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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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1篇

关键词:明清;徽商;武术;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3-0073-03

Abstract:Using literature methods and so on material law and logic reasoning, Searches ascertains clear Huizhou Wushu develope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Inquires abo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ime Huizhou Wushu developed and between the commercial roaring success interdynamic factor, The analysis commercial factor to the Wushu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ed Wushu to the anhui merchants prosperously the influence which produces with Huizhou culture′s prosper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Huizhou relatively well-developed Wushu, It is with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closely related; developed Wushu, Not only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otion of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uizhou.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hui merchants;WuShu; developed

1 问题的提出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个“十室九商”、“以货殖为恒产”的商贾之乡,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从贾人数之多而享誉海内外,在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人们对徽商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历史、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各个角度对徽商进行深入的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对商业致富和徽州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武术,却未见有人专文论及。因此,分析徽商与明清徽州武术之间的关联,不仅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同时也填补了武术中典型区域研究的空缺,这对徽学和武术史学的发展具有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搜集有关徽州历史、民俗及其相关方志、谱牒、文书、笔记、文集等文献资料,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相关前期研究成果,系统把握研究动态,同时了解国内有关区域武术和徽商研究领域的历史与现状,新观点和发展趋势。

2.2 调查法

走访徽州地区的档案馆、文史馆以及乡镇和村庄。了解当地的民俗、民风,收集具有当地特色的武术项目资料,把握徽州区域人群在生产、自卫、竞技、娱乐、休闲等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与武术文化相关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2.3 系统分析法

对明清时期徽州武术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分析,探讨武术发展与徽商经营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武术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对徽州武术发展的考察、研究与对徽商经营的内在逻辑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武术发展特点的内在逻辑分析建立在徽州根本价值观的基础上,以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为依据进而对徽州文化的繁荣作一定层面的探讨。

3 结果与分析

3.1 明清时期徽州武术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般认为,一个地区武术的发展兴盛,习武人数自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标。一个地区的习武人数众多与该地区的习武理念、围绕习武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所形成的尚武风尚等密切相关。明清徽州武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徽州人将习武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明清时期“徽人常常不选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正途,提倡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1]是徽商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观之一。在经商为正途和只以谋利多寡定身价的思想影响下,徽州的武术主要就是为实现这一价值服务的。在明清社会动荡,治安相对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徽商要取得商业的成功,就需要有武艺高强的人来护卫。因此,徽商特别重视对武术人才的培养以及自身武术的习练,以提高自己在经商过程中的防卫和防范能力。这是“延师习武在徽州屡见不鲜”[2]的重要原因。据记载:“予尝闻奔走之劳人,行经险道,遭难微躯,惟习乎拳,斯身可围”。[2]不难看出,为保经商行路的安全是其习武的出发点,类似这样的学武经历在徽州地方志与民间书中不胜枚举,这说明了拜师习武在明清时期的徽州相当普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徽州人认识到,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武术能为商业经营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条件。

其二,徽州人将武术列为学堂教学内容,为子孙习武创造条件。明清时期,武术除了官方的军事化传播以外,主要还是通过民间传播的方式来传承。这一时期在徽州民间除了个人外出拜师学武外,有学堂也开设武术课,据《吕蒙正破窑赋》载:窃思文可定国,武可安邦,近世学堂,文有武术一科;武备学堂,有作文一科。在徽州民间存在着大量的学堂、书院等教育机构,形成“新安讲学书院较他郡为多”的局面。这些教育机构具有多种意义,而培养徽州武科举人才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尝闻司徒造士,原尚文谋,而善人教民,亦兼武备”[3]、“生子安烈,使习武艺,获售为武学生员”。[3]不难看出,徽州的民间教育机构将武术列入教学内容,并为子孙习武创造条件,从而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培养了大批的武进士和武状元,为他郡所不及。根据李琳琦先生的统计:明代徽州武进士者56人;清代徽州武进士者111人,明清徽州武进士总数位居全国各府前列[4]。

其三,大量拳种出现,武术名家辈出,并有武术著作问世。徽州早在唐朝就有隐于城阳山的许宣平创立太极拳三十七势,又名长拳。南宋梁时的程灵洗,徽州府休宁人,传太极与其后人程秘,后改太极拳名为小九天。明永乐年间,徽州府回族吴氏祚永奉诏阖家迁往沧州,其十世吴钟创立八极拳。明歙县程宗猷“自幼习武,注重弓、马、刀、石英钟功夫,操练南拳,武艺高强,从他习武者达数十人”。[2]事实上,在明清时期,徽州程氏大族,父子兄弟辈中会武术者居多。 徽州歙县人程胤兆在《少林棍法禅宗》跋中指出:吾族自晋,梁唐以来理学文章之外,间以武功显。晚清抄本《议约》中也指出:新安古昔称材武,民间练习武术之风盛行。

明清徽州盛行佃仆制。在佃仆中有一类称“拳斗庄”,是充当家丁使用的。据叶显恩先生的调查,祁门县十五都,俗有“查湾三千郎户,八百庄”的言语,拳斗庄即充当家兵的佃仆,拳斗庄凡16-45岁体魄健壮的男子,都要进行武术训练。一般说来,这些拳斗庄的人赤手空拳可敌数人,如持一齐眉棍或火叉则可敌数十人。据《樾右台仙笔记》载,歙县大贾许某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每出列前后导从,炫耀与闾巷间。有研究者认为:这“家僮百数十人”中,有武术技能的拳斗庄也在其中,这些具有武术技能的拳斗庄,具有充当徽商行商的随从保镖和护卫宗族利益不受到侵犯的双重作用。

