将格式免责条款的情形分为三类:第一，《合同法》52条和53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失权条款;第二，“加重对方责任”这一显失公平情形;第三，其它。而对于这三种情形的效力认定，理当将第一种情况确定为无效，第二种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第三种为有效。
五、结论与修法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对格式免责条款的规制应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规定格式免责条款提供方有提请注意和说明的义务，若违反这一义务视为双方并未就该条款达成一致，因而这些条款不被认定为合同条款;第二，假若提供方没有违反这些义务而对方当事人接受的，若这些条款合乎《合同法》52条和53条情形，应强制性地认定为无效;倘该格式条款符合失权条款情形，即属于“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亦应定为无效;如果上述格式条款只是“加重对方责任”的显失公平条款，即应按照可变更、可撤销来对待;不能被归类到上述三种情况的，则统统有效。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将来在修订《合同法》时可以对格式免责条款进行这样规定:
《合同法》第××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一方预先提供，对方当事人仅享有附和与否权利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违反上述义务者，该条款不被视为订入合同。其它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遵照其它法律进行（之所以设定兜底条款主要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05a条的规定。(参见:德国民法典[Z]．2版．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0．)）。
《合同法》第××条:格式免责条款提供方尽了《合同法》第××条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未表示反对的，提供免责条款情形符合《合同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的，无效;提供的免责条款旨在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提供的免责条款加重对方责任致使显失公平的，可变更、可撤销;其它情形的，有效。
注释:
[1]拿破仑法典[Z]．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2．
[2]大卫D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5．
[3]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33．
[4]欧盟债法条例与指令全集[Z]．吴越，李兆玉，李立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9．
[5]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M]．赵旭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6．
[6]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7．
[7]梁慧星．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J]．中国法学，1999，(3):108．
[8]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J]．政法论坛，1999，(6):9．
[9]胡志超．格式条款实务问题比较研究[J]．人民司法，2001，(1):19．
[10]王宏军．论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64．
[11]王素芬．格式条款效力评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44．
[12]任华．浅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J]．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6):49．
[13]Otto Palandt．Bürgerliches Gesetzbuch[M]．Bd2．verlag．München:CHBeck，2005:415．
[14]王全弟，陈倩．德国法上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一般交易条件法》及其变迁[J]．较法研究，2004，(1):63．
[15]杜景林，卢谌．德国新债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9．
[16]聂铄，胡克敏．对格式条款两个问题的思考[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76．
[17]陈鸣．略论格式条款的几个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4，(1):128．
[18]喻志强．格式条款及其订入合同[J]．云南法学，2000，(4):49．
[19]罗伯特A希尔曼．合同法的丰富性:当代合同法理论的分析与批判[M]．郑云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0]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4－96．
统计法实施条例范文第4篇
