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AMI);经皮冠脉介入术(PCI);B型钠利尿肽(BNP);心室重塑
[中图分类号] R54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21-0029-02
近年来,急性心肌梗死(AMI)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心肌梗死患者数达2200万。临床研究证实,B型钠利尿肽(BNP)对AMI患者左室功能、左室重塑、病死率以及患者的预后的评价等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临床的高度重视与认可[1]。临床治疗AMI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药物保守治疗,二是手术治疗,在众多术式中,经皮冠脉介入术(PCI)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其疗效已经得到证实。本文主要对药物保守治疗与PCI手术治疗AMI对BNP浓度以及对心室重塑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07年9月~2012年9月入住我院的10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AMI的临床诊断标准,并排除肝肾功能不全以及慢性阻塞性疾病(COPD)患者。将本组患者按照抽签法随机地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50例,两组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所示。
1.2 方法
1.2.1 生化指标检查 本研究中的患者于发病后24 h、48 h、72 h以及7 d分别抽取其肘静脉血2~3 mL,并于当天检测。采用ARCHITECTI-2000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对BNP水平进行测定,根据试剂盒上的说明进行[2]。
1.2.2 心脏超声检查 两组患者均于发病后7~10 d之内进行心脏超声检查,对其左心室内径、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ESV)、左室射血分数(LVEF)以及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EDV)等指标进行测定、分析[3]。
1.3 血瘀证积分判定标准
(1)心绞痛:未发作,为0分;轻度:出现典型的心绞痛,但是可以耐受,稍作休息便可恢复;中度:每天出现比较典型的心绞痛发作,每次持续的时间约为10 min,需要口服硝酸甘油便可缓解,记6分;重度:每日出现多次心绞痛,疼痛难以耐受,需要多次服用硝酸甘油,记为10分;极重度:出现明显的心绞痛症状,程度较为严重,持续时间超过半个小时,记分为15分。(2)舌质紫暗或者出现瘀斑:无任何症状,记为0分;轻度:舌质暗红,记为3分;中度:舌质呈暗红色,并出现散在的瘀斑,记为6分;重度:舌质紫暗,记为9分;(3)口唇或者齿龈暗:无任何症状:记为0分;轻度:口唇及齿龈呈暗红色,记为3分;中度:口唇及齿龈颜色呈暗紫色,记为5分;重度:口唇及齿龈颜色紫暗且有瘀斑,记6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t检验,以“x±s”的形式进行表示,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瘀证积分值对比
见表2。由下表可知,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治疗前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且观察组治疗后较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治疗前后差值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
2.2 两组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见表3。由表3 可知,两组治疗后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
3 讨论
近年来,AMI患者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临床研究证实,AMI患者血中BNP水平与正常人群血中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将BNP作为AMI一个重要的临床诊断指标。BNP最先是由日本学者Sudoh从猪脑中首先分离出来的。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左室功能不全患者体内激素激活首先表现为BNP的升高,而不是循环血液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激活。血浆BNP有较好的诊断心力衰竭的价值,而且心力衰竭症状越严重,血浆中的BNP浓度就越高[4]。BNP是独立于左室射血分数(LVEF)的、对AMI后危险分层具有重要价值的预测因子,BNP提供的预测信息甚至已超过了LVEF。AMI对患者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死亡。因此,应该注重加强对AMI患者的临床治疗。目前,主要包括两种治疗AMI的方法,即药物保守治疗与PCI手术治疗。本文主要将上述两种治疗方法治疗AMI的疗效进行比较。
本研究主要的观察指标包括: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瘀证积分值、两组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变化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治疗前后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且观察组治疗后较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治疗前后差值相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治疗后BNP、CPK、CK-MB与心功能指标值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5,P < 0.01)。
综上所述,PCIAMI患者血中BNP含量,从而改善患者的左室功能以及左室重塑,其疗效比药物保守治疗疗效更为显著,值得在临床推广并应用。
[参考文献]
[1] 吕海燕. 对比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取急诊介入治疗与药物保守治疗血中BNP变化及对心室重塑的影响[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0,23(5):497-499.
[2] 何劲松,刘婧,白法文,等. 中医药防治冠心病PCI 术后再狭窄的研究进展[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1,9(5):599-600.
[3] 王师菡,王阶,何庆勇,等. 冠心病介入术后证候分析要素分布规律及相关因素分析[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思路与方法,2008,10(6):11-15.
