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核心问题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1篇
写意花鸟画是以工笔画法，即用简练开阔的手法绘写花卉、竹石、鸟兽、虫鱼等自然生物的一种绘画形式，创作主体为文人。较之工笔花鸟画，其形态描摹并不全然是仿照自然的写实，而是在识鸟木兽的基础上“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将个人志趣倾注其中，立意上更多地关注人情，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人的写意花鸟画创作已经触到了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
一、“自然之美”——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中期由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的发展与滥用、对经济效益的狂热追求使得自然资源被大规模过度开采，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同时自然灾难频发，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变得十分脆弱。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批判这种以自然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生态美学正是于这种文化思潮中发生、发展起来的。
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把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相结合，将生态学理论进一步延展至哲学与伦理学领域，形成了深层生态学，这成为生态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而阿诺德·柏林特在《环境美学》中提出的“重新界定环境，承认其美学内涵”成为生态美学的理论目标。生态美学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从整个生态系统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观照，对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主张“人—自然—社会”的协调统一，既不是自然对人的绝对制约也不是人对自然的单方面依附。同时，它极力反对过去的价值论，将审美对象扩大至整个生态系统，承认各种自然生物与自然物质本身的审美价值，其中也包括归属于自然的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由此可见，生态美学对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美学内涵与美学价值的强调虽然否定了过去“人化的自然美”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自然审美过程中的缺席;生态环境之美并非隔绝于人类之外孤立存在，而是自然的审美属性与人的审美能力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指向的是一种和谐相处的“自然之美”，即一种“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①，其终极目标是追寻人类的“诗意的栖居”②。由此可见，生态美学对“自然之美”的哲学与方法论思考包含了自然观、自然美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几个维度，成为生态美学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天人合一——中国写意花鸟画的生态美学追求
自然何为，自然何美，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这些问题都是生态美学讨论的核心。与写实性相比，中国写意花鸟画更为注重对物象生命灵性的展现，一方面要见出物象的内在精神，同时也要见出画家自身的情感人格。中国写意花鸟画正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触到了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并以自身绘画实践对这一问题做了解答。
(一)道生万物，万物有灵——中国写意花鸟画的自然观
南朝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这一命题是中国绘画“千载不易”“万古不变”的重要法则，其中“气”指向宇宙万物的生命。在这一艺术法则指导下的中国写意花鸟画充满了诗情画意，不仅描摹自然万物且能从中见出自然万物的灵性。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自然万物的生命力。写意花鸟画所描摹的物象十分丰富，飞禽走兽、水果草木，千千万万种皆可收纳其中，观中国写意花鸟画便如观自然万象。绘画是一种静态的艺术，但中国写意花鸟画通过笔墨处理使画面中静态的物象获得了生命的动感。鸟、兽等物象出现在绘画中时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动态印象天然地使欣赏者产生一种动态的错觉;植物等物象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中因其不易察觉的动态变化而往往被忽视，但却在写意花鸟画中得到恣意地张扬。清代郑板桥的《风竹图》，竹势挺拔坚韧，竹叶疏密有度，颜色深浅不一，皆顺风同向而高扬，不但见出竹叶动态的生命之美，且见出竹立烈风而不弯不倒的强劲生命力。二是自然万物的象征意义。中国写意花鸟画中的自然物象往往带有人类感情寄托的所指功能：梅、兰、竹、菊四君子常喻高洁，松、鹤、鹏、凤则喻祥瑞等，并由此出发形成了独特的花鸟文化。
对自然万象生命力的描摹和情感寄托的象征固然是由于古老诗歌中的意象积淀，但从其根源来看则是源于中国写意花鸟画所秉持的“道生万物、万物有灵”的自然观。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生灵自道之育化而出，并因“道”的运动而获得生命动力。天地生灵不是静态的、僵死的，而是动态的、鲜活的，万物在获得生命力的同时便有了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指向，因此画家描摹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对育化万物的“道“的观照。
(二)思与物游，传神写照——中国写意花鸟画的人与自然关系论
“道”育化万物，人与自然物象都由“道”而生、统一于“道”，因此在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中人与万物虽然构成创作主体——审美客体的关系结构，但两者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并列同一关系。“气韵生动”中“气”的另一重要范畴指向创作主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中国写意花鸟画中不但浸润着天地万物的生命灵性，而且包含着画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体现着画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因此中国写意花鸟画并非画家被动地描摹物象，而是寄之情思得象之精神的“写意”，这是一种能动的再造自然的活动。山人的《孔雀牡丹》正是画家寄情于物、托物言志的再造产物。画上的孔雀丑陋不堪，满身光华不再，仅头部形态与臀部三支尾羽可略见孔雀之形;孔雀所立之处顽石上大下小，不稳而欲坠;石旁有牡丹一株，花枝低垂，几片竹叶散见其中;并有题诗曰：“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孔雀尾羽正是清朝官员所戴领带花翎，孔雀丑陋亦如清朝官员人格丧失，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奴颜婢膝。此画笔墨雄奇酣畅，一方面泼辣恣意地表达画家之讽刺，一方面又体现出画家狂傲不羁与孤傲出世的文士品格。
由此可见，画家再造自然的过程实际上是画家“涤除玄鉴”以审美心胸观照花鸟物象，同时也受到花鸟物象的感发引发主体心理的情绪变化，由对物象的被动观照进入主动的艺术想象，进而描摹浸润着主体情思的自然物象之“神”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画家的审美想象活动始终与事物形象结合在一起，主体情感越强烈鲜明，审美想象越奇妙丰富，对物象的观照就越具体而明晰，主客二者相互生发促进达到“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效果。因此“传神写照”便形成主客二体交通相应、同构契合的双重内蕴：中国写意花鸟画不仅是对花鸟物象外在形象的写照，而且是对画家审美想象的写照;不仅反映着花鸟物象的生命神韵，而且传达着画家的精神追求。人与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自然生发人的情意，人能动地改造自然物象，传达情思。
中国写意花鸟画创作过程中充分体现了 “道生万物”的生态美学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追求，实现了艺术美与自然美的有机融合，对于生态美学学科具有启示作用。
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2篇
