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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单元简介及设计总体思路
本单元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经济从时间上来看跨度非常大,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几十个朝代,所包含的知识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识量在一个单元分为四课内容进行讲解,在时间上很紧张,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艰巨。要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重视对知识点的梳理和进行系统化的讲解,使得知识点能够化零为整;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指导学生积极利用自己之前学习过的知识以及身边的学习资源,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二、教学目标
(一)了解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了解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和理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了解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认识和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探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引导学生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得学生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领会和感受到中国古达的农耕经济,并对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概况
2.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3.农业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据的主体经济形式的地位
(二)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知识点梳理
(一)发达的古代农业
1.早前农业生产的出现
(1)起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法。
(2)商周时期的农业阶段
在农业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为主,如耒耜和石锄、石犁,出现了青铜制农具。这个时期的人们懂得了开沟排水,耕作技术大大提升。农作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
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农具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2)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发生变化
(4)开始修筑水利工程,学会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特点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1.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冶金业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是商周时代的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商代的青铜器多为大件的礼器,而西周的青铜器则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铸铁柔化技术,青铜铸造工艺出现了金银错新技术。
魏晋时期:北魏相州的军刀、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发明。
唐朝时期: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明朝中后期:以广东佛山为代表冶铁业生产规模扩大。
(2)纺织业
半坡氏族时期:产生了麻纺织业。
大汶口文化:丝织业获得了进步。
商周时期: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出现。
魏晋时期:织造机构的设立,吴国的八辈之蚕、蜀锦的出现。
唐朝时期:丝麻织品遍布全国,丝织品种类繁多,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纺织方法和图样风格。
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丝织业手工工场。
(3)制瓷业
原始社会: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
魏晋时期: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为代表。
唐朝时期: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元朝时期:“瓷都”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闻名海内外。
2.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手工业受到鼓励。
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摧残。
隋唐时期: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继续艰难发展。
元明时期:棉纺织品数量增多,民间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三)古代商业的发展
1.“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和规模;不同朝代对城市的管理方式;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概况;对外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四)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概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
3.“海禁”与“闭关锁国”
政策出现的原因、影响。
五、教学思路设计
由于本单元内容量较大,所需的教学资料众多,因此,在本单元,教师计划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工具给学生在课堂上快速呈现课前搜集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使得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过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课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活动。由于课前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活动,因此,通过提问既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状况,又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同时还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的帮助和课前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间会显得比较宽松,这时候,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当的课题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以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六、教学反思