关键词 气候变化;气候移民;概念;类型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6-016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6.027
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所导致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已导致地球海洋洋流流向的变化,使得热带海洋表面气温不断上升,全球海洋风暴持续时间延长、强度增加,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加剧,干旱、洪涝频繁多发,气候开始变得极端无常。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催生了大量的“气候移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不得不进行迁移。环境正义基金会主席史蒂夫·特伦特指出“气候变化影响家庭、基础设施、食物、水及人类健康,还将会导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群迁移”[1]。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的预计,在1998-2007年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 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2]。
气候移民是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压力的重要机制之一。关涉气候移民的研究,早在莱文斯坦的迁移法则中就将不适宜的气候、不公平的法律、重税、不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刺激等看作是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3]。美国地理学家Ellen Churchill Semple更是认为“寻找更好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和容易居住的环境是人们迁移的动机”[4]。尽管早期人们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重要因素纳入了对气候移民的解释和理解之中,但随后就逐渐消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一些关于气候移民的理论著作问世。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气候移民规模的预测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由于早期关于气候移民的研究和政策讨论偏重于以未来为导向的警示性预测,而不是观察分析迁移流,以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科学家认为环境恶化和迁移之间存在内在联系[5],社会科学家认为环境仅仅是影响人们迁移因素中的一种[6]。当前,有关气候移民的争议仍旧存在,但学科间的认识分异逐渐减少,环境科学家和人口学家都认为自然环境是迁移的动力因素,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力逐渐凸显,观察或试验研究逐渐取代预测,但其研究结果仍旧非常有限。
如何以已有研究为基础,突破社会文化交叉法、经济视角的牵绊,提升人们对气候风险导致气候移民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对气候移民进行概念上的梳理与界定,类型上的归类与划分,剖析造成气候移民问题的制约性因素,将气候移民从经济迁移大流中分离出来已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性、迫切性的重要议题,深刻认识把握这一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
1 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1.1 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全球气候近50年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明显影响,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已带来严重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对气候变化的定义,并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现实,本文对气候变化的概念定义为:气候变化是指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自然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在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10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7]。其原因或因于自然自身的演变历程,或为外界条件使然,亦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大气组成成分和自然资源利用的改变。如此,对气候变化诸现象展开分析,既突出了气候变化中的人为致因又可与主要由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率相区别。
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陈绍军等:气候移民的概念与类型探析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太阳电磁辐射是如何影响地球环境包括气候的。这需要对太阳光辐射进行持续和长期的监测,并对大气层、海洋和陆地表面特征变化进行连续观测。然后,对这些信息加以汇总,从而提高气候变化的建模效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臭氧层变化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连续观测,以确定由此造成的对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也需要对地表变化的机理加以掌握和理解.我们必须能够对全球环境进行评估,并能知道其如何变化,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基于这样的坚实基础才能制定程序,从而实现对环境的保护,确保粮食安全以及带来因气候变化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
卫星遥感工具
作为全球无线电通信系统的一部分,卫星在收集全球气候数据和气候变化数据前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卫星主要用于监测碳排放、极盖和冰河存储的冰量的改变,以及大气温度的变化方式通过遥感,能够获知陆地覆盖和较大范围发生的任何变化的最准确和最新信息,还能提供除遥感外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偏远地区数据。重复测量使得有可能为跨越若千年代的遥感数据创建档案,这些数据可用于创建陆地覆盖和陆地使用方面的时问序列数据。
国际电联的职能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重要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TU-R研究成果作为基础资料,多次在及时处理气候变化紧迫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题为“用于地球观测应用的无线电通信的使用”的第673号决议(WRC-07)指出,90%以上的由然灾害与气候或天气有关,根据该决议,有了地球观测数据,将更容易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从而更容易建立气候变化各方面的模型,并对之进行验证。这显然有利于政策制定工作的开展。第672号决议(WRC-07)“在7750-7 850 MHz频段为H星气象业务静展划分”队为,在全球火预报以及气候变化和气候有关的灾害危险预测方面,气象卫星数据发挥着重要作用。
规则性标准和技术标准
ITU-R为卫星和地面,气候监测及数据分配系统的正常运行建立了规则性基础和技术基础(见框)。其做法如1、划分必要的无线电频谱和p景轨道资源;分析新的和已有卫星系统之问的兼样性;开展研究并制定审问及其他无线电通信系统和Ⅲ络的国际标准;提供卫星和地面系统使用的指南及支持,以开展环境监测及冈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预测和减灾工作。《无线电规则》中纳入的标准具有条约地位,属强制性质。其他标准采用国际电联建议书方式,属自愿性质。各种不同标准涉及不同的系统运行,如:
•监测陆地、海洋和人气参数变化(如植被生物量,海洋盐度,淡水地下储量以及云气驱散等),跟踪飓风和台风态势及火山和森林火蔓延情况。
“跟踪海啸、龙卷风和雷暴的气象。
基于无线技术的天气数据收集和处明!气象辅助系统。
用于传送自然和人为灾害信息的各种不同无线电通信系统(卫星和地面)。
助力主管部门实施气候监测
在环境观测、气候控制、天气预报以及帮助预测、探测和减缓自然和人为灾害等方面,很有必要采用无线电通信技术那么,各主管部门从何处能获得帮助,以便使用这此技术,并实施频道规划和卫星、地面技术的工程部署?答案就是ITU-R建议书、报告以及手册,这些材料提供了有关空间研究、地球探测l卫星、气象辅助、气象卫星和无线电定位业务无线电通信系统和无线电应用的信息。
即将展开的WRC-12辩论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2)将于2012年1月23日至2月17日在内瓦举行,其中大会第2次筹备会议(CPM11-2)考虑了有关气候变化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这次会议提议对《无线电规则》进行一项修改,用于保护20kHz频道以下长距离雷电探测系统的操作和研发。基TCPM11-2的讨论,WRC-12也将考虑以下问题:1)为卫星气象系统新增7750-7850 MHz频段划分,以提高现有气象预测特别是数值天气预报的性能。2)275 GHz3000 GHz之为卫星地球探测业务划分附加频带,以提高对水循环成分的测量效果。3 ) 第 6 7 3 号 决 议(WRC-07)进行修订,呼吁ITU—R研究“加强对地球观测无线电通信应用关键作用和全球重要意义的认识”,并在“无线电规则”中纳入新的一款,敦促全国主管部门认识到地球观测工作的重要意义。4)在3-50 MHz范围内为无线电定位业务做出划分,用于海洋测绘雷达对海洋表面波高和海流的检测以及对九型物体的跟踪,这主要是考虑到在灾害应对、海洋测绘、气候和气象操作等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这些系统.从而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海洋测绘雷达所用频谱的规制地位。