为促进我市已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推动住房二级市场的发展，现决定对《关于实施〈北京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京国土房屋市字[2000]第406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作如下调整和补充，并将“若干规定”重新，请遵照执行。
一、将若干规定“二、关于征徇原产权单位意见的问题”调整补充为：
（一）凡以房改成本价所购公有住房申请上市出售的，险与原产权单位在买卖合同中另有特殊约定的（不含住满五年一项）以外，可不再征徇原产权单位的意见。但涉及房屋供暖、物业管理及公共维修基金等问题。卖方除应向买方如实告知外，还应协助买方办理与原产权单位的各项手续。
（二）凡以房改标准价所购公有住房申请上市出售的，应征得原产权单位同意，同时还应征询原产权单位在同等价格下是否优先购买的意见，原产权单位放弃优先购买权后方可另行出售。
（三）对职工征询原产权单位是否优先购买意见不予答复的，可由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向其发函，以寄出邮戳日为准十日内仍不答复的，视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中央在京企事业单位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将若干规定“三、关于土地出让年期的确定”调整为：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所占土地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从该栋楼房的第一套房屋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核定其土地出让年限；其土地使用年期一律定为70年，同一楼房的其他各套房屋再出售后的土地使用年限依次予以核减，以保证同一宗地上的土地出让年期终止日相同。已按原规定确定土地出让年期的房屋产权人，可按照本规定到相应管理部门变更出让年期。
已购公有住房所占土地是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其土地使用年期仍按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证》规定的出让年期减去使用的年限计算。
三、在仍执行（99）京房改办字第130号文中由购房人按房屋买卖成交价规定比例补交土地出让金这一规定外，允许以成本价购买的公有住房的产权人，按所购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依130号文件规定的比例补交土地出让金后，使其房屋成为商品房，该房屋上市交易所得售房款扣除应纳税费后，余款全部归个人所有不再与原产权单位进行收益分成。
四、本通知于12月15日起施行。
五、《关于实施〈北京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关于实施《北京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搞活我市住房二级市场，简化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手续，依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现制定实施《北京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如下：
一、关于办理上市出售手续的程序
（一）凡申请上市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房屋所有权人，须持房屋所有权证、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共有的持共有人同意出售的书面意见，到房屋所在地的区县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申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申请表》和《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征询意见表》，也可以到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指定的房地产中介机构领取上述表格。发表格的单位不得扣押房屋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证件。
（二）自当事人将上述证件及填好的表格递交到交易管理部门之日起，交易管理部门应即收即办，最长不超过3个工作日（遇有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完成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审查工作并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
（三）经批准上市出售的房屋达成买卖合同的，买卖双方须持买卖合同和相关证件及材料到交易管理部门办理立契过户手续。卖方须提交房屋所有权证或确权证明，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共有的共有人同意出售的书面意见、交易管理部门批准上市出售的书面决定。买方须提交本市的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外省市个人还须提交有关部门批准的购房证明。
（四）交易管理部门自收齐买卖双方的买卖合同和相关证件及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工作人员即收即办，最长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遇有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完成审查、评估并按北京市城近郊八区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暂行规定》[（99）京房改办字130号]、《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京财税（1999）1201号]的规定，计收有关税、费、收益等工作，完成立契过户手续。