本单元的内容量较大,且知识点较为松散,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大,如果单凭教师一人之力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这课主要采取教师点拨,学生主体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包括课前的预习、课中的合作探究、课后的总结等等。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点拨,这样,学生更容易消化,而一些较为简单的内容则要求学生通过主动学习的手段来掌握。
关键词:城市综合体;古代城市;商业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24(5)
引言
城市综合体是现代城市“市”的重要表现形式,基本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全部功能,被称之为“城中之城”。从概念上来讲,城市综合体就是将城市中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3项以上城市功能设施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体。纵观世界发达地区的现代化都市,无论是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法国巴黎的拉德芳斯,还是日本东京的六本木、中国香港的太古广场,不但很好地满足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各类需求,而且避免了城市商业中心功能分区的弊端,也逐步发展成为每个城市的文化象征地标。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国内外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变历程,从中总结出每次商业空间革新的动力机制及其不变的内在因素,以供当今国内如火如荼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参考借鉴。
1 国内外古代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变过程
1.1 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的产生与发展
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随之产生了永久性的村落和氏族社会,并产生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或围墙。距今6000至4000年前,开始出现有城墙包围的居民点,成为中国城市的萌芽,并在夏商周时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性城市,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城”与“市”,如出现众多区域性商业都会和最早的封闭式里坊制,其商业经济功能得到强化和完善。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按照商贸中心或商业空间的兴盛状况,可以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4个典型阶段,分别包括秦汉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
1.1.1 秦汉、隋唐时期的商贸城市
自秦统一天下到东汉末年(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历时4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及走向定型的时期。秦汉时期城市结构形成了中国城市传统的里坊制度。先秦以来,古代城市的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各自用围墙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坊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兴起的,哪里有城市,哪里便会有居民区的存在,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永久性的人类聚居区;市则是伴随着人类对商品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商品交易的功能。秦代的市大多是原始市场,故有“市朝则满,夕则虚”的说法;汉代城市商业较先秦发达,市的数量和规模扩大,汉代长安有九市,其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是中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阶段,长江流域开始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重的经济区域。据统计,当时全国超过10万人口的大城市约15个,其中北方5个、南方10个。同时,百万人口特大城市的出现和城市结构里坊制度的成熟。隋唐时期的工农商等各种业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全国人口最高达到6000万,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期,也推动了具有百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形成,例如隋唐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唐代长安城市结构仍然延续了周朝《考工记》的规划格局,并传承了秦汉时期的里坊制度,设两大市肆——东市和西市在外城,各占两坊,约1km2大小,市内有四条南北或东西向的街道将坊分成九区,区内四面店铺临街,两市共有220行,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1.1.2 两宋的商品经济与城市复兴
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的城市商业经济,属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农业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流通领域出现纸币,城市财政收入开始征收商税,反映在城市建设中则表现为传统里坊制度被打破,街市格局逐步形成,由此进入了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发展阶段。
第一,城市商业职能突出,城市新经济凸现。两宋时期实施了重商的国家政策和积极的货币经济,晚唐以后商业中心的兴起至两宋而大盛。百万人口城市相继兴起,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如开封和杭州;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得到持续发展,继广州之后新增杭州、宁波、温州、泉州、密州、上海等9个市舶司城市。在北宋的经济中,非农和农业经济各占一半,至南宋城市商业税收更是超出农业税收。据统计,北宋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开封和杭州均超过百万人口,两宋时期具有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的5座。