作者简介:许光清,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气候变化管理。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11XNI01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气候变化意识的定义和内涵,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应对措施等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次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了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各项问题的得分率。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受访者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比较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非常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水平比较高,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的认知程度则有明显的差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也有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企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之一,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以及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等。
关键词 企业;气候变化意识;认知;行为意愿
中图分类号 P4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6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1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工商业的重要议题,作为社会责任的履约者以及气候变化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国内外学者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企业受到的影响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梁春认为气候变化本身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国内行动都将对企业产生影响,气候变化还将使得企业的原材料投入、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是企业实现生产运营方式和产品服务市场战略转型的重大机遇[1]。潘家华等认为企业界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有其内在原因。第一,企业已经或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限制,提前行动可以规避因气候变化以及监管措施变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此,采取积极态度有利于企业迎合社会舆论,体现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商业形象,增加无形资产;第三,关注气候问题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保持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第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2]。
国内也有研究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界在企业战略层面上的欠缺,如姜克隽等认为,中国企业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认识起步较晚,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从战略角度来思考低碳发展问题,也没有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3]。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多数还是将气候变化视为风险,尤其是将其视为政府的政策要求,被动应对,但也有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策略[4]。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有关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非常多[5-12],但这类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众的研究,而对于作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主力军的企业,专门的调查研究非常少。
气候变化意识属于广义的环境意识的一部分,是伴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产生的。气候变化意识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水平,其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程度。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主要指企业管理人员做为企业决策、企业行为的主体时的气候变化意识,不完全等同于其做为普通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13]。
本文基于作者所做的一项针对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中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包括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和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几个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主要包括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等。
1 被调查者的原始信息
本次调查采用访问调查的方式,时间从2010年1月至2010年8月,共发放问卷380份,收回366份,其中有效问卷358份;回收率为96%,有效回收率为94%。
1.1 性别比例、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在所有的被调查者当中,有男性240人占67%,女性118人占33%。年龄在36岁到45岁之间的占到39%,26岁到35岁之间的占31%,46-55岁之间的占18%。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占到了近八成,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近两成,而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占3%。
1.2 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
从被调查者所在企业来看,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居多,分别占到总体的50%和49%;第一产业仅占1%。国有企业占到被调查者的一半,其次是私营企业,占到27%。同时,来自大型企业的占34%,来自中型企业的占44%,来自小型企业的占22%。
1.3 所在工作部门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企业管理人员所属的工作部门的分布如下:董事和监事占17%、技术占22%、销售占21%、人事和财务占29%、其他占11%。
2 企业管理人员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2.1 气候变化的原因
表1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状况,平均正确率为44%。58%的受访者认识到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人类活动造成的,36%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造成的,32%的受访者认识到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59%的受访者认识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绝大部分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的,37%的受访者认识到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也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
2.2 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
表2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基本问题以及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
表1 对气候变化原因相关知识的了解
Tab.1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limate change
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相当低,平均正确率只有27%。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有35%的企业管理人员选出了正确答案。在被问及《京都议定书》定义的人类活动排放的六种温室气体时,正确率只有25%,大多数受访者将氮气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但很少有人能将二氧化硫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