在明清徽州习武炽盛的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武术名家和大量的武术典籍。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歙县程宗猷的《少林棍法禅宗》、《长枪法选》和陈真如的《峨嵋枪法》,这些论著是中国传统武术典籍中的翘楚。著名军事家毛元仪将《少林棍法禅宗》、《长枪法选》收之于自己所著的《武备志》中,并论道:“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代程宗猷《阐宗》故特采之”。[5]并将《长枪法选》附于自编的《手臂录》后,称之为“程家枪法”。而吴殳对《峨嵋枪法》有这样的评价:“徽州陈真如的峨嵋枪法,卓哉绝识,枪家之正法眼藏也。总而论之,峨嵋之法既精既极,非血气之士日月之工所能学”。[6]并在自己所著的《沧尘子手臂录》一书后,附有陈真如的《峨嵋枪法》。明清徽州大量拳种、武术名家及其著作的出现并非是偶然的,它与徽州浓郁的习武、尚武风尚密不可分。

3.2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与徽商的关系

3.2.1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的思想基础

明清徽州在“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的观念影响下,经商谋利不仅是徽州人为解决生存的一种手段,更是徽商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徽商终极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具有较高武术造诣的人为其商业保驾护航,最终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是徽州武术兴盛的思想基础,也是其发达的内在动力。前述程宗猷诸般武艺具精,且枪棍卓然成家,其习武的目的是为了家族的商业发展服务,并以经商而终其天年。据《耕余剩技叙》记载,休宁知县侯安国曾劝程氏应募,则答曰:家事颇饶,为自保身家计,实不欲仕出。“家事颇饶”说的是他出身于商家,有一身武艺而不愿出任县府的总兵教头,为的是给家族经商提供服务,它说明了徽人的商业盈利价值有时甚至大于功名价值。明清时期的徽州十分重视对武科举人才的培养,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武状元和武进士,徽州培养这些仕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红顶商人,为徽州的商业提供有力的官府保护和官方代言人,进而为徽商赢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在今天,我们仍能在休宁看到,徽商为表彰那些在商业经营中做出贡献的武勇之人而树立的“义勇可嘉”牌坊,徽人给武勇之才“树坊表于其乡”,其目的是“励人习练盈利之心尔”。[7]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徽州形成了浓郁尚武、习武的社会氛围。

3.2.2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的物质条件

据万历《志》记载,徽商经营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曰走贩;二曰囤积;三曰开张;四曰质剂;五曰回易。(万历《志•货殖》),在徽商发展初期,徽商的经营以走贩形式居多。这种经营方式是“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商品”。[8]因此,外出行商是徽州商人重要的经营方式。在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以及徽州商业地位的稳定,徽商的经营也不限于走贩经营,而是从事“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或者完全在外地经营”。[8]由于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明清时期,人口的大量流动,“各地方都滋生出一些流氓地棍,他们凌弱暴寡,无恶不作”。[9]而这一时期徽商经营的重点大市场是长江中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治安状况相对恶劣,商人受盗贼掠夺时有发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在《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中指出了明清徽商重要经营区域的29条路程图记及其相应路程的恶劣治安状况,更具体指出徽商经营路线中诸多盗贼和响马活跃地点。可见,在明清时代,徽商外出经商时常历经艰险,因此,徽商对安全的需求就直接为徽州武术的发达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

正是因为习武是为商业保驾护航,为经商提供安全保障,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在徽商获得发展后,他们不吝资财,为宗族子弟和家丁习武创造条件。试举几例,便可反映徽商对子弟习武资助的不遗余力:乾隆初年,徽州盐商汪应庚“以一万三千余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助武举资斧”。[10]在《怀秋集》也有这样记载:休宁程宗斗弱冠好枪棍,祖付三千命贾,千里秣马,将异僧迎至六安授艺,以期求得真传。在明清的徽州社会,“中人之产”的标准是“十金”,三千金至一万三千金,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庞大数字,说明徽商为其商业发展之需而对宗族子弟习武资助的程度。因此,可以推断这种资助的行为并非是个别化的,而是大多数徽商共同的行动。也正是这些徽商的共同资助为徽州武术的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

3.2.3 明清徽州武术与徽州商业发展的互动

首先,在浓郁尚武、习武的徽州社会氛围下,通过习武获得武术技能、增强体质,可以直接为家族的经商提供有力保障。徽州在皖、湖、赣三交界处,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经营方式决定了徽商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和具有高深武功的众多群体,如前述程宗猷及徽商培养的拳斗庄就是代表性的列证。此外,习武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成为职业镖师,为徽商的经营服务,据载:“徽州汪某以武称,有大贾延之为镖客”,[11]类似的记载在徽州各氏宗谱中还有很多。无论是参与家族经商,还是成为职业镖师,都为徽商的经营营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为徽商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其次,徽商通过培养出来的大量的武状元和武进士,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徽商在官府中的代言人,单以歙县就有“居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12]这些武宦对“凡有关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画,务获万全”,[12]在施政中竭力保护徽商的利益,为徽商的发展起到官方保护作用。这正是明清时期徽商在两淮、两浙盐业、石料、茶叶运输等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徽商经营发展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再次,“公平、诚信”等历来是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品质。通过武术习练不仅能培养人的这些良好品德,还能锻炼习武者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意志。发达的武术在文化上为徽商注入了精神血液,这也是徽州商帮集团在明清兴盛几百年的因素之一。

3.3 明清徽州武术发展与徽州文化繁荣的关系

明清徽州武术的发达,不仅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内、外部条件,通过武术习练,还大大提高了徽州人整体的武术素质,培养出了象程宗猷、陈真如等武术名家和武术人才,赢得了“新安古昔称材武”的文化美誉。

徽州是新儒学的故乡,社会生活基本遵循朱熹的理学准则,明中叶以前,新的宗教很难在徽州找到信奉者,更不可能生根发芽,广为传播。《歙事闲谭》卷18《歙风俗礼教考》有这样记载:徽州独无教门,非惟乡村中难以错处,即城中诸大姓,亦各分段落,所谓天主之堂、礼拜之寺,无从建矣。可见,除了儒教理学外,外来宗教很难在徽州深入人心。在明中叶后,徽州实际上形成佛、道二教的思想与儒家观念之间相互补充和融合的态势[13]。形成这样态势的原因,从占有的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有人论及。不过,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推断的是,徽州人喜武、尚武的风尚是推动三教融合的重要力量。因为,在明清时期,中国武术门派林立,少林和武当在各大门派中鹤立鸡群,它们更是习武者向往的圣地,在这一时期,少林武术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且出现了上述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大师。而少林和武当的传统武术分别与佛、道教合二为一,少林、武当传统武术在徽州广泛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佛道二教在徽州广泛传播的过程。