第二,新市民阶层崛起,消费性社会形成。两宋时期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与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息息相关,首先,统治阶层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阶层共治的新中央集权政体,特别是后者造就了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促使两宋在经济、艺术和科学发展上均达到了历史高峰;其次,由大小商人所构成的新城市资产阶级出现,其人数众多,财富力量超出士大夫阶层,其贸易商品满足海外出口、大众百姓及自身的需求,而不再仅仅依赖于对王室、贵族和官僚的供给;再次,以店员、奴仆、贩夫走卒等组成位居社会中低阶层的市井之徒,与上流阶层共同孕育出了酒楼、茶艺馆、妓院、酒肆、勾栏、浴堂、赌场、当铺等繁荣的城市商业业态。
第三,传统里坊制崩溃,街市综合体出现。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全面突破了传统里坊制的桎梏,市场交易时间不再受白天定时限制,“夜市”逐步形成,商业区的“市”和居民区的“坊”已没有严格界限,破墙开店开始出现。到北宋中期,东京开封的街路变迁已完成了从坊内店肆——临街店肆侵街店肆——夹街店肆的演变过程,而南宋杭州城的东、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百经行不尽”,是居民区和商业区错杂的地方。同时,古代都市综合体——瓦子在两宋时期出现,这是位居城市中的一种方形市场,四周有酒楼、茶馆、妓院和各种商铺,中间是定期集市,属于里坊制打破以后的城市综合性市场,其中也包括多个文娱演出场所——勾栏。据《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记载,北宋开封瓦子有10座,南宋杭州有23座。
1.1.3 明清及近代城市商业空间的崛起
至明清时期,古代城市经济未能在两宋时期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甚至有所倒退,依赖于传统农业的新儒家思想长期控制着城市经济的转型,城市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封建农业经济。同时,明清的海禁政策也阻碍了港口城市发展和全国经济贸易的对外交流,直至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侵入,才诞生出东亚地区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上海。到清代中后期全国人口已达4亿,难以通过传统农业达到自给,新技术、新思维引入和新城市经济重建已经到了至关紧要的阶段。
该时期最大的城市是都城北京,至清末已经形成了繁荣的商业市井景象。例如,20世纪初期的北京东安市场是一个集几百家店铺、茶楼、饭馆、杂耍场、戏院、棋社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因市场邻近东安门,故得名东安市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由于市场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一时商贾云集,店铺日增,形成了街巷纵横、店铺林立,具有集吃、喝、玩、乐、购为一体的经营特色,属于20世纪北京最早的一个商业街区综合体。
随后1930年代的上海也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工业制造中心和东亚地区金融贸易中心,并产生了以外滩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CBD。中央商务区北至苏州河,南至南京东路,方圆近4km2,集中了上海28家外资银行、58家华资银行总行,以及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同时,以南京东路为中心形成了上海的中心商业区,拥有全国最大的4家百货公司,其中,永安百货公司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建筑商业综合体。1934年落成的24层国际饭店是当时东亚最高的建筑,凸现了上海在整个远东地区显赫的经济地位。
1.2 欧洲城市商业空间的发展历程
1.2.1 奴隶社会时期城市商业空间特征
欧洲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2000~前1700年,位于地中海中克里特岛上的王宫城市。克里特岛是由山峦形成的海上岛屿,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它相对独立、安全的环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及其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使得农业成为岛屿的主要经济部门,加上海外商业贸易所带来的大量商品供给着统治阶层的奢华生活。之后由于地震和战争的原因,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欧洲文明中心逐渐转移至古希腊城邦。
以雅典为首的这些城邦集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为一体,成为工商业相互促进的大都市,城中聚集着大量各行各业的手工作坊,由神庙、集会堂与长廊围合而成的广场空间,面向远方海港,人们聚集在广场可以举行讨论、议事、朗诵、演说等活动,同时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场所。至古罗马时期,更是将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商业格局也是以商业街道和商业广场为主的开放式空间,如古罗马公共浴场将运动场、图书馆、音乐厅、演讲厅、商场等城市功能组合在一起,比较著名的有卡拉卡浴场和戴克利提乌姆浴场。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整体陷入黑暗之中,城市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逐步衰落。
1.2.2 封建社会时期城市商业空间演变
公元10~11世纪,随着新式轮犁技术的普及和欧洲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推动,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开始解体,商业逐步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手工业者进一步专业化,为市场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中世纪的城市开始重新崛起,并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心。例如,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威尼斯和热那亚属于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法国的马赛和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科隆均是当时著名的工商城市。然而,将城市规模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则较为逊色,如14世纪的伦敦约4万人口,巴黎约6万人口,都是当时很大的城市。
当时城市的主要商业空间是集市,属于城市居民定期集会的场所,也是商品交易的中心。在形式上,很多集市采用了城市广场的形式,或者借用以前的教会广场和集会广场,如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而东欧、中欧的新兴城市直接为商业活动兴建城市广场。同时,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城市还形成根据商品不同而分开交易的专门市场。凭借军事上控制地中海的政治地理优势,意大利是当时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如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比萨等商业城市;而比利时、荷兰等地属于另一个欧洲的商业发达地区,主要以毛纺业为主;在德国以及北欧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城市,著名的“汉萨同盟”即是当时几十个商业城市所结成的同盟,以经营各地的农产品为经济来源。
1.2.3 近现代城市商业空间的发展态势