受访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欧盟提出的全球升温的安全幅度的答题正确率只有21%。2℃上限属于共同愿景的部分内容,是当前国际谈判的一项重要议题,共同愿景是《巴厘行动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中列出的要素之一,是一个非常综合而复杂的问题,交织着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诸多因素,与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等议题都有联系。无论是欧盟推崇的2℃上限,还是450 ppmv或550 ppmv危险浓度水平,以及3 W/m2或4.5 W/m2辐射强迫的稳定情景,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2]。由于该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受访企业管理人员的答题正确率偏低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约1/4的受访者正确选出了中国2020年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目标。该40%到45%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并且广泛宣传。受访者对该问题的答题正确率依然很低。由此可见,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知识有所欠缺,由于传统媒体、网络和看到或听到的环保宣传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主要的途径,企业
表2 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相关知识及中国政策的了解
Tab.2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te-change related
global agreements and protocols and China’s policies
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被动的,自觉程度较低,其气候变化知识缺乏系统性和应有的深度。
2.3 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60%,远远超出了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和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及中国政策的了解。75%的受访者认识到极端气候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加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5%的受访者认识到局部地区的洪涝、干旱加剧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4%的受访者认识到海平面上升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3%的受访者认识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受影响也是由于气候变化,5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人类健康。由于这些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直观,也由于近年来中国国内气象、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媒体报道的力度也比较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使得受访者对这部分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水平比较高。但是仅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缺乏对农业领域的直观认识。
2.4 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也达到了60%,75%的受访者认识到改变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减缓气候变化,73%的受访者认识到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可以减缓气候变化,66%的受访者认识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缓气候变化,52%的受访者认识到提高能效可以减缓气候变化。这些减缓措施的认知程度比较高,主要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对上述减缓措施有比较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得力于媒体的广泛宣传。但是,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技术,仅有约1/3(35%)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推广使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可以减缓气候变化,主要由于该技术的成本过高,很难在现阶段大规模推广,导致其在企业管理人员中的认知偏低。但是该技术做为一项重要的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得到众多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企业界人士的认可,由此可见,国内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对具体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还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2.5 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46%,但是对各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程度有明显的差别,说明企业管理人员缺乏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系统知识,其知识呈现零散化的特点。强化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是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最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有88%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强化水资源管理和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也是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比较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58%和42%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保护红树林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35%和27%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可见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普遍对海岸带环境与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和我国海岸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在农业领域,仅仅有23%的受访者认识到选育推广农业抗逆优良品种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与前述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相
呼应,再一次印证了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缺乏农业领域受气候变化影响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
3 企业管理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
3.1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企业管理人员也是社会公民的一分子,首先应当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环境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表3显示了受访者作为公民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愿意采取的个人行动。总体上看,分别有86%、84%、77%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非常愿意采取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购买节能产品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分别有61%和60%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愿意采取低碳办公和减少奢侈品的购买和使用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然而,在购买当地当季水果和蔬菜、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量减少坐飞机的次数等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上,选择肯定会这么做的企业管理人员比例明显下降,分别为40%、39%和28%,这可能与企业管理人员普遍生活节奏紧张、公务繁忙有关,可见当
表3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Tab.3 Intended individual behavioral changes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工作效率发生矛盾时,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以工作效率为主。
3.2 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
表4是受访者选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可见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
表4 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Tab.4 Divide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keholders
whe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3.3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