对于徽州人来说,宗教活动也是娱乐活动。各种宗教活动都提供了大量有趣的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傩戏较为流行。傩戏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祭祀,二是武功。武功傩戏表演时动作规范,有固定程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武斗,较为夺目”,[14]《休宁铭洲吴氏家纪》卷10中有“首春行傩人婺源州香头角抵之戏”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傩戏中祭祀与武术合二为一的性质。舞傩者灵巧,跳跃、翻滚、变化自如,同时配合各种身法、脚法、步法,其动作粗犷、幅度大,如没有武术基本功底作基础难以表演得出神人化,引人人胜。

不仅如此,徽州人还将武术融入到地方剧种中,从而形成了“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徽剧,其中“打”是徽剧武戏的特殊之处。徽剧即今天京剧的前身,徽剧进京后形成京剧。徽剧形成于明代中叶以后,具有鲜明的表演特色,其最显著的当为对武功的重视,平台与高台武功在徽剧中极为突出。平台武功如“独脚单提”、“刀门”、“飞叉”等非常惊险精彩,以“金鸡独立”、翻桌子等高台武功尤为险要。徽剧戏子常以这些精湛的武技,使观者叹服。著名戏曲鉴赏家张岱曾这样描述徽剧:“余蕴叔演武场,凡三日三夜,四周始百计座。戏子献技台上,如翻桌、筋斗、蜻蜓、跳索、窜剑之类”。[15]武功戏虽只是徽剧的一个部分,但已表现出惊人的武术功底和徽人对武术的热爱。正如叶显恩先生强调“徽剧的武戏特色来源于徽州明间重视武术的传统,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16]徽州发达的武术,为徽剧提供武戏素材,扩大戏曲社会影响力,提高徽剧在众多戏曲中的竞争力,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剧艺术的发展。

可见,发达的武术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对推动徽州商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徽州发达的武术在促进文化繁荣的同时,实际上间接地在为徽州商业服务。

4 结 论

在徽州特定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下,徽州经商之风盛行,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同时,徽州也成为全国武术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它具体表现在习武人数众多、武术人才辈出和武术典籍的大量出现,并形成了浓郁尚武、习武的社会风尚。

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与武术的发达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业的发展是推动徽州武术发达的重要力量,商业的价值追求为武术的发达提供了思想基础,商业的兴盛为武术的发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武术的技击实用功能和所包涵的文化品质为徽州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内外部条件,发达的武术还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实际上是武术通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间接地服务于商业。时至今日,徽州武术的实用功能已经退出了商业舞台,而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如何开发武术的文化资源为重振雄风的当代徽商发挥作用,仍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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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寄园寄所寄》卷11《故老杂记》[M].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2篇

【关键词】芜湖；明清时期；城市经济；商业文化

芜湖自古以来就以长江下游著名的工商业城市闻名。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区域经济环境，带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突破性发展的时期。芜湖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保持了与时代同行的发展特征，也因其自身的条件形成了个性颇为鲜明的城市与商业文化。

一、明清芜湖城市和商业的发展

自南宋末年至明初，芜湖屡遭战火，城毁民亡，损失惨重。据地方志载，明初，原县城所在地一片残垣瓦砾，仅余八十余户人家，县令只好租住民房权且为县衙。

明初，芜湖的经济恢复面临绝好的机遇。芜湖隶属于太平府“太祖皇帝以太平为兴兵之地，尝劳于民，诏赐全蠲民田之税，官田减半”。[1]又明初定都南京，离南京仅二白里的芜湖一时成为了“地控吴楚”的京畿重地。《太平府志・艺文志》所载：“（芜湖）水汉旧邑俯瞰大江。北距南京仅二百里，江、湖、川、广、云、贵诸藩及海外东南诸国有事于两京者，水道必经于此，是天下之要冲也”。南宋杨灏即有诗云：山连吴楚周遭起，水合湖湘汹涌来”，以此形容芜湖地理形势的重要地位和便捷的交通。芜湖地区进入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促使了芜湖城市和商业的发展相应地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明清芜湖城市和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如：城墙的建立城市重心的渐移、钞关和户关的设置、长街、二街商业区的成型等。

芜湖原在宋代时期修建的宋城在历次战火中完全毁灭。明初时实行“堕城罢戍”政策，“邑非附郡者不城”，故城墙一直没有建立。到明成化年间，连续出现府库被窃事件，损失惨重，且倭寇一度深入到芜湖地区，鉴于此，芜湖筑城一事提上日程。乾隆《太平府志・建置志》载：“芜湖城建于万历三年，其故城旧称在县东三十里，自黄武初徙县治后更历多所……今县城周围七百三十九丈，高三丈。”[2]此时的县城依然不靠江，根据芜湖县山川图可以看到，此时县城靠近长河（即今清弋江），赭山西偏北约四十度，神山西北约四十五度，处于镜湖的南侧，城西南有牛角山，城南靠仙山，城北有范罗山。“长河来东南而趋西北，县治凭东北而拱其南，东绕宣歙诸水，西汇大江，长流白马诸峰拱其南，赭塔神山拥其北”。[3]乾隆《太平府志》也说“赭山在县西北五里”此时的城比以前的城池小一些，只强调了防御功能，长街等重要商业区并未包括进去。此时的芜湖县城主要还是以长河为依托，重要商业去和商业活动仍集中于沿长河一线，县城处于距大江七里的地方。

城墙的兴建并没有妨碍芜湖城市经济的发展，它更像只具有局部防御功能的城堡，芜湖的城市确切地说可以分为城内商业居住区、河南区、城外长街和二街商业区。这种格局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芜湖步入近代城市发展的轨迹后又有了新的变化。