18世纪英国蒸汽机的改良及应用促使纺织、建筑、采矿、交通、冶炼等行业纷纷加入工业革命的大潮中,由此实现了西方城市从手工业生产到大机器生产的转变过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据统计,从1800年到1900年的100年中,发达国家具有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数目,从28个递增至195个,平均每年新增1.7个。
由此,城市工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促使商业业态更为繁荣,金融、保险、法律、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文化、消费等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并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1851年英国伦敦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与此同时,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纷纷兴起,之后又有上海、加尔各答进入世界前10位城市。截止1950年二战结束,世界10万人口的城市增至484个,前十大城市人口均超过300万,其中纽约、伦敦达到了1000多万。
该时期大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已经具有了中央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等明显的区分,城市CBD(中央商业商务区)开始形成,并出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郊区化现象。伦敦城、巴黎塞纳河两岸、纽约曼哈顿等均是该时期著名的中心商业区,这里分布着银行、保险公司、企业总部、大学、文化机构、政府机关等服务业行业。以东京为例,19世纪后期相继出现了针对中心区银座的大规模再开发、采用柜台陈列式销售的大型百货商场、设有电梯的高层商业大厦等现象。
2 基于消费者群体的城市商业空间演进机制
人类发展与城市兴盛密切相关,其中商业形态、消费群体和城市结构互动发展。农业经济时代的集贸市场属于行政型城市的产物,除了大量商品要供给权力阶层之外,其他消费群体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工业经济时代的百货商场所产生的中心集聚效应促进了单中心城市结构的强化,其消费群体是由工人阶层所组成的中产阶级;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兴起,服务经济时代所诞生的新业态与多中心郊区化城市形态密切相关,数量日益增多的服务阶层属于主要消费群体(表1)。
农业经济时代的集贸市场发挥的是最原始的交换功能,其中固定的小店面多属于单一商品经营的“业种店”,除了简单的买卖之外,基本没有附加价值,而古代城市中心布局着政治机构,当时的商业仅是热闹而不集聚,发达而不经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大规模生产促进销售形式的转变,百货商场(Department Store)的出现,将丰富商品汇集在一个大空间的现代商业零售业态诞生后,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在此过程中,商业空间的主角让位于消费者,商业空间转化为消费空间,之后让消费者感觉到更为自由而便捷的自选商场、连锁超市、便利店乃至大型购物中心快速兴起。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原始的集贸市场仅仅能够解决人类生理温饱的基本需求,这也是古代城市经济依附于农村经济的主要原因,固定店招、商号的出现则满足了人们对商品的安全与诚信的需求,从而实现了古代社会消费层次的升级。至工业社会时期,城市经济摆脱了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用于日常生活的商品大量涌现,百货商场、超级市场的产生既容纳了多样化的商品,也满足了消费者的诸种需求。当代社会的购物中心是以体验、休闲消费为主,物质商品的消费则处于其次,实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顶端——“自我实现”的需求(图1)。
由此可见,古代城市属于权力型或行政型城市,商品的重要供给对象是权力阶层,导致了城市商业空间的萎缩,如《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周王城,以及隋唐长安城。近代城市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城市规划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生活行为假设,以地租形式所表现出的商业空间更为考虑到众多阶层的生活需求,然而却忽视了人类自然本性的需求,由此出现了“田园城市”的理想模型。现当代城市空间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相继出现了多中心都市区、大都市带或都市圈等城市形态,并伴随着郊区化、逆城市化现象,人们的生活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城市,郊区都市、卫星城、中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可以成为城市居民长期生活的地方,百货店、大卖场、连锁超市、24小时便利店和城市综合体等新型消费空间与城市化进程步调一致,真正并同时体现了人类群聚的需要以及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
3 结语
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指出,历史上存在的著名城市都是“神圣、安全、繁忙之地”。纵观人类与城市的发展历史,相继经历了农业经济的古代城市和工业经济的近现代城市两个阶段,人类向城市集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口数量的增多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最终仍然要归结于城市文明的兴起,即商业贸易、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等产业形态与产业创新的不断进步,同时,城市消费与生产群体的扩大也持续刺激和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所以,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国内外商业城市所拥有的本质性因素。
第一,城市商业服务与工业制造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发展史来看,那些中西方兴旺发达的城市均具有较强的商业服务功能,其次是手工业或工业制造职能较为突出,与商业贸易形成互动发展的趋势,直到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工业职能才开始从这些城市中脱离出来,但仍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城市人口规模及其消费群体。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人口的集聚,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城市产生消费群体的基本条件,而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往往拥有相应的消费群体。例如,北宋时期开封的新市民阶层和近现代欧美的中产阶级,均是能够促使城市繁荣发展的动力主体,他们不但具有生产能力而且也拥有较强的消费实力。
