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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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基础，法治经济寓于市场经济之中。生产力水平的突飞猛进，导致经济迅速的市场化，经济活动空前繁荣和复杂。商品经济中，以等价交换为原则而进行的交易规模和频率也得以快速发展。法治经济根源于自由价格机制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为法治经济提供物质基础，生产资料的不断积累，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因而对市场经济有了更高的要求，即法治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说，法治经济是以法规法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其本质也是以市场为平台，以法律为引导手段的市场经济形式，这也正和近年来提出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一观点相吻合。

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产物。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理论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而就目前的社会现状来说，单纯的市场经济不符合经济发现的需要。从理论上看，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式的政府干预，主张通过自由价格机制来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高度自由和和平等，但这种自由和平等都是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本身其实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由于贪婪是人的天性，市场经济主体通常滥用谋取私利，从而导致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恶性事件，这就需要对市场施加道德和法律的压力，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法律服务等手段来对经济关系加以调整，从而在法理层面上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从现实状况来研究，市场的目的就是通过实现商品的价值来实现最大的经济价值，这就导致了市场经济主体有着什么显著的功利性，再加上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出现了“僵尸”肉、皮鞋做的果冻、毒大米、毒奶粉、兑了工业酒精的酒、含避孕药的牛奶、烂水果制成的果汁、毒淀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更警示相关组织不能对市场放任自流，必须加以约束和规范。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统一的。法治经济立足于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充分加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并对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加以弥补，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二、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对立统一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1）-0059-04

19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瓦格纳在对许多国家公共支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法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会不断地以更大的比例增大。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乘数效应”理论，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表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关系，合理量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使财政资金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文献综述

关于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有很多，Devarajan（1996）通过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Ram（198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杨瑞平（2014）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支出与GDP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汤瑞丰（2011）以云南省为例，利用1994-2010年财政支出和GDP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表现明显不同。因此，对于G省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如何，财政支出能否真正推动GDP的增长，能多大程度推动GDP增长，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61-2014年G省GDP和财政支出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61-2014年G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与GDP数据，以1961年为基期，对名义财政支出和名义GDP数据使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处理，得到实际财政支出和实际GDP数据。

财政支出与GDP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伪回归问题，即如果两列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的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对其进行回归，也可能得到较高的可决系数。Granger和Newbold曾经提出一个良好的经验规则：当可决系数大于Durbin-Watson统计量时，所估计的回归就可能有问题。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做回归分析前，需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一）平稳性检验

常用的检验平稳性方法是ADF检验，ADF检验通过对以下三个模型进行检验而完成的：

X■=δX■+■β■X■+ε■ （1）

X■=α+δX■+■β■X■+ε■ （2）

X■=α+β■t+δX■+■β■X■+ε■ （3）

在进行ADF检验时，首先估计出上述三个模型的适当形式，然后通过ADF临界值表检验原假设H0：δ=0。首先从模型3.3开始，然后模型3.2，最后检验模型3.1。只要其中有一个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就认为数据是平稳的。当三个模型检验结果都不能拒绝原假设时，则认为数据是非平稳的。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在做平稳性检验之前，对GDP和财政支出数据分别取对数，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为lnGDP和lnCZZC，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lnGDP非平稳，lnGDP一阶差分平稳，lnGDP是1阶单整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lnCZZC非平稳，lnCZZC一阶差分平稳，lnCZZC是1阶单整变量。

由于lnGDP和lnCZZC都是非平稳变量，不能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但两者都是1阶单整变量，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有必要对lnGDP和lnCZZC进行协整检验，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E-G两步检验法，另一种是Johansen检验法。前者是基于两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后者是多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本文分析的是lnGDP和lnCZZC两变量的协整关系，所以采用的是E-G两步检验法。

第一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方程3.4式

1nGDP■=α■+α■1nCZZC■+μ■ （4）

并计算非均衡误差，得到

1n■DP■=■■+■■1nCZZC■+μ■ （5）

e■=1nGDP■-1n■DP■ （6）

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平稳序列，则认为变量lnGDP和lnCZZC为（1，1）阶协整;否则，认为变量lnGDP和lnCZZC不存在协整关系。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项的平稳性检验采用模型3.1式时，残差项是平稳的，即lnGDP和lnCZZC协整检验通过，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lnGDP和lnCZZC进行协整回归，得如（3.7）协整方程：