明清时期芜湖成为舟车辐辏的江左名城，县志上记载当时县政府的大门前很不谦虚地书有“江左首邑”四个大字。这并不是自嘘之词，以芜湖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形来看，这个称呼是当之无愧的。

明成化年间和万历年间，朝廷在芜湖先后设立钞关和户关，此时沿江贸易已相当繁荣，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芜湖关税收入迅速增加，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少数几个江关之一。同时由于两关的设立，长江上下水的行船多于芜湖停泊夜宿，大大增加了芜湖的客流量，芜湖城市的聚集效应顿时显现了出来，芜湖商业更加趋于繁荣。

明清时期安徽地区沿江六县东流、贵池、铜陵、繁昌、芜湖、当涂“皆舟舣停泊之所，而芜湖首当其冲，盖以朝廷设关纳税在此，故四方商民上下往来之周，皆屯于江口以待稽查而后放行者，较他县停舟之所为尤多，其客商辐辏，百货丛聚，而又为五方士民杂处之区。”[4]芜湖地区的民风受到商业文化的很大浸染。该志《卷五・地理志・风俗》又称：“芜湖土瘠民贫，而习尚颇侈，由其当诸省之冲要，商贾辐辏，市井之氓未免有逐末嗜利，游手不事之弊”“芜湖地狭人稠，土著课农者率多素族，能崇俭。城中外市市廛鳞次，百货翔集，五方杂居者十之七，故宴会服饰颇侈，势所流极使然，难猝易也。”[5]显然，此时的芜湖民风的尚侈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商业的繁荣昌盛。从中也可以看出芜湖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地区性物流中心，商业中心，其辐射范围已经不只是安徽境内。

芜湖存在的各地会馆的建立情况可以看的出来芜湖经济发展的大致情况。据《芜湖县志》载，到民国以前共有会馆20家，会馆是出现于明代的新兴事物。永乐时在京师出现士人所建的会馆，邹逸磷先生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认为明嘉靖时出现最早的商业会馆。芜湖早在明代就兴建有山东会馆（清同治五年重修）、山陕会馆（秦晋会馆）两家，从清初到开埠通商期间共有八家，分别建立湖北会馆、庐和会馆、泾县会馆、太平会馆、旌德会馆、江西会馆、潇江会馆（原名临清会馆）、湖南会馆。开埠通商后陆续兴建有潮州会馆、广东会馆、宿太会馆、安庆会馆、江苏会馆、宁波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等八家。明代山西商人遍布天下，在芜湖这样的商业重地首先建立会馆，山东处于运河贸易线的中间段，由于徽州商人和山东商人与芜湖的商业往来也显得很频繁。入清后兴建的会馆中主要是来自于芜湖周边地区和沿江上游省地的商人。显示出芜湖对周边地区商业吸引力的加强和长江沿线贸易往来的发展，开埠通商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米市的发展，芜湖和下游地区和粮食销售市场的关系密切起来，宁波会馆、潮州会馆、广东会馆的兴建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发达的手工业见证芜湖的区域性商业中心城市地位

芜湖作为区域性商业中心城市不只是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得益于其本身手工业的发达。

明代是芜湖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如驰名全国的浆染业，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对其有“松江尚织造，芜湖尚浆染”的赞誉，当时芜湖浆染业巨子阮弼经营的“芜湖巨店”（大染坊）蜚声大江南北，他家浆染的布帛、丝绸及头绳等，质量佳、颜色鲜，十分畅销，阮弼不断地兼并其他的一些小染坊，又在皖南各地设立分店，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获利越来越多，成为享誉当时的一代巨商。而《太函集》一书则进一步具体地描述了芜湖浆染业的盛况：“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彀遍于吴、越、荆、梁、豫、齐、鲁之间”。[6]著名历史学家认为：明代全国形成了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和芜湖的浆染业[7]。可见芜湖在当时的全国都称得上重要的手工业中心。

芜湖的冶钢业在明代时就已享有盛名，而到清代时臻于极盛。著名的卜家钢坊在宋代开始立足于芜湖，历经元、明、清三代数百年从未中断。明中叶时卜家钢坊不断发展壮大，在芜湖二街永平里、花津桥等地开设分店，到清代时，除卜家外还有万家、马家、葛家等较大钢坊，一时“居市廛冶钢者数十家，每日需工作不啻数百人”，芜湖长街、二街大院“铿锵之声终日不绝于耳”，时人有“铁到芜湖自成钢”的赞誉[8]。围绕冶钢业芜湖的“三刀”也非常有名，即剪刀、菜刀和剃头刀。著名的芜湖赵云生剪刀同北京的“王麻子”剪刀、杭州的“张小泉”剪刀齐名。到芜湖开步后还大量输出到国外市场，受到广泛的欢迎。

更为著名的清代出现的芜湖铁画，其创始人为铁匠汤鹏。铁画是以生铁为原料，在高温下通过精湛的工艺打造成山水、风物、典故内容等立体景象。画面常栩栩如生，写意深刻。诗人黄钺在《于湖竹枝词》中这样赞叹芜湖道：

风卷松涛入梦醒，卧游曾对赭山亭；

分明天水明如练，一幅汤鹏铁画屏[9]。

铁画以其另人惊叹的创造精神享誉海内外，展示了芜湖手工业者精湛的加工工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不仅成为芜湖，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瑰宝。

在芜湖的城市发展中显示出了浓重的依江带河的江城商业文化城市气质。

长河（清弋江）是安徽南部连通长江的最重要的一条枢纽性河道。历来徽商外出一则沿新安江顺流东下抵达江浙，一则沿清弋江而下，经芜湖入大江后转至他方，有些徽州商人索性以芜湖为中转站，作为联络和货物囤积之所。

