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制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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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制度的认识范文第1篇

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概述

1三元交互作用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都侧重于单向决定论，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即不仅仅受内部因素的驱使，也不光由外部刺激自动塑造和控制。三元交互作用理论模式中行为、认知和其他的个人因素以及环境事件都互为决定因素。首先，行为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决定,即有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就要求行为采取相应的方式;方式也能改变环境,使之满足人们的需要。比如说人的期望、目标、信念等支配和指导他的行为方式,即人怎么想就怎么做;人的内部因素即认知因素,与行为也是相互依赖相互决定的。个人对行为结果的期待影响着他的行为表现方式及程度，行为的反馈结果也会引起个人的情绪反应,调整个体的意念和想法。个人和环境代表主体因素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在社会情境中,这种相互的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个人与环境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例如：通常许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自我效能感都比较低，那么在学生周围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通常按照学习障碍学生的典型特点（如低的效能感）对学生做出反应，而忽略了学生的实际能力（个人环境），也就是说,老师通常认为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比正常的学生自我效能感低，即使他们在某方面做得很好，对这类学生老师怀有的学业期望也比较低。反过来教师对学生的反馈又会影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环境个人）。如果老师给学生相应的暗示，对学生说：“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好”，那么这个学生就很有可能对成功充满自信。

2观察学习

社会学习的主要形式是观察学习,观察学习是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班杜拉发现人们不仅通过直接经验产生学习而且还可以通过观察所获得的间接经验引发学习，这后一种学习在社会行为的习得中更为常见，班杜拉称之为观察学习。观察学习亦称替代学习,就是人们通过观察他人(或榜样)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于观察学习者来说是新的行为) ,获得示范行为的象征性表象,并引导学习者做出与之相对应的行为过程。观察学习不同于模仿,模仿是指学习者对榜样行为的简单复制,而观察学习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学习过程。班杜拉(1977)指出,观察学习有四个基本过程:注意过程(attention)、保持过程(retention)、产出过程( reproduction)和动机过程(motivation)。注意过程是观察学习的起始环节，在注意过程中，示范者行动本身的特征、观察者本人的认知特征以及观察者和示范者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因素影响着学习的效果。第二个过程是对示范活动的保持。要对示范活动进行保持就必须以符号的形式把它表象化，从而保留在记忆中。观察学习主要依存于两个表象系统“表象和言语”。其中言语编码较之视觉表象在观察学习时更具有确实性。观察学习的第三个阶段是把记忆中的符号和表象转换成适当的行为，即再现以前所观察到的示范行为，也就是把符号表象转换成适当行为的最后一个过程就是动机过程。班杜拉把新反应的习得和对新反应的操作区分开来。但人们可能对这种模式进行操作,也可能不去操作这种反应,这要取决于自我强化引起的动机作用。行为结果包括外部强化、自我强化和替代性强化。班杜拉把这三种强化作用看成是学习者再现示范行为的动机力量。