1nGDP=2.94839+0.891841nCZZC （7）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验证了lnGDP和lnCZZC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两者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检验步骤为：

第一步，构建lnGDP关于其滞后项的回归模型：

1nGDP■=α■+■α■1nGDP■+ε■ （8）

FPE（m）=■■ （9）

其中，T为样本数，m为滞后期，ESS（m）为模型3.8的残差平方和，滞后期m通过最小化FPE（m）取得。

第二步，在模型基础上加入lnCZZC的滞后项：

1nGDP■=α■+■α■1nGDP■+■β■1nCZZC■ε■ （10）

FPE（m，k）=■■（3.10） （11）

其中，T为样本数，m为滞后期，ESS（m，k）为模型3.10的残差平方和，滞后期m通过最小化FPE（m）确定，滞后期k通过最小化FPE（m，k）获得。

第三步，构造原假设H0：β21=β22=∧ β2k=0，构建检验统计量：

F=■ （12）

当原假设为真时，F统计量服从F（m，T-（m+k+1））分布，给定显著性水平α，若F>F■（m，T-（m+k+1）），则拒绝原假设，认为β■中至少有一个显著不为零，lnCZZC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此步骤用于检验lnCZZC是否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同理，若要检验lnGDP是否是lnCZZC的格兰杰原因，只需在以上三步中调换lnGDP和lnCZZC的位置。

表在5%显著性水平下，同时拒绝lnCZZC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和lnGDP不是lnCZZC的格兰杰原因两个原假设，即lnCZZC和lnGDP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误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这些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而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是在短期波动过程中不断调整而实现的;通过误差修正机制，在一定期间的失衡可以在以后期间得到纠正，通过短期调整行为，达到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第二小节进行的协整检验表明，lnGDP和lnCZZ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以这种关系构成误差修正项。将误差修正项看作一个解释变量，连同其他反映短期波动的解释变量一起，建立短期模型

1nGDP■=0.4061nCZZC■-0.152（1nGDP■-2.948-0.8921nCZZC■） （13）

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得到的参数均显著，同时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模型结果表明lnGDP的变化不仅受当前lnCZZC变化的影响，还受到两者前一时期的非均衡程度的影响。滞后一期的非均衡误差ecm■的系数为-0.15，表明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误差以15%的比率对本年度的lnGDP做出反向修正。GDP关于财政支出的长期弹性为0.892，短期弹性为0.406。

三、结论

从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1961-2014年间G省财政支出和GDP数据非平稳，两者取对数后都是一阶单整变量，且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方程可知，G省GDP关于财政支出的长期弹性为0.892，从长期看，财政支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将增加0.892个百分点。汤瑞丰以云南省为例，计算出云南省GDP关于财政支出的长期弹性为0.803，这说明，G省的财政支出对GDP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云南省。

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GDP与财政支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财政支出是GDP的“Granger因”，财政支出的增长能够促进GDP的增长;同样，GDP也是财政支出的“Granger因”，GDP的变化会引起财政支出的变化，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从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可知，本年度的财政支出变动一个百分点，将使本年度的GDP同方向变动0.406个百分点，即GDP对财政支出的短期弹性为0.406，短期弹性明显小于长期弹性，其原因可能是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滞后效应，当期的财政支出效应并不能完全体现在GDP的增长上。上一年度的非均衡误差以15.2%的比率对本年度的GDP的增量做出修正，此修正机制能够保证GDP与财政支出的长期均衡关系的成立。

参考文献

[1]Devarajan， Shantayanan， Vinya Swaroo Pand Heng-fu 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es， 1996.

[2]Ram， Rati.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Framework and Some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at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1）：191-203.

[3]杨瑞平，敖小波.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2014，（10）：21-24.

[4]汤瑞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12）：57-63.