芜湖本是大江哺就的城市，它所具有的一切特点都与大江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芜湖城市不断地向趋于大江的方向移动可以看这样的特点，日渐繁荣的芜湖越来越自信地拥向大江。明代时芜湖建城于长河沿岸，“大江去西北七里”此时的芜湖还像一个怕羞的小姑娘一样有点怯生生地偎依着长河，略带羞涩地与大江保持着举目可及的距离。但随着明清时期芜湖城市的发展和沿江商业贸易的繁荣，渐渐强大起来的芜湖开始充满自信地拥向大江，芜湖城市商业衷心不断向沿江方向发展，这为1877年开埠通商后芜湖城市重心向沿江地带发展奠定了基础。芜湖开始成为真正的大江之子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现在化史和贸易史上扮演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角色。

明清时期的是我们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其中伴随着城市和市镇的大发展，芜湖城市在这样的发展中充分地依靠了其优越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展示出了独具特色的城市和商业文化风格。后，中国被迫结束了自主发展的时期，开始了逐渐而被动地溶入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潮流中，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中芜湖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芜湖的城市和商业结束了传统的发展轨迹，开始了向近代化演进曲折的历程。

参考文献：

[1]明・林钺修.邹壁撰.重修太平府志[A].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二二[M].中国书店.

[2][3]清朱肇基修.陆纶纂.乾隆《太平府志・建置志》[M].

[4]梁启骧撰.嘉庆《重修芜湖县志・序》[M].

[5]清朱肇基修.陆纶撰.乾隆《太平府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M].

[6]芜湖市文化局编.芜湖古今[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7].中国史纲要（第三册）[M].

[8]芜湖县志[M].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3篇

有这样一道历史考题:

思想文化的传播、嬗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书籍在传播思想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书界新气象”

设问:“依据材料一,解释新气象的具体含义(4分)。简要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4分)。”

1.在含义上,参考答案是这样的:出现大量有关商业活动、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对此我有以下几点质疑:

材料中呈现的《商程一览》、《一统路程图记》、《士商要览》、《商贾便览》是明清时期代表性的几类商书。

“第一类是:着重记载各地水陆交通情况的。如本题材料中提到的明代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崔亭子《路程要览》等,内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由南北二京至各地、十三布政司至各地及各布政司之间的交通线、所经站名、里程等,内中兼有沿途的风俗物产介绍,属水陆行程书。

第二类是:兼及商路等交通线路和商业规范经商经验的。如明代程春宇的《士商类要》,不但记录了与《一统路程图记》基本相同的百余条交通路线,而且另辟“客商规略”、“买卖机关”、“为客十要”、“醒迷论”等专章,介绍相关的经商知识,强调商业道德及为商之道。

第三类为着重为商之道、强调经营者素质与经营经验的。这类商书,明代有崇祯间李晋德的《客商一览醒迷》,内容偏重于论述商业行为规范、道德修养;万历间余象斗纂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门》,漪子《士商要览》三卷,崇祯间刊。既有行商经验之谈,又有商品知识、经营方法的总结。”

――语出《明清商书及研究情况介绍》

由此可见参考答案中的“大量有关商业活动”言不符实有二:第一,材料呈现的仅几本书而已,“大量”体现不出来;第二,“有关商业活动”中的“活动”用词不准确(如《一统路程图记》属水陆行程书而并非“活动”)。

本题材料内容很明显:隐射教材《中国古代史(下)》P129《明清时期的文化》一节的相关知识,考查了明清文化的特点――承古蒙新中的“新”(教材谈到“新”的三个表现:一是出现早期启蒙思想;二是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三是传教士东来,使中国人了解到一些先进的外来文化,即“西学东渐”)。从本题所给的文字材料反馈的信息看:用西学东渐概括更好,因为它比参考答案“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措辞更简洁准确。

2.在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上,参考答案为:明清(以前)商品经济的发展,区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快;传统积极观念有所松动;早期西学东渐的影响(或传教士和中国部分开明士大夫积极传播西学)。

我认为这道题用全球史观来解题,组织答案更好(因为这道题考的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当然偏重中国),可以这样设置:

(1)中国:①政治上:明清封建社会衰落,政府一定时期有限对外开放。

②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并有所发展;区间长途贸易发展。

③思想上:传统经济观念正经历变化(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2)世界:新航路开辟,世界联系加强(或早期殖民扩张,传教士东来,西学东渐)。

也就是说,参考答案应增加一个要点。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海陆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的桥梁和纽带。但在明清以前,中国领先世界,这种联系和交流的结果更多的是体现在“东学西传”而并非“西学东渐”。何况明清之际,东西交流因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垄断传统商路而使东西交流一度出现“商业危机”。打破这一局面,开辟世界联系的新时代正是新航路开辟。所以,这个世界大背景不能少,西学东渐是新航路开辟的影响与结果。

二

在平时的学习中,学生多审视教材,多挖掘教材,多整理教材结构,会提高对教材的认识;多做题,多探讨,大胆质疑各种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各种版本的考题,转换视角,多思考,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近几年的高考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1.主要考查主干知识。这是因为:(1)知识是能力的依托,能力是知识的运作。离开知识,能力是空洞和没有意义的。(2)目前高考阅卷普遍是采“点”不“采意”的办法。采点更客观,成本最低。“点”从何来?――教材主干知识。(3)“题目在书外,答案在书中”。高考试题无论如何选材,落脚点还是教材主干知识。教材主干知识掌握不好,即使审题准确,也难得高分。

2.注重对史学范式的考查。除考查传统的唯物史观、革命史观外,还考查学生的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和社会史观等。

3.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考查。考查考生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2)人文主义精神;(3)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4)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5)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6)开放的世界意识。

4.引入研究性学习的考查。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考查学生在研究过程中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4篇

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西商、闽商、粤商、鲁商、甬商、江西商帮、洞庭商帮和龙游商帮十大商帮初现于明朝，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清朝达到鼎盛，最后在中国社会变迁和外来资本的双重冲击下灭亡。明清十大商帮所处的历史时代给其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而这些文化特性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1.文化共性