3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1989)把自我效能定义为“人们关于是否有能力控制影响其生活的环境事件的信心”[2]自我效能感与结果期待的含义是不同的。自我效能感指的是相信自身能够做出某种行为，而结果期待则是相信那些行为预料会出现的结果。学生可能相信某些行为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但同时，也可能认为他们缺乏完成这种行为的能力。自我效能也可称作“自我效能感”、“自我信念”、“自我效能期待”等。自我效能有四个主要的来源,它们是成功经验(Mastery experiences)、替代性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s)、言语的劝导(Social persuasions)和生理的唤醒水平(Somatic and E2motional)。成功经验是个人在以往自己的经验中得到的认知。成功的经验会强化自我效能,失败的经验会削弱自我效能。替代性经验是指人们通过和自己差不多的榜样的成功认为自己也能成功。比如一个学生想做某件事，但是由于以前没有做过而缺乏做此事的信心，但是他看见学习成绩以及其他因素都跟他差不多的临班同学成功了，他就会认为自己也能做到。言语劝导是指接受别人鼓励性的言语来加强自我效能。这里说的言语劝导必须符合实际,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例如：教师常常说服自己的学生要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你能行”）。最后,生理的唤醒水平是指个体在面对某项任务的身体反应:平静的反应使人自信,焦躁的反应使人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对学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1三元交互作用对学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幼儿期是人生的起始阶段，幼儿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对其影响的综合产物，传统观念认为,影响个体发展的因素有：遗传、环境、教育。那么人们往往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幼儿的发展,外界对他的影响固然重要，那么我们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班杜拉所提出的个人、环境和行为三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外界环境不是单方面的对幼儿产生影响，幼儿的行为同时也会影响环境。可以这样理解：幼儿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幼儿提供的外在家庭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精神资本等）、父母的教养方式（民主性、放任型等）、父母本来的气质类型等因素会对幼儿产生影响。我国的研究一般都停留在这个水平，影响一般是单方面的。实际上，按照班杜拉的三元交互作用理论，家庭中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应该是双向的、交互的。即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资本等（环境）影响幼儿本身机体（个体）的发展；而个体的发展情况又反作用于家长的教育方式。如，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使幼儿形成了良好的心理品质，幼儿表现出聪慧、乖巧、懂事等特点，而这样的特点也会反作用于其父母对其进行教育的同时更加民主。

2观察学习对学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者对于有能力、声望高的榜样给予更多关注。榜样行为的结果告知观察者榜样行为的功能性价值，观察者试图去学习那些他们认为有必要学习的行为。学前期父母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对大多数儿童而言，父母是地位较高的榜样。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以涉及到很多方面，如社会行为、教育成就、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等，这些理论与我们所说的“身教胜于言教”的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学前期儿童高度模仿成人，父母是其重要的模仿榜样。那就要求我们的学前儿童父母注意自己的榜样行为。另外，同伴的榜样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家庭社区教育中注意选择良好的同伴交往，在幼儿榜样的选择上是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父母在家中为幼儿提供良好的电子产品（电视、电脑、录像机）、图书读物等为幼儿树立榜样，这就是班杜拉所说的替代性学习，如果人们必须做出每个行为，学习才可能发生的话，这样可以使学习的速度比原来预想的快得多，而且还可以避免幼儿去经历所有的负面影响的行为结果，比如，可以通过看电影或看书了解到被毒蛇咬了的危险性，而不必去亲身体验被毒蛇咬了是什么感受。在提供学习产品时注意避免行为、攻击的榜样作用。比如说，以前的动画片“奥特曼”，主人公的攻击就会给幼儿提供行为的榜样。

3自我效能感对学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自我效能感的观点，自我效能的四个主要来源,成功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的劝导和生理的唤醒水平。在幼儿的家庭教育中得到的重要启示是：首先，多给幼儿成功后的体验，让幼儿多获得成功后的经验，这样可以提高幼儿的自我效能感。往往有很多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经常不尊重幼儿的人格，很多包办代替幼儿自己应该做的事，总认为孩子还小，这样对孩子的溺爱对幼儿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我们互换父母多给幼儿活动的机会，体现自己做事自己成功的感受，让幼儿感到他自己的价值。第二，父母给幼儿成功的榜样，父母身体力行。第三，多给幼儿成功性心理暗示的言语。有很多家长与孩子交流时不注意自己的言语，经常挖苦孩子，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你什么也不会”、“笨死了”“你什么也做不好”“你还有什么用”诸如这样的言语在父母口中比比皆是。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幼儿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自尊心，家长应该鼓励孩子“你真行”、“你最棒”、“你是妈妈的骄傲”等这样的成功性暗示语言，这样的语言能给孩子传递一种信息：妈妈（爸爸）相信我，我能够做好！第四，家庭中注意为幼儿创设宽松、和谐、民主的精神环境，这样的映射环境有利于幼儿形成平静的心理反应，平静的心理反应使人自信,焦躁的反应使人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总之，家长在幼儿家庭教育中注意提高保护幼儿的自我效能感，这样幼儿才能更加茁壮健康的成长。