第三,城市商业空间的主导地位。世界上可以有没有工业的城市,但绝不存在没有商业的城市。纵观古今中西方城市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那些将商业空间置于主导地位的城市往往能够日益兴盛,反之则日渐衰落。所以,在国家政治鼓励下的中西方港口城市均能够实现快速繁荣发展,近现代上海的几经跌幅即是由于如此。若从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考察,西方工业城市均是将商业区布局在城市中心位置,特别是百货大厦的兴起更是强化了城市商业集中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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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逐渐升温。这些研究通过对城市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进行逐项评估,使人们对城市的总体经济发展差异不仅有了质的评价,而且还为这种差异的量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应该说是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理论贡献。但站在城市经济个性化发展的角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样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方法,对那些以流通产业为主导的城市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
对于商业的产业地位,商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已经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实证分析进行了研究,并对商业产业增长及其波动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从城市经济的角度,详细论证商业的贡献,一直论著不多。事实上,尽管对流通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从“无用论”发展为“有用论”,但对于这样的问题,比如流通在城市经济中到底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流通这一普遍存在,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产业,其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究竟几何,对此进行的定量研究十分有限。
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计量研究,在归纳解释城市竞争力各影响因素时,列举了资本、外向性经济、文化、科技、政府管理、城市规模等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影响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而对流通的作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点还可以从现有的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得到证实。因为该指标体系中仅有两三个间接与流通有关的子指标,并且这些指标是分散在其他指标中,比如重商意识就是文化竞争力的构成部分,而不是流通力的组成部分。另外,反映城市生产、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些主要指标,如流通规模、流通结构以及流通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也都没有得到体现。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城市竞争力中流通贡献进行量化评价的难度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们对已经融入生活方式的流通长期持忽视态度的一种无意识体现。在现实中,理论界对流通重要性多方呼吁,而流通理论专业研究队伍却日趋萎缩;明明流通领域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聚集地,可是市场理论研究的重点却不断偏离流通;城市生产、居民生活对流通高度依赖的现实,也没有唤起社会对流通理论研究的充分重视。这些矛盾反映到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就集中表现为城市竞争力评价中对流通产业的“一般”对待。
从流通视角研究之必要
强调从流通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对流通在城市竞争力中的作用进行充分评价,这不仅仅是对如何准确体现流通产业在城市经济作用的理论探索,同时也是对城市竞争力理论的有益补充。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流通对城市经济贡献的有效测度,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主导产业定位不同的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其竞争力的特殊来源及其构成,也有助于理解城市经济特色,避免出现“千城一面”,为城市发展个性提供理论依据。
从世界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来看,城市从产生至今就存在着个性的差异。《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曾经把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归纳为以下几类:贸易城市,以商业为主,商人是核心居民,也有手工业者;消费中心和生产中心城市,居民主要是手工业者,与附近乡村居民交换产品;消费性城市,是政治宗教军事和文化中心;农业性城市,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领主或政治原因,该地区在法律上具有城市地位。
从城市经济的产生过程来看,城市经济在本质上是商业经济,是“城”与“市”的有机结合,“城”只是形式,“市”才是内容,城市只有建立在繁荣的商业交换活动基础上才真正摆脱城廓的外形而具有市场交换的实质内容。城市与商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城市与流通的联系渊源已久。尽管在城市的起源问题上,国内外学者还存在不同的起源解释,形成了不同的起源学说,如防御说、社会分工说、私有制说、阶级说、集市说、地利说以及宗教说等。在城市兴起的时间问题上,学术界意见也不统一,但在城市兴起与发展的问题上,学术界却鲜为一致地接受了商业革命说的观点,即商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中可以没有工业,但决不能没有商业,商业是“与城俱在”的产业。商业这一产业与城市的密切关系,从实证中也可以得到论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高度重视商业的城市,如热那亚。热那亚同它的最大竞争对手,例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都不一样,它对较高的文化从来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兴趣,文学和艺术对它也是毫不相干的。它唯一的兴趣是贸易,唯一的才能也只是经商。
我国的城市因功能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例如,在2002年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同样位于第一梯队的上海与北京,前者是中国的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后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决策、信息和国际交往中心。依据现有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通过对这两个城市的特定的经济区域,比如CBD进行定性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上海的CBD发展最快、是全球公司的中国商务据点,北京的CBD是全球公司的中国商务使馆和北方据点。这种城市内主要经济区域的功能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城市的功能差异。应当说,对这种差异的描述有助于解决城市功能的差异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相关问题,尤其是相关的定量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更细致的研究。研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考虑到流通与城市的密切关系,可以把流通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视角。