（1）农商文化和官商文化并存的封建经济文化。明清时期，中国处在封建专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耕经济发达，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十大商帮所处的地区都是农耕自给不足、农业生产条件基础薄弱的地区，农业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生计。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当地农民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脱离农耕经济而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商业活动长期受到主体农耕经济的排挤，社会生活需求遭到压抑，中国社会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中，商业活动比较顺利地取得成功。在初步积累了原始商业资本之后，十大商帮将商业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相结合，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从整体上看，十大商帮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管理体系关系密切，尤其以晋商、徽商最为典型。他们通过与政治管理阶层勾结，获得专营程度相当高的盐业垄断经营权，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从而成为十大商帮中富裕程度最高的两个商帮。

（2）“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儒家文化。十大商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将“仁、德、礼、义”等带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特质，并以传统文化的诚信为宗旨，经商成功后以传统文化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这对于当时极度缺乏法治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

（3）以地缘为纽带的商帮网络文化。会馆是商业网络的具体物化表现。会馆既为所在地坐商服务，也为途经行商服务，还为途经本地的他人服务（如赶考举人），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商帮开展商务活动和对外扩张[1]。因此，会馆越多的商帮，一般凝聚力、活力也更强。

2.湮灭原因

（1）小农经济文化的局限性。小农经济思想对十大商帮的限制根深蒂固。一是大多商帮都抱着“小富即安”的想法。除龙游商帮涉猎造纸业、采矿业等实业范畴，其他商帮都停留在流通业，采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式，没有站在产业资本的高度去看待商业。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二是封建商人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满足需求。十大商帮的商人富裕之后主要将财富用于购买土地、盖房子、吃喝玩乐、窖藏，很少有人用于扩大再生产，产业难以做大。三是大多数封建商人虽然从商，但其内心却看不起商人，认同“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经商致富后就回归儒家思想中的正途——走仕途。他们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商业精神，但却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区域文化的封闭性。清朝时期，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但区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狭隘的商帮视野，大多数商帮无法主动出击，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把握和创造机遇积极转型。如清政府灭亡之前，曾向山西票号发出邀请试办户部银行，但被山西票号总号拒绝。晋商没有抓住这次转型机会，没有进行积极创新，因而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中。而宁波商帮积极主动承揽此事情，一步步铸就了中国金融业霸主的地位。

（3）缺乏制度化的企业管理文化。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的重视深深渗透于商帮的经营活动之中，十大商帮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作为经商的基本单位，家庭或家族是商帮企业的最初形式。家庭或家族经营企业能够保证企业做大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提高整个家族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家族企业用人监督和管理的难题。但随着家族的分化，一个有实力的大企业可能被分散成几个弱小的企业，使得企业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甚至会衰落。家族企业实行人情化管理，这适用于小企业，但人情化管理所欠缺的公平性、合理性及制度性都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缺乏制度化管理是明清十大商帮的硬伤，决定了其最终无法产生现代化企业。

二、温州商帮的文化创新对策

明清十大商帮的湮灭告诉我们，保持当代温州商帮的活力，必须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温州政府有责任引导社会舆论，进行温州经济文化大讨论，为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塑造社会氛围；温州企业家也要多学习多思考，拓宽视野和平台，突破自我局限。

1.转变思想意识

（1）尊重商业和实业。当前温州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依靠资金、劳动力投入进行简单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然而，温州商帮并没有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变，仍然停留于家庭作坊的发展方式，注重经济效应的短平快而不注重经济内涵。相比大规模的制造业，温州商帮更偏向商业流通环节，如销售、房地产、煤矿等这些短期内有高回报的行业。即便在本地从事制造业生产，温州商帮也往往立足实际，努力在小产业上做强做精[2]。这种偏好导致温州企业缺乏危机意识，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不能及时应变，创造利润的能力下降。温州企业的成长问题实际上是温州商帮的意识形态和对实体经济的认识问题。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树立“实业即事业，事业即实业”的态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2）树立企业家精神。晋商、徽商经商成功后经常将利润用于购买土地，发展典当业。温州商帮也有类似做法，将利润投在房产和高利贷上，追求资本性收益，满足于物质享受。这些做法是小农意识的现代版本。温州商帮应树立企业家精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做大做强，吸纳更多社会就业，提高工人福利，依照法律纳税，取之于民又回馈于民。

（3）重视事业的传承。现代社会已摒弃了“士农工商”的门户之见，但第一代温州商帮在取得成功之后，都削尖脑袋将子女送入公务员队伍，以求一个“铁饭碗”，这与徽商成功后送子弟入仕途的做法类似。由于创业的艰辛和劳苦，第二代温州帮商也并不情愿接班，宁愿守着第一代温州商帮积累的财富过安稳的日子。这对于家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温州商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统计，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四年，常见的现象是，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突然离去或退休的时候，往往就是企业终结的时候[3]。许多温州家族企业刚好进入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的阶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变思想意识将事业传承下去，那么温州商帮的衰落将不可避免。#p#分页标题#e#

2.改变交易方式，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1）改变交易方式。温州商帮擅长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交易方式在过去三十年中稳定存在，并且取得了较高的经济绩效。传统的家族伦理文化是支撑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基础。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能相容的[4]。温州商帮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与“不可触摸的网”，温州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海外生意网”等[5]。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过度依赖，使得温州商人倚重内部网络，缺乏接收外部资源的潜质，造成内外“营养不良”，这对于面临新一轮产业升级压力的温州经济是致命伤害，而温州经济近几年表现出的相对停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温州经济应变迁交易方式，使其有获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和途径。

（2）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对家族伦理文化的高度认同造成了温州商帮过多依赖现有制度安排。许多家族企业仍采用经验管理模式，其所有制为家族成员共有，职业经理人难以参与。由于缺乏对外来管理人员的信任，温州家族企业中的核心部门如财务、销售都由内部人掌握，外来人员始终处于无法真正融入的状态。温州商帮要在管理制度上进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将现代企业制度融入企业内核，从内心尊重、遵守制度，提高制度执行者的胜任力；改变企业管理理念，改变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建立合理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更新经营管理理念，改革用人制度，超越家族企业文化，树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观，建立适合现代企业的用人机制。