参考文献

对社会制度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于“基因”的探讨：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的具体延伸是进入整个社会系统的，确切的说，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利益的表达，不是“精英”公众的社会制度，更不是有钱人的社会制度，它关乎的是最普通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社会制度有必要坚持在现行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取向。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会制度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种制度自产生发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连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次，社会制度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既考虑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又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故此需要肯定。其三，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历史因素及其他现实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更加需要有效的舆论在具体层面实施渗透。

社会制度是实现社会平衡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在以往人类社会的经历中可以得出答案。社会制度的社会平衡机制是具体的，公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与公众最切身的利益直接关联。正因为如此，社会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其具体实施的每一个步骤、环节均会使得公众密切关注。现代社会中，公众不再会经常受到蒙蔽。信息系统给社会每一个成员提供了接触社会、参与社会进程、结合自身利益诉求发展的可能，“他们将抓住这一机会不断地给社会施加监控的压力。”对社会制度中的很多问题，这一监督显然是具体的、显见的。

关于“端粒酶”的作用：舆论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就社会制度的出现和运行来说，笔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如右图所示：

当将某种新的社会制度置于社会的现实时，其一开始并不完全表现为社会人的欣然接受，反而可能会引发焦躁、盲目、不安甚至逆反的社会心理，正如心理学家勒温提出的，与“生活空间函数”所展示出来的情景一样，是一种“脆弱的平静心态”。上述的心理反应可能在一个平台中被集中展示出来，而这个平台是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舆论。

另外一种情况是：通过社会硬性力量设置的社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亨廷顿所说的社会挫折感。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为了保障其确立，最初往往使用社会动员来展示未来的美好，造就“需求的形成”，而实际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展示的那样迅速到来和十全十美，造成“需求的不满足”，两者的差距便产生社会挫折感。应该说这是一种无法完全避免的现象，但其中的社会动员是一种重要的舆论形式，适度性把握得好，可以减弱舆论的情绪化，形成适度的而非激进的激励力量。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看到：舆论已经显示出了其对社会制度的有效影响，这种具有考察基点的现象恰如“端粒酶”对基因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当然不能只停留在找到考察的基点，关键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舆论的力量来保障社会制度的进步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模式。

让“端粒酶”发挥作用：舆论对社会制度的驱动与调节思路

通过媒介对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控制抑或是引导，对于社会制度的确立与推行提供可靠的观念一致性上的支撑，同时确保在方向上的正确性，《周易》告知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方向永远比速度更重要。因此让端粒酶发挥作用即形成了一个体系：大众传播媒介――舆论――社会制度，而这一体系的成立也随即生成了相关的思路：

思路一：制度确立，观念先行。对于具体的个人和无组织的群体来说，得出深刻的见解是较为困难的，他们的观念实际上是社会提供的。“由于真正的环境总起来说太大、太复杂，变化得太快，难于直接去了解它。……我们必须先把它设想为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我们才能掌握它。”如果在公众需要对舆论客体做出判断而又难以确切表达的时候，大众传播媒介及时提供简单明确而又为公众接受的价值判断或道德选择，往往会使那些含有哲理的简单话语很快深入人心，自然而然地为舆论框定了发展方向。

思路二：制度形成，思想保障。社会制度的理念以态度的形式确立在公众的思维体系中时，具体的社会制度推行便不再显得那么困难了。公众会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认为这就是应该的，是符合他们的思维惯性的。而如前所述，最好的确立公众态度的方式不是宣传，不是说教，应该是自然的舆论生成。这更符合公众的认知习惯，会更有效地进行社会参与。

社会制度与社会和谐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就像市场机制天然地追求效率一样，社会制度天然地追求社会公平。社会制度关乎民生、民态，由社会公众的实际利益延伸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性态度，产生较为一致和方向性明确的意见――舆论，构建精神世界的平衡与物质世界的平衡总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思路三：制度完善，民意评价。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更加紧密地将自己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正是利益的高度关注，迫使公众冷静地思考和面对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制度，也因此而出现理性的舆论讨论。此时，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够给予充分的关注和引导，一些良性的基因便会注入社会制度本体的发展中，对于构建平衡与和谐大有裨益。尤其是对民意表达的刚性机制舆论监督来说，更应该具体而冷静地面对。