图4是调查中关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的结果。从图中可知,69%的受访者选择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61%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这两项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同时,4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新商机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驱动,有43%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品牌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有3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企业管理观念和意识的转变,由此可见,已有少部分的企业管理人员主动将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并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另外,仅有24%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竞争和开辟国际市场的需要,这可能与此次调查的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来自内向型企业有关,同时也说明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无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在企业发展问题上还没有全球视野;仅有23%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由于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这说明了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还比较弱,同时也说明在我国,对企业行为来说,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很小。
3.4 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图5是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采取的具体措施。从图中可知,57%的企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53%的企业已经提高了能效;有49%的企业已经采取了淘汰落
后产能,39%的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另有38%的企业利用了可再生能源。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提高了能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利用了可再生能源。
仅有11%的企业申请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虽然CDM项目在我国发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我国企业通过参与CDM项目,已获签发的减排量达2.2亿tCO2当量,但是,对大多数的企业来说,由于信息、能力等障碍,或者产业类型、主营业务的不同,并没有从CDM项目中受益,也没有通过CDM项目获得相关的气候变化知识,从而提升气候变化意识。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和总结,并综合多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观点[14-17],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以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与媒体宣传相结合,对企业管理人员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培训,使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2)积极实行促进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激励政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鼓励企业进行低碳产品认证、自愿碳减排协议、碳交易、碳中和等尝试,使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进一步提高,使中国企业从被动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转变为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上主动出击。
(3)与节能减排政策相结合,重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规的作用,进一步实行可再生能源强制入网、提高能效标准、循环经济立法和试点、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并转、上大压小等一系列命令控制型手段,促进企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行动。
(4)积极发挥学术团体和环保民间社团的作用,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创造全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对企业行为加强监督,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气候变化意识。
(5)通过增加投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种形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技术行业,创设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邓梁春. 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J]. 世界环境, 2008,(6):60-62. [Deng Liangchun.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Economy: Busines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J].World Environment, 2008, (6):60-62.]
[2]潘家华,陈迎,庄贵阳,等. 2008-2009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分析与展望[M]// 王伟光,郑国光. 2009气候变化绿皮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38. [Pan Jiahua, Chen Ying, Zhuang Guiyang, et al. 2008-2009: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World[M]//Wang Weiguang, Zheng Guoguang. Annu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ctions:2009.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1-38.]
[3]姜克隽,苗韧,郑平,等. 气候变化与中国企业[R/OL].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10 [2010-07-01]. 省略/wwfpress/publication/climate/ CCandCE.pdf. [Jiang Kejun, Miao Ren, Zheng Ping,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R/OL]. Beijing: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2010 [2010-07-01]. 省略 /wwfpress/publication/climate/CCandCE.pdf.]
[4]商道纵横. 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R/OL]. 2010 [2010-12-01]. 省略 /new_theme4Detail.asp?ThemeID98&T4AR3&Page_ID13324. [SynTao-Sustainability Solutions.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2010 China Report[R/OL]. 2010 [2010-12-01]. 省略 /new_theme4Detail.asp?ThemeID98&T4AR3&Page_ID13324.]
[5]Bord R J, Fisher A, O’Connor R E. Public Perceptions of Global Warming: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J]. Climate Research, 1998,11:75-84.
[6]Steven R B. Comparative Public Opinion and Knowledge on Global Climatic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U.S. Versus the Worl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03, 23(10):106-131.
[7]Lorenzoni I, Nick E P. Public Views on Climate Change: European and USA Perspectives[J]. Climate Change, 2006,77(1-2):73-95.
[8]Lorenzoni I, Nicholson-Cole S, Whitmarsh L. Barriers Perceived to Engag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mong the UK Public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7,17(1):445-459.
[9]Jan C S, David E H,et al. 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8,35(5):479-487.
[10] Sampei Y, Aoyagi-Usui M. Mass-media Coverage, Its Influence on Public Awareness of Climate-chang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Japan’s National Campaign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9, 19 (2):203-212.