[5]宋军，张宗新.金融计量学：基于SAS的金融实证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on Theory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

QIAO Yong CAO Lidong SUN Jun XU Peng LI Guangzheng

（Wuwe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Wuwei Gansu 733000）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第3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经济的发展变化会带来很多方面的改变，其中，经济发展则是政治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亨廷顿作为研究政治发展理论的翘楚，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整合与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虽存在密切联系，但前者并非为导致后者的直接的单一原因，并提出“国家转型地带”这一概念，同时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力量庞大的中产阶级。

关键词 ：亨廷顿 政治发展 经济发展 民主化 转型地带 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标号：1000-8772（2014）28-0246-01

亨廷顿将19世纪之后再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民主化运动划定为三次不同时期的浪潮，着重探讨了于20世纪后期开始的民主化运动发展的成因、运动过程中所带有的特征、运动独特的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深入分析了在第三次的民主化浪潮中，经济变化以及其他外部力量的变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关于政治发展的探讨

综合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认知和理解，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二是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热情的增加。换言之即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两大目标。然而大多数人学者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1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将政治发展看做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发展，即为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化是威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迈进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渡阶段，而在这个过渡阶段之中一定充斥着一些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是一旦转型成功之后，国家即成为具有民主性的国家了。

二、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和政治发展，会推动相关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第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到重要工业化的话会带来不同之前、更为多变复杂和彼此依赖的经济体系，并且会产生许多新型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然而这种经济体系对于威权政府来说无异于一种噩耗，政府对其控制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社会的教育水平因为经济的发展得到提高。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商人、专业人士、商店老板、教师、公务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文秘和销售人员，构成了一个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社会阶层。”2亨廷顿提出，多数统治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社会环境中贫穷的多数对阵富裕的少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与民主相容，而“在一个土地占有相对公平但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比如19世纪初的美国或20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民主或许是有可能实现的。”3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最为积极主动的支持力量。例如，在巴西，1964年中产阶级为争辩提供了处于绝对性优势的支持。在韩国20世纪80年生的民主运动中，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构组成了瓦解全斗焕政权的主要力量，推进了韩国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的，在菲律宾、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国家，中产阶级纷纷在推进国家政治发展，进入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综合看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更为迅速的确立起民主的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增长可能确立速度也相对迟缓。但是，太过迅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会相应地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平等，也会因此刺激到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诉求，从来给社会带来新的压力和动荡。然后这都是经济快速增长在短期内所造成的，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会使得国内的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国内开始进入转型地带向民主化国家过渡，推动政治发展。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

[2]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东方编译所译丛）.

[3] 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A]，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 历史经验的再探讨》[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4] 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规模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20- 0030- 02

0 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都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支出，其规模的增大是否就能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便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和GDP总量均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从绝对规模来看，我国财政支出的绝对额走势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走势基本一致，即均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也从1978年的1 12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09 247亿元，其34年间增长了97倍；从增长速度来看，前期增长速度较慢，从1993年开始，我国财政支出增速大幅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GDP的总量也从1978年的3 64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2 115亿元。从相对规模及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其走势呈现一种U型的形态，即先降后升。从1978年的30.78%开始下降，直至1996年达到谷底即11.15%，之后开始稳步回升，虽然在2003-2004年出现了短暂的回调，但是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到2011年这一比重已达到23.1%。我国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先降后升的态势主要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符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征，因为在这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将更多的财权留给了企业，因此财政支出相对规模下降，但是2003年我国又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因此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开始上升。

1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78-2011年的数据来考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财政支出总量作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代表变量，用GDP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变量，对原序列进行取对数处理，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年鉴。

1.1 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我们此处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其要求变量具有平稳性，所以首先利用ADF检验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从检验结果来看，变量在水平值的状态下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两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变量I（1）。

1.2 协整检验

为考察两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需要对两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由于两变量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是平稳的，符合协整建模的条件。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本文主要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接下来便是进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了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但是拒绝了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假设，因此两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1.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现实中很多变量之间相关性显著但却没有实际意义，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看一个变量的变化是不是引起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

从实证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财政支出变动是引起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GDP的变动也是引起财政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财政支出引起GDP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出包含很多项，如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等等，这些支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对GDP有所贡献；而GDP变动是财政支出变动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