（五）交易管理部门对于缴纳的分成或超标准收益，要按财政管理的有关规定分别开具单据和记帐，城近郊八区的交易管理部门收缴的收益应按月统一上缴市局计财处；其余区县按区县的规定办理。税费收缴的手续仍按现行的规定办理。
（六）各区县交易管理部门完成立契过户手续后要及时将相关材料（评估材料除外）输入联网的电脑，并报送到市局信息中枢。
（七）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所占土地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买方须持买卖合同，立契过户的相关材料，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到区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属于该栋楼房内第一套房屋首次上市出售的，应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合同〉；属于上述同一楼房内的其他各套房屋上市出售时，只须开具《房改房或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土地出让金缴纳通知单》。
已购公有住房所占土地是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只须开具注明了土地转让字样和原出让合同编号的《房改房或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土地出让缴纳通知单》。
买方办理上述手续时应按房屋买卖的成交价交付土地出让金，城近郊八区还按3%缴纳，远郊十个区县按所在区县制定的标准缴纳。
应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自收齐双方的买卖合同、立契过户的相关材料、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文件之日起即为受理，工作人员即收即办，最长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遇有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完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订和土地出让金的收缴工作；不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自收齐双方的买卖合同、立契过户的相关材料、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件复印件之日起即为受理，工作人员应即收即办，当日完成土地出让金的收缴工作。
（八）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缴纳的土地出让金，要按财政管理的有关规定分别开具单据并记账。城近郊八区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收缴的土地出让金按月统一上交市房地局计财处，其余区县按区县的规定办理。
（九）买方办完上述手续后，持立契过户、土地出让金已缴纳的证明等文件及规定的其他证件，到房屋所在地的区县权属登记部门申办房屋所有权证。
权属登记部门收齐上述证件之日起即为受理。并应于受理之日即收即办，最长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遇有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办完登记、发证手续。权属登记部门可不再进行房屋测绘和现场勘察，但须在房屋所有权证的附记栏中注明土地出让金缴纳情况和土地使用年限并加盖印章。
二、关于征询原产权单位意见的问题
（一）凡以房改成本价所购公有住房申请上市出售的，除与原产权单位在买卖合同中另有特殊约定的（不含住满五年一项）以外，可不再征询原产权单位的意见。但涉及房屋供暖、物业管理及公共维修基金等问题，卖方除应向买方如实告知外，还应协助买方办理与原产权单位的各项手续。
（二）凡以房改标准价所购公有住房申请上市出售的，应征得原产权单位同意，同时还应征询产权单位在同等价格下是否优先购买的意见，原产权单位放弃优先购买权后方可另行出售。
（三）对职工征询原产权单位是否倨先购买意见不予以答复的，可由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向其发函，以寄出邮戳日为准十日内仍不答复的，视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中央在京企事业单位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关于土地出让年期的确定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所占土地是以划拨方式取得的，从该栋楼房的第一套房屋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核定其土地出让年限，其土地使用年期一律定为70年，同一楼房的其他各套房屋再出售后的使用年期依次予以核减，以保证同一宗地上的土地出让年期终止日相同。已按原规定确定土地出让年期的房屋产权人，可按照本规定到相应管理部门变更出让年期。
已购公有住房所占土地是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其土地使用年期仍按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证》规定的出让年期减去使用的年限计算。
四、关于国有土地使用证问题
统计法实施条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暖通空调 安装施工 问题对策