对社会制度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生产力 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内涵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就是当今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是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市场化、社会化的大生产。笔者则认为，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应该是以先进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核心、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能够反映和实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先进的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在生产活动中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

先进生产力反映并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

在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都是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依次是哪个阶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哪个阶级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代表问题。毫无疑问，新的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和新的社会的统治阶级才是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代表。因为，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都是以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当已有的社会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极力维护旧的社会制度的阶级就是统治阶级。这说明，当现实的社会制度能够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超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时，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此时，能够领导新的社会革命并成为新社会的统治力量的阶级，只能是其根本的阶级利益要求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必须能够反映并维护和实现其根本阶级利益要求的生产力。

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只有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力。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当封建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工人阶级既没有能够提出改造封建制度革命理论的能力，也没有能够领导和组织封建制度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能力。不能组织和领导封建制度的革命，就不能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谈不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18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第一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尚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没有失去其历史先进性，依然能够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开始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但不能取得革命的根本胜利，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要求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程度；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制度才开始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障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要求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工人阶级由此开始成为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唯一代表。因此，资产阶级也曾经是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代表。将中国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归结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便混淆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代表其发展要求的生产力之间的根本区别。其次，中国工人阶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发展要求得以实现的生产力，在生产活动中反映并实现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虽然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相一致，但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没有得以实现，在社会的生产活动中，主要实现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将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概括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既混淆了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是否得以实现的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区别，又存在着脱离生产关系、脱离阶级利益要求，抽象地谈论生产力先进性的嫌疑。

先进生产力以先进的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核心

首先，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因素。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从社会生产力不再是个人劳动的简单相加之时起，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越来越成为社会化的生产以来，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除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素质外，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即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在现代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重要作用。

其次，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制度更替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制度的每一次更替，都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新的社会制度使劳动者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者阶级的生产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由社会制度的更替所导致的社会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改变，使社会生产的各种要素实现了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通过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也是目前仍然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能够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

再次，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不同，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生产力之间的根本区别。社会的统治阶级要最终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必须首先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就是社会统治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统治、维护和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唯一途径。在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建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实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保证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工人阶级的意志、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正是从能否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能否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这种意义上来说，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核心。

最后，创新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不断提升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主要根源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思想，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由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先进的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最终能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状况的唯一根本保证。这要求我国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必须不断创新企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因此，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代表其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必须是以先进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核心、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能够反映和实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

参考文献：

对社会制度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离群青少年；网络；社会排斥

一、离群青少年的出现和现状

所谓离群青少年，是指沉溺于家中的自由安逸而不愿与外界接触的青少年，他们夜以继夜地躲在家中，并形成了依赖电脑和网络、与现实隔离的生活方式——“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送饭上门管饱就成”。据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合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的4 610人中，有56.9%的人认为自己身边存在宅男宅女。不可否认，这个群体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群体中一支“颇有实力”的亚文化力量，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

首先，离群青少年涵盖的意义较为广泛，包括疯狂迷恋动画、漫画和游戏的“御宅族”，害怕与社会接触的“茧居族”等单纯以某一原因闭门不出的青少年族群，大多数在社会上饱受挫折并渴求家中安宁的青年人都可以用一个网络新词来形象概括——“宅青”。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许多社会问题相继显现，如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人际关系淡漠，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导致社会不公正以及巨大的社会压力导致个人幸福感下降等，都使得社会地位相对边缘化的离群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沉重、压抑，而筑起自我孤岛的方式无疑是这个稚嫩的社会群体的一种避难策略。第三，离群青少年虽然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族群，但其影响力和带动力却十分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离群”的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二、社会排斥：青少年离群现象的根源

笔者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现象的成因。

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拉诺Rene Lenoir）首次提出“社会排斥”的概念。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意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有很多不同面向，但若以青少年为出发点，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即制度性排斥、文化排斥及人际交往排斥。