3.建立区域特色文化

（1）突破网络边界。温州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因而温州人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往往抱团行事以争取团体更大的利益。在过去三十年中，温州商人在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温州城”、“浙江村”，这是明清浙北、皖南、苏南地区“温州厂”、“平阳棚”的现代版。温州商人的综合素质并没有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具有更多的特殊性或优势，但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其自由流动和移民行为，能够在全世界做生意、办企业[6]。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更新和扩充，就是抱团的雪球效应和群体的不断重组。抱团和重组是以严格的地域作为界限，非温州籍人士根本无法融入其中，明确的群体边界形成了强烈的排他性。同时，温州商帮在全世界各地经商时往往圈定地理界线自成一体，不愿意融入当地人的文化和社交圈，处处讲人情又到处破坏规则，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这种模式使得温州在全世界各地产生冲突，如“俄罗斯灰色清关”、“西班牙火烧温州鞋”、“罗马尼亚温商市场强制关闭”等，影响了温州商帮的形象，也对温州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突破现有的网络边界，建立开放文化体系，已成为温州商帮自我提升的重要环节。温州商帮应积极接纳外地人和外来先进文化，接受外来产品和技术，打破温州商帮与温州经济的“路径依赖”，倡导合作文化，融汇自身文化和他域文化，使温州商帮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断更新和发展。

（2）建立学习机制。温州商帮的初始创业是生存型创业，现已由被动创业转向主动创业。被动创业时可以借助大无畏的勇气，主动创业时则更需要审时度势的精明和商业经营的能力。目前，温州商人热衷于参加各大高校举办的 MBA、EMBA 班，他们学习的直接目的不是获取知识和提升自我，而是进一步扩大社会网络，通过同学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这又反证了温州商帮意识形态的短视和局限。温州商帮应认清形势，主动学习。建议由行业协会出面，创办内部学习组织，组织定期的信息交流，进行“头脑风暴”；并组织温州商人与全国各地的商人进行互动。温州商帮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逐步树立新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创业理念。

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第5篇

摘要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禁锢被不断打破，“士魂商才”观出现，《聊斋志异・黄英》就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本文以此篇为例，对其中出现的“君子固穷”观念和新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展开分析。

关键词：《聊斋志异》 《黄英》 士魂商才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黄英》虽属于“花妖菊精”题材，记叙了士人马子才和黄英姐弟的交往及婚恋故事，但儒士马子才和陶生关于“安贫”和“治生”的矛盾，在明清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下，有着深刻的含义。

儒士马子才爱菊成癖，一日从金陵求得两芽菊之佳种，归途中遇到同样对菊深感兴趣的少年陶生，于是邀请陶生姐弟到自己家居住。马子才家境贫寒，陶生不愿“以口腹累知交”，于是提出卖菊谋生。马子才听后，“甚鄙之”，于是便有了下面一段精彩的对话：“（马子才）曰：‘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对于二人的对话，清人冯镇峦评说“两说皆妙”，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马子才代表的是封建传统儒士的观念：君子当安贫乐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圣人孔子曾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也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马子才作为封建儒士的代表，当然谨遵先圣教诲。其次，马子才乃爱菊之人，这里的菊不单单是指这种植物，更是指代菊所代表的特殊内涵，是高雅孤洁的象征，它在传统文化中“以其清雅的色泽，澹远的清秀，挺劲的风姿，成了儒士们用以表现孤高绝俗、坚贞自爱的人性品格，保持真我、不随流俗的独立意志以及贞骨傲霜、高风亮节的自然品性的传统意象”。菊是风流雅士的精神依托，是高洁脱俗的代表，陶生欲“以东篱为市井”，把如此高洁脱俗之物与儒家所鄙视的“利”联系起来，马子才当然“甚鄙之”，认为“有辱黄花”了。冯镇峦认为马子才说得妙，是因为马子才站在传统儒家士人的立场，从菊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出发，对菊做出了道德评判，并以一个传统儒士的身份坚守着“君子固穷”的信念，维护着菊的象征内涵。

既然马子才的观点这么有道理，为什么冯镇峦同时还要肯定作为马子才对立面的陶生的观点呢？当陶生听完马子才认为卖菊有辱黄花的论调之后，并不以为意。“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生认为凭借自己的劳动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并不可耻。他强调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勤劳致富的渴望。“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一句话，就将对传统言“利”为“贪”、谈钱为“俗”的观念从价值判断上做了否定。对于贫，他不想刻意去守；对于富，他也只想凭正当的“自食其力”去获得，但绝不会为钱而丧失原则，即“苟求富”。如果能够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美好的物质环境，让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适，又有什么错呢？任何脱离了物质而单谈精神的做法都是荒诞可笑的。连清代的但明伦看到这里，都评论陶生“自食其力数语，旷达可爱”。陶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艺菊致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不仅富甲一方，还将生意做到了千里之外。陶生摒弃了“君子固穷”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以劳动致富的道路，表现了他对传统观念大无畏的反叛精神。对于陶生的观点，姐姐黄英也是支持的，“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陶生姐弟既批评了士阶层盲目排斥利禄的错误性，又大胆地表达了人性中固有的对“利”追求的客观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幽默的颠倒，陶渊明式的儒士尊崇，因耿介而固守清贫，真正的精却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卖菊致富。在这种颠倒中，“理想和现实相互渗透，使‘采菊东篱’的意象具有了清雅和富足并行不悖的双重意蕴”。我们从小说后来黄英“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中可以看出来，黄英姐弟确实不是惟利是图的商人，他们的卖菊致富也变得风雅起来。在他们身上，儒之雅和商之俗不再对立冲突，而是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以一种理想的模式实现了士商合一。