2010年我在墨尔本访学时受邀到老朋友贝安德教授和劳若诗博士家中做客，其间受赠他们二位的新作《理解环境哲学》（Andrew Brennan and Y.S. Lo.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urham， UK： Acumen Publishing， 2010）。 这本书是英国Acumen出版社策划的“理解现代思想运动”丛书中的一本。由于该丛书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哲学和历史领域内重要的学派、运动和传统的导论，其目标读者主要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首次接触这些学科的读者，因而《理解环境哲学》一书的体例并不庞大，且框架清晰，逻辑紧密，语言及写作风格颇为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理解环境哲学》共有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从讨论气候变化这样具有极端复杂性的环境问题入手，将读者导向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从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着伦理拓展主义的基本方法，分别讨论了环境哲学中的各种代表性理论，包括代际伦理、动物伦理、以非人类生命为对象的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别就自然性的寓意、环境哲学的世俗基础、环境问题的根源、个人责任与社会管制等环境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论争的全面展现，该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环境哲学的框架，为没有接触过环境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有关环境哲学的导论性读本。同时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由于该书介绍了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逻辑术语，并且在整本书中对休谟、康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和评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一般哲学的入门读物。此外，对环境哲学领域内诸多论争的深入讨论也对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挑战。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环境哲学诞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点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key puzzle），即如何将我们的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同时又不损害表达和保护人类尊严的各种人权。由于人类展现出强烈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种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倾向，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倾向给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带来了困境，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
第二章的主题是代际伦理，我们对后代人的义务。作者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包括整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区别。在仔细分析了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讨论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论证。这一论证主张，由于环境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哪些人会实际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最终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无所谓更糟，而对于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会因为曾经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而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仍然比那些根本来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因而当代人对后代人没有义务。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际伦理时都会讨论“消失的受益人”的论证，而每次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看到这种似乎是根据理性和逻辑进行的严丝合缝的推论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丧的是，国内很多论文在介绍西方代际伦理的理论时也往往会花大量笔墨在这种貌似技术上十分复杂、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论证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位作者对这一论证进行了批驳。作者首先指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当代人和以前的人们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未来人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还不如没有来过。第二种批驳在我看来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论证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种环境政策，未来总会有大量人口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这些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当代人没有采取会对他们有益的环境政策而过得更糟，因而我们负有关怀他们的义务，至少负有这样的最低义务，即不能把他们将要生活的环境搞得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满足。
第三章介绍了动物伦理。作者分别介绍了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动物福利伦理与汤姆·雷根的道义论动物权利伦理，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尽管有关动物伦理的理论几乎在所有环境伦理、环境哲学、甚至应用伦理学的著作中都有相关介绍，但这本书对动物伦理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的清晰的总结和深入的比较仍然非常值得称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认为比起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为动物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而实际上，由于动物权利论所涉及的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等高级动物，因而我们很难断言这两种动物伦理哪种能够给予动物更多的保护。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辛格的动物伦理为在西方世界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动物的认知和态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实际保护和改善动物的处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科学发展观；比较研究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这个概念，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生态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十大流派中较为活跃的一派。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嬗变等问题，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通过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技术批判与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从而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化的，其中心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于，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面上看，生态与科学发展观并不基于相同的现实基础，产生的理论背景、发展脉络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观点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观点有明显的差异，却可以相互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础的比较
生态，也称生态学的，其理论基础在于和生态学的有机融合。如生态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谈论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的生产问题，却很少在纯粹意义上谈论生态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马克思有意还是无意的，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生态学’与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另外，生态继承了以作为理论基石的西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批判传统，像莱斯和阿格尔就受到马尔库塞相当大的影响。只不过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生态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温和，也更富有建设性。