1.制度性排斥迫使青少年自我隔离。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旧的社会制度也处于不断地变革和重建过程中，一套科学完善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在主导群体握有社会权力的前提下，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年人被排斥在各个社会制度（如教育、训练、就业及社会福利等）的“门槛”之外，造成了社会对青少年的显性制度排斥。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渴望摆脱束缚的人生阶段，具有特立独行和反叛性的特征，因而往往被视为各种和不合社会规则的始作俑者和问题制造者。

2.文化排斥导致青少年自我排斥

美国社会学家莫顿认为，个人若是缺乏文化所包含的目标以及社会所认可的手段，那么就会产生退缩的心理，导致个^躲避任何与现实生活世界接触的机会，拒绝任何与社会做互动的平台。这便是一种文化自我排斥的状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规范体系逐渐消解，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没有一套科学明确的价值体系可以为人们所接纳和内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仰缺失的危机。

3.人际排斥将青少年推向自我封闭

面对现代社会陕节奏、高压力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每个人都忙于竞争、疏于沟通，人际间的关系越发淡漠和隔离，越来越趋向表面化和事本主义。一些青少年由于自身的性格特点，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往往会在交往中遭受人际排斥和孤立，从而感到沉重、压抑，内心深处产生了矛盾。

三、对青少年离群"现象的理性思考

“离群”处于一种脱离社会的非正常状态，给青少年自身以及整个社会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理性地分析“宅青”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途径。

1.“离群”给个人及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一，“离群”造成青少年的社会焦虑，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当青少年习惯于这种离群索居并且自我封闭的调节方式后，加上缺乏有效的社会援助，他们的社会真实感就会减弱，社会适应力也随之下降，与他人建立社交关系的能力就会减弱。其二，“离群”现象不利于社会整合，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1858—1917）基于当时欧洲发生社会革命和动荡的背景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概念。通俗地讲，社会整合是指按照某种规则或规范调整或协调社会上各自独立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要素，使之成为统一体的过程或结果。

2.“离群”问题需要青少年个体与社会共同解决

“离群”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排斥。“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只有社会加强对青少年的支持和关怀，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这些“宅男”、“宅女”重返社会，他们才能走上健康、积极的生活道路。首先，要打破社会对青少年的标签化认识，如“垮掉的一代”、“草莓族”、“问题青少年”等，应当认识到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增强学校、家庭、社区等对青少年的关怀，使他们对外界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其次，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时要以这类青少年的兴趣、爱好为切人点，进一步挖掘他们的优点，通过不断的鼓励来降低其自卑心理，帮助他们找回重新走向社会的信心和勇气。第三，要尽量畅通离群青少年与外界接触的渠道，提供相应的环境，让有着相同经历和感受的同辈群体走到一起进行交流和互动，以引起相互之间的精神共鸣，认识彼此的个人素质和价值等，在提高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大其交际圈。

参考文献：

[1]网瘾本质是强迫症，社会应创造更多“宣泄”渠道.广州日报，2007—03—13.

[2]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0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999：245.

[3]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

对社会制度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家庭社会工作；家庭现代化；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C 91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3005305

家庭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社会保护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责任，以增强家庭功能为目标的家庭政策与社会服务所体现的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已无法回应迅速变化的家庭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家庭功能的弱化、家庭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社会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家庭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为家庭提供及时而有效的帮助，恢复并增进家庭的功能又是家庭建设的重要手段。

一、家庭社会工作的产生：现代化的选择

吉登斯指出：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1]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对传统的家庭制度、模式、结构及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这样的大家庭可以完成经济生产、情爱、生养、娱乐、教育、宗教等几乎所有的功能。一个人只要有家，那么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只有那些贫困家庭、无家可依的人才会成为社会救济的对象，“家”“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一直没有进入社会援助的视野。中华文化也因此积淀出了“家丑不可外扬”“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文化传统。那时，家庭与外界的边界是非常僵化的，家庭是唯一的福利组织，如果和家庭制度不发生联系的话，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制度很难单独发挥其功能。[2]家的过分发达，使得中国既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个人主义”，也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一个简单的、自给自足的、交通不发达、尚停留在散落的小社会的传统中国，家是一种结构化了的组织形式，个人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在家庭之内完成的。正如杨庆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社会里，尤其是乡村社区，仅仅有极少数的社会组织或结合在家庭之外的组织能满足个人的需要。”[3]