二、从流通角度探索城市综合竞争力构成的理论,这既是进行城市流通力评价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对城市竞争力评价理论的有益补充。
在对城市竞争力评价过程中存在着评价模糊现象,这应该说是与城市竞争力的理论解释直接相联系的。对于城市竞争力、城市产业竞争力、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些概念,似乎争议不大,但在具体评价指标体系中可以发现其构成之间的差异。例如城市竞争力,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它由城市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构成。其中,硬竞争力包括人才、资本、科技、环境、区位、基础设施和结构竞争力;软竞争力包括文化、制度、政府、企业和开放方面的竞争力。同时他们把城市竞争力分解为政府竞争力、内城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市民竞争力。前者实际上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概念,后者是从城市竞争力主体的内部系统进行研究,是城市内主体竞争力的涵义。对于这两种分析框架,需要从理论上界定上述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另外,还需要对城市竞争力与流通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这包括: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内涵及其构成,城市经济定位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系,城市经济增长与流通的关系,以及城市竞争力提升中流通力贡献的评价等。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城市流通力,也有助于分析城市竞争力差别的具体来源。
三、通过对城市经济发展中流通贡献的有效评价,既可以正确评价城市中商业的经济地位,也可以为城市未来流通产业的发展规模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商业贸易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有增无减。从古代城市借助于在交通便利的各种产品集散地发展商业经济来巩固城市的牢固,到近代工业化时期通过商业贸易发展促成了如伦敦、巴黎等大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再到当代国际性城市,如纽约、香港、东京、新加坡等以规模庞大的贸易为支撑,这些都表明发达的商业贸易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经济的象征。
城市流通是一般社会流通的集结点和中心,城市流通中心和生产中心是相互推动、相辅相成的整体。尽管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发达的商业贸易起着基础性作用,但这一基础性作用应该通过什么评价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新问题。这里涉及到如何评价商业经济的流通功能,如何看待像上海这样纯粹借助于贸易而迅速崛起的城市的竞争力,如何评价像沈阳等工业城市的未来城市竞争力,以及在各城市的未来经济结构中如何定位流通的规模与发展战略等问题。不从理论上解决流通对城市经济的现实客观作用的评价问题,就无法真正做到对城市竞争力的准确评价,也就不可能真正重视城市经济中流通这一基础性产业的健康发展。
评价之构建
从流通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目的在于突出城市经济发展中流通的特殊地位,准确衡量流通力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城市流通产业的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可以借用的评价方法仍然是进行多因素综合评价,其中,被称为标杆测定的方法不但能够评价和判断城市竞争力的高低,找出城市竞争力高低的原因,而且还能告诉我们,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应当如何去做。
标杆测定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佳实践、确认最佳做法,并为自己提出改进方案的方法,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过程,其首要功能是找到一个评价竞争力的标杆,然后通过找出差距,提出改进的具体建议,同时还提出改进方案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这种方法最早在美国开始应用,随着各国政府对其产业、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视,它现在已经在许多国家变成了持续提高竞争力的一种制度化工具。这种方法具体应用到从流通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时,可以主要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确定标杆测定的主题
这里的主题为某城市竞争力中流通这一主要因素的作用。
确定标杆测定的对象和内容。
根据上述主题,标杆测定的对象应当是在全国城市范围内,流通产业业绩最佳、效率最高的少数有代表性的城市。标杆测定的内容通常由相关问题专家和实际操作人士在事先召开的预备会议上确定。
组成工作小组,确定工作计划。
测定小组的组成人员需要根据标杆测定法应用的层次来确定。考虑到城市竞争力是地方政府层次上关注的问题,这里标杆测定小组通常由实业界人士或研究专家和政府官员组成,其中政府部门人士主要起协调作用。
资料收集和调查
首先收集相关调查城市竞争力和流通产业发展方面已有的研究报告、调查报告或相关信息,在研究这些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拟定实地调查提纲和调查问卷。
分析比较,找出差距,确定最佳做法
在对调查所取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进行必要的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城市对象之间以及调查数据与自己所在城市之间的实际情况的比较研究,确定出各个调查城市间所存在的差异,明确差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确定出最佳做法。
明确改进方向,制定实施方案
在明确最佳做法的基础上,找出弥补自己与最佳城市实践之间差距的具体途径或改进机会,设计具体的实施方案,并进行实施方案的经济效益分析。实施方案要明确实施重点和难点,预测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偏差,确定对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考核标准。
关键词:古城墙;建筑特色;文化价值;研究
一、古城墙的建筑史
在中国古代,自有城市的那天起,城墙就存在了。据记载,城墙起源于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中后期。城墙的作用不仅是圈定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的涵盖范围,同时也规划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古代,城墙的最初作用就是用于军事防御,为古代社会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劳作提供安全保障。正因为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使其被古代的统治者重视,成为了古代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成为历朝历代社会发展的主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墙在古代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旺盛,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建筑物之一。在城墙的建筑过程中也耗费了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筑时不仅要考虑它的实用性,也要考虑它的审美性,这也就造就了古城墙的独特建筑特色。