科学发展观则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及作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处处渗透着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主要是基于中国化的，面对的现实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与科学发展观对于关注的点不同，偏好的理论也不一样，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以作为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开放性，掌握了活的灵魂。
二、第一要义的比较
生态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并没有太多联系，应该说，不能形成一个系统，但在第一要义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尔断言，“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2]。阿格尔转变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危机已经转向了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罪，即利用环境代价换取财富，已经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缓解矛盾，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可见，阿格尔关注的决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和分析，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说明，他始终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这是他逻辑分析的前提。高兹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走向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3]高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归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了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义。从阿格尔和高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生态学者无论给生态危机开出什么样的处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认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二者之间观点的相似性。应该说，生态与科学发展观所提的“发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意义上使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不能以生态为代价；二是，正如高兹谈到的那样，发展不仅是经济理性的，还应该是价值理性的。总的说来，生态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而较少涉及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所使用的“发展”，强调的是一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层面基础之上的。与生态相比，概念的内涵扩大了；作为一个分析系统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论核心的比较
“生态考察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论断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问题，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类的健康发展趋势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力图通过制度转变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4]由此可见，生态在谈及异化概念时，是以人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异化；在谈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时，将社会系统放在首位，因为只有以社会系统中的主体——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逻辑的出发点，其他的分析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彼岸世界是遥不可及的；在趋势和目的方面，无论是通过制度还是其他手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科学发展观始终明确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理论核心。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观点趋同是主要的。当然，生态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从纯理性的角度说的，在他们的逻辑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点，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带有功利性质；另外，他们过多地强调人的解放与个性张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所以，很多时候不过是空批判而少建设，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细节所迷惑，坠入就事论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源于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把握，还具有伦理层面的考虑。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发展的应然。所以，生态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于对人的伦理态度和侧重点上，而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基本要求的比较
很明显，生态认为，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不够的。在高兹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物质丰富程度明显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不过是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且，无论资本主义采用什么方式给予无产阶级多少施舍，实质上，并不见得会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今日付出了一百万美元，是为了明日的一百亿美元。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资本主义的成本，资本主义就越是要加紧攫取，换取更多的财富。于是，自然成了牺牲品，这种牺牲到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会达到发展的极限，而出现衰退。所以，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按照奥康纳的总结，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6]奥康纳还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总的来说，在生态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人、社会和自然失衡的危机，就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运行的现实性危机。根据反向调节的原则，可以明显地推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样是会被生态所认同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5］15-16应该说，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样，生态和科学发展观在基本观点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前者强调的不过是“平衡”二字，即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就社会的复杂性而言，这种关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分析的结果难免流于片面，或者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后者则强调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由于科学发展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思想的部分，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寻找到现实基础，并为现实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生态的“乌托邦”，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五、根本方法的比较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5］16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生态学者全方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然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进行的掠夺行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批判了资本主义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及其破碎的劳动分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之内，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考察。”[7]由此可见，在方法论意义上，统筹兼顾是二者认可的。生态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但是从其关注的对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级批判、异化批判和工业文明批判等维度考察，它并没有刻意突出资本主义的某一个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几者之间的联系。再如，生态的代表人物克沃尔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制度方面，要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在实现条件上，要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全人类一起实现。从这里，生态的统筹兼顾思想也可见一斑。