家庭的发展和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变动，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向近代社会文明转型，自然经济日益崩溃，出现了大量流动到城市的“边缘人”，社会也不断分化，医疗、学校、法律等各项社会制度开始建立，大量的公共教育和政府多种服务开始出现，家庭的许多功能开始外移出来，由其他社会制度承担。这样，以家族为内核的血缘关系受到了冲击，社会行政力量的加强削弱了家庭自治的功能，大家庭制度衰落。现代化使得家庭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经济体，开始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心理的联系取代了传统家庭中其成员之间自然的物质联系，家庭成为了环境与社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家庭角色的实现都受到具体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同时，工业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无法有效回应儿童和老人的照顾需求。随着居住方式的改变，家庭规模逐渐变小，流动性加大，抵御风险的能力随之降低，许多家庭常常因缺乏资源而饱受压力。此时，家庭单纯依靠自身的资源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需要从家庭之外寻找更多的资源，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

社会福利服务需要适时地回应家庭的需要，家庭社会工作应运产生。在西欧和北美各国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中，首先发展的就是家庭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的兴起与发展是家庭现代化选择的结果。

二、家庭社会工作的实质：整体性介入

及家庭独特功能的完善当家庭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时，立即碰到一个问题，即如何将这些资源有效地输入家庭。现代化导致了制度的分化，每个制度的产生都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并按照自己的原则立场选择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制度分化带来了服务的分化，每种社会服务只满足了一部分人或人们的一部分需要。但家庭和个人都是整体的，无法分割的。过去针对个人行为、成长和发展的服务方法，如改善孩子的行为方式、辅助残障的家庭成员、为失业者介绍工作等，它满足的是某一个家庭成员，或家庭成员某一方面的需要，常常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家庭的功能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提升。事实上，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一个成员的某些行为和感受是对其他家庭成员行为和感受的反应，然后其他行为又是针对这个反应的再反应，如此循环往复。个体或某一方面的介入根本无法确定人们行为的开端在哪里，也无法找到家庭问题的本质；[4]另一方面，个人、家庭与社会又是交融的。[5]很多家庭问题的出现是超越家庭的，其他社会制度会对家庭产生深刻的影响，那些封闭、缺乏资源且有着贫穷、疾病和暴力等多种问题的家庭，仅仅从家庭内部进行干预，效果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这样的家庭，资源不仅在结构上受到限制，也被社会力量所限，[6]个体或某一方面的介入同样无法找到家庭问题的本质，也就无法真正推动家庭的发展。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的系统性意味着家庭需要的援助和支持是多元的。现代家庭制度的发展希望能掌握个人生活的全貌，从宏观社会背景与家庭成员互动相结合的视角介入，将家庭看成一个整体，整合资源进行整体性的介入。

但整体性介入的实质是否预示着对家庭全面的介入？显然不是。家庭现代化促使某些家庭功能的外移，家庭功能的外移是家庭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家庭功能的减少，既不代表家庭功能的消失，也不代表家庭功能的弱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家庭目前发挥的三大主要功能――情感、性和养育功能，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显得更加重要。埃什尔曼曾指出，家庭“包含巨大的利益和热烈的情感”，它“为每个人提供的福利、友谊、自我价值、保险和爱，多于任何一个其他方面的来源。”[7]情感、性和养育功能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家庭所发挥的情感、性和养育功能是家庭所独有的，是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将其他社会制度可以满足的功能从家庭制度中分离出去，就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家庭发挥其独有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家庭功能能否发挥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家庭幸福”，而是整个社会本身的问题。[8]

家庭现代化显示，家庭独特社会功能的发挥是以家庭其他功能顺利转移为前提的。从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到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家庭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个现代多元组合福利社会里，家庭只是众多社会福利提供者之一。现代家庭主要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社会其他福利组织对外移的家庭功能的有效承担。因此，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质：一是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有效配合，寻找和整合资源，从外援助家庭，支持家庭功能发挥；二是从内援助家庭，调整家庭关系，改善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独特功能。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提供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服务，最大限度地支持家庭，协助家庭成员成长与发展。