1.暖通空调安装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建筑工程中，暖通空调已经成为了建筑施工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文以下根据国内各个建筑的暖通空调安装施工经验进行了总结，对暖通空调安装过程中所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1.1噪音问题，这个现象主要出现在暖通空调通的末端设备，厂家为建筑施工队伍提供空调机组的噪音参数，实际上远远高于实际的测试出的数据，并且暖通设备在进入建筑工地的过程中，相关的质量监理人员没有对其设备进行严格的开箱查验以及通电测试等，将施工规范中明确规定的检查工作完全流于形式上，再加上暖通空调的施工队伍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相关的说明在暖通空调机组之上事先做好隔音、减震的处理措施。以上的现象都是使得暖通空调出现超标噪音的主要因素。
1.2供暖干管的坡度问题，这个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施工队伍在进行管道安装的过程中没有将干管完全调直，或者在对管道所通过的墙壁缝隙进行堵塞的过程中不慎将管道挤压到，使得管道发生了位移；第二个情况就是管道的所设计的支架位置以及标高都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管道安装之后就会使其产生弯曲，最终导致了管道出现反坡的坡度变化，其管道的内部出现了气体以及积水，直接影响到暖通空调机组的正常运行。
1.3管线设计问题，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按照建筑施工图纸进行设备，管道的路线出现的标高以及定位互相交叉的现象，给暖通空调管道施工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扰，特别是一些具有综合性质的建筑物体，其设计的图纸中的空调末端设备、排风管道、送风管道、喷淋管道以及电路电缆的桥架管线标示不明确，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就极易出现管线的交叉，从而影响整个建筑的工程质量，严重情况还会使得整个安装工程进行返工。
1.4水系统水循环的问题，水系统是暖通空调安装施工的关键环节，其安装施工的问题将是系统不能够正常运行的直接影响因素，尤其是冷冻水系统，其管道容易出现循环不畅通的问题，笔者根据空调水循环水系统的工作原理以及安装施工条件进行分析，认为造成管道循环不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某些专业管线交叉，在安装施工中没有协调处理好，管道中的管网出现影响其循环的气囊，二是安装施工时没有清理水系统管道，其中的杂质成为安装施工后空调水系统堵塞的主要影响因素。
2.暖通空调安装施工的对策建议
2.1暖通空调降噪的方法和途径
（1）空调设备安装的时候，将弹簧阻尼减振器运用到新风机和空调机上，同时可考虑增设惰性块，设备和风管、设备和水管分别用防火软接、金属软接头两种方式柔性连接。为防止设备噪音向外传播，空调机房的维护结构可以采用隔音、吸声材料，譬如在机房的墙面、顶板及门窗贴附吸声板，并且减少门窗的设置。
（2）空调冷却水管、冷冻水管及热水管采用弹簧减震吊架固定在梁上，为解决横跨两梁之间的水管固定问题，两梁之间要架设槽钢；如果水管需要从楼板或者墙体穿过，需要将水管套在有阻燃材料密封的套管上。
（3）风管安装需要在风机的进出口、空调末端设备进出口等部位安装消声器，并在消声器的加设保温材料。鉴于大风量的送回风管有较大的噪音，而且风管安装的强度和刚度受到其截面面积的影响，如果面积超标，就会在摩擦和振动的作用下，产生噪音，因此，笔者认为风管的吊架需要用橡胶减振垫缓冲振动作用力，减少振动噪音。
（4）沿着冷冻水管传递的噪音会产生无限传递的轻微振动，久而久之将给设备带来振动危害，笔者认为可以在主管刚性支架上安装弹簧减振器，消除楼板和刚性支架之间的振动噪音。
2.2供暖管道坡度的施工
（1）在安装干管之前，对干管进行调直；在安装干管支架的过程中，支架之间距离的计算依据是干管坡度和标高，按照规范设计要求施工，提高支架的安装质量。
（2）封堵墙洞空隙的时候，要按部就班，杜绝强塞材料的施工方式，确保管道坡度不会由于材料封堵问题产生变形。如果有压管需要避让风管或者无压管，可以采用爬高或者降低让行的方法。
（3）当空调水管的水平距离过大，可以在爬高位置安装排气阀，并在降低处安装泄水阀，解决通气不畅的问题。总之，供暖管道坡度的施工需要综合考虑整个系统，以免造成局部返工的损失。
2.3管路综合设计
在统一安排建筑内各项管线工程，找出管线工程设计的问题，包括走向、位置等的布置，并提出位置调整和协调的方法，为管线工程的施工、运行、维修等创造有利条件：
（1）当给水管道、排水管道、中水管道、热力管道、燃气管道、空气管道、供配电桥架、电缆等出现相互交叉，或者挤占在同一空间的时候，要根据管道的性能用途和工艺布置要求，从整体出发，合理布置功能各异的管线。
（2）风管的设计一是根据风管截面高度方向的尺寸确定吊顶高度，控制风管走线长度，如果风管走线较短，则可选择功率较小的风机。
（3）通过对各专业管线的合理布置，提高建筑物使用空间的有效性，需要专业设计人员的密切配合和相互协调。
2.4水系统水循环的安装施工
一是在钢管焊接安装之前，清除钢管的污垢和锈斑，直至钢管的内壁清理干净，方可临时封闭钢管，防止杂物再次进入钢管内部，在连接钢管的时候，去除钢管口的焊渣和麻丝等杂质。二是安装体积较大的排污阀在管网的最低部位，然后试行排污，检查排污阀的排污能力大小，如果发现排污效果差，则需对管网进行多次清洗。三是在管网安装过程中，适当增加临时过滤器和旁通的冲洗阀门，然后进行通水试压和分段清洗，再连接设备。四是清洗工作完成后，试运行水系统循环，将管网的杂物冲洗集中到过滤器，然后拆洗过滤器，清除其上的杂物。
3.结语
总之，为了能够保证暖通空调的安装施工质量，在实际的工程施工中，必须要结合暖通空调的基本性能要求和功能作用，合理运用施工工艺和技术方法，并积极采取措施来提高安装施工技术水平，对于施工中易出现质量问题的施工环节要加强管理控制，确保工程施工质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