虽然同样在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了统筹兼顾，所关注的视域却截然不同。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站在整体的高度审视各个部分的协调与平衡，是一种治国的理论。生态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因为其所秉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所以，在思想上侧重于批判，而建设性的东西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生态的相关理论并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这样一来，无论其有多么丰富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值得参考而不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而已，当然也就不会像科学发展观一样，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基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为实践所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价值也要大于生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主流学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野广阔，科研环境优越，尤其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对生态危机的本质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与生态有较多的契合，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鉴生态的思想。在观点契合的方面，应该说生态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为细致，这与其血缘关系和研究传统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观点分离的方面，对于科学发展观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鉴，不合理的可以作为警示，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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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4篇
1河流生态学内容简介
河流生态学（riverecology）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关于河流生物分布结构、功能结构，涉及到环境生物相互关系发挥作用的学科。随着全球环境污染问题的普遍恶化，河流污染作为其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方面，河流生态学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在理论产生兴起之初得到了环境生态研究领域的广泛支持，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活跃。河流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是研究河流生命系统与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复杂、动态、非线性、非平衡关系，其核心问题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重要生境因子的耦合、反馈相关关系。一般来说，河流生态学根据现有的范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该学科关注河流等水域的横向研究，关注平原、水流河道以及水流河岸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该学科关注河流等水域的纵向研究，关注某地区河流水域的具体生态分布、生态结果以及生态功能；
（2）对河流水域的地理、水文也有所研究；
（3）该学科关注河流水域的整体评价，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目前全球河流生态学的运用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多学科融合、研究重点转向人类活动对水域的影响、河流生态学科学信息技术化以及理论知识适应社会需求而发展等几个方面。
2河流生态系统指标的开发
2.1非生物环境指标
非生物环境指标，顾名思义，是通过对河流水域中的丰生物信息进行分析，基于此进行河流监测计划的指标。其中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非生物因素，首先是河流水文特征，河流水文特征分析通过对诸如含沙量、水位线、水流流速、结冰期、汛期、涝期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对河流水文进行整体把握。其次是河流地貌特征，河流通过长期的冲蚀对河岸陆地产生影响，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河流地貌。不同的河流地貌如沟谷、侵蚀平原等等其所反映出的河流演变情况都有所不同，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最后是河岸带特征分析，河岸带的定义具有广义、狭义两种。一般是指靠近河流岸边的地带，具有植被丰富、空气湿度大的特点。通过不同河岸带的研究可以分析出不同的河流水源特征。
2.2生态系统功能指标
河流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其自身的物质吸收能力、排放能力以及物质的自我生产能力都能从各方面反映出河流的系统活力。生态系统的功能指标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物质通量，这些通过的物质有沉淀物、营养物质、有机物质、藻类植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河流监测需要通过各种河流物质的通量进行全面的研究，但目前一般只是通过物质负荷数据进行调查。其次是截留率，截留这种气象现象一般与地区降雨量、风速大小以及雨间天气状况有因果关系，河流水域的截流量与河岸树种以及降雨量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
2.3生态系统结构指标
生态系统结构指标从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出发，从三个方面的因素变化给出河流监测的指标指导：
（1）关于物种多样性，近年来物种多样性中的对大型无脊椎动物如一些大型水母、海葵、珊瑚等的研究为河流监测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参数，借此来解释河流功能摄食类群层级波动的内在原因。物种多样性是河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评测不同地区河流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物种数目以为人类发展、生活奠定基础的前提；
（2）生态系统结构指标的生物丰富度；
（3）功能摄食类群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对于河流监测所需求的指标参数也具有重大意义。
2.4人类干扰变量
在河流污染过程中，人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在河流污染中应担起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人类陆上排放生活垃圾、工厂排放未处理的工业污水、城市运行抛弃的商场废物以及人类土地利用格局改变等方面的共同影响导致了大大小小河流水质的恶化，而且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在新时期的巨大发展，河流恶化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其中，人类干扰变量在其中所起到的负面影响巨大，虽然内容庞杂但对水质的破坏作用极其集中，河流监测计划的制定尤其应注意这个方面的研究分析。
3关于河流生态学与河流监测计划的探讨