三、家庭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背景及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在传统中国，“家”“国”是同构的，家庭具有政治的、神圣的意义。孟子曾强调家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他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明确地将家庭关系作为国家关系的基石，将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家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组织。美国学者吉尔伯特曾说过：“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能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9]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也说过：“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10]冯友兰也有“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11]的说法。

但孟宪范教授的研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家庭的发展受到三次主要的冲击：第一次是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封建家长制成为当时启蒙思想家激烈的批判对象，这次冲击开启了家庭制度世俗化、边缘化的历程。传统家庭制度开始了现代性转型，只不过这种转型是以家庭功能的弱化为特征的，在批判封建家长制糟粕的同时，家庭制度中一些优秀的传统也流失了；第二次冲击发生在1949年解放后至结束这段时期，主要是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对家庭带来的影响，直接后果是单位制提供的替代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侵蚀了家庭的根本价值；第三次冲击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性的入侵对家庭核心价值的挑战和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在家庭中的泛滥。这三次重要的冲击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家庭逐渐偏离了国家视野的中心，家庭的功能在不断弱化。[12]

过去，我们常常把西方的“家庭危机”，如离婚、婚前同居、婚前、婚外恋、青少年越轨等内容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认为“家庭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些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不但有而且已经越来越普遍。显然，它们不是特定的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家庭的产生就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在过去社会规范的强制约束下，它们只能以不同的形式隐蔽存在，以至于我们视而不见。[13]随着家庭功能的不断弱化，家庭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人们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个放弃家庭责任的社会成员所带来的危害不只局限于其家庭本身，社区以及整个社会都会为此承担经济和社会成本。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为各种社会结构的转型及社会关系的重构，这些变化迅速传递到家庭，家庭呈现出新的变化：（1）随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单位功能逐渐弱化，政府控制力在个人私生活领域逐步退出，一些社会保障的责任重新转回由家庭承担，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福利单位的重要性重新显现出来；（2）随着剧烈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各方面的深层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各种社会问题复杂扭结，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迅速传递给家庭，家庭压力不断增大，社会建设要求家庭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就对家庭应对环境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政治运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淡化，个人主体性意识的加强，强化了人们对个体幸福的追求，家庭在满足人们情感方面的功能突显出来；（4）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地，是子女社会化及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场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全球人力资本积累重要性不断突显的事实，家庭的养育教化功能显示出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和谐社会建设的议题将家庭建设重新提上了日程，发展家庭社会工作，中止家庭功能弱化的过程，提升家庭应变的能力，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

四、家庭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路径与方向在家庭社会工作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之后，如何在中国发展本土的家庭社会工作以顺应社会建设的需要就成为急需破解之题了。

现代社会是在家庭之外发展起来的，经过近百年对家庭制度的冲击，家庭在国家发展的视野中已经被逐渐边缘化。从国家角度看，近年来，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使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深层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国家需要应对的问题很多，城市化及劳动力转移、社会贫困、三农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改革、官员腐败等等都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家庭问题在国家视野的位序也就在不断地后移。[12]可以说，当前研究和谐社会的课题和书籍大都未将和谐家庭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框架中的一部分，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家庭视角也大都缺位。[14]

这样的状况已与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客观现实，和整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对家庭功能发挥的需求不相适应。所以，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家庭，将家庭重新纳入社会重点关注的视野，只有这样，家庭社会工作的发展才有可能。