二、古城墙的建筑特色
古城墙的兴建一般都具有以下特点: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建筑用料和合理的建筑结构。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以砥洎城古城墙为例。它的地理位置有两大优点:砥柱中流可以防灾挡祸、城墙三面环水,景色优美。建城者选用巨大的磐石作为城墙的坚实基础,不仅能在雨季阻挡汹涌澎湃的洪水,避免洪水侵袭城墙附近的居民,还能阻挡外敌的进攻。它的兴建也利用了“宁隔千山,不隔一水”的原则,巧妙的运用水势易守难攻的特点,给入侵者造成自然的心理畏惧和地理障碍。唯一易攻的一面(南面),也可以利用炮火或是加强兵力进行防守。所以,砥洎城古城墙的兴建利用其地理位置发挥了最大的防御功能。因其三面环水,形成了一幅城水相依的天然风景画。
(二)独特的建筑用料
以西安古城墙为例。西安古城墙的建筑用料可以概述为:就地选材、因地制宜、独具一格。西安的古城墙最初是用黄土分层夯打建成的,在城墙的最底层则用石灰、土和糯米汁混合在一起夯打建成的,城墙异常坚固。后来,又在城墙的顶部及内外侧都砌上青砖,城墙的顶部每隔40-60m就有全青砖砌成的一道水槽。而青砖本身就是建筑上的常用材料,作为兴建城墙所用的青砖更加厚实且大,这就使得西安古城墙更加坚实牢固,保存时期也更长,成为了中国现存的一座最完整的的古城墙。
(三)合理的建筑结构
以西安古城墙为例。西安的古城墙在明代时期被扩建,扩建后的西安城墙高12m,底宽和顶宽分别是15-18m和12-14m,周长约为13.7公里。城墙的内部还修建了敌台,凸显在城墙的,敌台的顶面与城墙面齐平。这样的设计结构有助于对爬墙的敌人进行射杀。并且敌台之间距离(120m)的一半刚好在弓箭有效的射程内,有利于防守者从侧面射杀侵略者。同时,城墙上的敌台有98座之多,每一座敌台都建有驻兵的敌楼,这样就能及时发现是否有敌人入侵。另外,城墙的设计还有四座城门,每个城门都有正楼、闸楼和箭楼,它们的共同作用都是为驻守城墙和抵御侵略提供安全防护。由此可见,古城墙的建筑结构设计不仅合理,还能发挥城墙的重要作用。
三、古城墙的文化价值
(一)古城墙蕴含制度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墙的兴建也就圈定了城市的范围,限制了居民的生活和劳作范围。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加强军事防御而扩大城市规模,城墙内城市的发展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居民的生活和劳作水平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扩展较大的城市也会吸引更多的居民定居,当统治者急需兵力的时候,还可以鼓励百姓参军,进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史记》中也有记载:“临淄之中有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已二十一万矣”。这是当时苏秦对齐宣王所讲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扩大城市面积,吸引更多居民,鼓励居民参军,确实可以增强一个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但是在秦汉以后,大规模的城市除了都城之外就很少见了。都城的规模发展越来越大,相应的也有更多的居民移居都城,这样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都城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提高了都城居民的生活和劳作水平,所以,也就有“天子脚下,繁荣昌盛”的说法了。归根究底,这也都是统治者所颁发制度的结果,所以,古城墙的发展也蕴涵着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
(二)古城墙蕴含农业文化
早在秦汉时期,秦始皇和刘邦就十分重视城墙的修建,城墙兴建所涵盖的范围也就圈定了城市里居民的生活和生产范围,这就使得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城墙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中国本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的观念在古代居民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再加上居民长期生活在有城墙的城市,日常的农业劳作也与城墙挂钩,这就使得居民形成了一种城墙是区分农业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标志的思想意识。同时,当时的统治者出台的“里坊制”政策,使居民的劳作空间更为狭小,这样的“里墙”加“外墙”限制了居民的交易、劳作等,还减弱城市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这样的情况不仅限制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还使得封建统治的思想在人民的心里更加深刻。但从另一种角度而言,城墙也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统治者所推崇的“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农业文化思想,。
(三)古城墙展现四方文化
古城墙的兴建因城市的布局规矩特点而形成了“四方城”的形态结构,这与古代劳作人民的“天圆地方”概念也吻合,这样的结构对古代的建筑物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古城墙的兴建也充分利用了城市的地理环境位置和当地的自然条件,这也展现了古城墙建筑的“因地制宜”的建筑思想。古城墙的兴建也会因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所以南北方城墙兴建的形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儒家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兴建也要考虑如地形、交通条件等因素,其中水陆交通是建城要考虑的首要条件,便利的水陆交通对城市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所以,在不同城市兴建城墙也会因该城市的地形、交通条件等不同而兴建形状、结构、城门设置方位等都不同的城墙。如在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区因地形平坦、平原广布等特点,就决定了北方城墙的兴建应以方形城墙为主;而南方因河流众多、地势险峻等特点,也就决定了南方的城墙多为不规则的形态。所以,不同城市的城墙修建是由该城市的地形特点决定的,同时城墙的兴建也是该城市文化、经济等的体现。但是,不管城墙的兴建是采用何种材料、形状或是根据何种地形、经济等,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四方观念”的体现。
四、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城墙的军事作用逐渐被现代化的军事科技取代,尤其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后。现今,许多的古城墙已经被人们拆除,很难再寻觅到当初古城墙的痕迹。但是,古城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发展的重要象征和标志,蕴藏着中国古代深奥的传统文化;再加上古城墙独特的建筑特色也给现代的许多建筑师带来了设计灵感,设计出了许多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精美外观的建筑物。所以,古城墙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它所具有的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收藏的。