3.1河流生态学应用及发展前景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运用河流生态学的核心学科理念对河流监测事业所起到的作用将星多方面且卓有成效的。其为河流监测计划的制定以及后期河流监测工作的展开乃至后期河流治理等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在证实了理论基础正确性的前提下，相关部门技术监测人员如何正确利用河流生态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实际监测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国家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这个方面加大重视度。同时，河流生态学应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碍，存在个别局限。如在资源螺旋概念中提出的螺旋长度，看起来是对河流功能过程的一种非常适宜的测量，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指标，因为它更像是一种理论单元，并且需要用放射性同位素进行复杂测量来获取，序列不连续体概念亦如此[1]。但从整体上看，利用河流生态学为基础进行河流监测事业、制定河流监测计划具有光明的前景，相信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实现河流监测不断优化的目标。
3.2对当前河流监测计划评价
整体来说，我国现今河流监测计划工作的实行还是比较完备顺利的，但具体细节来看还存在着一些纰漏。如河流监测执行部门的差异所造成的监测计划并不相同导致了监测侧重点不同，其后果往往是监测事业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如人类干扰导致的河流生态系统的生态效应，现有监测计划中的变量不足以综合判定[2]；又如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数据应该用于确定大型无脊椎动物的梯度，并更多地放在空间方面，但在现有监测计划中没有进一步表示。
4结语
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大学英语；人文功能
一、生态语言学述评
当今的生态学已由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发展到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生态学中的人文性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生态学”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生态世界观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提供了科学认识其他领域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以语言学为例，研究者在研究语言的同时，更需要及时观察和探讨语言与周围环境及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语言作为符号研究固然必要，但与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人、与应用语言的环境联系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生态语言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指借鉴生态学原理研究语言，《语言与逻辑辞典》将其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1 ]。
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有三个热点问题：其一，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众多学者对语言的多样性是语言作为人类知识和经验存储器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已形成共识。其二，保护濒危语言、“弱语言”问题，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一些语言学家还提出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具体方略。其三，语言人权问题，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反对“语言帝国主义”、“语言谋杀”，维护语言人权的理念，并讨论了多语教育问题，及母语教育和外语学习的关系。本文正是从第三点出发，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的变化和发展给外语教育所带来的启示和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大学英语改革实现语言生态系统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环境
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环境准确地说应该叫做 “语言生态环境”。李国正在他的《生态汉语学》一书中，将语言生态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外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社会、文化及人群系统，而内生态环境系统则指任何特定语言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关系。本文正是借用李国正的这一划分，尝试剖析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环境，相比研究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为主要内容的内生态环境，本文重点阐释大学英语教学的外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外生态环境的结构属性和自身特点，作者试图将大学英语教学分为宏观生态、中观生态和微观生态三个层面：大学英语教学的宏观生态是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大学英语教学的中观生态是关于学科和课程的生态，包括大学英语教学政策、外语课程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等；大学英语教学微观生态是关于外语学习中的个体因素，即直接参与者，包括外语学习者的观念和心态。希望通过对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外部生态环境的层层梳理，剖析影响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的生态因素，并进一步揭示，为维护语言生态的和谐、平衡、健康发展，大学英语教学的必然转向。
1.宏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的宏观生态是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近年来，受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附加在英语头上的考级证、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评定等外在因素过多过杂，本末倒置的教学导向，备受诟病，英语教学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而与此同时，全国普遍出现了母语弱化的现象，“中国人汉字书写能力变差”等新闻屡现报刊，这也加剧了人们对强化母语、弱化英语的讨论。多种原因导致英语改革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北京2016年高考英语满分由150分减为100分，其中听力部分占30分，阅读写作等占70分，同时语文由原来的150分增加到180分。并有进一步消息表明，教育部计划从2017年起，英语不再参与到统一高考中，而是推广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制。对此，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表示，以社会关注度高的中高考作为教育改革的切入点，是想通过考试命题分值的变化、难度的降低以及招生方式的更加合理化，给全社会和全体家长、学生、老师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必须在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转变教与学方式，彻底摒弃死记硬背、重复训练的僵化学习、复习方式。
如果说以往高考改革增加英语分数权重的初衷是为了彰显外语重要性，那么这个作用已经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是，高权重分数驱使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获得作为敲门砖作用的应试能力而却忽略了作为交流工具作用的语言能力，偏离英语教学的目标。因此，高考改革是为了促使英语教学由分数外延的重要性向质量内涵的重要性转变。在这样一个宏观生态环境下，作为英语教育者，我们应该认识到，此次英语、汉语分值的变化只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切口，通过这个切口，以考改促教改，一则改变当下英语教学中愈演愈烈的应试化和功利化的教学模式，回归育人为本的教育规律；二则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发挥社会阶层调节器之功能，增强年轻一代的对中国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打通人才培养的立交桥。
2. 中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的中观生态是关于学科和课程的生态，包括大学英语教学政策、外语课程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等。《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学英语教学除了训练语言技能，更应该是了解和习得一种异邦文化的过程，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的学习过程。此外，大学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基础课程，一方面，学时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人力物力投入大、受益面广、影响也较大，在高校基础教育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大学英语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个学期的课文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民俗宗教、艺术欣赏、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知识，其文中潜在的一些价值观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才能、正义、责任等正是时代所需要的。