要做到这点，首先要重新重视家庭研究，使家庭研究在主流学界受到更多的关注。包括强化家庭学学科的建设，推进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促进家庭科学的普及和应用。具体来说，应加强家庭研究课题的支持力度，设立特色的家庭学科，成立各层次的家庭研究中心，出版引领学术的家庭研究杂志等。中国家庭内部的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理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需要对中国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支持系统，以及伴随着社会变化家庭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如流动家庭、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失独家庭、独生子女问题等内容展开深入的研究，既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又强调深刻的本土化，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家庭，重新定位家庭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切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其次是积极应对家庭的需要，建立预防、支持与保护相结合的发展型家庭政策系统。家庭既是社会不同系统政策最终发生作用的地方，也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合点，以增强家庭功能为目标的家庭政策所体现的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资。[15]以西方福利国家的家庭政策发展为例，早期主要是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缓解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转向通过家庭和社区等非正规社会保护系统寻求解决家庭问题，由此引发了在社会政策领域和理论界对家庭功能的重新重视；80年代后，改革的趋向是强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90年代以来，改革的方向转为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给予家庭积极的支持，家庭政策由单纯强调家庭责任转为重视帮助家庭行使责任。从西方福利国家的家庭政策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对家庭功能和责任的理解一直是影响社会政策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最重要因素，而政策演变的过程事实上经历了一个政府对政府―家庭责任界限不断重新界定的过程。[16]借鉴西方的发展经验，我们需要在家庭研究的基础上，弄清中国家庭发展的现状，探讨家庭中既有的传统资源与未来的发展方向，重新界定政府―社会―家庭的责任，出台一系列社会政策，从各个方面支持家庭，切实回应家庭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任务就是推进具体的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将家庭政策落到实处。

第一，政府角色要到位，要强调其在社会福利服务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投资主体的角色。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福利服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办福利的机制和环境。为此，政府必须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调动民间资金进入家庭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民办公助的国际经验，采取适用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福利管理工具。[17]

第二，要将家庭社会工作划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厘清其内涵、范围和内容，明确家庭社会工作的具体范畴。关于家庭社会工作的内容和范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界定，需要针对中国家庭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其内容和范围。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既可以按照家庭社会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分类，也可以按照家庭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不同类型分类。但无论怎样分类，家庭社会工作都应包含两个模式：一是问题解决模式，针对家庭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介入和干预，以帮助家庭恢复正常功能为目标，包括社会救助、家庭治疗、个案管理、小组工作、法律援助等；另一个是预防发展模式，在家庭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提前介入，以提升家庭应对环境的能力、强化家庭正常功能为目标，包括社会政策倡导、婚前辅导、亲子教育、生活技能培训、家庭照顾训练、职业辅导等。工作的方式也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间接服务，对家庭提供间接的援助和支持，包括家庭政策、计划的研究与倡导及各类资源的整合等；二是直接服务，直接对家庭提供援助和服务，包括各类救助、咨询、辅导、治疗和培训等。

第三，设立相应的家庭社会工作组织与机构。解放后，我国面向家庭的服务主要是由民政部门、工青妇、单位和居委会等开展的家庭救济、家庭调解和生育服务。这些部门的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一方面由于体制性的局限性，这些组织与部门提供的服务大都属于物质性的或简单的福利服务，专业性的社会福利服务比较缺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机构之间缺乏联系与沟通，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难以实现资源与信息的共享，也无法从整体上对家庭进行介入。所以，需要设立相应的家庭福利组织与机构，上至政府，下至基层社区，形成一个系统的家庭福利服务的组织构架，为家庭社会工作的开展形成制度上的保障。这个过程既可以是对现有的组织架构进行梳理，明确区分，各司其职，也可以是新的组织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其中尤其需要加强专业的社会民间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鼓励民间资金进入社会福利服务，以补充政府组织功能发挥的不足。

第四，注重家庭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目前国内开展家庭服务的人员，大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只是凭借经验工作，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家庭问题，一支有专业素养的家庭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培养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会使家庭服务逐渐由一般性的服务转为专业性的服务。设置家庭社会工作的专业课程，进行家庭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鼓励专业性研究，实践专业性家庭社会工作项目，都是家庭社会工作开展所必须的。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极其敏感地反映了社会变迁中的进步与成就，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困难与矛盾。经过西方百年来的发展，家庭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独特而重要的领域，事实也证明，家庭社会工作是对家庭的一种最具支持力的专业介入。面对社会转型时期越来越复杂的家庭问题，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家庭社会工作的需要，家庭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完善无疑是新时期民生工程急需关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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