[11]潘葳楠,余潇潇,潘根兴,等.大学生气候变化意识的一次调查: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9, 5(5): 304-307. [Pan Weinan. Yu Xiaoxiao. Pan Genxin,et al.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Consciousness Am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and Its Analysis: A Cas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09, 5(5): 304-307.]
[12]Whitmarsh L, Seyfang G, O’Neill S. Public Engagement with Carbon and Climate Change: To What Extent Is the Public ‘Carbon Capabl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0,20(7):1-9.
[13]许光清,郭会珍,原阳阳,等.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及影响因素分析[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1, 7(1): 59-64.[Xu Guangqing. Guo Huizhen. Yuan Yangyang. Dong Zhiyong.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Personnel[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11, 7(1): 59-64.]
[14]徐冠华. 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几个重要问题[J]. 中国软科学,2006,(10):1-14.[Xu Guanhua. The Important Issues on Development of an Innovative Nation[J]. Chinese Soft Science, 2006,(10):1-14.]
[15]李俊峰. 发展好新能源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J]. 绿叶, 2010,(8):9-14.[Li Junfeng. What Should the Government Do in Developing the New Energy Industry?[J]. Greenery, 2010, (8):9-14.]
[16]唐丁丁. 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引领可持续消费[J]. 环境保护,2010,(16):32-34.[Tang Dingding. Developing Low-carbon Products Certification to Guid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0, (16):32-34.]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ersonnel
XU Guang-qing1 DONG Zhi-yong2 GUO Ying2
(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统计模型是利用回归分析、周期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分析和方差分析中一种或多种的组合对特定区域特定品种的产量数据和气候数据之间构建的非动态经验或统计方程,由此来估算作物生产力或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由于受科学技术和基础数据的不完善等,统计模型主要应用于气候变化和作物产量研究的初期阶段,不需要对粮食生产与环境变量之间复杂物理机理的透彻理解,缺乏植物生态学方面的内在机制和过程理论基础,一般用于区域潜在产量的评价。因此模型精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研究区范围的大小和空间位置发生变化时,将带来的误差更大。虽然在机理过程的表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研究区耕作、田间管理、土壤、地形、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不完善或难以获取时,该类模型在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评价中起到重要作用。王效瑞E”】、陆魁东”。等利用线性相关模型研究了安徽、湖南等地年平均气温、0~C,10cI=积温和地理因子(经度、纬度和高程)的关系以及积温和无霜期与年平均气温之间的函数关系,探讨了未来气候变化(未来升温IoC,2~C和降水~10,~20的假设情景下)对农业生产、种植制度和农田蒸散量的量化研究,探讨了作物产量的波动趋势。
2基于过程模型的气候变化影响模拟
采用作物生长模型是另一种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可能产生影响的主要评估方法。过程模型是通过深入探究植物的生长过程机理和能量的内在转换机制,对植物体及土壤水分散失的过程以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形成产量的过程进行模拟。过程模型除考虑温度和降水对作物产量形成的影响外,还考虑太阳辐射、蒸腾作用、CO浓度、土壤质地和持水量、湿度、风速、田间管理以及碳和氮的动态变化等诸多环境因子,来揭示作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而模拟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过程。因此,模型的生态学机制清楚,结果也较准确,但模型结构复杂,所需参数较多。通常,用过程模型进行影响和预测研究比统计模型的基础更扎实,但其对模型的检验或模拟未来的影响所需输入的资料要求较高n。目前过程模型一般用于较小的空间尺度上,忽略了环境参数的空间多变性,有待向更大范围或区域拓展。由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研发了多种类型的作物模型,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了至少有100种不同的过程模型口,覆盖作物种类包括谷类、豆类、根茎类、块茎类以及特殊作物如蔬菜、棉花和水果等,其中针对小麦、玉米和水稻的模拟模型较多。这类模型有WOFOST,DNDC,CERES系列,EPIC,VIP以及中国MPESMt。”,COTGR0w等。过程模型最初主要应用于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过程的数学表达和定量预测,但随着对作物生理生态机理研究的深入,计算机技术和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成为农业研究最有力的技术工具。特别是在1990年和1992年IPCC第一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及其补充报告的分别问世以来,基于作物生长模型的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形成、生长发育的影响评价以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研究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2.1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模拟