然而长期以来在课堂中，部分教师以应试为导向，只重语言知识传授，轻实际交际能力和文化素质培养，重工具性，而忽略大学英语的人文性，造成了多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仅仅片面侧重单词记忆和语法要点讲授，不仅脱离了语言的真实环境，生硬地将英语语言本身和其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所承载的宝贵人文精神剥离开来，而且由于大量的词汇语法，题海战术，应试压力，英语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同时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培养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导致学生的英语听说水平普遍较差，完全偏离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上所述的综合因素在根本上导致了目前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应试英语、哑巴英语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弊屡禁不止等诸多不良现象。
3. 微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微观生态是关于外语学习中的个体因素，即直接参与者，外语学习者的观念和心态。当今的“90后”大学生与以前的大学生相比，其成长、成才的时代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从主流上看，这一群体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其特殊的成长背景，使这一群体中一部分人存在着严重的理想信念缺失问题，即对英语所承载的西方文化认识片面，对自身的母语文化认可度低，贬抑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90后”大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产阶级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经济的高度发展来大肆宣传他们制度的优越，而我国则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辨别力，当前的“90后”大学生面临着信仰危机。其次，是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在当前，中西方国家的交流不局限于经济，人文领域也不断交流，西方价值观对“90后”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带来了诸多影响。由于大学生没有能力反思西方模式的合理性，产生了对西方价值观的片面理解和误解，甚至是盲目崇拜和跟从，导致部分“90后”大学生在个人理想的选择上更重视较低层次的享受和追求，我行我素，宣扬自由，崇尚个性，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实惠主义倾向。2013年五四青年节，号召全国各高校要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国家和政府已经把青少年的理想与信念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教育学生学会判断和抵制不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落后文化和极端思潮，使好的文化成为一种完善自身发展的正能量，已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所谓“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外语教学工作者更是首当其冲。
三、大学英语教学人文功能的回归
在高等教育领域，如何将教书和育人有效结合，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如钱冠连先生（2000）所言，“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且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因而具有民族性、人文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学英语教学除了训练语言技能，更是了解和习得一种异邦文化的过程，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富有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一种创新的精神，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近年来，国家教育部及人民群众所呼吁的让英语回到它本来的位置，正是号召这一英语教学本质的回归。
综上所述，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分析，通过梳理大学英语的外部宏观、中观、微观生态环境，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要由形式改革转向内容改革，实现从“知本”向“人本”的过渡，构建人本主义的外语教学理论框架，即达到英语学习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这也是实现外语教学最终目的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积极的人文价值取向和特殊的教育教养作用；另一方面，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的显性目标是教授英语语言和文化，让学生获得生存技能和手段，其隐性目标则是实现学生的主体个性全面合理发展，获得人的生存价值。
实现大学英语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首先，从教学过程来看，语言课程的设计克服一味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改善原本单方面侧重单词记忆和语法要点讲授，脱离了语言的真实环境，将英语语言本身和其所承载的宝贵人文精神剥离开来的状况。教师在进行语言技能讲授的过程当中，将课文与作者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理念与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相结合，而不是单词的生硬记忆和句型的机械理解，可以加深师生双方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其次，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发挥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功能，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可以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校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学时多、持续时间长、受益面广。尝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中西文化和是非伦理的判断能力，在教学中采用“融入式”的教育模式，让学生能够在世界人文知识和中华文明财富的熏陶下，提升道德素养、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实现理智、道德、情感的成熟，实现专业教育与人格养成并重；最后，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来说，物种的多样性对应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实现英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有望改变长久以来母语与外语相对立的局面，消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甚至产生互利作用，达到双赢的目标，维护语言和文化生态的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
毋庸置疑，学习外语可以开拓视野、陶冶情操、丰富心智、锻炼思维，而事实证明，准确有效的学习方式不但不会弱化母语学习，还能对母语学习产生正迁移。比如，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汉字听写大会，在众多名校当中，夺冠的并非知名文科院校，而是杭州外国语学院，分别斩获个人和团体第一名。这绝不是偶然，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从小学习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深化了他们对文化的认知，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汉语。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语学习和母语习得相互促进的有利证明。不仅如此，发挥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功能还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优化教学过程、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教师素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具有改革意义。
参考文献：
[1] 语言逻辑辞典[M] .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 [2]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3] 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4] 黄知常，舒解生.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
[5] 钱冠连. 语言全息论[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