参考文献:
[1]王强.浅析中国古代城墙体现的传统文化[J].中国市场,2010(48)
关键词:商业建筑;城市;文脉;武汉
中图分类号:TU-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3)05-0036-03
1 现代城市现状
穆尔说:“建筑应该在空间上、时间上、以及事物的相互关系上强调地方感,要让人们知道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城市也是一样,需要人们对其有很明确的认知感和归属感。而当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某一相同形态,城市形象发展规划已逐渐交给了当地的开发商。城市的文脉,也就是城市赖以生存的背景,却被很多人忽视,城市的差异性也越来越不明显,而城市的标志似乎就简单变成了更宽的街道、更高的大楼、更繁华的商业街。城市在追求高发展速度的同时也以同样速度丢失了自己的内在本质,披上了一件件看似华丽的外衣,可却没办法让人们从不同城市中很明显地区分出他们各自独有的风格特色和差异。
2 商业建筑文脉体现
在中国,目前地产业发展迅猛,商业地产开发量仅次于住宅开发量,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大型商业的开发更关乎一个城市的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以及城市的形象性,经济性。以前,商业建筑就是一个百货商场,一个大盒子,要不然一条商业街都是小店铺,现在综合性的商业开发,以及对城市生活全面的影响,使这种商业建筑的多元化的可能性,个性化的可能性出现了。而商业建筑也不断被大面积地以片区的形式开发,这使得商业建筑不仅仅是体现城市活力的一个方面,也很大部分是在创造或者激发城市活力,成为这个城市的地标,带动着商业建筑片区周围甚至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模式。除了城市中传统的历史建筑,商业建筑形式也可以成为体现文脉的一大载体。怎样在商业建筑的开发设计过程中把握城市的文脉性质,也是延续发展城市文脉性质的重要的一步。
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商业地产项目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一个共同的成功之处就是将项目依托于文化而开展,脱离开文化的项目缺乏一个稳定的支撑,无论如何不会成功。简,雅各布布斯认为城市应该拥有多样性活动,混合开发功能区,活力街区生活,成为个人和家庭都乐于在此生活,工作,购物和游玩的24小时安全之地。近年来,中国的商业发展应该说突飞猛进,可以说中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外将近上百年的商业发展历程,现在国际上有的先进的商业业态在中国基本上都有。商业综合体几乎成为了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一般人们进入一个城市想去的地方可能第一就是旅游风景区,但是从广义上来说,这也属于商业建筑的一部分,因为它也是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来源,其次就是城市的商业中心,所以总体来说,一个城市给人的印象特点什么样子,商业建筑也占有了很大的一部分影响力。
3 楚河汉街文脉具体体现
3.1武汉城市建设现状
说起武汉市,我们所熟知的就是楚文化,但是可能那样的历史会离现代人比较远,这一城市的文化特色并不是很明显。而从城市文化地理位置上,武汉居长江中游,长江、汉水交汇处,湖泊星罗棋布,秀美的山丘点缀其间,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便利的水上黄金通道使历史上的武汉占尽交通便利之先机,码头文化几乎就成为了近代武汉传统历史文化的代表,再到武汉的租界文化,民国时期留下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这些都积淀下了武汉多年的城市文化特色。到现在来看,长江沿岸独一无二的江滩,租界中保留着独具特色的的红砖房所形成的中山大道,文化气息浓厚的江汉路等区域,这些都是作为传承武汉传统历史文脉的典型。但是就在不久前包括现在,武汉市延江里份的大规模拆除,老武汉的特色也渐渐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消失。黄鹤楼、编钟、或者仅仅是复制上海外滩的江滩老建筑已经不能完全代表武汉特色,在城市的更新中,武汉的商业建筑群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楚河汉街、武汉新天地、吉庆街、首义文化园等等,整个城市在拆除一部分历史的同时,也在更新一些片段,而这些片段能不能代表武汉的传统文脉,或者能否在这些片段中去挖掘出文脉,对于整个城市的意义存在价值与否,似乎都还是一个疑问。以楚河汉街为例,从商业建筑形式去挖掘城市的文化特点,以及探讨对城市的影响。
3.2楚河汉街规划特色
文脉主义,强调主义文化、历史、传统,又要主语与环境的融合。建立商业建筑文脉,有很多种方法通过设计一个新建筑使它与文脉融合,一般有一下七种方式:化整为零、间接对应、感觉上模仿、装饰的运用、强化细部、社会习俗和时尚的影响以及虚实相生的手法。楚河汉街是属于武汉市新规划开发的以文化旅游为主题的城市中央文化区的商业主题部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东湖、沙湖之间,地理位置相当于武汉市几何中心,交通便利(见图1)。“楚河汉街”这一名称似乎也代言武汉城市楚文化属性、时代精神等,“楚”代表着湖北地域文化的传承,而“汉”代表着中国地域文化,这一名称属性也成为成为文化展示的新载体。在商业建筑群体的选址上最重要是汉街临楚河也就是现在的沙湖而建,似乎有点类似于江滩一带,择水而建,武汉市内湖泊比较多,建筑临水而建的机会和条件很多,在合适的地理位置选择一条河流或者湖泊为中心点,打造一带中心文化区,也能够充分利用武汉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源并体现出城市自身环境特色,这也是一大文脉的重要体现。在整体商业建筑规划布局上,主要临沙湖成直线型的布局方式,五个名人广场,以湖北省历史名人为主题、以雕塑地面浮雕等形式凸显文化,文化表现形式表面化(见图2)。但这种表现形式略显单一、浅显,同时在节点处仅仅是以雕塑和雕刻展示名人文化,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方式使得在文化展示上缺乏深度。
3.3楚河汉街建筑特色
人们关于传统的感受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建筑符号、材料与空间尺度,建筑符号包括细部,装饰等等:建筑符号层次的记忆来源于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我们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庸俗的形象上的百分百重现。而在汉街知音广场东侧设置有汉街大戏台,免费用于群众演出,是展现文化,和群众互动的重要场所。而戏台也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之一,戏台采用仿古木构建筑风格,戏台飞檐翘角,屋顶用瓦作沟,灰瓦盖面,梁柱之间设计有精致的木雕饰,内容为荆楚历史文化传说的图案。这一点也从传统上能体现出文化特色,并能与现代城市功能很好的融合(见图3)。
建筑形式的语言不应该抽象的独立于外部世界,而必须依靠和根植于周围环境之中,能与历史传统引起联想,不排除对古代装饰的模仿和直接运用。在整体建筑群风格上,注意与武汉传统的建筑风格形式相互协调,似乎在模仿,虽然整体建筑群体较多,但是在尺度的掌握和处理上,有意的武汉传统的民国时期的建筑以及里分的居住建筑相协调,以民国风格建筑为主体,极具现代时尚风格的现代建筑和欧式建筑穿插其中,建筑材料也大部分采用武汉传统建筑采用的红砖以及具有时尚感的玻璃和钢,采用合理的尺度形式,做到了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也营造了商业建筑的时尚感,形成浓厚的文化商业氛围(见图4),并在标识采用的材质和纹饰都体现了楚汉文化的特征(见图5),与民国建筑搭配和谐,并尽量做到本土文化的体现。同时在建筑群体的功能配置上,区别于武汉其他商业街以及建筑群落的一大特点即是配置了相应的文化的功能一以文化引领大众消费时尚(见图6),传达了一种新都市生活方式,成为激活区域产业升级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