模拟作物生长过程和产量是作物生长模型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利用作物生长模型进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近20年大量的研究工作[22,模型精度得到不断提高,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定量评价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多以大气环流模型GCM。’或区域气候模型RCM口剐等气候模式输出的气候变化情景以及未来增温(如1℃~4oC)、降水(O%,士10%,4-20%等)和CO:浓度倍增的统一假设口阳作为作物模型的输入来评估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作物产量可能的波动趋势,其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作物模型和气候模式的准确性和以及两者的连接过程。在国内,中国学者针对华北平原、东北、宁夏、重庆等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研究,但由于所采用的气候模式和作物生长模型的不同以及这些模型的不确定性,所得出的结论仍存在差异。熊伟等p叫在其研究中,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划,将气候模型、水资源模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与作物模型相连接,综合评价了未来中国三大粮食(小麦、玉米、水稻)产量波动状况。研究表明,未来气候变化(2011—2030年和2031—205O年)对中国三大粮食总产量具有积极作用,而与其同时考虑未来水资源变化和土地利用因素,三大粮食作物总产量增加幅度明显降低,甚至在不考虑CO肥效作用下,总产量将明显降低于BS(1960—1990年)水平。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对作物影响评价的模拟研究中不仅考虑了温、水、光、CO:浓度等变化,还引入了气候变率弛、灾害性天气指标和蒸腾作用u等多项环境因子,模拟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花生和马铃薯等多种作物类型的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产量波动。使用的模型主要是EPIC、CERES系列模型、wOFOST等模型。过去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因供试品种、区域和环境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地区可能增加产量,在另一些地区可能降低产量,且作物产量波动幅度较大。虽然大气CO浓度的增加,可加强光合作用,降低气孔导度,增加水分利用率,从而提高作物产量,但温度增高而出现的生长期缩短和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可能使作物产量下降,导致总体上气候变化引起的产量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总之,尽管区域气候变化的前景尚不确定,增温导致蒸发、风蚀、干旱的加强和台风频率的加大,使农业总产量至少损失5%。
2.2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发育影响的模拟
一个地区的作物生长发育与产量的形成过程是当地的气候、土壤肥力等自然环境和耕作,施肥,灌水等一系列栽培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气候条件的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是气候变暖,通过改变热量条件,缩短作物生长发育期天数,使主要发育期提前,使光合作用时间缩短,进而直接影响农业产量、生产布局和结构。气候变化对作物生育期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金之庆等[25-27]使用CERES系列作物生长模型与3个通用大气环流模型(GFDL、GISS、UI~O)在模拟CO:浓度倍增条件下,气候变化对中国玉米、水稻、冬小麦等作物生育期的影响,认为不同CO浓度倍增条件下,3种作物的平均模拟生育期较之BASELINE以不同程度地缩短,尤其对大幅度增温反应敏感的东北中早熟或早熟玉米品种(现行主要品种)更为突出。对于目前气温偏高,现行品种对高温有较好适应性的黄淮海夏玉米区,增温造成的生育期缩短程度较轻。生育期的缩短将减少作物光合作用积累干物质的时间,从而直接影响产量的提高。2000年之后,熊伟【30】、杨勤等分别对基于站点尺度的作物生长模型进行区域升尺度校准和验证,并与以IPCC修订的A2和B2两种排放情景作为外部驱动的区域气候模型PRECIS相耦合,从区域尺度评价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长发育过程和产量的影响,探讨了未来作物高产和稳产风险。这些对提高复种指数、改进和培育新品种、调整品种布局和播种日期等多种适应性对策的研究具有实际意义。
2.3气候变化影响的区域尺度模拟