除了《黄英》篇之外，《聊斋志异》中写到商人或者以商人为主角的有数十篇，其中作者最用心力、也最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要数儒士出身的商人了。例如：卷三《雷曹》中的乐云鹤，卷四《罗刹海市》中的马骥，卷九《刘夫人》中的廉生，等等。通过《聊斋志异》中如此多的儒商题材，我们可以看到，《黄英》篇中出现的儒商形象以及这种“士”与“商”的抉择、矛盾在《聊斋志异》中并不是偶然的，他们是蒲松龄用心刻画的产物。蒲松龄的笔下，“君子固穷”为信条的“士”阶层与拥有新价值观念的“商”阶层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出现的文化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蒲松龄的这种商人情结与他的家世有些关系。据《蒲氏世系表》记载，蒲松龄的父亲蒲就有“去读从贾”、“贾又不忘文业”的经历。

其次，蒲松龄的经历也与他对于“士”还是“商”的艰难选择有关。他的一生坎坷潦倒、“奔波劳瘁”。对于蒲松龄来说，弃儒经商是摆脱贫困生活的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择。《聊斋志异》中多次提到“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文业迂”之类的话，应该说这是他真实感情的迸发。我们不知道蒲松龄到底有没有在艰难潦倒时动过弃儒从商的念头，但是从《黄英》中马子才与陶生极具深度的辩论，我们可以想见，作为清苦的文人，蒲先生对于“弃儒从商”的感慨之深，已经溢于言表了。

再次，也是最重要、最深层次的原因，这种“士”、“商”纠葛较量在《黄英》篇中的出现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子才与黄英的结合可谓是“士”“商”两种文化观念的融合，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士魂商才”这个词。自战国后期商鞅明确提出“重本抑末”的口号以来，“重农轻商”的观念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流行了两千多年，“士”和“商”的社会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儒和商之间一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直到明清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与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变，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进步就是“士”与“商”的关系。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着“弃儒从商”的趋势，而且渐渐地这种社会风气越来越明显。

这种“弃儒从商”现象的出现当然也是有原因可循的，第一是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清末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却不能够相应地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小，这样“弃儒从商”的人数不断地增长也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自16世纪以后，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对士人也构成了极大的诱惑。在当时，已有人明确指出：“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当大批儒生加入商人的行列之后，士与商的界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另一方面，则是商人通过财富也可以获得官位，进入儒生的阵营。

如此一来，士与商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有了身份上的合流。那么，阻碍了士与商两千年的思想上的隔阂又是怎么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一步步瓦解的呢？

第一，明清时期，很多有商家背景的太学生进入了仕途。有商家背景又没能入仕的太学生往往数年后又回家去从事商业，由于入过太学，他们又会与士大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商人背景的太学生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他们处于士与商之间，加速了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商人地位的上升与儒学的转向都与此势力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明清时期，很多文人都认为为人作文字可以收取适当的金钱作为酬报。唐伯虎著名的言志诗有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润笔观念在文人中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第三，明清的社会变迁，“第一重要的文化变迁就是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参与所谓的通俗文化……士商阶层界线的消融，是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界线的消融相一致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士人接触到了商业；另一方面，当时的商人非常信奉所谓的“天报”观念，在精神方面向知识分子靠拢。

第四，晚明以来，小说戏曲的流行，作为小说戏曲主角的商人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明代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商人的观点。但是，在明清的士大夫作品中，商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浮现出来，商人自己的语言被大量地引用到这些文字中来，《黄英》篇就是其中的代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士大夫，例如汪道昆等人，已经开始从商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了。第五，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商不如士的观念主要在于社会的承认和政治的褒扬。但明代中晚期以来，商业在社会中比重增加，而且，商人又拥有财富，许多有关社会公益的事业也逐步从士大夫那里转移到了商人的身上。因此，商人的地位日益提高，其重要性日益体现出来。事实上，在此时期，士人与商人两个阶层都已意识到彼此已经出现了新的关系。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是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肯定。清代的沈甚至说：“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沈氏所言不虚，因为士人至此大部分出身商人家庭，所以士商之间的界线已不似过去严明。至此，商人在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地位已然上升，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渐渐转变成为士、商、农、工的新秩序，社会结构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在明清的重要文集中，我们常常可以找到有关商人的记载。

在这种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便能了解到蒲松龄《黄英》篇中马子才与陶氏姐弟的辩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蒲松龄敏锐观察时事、反映社会变更的结晶，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尽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作者在处理士、商关系时，并没有简单地将商人的伦理地位上升为全文的主旨，而是将士魂和商才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既属于真正士人的精神又具有优秀的商业才华的儒生形象――陶生不以谋利为人生目标，仅仅将经商作为实现自由人生的物质基础，等后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他便由贾归儒。最后黄英也不再业菊，以“商”的让步为前提达到了士与商的“合一”。文章的结尾说到马子才与黄英的女儿嫁与世家，这些都说明了，蒲松龄固然认可商业活动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向往着没有商贾涉足的传统儒家伦理，甚至用儒对商进行有力的改善和规训，希望将商压制在仅仅用于改善生活的层面上，而未看到商业对整个社会的巨大意义，在这一点上，蒲松龄又有着无法回避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清）蒲松龄，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井会利：《“义”的执守与新价值观建构――〈聊斋志异・黄英〉士人精神解读》，《山花》，2009年第3期。

[3] 但明伦：《但明伦评〈聊斋志异〉》，山东齐鲁书社，1994年版。

[4] 许智银：《论〈聊斋〉中黄英的精・神・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5] 乾隆《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广陵书社，2009年版

[6]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版。

[8] 吴吉祜：《丰南志》（第五册），《百岁翁状》，《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 （明）张瀚：《宦游记》，《松窗梦语》（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 （明）唐寅：《唐伯虎轶事》（卷二），《唐伯虎全集》，中华书店，1985年版。

[11] （明）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王文成公全集》（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2] （清）沈 ：《费席山先生七十寿序》，《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吴兴刘氏嘉业堂，192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