1.4 实证计量分析

结 论

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带来GDP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为促进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保证财政支出对于不同领域的投入都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4-100.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检查机关 公正高校 法治 

一、法治环境的评价体系 

据研究表明,整个城市法治环境水平的高低从总体上看,受立法、执法与司法、政府投入、公民权利保障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受到其他很多要素的影响,诸如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还有社会突发性事件、灾害等的影响。而它的评价体系具体包括法治观念、法律制度、司法和执法组织建设、依法行政、法律教育与研究、法律宣传、法律监督、公民权利保障等十几个方面,而每一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又由许多不同的部门从不同的角度设计指标进行描述和评价。①通俗地讲,比如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由公安机关刑事犯罪案件的立案率和破案率、治安案件的受案率和查处率,人民检察院的年批捕数和刑事公诉数,人民法院的判决数等来反映。可见,检察工作对于创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创造公正高效法治环境的必要性 

当前,番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现象增多、征地拆迁工作困难重重、劳资纠纷层出不穷等等,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相应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比较突出。创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将为广州“南拓”战略提供最有力的保障。首先,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有利于从制度上保障广州“南拓”战略的实施,使得番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法律的权威和法制的保障,使得各项决策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也有利于依法规范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形成统一领导、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其次,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是改善番禺投资环境,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保障。法律是市场交易的准则,是投资安全的保障,是政府行为的依据。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能够给投资者明确的利益预期,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是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信用保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治环境本身就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再次,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有利于政府有效实施广州“南拓”新形势下番禺发展的规划,发挥政府在调动资金、技术、人才和克服各种障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行政效率,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基层检察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检察机关作为创造公正高效法治环境的关键力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第一,如何处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密切,上层建筑直接反映和服务于经济基础。近年来番禺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生产总值和某些经济指标位居广州各区、县的前列。广州“南拓”战略和南沙经济大开发实施后,番禺的经济社会更是处于全面发展的攻坚阶段。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检察机关,更多地必须考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经济。

第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治安管理面临巨大的压力。番禺撤市设区,带动旧城镇进行重新的改造,大学城、快速干线、外资办厂等项目工程的建设也推动了征地拆迁工作,利益冲突加剧,致使隐藏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群体性集体上访事件和暴力冲突不断增多,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随着地铁三、四号线的开通和广州新火车站的建立,人流、物流量将不断增加,社会治安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年来番禺区的刑事案发率和案发总量已经表明我院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遭遇的严峻形势。 

第三,广州南拓后,项目工程和外来投资办企业不断增多,如何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已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建筑、水利、规划、医疗等领域,检察机关如何查处和预防,如何发挥反腐倡廉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四、基层检察院如何创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参照法治环境的评价体系,针对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检察机关应立足本职,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服务于经济大局。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为番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随着番禺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刑事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我院坚持从严治检的方针,相应加大了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重点打击严重的和新型的刑事犯罪,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二是加大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力度,坚决惩治腐败。我院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影响恶劣、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查办了一批水利系统窝案串案;同时立足于检察职能,进一步完善了预防网络,突出重点工程项目的预防、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系统预防、发案单位的个案预防,目前我院已与工商、税务、保险等部门建立了同步预防体系。“南拓”战略的实施,对于重点项目工程必要时检察院可提前介入,避免“项目上马、干部下马”事件的发生,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是强化诉讼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做到坚持经常性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在防止和纠正打击不力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中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诉讼权利等违法活动的监督;坚持维护司法公正与维护司法权威相结合,提高监督准确性。具体做到强化侦查监督,强化刑事审判监督和强化民事行政审判监督。 

四是建立法制宣传网络,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检察机关可向重点企业派驻检察联络员,经常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定期召开座谈会,了解和熟悉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及时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适时提出服务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对企业职工进行法制教育,增强企业职工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同时重点抓好番禺农村基层群众的法制宣传,与村民建立长期的联系,可在村民中选出法制联络员,定期派员深入农村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做到普法、学法在基层。特别是当前农村城市化改革不断推进,群众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可通过法制宣传专栏、简报、标语、义务咨询等方式,积极引导群众依法上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基层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