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模拟过程中,基于站点尺度或均质小尺度(限于1hm2以下)的作物模型和大尺度(200km以上)的大气环流模型(GCM)相结合是存在的最大问题。前人就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目前一般有2种解决方法,即作物模型的升尺度和大气环流模型的降尺度连接[29】。20世纪90年代,金之庆等采用CERES系列和GCMS耦合方法,评价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主要注重于作物模型的站点尺度应用和分辨率较低的GCMS的应用上,后来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将原来基于小尺度的作物模型升尺度推广到区域尺度上,以反映产量的时空变化趋势。作物模型的升尺度一般对气象、土壤、田间管理等作物模型主要输入参数和作物遗传参数进行区域校准,实现作物模型的区域运行。目前,气象和土壤数据在一定的空间尺度上基本可满足作物模型区域应用的要求,但田间管理多种多样且经常变化,在区域模拟中一般利用假定的或最优的设置进行模拟】。对于作物遗传参数的区域升尺度,江敏等口1从作物品种类型区、县级尺度、省级尺度和代表性品种单点调试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得出基于稻区尺度的区域校准效果较好,较之其他3种方法更适于气候变化影响评价研究的结论。但所选空间尺度适宜度非常重要,尺度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导致较大偏差。由于大气环流模型(GCM)模拟输出的水平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都较低(一般为月值),难于模拟出作物模型所需要的较细致的逐日区域气候情景。因此,随着区域气候模式的发展,近几年,基于PRECIS、RegCM3等区域气候模型和区域作物模型的相耦合的气候变化评价研究被广泛开展,提高作物模型的区域评价效率和空间分辨率。杨勤[341、熊伟[15,28,30,36]等将PRECIS和区域作物模型相结合,分别以25kmx25km和50kmx50km的网格为评价单元,对宁夏及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区域模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拟效率,更好地反映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推动了作物模型在区域尺度上的应用。
2.4气候变化对作物影响的其他方面的模拟
有高一致性和充分证据表明,若沿用当前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做法,未来几十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继续增长,并由于与各种气候过程和反馈相关的时间尺度,即使温室气体浓度实现稳定,人为变暖仍会持续若干世纪,因此适应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p。因此,除了上述主要影响模拟研究以外,在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用水量等方面的研究也是迫切需要。孙芳等p’耦合SUBSTOR模型和Hadley中心区域气候模型(PRECIS),在模拟B2排放情景下的未来气候变化对宁夏马铃薯生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改变播种日期和马铃薯品种特性来提高作物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应对能力的方案。其研究表明,如果播期提前5~20天,未来马铃薯的产量将增加,但播期提前超过lO天后,播期提前带来的增产效应开始减小。如果将播期推迟5~10天,马铃薯产量将明显减少。另外,如果改种对温度敏感性弱的新品种,即喜温耐热的品种,可以延长马铃薯的生育期,进一步提高马铃薯产量。由于温度升高而导致的生长期缩短,成熟期提前等现象,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研究,是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引进新品种、加强排灌设施建设和适当调整播种日期等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农作物高产和稳产风险。研究表明,气温的增高、降水量和CO:浓度的变化通过间接或直接的途径来影响作物的水分利用率。大气CO浓度的提高不仅加强光合速率,提高产量,而且还随着作物长期处于高浓度的CO环境,气孔导度降低,蒸散量减少,从而提高冠层水分利用率,减缓干旱不利影响。这种效应对小麦等C,作物更为明显。
3展望
总体来看,国内对模型模拟法评价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研究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开展和应用,但存在很多不足。随着国内基础数据的完善和共享,将会进一步深入对模型参数本地化、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方面的研究。
(1)由于目前对作物生理生态过程的认识不够透彻,所构建的作物生长模型还不是完全的作物生长机理模型,仍然存在很多经验表达式,且大多数作物模型是在正常气候条件下构建的,对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和GCM所模拟的未来高温和高CO:浓度条件下能否做出相应的反应和模拟精度上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虽然诸多作物生长模型充分考虑了干旱胁迫、水分利用、养分吸收、辐射利用率和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但突发性的极端天气事件对模型模拟精度影响的研究尚很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实验室模拟或FACE(FreeAirCO2Enrichment)等田间观测实验,获取许多重要数据,实现模型参数的优化和本地化,为研究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系统的影响及其机理提供重要基础。
(2)目前开展的很多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都采用了一个大气环流模型和多种大气环流模型来建立未来气候情景或对未来增温(如l℃~4℃)、降水(0%,士l0%,士2O%,一40%等)和CO浓度倍增给出统一构想,来评价未来气候情景下的作物产量波动。但未来增温、降水和CO浓度变幅的统一构想法忽略了气候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多变性,难以满足于全国或全球范围的影响评价需求。由于缺乏对全球气候系统动力学过程的详细认识和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确定,目前大气环流模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尤其在区域降水量的模拟上存在显著差异,很难判断哪一种大气环流模型更能准确地模拟未来气候变化。此外,昔日的研究多采用1xCO和2xCO:的情景下,探讨CO:浓度作物产量的影响,但实际上C02等温室气体浓度的增长是连续的,从而导致研究结果也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